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
類型：史料叢刊
作者：
羅久芳 羅久蓉 編輯校註
出版年：
2009
《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將羅家倫生前已錄未錄史料文字，依「口述筆記」、「來往書信」、「日記補遺」三種形式排比編輯而成。本書以史料叢編形式出版，雖名為「補遺」，但考察羅氏平生樂學好友與鼓吹近代史研究的風範，確有相當的歷史淵源。《羅家倫先生文存》以前似乎由國民黨黨史單位檔出版 現在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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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封面圖片books.google.com.tw羅家倫, Zhongguo guo min dang. Dang shi shi liao bian zuan wei yuan hui, 中國國民黨.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 1972 - 摘要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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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響樂的震盪. 作者：, 羅家倫著. 版本：, 初版. 出版項：, 雲天出版, 民60[
交響樂的震盪 台北: 雲天 1971
送給 適之先生 (羅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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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
作者：羅久芳 出版日期： 2006.1封面：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親情回憶錄。所記述的羅家倫，是“五四”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曾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是為我國現代教育做出很大貢獻並產生極大影響的教育家。羅家倫的女兒以她歷史學家的豐富積累和真摯的感情寫出的這本父母親的回憶錄，以作者回顧為主線，附帶各個時期父親羅家倫和母親張維楨以及他們同時代人的回憶文字，生動詳實地全面地展示了羅家倫與夫人張維楨不平凡的一生。書中收進珍貴歷史照片和墨跡近百餘幅，不少是首次與讀者見面。精彩片斷：留下一代教育家奮鬥的足跡
——《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編後
在以往的歲月中，有許多終生追求真理從而贏得人們尊重、令人難以忘卻的人，羅家倫就是其中的一位。
2000年，我在編輯百花文藝版“古城舊踪叢書”之一《金陵舊事》一書時，才知道抗戰時期有這樣一位為保護中央大學、保護在日本軍轟炸下的學生，不顧個人和家庭安危，舍生忘死的大學校長羅家倫，因而渴望進一步了解他。當年我只能從網上了解到羅家倫後來在結束了印度大使工作後就到了台灣，此外再無其他途徑可以得知他的更多信息。去年我在梁實秋幼女梁文薔女士的幫助下，直接與羅家倫的長女、美國學者羅久芳女士取得了聯繫，羅女士陸續給我寄來許多歷史資料及其父輩的一些著述，使羅家倫在我腦海中的形象漸漸鮮活、清晰起來。
1918年，羅家倫作為北京大學學生，參與創辦《新潮》雜誌。這個刊名的確定，就是出自年僅20歲的羅家倫。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為發動“五四” 運動起草宣言、組織學生遊行、解救被當局逮捕的學生，並與上海進步學生聯繫，使“五四”運動在6月3日以後成為全國各階層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這些歷史又都留下了羅家倫的身影。爾後，羅家倫作為蔡元培先生推薦的優秀學生之一，留學美、德多年。在留學八年中，他節衣縮食，廢寢忘餐，購買許多歷史書籍，廣泛閱讀。他在寫給戀人的信中說道：“我聞'君子愛人以德'，很相信這句話，所以事事都以學問、事業等大處著想。成敗系另一問題，但力之所及，必盡其力而為之。”這是羅家倫25歲時的情書摘錄，顯示出一個未進入社會的青年已經立下了畢生做學問、成就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
1928年，31歲的羅家倫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使清華大學這座留美預備學校納入國立教育部的管理，成為中國人管理清華的第一任校長。他在兩年的時間里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聘任教授的問題上，羅家倫認為“一個大學要辦好，最重要是要教授得人，務必不可以把任何一個教授地位做人情，也決不以自己的好惡來定取捨”.他對不稱職而領高薪的美國教授，決不姑息遷就；對有矛盾但有學識的吳宓教授則寬宏大度。他還不辭辛苦地到處挖掘人才，將他們引進清華。在招生上他破格招收有真才、有發展潛力的學生來清華，錢鍾書被他特殊錄取，僅是其中一例。他合理運用和管理資金，從攬權的官吏手中奪回了清華的基金，為後來清華大規模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在圖書館的建設上，在他遞上辭呈南下後，還以民族發展的大局為重，為清華圖書館，及時以廉價從浙江老翰林一藏書家手中買到珍貴的圖書刻本、手抄本等近6000冊，極大地豐富了清華的圖書館藏，曹禺等一大批後來的名家都難以忘卻清華圖書館就是他們成長的沃土。
清華大學從改製到抗戰十年培養出一大批人才，這些人後來成為我們新中國建國初期的棟樑，羅家倫作為首任校長，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陳寅恪語）的校長為清華所做的歷史貢獻不可埋沒。到今天，清華大學長期為我國的大學之首，是長久以來發展的結果。也可以溯到羅家倫等幾十位前期校長的教育理念，是他們為清華的發展鋪墊了良好的根基。
1932年到1941年，羅家倫轉任中央大學繼續當校長，就是在他人生最旺盛的時期，為中大的發展奉獻出寶貴的年華。七七事變，將他的長遠規劃全部打破，但他以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傾其智慧和才華，為辦好大學，進行了多方面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他概括出的辦大學三種任務，直至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依然可以作為藉鑑。他論述的三種任務為：一、要為國家民族培養繼起人才。二、要為人類增加知識總量。三、要能把握住時代的精神和需要。此外他還提出了大學應該提倡和製定的“誠、樸、雄、偉”四字校訓和學校行政管理的具體原則，為中央大學的重建和發展，規劃描繪出方方面面的宏偉藍圖。他出版的《新人生觀》影響了幾代青年人為發奮學習振興中華而努力。他所闡述的進步思想，被有識之士認為，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仍然“有其閃光的社會價值”。
羅家倫的貢獻並不僅僅在於辦學，在抗日戰爭時期為民族解放所做的貢獻，也是他人生中燦爛的一筆，他為轉移學校付出極大的精力、為了鼓舞抗戰人民鬥志，他寫了許多廣為流傳的抗戰歌曲，極大地鼓舞人民抗戰的鬥志。作為一個學者和教育家的他後來還深入西北邊疆進行長期考察，而又曾擔任我國首任駐印度大使。後來到台灣直至病逝。他在台灣一度主持研究文字的簡化，認為是“適合現時代民族生存的需要”，為了堅持繁體字的改革給決策者提出建議，而受到來自多方持不同政見者的反對。
不必諱言，羅家倫到台灣和以後為國民黨主持史料研究和文化工作，直至去世。因此，多年來，尤其是受到“文革“的影響，對他的研究與介紹幾乎成了禁區。近年來，隨著國家的開放，對於蔡元培、胡適、梅貽琦等現代大學老校長的介紹已經逐漸增多，但對羅家倫的介紹則很少。在我們黨求真務實的今天，把上世紀為中國現代大學付出心血，並作出歷史貢獻的教育家介紹給後人，應該是我們應有的治學態度和一個出版工作者的責任。為此，在出版社領導的支持下，我積極同羅家倫女兒商討把父輩的事蹟寫出來介紹給當代中國讀者。羅女士以她歷史學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她多年對父輩研究的豐富積累，集中八個月的時間寫出了這本多角度回憶父母的傳記。全書以90餘幅照片墨跡和23萬文字，（其中收入羅家倫同時代人的部分回憶）生動地介紹了羅家倫參加“五四“運動、求學、治學、不尋常的八年婚戀、社交、親情、人格道德、個人奮鬥以及為民族解放貢獻力量等方面，使羅家倫及那個時代的人物影像和他們的非凡經歷再現給中國當代讀者，使今天的讀者了解昨天前輩們奮鬥的經歷和優良品德，以激勵教育當代青年努力學習，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事業中發奮圖強。還應該提到的是書中還介紹的羅夫人這個為爭取婦女解放、解救抗戰中流離失所的兒童的不平凡的時代女性，更是前所未有。這本書以親情的角度記述的羅家倫夫婦，就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建國以來大陸研究” 五四“以來一位重要人物的空白，對百花社此舉，“五四”時期最早從事白話文寫作嘗試的著名學人陳衡哲的女兒，海外華人任以都教授在給羅久芳女士的信中說道：“國內的學者和出版家現在如此熱心研究'五四'年代（一代）前輩的事蹟，他們的研究熱情和給予的重視十分有意義，也很可佩。”
我想，凡是對民族和社會發展做出過貢獻的人，決不會被歷史忘記。百花社決策者的膽略和氣魄不能不讓人敬佩，能為這些有貢獻的學者做“嫁衣”，的責任編輯，雖然付出一些煩勞，也就“不覺辛苦只覺甜”了。
責任編輯：高艷華精彩片斷：追念我的父親
父親羅家倫，號志希，浙江紹興人。生於民國前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７年。去世的那天，剛過了７２整歲。這六個甲子之間，中國經歷了空前的變遷與浩劫。在這不平凡的時代裡，產生了許多不平凡的人物，父親便是這些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身為他的女兒，我從小便為他愛國的情懷、淵博的學識、創新的精神和他待人處事的熱誠引以為榮。在２０世紀中國的歷史上，他是一位公眾人物；對我來說，他是我永懷在心的父親。
我是父親和母親結婚以後六年多，好不容易才生出的第一個孩子。父親為此作了一首詩：
春到江南挾大風，遠天凝靄紫微紅；
會知生命奇葩萼，吐自呻吟疾楚中。
這首詩顯示出他的心境多麼的喜悅，對我的期望又多麼的殷切，雖是他個人的感受，也寫出了天下許多父親共同的心聲。
父親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我們的家就住在南京城北玄武湖附近。公餘假日，父親常帶著我訪友郊遊，在家教我唱他為我編的兒歌，繼而教我背誦簡易的唐詩。我就在父母的鍾愛之下，無憂無慮地度過了黃金般璀璨的童年。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不久，南京便成為日本侵略者空襲的目標。炸彈的威脅，結束了我們這短暫安適的生活，從此父親幾乎把他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集中在維護中大的安全與完整和籌劃遷移內地的任務上。他把母親、我和還在襁褓中的妹妹久華送上了開往漢口的輪船，自己仍留在南京繼續指揮遷校的艱鉅工作。我們到了重慶不久，中大便在郊區沙坪壩的新校舍開課。我家先住在陪都市區，遭受敵機轟炸後先搬上歌樂山，以後再遷到小龍坎，距中大都有相當的路程。在戰時交通不便，汽油缺乏的情形下，父親為了公務而又必須時常往返於市區和沙坪壩之間，回家的機會自然大為減少。記得“五三”“五四”大轟炸的那段日子，從歌樂山防空洞口，遠遠地看見金黃色的燃燒彈在黑夜中緩緩下降，觸地濺起一片鮮紅的火花。我似懂非懂的心中，感到一種無名的新奇和恐怖。那時父親身在市區，不知母親如何在牽掛著他的安全！
校到重慶後，中大師生的生活、學業與進修，以及各種戰時的措施，都要父親親自去籌劃、督導。所遇到的困難與辛苦，只有當時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才能洞悉其詳。他自己雖曾寫過幾篇回憶性的文章，也只述及校方重要的事務，從未提起他經常住在校園山坡上碉堡裡的事。一次夜間他腰痛病發不能起床，沒有電話或其他辦法向外求醫。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他只能慢慢地從床邊滾到地上，再滾到門邊把門打開。等天亮校工進來，才得到了救護。抗戰時期父親的腰痛多次發作，想來與他的過度辛勞奔波有關。
１９４１年夏天，父親辭去中央大學校長職務，有一段時期經常在家。這時母親卻因國民參政會開會和其它公務，常在城內忙碌終日，夜間來不及回家，我和妹妹，就由父親來照料。記得早晨上學前，他為我梳辮子，費了好一番事才用毛線紮緊，但是我還沒有走到學校，辮子便已經開始鬆散了。他在家為人寫字時，叫我們為他磨墨牽紙，也教我們臨帖練字，更耳提面命的督促我們作業和讀書。記得在小學時參加演講比賽，常由父親指導我們編寫講詞，練習表情和手勢。偶爾僥倖得獎，大半應該歸功於他豐富演說經驗的傳授。
這時期我們的家雖然偏僻簡陋，但經常有父母的朋友、同事和學生來談天、請教或求助；父親開會、演講和寫文章的活動，也從未間斷。他寫信多半用毛筆，八行信箋常頂天立地寫得滿滿的，一口氣往往可以寫成許多封。長篇的文章則多半在夜深人靜時才動筆。我上學前常看見他書桌上燈油已快燃盡，煙灰缸裡堆滿了煙頭，便知道他又熬夜寫作，稿子早已由城內派來的人取走了。
抗戰後期，父親曾帶領兩個由專家組成的考察團，赴西南及西北各省考察當地的民政、教育、建設等工作，因而走遍了不少重要的邊疆地區。後來又奉命駐迪化（今烏魯木齊）擔任新疆監察使，離家的日子就更多了。旅途中父親無論在多麼偏僻的地方，總會設法交郵或託人帶信回家。給我和妹妹看的部分，他特別用楷書和簡易生動的文字，講些有趣的見聞經歷，使我們身在家中，也能跟他神遊一番。他每次回陪都述職、開會，或有便人可托，總不忘記給我們帶些西北土產，如甘肅的毛絨氈鞋，新疆的干果、黃油，使我們在物資缺乏的重慶，常能得到一點意想不到的補給。
父親在外，對我和妹妹的健康、學業無時不加關注。為了使他放心，並解除他客旅中的寂寞，我們每星期也必定給他寫一封信。母親先督促我們打草稿，再重抄一遍。父親收到信後，常把字句加以修改，附在回信中要我們注意，或將某些部分重寫幾遍。這種訓練，許多年下來令我們受益至深。他無論到何處，總有逛書店買書的習慣，因而常能順便為我們買到一些兒童讀物。記得那些戰前出版的書，白潔的紙張和鮮明的顏色，與戰時的印刷品成了強烈的對比。他把自己喜歡的《西遊記》《三國演義》等舊小說介紹給我們讀，每次總先講幾段書中精彩的故事，來引起我們的興趣。這些書中的情節，也成了我們和父親談話和通信的題目。
生活在重慶的童年時代，有兩件事最難忘懷。一次是妹妹患急性牙痛，父母親設法借了汽車帶她進城去找牙醫，我也跟著同去。回家半路上，空襲警報響了，可是沿路沒有可躲避的地方，於是父親決定請司機盡快開回小龍坎鄉間。車子剛停下，飛機已出現在頭上，機槍劈啪地往我們的方向掃射，父親急智地把大家推倒在田坎邊草中，直到槍聲遠離，我們才如同九死一生，爬起來向附近的防空洞奔去。
另一次父親帶我到重慶去割治扁桃腺。對一個久住鄉間的孩子來說，進城、開刀和住醫院都是值得興奮的事，然而我在期望中又不免感到恐懼。父親先帶我在城內吃了一頓好飯，又為我買了些喜愛的小東西，然後進入耳鼻喉科醫院。經診斷後，大夫擇定晚上開刀，這是為了避免空襲的干擾。他給我使用局部麻醉後，輕快地把左右兩塊時常發炎的扁桃腺割下。父親站在旁邊觀察，同時輕鬆地為我講解手術過程，旨在消除我的緊張，並使我感到那是一個有趣的經驗。回到病房睡下不多時，可怕的警報響了起來。父親立即扶著剛從麻醉中醒來的我，急急走進滴水淋漓、霉氣衝鼻的防空洞裡。當他發現空氣太壞，立刻帶我出洞到鄰簷下暫避，等警報解除，才回到病房。大夫第二天清早再來檢查，認為一切恢復正常，這時才告訴父親說，他曾擔心我從防空洞回來會發炎出血。幸虧我的抵抗力不差，總算平安無事。為了這事，父親作了一首絕句：
奏罷刀刲避敵機，洞污不是病兒宜；
抱持出傍鄰簷坐，生死關頭兩命依。
１９４５年８月中旬日本投降的那段時間，父親適從新疆回重慶述職。記得他趕著進城去參加中樞慶典，在精神堡壘前參加了群眾的狂歡。多年的憂憤得以一泄為快，連他心愛的手杖，也在高呼揮揚時失落了。在抗戰八年的艱苦歲月中，父親發揮了他最大的生命活力，為國家民族的生存竭盡心力：前半段時間，他全心全力把中央大學這所首都最高學府，完整地遷移到後方，繼續不斷地為國家培養人才。後半段時間，他曾作數万裡的長途跋涉，抱著歷史學家的眼光，為邊疆各地的國防建設，籌謀策劃。其間並經常參預中央各種重要會議和決策，對黨、政、軍、民、教育各界作過無數次演說。繁忙的公務已使他席不暇暖，又從不間斷地從事寫作。他著述的範圍較前更為廣泛，從國際和國內局勢的分析、教育動員的方針、人生哲學、青年問題、民族觀念、邊疆政策，到新舊體詩歌，以及那許多受命代擬的文告、宣言等文字。這等的效率和成果，無疑透支了父親過多的精力，但他卻是樂此不疲，也顯示他正處在生命的巔峰。
１９４６年還都以後，父母親把殘破的家園漸漸地重建，可是歷盡浩劫的南京，始終未能恢復戰前的光輝。 １９４７年春天，當局特任父親為我國首任駐印度大使，於是我們全家歡聚在一起的安定生活，又必須告一段落。我們對印度獨立運動一向同情和支持，所以父親對他的外交使命，抱了很大的期望，並處以最認真的態度。他花了很多心思去了解和研究印度的文化、歷史、政情，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等事項；同時對於印度的朝野名流，尤其是學術界的人士，更是費盡心力去結識聯絡。他初到新德里時，印度正式的獨立程序尚未完成。這個新獨立國家的首領們經常到中國大使館來傾訴，對若干問題都懇切地徵求父親的意見，尼赫魯和他的家屬，往往是臨時一個電話即來便飯，同時商談各種問題。父親以友邦政府代表人的立場，並本著我國傳統尊重道義的外交原則，對這些缺乏行政和外交經驗的人士，自始至終無不以誠意相待，熱心相助，期能鞏固中印兩國的邦交。
由於母親的公務以及我和妹妹的學業，我們於１９４８年秋季才前往印度和父親團聚。記得在新德里接連不斷的宴會中，父親是外交團使節官員和當地各界人士樂於攀談的對象；各種婚喪喜慶的請帖，更是應接不暇。使館中的大小宴會，從擬菜單、排席次到酒的選擇，都由父親仔細監督。對於各種繁雜外交任務的執行，不消說他更是煞費苦心。
記得父親在印度的外交工作中，最使他耿耿於懷的一件事，便是他為西藏問題的交涉。 １９４８年印度獨立後，尼赫魯為首的政府，企圖繼承大英帝國向喜馬拉雅山以北擴充勢力範圍的政策，利用１９１４年中英在西姆拉（Ｓｉｍｌａ）會議草擬的協定，作為中印交涉的根據。這個未經中國政府簽字的協定，否定了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在中印邊界所畫的“麥克馬洪線”，也是英國入侵中國西部的策略之一。但印度竟不願遵守１９４３年英國對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承諾。為此父親在１９４８年兩次照會印度總理，卻未得到回應。 １９４９年西藏內政受到外界操縱發生事變，父親又屢次與印度外交部交涉。
父親回到了台灣，母親帶了我和妹妹到澳洲唸書，從此開始了我們之間最長的一次離別。我們照舊每星期通一次信，父親對我和妹妹的學業和志趣，無時不在關心、開導，並經常寄些剪報和各種讀物給我們，使我們對祖國台灣的情形，不至生疏。他自己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也每篇都寄給我們謄抄研習，對我們中英兩種文字的訓練，尤為註意。在大學和研究院，我和妹妹選修的課程都偏重於文史，父親的啟示與指導，更是令我們受益終生。
１９５５年我從悉尼大學畢業，暑假中回到台北和父親團聚。已成年的女兒回到父親身邊，彼此間自有一番新的認識和了解。當時他主持編纂國民黨黨史工作，恢復了留學時代和返國初期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興趣。他提倡現代化的保管和處理史料方法，並且有系統地編印多種原始資料，為治史艱鉅的工作鋪路。最後十多年主持兩個編纂史料機構的職務，雖然常感到財力和人力方面的限制，但是處理任何事務，無不一本他嚴謹治學的態度和畢生對文化事業的熱忱。
記得那年在家，父親要我幫忙修改一篇英文稿子，是他為《國父畫傳》寫的一篇傳略，經別人翻譯後，準備採用在英文版裡。這篇譯文略顯平淡乏味，未能反映出原文的簡潔生動，不能令他滿意。我們父女逐段對照斟酌，必要時索性重寫，有些重要的字句，曾三翻四覆地商榷，直到最後合意為止。父親在求學時代翻譯過幾本政治思想論著，以及一些戲劇和詩歌，對於這項工作的“信”“達”“雅”三大信條一向非常注重，歷年來常見他寫信給報刊編輯，指出譯文中有欠正確或有失通順的地方。
父親多年從事教育工作誨人不倦，他的學生和同僚中知道較深較詳的一定很多。記得他在任何場合，不論是演講、談話、聚餐、婚禮，或者僅隨意聊天，對於後輩總是不計時間精力去開導、啟發。我童年參加過的婚禮，多半是由他為學生證婚。每次致詞，除了祝賀新人互敬互愛外，總不忘勸告他們應當先打下事業的基礎，再有計劃的生男育女。苦口婆心的表情，至今歷歷如在眼前。名記者王康先生在他紀念父親的專文裡，描述到他的一次採訪。由於當時王先生對於某項國際新聞的背景不甚熟悉，父親自動為他詳細解說，差一點使他錯過了發稿的時限。這哪裡是一件偶然的寫照？許多離校已久的學生，多年不斷地和父親保持親切的師生情誼，經常來向他請教，和他討論各種學術或公私問題。他愛才之心，無疑影響過許多後輩的事業和成就。
在印度的時候，父親看見大使館的館員們辦公應酬以外，少有進修的機會，因而每週召集“讀書會”，由大家輪流報告專題閱讀心得，講述內容提要，評論作者的方法和立場，並解答別人提出的問題。在父親辦公室舉行的“讀書會”，我曾旁聽過好幾次，記得一次是他自己講述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這種鼓勵進修的辦法，在駐外的使領館中大概為例不多。當時有些人或許覺得是一種苛刻的要求，因為父親以指導教師的地位，對選題、內容、分析等方面都一點不肯馬虎。但是因而得益的，也一定大有人在。
父親雖然一生從事教育、行政、外交及學術的工作，但是他豪放熱情的詩人氣質，從未消失過，對藝術、音樂的愛好，也從未間斷。他在大學和留學期間，對西洋文學興趣濃厚，在西詩的翻譯和中國新詩的寫作方面，曾作過一些嘗試。抗日初期他悲憤的胸懷和強烈的民族意識，更激起了他在新詩和歌詞方面的創作。後來他選印成的“疾風”，是一本代表他那個時代“心靈的記錄”的新詩集。
父親受我祖父的影響，從小打下舊詩的根基，創作量較新詩多。他愛在舊形式中創造新格調，來表達新的意識和感情。他敏銳的靈感，在凌鴻勛先生的長篇“悼念羅志希先生———並記西北同行一段回憶”裡有很生動的描述。在那次考察西北漫長顛簸的旅途中，父親的詩興，對同行的旅伴發生了很大的解悶和提神作用。文中有這樣一段：
西北走廊是沿一條綿長而枯寂的粗糙公路，越過烏鞘嶺便漸進入戈壁灘。且時值夏季，熱風吹來，亦甚悶人，每日走百餘至二百餘公里，相當苦累。而志希兄坐在我的左邊，一路談笑風生，偶然覺得他沉寂了一會兒，那知他已成了一首詩。 ”“他在車上作詩每由他口授，由我錄下，遞給後坐的幾位同人傳觀，於是大家的無聊時光，精神為之一振。
父親西北的行程中，這種即景、即興“口占一詩”而成的舊詩，共有約二百首，返重慶後印成《西北行吟》一冊。父親每次旅行，多少在這方面有所收穫。到台灣後，他把６０歲以前的詩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選定、加註、手抄，最後影印成一部《心影遊踪集》兩冊，分為《耕罷集》，《滇黔寄興集》，《蓼莪集》，《玉門出塞集》，《海色河聲集》，《轉綠回黃集》，《天竺紀遊集》和《海天俯仰集》等八集，留下了他“生命過程中之片影”。
在他啟程往西北以前，祖父在貴陽病危。父親從重慶趕往侍奉，因為交通不便，到達時祖父已不治壽終。父親在極端勞頓悲痛中，把他在途中作成的三十首詩，寫成一份放入祖父棺中。後來又印成《孤兒淚》一冊，分贈親友。這是他一生對祖父敬愛孝行的最後表達，以告慰祖父在天之靈。
１９５６年我結婚時，父親在一本精美的冊頁裡，寫了二十八首他自己的新舊詩，作為他對我和丈夫張桂生的祝福，第一首是他充滿了哲理的賀詞：
愛力彌無際，智源淪更深；
熱情鑄真理，長付有心人。
其它寫的全是和我們家庭及我個人有關的詩，包括我愛唱的《玉門出塞》，和我離台後他重聽我唱這首歌的錄音時有感所作的一首：
壯遊詩為憶兒成，躍馬天山不世情；（指登博達山寄女兒一絕）
重聽玉門出塞曲，音波淚跡鬥縱橫。
父親一生不知為別人寫過多少詩詞條幅，但是給我們的墨寶，除了家書外，就是這本珍貴的冊頁。每次翻閱時，心情就和當初第一次展讀時一樣的激動。
我對音樂的愛好，自幼便受父親的啟發。抗戰時期沒有學樂器的機會，但他作詞的歌曲，我每支都會唱。年歲稍長，也曾一度妄想在作曲方面下一點工夫。父親曾打趣對我說：“將來我寫歌詞你來譜曲，我們父女倆可以賣唱為生哩！”他自己雖未受過正式音樂訓練，卻對音樂和旋律具有天賦的理解和欣賞能力。他告訴我，他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正逢第一次大戰後德幣馬克貶值，他的經濟來源雖然有限，可是換成馬克後，卻比一般德國學生富裕些。他除了買書外，經常喜歡聽交響樂和歌劇，對華格納以及其他名家的作品都非常熟悉。多年以後他聽了交響樂和各種西洋樂器的演奏，仍不禁為之心蕩神馳。在台灣他寫的“交響樂的震盪”和“聽琴”等新詩，通常都是在節目單上起草，回家後半夜不眠即完成了全稿，一兩天以後便在報上發表了。
早在“九一八”發生以後，父親便公開提倡以高尚而大眾化的歌曲來振奮全國軍民的愛國情緒。他主張歌詞應作到易懂而上口，樂譜應富旋律而難忘。他一生所作的軍歌、校歌以及抗日和愛國歌詞，共有數十首，多由知名的作曲家製譜，並在各個時期普遍流行過。最富高度抒情性及愛國情懷的，是他最有名的“玉門出塞”，曾由李惟寧、唐學詠二位名家分別譜曲。相信千百年後中國人唱了這首歌，仍不免會與父親對大西北的熱愛有所共鳴。
父親自從印度歸國後，九年多未曾出過國門。但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３年這段期間，他卻五次應邀參加在西歐、美國、南美、韓國及東南亞等地召開的國際性會議，並沿途考察各種學術性的機構，作聯誼性的訪問。一向慣於長途旅行的父親，對遊歷新地區和舊地重遊，雖仍興趣濃厚，但是對行前的各種準備，開會時的宣讀論文、討論和應酬，沿途調換飛機旅館，以及出入國境填表登記等瑣碎事項，漸漸感到精力不足。 １９６０年秋天，父親曾在密西根和我們姊妹兩家歡聚了十天。離別時看見他提著過重的手提包，蹣跚地走向飛機，一路還依依不捨地回過頭來向我們揮手，我突然感到父親老了。
那段時間我和妹妹在密西根大學相繼選擇了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父親自然更能直接予以指導和幫助，並隨時為我們收集有用的資料。他給予我們的鼓勵和對我們的期望，使我們終生難以忘懷。可以告慰於他的是妹妹數十年來教學著述有成，而我多年整理他的遺稿，協助出版《羅家倫先生文存》的工作，終於完成。從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９９年間，前後在台灣出版了１４冊，分類為“論著”、“譯著”、“演講”、“函札”、“日記與回憶”、“藝文”、“詩歌”、 “記傳”、 “序跋”、“評論”、“雜著”、“英文著述”、“附錄”、“附編師友函扎”、“補編”，共約五百萬字。
１９６２年我們夫妻得到一個難得的機會，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台北，在父母親的隔壁租房住了一年多，享盡了寶貴的天倫樂趣。這時期我發覺父親的確衰老了許多，而公務的負擔卻似乎有增無減，對各種開會、審查、評議等責職，漸漸力不從心。白天他雖鼓起精神去應付，晚上回家則常顯出身心疲憊，情緒低沉。終日做不完的事，還不完的文債，更影響到他爽朗的性情和生活的樂趣。我們家人都為這種現象感到困惑，但是總以為如果他能有機會徹底休息一段時間，精神和心情一定會恢復的。誰也沒有想到，這些就是後來才診斷出老年性衰退症的初期徵兆。
父親七十壽辰的前後，許多親朋好友、同事和學生為他和母親舉行各種慶祝，使他心情較為快慰。他照片上顯得胖些，氣色也好得多。我們都希望這是一個新的開端。可是他給我們的信漸漸少了，內容漸漸簡短，字跡更常經塗改。母親看見他記憶力減退和情緒惡化，憂心如焚。 １９６７年春天在台大醫院體檢的結果，證明是由血管硬化而引起的腦功能衰退，沒有藥物能夠治療。這種在西方很常見的老年症狀，當時在中國卻還不常出現。當主治醫師們圍繞他床前，勸他盡量減少工作，多多休息調養時，畢生最相信科學的父親，已沒法接受他們的忠告，反而強調了他對事業的責任感，和他鞠躬盡瘁的決心。
第二年暑假我帶著孩子們回到台北時，看見父親慈愛一如往常，但是健忘和錯覺已使他不能再繼續工作了。我陪他到榮民總醫院再做檢查，親眼見到腦電波圖上波紋時時中斷；腦科主任和父親談話時，他竟答不出當天是什麼日子。對於一個曾經智力過人，記憶力特強的人，這種病真是最殘酷的折磨。所幸他除了莫名的急躁和懊喪外，已不能理解自身的處境。母親和我徵得了親友們的同意後，決定代父親辭去了編纂史料的兩個職務。當我把他的圖章蓋在辭呈上時，想到父親一向替我們做主，現在竟輪到我代他結束了他一生的事業，萬端的感觸，不禁湧上心頭！
辭職以後，父親仍念念不忘上班、開會等各種習慣。為了安定他的心情，母親必須為他安排新的生活方式，時刻照料他的起居和調養。身心的辛勞憂苦，反映在她消瘦和憔悴的面容上。幸虧她有堅強的毅力，深厚的修養，不渝的愛心，並得到許多親友舊好的關懷和支持，才能度過這段艱苦的時日。 １９６９年６月，在妹妹返家後第二天，父親突然因肺炎進入昏迷狀態。住院急救後雖暫時脫離危險，但因身體衰弱，肺部一直未能完全恢復。我帶著孩子們趕回台北，走進病房時，他的喉頭裝著鋼管，很困難地才說出“你回來啦”，並顯出了無限的欣慰。我看見他病體的消瘦無力，百感交集，竟說不出話來。
父親在醫院住了整整半年，但最新的特效藥，未能根治他的肺炎，許多人盡心竭力地照護，也未能使他的體能有顯著的恢復。只有記憶力的繼續減退，卻為他的情緒帶來了較多的平靜。那個時期我和孩子們留在台北協助照料父親，寒假中桂生專程返台，全家團聚一起計劃為父親祝壽。父親在病房見他，愉快的表情和從容的反應，使我們意外的高興，希望不久可以接他回家調養。不料他生日那天上午，我們帶了蛋糕和壽麵到醫院向他祝賀時，他又開始發燒咳嗽起來。當天下午病情忽然惡化，再度昏迷，夜間又重行手術切開喉管。奈何最新的醫術藥物，已無力戰勝可怕的病魔。父親終於在１２月２５日，—個風和日暖的下午，放棄了他最後的掙扎，離開了他熱愛的家人、親友和這個世界。我撫著他柔軟尚溫的手，生離死別，像是夢幻，卻又是無情的逼真！
父親安葬在台北近郊山旁的陽明山第一公墓。四周叢林環繞，放眼遠望觀音山和淡水河，雲邊深處，便是隔海的大陸故鄉。（２００５年８月修改）
父親母親的戀愛
２０世紀的初年，西方文化的衝擊在中國掀起了狂風巨浪。強權的壓迫、思想的混亂、政治的激變，令知識界的男女老少陷入了無可適從的境地。這個時候產生的新文化運動，便是對傳統社會的全面挑戰。對於那時的青年來說，愛情和婚姻的問題，成了他們最為切身的關注。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引起的解約、逃婚、重婚等悲劇屢有所聞，成功的戀愛和婚姻卻如鳳毛麟角。我的父親母親，１９１９年底於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集會中結識。不久父親先出國留學，回國時母親已獲得美國大學獎學金即將啟程出國，其間經過六年多的越洋通信，短短相聚而定情。一年後母親完成了碩士學位，在雙方將近三十歲時才結成了夫妻。
他們的故事，日後在中國大學生中產生了一些傳說，數十年來曾出現過不同的版本。記得我從小學起便聽到過，並曾驚異地向母親問起，她總輕描淡寫地回答說： “哪裡有這些事？都是那些大學男生追求女生太辛苦，才編出來互相鼓勵的。”關於母親是某大學“校花”的事，她說最初認識父親時還沒有進大學，而且那時中國極少數大學招收女生，她後來進的大學里女生也寥寥無幾，根本沒聽說過選校花之類的事。至於父親“環繞地球一周才如願以償”的說法，則還可以扯得上。因為他先去美國留學，再往歐洲研究，回國時從法國馬賽上船，經地中海、蘇伊士運河、印度洋返國，剛好環繞了北半球。另有一說母親要求他當上大學校長才嫁，是為“條件”之一，也有其來由。因為他們結婚不到一年，父親便出任了清華大學校長。
進入２１世紀，我偶然發現網上竟然還載有這類的傳說，其中一篇的題目開頭是，“羅家倫百封情書追到校花”。這句話的前一半離事實倒是不遠，因為現存父親在六年多中從海外寫給母親的書信有６１件（１５件寄自美國，４６件寄自歐洲），另外有寫上一兩句話的風景片和藝術明信片，共約４０張，還不算途中可能失落的少許，和回到上海後的一信，加起來足夠有一百封。當年沒有國際航空郵遞，一封信總要走上兩三星期，平均起來每月不到１．５封，一次往返至少一個月。在現今越洋電話和電子郵件價廉而捷便的時代，這個紀錄並不算什麼；但這種“長途式”的通信交友與追求，維持了這樣長的時日，竟然達到圓滿的結局，大概算是比較稀有的事。
父親在１９１９年三月的《新潮》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叫“是愛情還是痛苦”的故事，其中引用了嚴復翻譯的《群己權界論》裡的一句話：“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有高識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這應該就是他和當時多數青年們共同的理想。 １９２０年初他從上海回到北京後，寄了兩張風景明信片，和兩張小型風景照片給母親，她也回贈了一張個人小照，可稱是個好的開端。同年八月父親再度南下，經上海赴美留學，匆忙中卻失去了與母親會面話別的機會，船未離港立即給她寫了一張明信片投郵。 １９２１年春父親在普林斯頓大學才半年，便在信中鼓勵母親多讀外國書，並告訴她清華招考女生赴美的消息，勸她積極準備。此後他常在信中談到求學的方法和計劃，也開始寄書送給她。但母親剛進入湖郡女學，英文程度正待提高，準備兩年後投考大學，留學和考清華獎學金自然還不在考慮之列。然而父親對她的處境可能不甚了解，又擔心長期分別會夜長夢多。 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９日的信中，他提出次年學業告一段落時，想回國兩三月，可以和她見面，不然二人另設法在歐洲相見；並且問起她家庭對她出國和資助的問題。又因母親把他的信給同學看的事，傳到他耳中，為此表示不滿。足見此時一切還嫌太早，這些問題大概都沒有得到正面的回答。
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４年間雙方處境都有所改變，１９２２年母親考進了滬江大學，１９２３年父親去了德國，各人忙著自己的學業和生活。 １９２４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８月３０日父親藉機給母親寫了一封問候信，這才恢復了冷卻已久的通信關係。從那年年底起，父親差不多每月一封信，談閱讀、求學的心得外，還鼓勵母親翻譯書，也托她買書和筆墨。這時彼此在性格與志趣方面的了解漸漸加深，父親的情感也在字裡行間自然地流露出來。他在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０日的信中坦然地說：“中國人的感情，天性，都被拘束，ｒｅｓｅｒｖｅ殺盡了。社會間與個人間的不了解，也都是從此而起的。我們如果要另生一種新社會的空氣，總當各按本性的純粹要盡力發揮才是。你以為然否？”那封信內附了一副頸珠（珠子項鍊），是他參觀英帝國展覽會時為母親選購的。這是他除了書籍外，第一次送母親穿戴用的飾物，並說“我選的一種顏色，自己以為還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紅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棄，作我遊展覽會紀念，並作我想起你的紀念。”分別了五年，他這份千里外的心意，一定使母親感動，１９２６年新年，她寄了蜜棗和松子糖回贈。
這個時期，父親的經濟來源已經中斷，１９２５年５月通過蔡元培校長向張元濟先生借得巨款，計劃在法國再維持一年。但他雖熱衷看書、買書、收集史料，卻不得不作回國的打算，而國內政情仍然混亂，內心的矛盾，可從他年底信中的牢騷看出：“一想起回國，就是頭痛。如非經濟能力有限，則終生流竄在海外，亦所不惜。”此時母親已即將畢業，也正為自己的前途考量。 １９２６年１月至４月之間，父親寄了好幾次書，寫了１６封信給她，３月１９日信裡對她的稱呼，從“薇貞吾友”換成了“薇貞”，但是言辭中顯出，雙方對共同的未來都還沒有把握，又不能當面坦誠討論，所以不時會產生些小誤會。
１９２６年４月，父親不得已作出了回國的決定，但必須再向張元濟先生借貸一筆運書的費用及川資，才能成行。就在此時，母親申請到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獎學金，計劃秋季進入研究院。時間如此迫切，雙方必然意會到如果再一次陰錯陽差，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５月底父親突然接到母親匯去的五百法郎，可見她已能體諒他的困難、支持他的計劃、願意與他共處患難了。 ６月１８日父親在馬賽登船，７月２３日到達上海。他們結束了六年多的離別，但僅有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相處。沒有談心的地方，他們有時在“法國公園”的一隅見面，兩三週以後，似乎已經互許了終身。第二年母親獲得學位回國，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他們終於在上海舉行了新式婚禮，結成了夫妻。從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第一次見面算起，這個整整八年的過程，無論古今中外，都可以算是一項紀錄吧。（２００５年８月）
父親在清華大學
１９２８年９月，先父羅家倫到達清華大學就任校長。 １９３０年５月，他在提出辭呈後未待批示便離開了北平。這段時間雖不到兩年，卻是清華轉型、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階段，也是他畢生從事教育工作中獨特的經歷。 １９３０年以後，他未曾再回北方任職；而又過了四年，我才在南京出生。因此對我來說，當年故都北平和清華園的風情氣象，僅是從父母和他們的友朋間言談中獲得的憧憬———遙遠、古老，而優美。
半個世紀以後，我為了協助籌備《羅家倫先生文存》的出版工作，徹底整理家中的遺物，才看到許多褪色的照片、剪報、書信和日記，以及各種報告、計劃、演講稿和裝訂成本的校刊。近年來又讀到各地出版的傳記、回憶錄和專著，使我逐漸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阻礙，接近到那個永遠不會重現的時代，也滋生了深切的嚮往和感觸。
父親受命北上時，遊學回國才兩年。在此之前他與清華沒有任何淵源，任命發表前也毫不知情。提名的人是大學院（後改稱教育部）院長蔡元培———知悉他最深的老校長；交付他的任務是加速推行清華的改制，在一個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設立的留美預備學校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國立大學。剛過而立之年的父親，在接受這個充滿挑戰性的任命時，心情的複雜和沈重是可以想見的。
９月１８日宣誓就職的典禮中，他正式宣布國立清華大學成立，並發表了由“校務改進委員會”決議的改制方案，包括停止舊制畢業生全部派遣留美，調整院系，加強教授陣容，設立研究所，充實圖書等設備，節制行政開支，整頓基金。目的是要“在這優美的'水木清華'環境裡面，樹立一個學術獨立的基礎。”
新學年１０月１２日開學時，校園中除了新校長外，新生中首次出現了十五名女生；原有的五十五名教授中，三十七位（包括外籍人士在內）遭到解聘，卻進來了二十多位新的教授；有些系和課程被取消，中國課門增多；本國和外籍教職員之間待遇及居住條件的差別得到改正；權力大過於教授的職員地位和人數也重新調整。父親在開學典禮中介紹了各系系主任，新教授，以及其他具體改革計劃，希望“自此以後，學校有一新生命……以清華大學來轉移全國學風，以盡引導全國青年的使命。”這個已有十七年曆史的名校，突然面臨這一系列的變更，按理會出現相當強烈的反應。但清華師生卻安然跨入了新的紀元，足見這些措施是合乎時代要求的。
父親的任務是必須要靠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協力去推行的。他本人在歐美六年，不僅研究教育哲學，觀察各國高等教育制度，也和其他院系的留學生廣泛接觸，談論共同的志趣和抱負。因之他首先邀請到在清華擔任教務長的楊振聲，秘書長（後任文學院長）馮友蘭，教授吳之椿、周炳琳等人，都是他在北大與留美時期的同學。許多由他續聘的本科和國學研究院教授短期邀請來校的外籍客座教授，以及來自燕京、南開、東南等大學的新教授名單，在近代學術文化名人錄中，至今閃閃耀目。其中也不乏２０世紀世界級的泰斗。
父親為清華求才的苦心，從毛子水根據何基鴻（清華法學教授）轉述的一個小故事中可見一斑：“志希從北平到南開去請蔣廷黻先生。蔣先生本不願離開南開的。但蔣先生若不答應去清華，志希便坐著不走，熬了一夜，蔣先生終於答應了。”後來父親在歷史系代了一學期課，以待蔣氏來校就任系主任。 （詳見本書毛子水文“博通中西廣羅人才的校長”）
父親本人並不屬於任何學派，對學位、分數之類的形式也不拘泥。崑曲大師“紅豆館主”愛新覺羅·溥侗應聘為國樂導師，錢鍾書“破格”被錄取入學，都顯出這種新的作風。多年後他口述回憶往事時說，他當年聘請教授的原則之一是：“不把任何一個教授地位做人情，也決不以我自己的好惡來定去取。”文中舉例說：“當時有件有趣的事，就是外文系的吳宓教授，因為在“五四”新舊文學之爭的時候，他攻擊新文學運動甚力，並且同我打過小小的筆墨官司，現在我來做校長了，他怕我對他有所不利，托趙元任先生來向我打聽消息。我大笑道：'哪有此事，我們當年爭的是文言和白話，現在他教的是英國文學，這風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國古典文學，我亦可請他教，我決不是這樣偏狹的人。'以後，我不但繼續請他，並且對於他的待遇大事增加，並且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關於延聘新教授他還說：“我所著眼的，是比較年輕的一輩學者，在學術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礎，有真正從事學術的興趣，而願意繼續做研究工作的人。”因此這時期清華的新人，年齡都不過三十上下，確是一個年富力強，有理想，有衝勁的班底。他們支持新校長向董事會提出的建議報告書，特別是有關調整薪俸和動用清華基金來添建生物館、學生宿舍，擴充圖書館，以及設立研究所的要求。不料１９２８年底父親到南京出席改組後的第一次董事會議時，遭到了意外的挫折。第二年４月再開會時，父親和教授會代表馮友蘭聯袂出席，一致堅持立場，像“不畏虎的初生牛犢”，對抗由外交部高級官員把持的董事會，力爭新編預算，並在校中發動廢除董事會的輿論。父親則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在四五月間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辭呈，表示不撓的決心。當局終於在６月２９日下令取消基金會，改由教育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管轄，並採納了父親所擬計劃大綱中的主要部分，從此奠定了３０年代清華大學突飛猛進的基礎。
５月１２日父親在南京的奮鬥告一段落後，寫給在北平的母親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清華事總算圓滿解決，此系公理勝利。我去固光榮，我回亦不失面子… …但外交部董事會卻是恨死我了。將來有機會自亦拼命。但是世上的事，總是鬥爭的，不過我與彼有公私之別耳。”又說：“為個人精神安慰計，我視回校為畏途。但為始終貫徹政策計，我亦可犧牲個人安逸。”由此可以看出他一旦負起自認為有意義的任務，必定全力以赴，不計個人成敗。然而他的個性與才能，更比較適宜從事學術研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領導工作。教育行政涉及復雜的人際關係和政治紛爭，對他無疑是苦惱的。所以他從未放棄研究近代史的初衷，１９３０年離開清華後，便接受了武漢大學歷史系的聘書。
新制的清華大學，不僅提供了優良的求學和研究環境，也增加了與北方其他學府和研究機構的合作與交流。最初校內流傳“北大兼併清華”的謠言，不久便已消失。其實父親羅致人才的努力，從未顯示門戶之見。他剛到任即聘請地質調查所的翁文灝來校設立地理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遷以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陳寅恪和李濟都先後離職參加了這個研究機構。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６日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致馮友蘭、楊振聲和父親的信，為的便是開展雙方合作的構想。信中說：
現在寅恪、元任兩兄，及李濟之，我們的研究所均不免與之發生關係。這不是我們要與清華鬥富，也不是要與清華決賽，雖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清華的台，有諸公在，義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狽為善（狼狽分工合作本善），各得其所！
一、清華到底是個學校，此則是一純粹研究機關。
二、清華到底在一處（北平），此則無所不在。
三、清華各種關係太多，此則究竟是個小小自己的園地。
所以在清華不便派人長期在外時，可由我們任之。我們有應請而請不起，而清華也要請的人時，則由清華請之。有可合作的事時，則合辦之。諸如此類，研究的結果是公物，我們決不與任何機關爭名。
這種為學術而不計名利的心胸和理想，無論曾否實現，在任何時代都是可貴可敬的。
至於陳寅恪離開清華的理由，可以從他給傅斯年和父親的一封信（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１日）中察覺。他說：“弟居清華兩年之經驗，則教書與著書，兩者殊難並行。此間功課鐘點雖少，然須與學生談話及閱改文卷等，仍無十分餘暇及精神看書及作文。至於所授之課，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則重說一番，如演放留聲機器，甚覺無興趣。如新發現之材料，則多闕疑之處，對人高談闊論，亦於心不安。且須片斷預備功夫，無專治一事一氣呵成之樂。況近日之為教授者，復多會議等雜務，尤為費時耗力，此種苦處，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詳陳也。”這些老友們學術興趣雖不盡相同，互相體諒關切的情誼，卻是非常感人的。
父親在清華時期僅留下了１９３０年初兩個多月的日記。那時學校預算和基金等問題都已解決，興建的工程正在繪圖招標，一切逐漸步上正軌。他幾乎每天都與校內外的教授學人會晤，商談業務，交換意見，切磋學問。每星期六上午他進城到北京大學教一堂近代史課目，下午去看外交檔案，進行自己的研究課題。週末也常去故宮博物院看文物，去琉璃廠看畫買書，或作訪友郊遊等活動。他和母親新婚才兩年，生活顯得豐富愉快。可惜５月初中原大戰爆發，導致清華同學會（離校畢業生組織）再度掀起風潮，擁護閻錫山派選的人出任校長。父親以學風不正為由堅請辭職，表示並無戀棧之意，遂於６月初告別了北平。
從日記中還看到校方經常邀請外界專家向學生演講。兩個月中便有裴文中、楊鍾健講發現“北京人”的經過及科學上的意義；陳蘭蓀講中國幣制金本位的問題；李濟、董作賓講安陽發掘及考據所得之成績……反映出校園中活躍的學術氣氛。父親對畢業後進入社會的學生自然抱著殷切的期望，在１９２９年７月６日的畢業典禮中對他們說：“中國以往的教育方針是藉貸式的，惟一的目的，就在轉販外國已成的學術……但是從民族的觀點來看，一個民族要求獨立、自由、平等，必須在文化方面、學術方面，先求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方可。”“……我希望諸位養成一種知識化的人格，將自己所學所研究的知識，融化到自己的人格里去，使自己的人格，受一番科學的洗禮，因此養成一種領導時代的健全的人格。”
另外，父親對這年最後一屆畢業留美學生贈予一番臨別勉勵，勸告他們：
一、學問事業均須竭畢身之力以赴之，萬不可惑於西方浮薄的成功論。
二、在國外時間不多，應當多讀書，少活動。
三、學位只能以“緣木求魚”的方式得之，不能以“揠苗助長”的方式得之。
四、欲求中國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獨立平等，當求中國學術在世界學術界的獨立平等。
五、治學當重工具的學問，勿以他人之成績自炫，當獨立求自己的成績。
六、對於本國的文化應有自尊心，但萬不可炫於東方文化之說，造成自欺的心理。
從這些話裡看到父親辦教育的理想和原則，即使在２１世紀終結之時，仍然無懈可擊並且值得青年學子深思。
１９３０年父親南下後，清華校務由校務會主席馮友蘭主持，但仍不斷受到同學會的攻擊，７月８日馮氏寫信給父親告知校中近況，並稱“弟現加入漩渦，為我輩支此危局，俾兄對清華之一切計劃可照常進行。望兄時加指示，幸甚。”同仁之間的共識和互信，洋溢言中。
父親在大刀闊斧改革舊制清華時，難免損害到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對於他的成績，自然褒貶不一。當年兩位與他很熟悉的學者，曾留下他們的評價，值得後人回味。 １９３０年陳寅恪在父親離校後曾對毛子水說：“志希在清華，把清華正式地成為一座國立大學，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論這點，像志希這樣的校長，在清華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清華屬於外交部時，歷任校長都是由外交部所指派的。這些人普通辦事能力雖然有很好的，但對中國的學問大都是外行，甚至連國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說對整個中國學問的認識了。像羅志希這樣對中外學術都知道途徑的人，在清華的校長中，實在沒有過！以後恐怕也不會有了。”
１９４８年馮友蘭在《清華的回顧與前瞻》文中有這樣的評論：“清華大學之成立，是中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映。在對日全面戰爭開始以前，清華的進度真是一日千里，對於融合中西新舊一方面也特別成功。這就成了清華的學術傳統。”“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變化如何，我們要繼續著這個學術傳統，向前邁進。對於中國前途有了解底人，不管他的政治見解如何，對於這個傳統都應該重視愛護底。”馮氏與父親共襄校務以後，繼續在清華任教多年，他的結語應該是很有根據的。
研究清華校史多年的蘇雲峰教授曾經指出：“現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的功臣，而不知道羅家倫的奮鬥成果與經驗，實為梅氏的成就，鋪下了一條康莊大道。”在１９９６年台北紀念父親百年誕辰的座談會中蘇氏還說：“從羅氏在清華的作為看，我們發現他不僅是一位理想色彩濃厚的人，也是一位有協調和實踐能力的人……我覺得他所留下的學者風範，富理想、說真話、敢批評、能改革、肯負責又不戀棧的光明磊落精神，是值得後人效法的。”
多年前為編印《文存》整理父親文稿時，我看到一句話最能代表他治史的心得與信念，他說：“凡是一件歷史的事蹟，時代隔得愈遠，其意義和影響，愈看得清楚。”相信研究和珍惜史實的人，都會與他有同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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