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回顧焚書紀念日
1993年5月10日，納粹德國政府焚燒了許多異見作家的書籍，
這樣的一幕發生在1933年5月10日的德國各地。
1933年1月，納粹政權上台後，希特勒獲得了獨裁的權力。
克斯特納親眼目睹自己的作品消失在火海
柏林歌劇院廣場上的焚書是一系列相關活動的重點，
1933年5月10，著有《埃米爾和偵探們》（Emil
und die Detektive）
國際媒體一片嘩然
大約在午夜前後，當時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作為主要演講者來到現場，
但不僅僅是出於這個原因，
1933年，德國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
那些沒有到外國去的作家，大多被禁止出書，比如說克斯特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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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前汪丁丁就有名......
《自由的界限》序言被撕，顯露自由的界限
《紐約時報》北京分社 2013年05月16日
本來這只是一本小眾的學術翻譯書藉，並不為太多人所關注，但因為出版社的一個「明目張胆」的手撕書行為，反而成為大眾的一個談資和話柄，也再次突顯出目前輿論環境的逼仄。
這本書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所著《自由的界限》(The Limits of
Liberty)一書的中譯本，由浙江大學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數月來相安無事，但最近，購買此書的部分讀者發現由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汪丁丁為其所作
的五千餘字序言《探尋轉型期中國社會的政治哲學》竟不翼而飛，而且是被人工撕去，餘下的邊角如被啃嚙一般。
得知此事後，汪丁丁立即在5月9日於其搜狐、網易博客中同時貼出了序言全文。
好奇的讀者馬上從中找到了「敏感」段落，即結尾處對中國政治格局的設想和建議。汪丁丁寫道：「就中國目前政治格局，我們不難推測，與多黨代議制相比，更可
能形成的是執政黨內各派魁首之間達成政治妥協的過程」，但「這一過程的合理性，要求執政黨的最高權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領導人而不是如現在這樣的兩位或一位領
導人手中」。並稱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執政黨內應形成一個多數派和兩個享有合法權利的反對派」。序言此前的部分是對布坎南理論的梳理及篇章概要導
讀。
此事經《南方都市報》記者報道，在新浪微博等社會媒體上引發熱議，被網友調侃成「手撕汪丁丁」事件；而那篇被撕去的序言，反而被本書的讀者以及更多本不甚關注此類學術著作的普通網友，以各種方式在網上廣泛地傳播、分享，並引發了公眾對撕書行為的聲討。
有意思的是，這些在網絡上傳播的文本，並未出現任何被封殺或刪帖的現象。
5月14日，汪丁丁發表博文澄清「手撕」事件始末，稱，根據他了解到的情況，「此事與中央政府完全無關，純系浙江或浙大某腦殘官僚的愚蠢行為」，直言抨擊中國出版業內十分普遍的「自我審查」現象。而截至發稿時，浙大出版社仍未對此作出官方回應，只是涉事的責任編輯向汪丁丁寫信道了歉。
這一事件，是今年以來出版言論領域發生的諸多「審查」事件中的最新一例。包括最近作家慕容雪村等一批微博大V被銷號在內，這些事例一再顯示出，當下的輿論環境非但沒有放鬆，反而趨緊。
《自由的界限》中譯本的出版方——北京啟真館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啟真館」），是浙江大學出版社投資控股、於2008年成立的出版策劃與諮詢公司，主要從事學術、人文類圖書的選題策劃，出版過「啟蒙運動經典譯叢」 、「奧地利學派譯叢」等多套經典學術叢書。
據《紐約時報》北京分社從知情人處了解，這次因序言被撕引起軒然大波的《自由的界限》一書，可能只印了3000到4000冊，是啟真館繼《成本與選擇》之後，推出的第二本布坎南著作 。在此前的出版業務里，啟真館從未遇到過類似的審查問題。
不過，根據不同微博網友發佈的消息，並非所有已上架貨品都遭到「手撕」待遇。至少有北京大學圖書館、杭州的楓林晚書店和北京的萬聖書園，都曾進得全本。
基於市面上不同「版本」同時存在的狀況，可以推斷，此書是在鋪貨之後被重新回收撕頁，或在第一批貨發出後，又將庫存圖書序言撕掉的。
汪丁丁在博文中批評出版方及編輯「完全忘記了新聞出版的社
會責任」、「或許早已喪失了道德勇氣」。他甚至難掩自己對杭州這個「不可能有一流的新聞出版，很難培養具有宏大政治視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識」的「小地方」的
失望之情。事發當天，他即宣布與浙大社決裂，並將自己主持的、創刊已有八年的學術期刊《新政治經濟學評論》從浙大社收回，轉交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出版。
「可悲的是，小地方的文宣部門還自以為政治嗅覺敏銳，所以才犯了這次的荒唐錯誤 ，」汪丁丁寫道。
隨後，南都傳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長平發文表示，將此事歸咎於杭州是個「小地方」，這樣的說法值得商榷。其後他又補充，在以北京為首的「大地方」，對書籍等出版物的審查更為嚴厲、戕害更甚。
在文中，長平認同汪丁丁對「撕書」的命令並非來自高層的判斷，但也說，「我仍然相信，沒有足夠的出版審查的壓力，出版社不大可能把自己的書收回來人工撕毀。」
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里也對《紐約時報》北京分社表示，他認
為這次並非什麼「自我審查」，而是有來自「上面的壓力」。新聞出版部門可能是在此書發行後接到了舉報。「中國的出版審查分為事前審查和事後審查，這次就是
事後審查，」他說。他還列舉了近期發生的類似收書事件——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12年底出版的《所謂憲政：清末民初立憲理論論集》也是前言出了「問題」，
回收後重新裝訂出版的；中山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袁偉時近期的一本新書，也被出版社自行收回過。
長平在自己文中直言，「書稿被禁止或刪改後出版，出版了被
禁止或中斷髮行，發行了被收回封存或銷毀，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幾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且，「這種壓力不一定以直接命令的形式存在，但是從事過中國編輯出版工
作的人都知道，作為一種系統的存在，它就是『老大哥的眼睛』，無時無刻不在盯着你。」
有網友因此將這次「手撕」事件，和不久之前首映當天即被叫停的美國引進片《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聯繫起來，將其同比喻為一種閹割。
去年秋天新一屆領導人上台後，高舉改革和「反腐」大旗，令外界寄予厚望，然而自今年年初發生《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以來，整個輿論環境似乎趨於惡化。
於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長期關註上訪、維權話題並參與公益活動，在微博上十分活躍。其新書《父親的江湖：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思想全景》在4月末即將下廠赴印之前便遭到「叫
停」。根據此書策劃人、無它國際文化發展（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賀雄飛的一條現已刪除的微博，此書責編曾勛接到過自稱新聞出版署的電話，要求撤銷該書
CIP（圖書在版編目）數據和印刷手續，並不予出版。其理由並非內容有問題，而是因為於建嶸是個「敏感人物」。之後，賀雄飛的公司果然收到了合作方中國廣
播電視出版社發來的正式通知：《關於停止出版於建嶸的<父親的江湖——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思想全景>一書的函》。由賀雄飛發在微博上的公函照片可見，出版社通知他們書號作廢、要求退回合同，當然，理由隻字未提。
曾勛在微博中表達了他的失望和憤慨：「一個電話，坍塌了一個世界，他們不需要任何理由。」
而在此之前，國內領先新聞媒體財新傳媒，因為今年3月底一篇涉及吉林省委副書記竺延風被調查的報道，被主管單位要求中止法治欄目，相關編輯和記者亦被要求處理。
《財經》雜誌下屬的《視覺》雜誌，因在今年4月號刊登了一篇有關遼寧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內幕的紀實文章，而被其刊號主管單位哈爾濱日報報業集團收回刊號。目前新的一期雜誌尚未出版（正常每月6日出版）。
「手撕」序言之事在網上引發討論後，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文化
傳播學院的吳麟在其微博中寫道：「令人恐懼的利維坦怪獸。正如（《自由的界限》）書中所言：『人們越來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狀的不負責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
在無法預料的迂迴曲折之中，私人預期被摧毀和扭曲，而卻鮮有機會因此得到賠償。』」
民營出版公司北京磨鐵公司在其2012年編製的新版《北京磨鐵圖書有限公司——編校使用手冊》中，便有這麼一句話：「每一位出版工作者頭上都懸着一把劍。」
吳燕對此文有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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