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分享】《人間現場》
一九八九年，《人間》雜誌因不堪虧損，大陳（陳映真）感傷宣布停刊，「你們把攝影的底片都帶回家自己保管吧，或許以後會有用處。」《人間》就此走進歷史，感謝大陳，因為他的提攜，才有《人間現場》。
文╱蔡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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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攝影集了，心情真是百感交集。從事新聞攝影工作三十多年，從《人間》雜誌、《首都早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一直到《時報周刊》耳順之年退休，從沒辦過一次攝影個展，更別說是出攝影集了。究其原因，就是自己不夠積極，總是拿上班忙、家務繁瑣種種理由當藉口。解甲歸田後，我沒有理由再推託了，加上諸多好友不時催促，在花蓮老家，終於梳理出我第一本攝影集的影像，照片一幕幕重現，彷彿把我帶回到八○年代，曾經傷痛、喜悅、成長、感恩的「人間現場」！
要出攝影集了，心情真是百感交集。從事新聞攝影工作三十多年，從《人間》雜誌、《首都早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一直到《時報周刊》耳順之年退休，從沒辦過一次攝影個展，更別說是出攝影集了。究其原因，就是自己不夠積極，總是拿上班忙、家務繁瑣種種理由當藉口。解甲歸田後，我沒有理由再推託了，加上諸多好友不時催促，在花蓮老家，終於梳理出我第一本攝影集的影像，照片一幕幕重現，彷彿把我帶回到八○年代，曾經傷痛、喜悅、成長、感恩的「人間現場」！
一九八二年七月，從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我，依著報紙廣告去應徵，萬萬沒想到和我面談的老闆，竟是國內外知名小說家陳映真，本已答應要到《自由日報》（今自由時報）上班的我，幾經決擇後，選擇了陳映真的漢陞傳播公司，擔任《立達杏苑》和《氰胺牧苑》兩本刊物的攝影，工作內容除拍攝人文性報導的封面故事外，經常還要南北奔波跑醫院、畜牧場、屠宰場，拍攝相關的公關照片。隔年年底，也忘了月日，大陳（辦公室都這麼稱呼陳映真）在一次編輯會議上突發奇想地說，我們來辦一本以人為焦點，結合文字和圖片來從事報告、紀錄、評論的雜誌，大家都沒有經驗，但我們可以一起打拼。人間雜誌就此進入籌備階段，我也展開了自己的紀實攝影生涯。
一九八三年，進行「在內湖垃圾山討生活的人們」拍攝，這是我在人間雜誌的「第一件差事」，新聞科班出身的菜鳥，面對這紀實攝影專題，壓力、憂慮難免，尤其面對人與人，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我都沒有經驗。幾次進出垃圾山後，我發現很多拾荒者有意無意在閃躲我的鏡頭，一位來自雲林的拾荒婦人不悅地對我嗆道，這輩子已夠辛苦了，你要把我拍到下輩子也在撿垃圾嗎？一位男士甚至拿著棍子，怒目揮舞說，你有種拍我試試看！撿垃圾已經夠落衰了，還讓你拍。
別無他法，只有常常去，期望一回生，兩回熟。就這樣戰戰兢兢拍了一段時間。一天晚間，我帶著幻燈機，約了十來個拾荒者，在垃圾山下一間簡陋的租屋處，給他們做slide show，希望能透過我拍攝的影像和他們進行溝通。當下，他們的工作身影，一張張接映在斑駁的灰白牆上，笑聲此起彼落，迴盪在這狹窄的斗室。自slide show後，他們對我的相機不再排斥，我的拍攝工作就順利多了，但是吃飯的時候，仍不准拍攝。我想，就像俗話說的「吃飯皇帝大」吧，也可能不願意留下坐在垃圾堆裡吃便當的難堪畫面。
垃圾山腳下的違建聚落，都是拾荒者用撿來的建材自搭自建，這裡無水無電，他們稱垃圾山為百貨公司，許多家具、日常用品，都是從中撿拾而來。一次拍攝他們晚上生活情形時，幾名點著蠟燭在酒敘的原住民，拿出幾個魚罐頭在我面前展示，說是垃圾山撿到的，日本進口的喔。他們說，雖然過期了，但口味還不錯，問我敢不敢吃？老實說當下還真是怕怕，但橫豎一想，你們都敢吃了我還怕甚麼，那晚就這樣和他們喝開了。
一九八七年，我走訪遭李長榮化工廠廢水、廢氣毒害的新竹市水源里。由於公權力不彰，憤怒的居民自力救濟，紮棚埋鍋造飯圍堵工廠，讓人感動的是，當時抗爭的主力都是阿公阿婆，他們不讓年輕人參加，因為在戒嚴時期，深怕年輕人遇麻煩。他們不要求賠償金，只要工廠停工遷廠。就這樣白天阿婆、晚上阿公輪班駐守，堅持四百五十天後，終於迫使李長榮停工遷廠，寫下台灣第一樁因人民集體力量而成功的環境運動。
《人間現場》，收錄了我在八○年代上山下海，行腳台灣，貼近土地，關懷弱勢的影像。三十年過去了，座落在基隆河畔的內湖垃圾山，數任市長始終無法移除，直到郝龍斌市長上任，認為「這是台北之恥，一定要清掉。」歷經七年開挖二○一三年，終將垃圾山移除，改建成親水公園。讓我相當欽佩，勇敢圍堵工廠的阿公、阿婆，幾乎都已不在人世。但更讓人痛心的是，二○一四年，高雄發生氣爆慘劇，造成三十二人罹難，罪魁禍首竟是早就惡名昭彰，第二代經營者說要做環保模範生的李長榮化工公司。
一九八四年，我紀錄了台北瑞芳煤礦的礦工生活。二○一六年六月，我收到一封e-mail：
「
蔡老師您好：我是一位礦工的兒子，敝姓蕭。
週日帶小孩在台中市立圖書館（註：鄉土人間與台灣特展） 的偶然機會見到老師在第三期《人間》雜誌作品。
其中一幅作品有我父親從礦坑出來在礦車上的照片。家母及在九份理髮的伯母說礦車上的第一個人很像父親。由於，父親於去年年底往生，家母希望有父親當時的工作相片紀念，所以圖書館人員很熱心地幫我找到老師的mail， 希望老師能幫忙協助找到當時拍攝的其他照片，完成家母的願望。
朝隆感激不盡。
祝 老師 平安健康
」
看到這訊息，我很驚喜，迫不及待和他取得聯絡，到底他的爸爸是哪位礦工？
他說：「站在礦車上面的是他的父親，母親和他從未看過父親工作的身影。（註：出坑後，礦工都會在公共澡堂，洗去滿身汗水、煤泥，乾淨地返家。）母親說，父親當年四十五歲……那時（註：一九八四年六月），在短短半年內，連續發生三場礦坑災變，奪走兩百六十九名礦工的生命，父親的一些朋友也在礦災中，當時我們家人膽戰心驚，萬一生怕他的礦場……？會不會再也看不到他？之後，父親和許多同事都受塵肺症的職業病所苦，許多不到五十歲就過世了，父親活到七十五歲算是少數。父親直到過世前，才吐出長年累積在胸口的污穢物。」因礦工兒子突來的一封信，訴說著礦工的血汗生命，父子親情。也讓這張三十年前的照片有了不同的視角和意義。
藉著攝影集的出版，我要向病倒在北京的大陳（陳映真）致敬，他像智者般地帶領我們，他堅信，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故事，他鼓勵我們勇於走入民間，去書寫紀錄庶民的故事。一九八九年，《人間》雜誌因不堪虧損，大陳感傷宣布停刊，「你們把攝影的底片都帶回家自己保管吧，或許以後會有用處。」《人間》就此走進歷史，感謝大陳，因為他的提攜，才有《人間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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