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艱難的、困頓的、非理性的時刻，除了家人，就只有朋友是我們的依靠，友情的光輝，有照破各種黑暗的神奇力量！
《朋友》內收高行健書寫「友情」這個主題的三篇小說，透過文學的情境而告訴我們，朋友是什麼樣的狀態和實在。
名散文家鍾怡雯為這本書所呈現的「友情的深度」作了導讀，繪本作家可樂王則依據小說而創發了視覺呼應的情境。
高行健的《朋友》非常適合青年讀者賞讀、體會，去尋找、建構自己和他人的友情。《朋友》也是一本為天下友情人和有情人編的書。
作者簡介
高行健
一九四○年生於江西贛州，祖籍江蘇泰州。畢業於北京外語學院，專修法國文學。曾任多年翻譯。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農村。一九七九年開始發表作品，一九八一年成為專業作家。著有長篇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中篇小說《有隻鴿子叫紅唇兒》、短篇小說《高行健短篇小說集》；劇本《高行健戲劇集》十餘種；文論《沒有主義》；作品集《週末四重奏》、畫集《另一種美學》等。一九九五年劇作《夜遊神》獲比利時法語共同體戲劇創作獎。二○○○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華文世界第一位領有此殊榮之人。
高行健在法定居十餘年，兼具作家、畫家、劇作家、導演等多重身分。繼二○○二年十二月《八月雪》在台首演後，新劇《叩問死亡》與《週末四重奏》也分別於二○○三年登上法國舞台。為了向這位傑出的華人作家致敬，法國古城馬賽已將二○○四年訂為「高行健年」
(Ray Chen) Mendelssohn Violin Concerto in E minor, Op. 6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03Hs6dwj7E高行健 《朋友》
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沒想到十三年後，我們竟又重逢。十三是個不吉利的數字，然而十三年後，你依然是你，時不時開懷大笑，還是這樣健談，機智與俏皮不減當年，只不過你的笑聲帶上了沉厚的胸音。而我，也沒變？
「在大街上一眼就可以認出來，還是那樣，連一根白頭髮都沒有。」
「哪裡，哪裡，老啦，白白浪費了十多年光景，人生最珍貴的年代，青年時代，幹事業的時代。」
你又笑了，但立刻止住。是的，你已經有了白頭髮了，兩鬢和前額都分明夾雜著根根白髮。你只不過大我兩歲，人到中年萬事休，你我都已跨入了中年。
「不，不。」你猜到了我的思想。「領導班子裡六十多歲還算年輕，你我當然還可以算是小青年了。」你又哈哈大笑。「還可以幹。」
「對，還可以重頭幹，毛毛剛考上了研究生，當太學生。」你又哈哈大笑，我跟著你也開懷大笑。
我真服你，你有過這樣的經歷，居然還這樣樂天。「你先談談，真槍斃過你？我是聽毛毛說的。」我說。
「槍斃過，差點沒到馬克思老人家那裡報到去。」你說得很認真，沒一點開玩笑的意思。
「講講，講講，死是怎麼個滋味？」
你沉吟了片刻，才說：
「假槍斃。」
「你事先知道是假的。」
「那就沒意思了。我當時真以為這下就完了。死真不是滋味，不過，死並不可怕。問題是死得這麼年輕，什麼事也沒幹。」你又呵呵笑了。「其實，冤鬼多著呢，我算不了什麼。」
你沉默了。
「抽烟吧！」我把烟遞給你。十五年前，我們剛大學畢業，都沒抽過烟，如今我一天兩包，你原來也是杆老槍。
烟點著了，烟霧裊裊。你靠在我弟弟拿木料請人做的沙發上，我也靠著。
「我是半夜裡被他們從牛棚裡拖出來的。他們叫我滾出來！我就穿上衣服，滾出來了，跟他們去了，因為夜裡過堂不是第一回了。這是一種心理戰，有一嚇就招供的，也有連續幾天瞌睡得熬不住，也就認了。我沒有想到他們要槍斃我。挨打不稀奇，我有準備，特別穿上了毛衣毛褲，好減輕點皮肉痛苦。」你又咧嘴笑了。「他們把我帶到地質隊的『東方紅革命造反司令部』，就好比戰爭時期的前線指揮部，不過不在前線，而是在食堂隔壁，原先會計的房裡，審完了吃消夜方便。我們這批關進牛棚受審的人，野外津貼都叫他們消夜吃掉了。」
吹吹，你還像中學時代一樣，又講上故事了。什麼事經你一吹，就都滑稽可笑了。還是講你當時真實的感受吧。我這話還沒講出來，你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反問我：
「你不覺得這是很滑稽的嗎?」
「活過來的人用今天的眼光看是如此。」
「可我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場鬧劇。給我加別的罪名都不怪，就因為我的叔父在美國，我也就成特務了?就因為我有個三波段的熊貓牌收音機?就因為我聽過英語廣播?」你又咧嘴，但是沒笑。「進去了倒是沒挨打，可把我像死豬樣的倒吊起來了，這滋味當然不好受，金星直冒，我只好閉上眼睛。渾身淌虛汗。真後悔不該穿這身毛衣毛褲，這就是當時真實的感受。」
你等著我的反應。我聽你講下去。
「然後就審問，就宣布我的罪狀，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還聽見槍栓子一拉。他們把我放下來，掰起我的頭，叫我看槍斃我的布告。問我認得我的名字嗎?我當然認識。一個紅點，一筆紅勾，畫在我的名字上，同法院門口槍斃犯人的布告一模一樣。可我真不相信就這樣可以把我處決。都是搞科學的人，幹出這種事來，你說是悲劇還是鬧劇?」
「那是個不合邏輯的時代。」
「生活就這樣不合邏輯，還就真實得很，真實到叫你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地步。」
「沒真把你槍斃掉就算你命大。」
你我都沉默了。覺得房裡有些冷，我把煤爐的爐門打開。
「很可能把我槍斃掉的。有人就這樣槍斃掉了。幸虧我同誰也沒有私仇，平時我除了跑野外作業搞我的勘探，同隊裡的人從來也沒鬧過矛盾。他們也都是好人。不是怕火燒到自己身上，就是想立大功，動機也還是要革命。」你又咧嘴了。而這種無聲的笑是你過去沒有過的，是這些年來你變得深沉之處。不過，你倒楣就倒在你這俏皮上，俏皮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罪過。
我想起十三年前你最後給我的那封信：「馬克思要是看到人們把賣菜的經驗當成他的哲學準會氣得發抖。」
我沒有立刻回你這封信，可我一直想婉轉地提醒你，書信也好，說話也好，不要帶這分俏皮，因為那時候政治氣氛已經十分緊張了，免得惹來麻煩。兩個月後，這場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便爆發了，誰也不知道誰的命運如何，我也不敢再給你去信。然而，我預感到你的災難，爾後你果真音訊全無。「死並不可怕，只不過是一種遺憾。」你說，「他們把我雙手反捆起來，用毛巾紮上眼睛，我被拖上一輛卡車，開了一陣子，又押下來，問我招認不招認是特務，給我最後一分鐘考慮。 我聽見山風穿過樹林子，不遠的什麼地方溪流的水聲，拉槍栓的聲音。這回是真的了，我想，說真的，我並不感到害怕，只覺得脊背心冰涼，心疼。隨即叭地一聲，我倒下了。腦子裡轟地一響。 以為打中了腦袋。臉貼在潮濕的泥地上那一剎那，你猜我想到的是什麼？」你望著我。
要是我，面對死亡不會這樣平靜，我要喊叫，要抗議這種愚蠢荒謬的死亡，我會大喊大叫！你又笑了。
「你還記得嗎？考大學複習功課的那年夏天，你大概是看書累了，放了一會唱片。我在院牆那邊喊你，叫你把唱機搬出來，放在牆根前，我也正想聽。」你企圖喚醒我的記憶。「不記得了。」我懷著歉意，坦率地承認。「你不是有一套門德爾遜的『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的唱片。」「怎麼不記得？那是我特喜歡的一個曲子！可惜破『四舊』 的時候，我們哥倆都在外地，家裡的人嚇得把唱片都砸了。」「我以為被打中了死了的那時候，我心想的是再也不能在你家放唱片的時候，隔著院牆叫你把唱機搬到院子裡來，再也聽不到門德爾遜的這個曲子了。」
我哼起了這個曲子中那個苦苦探索，熱切地追求的主題，你連連點頭。那是個急速上升，又中斷了，又急速上升的旋律。那是對未來、對理想、對一種燦爛的生活的激情的呼喚。是的，是的，它點燃過我，點燃過你。這就是相隔了十三年，你我經歷了生離死別，我們之間卻依然息息相通的精神。
「我夢見過你兩次，」我說。「一次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記不清是六七年還是六八年。在那種恐怖氣氛中，今天不知道明天將如何。只要在批鬥別人的會上，念稿子，或是念語錄的時候，緊張起來，念錯了一個字，就會從會場上立刻被揪出來打成反革命的那些日子裡，我夢見了你。吹吹，你正在指揮一個交響樂隊― ― 」
「有意思。」
「而且是背對著我，躺在一張靠背椅上，揮舞著手臂，搖頭晃腦。」
「妙極了！」你俯身衝著我笑道，大巴掌在扶手上一拍。「妙就妙在你指揮的那個曲子，那麼多層次，結構那樣複雜，在那麼多不和諧的音響的轟鳴中，一個半音階上升的難以捉摸的旋律，很艱難地，剛剛接近於形成，又失散了。可在轟鳴中又即刻出現了，剛要分明地，穩定地行進，又被迅猛的、排山倒海一般的不和諧的轟鳴沖散了。可這個旋律從紛雜中又爬了起來，頑強地努力要實現、展示、踏出一條堅實的出路。」「這是一首詩啊！」你感嘆著。「只能說是一首詩的情緒，可無法把它準確地寫出來。」「就像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你說對了。
爐子上坐的壺水撲突撲突地滾沸了，冒著騰騰熱氣。我們又接上了一支烟。
「我已經十多年沒聽過交響樂了。」你說。
「你在下面怎麼不買個半導― ― 」我立刻想起收音機給你帶來的災難。
「經過了這場大誤會，恐怕不會有人再懷疑我是特務了。我準備再買個，學英語，今後工作上總有些外文資料可看。」你接過我的話題。「給我買本鄭易里編的《 英華大字典》吧，什麼樣的字典都行啊，我的書都丟了。我回去後給你寄五十塊錢去，你給我買些工具書。」
吹吹，死亡沒有嚇倒你，還是你戰勝了死亡。
「還有個夢呢？你不是說兩次夢到我？」
「頭一個夢我記得很清楚。醒來的時候，我睜眼反複追憶了夢中的印象，甚至找了個筆，企圖把旋律和節奏都大致記下來。可惜，沒法把這些音符捉摸住，倒是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我一直想，如果能再見到你，一定要把這個夢境告訴你。後一個夢就雜亂得很，不知怎麼地到了你家，原先你們被攆走之前我家隔壁院子裡的你那個家，可到你家的那些彎彎曲曲的通道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又有點像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曾經住過的一個院子的前院。總歸到你家了，見到你真高興，有多少話要同你說，可你家房裡坐滿了人。我們什麼也沒談便出來了。後來又一起在後院，牆根下的瓦礫堆中捉蟋蟀。雨過之後，天陰沉沉的，院裡一灘灘的積水。我在牆縫裡掏著掏著，你卻不在了。我便再也無法找到你，已經記不起那屋檐下曲曲折折的通道怎麼走的了。」
「這是個悲哀不祥的夢。」你解嘲道。
「也是個陳舊的夢。」我說。「可心裡總感到這是種溫暖的懷念。」
房裡暖和起來了，窗玻璃蒙上了一層迷濛的水氣。屋外肯定挺冷。
「七三年秋天，我回來過一次，好幾回從你家門口經過，沒敢進來，一是怕你們家也搬了，再是怕有人認出我來，給你們家添麻煩。因為我那時候還沒解放，問題掛起來就是了，總算恩准可以回家探親了。」
「我那時候還下放在山溝溝裡呢。我是七五年才調回北京的。有次回來探親，聽我父親說，他見過你父親在城南掃大街，估計你的情況也好不了。當時不知道你們家受衝擊後趕到哪裡去了，也不便上街道革委會去打聽。」
「我父親大前年病死了。」
好比經歷了一場十多年的戰爭，這就是我們的青年時代。
「你記得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嗎？」我問。「考大學之前，我們不是爭論過究竟應該報考什麼專業？我企圖說服你同我一起學文學。你反駁我說：社會前進的道路已經不用我們來闖了。大革命的時代完成了，沒有巨大的社會變革就不會有深刻的文學，我們面前的路太平坦了，時代留給我們的只剩下創造性的勞動。你記得不？」「我們不爭論了。」你把手一揮。「談談你的情況。」「我沒什麼好談的，沒被槍斃過，也沒有被批鬥過，只因為一度捲進派性裡去，辦了我一個月的學習班，連上廁所都有尾巴跟著。怕我串聯，如此而已。」「對了，天安門事件的時候你在北京嗎？」
「在。」
「六九年槍斃我的時候，我倒沒什麼痛苦，只是後來，反反復復地政治變動，沒完沒了地等待，什麼事情也不能做，那才受不了，可我從廣播中聽到『天安門暴亂』的時候，我倒突然看到了希望。我當時想，要能見到你，我一定要問問當時的真實情況。」
「我倒是天天去，還拍了很多照片。」
「憑直覺，我就想到，你在北京的話，一定會去的！你這個搞文學的人，怎麼能放過這個場面？」
我笑了。我說：「有時為了選鏡頭，不得不登高，站到欄杆上，爬到燈柱子上去，被盯梢上了。」
「你怎麼發現的？」「我天天去，他們也天天在。再加上他們那身公家發的藍大衣，彼此都面熟了。」
「後來沒追查到你？」「我畢竟不是小孩子，我把自行車的牌照下掉了。」
你呵呵大笑。
「不過，事後一個月我沒騎過自行車上街。第二個月就請探親假回來，混了近兩個月才回北京的。」
「你那些照片還在？」
「底片都在，不過有些霉點。我當時包上錫紙，裝在塑料口袋裡，埋在花盆的泥土裡。」
你點點頭：這就是我們經歷的時代。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些年你還寫嗎？」
怎麼說呢？「寫，」我說。「我自願到山區去落戶就為的是不至於把生命白白耗費在幹校裡。我想找個安靜角落，寫下我們這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但是沒能寫下去，只是一堆連自己也很不滿意的廢紙。」
「你為什麼不堅持寫下去？」
「因為當時看不到我寫的東西的結局… … 」
「這我能體會，孤獨是最難忍受的，槍斃只是一剎那間的事，孤獨可是成年累月的。要戰勝孤獨不容易。我後來可管得鬆些了，一有機會，就溜到幾十里地外的小集鎮上去，泡泡澡堂子，聽人閒聊天，因為我沒有人可以講話啊。噢，你應該把這本書寫下去，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天安門事件之後，我一個晚上全部燒掉了。」我說。「可惜了。你那稿子寫了多少？」「將近四十萬字。最後一章的結尾是：主人公在大山裡走了很久，疲倦極了，躺在看山人用巴茅草搭的窩棚裡。望著棚子外面，沒有鳥雀叫，也沒有昆蟲嘶鳴，四下十分寂靜，只有兩峰之間一片異常明潔的天空。頂峰之下，荊棘叢生，再也無路可循。可他想，應該再努一把力，爬到灰褐色的赤裸的懸岩上去，站在那上面去觀望，天一定更亮，更潔淨。」
「妙極了，想像得出來，這是很美的。你應該把它重新寫出來！」你激動得在屋裡走來走去，隨後在窗前站住，用手擦去玻璃窗上的水氣，凝望著窗外。
「要寫的，」我說。「現在這部小說的結局已經有了。」
「下雪了。」你彷彿並沒有聽見我的話，推開窗戶說。滿屋子的姻霧在窗口旋轉遺巡，不情願出去似的。
「出去走走吧！」你說。
街上沒有風。雪花無聲無息落在衣領子上。你那雙笨重的翻毛皮靴踏在剛鋪就的潔白的路面上，鞋後跟的印子立刻浸濕了。我趕上你，並肩走在這條我們一同上小學，隨後又一同上中學，幾乎是每天都要來回走過的路上。「還是活著快活，啊？」你突然站住，望著我說「那當然，你這條命可是撿來的。」我說。「真他― 」你沒有罵出口，我們就笑了，大聲地笑，笑得街上的行人都望著我們，莫名其妙。
一九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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