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書信中的汪曾祺
汪曾祺與沈從文的交集，始於西南聯大。
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當時，沈從文任教該系，擔任該系二年級課程，開設了“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三門課程。或許可以說，從二年級開始，汪曾祺才正式成了沈從文的入室弟子。
當時，汪曾祺居住在昆明一條叫青雲街的街道裡，是沈從文租下的一幢樓道，住在一起的還有後來成了巴金夫人的陳蘊珍，陳當時正複習準備考學。
聽了沈從文的課後，汪曾祺開始寫小說。也就在這一年（1940年），汪曾祺與一班熱愛文學的學生，在校園創辦了《文聚》文學雜誌，發表學生習作。沈從文在看了汪曾祺發表在《文聚》上的一些習作後，大為讚賞，並向朋友做了熱情推介。
1941年2月3日，沈從文在寫給施蟄存的信中寫到了汪曾祺，有著極大的期許：“……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幾個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不知何故，汪曾祺卻沒能在聯大畢業。有史料說，汪是因為體育、英語成績不及格而拿不到畢業文憑的。
在過去了三十多年後，沈從文仍對汪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畢業文憑而耿耿於懷，在與親友的書信往還中時有表露，只不過仍是語焉不詳。1972年4月7日，沈從文在給朋友竇達因的信中寫到：“近年寫《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當年聯大開除的學生，和上千搞寫作的比較下，好學生可全落後了。”沒拿到文憑自然就算不上是好學生了。1972年6月10日，沈從文在致張宗和的信中對此也有提及：“改寫《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還記得住他。……當年羅頭徇私，還把他從聯大開革！”張宗和是張兆和的大弟。
離開西南聯大後，汪曾祺先是留在昆明，邊在中學教書，邊在沈從文指導下寫小說。後去了上海，因為沒有文憑，生活自然毫無章法可言。已經回到北平並任北大教授的沈從文，依然關心著汪曾祺，並繼續替其介紹職業。1947年2月初，沈從文致函李霖燦、李晨嵐等朋友，推介汪曾祺：“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現在上海教書不遂意。若你們能為他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他能在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對畫有興趣。如看看濟之先生處可有想法，我再寫個信給濟之先生。”沈從文一直高看汪曾祺，視其為朋友。李霖燦、李晨嵐等時供職南京中央博物院。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之，時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館長。其實當時，沈從文也受到了來自於不同陣營思潮的衝擊，內心的震盪是空前的，仍心系學生，可見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刮目相看。
解放後，沈從文離開北大與文學界，進入歷史博物館工作。汪曾祺則來到北京，先是在市文聯工作並在所屬《說說唱唱》雜誌任編輯，後調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民間文學》編輯。此間，汪開始京劇劇本的寫作。
反右運動開始，汪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科所勞動。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繼續留在農科所做事，因擅繪事，被派往馬鈴薯研究站畫馬鈴薯圖譜。此段應是汪一生中最為晦暗的歲月。
這時，沈從文的日子也不好過。繼續在歷史博物館乾著講解員的活，身體也出現了問題，罹患了嚴重的高血壓與心髒病，便於1960年底入住阜外醫院治療。即便如此，汪曾祺的遭遇依然是放在沈從文心上的。1961年1月22日，沈從文在阜外醫院寫信給汪曾祺，鼓勵其能夠通透些，從容些。自然寫得有些隱晦：“……從氣功技術看，有時可能也用得著說'是否當運'四個字。當運即科學。不當運，即老古董迷信而已。因為事實就是這樣！”在同一封信中，沈從文鼓勵汪曾祺堅持寫作，並要保持一種由內而發的常態：“……因此一個人如果能夠用文字寫作，又樂意終生從事於這個工作，對於寫作，還是始終要有一顆頑強信心。這種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種正常態度，擴大延續生命一種目的。要從內而發，不決定於外在因子。如僅從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終生的。我們用這點空想來互勉吧。”
病中的沈從文，身在醫院，心中還是忘不掉身處逆境的汪曾祺。1961年2月2日，沈從文寫信給汪曾祺。時，沈從文仍住在阜外醫院。信中寫的自然是一些勉勵的話，開首便道：“曾祺：得到你一月十五日的信，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心情。能保持健康，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地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這封信寫得很長，長達六千餘字，據說，沈從文靠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寫了有好些天。沈從文以自身以及家庭的艱難而苦難的經歷，循循善誘，開導自己的學生，以礪其心志，強其筋骨，沈從文在信中繼續寫到：“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睛雨雪照顧的。這話初看正像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翻版，事實上可大不相同，因為這裡註重的是做一個普通紮實的人！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時如沒有機會回到什麼文化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機會到陌生人群中去，就儘管去滾個幾年吧。趁年齡還來得及，有的是可學的東西。熱忱的、素樸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會使生命真正充實堅強起來的。……時代大，個人小得很，惟小小個人有時擱的位置如恰當，也會做出許多有益事情。”赤誠的師生情懷，若出其里。
在沈從文的激勵下，汪曾祺根據切身經歷，並觀察與思考，著手小說寫作，寫成了短篇小說《羊捨一夕》，並拿給沈從文和師母張兆和，二位看後，大為讚賞，時，師母張兆和任《人民文學》編輯，在編輯部傳閱後，一致以為是當時少見的好小說，即發表在該刊1962年第六期上。此時，經多方努力，汪調入北京京劇團任編劇，並繼續小說寫作，寫出了一批深獲行家嘉許的小說。沈從文看到汪曾祺的創作成績，頗為欣慰。
1962年10月15日，沈從文在給朋友程應鏐的信中寫到：“……曾祺也在北京，是從張北農村學習三年不久回來的，體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學》前幾期寫了篇小說，大家都承認'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個京劇團作事，還在寫，下月可能還篇更好的發表。本月份《北京文藝》也有一篇。人太老實了，曾在北京市文聯主席'語言藝術大師'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數年，竟像什麼也不會寫過了幾年。長處從未被大師發現過。事實上文字準確的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強得多。現年快四十了，他的同學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榮已作了科學院老研究員，曾祺呢，才起始被發現。我總覺得對他應抱歉，因為起始是我贊成他寫文章，其次是反右時，可能在我的'落後非落後'說了幾句不得體的話。但是一切已成過去了，現在又凡事重新開始。若世界真還公平，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可謂是嘉惠之詞，溢於言表。程應鏐早年曾就學於西南聯大，應是與汪是前後屆同學。
此後，汪曾祺接手改編京劇《蘆蕩火種》，依然大獲成功，尤其體現人物特性的文學語言風格，引入京劇人物對話，達到了出乎意想的效果。1964年7月25日，沈從文在給程應繆的信中，特別寫到了這一點：“……汪曾祺改編《蘆蕩火種》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昨《人民日報》有專文介紹，說得很恰當得體。同時上演劇本不下廿種，似乎還少有能達到汪作水平。可知劇改由筆下較好作家（甚至於由第一流作家）來參預是極合理的。因為觀眾多，階層廣泛，改得好，教育意義也大！”
沈從文對汪曾祺取得的成績，縈繞於懷。1965年11月18日，沈從文在給程應繆的信中再次寫到：“一個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還不知道他會寫小說（而且比老舍還寫得好得多），幸而轉到京劇團，改寫《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會寫文章。類此事或許還不少的。要承認這個現實，不必杞憂。總的方向好就夠了。”至於老舍先生是否了解汪曾祺會寫小說，找不到更多的佐證。到是汪曾祺後來曾寫過一篇《老舍先生》，追憶當年在老舍手下工作的情狀，其中寫到：“老舍先生對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愛護。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他不看幹部檔案，也從不找人'個別談話'，只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的水平與才氣……”
沈從文似乎將汪曾祺作為標尺，衡量左右，甚至包括自己的兒子、兒媳。沈從文分別於1967年5月11日、1967年5月15日致函小兒沈虎雛、小兒媳張之佩，均以汪曾祺說事，可見沈對汪的由衷欣賞：“……正如搞《沙家浜》，能如汪叔叔筆下精彩，那裡是從二三年中訓練班可以解決？那裡是一般訓練方法即可解決？……大學校裡教員，主任和教授，很多寫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數也不會寫小說。還有各省作協的負責指導寫作的人，也多不會寫小說，或很少寫過幾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筆、可以示範的小說。……多近於溫室育苗，稍露苗頭，即抬舉過高，期望過大。……一般缺點是既不會寫人，又不善於寫事，更不知如何寫有特殊性風景背景”；“……《沙家浜》和《紅岩》（戲改名《山城旭日》）原均由汪叔叔執筆，經江青改，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樣板戲新戲，成功的戲，雖然報上不見汪叔叔的名字，事實上他出的心力最多，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了一點兒光榮。過去他在北京市文聯，工作了多年，老捨不認識他的長處，搞事務性多，麼處難發揮，極可惜。現在搞戲改，可搞對了。若'趁熱鐵打釘'，必然還可希望再寫出三五個好戲！還可能會寫得出更合理想的新作。”
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改編京劇樣板戲，汪已走紅。除了改編《蘆蕩火種》為《沙家浜》，汪曾祺還參與了京劇劇本《杜鵑山》的寫作。作為老師，沈從文看到學生走紅，自然是欣慰的，而且，熟識汪曾祺走紅的路徑，並非一朝一夕，走過了數十年的路程，源頭是在雲南昆明西南聯大的那段歲月，尤其是昆明的茶館，見證了一位小說家的歷程。沈從文分別在給親友的書信中作出了表述。
1972年4月7日，沈從文在給竇達因的信中寫到：“……古人說的'勤能補拙'，永遠有現實意義……小小成功也不至於驕傲……有個親戚黃永玉，初中只讀一年，自己學木刻，又喜歡音樂、文學、雜藝術，綜合知識，興趣廣，搞的木刻在國內也就似乎取得了些紀錄突破。當時還不到三十歲！我在學校較久，明白'好學生'可未必中用。倒是當時學校認為不成的學生，後特別努力，反而成就出色。近年寫《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當年聯大開除的學生，和上千搞寫作的比較下，好學生可全落後了。”
1972年6月10日，沈從文在給張宗和的信中寫到：“改寫《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還記得住他。要這裡已算是一把手。可沒有人明白，這只比較得用的手，原是從如何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很少懂得他的筆是由於會敘事而取得進展的。當年羅頭徇私，還把他從聯大開革！有時間多看書，多看點雜書，另一時或許還得用。不僅治學有幫助，做人且更有幫助。”
1972年6月14日，沈從文在給巴金夫人陳蘊珍的信中寫到：“曾祺在這裡成了名人，頭髮也開始花白了，上次來已初步見出發福首長樣子，我已不易認識。後來看到腰邊帆布挎包，才覺悟不是首長。”讀來頗有意味。
1972年6月16日，沈從文在寫給竇達因的信中寫到：“《沙家浜》的改編者汪曾祺，廿五年前在西南聯大寫散文就極出色，會敘事！我不懂音樂，可是聽到一切有名好曲子，都像是極會用樂章敘事，不僅能寫人，也能把人放到一定節令、一定景物背景下，加以解釋，雄壯和柔和都有色彩和性格，我從中還可得到種種啟發，轉用到寫作上。因為它用的動人處，都有個共同點，只是表現的工具不同而已。”
因為樣板戲的寫作，汪再次陷入政治漩渦，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沈從文對此深感憂慮，且感到無從著手，在寫給汪曾祺的信中，竟顧左右而言他，恐怕也是為了緩解學生更多的內心壓力，其良苦的用心，無出其右。1977年4月4日，沈從文給汪曾祺寫信，主要內容是這樣的：“……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託人說要長遠作我的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到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惱羞成怒'，竟指著我的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大致是'文化革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麼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心中過意不去，索性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現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傳奇，還以為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為聰明的蠢事，那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信中所指的“中山狼”姓甚名誰，如今怕也不是什麼秘密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電影厂準備改編沈從文的小說《邊城》，本子幾易其稿出來後，沈從文似乎都不甚滿意，以為失去了小說固有的詩意。汪曾祺也認為《邊城》的拍攝，是需要超越於現實之上的。1980年9月中旬，沈從文在給徐盈的信中寫到：“朋友汪曾祺曾說過，求《邊城》電影上得到成功，純粹用現實主義手法恐不易見功，或許應照伊文思拍《霧》的手法，鏡頭必須採用一種新格調，不必側重在故事的現實性。應分當作抒情詩的安排，把一條一沅水幾十個大大小小碼頭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氣候下熱鬧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為女主角半現實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現。”沈從文對汪曾祺的說法是很認可的。
新時期以來，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獲得了極大成功，廣受讀者喜愛，自然而詩性的筆法，給傳統小說界注入了一股清麗的新風，尤其《受戒》《大淖紀事》等。汪曾祺的小說創作自然也受到老師沈從文的讚許，沈從文在回答一些學者論家的採訪時，以為“素樸親切”是汪曾祺小說的特色。1982年11月7日，沈從文在給吳宏聰的信中，對此有較為詳盡的敘說：“函中問及曾祺作品特徵，此事值得專家介紹，或較具體。我印像只是'素樸親切' 。由於'對人事有深刻理解，對文字應用效果，也有深刻理解，一切心中有數，所以才能在極普通小小故事中，給讀者一種清新印象。'其實我說的還不甚得體，似不妨轉引胡喬木同志隨便談及曾祺成就，簡而扼要。他於春節到我家相看時，談及曾祺作品，以為'無一句空話'，我等於把他意見重譯成我的習慣用語，便是'素樸親切'四字。說來容易，作來可相當困難。年輕作者，最容易見出才華，文字裝飾性過多，辭勝於理，不易持久。浪漫抒情，易得到一時成功。至於處理平凡故事，有意求素樸親切，卻易涉寒酸，見做作處，求素樸中具豐腴感，便不容易。以私意言，作者必對人事有深刻理解，和使用文字非常明白分寸，兩結合，才易慢慢達到如此境界也。以曾祺近作《大淖紀事》為例，私意或能得到認可也。”淡淡著墨，卻是筆力無限，穿越紙背。“素樸親切”一說，是對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嘉許，是否也是沈從文小說創作的自我寫照！
本文作者布穀，文載2016年1月1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汪曾祺與沈從文的交集，始於西南聯大。
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當時，沈從文任教該系，擔任該系二年級課程，開設了“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三門課程。或許可以說，從二年級開始，汪曾祺才正式成了沈從文的入室弟子。
當時，汪曾祺居住在昆明一條叫青雲街的街道裡，是沈從文租下的一幢樓道，住在一起的還有後來成了巴金夫人的陳蘊珍，陳當時正複習準備考學。
聽了沈從文的課後，汪曾祺開始寫小說。也就在這一年（1940年），汪曾祺與一班熱愛文學的學生，在校園創辦了《文聚》文學雜誌，發表學生習作。沈從文在看了汪曾祺發表在《文聚》上的一些習作後，大為讚賞，並向朋友做了熱情推介。
1941年2月3日，沈從文在寫給施蟄存的信中寫到了汪曾祺，有著極大的期許：“……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幾個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不知何故，汪曾祺卻沒能在聯大畢業。有史料說，汪是因為體育、英語成績不及格而拿不到畢業文憑的。
在過去了三十多年後，沈從文仍對汪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畢業文憑而耿耿於懷，在與親友的書信往還中時有表露，只不過仍是語焉不詳。1972年4月7日，沈從文在給朋友竇達因的信中寫到：“近年寫《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當年聯大開除的學生，和上千搞寫作的比較下，好學生可全落後了。”沒拿到文憑自然就算不上是好學生了。1972年6月10日，沈從文在致張宗和的信中對此也有提及：“改寫《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還記得住他。……當年羅頭徇私，還把他從聯大開革！”張宗和是張兆和的大弟。
離開西南聯大後，汪曾祺先是留在昆明，邊在中學教書，邊在沈從文指導下寫小說。後去了上海，因為沒有文憑，生活自然毫無章法可言。已經回到北平並任北大教授的沈從文，依然關心著汪曾祺，並繼續替其介紹職業。1947年2月初，沈從文致函李霖燦、李晨嵐等朋友，推介汪曾祺：“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現在上海教書不遂意。若你們能為他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他能在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對畫有興趣。如看看濟之先生處可有想法，我再寫個信給濟之先生。”沈從文一直高看汪曾祺，視其為朋友。李霖燦、李晨嵐等時供職南京中央博物院。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之，時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館長。其實當時，沈從文也受到了來自於不同陣營思潮的衝擊，內心的震盪是空前的，仍心系學生，可見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刮目相看。
解放後，沈從文離開北大與文學界，進入歷史博物館工作。汪曾祺則來到北京，先是在市文聯工作並在所屬《說說唱唱》雜誌任編輯，後調入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民間文學》編輯。此間，汪開始京劇劇本的寫作。
反右運動開始，汪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科所勞動。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繼續留在農科所做事，因擅繪事，被派往馬鈴薯研究站畫馬鈴薯圖譜。此段應是汪一生中最為晦暗的歲月。
這時，沈從文的日子也不好過。繼續在歷史博物館乾著講解員的活，身體也出現了問題，罹患了嚴重的高血壓與心髒病，便於1960年底入住阜外醫院治療。即便如此，汪曾祺的遭遇依然是放在沈從文心上的。1961年1月22日，沈從文在阜外醫院寫信給汪曾祺，鼓勵其能夠通透些，從容些。自然寫得有些隱晦：“……從氣功技術看，有時可能也用得著說'是否當運'四個字。當運即科學。不當運，即老古董迷信而已。因為事實就是這樣！”在同一封信中，沈從文鼓勵汪曾祺堅持寫作，並要保持一種由內而發的常態：“……因此一個人如果能夠用文字寫作，又樂意終生從事於這個工作，對於寫作，還是始終要有一顆頑強信心。這種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種正常態度，擴大延續生命一種目的。要從內而發，不決定於外在因子。如僅從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終生的。我們用這點空想來互勉吧。”
病中的沈從文，身在醫院，心中還是忘不掉身處逆境的汪曾祺。1961年2月2日，沈從文寫信給汪曾祺。時，沈從文仍住在阜外醫院。信中寫的自然是一些勉勵的話，開首便道：“曾祺：得到你一月十五日的信，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心情。能保持健康，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地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這封信寫得很長，長達六千餘字，據說，沈從文靠在病床上，斷斷續續地寫了有好些天。沈從文以自身以及家庭的艱難而苦難的經歷，循循善誘，開導自己的學生，以礪其心志，強其筋骨，沈從文在信中繼續寫到：“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睛雨雪照顧的。這話初看正像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翻版，事實上可大不相同，因為這裡註重的是做一個普通紮實的人！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時如沒有機會回到什麼文化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機會到陌生人群中去，就儘管去滾個幾年吧。趁年齡還來得及，有的是可學的東西。熱忱的、素樸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會使生命真正充實堅強起來的。……時代大，個人小得很，惟小小個人有時擱的位置如恰當，也會做出許多有益事情。”赤誠的師生情懷，若出其里。
在沈從文的激勵下，汪曾祺根據切身經歷，並觀察與思考，著手小說寫作，寫成了短篇小說《羊捨一夕》，並拿給沈從文和師母張兆和，二位看後，大為讚賞，時，師母張兆和任《人民文學》編輯，在編輯部傳閱後，一致以為是當時少見的好小說，即發表在該刊1962年第六期上。此時，經多方努力，汪調入北京京劇團任編劇，並繼續小說寫作，寫出了一批深獲行家嘉許的小說。沈從文看到汪曾祺的創作成績，頗為欣慰。
1962年10月15日，沈從文在給朋友程應鏐的信中寫到：“……曾祺也在北京，是從張北農村學習三年不久回來的，體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學》前幾期寫了篇小說，大家都承認'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個京劇團作事，還在寫，下月可能還篇更好的發表。本月份《北京文藝》也有一篇。人太老實了，曾在北京市文聯主席'語言藝術大師'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數年，竟像什麼也不會寫過了幾年。長處從未被大師發現過。事實上文字準確的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強得多。現年快四十了，他的同學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榮已作了科學院老研究員，曾祺呢，才起始被發現。我總覺得對他應抱歉，因為起始是我贊成他寫文章，其次是反右時，可能在我的'落後非落後'說了幾句不得體的話。但是一切已成過去了，現在又凡事重新開始。若世界真還公平，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可謂是嘉惠之詞，溢於言表。程應鏐早年曾就學於西南聯大，應是與汪是前後屆同學。
此後，汪曾祺接手改編京劇《蘆蕩火種》，依然大獲成功，尤其體現人物特性的文學語言風格，引入京劇人物對話，達到了出乎意想的效果。1964年7月25日，沈從文在給程應繆的信中，特別寫到了這一點：“……汪曾祺改編《蘆蕩火種》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昨《人民日報》有專文介紹，說得很恰當得體。同時上演劇本不下廿種，似乎還少有能達到汪作水平。可知劇改由筆下較好作家（甚至於由第一流作家）來參預是極合理的。因為觀眾多，階層廣泛，改得好，教育意義也大！”
沈從文對汪曾祺取得的成績，縈繞於懷。1965年11月18日，沈從文在給程應繆的信中再次寫到：“一個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還不知道他會寫小說（而且比老舍還寫得好得多），幸而轉到京劇團，改寫《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會寫文章。類此事或許還不少的。要承認這個現實，不必杞憂。總的方向好就夠了。”至於老舍先生是否了解汪曾祺會寫小說，找不到更多的佐證。到是汪曾祺後來曾寫過一篇《老舍先生》，追憶當年在老舍手下工作的情狀，其中寫到：“老舍先生對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愛護。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他不看幹部檔案，也從不找人'個別談話'，只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的水平與才氣……”
沈從文似乎將汪曾祺作為標尺，衡量左右，甚至包括自己的兒子、兒媳。沈從文分別於1967年5月11日、1967年5月15日致函小兒沈虎雛、小兒媳張之佩，均以汪曾祺說事，可見沈對汪的由衷欣賞：“……正如搞《沙家浜》，能如汪叔叔筆下精彩，那裡是從二三年中訓練班可以解決？那裡是一般訓練方法即可解決？……大學校裡教員，主任和教授，很多寫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數也不會寫小說。還有各省作協的負責指導寫作的人，也多不會寫小說，或很少寫過幾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筆、可以示範的小說。……多近於溫室育苗，稍露苗頭，即抬舉過高，期望過大。……一般缺點是既不會寫人，又不善於寫事，更不知如何寫有特殊性風景背景”；“……《沙家浜》和《紅岩》（戲改名《山城旭日》）原均由汪叔叔執筆，經江青改，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樣板戲新戲，成功的戲，雖然報上不見汪叔叔的名字，事實上他出的心力最多，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了一點兒光榮。過去他在北京市文聯，工作了多年，老捨不認識他的長處，搞事務性多，麼處難發揮，極可惜。現在搞戲改，可搞對了。若'趁熱鐵打釘'，必然還可希望再寫出三五個好戲！還可能會寫得出更合理想的新作。”
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改編京劇樣板戲，汪已走紅。除了改編《蘆蕩火種》為《沙家浜》，汪曾祺還參與了京劇劇本《杜鵑山》的寫作。作為老師，沈從文看到學生走紅，自然是欣慰的，而且，熟識汪曾祺走紅的路徑，並非一朝一夕，走過了數十年的路程，源頭是在雲南昆明西南聯大的那段歲月，尤其是昆明的茶館，見證了一位小說家的歷程。沈從文分別在給親友的書信中作出了表述。
1972年4月7日，沈從文在給竇達因的信中寫到：“……古人說的'勤能補拙'，永遠有現實意義……小小成功也不至於驕傲……有個親戚黃永玉，初中只讀一年，自己學木刻，又喜歡音樂、文學、雜藝術，綜合知識，興趣廣，搞的木刻在國內也就似乎取得了些紀錄突破。當時還不到三十歲！我在學校較久，明白'好學生'可未必中用。倒是當時學校認為不成的學生，後特別努力，反而成就出色。近年寫《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當年聯大開除的學生，和上千搞寫作的比較下，好學生可全落後了。”
1972年6月10日，沈從文在給張宗和的信中寫到：“改寫《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還記得住他。要這裡已算是一把手。可沒有人明白，這只比較得用的手，原是從如何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很少懂得他的筆是由於會敘事而取得進展的。當年羅頭徇私，還把他從聯大開革！有時間多看書，多看點雜書，另一時或許還得用。不僅治學有幫助，做人且更有幫助。”
1972年6月14日，沈從文在給巴金夫人陳蘊珍的信中寫到：“曾祺在這裡成了名人，頭髮也開始花白了，上次來已初步見出發福首長樣子，我已不易認識。後來看到腰邊帆布挎包，才覺悟不是首長。”讀來頗有意味。
1972年6月16日，沈從文在寫給竇達因的信中寫到：“《沙家浜》的改編者汪曾祺，廿五年前在西南聯大寫散文就極出色，會敘事！我不懂音樂，可是聽到一切有名好曲子，都像是極會用樂章敘事，不僅能寫人，也能把人放到一定節令、一定景物背景下，加以解釋，雄壯和柔和都有色彩和性格，我從中還可得到種種啟發，轉用到寫作上。因為它用的動人處，都有個共同點，只是表現的工具不同而已。”
因為樣板戲的寫作，汪再次陷入政治漩渦，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沈從文對此深感憂慮，且感到無從著手，在寫給汪曾祺的信中，竟顧左右而言他，恐怕也是為了緩解學生更多的內心壓力，其良苦的用心，無出其右。1977年4月4日，沈從文給汪曾祺寫信，主要內容是這樣的：“……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託人說要長遠作我的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到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惱羞成怒'，竟指著我的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大致是'文化革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麼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心中過意不去，索性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現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傳奇，還以為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為聰明的蠢事，那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信中所指的“中山狼”姓甚名誰，如今怕也不是什麼秘密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電影厂準備改編沈從文的小說《邊城》，本子幾易其稿出來後，沈從文似乎都不甚滿意，以為失去了小說固有的詩意。汪曾祺也認為《邊城》的拍攝，是需要超越於現實之上的。1980年9月中旬，沈從文在給徐盈的信中寫到：“朋友汪曾祺曾說過，求《邊城》電影上得到成功，純粹用現實主義手法恐不易見功，或許應照伊文思拍《霧》的手法，鏡頭必須採用一種新格調，不必側重在故事的現實性。應分當作抒情詩的安排，把一條一沅水幾十個大大小小碼頭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氣候下熱鬧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為女主角半現實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現。”沈從文對汪曾祺的說法是很認可的。
新時期以來，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獲得了極大成功，廣受讀者喜愛，自然而詩性的筆法，給傳統小說界注入了一股清麗的新風，尤其《受戒》《大淖紀事》等。汪曾祺的小說創作自然也受到老師沈從文的讚許，沈從文在回答一些學者論家的採訪時，以為“素樸親切”是汪曾祺小說的特色。1982年11月7日，沈從文在給吳宏聰的信中，對此有較為詳盡的敘說：“函中問及曾祺作品特徵，此事值得專家介紹，或較具體。我印像只是'素樸親切' 。由於'對人事有深刻理解，對文字應用效果，也有深刻理解，一切心中有數，所以才能在極普通小小故事中，給讀者一種清新印象。'其實我說的還不甚得體，似不妨轉引胡喬木同志隨便談及曾祺成就，簡而扼要。他於春節到我家相看時，談及曾祺作品，以為'無一句空話'，我等於把他意見重譯成我的習慣用語，便是'素樸親切'四字。說來容易，作來可相當困難。年輕作者，最容易見出才華，文字裝飾性過多，辭勝於理，不易持久。浪漫抒情，易得到一時成功。至於處理平凡故事，有意求素樸親切，卻易涉寒酸，見做作處，求素樸中具豐腴感，便不容易。以私意言，作者必對人事有深刻理解，和使用文字非常明白分寸，兩結合，才易慢慢達到如此境界也。以曾祺近作《大淖紀事》為例，私意或能得到認可也。”淡淡著墨，卻是筆力無限，穿越紙背。“素樸親切”一說，是對汪曾祺小說創作的嘉許，是否也是沈從文小說創作的自我寫照！
本文作者布穀，文載2016年1月1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汪曾祺 尾巴 (艾子雜說*)
汪曾祺 尾巴（極短篇小說，1983年 汪曾祺全集二 pp.67-8 ）
寫一「人事顧問」對某廠爭議：是否升遷某被評為「哼！知識份子！哼！知識份子！」者為總工程師，所說的故事。
當然，故事的原典更精練：
原典：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
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
復聞有人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蝌蚪時事也。」(艾子雜說*)
不過，翻譯只是小說之工具。
*艾子雜說一卷 拼音題名：Aizi za shuo 所屬叢書：五朝小説 撰著者：(宋)蘇軾撰 出版/刻印：毛氏汲古閣 出版年：明末 出版年(公元)：1628-1639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聞古有獬豸，何物也？」
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廷中，辨群臣之邪辟者觸而食之。」
艾子對已，復進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乞食矣。」(《艾子雜說》)
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廷中，辨群臣之邪辟者觸而食之。」
艾子對已，復進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乞食矣。」(《艾子雜說》)
营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难而不中理折难。
一日，造艾子问曰：“凡大车之下与橐驼之项多缀铃铎，其故何也？”艾子曰：“车驼之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狭路相逢，则难于回避，以借鸣声相闻，使预 得回避尔。”营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设铃铎，岂谓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于此！凡鸟鹊多托高以巢，粪秽狼藉，故塔之有铃，所以 警鸟鹊也，岂以车驼比耶？”营丘士曰：“鹰鹞之尾，亦设小铃，安有鸟鹊巢于鹰鹞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鹰隼击物，或入林中，而绊足 绦线偶为木之所绾盘结，则振羽之际，铃声可寻而索也。岂谓防鸟鹊之巢乎？”营丘之士曰：“吾尝见挽郎秉铎而歌挽郎：送葬时为灵柩前导的人，虽不究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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