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脈文心《學海岸邊》 (陳樂民，資中筠) 《感時憂世》等資中筠自選集/ 沒有法治的反腐難言樂觀

 2014年01月15日 14:50 PM沒有法治的反腐難言樂觀作者：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資中筠
【編者按】在1月10日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新年期許》論壇上，資中筠先生對中國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會啟蒙分別表達了自己看法和期待，本文系她的發言實錄。作者本人審閱後，授權FT中文網全文刊發。
講到中國的問題，我想到的是第一個問題是環境問題。環境問題還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國的政治問題。目前中國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環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們看不到生態的拐點。水資源污染的嚴重性可能超過空氣，空氣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卻不然。現在中國已經基本沒有青山綠水了，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執政者能夠把主要的資源和注意力，切切實實轉到環境領域，不然民眾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個，目前的反腐方式難說樂觀。現在因為中央的反腐舉措，好像導致經濟一片簫條，飯店開不下去了，各行業都受影響，據說連做日曆的都破產了。這說明一個什麼現象？說明中國的民間消費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費，官的消費實際上用的還是納稅人的錢，這是不正常的消費市場。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員消費反彈和大吃大喝來繁榮市場。所謂拉動內需，是應該真正把民間消費力量、老百姓的消費力量拉動起來，那麼市場才是靠大多數民眾支撐的，而不是靠官員奢華的大吃大喝、貪污腐化支撐的，才是一個正常的消費市場。怎麼做到這一點？就是落實決議裡面對於經濟改革的好多積極的措施。
我最近參加了一個很多經濟學家出席的會，經濟學家們一片樂觀，他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決議，如果每一件都能夠落實的話，足以推進經濟改革，而且認為這次的經濟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麼起草決議為何能夠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寫上去呢？是不是因為，有關領導並沒理解某一個措施意味著什麼，就放過了。我不懂很專業的經濟改革，特別是金融、證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經濟學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這些改革措施落實後國家發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假如一項一項具體落實這些措施時，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麼辦？這和許章潤教授說的是同一個問題。當上層採取了高度集權的政治方向，那麼改革措施與權力框架的矛盾，一定會有一個爆發點，矛盾張力緊張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究竟誰戰勝誰的問題。
我不樂觀。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權的情況下，經濟措施每落實一項都必然觸動非常強大的權貴既得利益，這比當年蔣經國遇到孔家的麻煩大多了。我對目前這種方式的反腐，無論能夠揪出幾個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沒有法治的反腐會戕害溫和的中間力量
最重要的我認為還是法治的問題。如果不強化法治，目前實行的大力反腐、反貪官，在另一方面將民間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壓下去了。仍依靠原來的老式反腐辦法，就是清官（在體制內進行官僚機構的整肅，編者註）的辦法，是不行的。
如果沒有法治，相當溫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讓社會和平向前推進的力量，都會被當做敵對力量被抓起來，而在現有體制下貪官是抓不完的。那麼剩下的是什麼？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變成刁民和暴民，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沒有法治的反腐會把中間力量都打下去。還有一部分人選擇逃走，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只要有條件的，就往外跑。這個國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還是很欣賞清華孫立平教授的一句話，他說，我們的危險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動，這不太可能，危險在於整個民族的潰爛。
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潰爛在發生，原本在社會共識中認為不可以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認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還算盡職的監考老師沒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長們卻聚眾把他揍了一頓，為什麼？家長認為他們唯一公平的權利就是作弊，因為權貴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後門就可以入學。現在公然認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權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了？所以如果再沒有法治，大家都認為乾壞事可以得到好處，年輕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誠實的勞動能夠向社會上層流動，獲得好的社會地位，這個社會是沒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條，最重要的是不能亂抓人，把無辜的人投入監獄是絕對錯誤；還有一點是嚴禁刑訊逼供。縱觀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開始受到刑訊逼供，他還能走出來做這些事情嗎？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對立面英國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從精神到肉體都受到摧殘，也就沒有今天的印度。現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後用各種辦法變相的刑訊逼供，把肉體和精神都摧毀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獄。這個人出來後也沒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對中國法治最大的期許就是能夠公開嚴禁刑訊逼供，包括變相的折磨，並且對於刑訊逼供嚴加懲罰。這樣對政治犯而言還稍微有點希望，當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獲罪。但在尚未沒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碼給他們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聽說取消刑訊逼供非常難，據說若取消後，真正刑事犯破案率會大大降低，因為相關部門缺乏經費取證，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個個取證，他們沒有這筆資源，就要罷工。也就是說如果取消刑訊逼供，刑警就沒有資源去破案，抓獲刑​​事犯、殺人犯，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會。太高的期許不必要，起碼這一條我希望能夠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個社會潰爛下去的時候，能夠保護那些還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細胞。現在把那些健康細胞一個個都摧毀，整個社會就爛了，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情況。
“文革”再現的風險不大，但“反右”風險猶在
剛才講到有“文革”再來的危險，我認為這一危險不太大，儘管“文革”的思維方式是存在的。 “文革”的發生，是因為有一個非常自信的神話領袖，領袖個人認為把群眾都發動起來，能擁護他一個人，打擊所有他要打擊的敵人，所謂“指到哪裡打到哪裡”。現在如果真發生“文革”，把群眾都發動起來，“造反有理”，矛頭針會對誰？最近紀念毛澤東的規模縮小了一點，可能是領導層回過味來。現在“毛粉”們這樣大張旗鼓的紀念毛、懷念毛，在他們心目中毛已經完全是另外一種人了，就是那麼一個偶像。而他們現在對現狀最不滿意的事情，是針對現任領導人的，他們都認為要是毛在的話就可以治治他們。特別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紀念，似乎要做成一種把全國人都發動起來的大事，卻受到當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實際上可能是執政者意識到，現在如果把毛再抬出來，群眾的矛頭是針對現在一切不滿意的事，不滿意的根子在現在的領導。所以“文革”再現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現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專門打壓不同意見和知識分子。這是我感覺到的一種情況，“反右”重來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還是最弱的。
希望中國外交不要走向冒險主義
我覺得中國現在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外交領域。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複雜、細緻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就像五四運動的時候，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
為什麼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戰爭，讓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通過談判來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來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問題。而現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這一代人實際沒有經歷過戰爭，不知道戰爭的殘酷。至於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複雜的事，民眾受媒體煽動，並不知道全部實情。有人說毛澤東在的話不會讓人欺負我們。但其實，毛澤東送掉了很多領土他們不知道。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現在的職業外交官沒有發言權，什麼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問題相當嚴重。假如是中國外交出問題的話，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偶然的擦槍走火，有關國家都為各自強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毛澤東從朝鮮戰爭之後，在外交上至少並沒有走冒險主義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傳備戰，但是沒有敢主動向外冒險，還打開了中美關係，這是應該肯定的。
現在中國虛驕之氣非常強大。我希望中國別自以為國家強大了，要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發生冒險主義，至少最高決策者還要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許。
民間啟蒙已經開始，任重道遠
最後，我覺得希望在民間。如果說希望領導人或者上層能有向前突破的舉動，我不抱希望。但我發現，實際上這些年來民間的思想非常活躍，思想已經多元化了。現在有一個撕裂現象，就是極左和極右都出現了，但真正比較理智的聲音，或者是說我稱之為“正能量”的（跟上面認為的“正能量”可能是兩回事）的聲音，像我們現在在這討論的一些思想，實際上正在傳播開來。
如果說啟蒙，這些年來在一般的至少認字的民眾裡面，思想的啟蒙還是很明顯的。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幾年前我寫的東西，常有人認為是大逆不道或者驚世駭俗，現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見，包括政府裡面的工作人員，明白的人多起來了。那麼假如要是出現類似蘇俄的那種變革，也不會出現幾千萬黨員站出來維護舊權力，不見得大家都會出來保衛原來的貪腐政權和原來的專制。
現在在體制內覺悟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這個啟蒙是不是還得繼續下去？當然還要繼續，因為啟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眾的狂熱還在，還是非常愚昧的。還是脫離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維。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與原來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實已經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啟蒙還是任重而道遠我們還應該繼續努力，讓理性的聲音得到傳播。儘管言論空間正在緊縮，好在現在的互聯網和微信的傳播力是是很難完全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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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父親
資耀華（Zi Yaohua）（1900～1996.1.23） 本名資朝琮，字璧如，湖南耒陽市南陽鎮陶洲合建村人。17歲留學日本，26歲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院，1933年至1934年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工商管理學院進修，194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和考察。曾任北平法學院、中國大學、民國大學教授，《銀行月刊》總編輯。1928年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直至1950年，歷任調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經理、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

主要著述

　　《貨幣史》、《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世紀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學家的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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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游刃於中國紅牆內外 - 明報blog

資中筠：余欲無言

2012年11月16日在“共識”座談會上的發言

我本來不想發言，因為已經“余欲無言”。這個文件第一段裡的話：“十八大……感到振奮”就和我的心情相反，我一點也不振奮，而感到沮喪，沒有希望。那個報告除了連篇的陳詞套話外，有幾句引人注意的話卻是倒退的。

上午許多有識之士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我很欽佩，那一片痴心也令人感動。這些意見多少人多少年來也發表了不少。我首先一個問題是：我們說給誰聽？假想的聽眾是誰？好像還是眼睛向上，希望掌權者採納，可能嗎？我想起我曾寫過的一篇小文章：《國家興亡，匹夫無責》。那是詮釋顧炎武的話，他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是又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意思是“匹夫無責”。當時明朝亡了，他說你們那些在位者把王朝給折騰亡了，我們沒責任，我們的責任在維護道統，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民族精神。為什麼自古以來“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因為利令智昏。是既得利益妨礙做出正確的決策。所以不是如何說服他們改的問題。

我想，我們現在談的這麼明顯的問題，我們都看到了，在上者難道真的看不到？他們也不是弱智。社會危機他們想必比我們體會更深，否則為什麼要動員140萬人保衛幾千個人開會？那麼害怕，心虛？現在去分析講話中哪句話的提法是沒有意義的。語言與實際已經空前脫節，空前的虛偽。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而無社會主義！現在還講“我們”社會主義、“他們”資本主義，是十分可笑的。事實是中國的權貴資本已經與跨過資本相結合，互相利益攸關，受害的是中國的勞工和那些國家的勞工。


剛才有人說：“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這是一句流傳很廣的話。但是有一個問題要搞清楚：是誰死？改革了，整個中華民族會死嗎？我認為民族復興的希望就在於改革，否則雖然不一定會“死”，但是會墮落，沉淪。人們都痛恨腐敗，官場腐敗，古今中外都有，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會腐敗，現在正是全社會腐敗。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社會其他方面：學界、文化、新聞以及工商企業沒有全腐敗，所以政權被推翻了，社會還有救。而現在，各行各業都腐敗，而且已經見怪不怪，連小學生都知道要家長給老師送禮，以便對自己好一點。他們長大了就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對了。我們在座的至少40歲以上的上學的時候還不是這樣，還有公平、正義的觀念，下一代人如果這樣下去恐怕就根本不在乎什麼公平正義，而是認同腐敗的規則，只看自己怎麼在裡面玩了。這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孫立平先生的“潰敗論”對我很有啟發。所以我對教育問題特別憂慮！這個文件中完全沒有提到教育問題。我們需要眼睛向下，著眼於民眾的啟蒙。民眾和領導的素質是互為因果的。民眾的覺悟是最重要的。前一陣發生的以“愛國”為名的打砸搶暴行，使我感到悲哀：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我不是要把哪位領導比作慈禧，但是那次的行動開始就是當局縱容、默許，或者就是有意組織的，把國內矛盾轉到一個境外敵人身上，這是慣技，到後來失控，再行壓制，然後和外國還得妥協。總之，我們需要換一種思維方式，換一個角度，是對全民族負責呢，還是對王朝負責？

如果要說改革的切入點，最重要的是建立法治。有了健全的法治，其他事，政府能不管就少管，社會自然會有活力，自我調節。我同意剛才有人說的黨內紀委實行“雙規”的做法是違反法治，侵犯人權的。我覺得有點像幫會的自己清理門戶，絕不是現代國家的法治。紀委誰來監督呢？沒有公眾輿論的監督，沒有透明度，沒有權力的制衡，腐敗是不可能治理的。另外，還要澄清一個觀念，美國對外實行霸權主義，絕不能成為我們反對民主憲政的理由。我們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是匯入人類共同進步的潮流。人權是所有人應該有的平等的權利，沒有東西方之分。平等這個概念是現代社會的，過去封建社會，人們都在一定等級之中，也就認了。而現代社會就不能接受，要求平等的權利。以美國對外的霸權行為，還有英國過去是海盜起家等等來否定人權、自由、平等，是概念的混淆。就好像有人吃飽了飯，身體健壯了，出去打人，甚至殺人，我們就拒絕吃飯了。那是兩回事。向憲政民主的方向改革是我們自己的需要，與外國無關。







 2010.7.9 就有此書的紀錄。  前一陣子《哀希臘歌》斐倫(拜侖)作 胡適譯 

晚近中國學者陳樂民先生將此篇寫成兩米多的長卷 ，中楷行書共十六段。"樂民還為此譯文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先賢可畏》，發表在《筆會》....."《春蠶到死絲未盡。資中筠自選集 。不盡之思 》2011 ，頁1-23 ，據該文 ，這些都收入《一脈文心--書畫中的陳樂民》。

很想讀《先賢可畏》，沒想到今天巧遇此書。就好好看它.......

斐倫(拜侖)作  胡適譯 (楚辭體) 
 胡適日记全集, 第 1 卷 1906-1914  見不到 此篇佳作，可惜 。 胡適雖只花四小時(各章多有詳說) ，不過".......自視較勝馬蘇兩家譯本。一以吾所用體較恣肆自如 ，一以吾于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達之。至於原意，更不待言矣。......"

 《先賢可畏》陳樂民先生說胡適是花"四個月"弄它的，我想可能是記錯了。

 不知怎的，看這些墨寶 ，想起多年前時瑋與我去看漢先生的書法展......。(陳樂民先生此書是書畫文情兼備)......







《一脈文心》《一脈文心--書畫中的陳樂民》

作　　者： 陈乐民　著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出版时间： 2010-4-1

中国画重在内蕴，如果抽掉了“文”的内涵，无论多么逼真，也是失去了中国画里最可宝贵的东西。这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书卷气，董其昌说的“士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知识分子气”。
——陈乐民

内容简介

陈 乐民（1930-2008）是他那代人中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历经社会变革，却始终没有放弃用良知和理性去思考中国现实，作为读书人，他以陋室为书 巢，将晚年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欧洲文明史，特别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研究，不懈追问“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在考察欧洲公民社会和启蒙思想的 同时，他内心焦灼的是何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不能催生现代化。当陈先生投入到“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矛盾与思索时，拿起毛笔，用传统方式写字作画成了他的 最主要的消遣。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方式，让他真正保持了一种中国文人的自觉。

作者简介

陈 乐民（1930-2008），出生于民国时期的就是家庭，受过传统的蒙学教育，后辗转就读于燕京、中法、清华、北大四座大学。1953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 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70年代初转到“对外友协”欧洲处，80年代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 部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并担任所长之职。晚年专注于欧洲学研究，出版有《欧洲文明十五讲》、《欧洲文明的进程》、《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启示录》（主 编并作者之一）、《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与史傅德对话，晨枫编译）、《启蒙札记》、《文心文事》、《徜徉集》等著作。写书作画是他最大的业 余爱好。

目录

编者的话
春蚕到死丝未尽
画里画外的父亲
艺海留踪
童年艺趣忆
人生行旅中的“中转站”
前贤可畏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观后感
董其昌与南北宗
倪云林和余叔岩
诗中哲意
杜甫题书画诗
郑板桥论画竹
王羲之
董其昌
关于四山摩崖
《唐碑百选》见精神
关于“淡墨”
于右任楹联
一九九八年自作七律诗（读时文有感）
病亦有乐
日记摘抄：论诗画和文风
友人追忆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集中西“绅士”于一身
一片潇湘落笔端
岁岁年年满树花
自得之趣
条案之痛
一身跨两代

书摘插图

艺海留踪
童年艺趣忆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儿。也许是七八岁吧。那时候，就在买茶叶的包装纸上画。“张一元”茶叶店的包装纸十分白净光洁，不印有字号的背面正好画画儿。每次家里买回茶叶，包装纸都给我留着。
后来发现家里藏有一套石印的《芥子园画谱》，就照着画，画石头、画树，放学回来就画。《芥子园画谱》是我的蒙师。那时，中山公园常有画展，只要有机会，也去看。
母 亲见我那么喜欢画，就出钱送我去“四友画社”去学。所谓四友，就是王仁山、杨惺坡、常斌卿、陈林斋。王画山水，杨画花卉，常画走兽，陈画人物。“四友画 社”就设在陈家。我喜欢山水，就从王仁山学。同时也是因为王既是邻居，又都是浙江籍京官的后裔，是我的父辈。王家比我家阔气，在北京家大业大，陈家住的就 是王家的房子。四友中，陈是唯一靠卖画为生的，最清贫，王仁山等常接济他。杨惺坡是个胖子，性格最爽，年纪最长，王等呼之为“大哥”。我印象中他似乎“学 问”最大。常斌卿人最老实，不言不语，他的画儿，我印象已不深了，只记得画马学郎世宁。
我从王仁山学山水画，但并不佩服他，觉得他的画太“死”，只是学“基本功”。王仁山师法清代王石谷，规规矩矩。王仁山只教怎么画，从不讲“画史”、“画论”。这方面的知识是靠我自己东看西看学的。
……

......資中筠畢業於清華大學，今年清華百年校慶，中共高規格紀念，胡錦濤發表講話。但資中筠在講話中透露，她收到請帖後拒絕出席清華百年校慶*。她說已經不認同現在的清華，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
資中筠說，大飢荒時期，包括他們夫妻在內的全國人民都愚昧，深信是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撤走專家所致。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分子不愚昧，但他們被壓下去 了。否定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等大討論很不徹底，啟了又蒙，蒙了又啟，剛剛看到一點亮光，然後又不讓說了。資中筠又批評，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不能夠實行西方那一套這種說法邏輯不通，再多理論也無法自然其說。......
關 於對國家和世界的看法，資中筠跳出以國家政府的角度考慮問題。她說，國強民不一定強、不一定幸福，「我越來越傾向於以個人為本來考慮，我現在不願意用『人 民』這個詞，因為『人民』這個詞已經被用爛了。」 中共黨章規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資中筠卻說，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權益。
最後，資中筠以給《炎黃春秋》創刊20周年的題詞：還原真相、開啟明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與出席首發式的人士共勉。

* 參考《感時憂世》中2003年參加清華人文學院創設10周年的講話

 资中筠文集（政右经左版）

資中筠自選集

• 作者：資中筠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
• 出版日期：2012年

 《感時憂世》卷所收內容涉及公民社會、文化建設等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許多文字都是如鯁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實上，時格勢禁，並不能盡吐。而這種憂憤之思越到近年越強烈，從文章的年序中顯示出來。”

學術文章，多集中在《坐觀天下》卷，作者的文風大多“實話實說”，學術論文不似高頭講章，少“學術腔”，對普通讀者也很有可讀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譏， 在重新通讀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時發現雖然時過境遷，卻基本上沒有過時。”有的觀點為作者首先提出，現已為更多人所理解和接受，盡管仍有爭議，例 如，美國對外行霸權，對內行民主，並行不悖。

《士人風骨》卷所收文章，寫于1996—2010年間。第一組文章主要討論知識人的精神家園；第二組文章多是基于歷史題材的心得。她說︰“家國情懷、憂國 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 力。”

《不盡之思》收錄了作者追憶往事的一些文章。它好像是一部黑白電影，冀朝鼎、廖承志、宗璞、袁同禮、鋼琴老師劉金定、胡志明、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等人與事、地與物，躍然紙上，其中有好些鮮為人知的事，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人事反映了這幾十年的歷史。

《閑情記美》所收文章時間跨度大，寫于1980—2010年間，可從中看到作者作為學者之外性情的一面。內容涉及作者所寫的序跋或讀書隨筆、域外風情、音樂隨感和記憶等較為私人化的問題，展示了作者在美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的獨特視角和觀念。

詳細資料

• 規格：精裝 / 普級 / 初版
• 出版地：大陸

目錄

《感時憂世》
《士人風骨》
《坐觀天下》
《不盡之思》
《閑情記美》

陳樂民，資中筠 是清華大學的"一等婚姻" (兩人都是清華畢業生 可惜陳樂民過世了)


資 中筠生於1930 年，湖南人，系中共黨員。1951畢業於清華大學，精通英、法文，從事外交工作。1953年調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之後派駐維也納。1959 年，與丈夫陳樂民受命回國。資中筠曾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翻譯。參加了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以及隨後美國參眾兩院領導人訪問中國大陸團的全程接 待，並參加基辛格若干次訪問中國大陸的接待。改革開放之後，資中筠到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任研究員，曾任所長、《美國研究》主編。陳樂民到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任研究員，曾任所長、歐洲學會會長。


目錄中一點點的補記可作為"潘光旦與胡適"的一些參考

學海岸邊

• 作者：陳樂民，資中筠
• 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
• 出版日期：1995年10月01日

序

第一分

讀書偶得
無韻之離騷
巴爾扎克《公務員》譯本序兼及 《流蕩王孫》
經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細哉文心
茶煙香裊逗高歌 : 從潘光旦《鐵螺山房詩草》 想到的 (陳樂民)
坐視世界如恆沙
歷史的觀念
不見人間寵辱驚

第二分

旅美書簡一束
總統早褥
“威爾遜中心”引起的遐想 (資中筠)
鋼琴引起的喜與憂
自由選擇與墮胎、同性戀及其他
另一種兩極分析
洛克莫勒基金會 (資中筠 我去年/前年的書中可能引過此篇)

第三分

中西文化
中西之交 義理分殊
非作調人，稍通騎驛
哲學家的足跡和沉思
雜說戴震與笛卡爾 (陳樂民此短篇引胡適" "用實用主義來補救空疏" 目的在於"用經學來代替理學""
康德與中國哲學
理性‧人性‧文人
伏爾春與啟蒙
第四分
雜感
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陰盛陽衰”辯
清華園里曾讀書 (記潘光旦當圖書館館長的一段話) (資中筠)
留得天籟在人間
一片加憶

啟蒙札記：陳樂民

作者简介 · · · · · ·

　 　陈乐民，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前欧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 学》、《戴高乐》、《撒切尔夫人》、《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西方外交思想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扩张史》、《十 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欧洲文明十五讲》、《徜徉于中西之间》等。另有散文随笔《文心文事》、《书巢漫笔》、《临窗碎墨》、《过眼小辑》等。
　　资中筠(193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湖南耒阳人。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法文。五、六十年代，就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访问过亚、欧、非、拉美等几 十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与民间往来。1956年至1959年常驻维也纳，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1959年回国后曾担 任... (展开全部) 　 　陈乐民，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前欧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 学》、《戴高乐》、《撒切尔夫人》、《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西方外交思想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扩张史》、《十 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欧洲文明十五讲》、《徜徉于中西之间》等。另有散文随笔《文心文事》、《书巢漫笔》、《临窗碎墨》、《过眼小辑》等。

　　资中筠(193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湖南耒阳人。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法文。五、六十年代，就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访问过亚、欧、非、拉美等几 十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与民间往来。1956年至1959年常驻维也纳，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1959年回国后曾担任毛主 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1971年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的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的全程接待工作。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华 的接待工作。在此期间还接待并陪同过一些在长期隔绝后初次重访中国大陆的美方知名人士，如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斯诺的先后两位夫人、夏仁德以及其他 知名人物。

1980年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1985年起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1988-1992任所长，同时任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1992年至1998年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并任主编，1993年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 届会长。

1996退休。仍继续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兼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美方主任为大卫·兰普 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 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至1983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92年，任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曾应邀 在美国十几家大学作演讲，1994年任“敦巴顿橡树会议与联合国”国际研讨会（纪念敦巴顿橡树会议50周年）荣誉委员会委员。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 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著名學者資中筠接受記者採訪首次披露自己曲折的心路歷程

2010-09-30 11:59:52

歸檔在  2010年第5期  |  瀏覽76次  |  評論0條

文/ 馬國川

當前，中國知識分子“犬儒化”以及中國人是否仍需要“啟蒙”的問題是一個知識界關心的話題。記者帶著這個問題走訪資深學者資中筠。她先從自己曲折的新路歷程講起。

一

1935年，年僅五歲的資中筠隨父母來到了天津。開始了她的求學生涯。

七十多年過去了，資中筠對當年的小學教育記憶猶深。在她看來，“那個時候的教育已經相當現代化，比現在更符合全面育人的宗旨”。“小學是有公民教育課的，從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燈教起，就是基本的社會公德。高年級還有小學生的自治組織'童子軍'”，輪流值班做服務性工作，還有“日行一善”，等等。

但是資中筠沒有來的及參加童子軍，因為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人佔領了天津。父親資耀華奉總經理陳光甫之命留守天津，借租界的庇護保護上海銀行的財產。當時資所在的耀華學校（名字純屬巧合，與資耀華無關）在英租界，日本人的勢力暫時進不來。但是正在上學的資中筠已經感受到了民族屈辱。

“我從小學開始就知道我們國家是受屈辱的，”資中筠回憶說，“歷史、地理都有列強侵略和壓迫的內容。老師畫地圖告訴我們原來中國是桑葉形的，後來就變成了公雞形的，外蒙古沒有了，台灣也沒了。”

給資中筠留下最深記憶的，是校長趙天麟之死。這位哈佛大學法律博士，為了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動辭去國立北洋大學校長的職務，出任天津耀華中學（包括小學）校長。由於學校在英租界，日本佔領者暫時進不來，他在七七事變後校慶時懸掛中國國旗，率領師生高唱中國國歌，而且拒絕日本人改變課本的要求。他還頂住日本人的壓力，收留失去校舍的南開中學的學生。1938年的一天早晨，趙天麟在步行去學校途中被日本特務槍殺。學生們聚集在學校里哀悼他們敬愛的校長，悲壯的氣氛充溢在每個學生的心頭。

1941年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與英美等國宣戰，租界區不再是“孤島”，日本勢力終於進來了。，日語取代了英語，由一名日本老太太教，音樂課都由日本人教。“但是，實際上日本人的勢力沒有能夠大規模的進入我們學校，因為我們的繼任校長軟磨硬抗”，資中筠清楚地記得，同學們對學日語不約而同地消極抵制。如果別的課成績好是榮耀，而如果日文念的好就被人看不起，所以大家都不好好學，結果，學習了四年日語，資中筠只會字母。

學校的課程也有修改，不過並沒有特別露骨的親日內容，數理化還仍舊，而取消了公民課，改成了“修身”，又回到“忠孝節義”上去了。偽教育局發的國文課本里少了魯迅、胡適等人的現代文學，而增加了古文的分量。耀華學校本來一直注重文言文，因為老師認為，文言文做好了，白話文自然就會寫了。奇怪的是，日本佔領後在國文課之外還加了“經訓”課，就是讀四書五經。至今資中筠疑惑，“國民政府的教育是禁止讀經進入學校的，到了日本人的時候又專設讀經課了。日本人不希望你抗日，讓你鑽進古文，並讀經。很有意思的是，現在人們的想法是相反的，似乎'讀經熱'、弘揚傳統文化以抵制“西化”被認為是愛國的，可是當年日本人卻用這個手段阻斷我們現代化的道路，讓我們念古書，回歸傳統，以便於統治。”“這個問題沒有想清楚，但至少讀古書並沒有讓學生們消沉下去，忘記抗日。在淪陷區的人，除了少數地下黨我們不知道外，都是認同重慶中央政府的。許多人偷聽重慶的廣播。要知道在淪陷區偷聽重慶的廣播是有罪的，日本人還曾專門到各家搜查。” 資中筠的父親就有一台短波收音機，經常用來偷偷重慶廣播。在搜查前，忍痛把它給砸了。

高一暑假的時候，資中筠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的消息，“抗戰勝利的時候，在所有的地方都播放了蔣介石對淪陷區同胞的一個講話，第一句話就是'我親愛的同胞們'，大家都感動落淚，覺得未來一片光明。”這種感覺與1949年在廣播中聽毛主席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是完全一樣的。

二

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個人的威望也達到了​​頂峰。可是人們很快就失望了。接收大員變成“劫收”大員，物價不斷上漲，內戰的威脅也在逼近，山雨欲來，人心惶惶。

資中筠雖然不懂政治，但是她也注意到，家裡的大人、親戚朋友之間對內戰的擔憂。當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談判的消息傳來時，“都說這下好了，和談了，不用打內戰了”。也不管是哪邊的，都希望最好不要打內戰。

資中筠課餘學了六年鋼琴，1947年高中畢業之時在鋼琴老師力主下，舉行了個人鋼琴演奏會，邀請親朋好友約數百名來助興，也相當正式。資中筠是老師的三大弟子之一，兩個學姐都考取了音樂系，後來成為鋼琴教授。但是資中筠的第一喜好並不是音樂，而是數學和文學。但是第一年考第一志願清華大學失利，而是被燕京大學錄取。

考清華髮揮得很不好，特別是長處國文，清華大學的作文是白話“我的中學生活”，很難“出彩”，而燕京大學的作文是一篇文言文，題目是“立國必先樹人，樹人必先立德說”。從小學起就寫文言文的資中筠自然是得心應手，順利進入燕京大學數學系，而且免脩大一國文，直接讀大二國文。（那時的學生不論什麼系，都必修兩年國文）。

燕京大學的校園是美麗的，但是資中筠在這裡並不開心。秉承美國教會大學的傳統，燕京大學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團契”，不過那時除了少部分傳統的、被認為是“右派團契”外，絕大部分團契都成為地下黨的活動平台，舉行傳播左派思想的“讀書會”，爭取中間同學，以及其他配合黨的任務的活動。

資中筠回憶說，“我對這兩頭都格格不入，都不願意參加，所以比較孤立。”十七歲的資中筠不大善於跟人來往，她經常和一位中學同學在一起。上了一個月數學系的課之後，資中筠發現，數學系里人才濟濟，自己並非數學天才。反對她學數學的母親也鼓勵她轉系，就轉了外文系。一年級結業的時候，她毅然地退了學，決心再考清華大學，因為要考轉學必須先退學，不能留後路。

這一年的暑假，資中筠沒有回家，而是每日清晨走進北海邊的“北平圖書館”讀書學習。對資中筠來說，這個暑假非常愜意，“上午複習功課以備考試，下午就隨便看各種各樣的書。那個時候圖書館借書非常容易，管理員態度也非常好，環境安靜。我就永遠佔一個靠窗口的位子，一看就是一天。”

此時內戰的硝煙已經開始瀰漫，國共在東北戰場即將進入決戰。可是在古香古色的北平圖書館裡，資中筠依然守著一張安靜的書桌，餓了就出去買一個燒餅，累了就在長椅上躺一會兒。

那個時代的大學都是獨立招生，資中筠在參加了清華大學的考試之後，為保險起見，還南下上海，參加了聖約翰大學和滬江大學的考試。巧合的是，作為教會大學的聖約翰大學的作​​文題目也是文言文。

三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都來了，資中筠如願以償地進入了清華大學，成為清華英語系二年級的學生。此時，清華大學已經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心，但是遠離政治的資中筠對政治依舊懵懵懂懂，與許多同學一樣，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感到外面社會很黑暗，但是對政治採取逃避的態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圖書館——音樂室之間。

1948年12月中旬資中筠進城到父親朋友家中度週末，第二天清華大學迎來了解放軍，北平開始圍城，既不能夠回清華，又不能回天津。直到一個半月後，她終於回到了天津。此時天津已經解放，她發現客廳裡住了解放軍（不久就搬走），父母都很擁護新社會。父親前不久，正被銀行派往美國考察，不顧友人的挽留，執意回到已經隱隱聽得見炮聲的天津，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轟動，因為當時很多人倉皇外逃。天津解放後，資耀華衷心擁護新政權，熱情滿懷，並積極建言。

三

北平和平解放後不久，清華重新開學，資中筠回校繼續讀書。此時時代的大背景已經轉換，校園裡時時迴盪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學生們忙於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清華園裡已經沒有了安靜的書桌。

開始思想有所觸動是1949年的冬天，清華學生被組織到海淀農村參加土改複查，有幾個星期和農民同吃同住。從來沒有見過農村真實生活狀態的資中筠震驚了，她發現被認為是富農的人家都那麼窮，破破爛爛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所以我開始感覺到很慚愧。雖然那時候還沒有把他們拉出來鬥，但是他們畢竟是被審查的對象，而我們就是因為有機會讀了書，就好像是站在正確的立場。”這樣，她開始為自己原來享有的優越生活感到內疚。一首土改歌曲《誰養活誰》更觸動了資​​中筠的靈魂。在學校聽政治學習報告，其中說，大概400個農民一年的生產才能養活一個大學生。所以，她越來越覺得自己是欠了農民的。

資中筠剖析當時的思想，“我對國民黨並無任何好感，對舊社會也沒有留戀，在國民黨時期我們都認為社會黑暗的不得了，所以我想的只是逃避。我在中學的時候受像陶淵明等魏晉文人的影響很大，總想出世，遠離政治。但是後來一想，我自以為是遠離政治的，但是我要不要吃飯呢？我既然要吃飯，是誰養活我？這就產生問題了。我覺得，我好像沒有權利自以為是地離開所有的政治。”

她開始轉變了。以前對政治學習總想逃避，現在不反感了，能夠聽得進了。

最大的轉變是抗美援朝。根據當時的宣傳，南朝鮮在美帝支持下挑起了戰爭，而且放映了朝鮮人民受到侵略者殘酷殺害的電影。資中筠接受了這樣的論斷：世界上分成兩大陣營，不站隊是不行的，不站在革命的一邊，就是站在反革命的一邊。於是，她和許多同學一起，積極報名參軍。她的行動得到了父親的支持。

回想當年，資中筠說：“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徹底轉變。我確實是比較單純，一旦認定了這個理，就按這個理走，義無反顧。”

儘管清華的學生90%都報名參軍，最終批准的極少，外文系和工科的高年級都留下來，因為建設國家需要。留下的也都很自豪，自以為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從此以後，資中筠對所有官方宣傳都深信不疑，“覺得祖國前途光輝燦爛。”

就這樣，一個青年完全“轉變”過來了，但是她還要經受“考驗”。

1951年，大學畢業的資中筠和她的同學馮鍾璞（即後來的作家宗璞）一起分配到“政務院宗教事務處”工作。可是不到半年，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一直被認為是進步人士的資耀華一夜之間成為“奸商”，《天津日報》大標題說“大奸商資耀華拒不坦白” 。

資中筠成為被“幫助”的對象，單位黨組織動員她劃清界限。“當時我的心情是這樣，第一，黨永遠是對的。這個大前提我不動搖，但是我想不出來我父親怎麼會成為奸商？他工作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也從來不在家裡頭說什麼，可是他的為人無論如何與“姦”字連不起來。後來我就表態說，我服從組織的任何結論。可是他們說我態度消極。”

資中筠把所有的家信都交了出來，實際上父親極少寫信，都是母親的信，除了詢寒問暖就是鼓勵好好工作之類。這過不了關。一個中學同學登報聲明與資本家父親脫離關係，使她受到啟發，她也要求登報脫離關係。可是“組織上”說，這違反政策，並不希望她這樣做。

這場煎熬歷時半年。忽然又說資耀華沒問題了，結論說他是“完全守法”，不久，資耀華調到北京，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從此這位正值盛年的銀行家埋頭整理近代貨幣金融史料工作。

整的時候大張旗鼓，等到落實政策的時候卻靜悄悄的，所以資中筠並不知道父親何時“落實政策”，何時來北京，因為她幾乎和家裡完全脫離了聯繫，凡是給家裡寫信，就得給單位審查，於是不再通信。後來還是從妹妹那裡得知父母居住在北京，她才回家看望。

雖然父母對她一如既往，但是“從此我跟他們的關係就疏遠了，親情無法再同以前一樣。父親在家中更沉默了。”

四

1952年，資中筠調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這是和工會、青年團、婦聯並列的所謂“群眾團體”，當時並稱“工青婦和”。這幾個組織都有國際部，負責國際交往，而“和大”本身則主要就是從事國際工作的。資中筠在國際聯絡部，主要從事翻譯和文書的工作。她曾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中國書記的助手及翻譯，常駐維也納三年。

資中筠感到非常幸運，特殊的工作讓她逃脫了“反右運動”。“我出國之前，已經在開始學習'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蘇聯的共青團員，特別敢提意見。學習娜斯佳精神就是號召大家敢提意見。“和大”的青年團組織專門開會討論給領導提什麼意見這就是'鳴放'的開始，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我被派出去了。”否則以她的性格一定會積極、直率地提意見。

1957年暫時回國休假，“反右”開始了。資中筠發現，有好多原來的同事年輕人正在被批判（後來有些人戴“右派帽子”，命運很慘）。幸運的是，資中筠只參加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其間還匆匆與陳樂民結了婚，又被一起派出國去了。資中筠反思說：“如果我先在國內，一定參加'鳴放'，我很可能變成右派，因為我對黨是無所保留的。假如沒參加'鳴放'，'反右'運動中留在國內，我又很有可能變成積極分子，批判別人。因為那個時候自己沒腦子，只知道緊跟。所以我回想起來，覺得自己特別幸運，既沒有變成右派，也沒有做現在想起來對不起人的事。”

 1958年在國外的資中筠聽說國內“大躍進”，異常興奮，想像著國內的大好形勢，而自己不能躬逢其盛，太遺憾了。1959年又聽說國內遭遇“自然災害”了，物質匱乏，開始實行糧食定量。“我們在國外養尊處優，很慚愧，於是乎就申請回國，要求跟國內的人們一起同甘共苦。”

資中筠和丈夫陳樂民一起奉調回國時，遍地的小高爐早已熄了火。陳樂民主動要求下放農村鍛煉，“因為當時在國外工作的人，雖然是組織上派出去的，可是都認為沒有跟勞動人民在一起，缺了這一課，老被認為沒改造好。”

資中筠正巧懷孕就沒有下去。在河北農村工作的陳樂民親身體驗了大饑荒中農村的困難生活——，每天只有不到四兩的帶糠的口糧，人人都營養不良。陳樂民有一次餓暈了，滾到溝裡去，幸虧被老鄉給救起來，送到縣城醫院打營養針。資中筠慨嘆道：“他是中央下放的干部，不能讓他餓死，可是老鄉就不知道餓死多少。”

當時在北京城的資中筠也浮腫了，早上一起來眼睛就睜不開，一摁一個坑。可是她沒有抱怨，“上面說是自然災害，就是自然災害，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局面，更沒有懷疑過政策上有什麼錯誤，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

因工作需要，資中筠仍然不斷出國，只要出國一個禮拜，浮腫就消。但是在國內外生活的對比中，資中筠也沒有絲毫懷疑，因為“預防針”打得足足的，“雖然住高級旅館，吃奶油麵包，但是'信念”和'立場'沒有絲毫動搖”。當時因大家食不果腹，上面有減少工作時間的指示，但是資中筠所從事的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仍然十分繁重，整晚整晚的開夜車，使她因營養不良且勞累過度而終於躺倒，到1964年不得不完全中止工作，治療​​、休養。

休養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五

和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樣，“文革”中的資中筠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河南周口地區的農村，完全不用腦而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反而治癒了她嚴重的神經官能症。更大的收穫是，她開始了懷疑。一是農村生產力之落後、農民生活之苦、青壯年文盲比例之高，完全與她所相信的宣傳差距太大（她所在的農村並非偏僻窮山溝，而是一片平原，土質很好）。真正對最高指示懷疑的引發點的出現非常偶然。在“林彪事件”之前，傳達了毛主席在姚文元一個報告上的批示，姚說他讀了《天演論》、《史記》、《孫中山集》、《五燈會元》等五本書。毛主席批示說，很好，繼續努力，必有成效（大意）。聽到這樣的傳達，資中筠忽然覺得，“讀這些書有什麼了不起，我大部分都看過。8億人只有一個人替大家讀書，讀這麼點書還要最高領袖讚揚。我突然覺得這事有點荒唐，這麼一轉念呢，我好像已經開始懷疑了。”她稱之為開始“腹誹”。雖然此前隱隱約約想到可能有什麼不對，可是不敢想，現在懷疑就像一株嫩草，終於從石頭縫裡鑽出來。

接著，就是陳伯達出事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被毛澤東斥為“野心家”，又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被發動起來。“昨天那麼革命，今天為什麼忽然又不行了？”資中筠開始有點保留，雖然她跟誰也不會講，“等到林彪出事以後，更覺得不對頭了，明明上了黨章的接班人了，怎麼忽然就這樣了？然後又傳達了一個毛主席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說他老早就看出林彪有問題了，邏輯上更說不過去了，到'批林批孔'時就越來越荒唐，實在沒法跟了。”

本來，資中筠已經做好了長期做農民的打算，所以認真學習農活，怕一旦完全靠勞動吃飯，自己養不活自己。想不到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機。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外文幹部上調，資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負責對美工作，參加了尼克松訪華以及隨後陸續訪華的美國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團。

封閉的國家開始慢慢地與世界接觸，1975年鄧小平的複出更讓知識分子們看到了希望。因為他講了很多符合常識的話，正是當時大家所想的。她記得他在軍委說，什麼政治掛帥，思想萬能，一個螺絲釘擰不好，飛機就要掉下來。這都是大實話。那時人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共識，中國不能那麼胡鬧下去了。

到了1975年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時，對“批鄧”緊跟的人少多了，“上面壓下來必須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抄報紙上現成的批判稿，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應付了事，領導也不那麼認真的來壓”，在資中筠看來，“批鄧”是一個轉折點，“大家開始懷疑毛，但是對體制還不敢懷疑，而是認為如果那些老幹部出來工作，大概就會好了。”

“四五運動”來了，毛澤東去世了，“四人幫”垮台了……發生在1976年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都昭示著，新的轉機出現了。

六

1979年1月，鄧小平出訪美國，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和人們習慣的說法“改革開放”不同，資中筠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開放改革”，因為“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關起門來是無法實行改革的。而對外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美國的開放。在中國開放改革的進程中,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

也是在1979年，資中筠第一次走馬觀花地訪問了美國。1980年，她決心退出送往迎來的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在她要求下，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開始專業從事美國研究。

一次偶然的機會，資中筠在飛機上遇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一番傾談之後，正在籌建美國所的李慎之向資中筠發出邀請。1985年，資中筠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三年之後擔任了所長。

“我真正解放思想是到社科院來以後，那幾年我心情特別舒暢，”資中筠至今認為，八十年代是社科院的“黃金時期”，是思想解放的前沿。當代中國國際政治學也逐步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影響，開始走上正軌。

資中筠似乎又回到了北平圖書館時期，她在當時最開放的學術殿堂，潛心學術研究。當然，她也時時感受到改革時代的熱潮。許多知識分子心情舒暢，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又一次升起希望，雖然知道有阻力，但是他們還是對當時的領導和改革方向寄予厚望。但是八十年代很快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結束了，許多知識分子再次陷入新的困惑。資中筠坦陳，到80年代末，她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解放，這次比七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更徹底，她珍視“獨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於世，“所以我就堅決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贊成的政策。於是我下決心：在盡可能的範圍內，我要自由。”

“耳順之年”之後的資中筠得到了真正的心靈的“自由”。退休之後，她的學術精進，《二十世紀的美國》、《財富的歸宿》等著作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在專業研究之餘，她的思想日見開闊，信手寫來的隨筆文章題材廣泛而又有一以貫之之道，字裡行間透露出對吾土吾民的摯愛、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對文明和正義的呼喚，彰顯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胸懷。因此，知識界尊稱她為“資先生”。

“我自己覺得越想越明白”，今年八十歲的資中筠坦誠的說，“慢慢看透了體制，也明白了中國到底應該走怎麼樣的一條道路。”幼年得到的愛國教育沒有因為個人經受的苦難而消磨，同時由於思想的開闊獲得了新的視角，“過去國際關係整天考慮的是國家利益，現在我覺得，還需要從人類共同的角度去考慮，從人民的幸福的角度來看。過去中國人老說，我們要在世界上要佔什麼樣的地位，以後美國衰落下去了，中國就是第一了。其實，大多數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小國的人民很幸福，它們幹嗎非得做大國呢？有人說，英國沒落了，很多殖民地都獨立了，但是英國普通人的幸福沒有因此減少，還是原來的體制，人民享受自由和福利，各方面不是都挺好嗎？幹嗎非得做一等大國不可？”

讓資中筠感到憂慮的是，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缺乏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因此，她呼籲“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