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艱難的、困頓的、非理性的時刻,除了家人,就只有朋友是我們的依靠,友情的光輝,有照破各種黑暗的神奇力量!
《朋友》內收高行健書寫「友情」這個主題的三篇小說,透過文學的情境而告訴我們,朋友是什麼樣的狀態和實在。
名散文家鍾怡雯為這本書所呈現的「友情的深度」作了導讀,繪本作家可樂王則依據小說而創發了視覺呼應的情境。
高行健的《朋友》非常適合青年讀者賞讀、體會,去尋找、建構自己和他人的友情。《朋友》也是一本為天下友情人和有情人編的書。
作者簡介
高行健
一九四○年生於江西贛州,祖籍江蘇泰州。畢業於北京外語學院,專修法國文學。曾任多年翻譯。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農村。一九七九年開始發表作品,一九八一年成為專業作家。著有長篇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中篇小說《有隻鴿子叫紅唇兒》、短篇小說《高行健短篇小說集》;劇本《高行健戲劇集》十餘種;文論《沒有主義》;作品集《週末四重奏》、畫集《另一種美學》等。一九九五年劇作《夜遊神》獲比利時法語共同體戲劇創作獎。二○○○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華文世界第一位領有此殊榮之人。
高行健在法定居十餘年,兼具作家、畫家、劇作家、導演等多重身分。繼二○○二年十二月《八月雪》在台首演後,新劇《叩問死亡》與《週末四重奏》也分別於二○○三年登上法國舞台。為了向這位傑出的華人作家致敬,法國古城馬賽已將二○○四年訂為「高行健年」
(Ray Chen) Mendelssohn Violin Concerto in E minor, Op. 6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03Hs6dwj7E高行健 《朋友》
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沒想到十三年後,我們竟又重逢。十三是個不吉利的數字,然而十三年後,你依然是你,時不時開懷大笑,還是這樣健談,機智與俏皮不減當年,只不過你的笑聲帶上了沉厚的胸音。而我,也沒變?
「在大街上一眼就可以認出來,還是那樣,連一根白頭髮都沒有。」
「哪裡,哪裡,老啦,白白浪費了十多年光景,人生最珍貴的年代,青年時代,幹事業的時代。」
你又笑了,但立刻止住。是的,你已經有了白頭髮了,兩鬢和前額都分明夾雜著根根白髮。你只不過大我兩歲,人到中年萬事休,你我都已跨入了中年。
「不,不。」你猜到了我的思想。「領導班子裡六十多歲還算年輕,你我當然還可以算是小青年了。」你又哈哈大笑。「還可以幹。」
「對,還可以重頭幹,毛毛剛考上了研究生,當太學生。」你又哈哈大笑,我跟著你也開懷大笑。
我真服你,你有過這樣的經歷,居然還這樣樂天。「你先談談,真槍斃過你?我是聽毛毛說的。」我說。
「槍斃過,差點沒到馬克思老人家那裡報到去。」你說得很認真,沒一點開玩笑的意思。
「講講,講講,死是怎麼個滋味?」
你沉吟了片刻,才說:
「假槍斃。」
「你事先知道是假的。」
「那就沒意思了。我當時真以為這下就完了。死真不是滋味,不過,死並不可怕。問題是死得這麼年輕,什麼事也沒幹。」你又呵呵笑了。「其實,冤鬼多著呢,我算不了什麼。」
你沉默了。
「抽烟吧!」我把烟遞給你。十五年前,我們剛大學畢業,都沒抽過烟,如今我一天兩包,你原來也是杆老槍。
烟點著了,烟霧裊裊。你靠在我弟弟拿木料請人做的沙發上,我也靠著。
「我是半夜裡被他們從牛棚裡拖出來的。他們叫我滾出來!我就穿上衣服,滾出來了,跟他們去了,因為夜裡過堂不是第一回了。這是一種心理戰,有一嚇就招供的,也有連續幾天瞌睡得熬不住,也就認了。我沒有想到他們要槍斃我。挨打不稀奇,我有準備,特別穿上了毛衣毛褲,好減輕點皮肉痛苦。」你又咧嘴笑了。「他們把我帶到地質隊的『東方紅革命造反司令部』,就好比戰爭時期的前線指揮部,不過不在前線,而是在食堂隔壁,原先會計的房裡,審完了吃消夜方便。我們這批關進牛棚受審的人,野外津貼都叫他們消夜吃掉了。」
吹吹,你還像中學時代一樣,又講上故事了。什麼事經你一吹,就都滑稽可笑了。還是講你當時真實的感受吧。我這話還沒講出來,你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反問我:
「你不覺得這是很滑稽的嗎?」
「活過來的人用今天的眼光看是如此。」
「可我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場鬧劇。給我加別的罪名都不怪,就因為我的叔父在美國,我也就成特務了?就因為我有個三波段的熊貓牌收音機?就因為我聽過英語廣播?」你又咧嘴,但是沒笑。「進去了倒是沒挨打,可把我像死豬樣的倒吊起來了,這滋味當然不好受,金星直冒,我只好閉上眼睛。渾身淌虛汗。真後悔不該穿這身毛衣毛褲,這就是當時真實的感受。」
你等著我的反應。我聽你講下去。
「然後就審問,就宣布我的罪狀,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還聽見槍栓子一拉。他們把我放下來,掰起我的頭,叫我看槍斃我的布告。問我認得我的名字嗎?我當然認識。一個紅點,一筆紅勾,畫在我的名字上,同法院門口槍斃犯人的布告一模一樣。可我真不相信就這樣可以把我處決。都是搞科學的人,幹出這種事來,你說是悲劇還是鬧劇?」
「那是個不合邏輯的時代。」
「生活就這樣不合邏輯,還就真實得很,真實到叫你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地步。」
「沒真把你槍斃掉就算你命大。」
你我都沉默了。覺得房裡有些冷,我把煤爐的爐門打開。
「很可能把我槍斃掉的。有人就這樣槍斃掉了。幸虧我同誰也沒有私仇,平時我除了跑野外作業搞我的勘探,同隊裡的人從來也沒鬧過矛盾。他們也都是好人。不是怕火燒到自己身上,就是想立大功,動機也還是要革命。」你又咧嘴了。而這種無聲的笑是你過去沒有過的,是這些年來你變得深沉之處。不過,你倒楣就倒在你這俏皮上,俏皮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罪過。
我想起十三年前你最後給我的那封信:「馬克思要是看到人們把賣菜的經驗當成他的哲學準會氣得發抖。」
我沒有立刻回你這封信,可我一直想婉轉地提醒你,書信也好,說話也好,不要帶這分俏皮,因為那時候政治氣氛已經十分緊張了,免得惹來麻煩。兩個月後,這場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便爆發了,誰也不知道誰的命運如何,我也不敢再給你去信。然而,我預感到你的災難,爾後你果真音訊全無。「死並不可怕,只不過是一種遺憾。」你說,「他們把我雙手反捆起來,用毛巾紮上眼睛,我被拖上一輛卡車,開了一陣子,又押下來,問我招認不招認是特務,給我最後一分鐘考慮。 我聽見山風穿過樹林子,不遠的什麼地方溪流的水聲,拉槍栓的聲音。這回是真的了,我想,說真的,我並不感到害怕,只覺得脊背心冰涼,心疼。隨即叭地一聲,我倒下了。腦子裡轟地一響。 以為打中了腦袋。臉貼在潮濕的泥地上那一剎那,你猜我想到的是什麼?」你望著我。
要是我,面對死亡不會這樣平靜,我要喊叫,要抗議這種愚蠢荒謬的死亡,我會大喊大叫!你又笑了。
「你還記得嗎?考大學複習功課的那年夏天,你大概是看書累了,放了一會唱片。我在院牆那邊喊你,叫你把唱機搬出來,放在牆根前,我也正想聽。」你企圖喚醒我的記憶。「不記得了。」我懷著歉意,坦率地承認。「你不是有一套門德爾遜的『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的唱片。」「怎麼不記得?那是我特喜歡的一個曲子!可惜破『四舊』 的時候,我們哥倆都在外地,家裡的人嚇得把唱片都砸了。」「我以為被打中了死了的那時候,我心想的是再也不能在你家放唱片的時候,隔著院牆叫你把唱機搬到院子裡來,再也聽不到門德爾遜的這個曲子了。」
我哼起了這個曲子中那個苦苦探索,熱切地追求的主題,你連連點頭。那是個急速上升,又中斷了,又急速上升的旋律。那是對未來、對理想、對一種燦爛的生活的激情的呼喚。是的,是的,它點燃過我,點燃過你。這就是相隔了十三年,你我經歷了生離死別,我們之間卻依然息息相通的精神。
「我夢見過你兩次,」我說。「一次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記不清是六七年還是六八年。在那種恐怖氣氛中,今天不知道明天將如何。只要在批鬥別人的會上,念稿子,或是念語錄的時候,緊張起來,念錯了一個字,就會從會場上立刻被揪出來打成反革命的那些日子裡,我夢見了你。吹吹,你正在指揮一個交響樂隊― ― 」
「有意思。」
「而且是背對著我,躺在一張靠背椅上,揮舞著手臂,搖頭晃腦。」
「妙極了!」你俯身衝著我笑道,大巴掌在扶手上一拍。「妙就妙在你指揮的那個曲子,那麼多層次,結構那樣複雜,在那麼多不和諧的音響的轟鳴中,一個半音階上升的難以捉摸的旋律,很艱難地,剛剛接近於形成,又失散了。可在轟鳴中又即刻出現了,剛要分明地,穩定地行進,又被迅猛的、排山倒海一般的不和諧的轟鳴沖散了。可這個旋律從紛雜中又爬了起來,頑強地努力要實現、展示、踏出一條堅實的出路。」「這是一首詩啊!」你感嘆著。「只能說是一首詩的情緒,可無法把它準確地寫出來。」「就像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你說對了。
爐子上坐的壺水撲突撲突地滾沸了,冒著騰騰熱氣。我們又接上了一支烟。
「我已經十多年沒聽過交響樂了。」你說。
「你在下面怎麼不買個半導― ― 」我立刻想起收音機給你帶來的災難。
「經過了這場大誤會,恐怕不會有人再懷疑我是特務了。我準備再買個,學英語,今後工作上總有些外文資料可看。」你接過我的話題。「給我買本鄭易里編的《 英華大字典》吧,什麼樣的字典都行啊,我的書都丟了。我回去後給你寄五十塊錢去,你給我買些工具書。」
吹吹,死亡沒有嚇倒你,還是你戰勝了死亡。
「還有個夢呢?你不是說兩次夢到我?」
「頭一個夢我記得很清楚。醒來的時候,我睜眼反複追憶了夢中的印象,甚至找了個筆,企圖把旋律和節奏都大致記下來。可惜,沒法把這些音符捉摸住,倒是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我一直想,如果能再見到你,一定要把這個夢境告訴你。後一個夢就雜亂得很,不知怎麼地到了你家,原先你們被攆走之前我家隔壁院子裡的你那個家,可到你家的那些彎彎曲曲的通道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又有點像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曾經住過的一個院子的前院。總歸到你家了,見到你真高興,有多少話要同你說,可你家房裡坐滿了人。我們什麼也沒談便出來了。後來又一起在後院,牆根下的瓦礫堆中捉蟋蟀。雨過之後,天陰沉沉的,院裡一灘灘的積水。我在牆縫裡掏著掏著,你卻不在了。我便再也無法找到你,已經記不起那屋檐下曲曲折折的通道怎麼走的了。」
「這是個悲哀不祥的夢。」你解嘲道。
「也是個陳舊的夢。」我說。「可心裡總感到這是種溫暖的懷念。」
房裡暖和起來了,窗玻璃蒙上了一層迷濛的水氣。屋外肯定挺冷。
「七三年秋天,我回來過一次,好幾回從你家門口經過,沒敢進來,一是怕你們家也搬了,再是怕有人認出我來,給你們家添麻煩。因為我那時候還沒解放,問題掛起來就是了,總算恩准可以回家探親了。」
「我那時候還下放在山溝溝裡呢。我是七五年才調回北京的。有次回來探親,聽我父親說,他見過你父親在城南掃大街,估計你的情況也好不了。當時不知道你們家受衝擊後趕到哪裡去了,也不便上街道革委會去打聽。」
「我父親大前年病死了。」
好比經歷了一場十多年的戰爭,這就是我們的青年時代。
「你記得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嗎?」我問。「考大學之前,我們不是爭論過究竟應該報考什麼專業?我企圖說服你同我一起學文學。你反駁我說:社會前進的道路已經不用我們來闖了。大革命的時代完成了,沒有巨大的社會變革就不會有深刻的文學,我們面前的路太平坦了,時代留給我們的只剩下創造性的勞動。你記得不?」「我們不爭論了。」你把手一揮。「談談你的情況。」「我沒什麼好談的,沒被槍斃過,也沒有被批鬥過,只因為一度捲進派性裡去,辦了我一個月的學習班,連上廁所都有尾巴跟著。怕我串聯,如此而已。」「對了,天安門事件的時候你在北京嗎?」
「在。」
「六九年槍斃我的時候,我倒沒什麼痛苦,只是後來,反反復復地政治變動,沒完沒了地等待,什麼事情也不能做,那才受不了,可我從廣播中聽到『天安門暴亂』的時候,我倒突然看到了希望。我當時想,要能見到你,我一定要問問當時的真實情況。」
「我倒是天天去,還拍了很多照片。」
「憑直覺,我就想到,你在北京的話,一定會去的!你這個搞文學的人,怎麼能放過這個場面?」
我笑了。我說:「有時為了選鏡頭,不得不登高,站到欄杆上,爬到燈柱子上去,被盯梢上了。」
「你怎麼發現的?」「我天天去,他們也天天在。再加上他們那身公家發的藍大衣,彼此都面熟了。」
「後來沒追查到你?」「我畢竟不是小孩子,我把自行車的牌照下掉了。」
你呵呵大笑。
「不過,事後一個月我沒騎過自行車上街。第二個月就請探親假回來,混了近兩個月才回北京的。」
「你那些照片還在?」
「底片都在,不過有些霉點。我當時包上錫紙,裝在塑料口袋裡,埋在花盆的泥土裡。」
你點點頭:這就是我們經歷的時代。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些年你還寫嗎?」
怎麼說呢?「寫,」我說。「我自願到山區去落戶就為的是不至於把生命白白耗費在幹校裡。我想找個安靜角落,寫下我們這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但是沒能寫下去,只是一堆連自己也很不滿意的廢紙。」
「你為什麼不堅持寫下去?」
「因為當時看不到我寫的東西的結局… … 」
「這我能體會,孤獨是最難忍受的,槍斃只是一剎那間的事,孤獨可是成年累月的。要戰勝孤獨不容易。我後來可管得鬆些了,一有機會,就溜到幾十里地外的小集鎮上去,泡泡澡堂子,聽人閒聊天,因為我沒有人可以講話啊。噢,你應該把這本書寫下去,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天安門事件之後,我一個晚上全部燒掉了。」我說。「可惜了。你那稿子寫了多少?」「將近四十萬字。最後一章的結尾是:主人公在大山裡走了很久,疲倦極了,躺在看山人用巴茅草搭的窩棚裡。望著棚子外面,沒有鳥雀叫,也沒有昆蟲嘶鳴,四下十分寂靜,只有兩峰之間一片異常明潔的天空。頂峰之下,荊棘叢生,再也無路可循。可他想,應該再努一把力,爬到灰褐色的赤裸的懸岩上去,站在那上面去觀望,天一定更亮,更潔淨。」
「妙極了,想像得出來,這是很美的。你應該把它重新寫出來!」你激動得在屋裡走來走去,隨後在窗前站住,用手擦去玻璃窗上的水氣,凝望著窗外。
「要寫的,」我說。「現在這部小說的結局已經有了。」
「下雪了。」你彷彿並沒有聽見我的話,推開窗戶說。滿屋子的姻霧在窗口旋轉遺巡,不情願出去似的。
「出去走走吧!」你說。
街上沒有風。雪花無聲無息落在衣領子上。你那雙笨重的翻毛皮靴踏在剛鋪就的潔白的路面上,鞋後跟的印子立刻浸濕了。我趕上你,並肩走在這條我們一同上小學,隨後又一同上中學,幾乎是每天都要來回走過的路上。「還是活著快活,啊?」你突然站住,望著我說「那當然,你這條命可是撿來的。」我說。「真他― 」你沒有罵出口,我們就笑了,大聲地笑,笑得街上的行人都望著我們,莫名其妙。
一九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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