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Michael Szonyi） 著《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 》

9.22中午， 在"山外"買數本書 (中國翻譯書還很發達，幾乎無奇不有)。與老闆 (東海哲學第一屆)談"社區型大學" (丛"本年東吳社會系的第一自願多點"之現象談起.....)，最後談起金門縣政府此次匆促項行政院要大錢的行為與原因 (丛中國之地方人士藉地方官為非作惡談起......)。
最後，談到這本可能算重要的書：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著《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 》。我說2017年元月的漢清講堂就評介這本書好了。老闆趕快閃開！

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著
黃煜文、陳湘陽 譯

2016年07月
平裝 / 21*14.8cm / 384頁 / 單色（黑） / 中文

出版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金門，一座對峙年代中維繫臺灣命運的小島。
曾經，它被戰爭陰影與軍事管制所重重包圍。
而島上的居民，如何看待親身經歷的每一次事件？

本書以歷史、政治、社會、人類學的多重角度，
從民眾的視野，重新檢視金門歷史中不為人知的面向。


2001年9月，作者因911事件爆發、返國航班停飛而滯留金門，卻意外讓他對這座曾歷經冷戰氛圍與國共對峙的小島產生興趣，進而展開追尋金門歷史的旅程。

1949年以降，金門在各方媒體的宣傳下，被賦予地區與世界事務樞紐的意義。它成為亞洲廣大遭奴役民眾的自由燈塔，也是未來爭取自由的戰爭跳板；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對抗象徵，也是冷戰中自由世界力阻共產紅潮的標竿；甚至被視為人類進步的歷程。小小的金門，呈現出一幅冷戰時代的縮影。但這樣的戰地英雄形象，就是代表著歷史真實、或是金門人所認知的金門樣貌嗎？

本書透過歷史人類學的角度，利用口述訪談、官方文獻，觀察身處軍事戒嚴體制下的金門社會，深入剖析金門如何在冷戰的地緣政治中被賦予意義；又如何形成舉凡老鼠尾巴、女人身體、乃至於籃球都被納入軍事管制之下、並與現代性的口號掛勾的社會；以及這些經歷與官方教育，是如何深深影響著金門人看待自己的角度，甚至持續到解嚴後的現在。

本書共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 日益增強的地緣政治化
1949年後的十年間，金門經歷三次重大的直接軍事對峙：最初是1949年的古寧頭戰役，然後是1954年的九三砲戰，以及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在整個1950年代，金門島正逐漸被地緣政治化，軍事化的體系也於此時開始建立。身處第一線的金門居民如何看待這三起事件。

第二部分 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的變遷過程
1960年代初期，全球冷戰進入了新的階段，金門的軍事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大量的駐軍是蔣介石為了迫使美國防衛金門而做的決策。金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鬥爭的一部分。在這些衝突中，金門的政治意義產生什麼變化，而這些變化又為金門當地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第三部分 冷戰時期的生活
第三部分探討1960年代到 1980年代冷戰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並且把焦點放在金門居民對戰地政務委員會的感受，以及金門居民如何與戰地政務委員會協調。顯示「軍事化的毛細管」如何與戰場無關的廣泛社會制度連結起來。可視為冷戰較大社會與文化比較史研究的一環。

第四部分 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
1980年代初期，國民黨透過彰顯對岸共黨威脅，以鞏固國際支持的做法得不到回應，金門軍事化的主要政治目的已轉變為呼籲臺灣大眾關注來自對岸的威脅，並藉此將國民黨持續的威權統治合理化、正當化。因此，導致去軍事化的關鍵主要不是兩岸關係，而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內政治變遷。

推薦序／江柏煒
中文版序
地圖

第一章　導論：不尋常地方的尋常生活

第一部分　日益增強的地緣政治化
第二章　古寧頭戰役
第三章　戰地政治（1949-1960）
第四章　九三砲戰
第五章　軍事化與金門民防自衛隊（1949-1960）
第六章　八二三砲戰

第二部分　軍事化與地緣政治化的變遷過程
第七章　1960年代：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縣」
第八章　1970年代：戰鬥村與地下金門

第三部分　冷戰時期的生活
第九章　戰地經濟
第十章　女性的生活：軍妓、閱兵及動員型現代化的象徵
第十一章　冷戰的鬼與神

第四部分　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
第十二章　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
第十三章　記憶與政治
第十四章　總結：多重邊緣化

附錄
徵引文獻
索引

【作者簡介】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主任，強調「歷史人類學」的重要性，結合歷史文獻、田調資料、口述歷史，由下而上考察中國東南沿海的過去。專著有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實行家族：明清家族組織研究），及本書的英文原著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譯者簡介】

黃煜文（第一至六章、第八章、第九章）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專職翻譯。譯有《美國十二總統傳：從小羅斯福到小布希》、《歷史的歷史：史學家和他們的歷史時代》、《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世界史》等多部作品。

陳湘陽（中文版序、第七章、第十章至十四章、附錄）
自由譯者，世新大學、實踐大學講師。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現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班。

中文版序（摘錄）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2001年9月是我初次到訪金門，緣於當時與我亦師亦友的王秋桂教授邀請我參加一場學術會議。1980年代當我還在臺灣求學時，金門是距離臺灣很遙遠的神祕之島。十多年後，要去金門似乎容易了些，但它神祕依舊，所以我欣然接受了王教授的邀約。會議的最後一天，發生了件始料未及的事件──那天是2001年9月12日，美國遭受到911恐怖攻擊。當時的情勢渾沌不明，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舉頭一望便能看見廈門，我也在那兒讀過書，也許我該游過去避難？在我能搭機回家前還有一些時間，於是我和其他外國訪客在島上參訪了幾天。我漸漸為金門的許多事物所吸引，傳統的閩南文化、華僑聚落裡的洋樓都讓我眼睛一亮。但我從沒想過，我對金門的興致會細水長流，更沒想過我會寫一本關於金門的書，並且在十五年後坐在這裡為中文版寫序。

 

美國的朋友得知我在研究金門時，通常都很好奇。老一輩還記得八二三砲戰，以及當時美國曾考慮參戰，甚至要對中國使用核武以保衛金門。探討金門政治事件的書籍、論文很多，但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忽略了一個事實──金門島上住著許多居民，而他們親身體驗了每一次國際事件。以金門人的角度闡述金門歷史中不為人知的面向，是我寫這本書的動機之一。

 

美國人和臺灣人總是問我，為何要研究這樣一個蕞爾小島？當他們跟我說金門太小，不值得研究時，我的回應是「金門雖小，卻無比重要」。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象徵，曾被稱為「亞洲的西柏林」和「中國的奠邊府」。冷戰期間人們認為它是自由力量對抗共產主義的前哨站；或被喻為是關鍵的第一張骨牌，一旦倒下，就預示著自由世界的崩毀。

 

金門的重要性並非僅止於此；它的歷史也饒富意義。如同我在本書所言，金門涉入了地緣政治角力，而這幾乎影響了島上居民生活的每個面向，包含看似與國際政治毫無關聯的面向，諸如宗教、家庭生活等。這並非金門獨有的現象；二十世紀晚期，世界各地的狀況如出一轍，只是細節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藉由金門的研究來探討更龐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議題。一如美籍史家喬伊納（Charles Joyner）所言，在「小地方問大問題」常能激盪出許多火花。在世界各地，全球冷戰和區域性的衝突交會在一點，影響並扭曲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金門的研究，讓我們清楚地看見這點。即便海峽兩岸服膺的政治意識形態、施行的體制截然不同，人民的日常生活卻有許多共通點，這對我來說是最顯著的研究結果之一，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大陸及臺灣現代史的新理解。

 

回顧過去十五年，我發現自己對「軍事化史」研究的重視，可能和今天的軍事化現象有關。比方說，因為我經歷過911後反恐戰爭，才會將注意力轉向美國今天面對的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曾發生在金門島上。正如在1950年代，金門的居民被告知，因為對岸「共匪」的威脅，他們的自由必須受限；2000年代初期，美國人也被告知，他們必須犧牲部分的自由來對抗恐怖主義的威脅。探討「緊急」概念如何扭曲人民的政治生活，是金門研究的另一重要之處。

 

正如我在他處所言，金門的意義並非局限於「過去」的教訓；它也可能提供指向未來的方針。過去十五年間，金門改變的速度很快。如果在2001年我第一次到金門時，有人告訴我本地居民很快就能從大陸買到飲用水，或官方正慎重考慮蓋一座連到廈門的橋，我會覺得這一切都是天方夜譚。雖然金門在過去十五年發展得不錯，但新的問題也一一浮現。過去的金門，是海峽兩岸衝突的前線，今天的金門則是另一種前線，不遠處便是蓬勃發展的中國。如何面對中國日益龐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是個難題，不僅金門的經濟想當然耳受到衝擊，但就連社會、文化，甚至環境保護方面都深受影響。臺灣的狀況毫無二致，但因金門面積小且緊鄰中國大陸，面臨的挑戰尤其明顯。如果中國繼續壯大，臺灣、亞洲或全世界有一天也會面臨相同的挑戰。金門眼前的難題，可能預示世界其他地區未來會遭遇的難題，這說明了金門的另一種重要性。

 

我希望這本書能把海峽兩岸對峙時期，金門居民的故事說得清楚明白，同時提出一些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教訓。在未來的日子裡，金門仍會面對許多艱困挑戰；我希望金門的人們能透過了解過去，創造自己的未來。

推薦序

 

江柏煒（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主任）

 

誰的戰爭歷史？

 

這本專書的英文版，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現任費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主任的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2008年出版的學術著作。事隔多年，中文譯本問世，終於可以讓中文讀者通過他的細膩觀察及精闢分析來了解關於金門的冷戰歷史。

 

2001年9月，在清華大學名譽教授王秋桂的召集下，於金門召開了「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會議是金門有史以來第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王秋桂教授邀請了不少具有學術聲望的國外學者與會。這是宋怡明初訪金門，並發表了他當時關心的福州宗族之論文。我當時任教於金門技術學院（金門大學前身），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正值會議結束時，紐約發生了「911事件」，接下來的一個禮拜，各地飛機停擺。參與會議的學者「被迫」留在島上，進退維谷，宋怡明也是其中一位。在瀰漫著不安的氛圍下，作為東道主的我，為大家安排了田野考察，細細地走訪戰火已經遠離的金門的歷史文化遺產，從宗族村落、華僑洋樓到戰地景觀。透過這個「意外」的假期，大家對金門留下深刻的印象。

 

等到情勢明朗、大家重新安排機位返國之後不久，我就收到宋怡明的電郵，他告訴我他對金門的冷戰歷史非常感興趣，希望來年暑假能夠再來，請我協助一些田野調查的工作。我表示歡迎，並期待合作研究的開展。於是，接下來的幾年間，宋怡明經常利用假期或研究休假，長時間在金門島上進行文獻蒐集、口述訪談、田野觀察。他善於思考發問，待人真誠親切，華語說得極好，加上高粱酒量絕佳，具備了所有田野調查的優越能力。不多久，島上居民也就不把他當成「老外」，而是一位常常穿著T恤、短褲及涼鞋，走訪鄉間的「自己人」。一個小故事可以說明：在他成書之後，大約隔二、三年才會到訪金門一次。有一天，他來到後浦武廟對面的冰果室，坐下來吃刨冰，店中的阿嬤像是對著久未歸鄉的遊子說：「你回來了喔！」對那位阿嬤來說，宋怡明在島上作田野調查的那幾年，也彷彿昨日般的清晰。

 

在那段共同研究的時光中，我們經常討論一些理論觀點，分享一些田野資料。宋怡明的研究視角與執著精神，令我十分佩服。我記得很清楚，2005年夏天我意外找到一大批裝在塑膠袋、堆放於烈嶼鄉公所的民防檔案，本來一如其他鄉鎮公所準備要棄置，時任公所課長、我的學生邊金靜告訴我能否協助整理，使之成為文化館與鄉史館的展示資料。我和翁沂杰助理一方面分類整理、掃描建檔，一方面通知太平洋彼岸的宋怡明。他得知後立刻安排行程，飛來金門一起整理、閱讀檔案。這些資料，被充分地運用在這本書的主題討論之中。

 

事實上，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的金門，歷經了極為戲劇性的歷史轉折，也使金門這個地域社會，與區域發展、國族歷史、國際地緣政治有著高度的關聯。金門在1949年之前，是人口流出、外來僑匯、開放流動的僑鄉；1949年以後直到1992年11月7日解除戰地政務，金門變成人口流入、內需產業、封閉禁錮的戰地。戰地生活經驗，成為二、三個世代的金門人及軍人的集體記憶與公共歷史，軍事治理高度動員了地域社會，當然也壓抑了民間自主力量，空間地景的軍事化也相當徹底。

 

傳統的金門戰爭史研究，主要以軍方觀點、國族立場陳述戰爭事件。這些研究關心敵我雙方的戰略布署及戰術應用，說明軍隊交戰細節及其影響，進而宣揚反共意識與愛國主義。代表著作如國防部史政處《金門戰役》（1957）、國史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1979）與其續輯（1982）等。在西方著作中，金門被放在美國外交政策、美中臺關係研究，以及關於現實主義（realism）、軍事威嚇（deterrence）與戰爭邊緣策略（brinkmanship）之下探討，是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的熱門課題。不過，在這些討論下的金門，僅僅是一個具有國際地緣政治與戰略價值的地理名詞，而非一個地域社會。

 

隨著研究視角的轉移，學術界不再局限於單一國家話語或國際外交觀點，轉而注意不同歷史主體對戰爭史的差別看法，以及關注地域社會的微觀歷史（micro history）。這種傾向，以金門來說，進一步有四種趨勢：第一、雖仍以常規軍史研究的角度發問，但開始援引、比較海峽兩岸的文獻、檔案、報章，並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分析戰爭背後的決策過程；第二、採擷與整理當年在金門服役的官兵之口述歷史；第三、擺脫常規國族史、軍事史的寫作模式，從社會史與人類學研究的取向關注軍事治理下的地方社會文化變遷；第四、以戰役遺產保存為目的之相關研究。

 

宋怡明的專著就是其中最全面且重要的著作，試圖回答在冷戰這個國際地緣政治結構下，一個地域社會的變遷過程。他具體分析軍事化、現代性與地緣政治化（geo-politicization）等三個具有全球普遍性之力量，如何在島上運作，以及對金門居民所造成的衝擊；同時，也分析居民如何回應軍事治理下的對策，具體說明國家與地域社會複雜的互動關係。這種「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militarized utopian modernism）──以三民主義模範縣為目標之前線基地，如何實踐及抵抗。他也處理了國家如何通過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的產生與實踐，規範及再現戰地婦女的社會角色，討論地方政治之軍事化／現代化／性別關係（gender relations）三者的關係。換言之，他分析了冷戰時期金門軍事現代化中的政治，在地方的脈絡下說明人們對全球冷戰、國家衝突、追求現代化的顧慮以及利益被理解和利用的方式，並且討論它們如何在今天被記憶下來。這些學術觀點，一方面為金門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一方面也提供了人文社會學一種整合式、跨領域的方法論。

 

宋怡明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存在著一個深刻的理論議題。亦即，歷經戰爭的恐懼及威脅、高壓的軍事治理、甚至是白色恐怖迫害的前線居民，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幽暗歷史（dark history），如何繼承、敘述或再現這些歷史遺產（dark heritage），以及如何進行悲暗觀光（dark tourism）？什麼樣的集體記憶選擇遺忘或重新編寫？金門人又是如何重新看待近在咫尺的廈門及二百海浬外的臺灣本島？這些複雜的社會過程，都是「後戰地」金門所必須進行的歷史反省及值得深化的學術課題。

 

最後我想問的是，「金門學」該如何成為一門有效的、被認可的學科？與臺灣研究的關係為何？其實，「臺灣」作為一個人文社會研究範疇，具有高度的複雜性。今日臺灣這個政治共同體是在世界冷戰國際局勢所形成，而1949年的金門古寧頭戰役、1954年的九三砲戰（第一次臺海危機）、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第二次臺海危機）等，更是組成這個政治共同體的關鍵歷史事件。事實上，殖民史之外的臺灣現代史，金、馬不應該被忽略。金門、馬祖的戰地歷史，不僅是當地人的生活經驗，也是大量臺灣服役青年的共同記憶。同時，當前臺灣的認同危機，不僅表現於所謂的族群政治、政黨衝突、南北地域差異而已，還有金門、馬祖的問題。金、馬與臺灣本島的疏離，除了百年來歷史經驗的差異外，還有晚近二十餘年來臺灣共同體建構過程中刻意切割的部分。解決臺灣認同危機、凝聚臺灣共同體意識，可以從金門、馬祖開始。也就是說，通過金門研究，這個反身性的角色（reflexive role），可以豐富臺灣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也能為臺灣社會的轉型正義提供貢獻。

 

宋怡明教授的著作，以其精闢的觀點、貼切的觀察、豐富的故事、優美的寫作，提供我們了解金門冷戰時期的變遷，也提醒我們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的歷史經驗，值得向大家推薦。

 

樂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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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60年代： 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縣」（摘錄）

 

前福建省政府祕書長翁明志是土生土長的金門人，他回憶1977年十歲時曾經參與狩獵麻雀的行動：

 

當時金門島上的鳥類非常多，吃掉了不少高粱。因此鎮公所買了一些獵槍，出借給居民獵麻雀。你會去借把槍，拿來對著麻雀射擊，我們小孩子就拿彈弓來代替。你必須交出一定數量的麻雀爪子和麻雀蛋，直接從鳥巢裡偷蛋也行得通。夜晚來臨時，我們會把手電筒的光照進鳥巢，鳥巢裡的麻雀會一動也不動。若是在白天，牠們會飛走，但在晚上牠們會僵在那兒，你便能對準牠們開槍──碰、碰、碰，一隻隻應聲摔落在地上。當時我們還必須繳交滿滿一個火柴盒的蒼蠅，如果孩子們不照規矩交出麻雀爪子、老鼠尾巴或蒼蠅，就會被打手心。當時整個金門都這麼做，因此獵殺了非常多的鳥類。而隔年，木蟻肆虐了整座金門島，你可以看到牠們一排排橫行在馬路上，開車時更會輾過牠們──啪、啪、啪，空氣裡瀰漫著螞蟻。我的父母告訴我們，牠們是古寧頭戰役中陣亡士兵的靈魂。

 

在1960年代早期，金門引進了眾多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動員當地居民根除麻雀等「害蟲」的行動是其中一部分。這也許讓人聯想到當時政治重心已轉移至民生議題，然而追根究柢，那些政策仍是因為軍事議題及地緣政治學上的優先考量而產生，並以其為依歸。以上二者，換句話說其實就是軍事化，一種軍事發展的形式。這兩個詞的並置促成了一種概念──即便是農業推廣、學校建設或甚至禁賭法令等與軍事領域幾無關聯的政策，實際上也都和軍事扯在一塊。

 

老鼠尾巴和公共衛生

 

胡璉的回憶錄裡有一段可信度存疑的紀錄，詳細描寫他在1949年時如何注意到金門的老鼠問題。當時軍隊配給的主食是蒸饅頭，用從臺灣運送過去的精製麵粉製成。來自中國南方的軍人常常抱怨這種不熟悉的食物，但當他們發現能抓些蛇回來加菜時，個個都雀躍不已。幾個月後，金門爆發瘟疫，造成軍民死亡。一位醫學專家受命從臺灣被派至金門，隨後找出了其中重要的因果關係：「以往因為蛇蟒在野捕鼠為生，鼠類不易繁殖，現在我軍吃蛇，無異助鼠為虐。」

 

瘟疫長久以來一直是金門島上的威脅。上一次瘟疫大流行發生於1890年代，據說造成超過八千人死亡，接近當時總人口的五分之一。1946年大約三百人死於瘟疫，其中瓊林村就占了約一百人，隔年據報又有六十人死亡。1949年以後，戒嚴令和指揮官的絕對力量，能針對爆發的瘟疫做出迅速而果斷的反應。當瘟疫襲擊某個村莊時，胡璉會下令所有居民撤離，接著進行消毒、噴灑殺蟲劑、為居民接種疫苗，疫情很快便獲得控制。

 

在金門開始實施軍政的前幾年，官方在探討瘟疫時，將其視為一個須以技術來解決的問題：接種疫苗、隔離，並根除帶原者。僅在1950年，就有十二萬人次接種疫苗，幾乎包含了島上的每一位軍民。瘟疫是個軍事議題，視察團隊一致認為瘟疫可能削減金門的軍事實力，對這個「占有極重要戰略地位」的地區構成嚴重威脅。更嚴重的是，若流行於金門的瘟疫傳播到臺灣，後果將不堪設想。1951年5月初瘟疫爆發時，政府採取了隔離措施，暫時切斷金門的海空交通以限制瘟疫傳播到臺灣本島的風險。

 

然而滅鼠防疫的計畫馬上也成了牽涉大眾動員及軍民關係的事務。胡璉頒布了一道政策，要求島上每一戶居民捕殺的老鼠須達到一定的數額，最後訂為每人每月至少一隻。為確保民眾遵守規定，政府要求每一戶人家都須繳交老鼠尾巴。在1954年的第二季，民眾共繳交了超過24,000條尾巴。即便瘟疫造成的後果被以軍事的角度看待，疫病蔓延的起因及島上老鼠的猖獗卻被認為是島上居民無知落後的結果。視察該地的團隊曾說：「金門地處偏僻、民智閉塞、不重視環境衛生，亦可說不知衛生怎麼一回事。遇有疾病，則請巫求神醫治，可見其知識水準之低。」

 

雖然胡璉的回憶錄認為老鼠數量增加與其天敵消失有關，其他資料來源則以大眾衛生不良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只要利用常識便能得到第三種詮釋方式。在古寧頭戰役結束後的幾年間，軍隊進駐了金門島，大量的糧食因此必須由臺灣定期運送並貯存在島上，儲備的糧食便成了鼠輩們取之不盡的食物來源。島上建造的大量壕溝、碉堡和地下掩體創造出無以數計的老鼠藏身之處，使得毒鼠行動難以徹底深入。因此，困擾軍隊的老鼠問題，至少有一部分是來自其本身，因為他們在島上反而讓金門成了老鼠的安居之所。金門的軍事化，有時反倒創造出軍事政權認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到了1954年，老鼠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轉變成動員的問題。村長須向家家戶戶收取老鼠尾巴，一位當年的村長回憶道：「政府命令我收集什麼，我就必須去收集，譬如老鼠尾巴。」居民的遵守程度是政府考核村幹部的重要標準。另一位村長語帶驕傲地回憶道，他在1958年4月的捕鼠行動中表現優異，獲頒模範獎狀。村長可選用數種不同的方式來處置沒有繳納規定數量老鼠尾巴的村民。1964年時，村民被警告若他們繳交的數量不能達標，便會被處罰，進行三天的強制性勞動。一位副村長也回憶，沒能達標的人會「發現他們很難做事」。在小金門，繳交數額不足的居民被要求在村公所想辦法補足，才能拿到往金門的渡輪登船許可證。

 

金門的居民也被動員進行其他與衛生相關的運動，例如消滅跳蚤和麻雀。一些歷史檔案顯示，若不考慮其他面向，這些運動在狹義上達到了原訂目標。許多害蟲，包括老鼠、麻雀和蒼蠅，紛紛被居民捕殺。然而作為大眾動員的重點，這些運動的成果則可說是好壞參半。居民會利用各種方式來應付各種獎懲規定，即便這些規定的原意是鼓勵民眾遵守。一位小金門的居民若達不到規定的標準，隨時都能向鄰居借條尾巴來充數。更狡獪的欺騙方式也所在多有，陳華錦回憶自己曾把老鼠尾巴剪成數段，並謊稱每一段都是不同老鼠的尾巴。1982年，衛生局發出了一份文件，對於近來有人拿葦草充當老鼠尾巴繳交的行為表示憤怒。當地居民也將這些「計策」運用在其他的運動中，1977年時衛生局曾通知幹部，如果在繳交的死蒼蠅中找到其他物品，重量直接打對折計算。陳華錦記得他曾用茶葉和香灰填滿裝著蒼蠅的火柴盒，再上繳官方。把這些尾巴的故事冠上「反抗」這個詞似乎太重，但要說居民們想法天真，是被動的受害者，也不大對。一直以來，金門的居民津津樂道如何用計來矇騙愚蠢的政府官員。他們的民間智慧中帶有的幽默，在某種形式的對抗記憶中至關重要，穿越了金門晚近的歷史。即使它並非公然挑戰官方，卻動搖著官方把滅鼠當作公民對國家志業的無私奉獻的華麗詞藻。

 

違反規定最簡單的方式，便是不去捕殺規定數量的老鼠。村辦公室的統計數字說明這是不斷發生的問題，隨著時間變本加厲，表示政府在嘗試創造全新形式的自我紀律時完全失敗。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這些運動中的投機行為有一大部分來自村幹部本身，因為他們認為比起教育、責罵或處罰轄區內的民眾，用作弊的方式更容易達到政府為他們設定的標準。小金門前代理村長及退休警察李振華回憶道，有一次居民繳交的蒼蠅數量不足，他和同事便到垃圾場丟魚頭、噴殺蟲劑。「然後用掃把將蒼蠅趕到草蓆來沾食沙丁魚頭，一直等到了那天傍晚，我們才湊齊應繳的數量，又完成了那些任務。又如繳交老鼠尾巴，各家戶如果沒有繳交足夠的數額，我們就得花高價到市場去購買，每尾三元、五元不等，否則達不到規定的數量，幹部就要接受申誡、記過的處罰。」

 

在第九章我們將會看到，金門的居民在戰地政務體制之下變得非常有企業頭腦。這樣的企業家精神也擴及到老鼠尾巴上，很快發展出一個市場。這個市場最初被創造出來的原因，在於軍人們也被要求繳納一定數量的老鼠尾巴。他們達標的需求比當地居民更為迫切，因為若達不到標準，返臺假就會被取消。於是老鼠尾巴的價格隨著供需狀況波動，到了1970年代，一根尾巴的價格幾乎和一包香菸不相上下。一旦臺灣的發展較金門來得迅速，使兩地的經濟差異拉大時，軍人通常會比平民來得富有，價格因此上揚。吳貴海記得當時有人相中了這樣的市場，專門抓老鼠來賣錢。那些人比較喜歡賣給部隊，而非像李振華這樣的官員，因為部隊給的價錢較好（部隊高價收購老鼠尾巴的現象全島皆然，成為金門小規模經濟體的一部分，我們在第九章會再次提到）。後來老鼠尾巴又形成了一種次級市場，伙房兵和採買兵在為部隊買菜時，會要求菜販附上一定數量的老鼠尾巴，否則他們會威脅要換別家菜販，因此菜販也願意用比較高的價錢收購老鼠尾巴。

 

對於衛生不佳會導致疾病，進而造成軍事威脅的說法，金門的居民並不買帳，他們反而認為官方對於衛生運動的重視程度起伏不定，再次說明了戰地政務政策的反覆無常。「再則每一位新縣長上任，就會有新的作風、新的措施。戰地政務體制下，擔任縣長的都是一些軍人，每一個人的作風又大不相同，上級想到什麼就規定什麼，上山下海你都要設法達成，叫你捕鳥，你就得捕鳥；叫你拍蒼蠅，你就得拍蒼蠅；叫你滅鼠，你就得滅鼠。擔任村里幹部可以說非常的可憐。」如同部隊一般，當地居民體認到，既然這些運動不知實施到何年何月，他們也不想花太多力氣在捉老鼠上面。1991年，對政策持反對意見的報紙《金門報導》收錄了一篇刻意以幽默口吻寫成的報告，裡頭寫到部隊只殺公老鼠；若抓到母老鼠，最好的做法是切下尾巴然後放了牠，如此一來牠就能繁衍更多後代，確保金門有取之不盡的老鼠來源。於是島上有許多活生生的老鼠跑來跑去，每隻都沒有尾巴，這便是故事最後的結局。

 

就官方把害蟲問題建構在「居民生活落後、亟需現代化」之上的作法來看，衛生運動本身就含有失敗的因子。動員運動意圖灌輸某些態度或行為，然而運動的執行則牽涉到監控和調節。1978年，一次針對當時運動召開的會議觀察到：居民也許一直都有在捕殺老鼠，但他們已經不願意配合運動的執行。「民眾生活水準提高，捕鼠後不願割取鼠尾送繳，致工作推行困難」，但這並不代表農村居民已經與「現代」畫上等號。衛生視察團隊仍會針對一些被標記為「落後」的行為來找碴，例如村民讓家禽四處走動、沒有為茅坑加蓋、沒有打掃家門口等等，如此一來就能把政策的失敗怪罪到人的問題上，而非政策本身。

 

到了1970年代後期，手段和目的已經完全混淆。1970年代中期，為了達到既定目標，村辦公室推行了一種象徵性的獎勵方式：若繳交的老鼠尾巴數量超過規定數額，每條可換得新臺幣一元的獎金。然而在1978年的8月，有個村子沒有繳交半條老鼠尾巴，其他村也沒有達到規定數額，於是負責滅鼠運動的縣委員會召開了特別會議。當時的狀況在流行病學或軍事上可能導致的結果並不是主要的議題，該次會議也沒有考慮到數額的減少可能反映了運動的成功，或老鼠的滅除；運動本身反倒成了問題的根源。未能達到規定的繳交數額，表示有許多幹部會受到處罰，為未來做計畫成了不可能的事。主席提出了一成不變的解決方式：延長繳交期限、調整資金、針對獎勵和動機的平衡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項研究得到以下的結論：若老鼠尾巴的市場價格高於運動提供的獎金，解決方式即是提高獎金。一個曾經牽涉動員大眾的問題，現在又只被當作單純的經濟問題看待。

 

老鼠問題的解釋，呈現金門政治中軍事與現代化進程的交互作用，農村衛生不佳造成這個問題，但賦予它影響力的則是戰略上的考量。運動形式的動員能夠同時顧及軍事和現代化，在促使當地公民現代化的同時，使金門保有作戰能力。這項運動以家庭為行動單位，並私下維持非正式的村里關係以確保民眾遵守，因此也深植於政務執行的歷史模式之下。個人與家庭用不同的方式與運動斡旋，規定繳交的害蟲數額有時遭到抗拒，有時被打折扣，也有時被忽略。兩種改變足以說明金門島上動員型現代化的發展：第一，隨著遵守與監控的議題成為最主要的考量，最初訂定的目標卻完全消失，此運動最終成為了自己的目標。第二，運動在嘗試將居民的意識現代化時未果，或與失敗畫上等號，因此變得極易受市場力量左右。有關單位於是開始相信，只要增加財務獎勵，民眾不遵守規定的問題就能解決。最後，對大眾動員的強調以及利用運動來改善環境問題的作法，引發了一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類似政策的比較，中共於1960年代實施的「除四害運動」常被作為不當政策的例證。金門滅鼠運動的歷史，也說明了戰地政務時期發展出的一些方法和手段為何在地方自治恢復後仍徘徊不去：1995年，金門縣衛生局宣布老鼠的數量正在增加，縣政府因此下令每位公務員每月必須繳交兩條老鼠尾巴，直到問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