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

姚克翻譯A. Miller之"推銷員之死"/ Life of a 'Salesman' /蝴蝶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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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of a 'Salesman'

Arthur Miller's "Death of a Salesman" has unusual currency in today's economic climate. Does this classic play hold a mirror up to American culture? What do you think?

林以亮為早年燕京大學西語系出身,內戰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從事西書的翻譯和電影編劇,到我們通信的階段,他已經是朋輩中有名的「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謂朋輩,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對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友好,如姚克,張愛玲,喬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為衣食忙,他說,致未能專心文學,接下去就感慨地講了些自覺「蒼涼」的話。


電懋前身為國際,由猶太人歐德爾負責。由於當時香港最大影業———拍出《清宮祕史》、《翠翠》的永華賒欠過鉅,歐德爾便以債權人身分接管片場。國際隸屬南洋的「國泰」財團,老闆陸運濤富於文化理想,遂成立劇本審查委員會,邀集戲劇大師姚克、哈佛文學博士孫晉三及宋淇、張愛玲等文化俊彥共同組成。其中耶魯畢業的姚克在上海復旦、聖約翰都教過戲劇,並寫出赫赫知名的《清宮祕史》;孫晉三係中央大學戲劇系教授,宋淇自己也是燕京大學講師,當時兩袖清風的張愛玲能晉身其間,當然得自宋淇力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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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大陸出版四五本思果簡評幾本著名翻譯
譬如說 推銷員之死 楊必的浮華世界 趙元任的愛麗絲.....


翻譯A. Miller之"推銷員之死" (香港:今日世界 1970 後轉為台灣英文雜誌社)
70年代初 今日世界出版姚克翻譯的推銷員之死
序寫得及認真 妙的是 姚先生的野心是要用北京話翻譯 不過碰到許多困難 如現在很平常的 plug/socket等等


Charley ...Couldn't sleep well. I had a heartburn.
(睡不穩 鬧胃氣)
...接下來還有一次用到heartburn......
注意
heartburn noun [U] 不可數-- 不過我的版本的確為 a heartburn

a painful burning feeling in the lower chest caused by the stomach not digesting food correctly


"Death of a Salesman" is a 1949 stage play written by the American playwright Arthur Miller. The play premiered on Broadway in February 1949, running for 742 performances. It is a two-act tragedy set in late 1940s Brooklyn, told through a montage of memories, dreams, and arguments of the protagonist, Willy Loman, a traveling salesman whose aspirations for success and elevated social status lead to a tragic unraveling of his mental state.

The play serves as a microcosm of the social pressures prevalent in post-World War II America and questions traditional values, reflecting the disillusionment felt by many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Death of a Salesman" addresses loss of identity and a man's inability to accept change within himself and society, portraying Willy Loman's struggles with self-delusion and his inability to acknowledge his marginal success.

Arthur Miller's portrayal of Willy Loman redefined the tragic hero as a man whose dreams are insupportably vast and dangerously insubstantial, making "Death of a Salesman" a milestone of the American theater.

The play has maintained its impact over the years and has been adapted into several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s, solidifying its enduring relevance and influence. I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Pulitzer Prize-winning drama and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

Overall, "Death of a Salesman" remains a powerful explora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and its toll on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captivating audiences with its poignant portrayal of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societal pressures.

Arthur Miller's masterful storytelling and the timeless themes explored in "Death of a Salesman" have cemented its status as a classic work that continues to resonate with audiences, sparking discussions about its enduring relevance and impact on the American theatrical landscape.

BOOK: https://amzn.to/3YpmUFP

You can also get the audio book for FREE using the same link. Use the link to register for the audio book on Audible and start enjoy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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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克的簡短介紹 也可參考 蝴蝶回憶錄 台北:聯經 1986 pp.274-76

著名翻譯家和劇作家
姚克(1905~1991) 原名姚志伊、姚莘農、筆名姚克。祖籍安徽歙縣,生於福建廈門。東吳大學畢業。 30年代初致力於優秀外國文學作品的介紹和翻譯。民國21年(1932年)為向世界介紹中國的作家,翻譯完成了魯迅《短篇小說選集》的英譯本,並與魯迅成為交往密切的朋友。魯迅對姚克“以西文介紹中國現狀”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後,姚克是全國文藝界最早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劇作家協會的發起人之一,並參與集體合作的三幕劇《保衛盧溝橋》,有近百人演出。是年8月,赴蘇聯參加全蘇第五屆戲劇節,在歐期間為爭取歐洲國家支持中國的抗戰,數度舉行廣場演說。而後赴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進修。民國29年回國,此時上海已處於抗戰的“孤島時期”。姚克在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任教,同時參與戲劇活動,為複旦劇社排演戲劇。在進步話劇運動的影響下,姚克參與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上海劇藝社的戲劇活動。民國30年和費穆創建天風劇團,主持演出了《浮塵若夢》、《十字街頭》、《梅花夢》等,編寫了歷史劇《清宮怨》。太平洋戰爭後,上海已淪陷,這一時期姚克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創作了許多歷史劇,如《楚霸王》、《美人計》、《蝴蝶夢》、《西施》、《秦始皇》、《銀海滄桑》等,撰述了專著《怎樣演齣戲劇》等。在戲劇活動上,姚克與佐臨等組建了苦幹劇團,任總幹事。抗戰勝利後擔任蘭心劇場經理,首演劇目是由他編劇的《熱血五十年》,內容描寫台灣回歸祖國。


民國37年姚克赴香港,將《清宮怨》改為電影《清宮秘史》,由永華影業公司拍攝。其後,他主要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聯合書院任教。 1968年赴美國,在夏威夷大學執教現代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 198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清宮秘史》之案為姚克平反,是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清宮怨》劇作。

姚克(1905-1991)《推銷員之死》等等




 姚克(1905-1991)《推銷員之死》等等
Linda Pun──和 TingShan Tsai 及其他 6 人
劇作家姚克對中共的文明還擊
早前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有一個名為「坐忘.香港:姚克的戲劇因緣」的展覽,介紹著名戲劇家姚克(1905-1991)在香港的成就和貢獻。但展覽的前言指:文革大潮越演越烈,他編劇的電影《清宮秘史》遭毛澤東點名批判,居港二十餘年的姚克「黯然遠離,赴夏威夷大學任教」,卻沒有點出當年姚克面對中共猛烈批判時,有理有節地作出文明還擊,而一些大陸文人還無視他反抗專制暴政的作為,刪去了這位戲劇大師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妄圖竄改他的生平事蹟。
姚克原名姚志伊,又名姚莘農,祖籍安徽,父親是清末翰林,家學淵源。1931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文學系,之後在戲劇、翻譯、編輯、寫作等多方面發展,聲譽日隆。他中英文俱佳,熱愛戲曲、話劇。三十年代在上海與左翼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魯迅有密切交往,曾把魯迅的作品繙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魯迅在1936年10月去世,姚克是當時追悼大會的司儀兼扶靈人之一,但他一直沒有加入受中共把持的左翼作家聯盟。
1937年,時任英文月刊《天下》編輯的姚克,被月刊委派到蘇聯參加戲劇節,因歐戰影響歸程,滯留倫敦,為爭取歐洲各國支持中國抗日,他多次到電台及電視發表演說。翌年,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資助,轉到美國耶魯大學進修戲劇。1940年回到「孤島」上海,任教復旦大學和聖約翰大學,並先後參與多個劇團,策劃話劇演出。1941年7月,他創作的舞台劇《清宮怨》首度公演,講述清末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珍妃與西太后慈禧之間的宮廷鬥爭,由費穆執導,連演三個多月,好評如潮。
1948年,浙江商人李祖永在香港創辦永華電影公司,改編《清宮怨》為電影《清宮秘史》,由朱石麟執導,邀請姚克南下合作。那時國共內戰越趨激烈,姚克於是與家人移居香港,自此在這個相對自由的小島,開展人生另一個黃金二十年。
姚克來港最初幾年,主要在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其後專注戲劇活動和在中文大學任教。廿年間,先後創作了《李後主》、《西施》、《秦始皇》、《陋巷》等劇目。1952年,他開辦南風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有自由嗎?》、《史大林評傳》、《胡風事件的前因後果》、東方望的《中共的土地改革》、以及龔楚的《我與紅軍》等批判共產革命的書籍。
姚克的劇作內容都別出心裁,寓意甚深。例如1956年創作的《西施》,重點不是西施和范蠡的愛情故事,不是越王忍辱負重的復國故事,而是對愚忠的批判、對國家與政權的反思。1961年創作的《陋巷》,更是戰後首個以香港本土實況作題材的劇作。
1954年,他與戲劇界友好出版《戲劇藝術》期刊,在第二期發表了題為「揚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文章,指出「在中國新戲劇運動的過程中,教條主義的流弊似乎比形式主義更嚴重。有些戲劇工作者受著政治的教條主義影響,不知不覺地呈露了意識形態硬化現象。假使教條頒定『太陽是我們的咒詛』,他們就齊聲附和著咒詛太陽;假使教條歌頌該撤大帝而貶斥漢武帝,他們就把該撒演成英雄而把漢武帝演成反派(其這兩個統治者是同一類型的征服者)。這樣的盲從,其偏激可笑與贊和『月亮是外國的好』有什麼兩樣?」從姚克的作品及行動都可看到,姚克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追求自由、有高遠視野的文化工作者,他與左右派文化人都有交往,卻從不熱衷政治。
文革爆發後,毛澤東借題發揮,以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為名,打擊政敵劉少奇。1967年1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披露毛澤東早於1954年就批評《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並暗指鼓吹這電影的大人物,是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清宮秘史》的導演朱石一直在香港的親共電影公司工作,以愛國者自居,1月5日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這篇文章,便不堪刺激,突然腦溢血去世。
兩個月後,針對《清宮秘史》的批判到了舖天蓋地的階段,《紅旗》雜誌在3月底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接著,《北京周刊》把此文繙譯成多國文字轉載發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香港的左派報章,都緊跟風向,發文起哄,大字標題點名姚克是「反動文人」,「為蔣家皇朝哭喪」。左派三聯書店還集合所有批判文章出書。此時,姚克冷靜面對,接受記者訪問表示:不覺驚奇和委屈,歷史自有公論。中共對文藝作品,沒有一定的標準,今日力捧的文章,明日可能成為毒草。田漢、吳晗、廖沫沙如此。茅盾甚至劉少奇亦一樣。所以如對中共的狂吠認真,自己也要發瘋。
他指出:《清宮秘史》的中心意旨,是反映新舊時代的權力交替出諸你死我活的慘烈鬥爭,是個不曾休止的悲劇,不僅大清帝國,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在重演此悲劇。
接著,姚克在當年的《明報月刊》5月號發表近二萬字的長文,詳述其劇作《清宮怨》被改編成電影《清宮秘史》的經過,及反駁中共對他的指控,同期也刊載《清宮秘史》的劇本節錄及戚本禹那篇文章的全文,以擺事實,說道理的姿態,由讀者閱讀雙方觀點,自行判斷是非曲直。
這時香港的左派引發暴亂,形勢險峻,姚克沒有即時離開香港,六七暴動期間,他為友人王敬羲開辦的《純文學》雜誌撰文,再以《清宮怨》的主題來凸顯中共的荒謬,並出版《清宮秘史 : 電影攝製本》和《坐忘集》,後者收錄了十多年來談論戲劇和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力量對抗中共的橫蠻暴政。同年十月,他無懼不安局面,出席公開活動,為中文大學學生劇社的演出擔任顧問,及現身講座教授朗誦技巧。
到了1968年,主要由香港大專學生組成的世界戲劇社籌備話劇演出,邀請已從中文大學退休的姚克執導。姚克十分欣賞的劇作家吳祖光,當時正身陷大陸被中共折磨,他特意選用吳祖光的作品《捉鬼傳》作劇本,略加改編,借「鍾馗捉鬼」的故事,諷刺大陸現狀,並藉此向受到中共迫害的文化人作另類聲援。
此外,他還聯絡電影界的老朋友,計劃修正中共出版的中國電影史。他發現中共在1963年代出版、由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失實之處太多,趁那時還有不少老一輩電影人在香港,應及早搶救史料,寫出更完備、客觀、公正的中國電影史。可惜因他其後找到夏威夷大學的教席,需於1969年1月到任,該計劃沒有人主持便告吹。
姚克往夏威夷之前,首次到訪台灣,逗留近兩個月,他此行只是與文化界朋友接觸,及為一家電影公司的新片《精忠報國》編寫劇本,沒有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在台灣期間,他留在大陸的前妻、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因不堪中共迫害,於1968年11月23日在上海跳樓身亡,終年48歲。
姚克這幾年間的行動,可說文明理性、不卑不亢。但不知何故,香港《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姚克未收到的一封信〉(收錄在其著作《文苑繽紛》),竟指姚克「對來自北京的罵聲一言不發,也不發表什麼文章,不聲不響的離開了香港,去了美國,甚至避免和外界來往。」羅孚六七暴動期間正在香港積極參與「反英抗暴」,不可能不知道姚克的連串「反共」行為。他說姚克沒有與外界聯絡也非事實。
姚克留美六年後的1975年,中華民國已退出聯合國,台灣風雨飄搖之際,姚克領著他一批美國學生於一月初到台灣進行文化交流。月底又應香港無線電視台邀請,重臨香港數天,參觀電視劇《清宮殘夢》(改編自《清宮怨》)的攝製情況,及到邵氏片廠,探訪正在拍攝兩部清宮片《傾國傾城》及《瀛台泣血》的李翰祥導演。往後兩年,他每年都到台灣及香港參加文化活動,並為香港麗的電視擔任編劇訓練班導師。台灣的出版社在1978年和1985年,也先後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等多部劇作和中文譯作《推銷員之死》。
中共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12月,北京《光明日報》率先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戚本禹文革時對《清宮秘史》的指控是含血噴人。翌年5月,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文章,再批評戚本禹強加罪名給姚克,又讚揚姚克愛祖國,努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要給他公正評價。香港《大公報》轉載此文時,還大字標題:「姚克在大陸恢復名譽」。1981年9月,魯迅誕辰一百周年,香港《大公報》轉載了姚克留在家鄉的六弟姚志曾的長文,回憶姚克與魯迅的交往。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亦同時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
姚克八十年代退休後一直定居三藩市,專注研究李賀詩作。那裡資訊發達,而且他交遊廣濶,這種有關他的重要消息。姚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可是,姚克1991年12月在美國去世後,他在蘇州的侄女蘇眉(姚克六弟姚志曾的女兒)九十年代在大陸刊物發表的文章,卻說他們於1980年初得知中央組織部為姚克平反後,便致力尋找失去聯絡多年的姚克,直到1991年初才聯絡上,以致姚克遲了11年才知道他已平反的消息。姚眉又稱,姚克給予蘇州親屬的最後一封信,表示計劃在1992年春天回蘇州小住數月,及預備在大陸出版有關李賀詩作的研究成果。可惜91年底便不幸因病去世,未能一圓回祖國的願望云云。
姚眉這個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她也沒有公開過姚克致家鄉親人的信件。包括姚克在香港的一些朋友,都認為很大可能是他的親屬,為了保護姚克而製造出來的「愛祖國」型像,有利於姚克的生平和作品,能早日重現大陸的公眾視野。事實上,中共八十年代依舊政治打壓不斷,先是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接著又有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終在1989年爆發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血腥鎮壓收場。這些慘痛事件,難道在美國的姚克不知道?
姚克去世半年後的1992年7月,姚克妻子及幼女姚湘應北京邀請,出席紀念斯諾逝世二十周年討論會。翌年,她們又再跟團到京滬探訪姚克的親友。但有關姚克晚年在美國的情況,都是由大陸方面發放,實情如何?耐人尋味!
此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姚錫佩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一代漂泊文人》中,有專章論述姚克,卻避談姚克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只偏重介紹他與魯迅和斯諾的關係。企圖將姚克定格為十分渴望回到「祖國」,又未能如願的「漂泊文人」。
研究姚克的香港學者盧偉力並不同意把姚克形容為「漂泊文人」。他指出:「在香港,姚克可以較自由地創作,反省中國文化與政治。」「二十年間,他在香港立德、立功、立言,文化建樹很巨大,姚克及家人常常出現在中英報紙報導,擔任很多公共文化工作,我們不能說他『漂泊』。中心與邊緣,其實是相對,甚至是辯證的。身處中國地理邊陲,心志連結中華文脈,這是姚克的文化意識。」
  盧偉力在2017年出版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姚克卷》中 在導讀篇特別提出姚克的自主文化意識。他認為:有學者以「漂泊文人」來形容姚克,大概是從自然地理「國內/海外」對位,文化感受「鄉土/異域」對位,又或者身份認同「族群接受/族群拒絕」對位來看。離港定居美國後,他確實曾經有一抺離群的孤獨感,跟當時在日本留學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李進昌通信中有提及。不過,細心想,那時正值文革十年浩劫,政治鬥爭衍化群眾聲討,中國知識份子大規模「被邊緣化」,「被族群拒絕」,人身安危也不保,姚克身在海外,若他心感「漂泊」,也應當表現在一分「倖存」意識上。觀乎他在美國時談及他的寫作計劃,再引證他1967年遭到中共批判後不慌不亂的自白,娓娓叙述,情理兼備,有力迅速,可以說,就心靈歸屬「有信念/無信念」對位看,姚克並非處於不安無著的狀態。無論在香港、抑或美國,他持續不斷地在身處的空間展開力所能及的文化實踐與藝術探索,並不能說他「漂泊」。

2012年3月11日 星期日

姚克翻譯A. Miller之"推銷員之死"/ Life of a 'Salesman' /蝴蝶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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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of a 'Salesman'

Arthur Miller's "Death of a Salesman" has unusual currency in today's economic climate. Does this classic play hold a mirror up to American culture? What do you think?
林以亮為早年燕京大學西語系出身,內戰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從事西書的翻譯和電影編劇,到我們通信的階段,他已經是朋輩中有名的「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謂朋輩,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對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友好,如姚克,張愛玲,喬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為衣食忙,他說,致未能專心文學,接下去就感慨地講了些自覺「蒼涼」的話。

電懋前身為國際,由猶太人歐德爾負責。由於當時香港最大影業———拍出《清宮祕史》、《翠翠》的永華賒欠過鉅,歐德爾便以債權人身分接管片場。國際隸屬南洋的「國泰」財團,老闆陸運濤富於文化理想,遂成立劇本審查委員會,邀集戲劇大師姚克、哈佛文學博士孫晉三及宋淇、張愛玲等文化俊彥共同組成。其中耶魯畢業的姚克在上海復旦、聖約翰都教過戲劇,並寫出赫赫知名的《清宮祕史》;孫晉三係中央大學戲劇系教授,宋淇自己也是燕京大學講師,當時兩袖清風的張愛玲能晉身其間,當然得自宋淇力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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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大陸出版四五本思果簡評幾本著名翻譯
譬如說 推銷員之死 楊必的浮華世界 趙元任的愛麗絲.....


翻譯A. Miller之"推銷員之死" (香港:今日世界 1970 後轉為台灣英文雜誌社)
70年代初 今日世界出版姚克翻譯的推銷員之死
序寫得及認真 妙的是 姚先生的野心是要用北京話翻譯 不過碰到許多困難 如現在很平常的 plug/socket等等

Charley ...Couldn't sleep well. I had a heartburn.
(睡不穩 鬧胃氣)
...接下來還有一次用到heartburn......
注意
heartburn noun [U] 不可數-- 不過我的版本的確為 a heartburn

a painful burning feeling in the lower chest caused by the stomach not digesting food correctly


"Death of a Salesman" is a 1949 stage play written by the American playwright Arthur Miller. The play premiered on Broadway in February 1949, running for 742 performances. It is a two-act tragedy set in late 1940s Brooklyn, told through a montage of memories, dreams, and arguments of the protagonist, Willy Loman, a traveling salesman whose aspirations for success and elevated social status lead to a tragic unraveling of his mental state.

The play serves as a microcosm of the social pressures prevalent in post-World War II America and questions traditional values, reflecting the disillusionment felt by many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Death of a Salesman" addresses loss of identity and a man's inability to accept change within himself and society, portraying Willy Loman's struggles with self-delusion and his inability to acknowledge his marginal success.

Arthur Miller's portrayal of Willy Loman redefined the tragic hero as a man whose dreams are insupportably vast and dangerously insubstantial, making "Death of a Salesman" a milestone of the American theater.

The play has maintained its impact over the years and has been adapted into several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s, solidifying its enduring relevance and influence. I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Pulitzer Prize-winning drama and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

Overall, "Death of a Salesman" remains a powerful explora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and its toll on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captivating audiences with its poignant portrayal of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societal pressures.

Arthur Miller's masterful storytelling and the timeless themes explored in "Death of a Salesman" have cemented its status as a classic work that continues to resonate with audiences, sparking discussions about its enduring relevance and impact on the American theatric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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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譯家和劇作家
姚克(1905~1991) 原名姚志伊、姚莘農、筆名姚克。祖籍安徽歙縣,生於福建廈門。東吳大學畢業。 30年代初致力於優秀外國文學作品的介紹和翻譯。民國21年(1932年)為向世界介紹中國的作家,翻譯完成了魯迅《短篇小說選集》的英譯本,並與魯迅成為交往密切的朋友。魯迅對姚克“以西文介紹中國現狀”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後,姚克是全國文藝界最早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劇作家協會的發起人之一,並參與集體合作的三幕劇《保衛盧溝橋》,有近百人演出。是年8月,赴蘇聯參加全蘇第五屆戲劇節,在歐期間為爭取歐洲國家支持中國的抗戰,數度舉行廣場演說。而後赴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進修。民國29年回國,此時上海已處於抗戰的“孤島時期”。姚克在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任教,同時參與戲劇活動,為複旦劇社排演戲劇。在進步話劇運動的影響下,姚克參與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上海劇藝社的戲劇活動。民國30年和費穆創建天風劇團,主持演出了《浮塵若夢》、《十字街頭》、《梅花夢》等,編寫了歷史劇《清宮怨》。太平洋戰爭後,上海已淪陷,這一時期姚克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創作了許多歷史劇,如《楚霸王》、《美人計》、《蝴蝶夢》、《西施》、《秦始皇》、《銀海滄桑》等,撰述了專著《怎樣演齣戲劇》等。在戲劇活動上,姚克與佐臨等組建了苦幹劇團,任總幹事。抗戰勝利後擔任蘭心劇場經理,首演劇目是由他編劇的《熱血五十年》,內容描寫台灣回歸祖國。

民國37年姚克赴香港,將《清宮怨》改為電影《清宮秘史》,由永華影業公司拍攝。其後,他主要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聯合書院任教。 1968年赴美國,在夏威夷大學執教現代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 198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清宮秘史》之案為姚克平反,是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清宮怨》劇作。

George Whitman's bookstore 莎士比亞書局到老喬志書局(辜振豐)



The second bookstore is situated at 37 rue de la Bûcherie, in the 5th arrondissement, and is still in operation today. Opened in 1951 by American George Whitman, it was originally called "Le Mistral," but was renamed to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in 1964 in tribute to Sylvia Beach's store[3] and on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William Shakespeare's birth. Today, it continues to serve as a purveyor of new and second-hand books, as an antiquarian bookseller, and as a free reading library open to the public.[4] Additionally, the shop houses aspiring writers and artists in exchange for their helping out around the bookstore. Since the shop opened in 1951, more than 30,000 people have slept in the beds found tucked between bookshelves.[5] The shop's motto, "Be Not Inhospitable to Strangers Lest They Be Angels in Disguise," is written above the entrance to the reading library.







如此善待陌生人的老喬治 ⦿辜振豐

一般人對於巴黎的印象,不外乎名牌、艾菲爾鐵塔、羅浮宮和一些觀光景點,至於書店倒是受到忽視。巴黎的文化能夠展現多采多姿的面貌,就是善於接納外人。二十世紀初期,一些畫家如畢卡索、馬蒂斯、莫迪安尼、梵谷都曾經呆在巴黎,至於作家如海明威、休伍德 ・安德森、費茲傑羅、喬伊斯也於此留下足跡。喬伊斯當年的名作《尤里西斯》就是由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推出上市。這家書店的女主人就是來自美國的希薇亞 ・畢奇,但二戰之後,莎士比亞書店卻更換了主人,這背後當然有一段奇妙的故事。

傑若米・莫爾瑟所撰寫的《時光如此輕柔:老喬治和他的莎士比亞書店》,內容就是敘述這段令人感動的故事。有趣的是,老喬治也是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過去浪跡世界各地,最後落腳於巴黎。一開始在索邦大學修課,閒來無事,用街上要來的錢到處淘書,因此在旅館內成立小型圖書館。某日,鑰匙丟了,以後乾脆就不鎖門。他信仰財產共享和人民公社,先後以咖啡和食物請客。因此,莎士比亞書店的構想就此萌芽。一九五一年八月,喬治的書店正式開張,取名為「密斯托拉」,奉行馬克思名言「竭力奉獻,取之當取」。

一九六二年,希薇亞 ・畢奇去世,兩年後,適逢莎士比亞四百歲冥誕,喬治買下她的藏書,易名為「莎士比亞書店」( Shakespeare & Co. ) ,平時鼓勵、接納未成名作家、希望每個住戶每天工作一小時和讀一本書。跟希薇亞的書店相比,這家以新面貌亮相的書店也有許多知名作家前來光顧,如亨利 ・米勒和安娜伊絲 ・寧而愛爾蘭作家勞倫斯 ・杜瑞爾在此創作 《亞歷山大四部曲》(The Alexandria Quartet)。

作者能夠完成此書,倒是要歸因於生命的偶然。他是一位加拿大記者,整天為了新聞,到處扒糞,揭人隱私。上個世紀末,報導一位竊賊而遭到了電話恐嚇,為了生命安全,匆匆買了機票,逃到巴黎。不過,住了幾天之後,便幾乎花光身上的零用錢,靈機一動便投靠莎士比亞書店,從此生命出現了轉機。

莎士比亞書店跟巴黎都樂於接納外人,尤其店裡一扇門的門框上漆上—— 「不得怠慢陌生人,他們可能是喬裝的天使」。這就是主人喬治所展現的善意,但他故鄉麻州的塞勒姆 ( Salem ) 在十七世紀曾經發生「獵殺女巫」的醜聞,劇作家亞瑟 ・米勒曾經以此事件撰寫了《激情年代》 ( The Crucible ),但主旨是隱射一九五〇年代麥卡錫的白色恐怖!這故事也改編過電影。從部落社會開始,人跟陌生人初次見面,難免帶有不安和敵意,這時善加款待( hospitality ),彼此可以拉近距離。顯然,這就是莎士比亞書店所展現的「地靈 」(genius loci )。 hospitality 後來演變成客棧(hostel )和醫院 (hospital ),兩者都帶有「款待」之意。獵殺女巫是排除異己的行為,但款待則是積極與異己交流,因此兩相比較,老喬治的確跳脫故鄉舊有的框框!

老喬治宣稱莎士比亞書店是一個「社會主義理想國」,但這並不是說各個住客之間沒有角力,畢竟人具有權力慾望和自尊。這一來,作者一住進書店之後,難免有些疑惑,因為老喬治的條件竟然是要他趕走一位叫賽門的詩人。根據店內掌櫃高楚人的說法,他經常偷錢,也不守規矩,另一個叫克特的住客建議趕走他。作者跟賽門聊天之後,得知他來自倫敦,有一段得意的日子,但後來由吸毒而販賣毒品,這一來就遭到起訴。作者跟他明示老喬治的決定,他仍然沒有離開的意願。接著,作者並沒有堅持,等到他告知喬治,這位書店主人只是開玩笑說:「你中了他的魔法」。日後,老喬治並沒有再繼續堅持要他滾蛋!

誠如作者指出,如果莎士比亞書店真的是作家的庇護所,那麼,眼前這位詩人還沒有準備好重回現實世界。他沒有全力執行趕人的任務,心中有一種不夠忠心的罪惡感,可是,他真心覺得,喬治已經收留這個人那麼久,他決不想採取克特大膽建議的的手段,把這個人的家當直接丟到馬路上。老喬治愛才跟寬容之心,可見一斑!他總是給這些失意人更多好機會,等待他們日後在作品中大放光芒!果然,上帝不負苦心人,後來,愛爾蘭丁格爾鎮的文學祭,邀請賽門去朗誦詩歌,而且由作者陪同。當天,賽門朗誦作品的內容是關於「莎士比亞書店前的櫻桃樹已經開花」!

其實,老喬治不管是對人或書店,總是能夠化危機為轉機。一九六八年,巴黎爆發學生運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這一來整座花都風聲鶴唳。當時治安人員時時監控學運分子,而莎士比亞書店也難以倖免,因為老喬治收留一些左派分子。為此,老喬治受到警告,並要他每天用文字回報店內住客的身分背景,然後再送到派出所。從書店到派出所,由步行而騎自行車,固然省下不少時間,但他不勝其煩。最後,老喬治發揮想像力,要每位住客親自寫下自己的自傳,並描述來到書店的機緣,後來警察才收手。

老喬治是一位老左派,二戰之後,他加入共產黨,時時發言批判美國軍事經濟,甚至揭發冷戰的謊言和反對越戰。書店曾一度被迫停業,他認為是美國背後施壓,之後,法國政府以沒有繳交外國人在法國做生意的相關文件為藉口,禁止書店繼續營業。但他繼續保持強勢,再度收留激進分子,舉辦演講、開放圖書室,接著還寫信向當時的文化部長安德烈 ・馬爾羅( André Malraux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取得營業執照。

他並沒有罹患左派幼稚病,成天吶喊革命,或是幻想資本主義即將崩潰!正如同作者指出,在他所期待的「革命」到來之前,他被迫住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以不傷大雅的方式來參與經濟。顯然,老喬治心中念念不忘還是將書店好好經營下去,並繼續照顧未成名的作家。喬治早就學會了過簡單生活,他曾經周遊世界,隨身行李只有一件換洗襯衫,和一本平裝書。開了書店,這些節儉經驗,更形重要。他用手洗衣服,只吃最基本的食物。盡量不上餐廳和電影院。在這種生活方式下,不但靠著書店微薄進賬而過活、提供伙食,還能夠存錢擴張書店。

作者洞察到喬治的生意經,因為喬治認為賣書不一定能夠致富,但他善於運用腦筋,才得以讓莎士比亞書店持續經營下去。印製明信片賣給遊客。從教會買二手書,然後高價轉售。把外表尚新的二手書偷偷塞在原價出售的新書中。書店營業到十二點。挨家挨戶賣書。最大的創舉——亨利 ・米勒《北迴歸線》在美國遭到查禁,他拜訪巴黎各個美國學生住處,推銷這本不道德的書,很少有推銷不成的時候。

毫無疑問地,作者深具洞察力精準掌握書店的生態,但行文之間也坦率交代自己的心理問題。比如說,一位來自波士頓的史考特本身研究班雅明,特別來到巴黎踏查這位德國思想家所留下的足跡。老喬治向來欣賞有才氣的新住客,每逢客人前來造訪,總是大力推崇一番,甚至表明出國期間史考特可以住在他的臥室。對此,作者認為史考特已經取代他而成為喬治的頭號助手,嫉妒之心油然而生。但後來史考特跟一位叫蘇菲的女住客太親近,使得喬治大為不滿,於是兩人開始貌和神離,歸根究底就是喬治不希望住客因愛情而破壞情緒,畢竟愛情大多以毀滅收場。

看來,在莎士比亞書店裡,美好的愛情跟婚姻總是短暫的,而令人難過的衝突、嫉妒也是短暫的。不過,也因此穩住書店的未來。首先,喬治有兩次婚姻和一些愛情的火花,而第二次婚姻生下女兒希薇亞,但太太總是希望喬治好好照顧這個「小家庭」,但他太愛護書店和住客所形成「大家庭」,以致兩人以離婚收場。這一來,女兒便跟媽媽前往倫敦定居。此時,作者擔心老喬治身體老邁,來日不多,而喬治也得知一位旅館大亨企圖收購書店。喬治很怕死後留給女兒之後,太太從中搞鬼,然後賣給大亨,以便賺一大筆錢。最後,所有住客也不再為了小事而心懷鬼胎,大家齊心協力運用各種方式,以保住書店。

其中,還是善解喬治心意的作者想出最有效果的方案——說服她女兒擔任接班人。作者親自到倫敦跟他女兒見面,並轉達喬治的心意。幸好,希薇亞回心轉意,決心回到巴黎,繼續經營莎士比亞書店。

本書以生動的文筆敘述莎士比亞書店主人喬治的大半生,誠如作者指出,「......是的,它在文壇有極高的重要性,可是,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亞書店是個庇護所,就像對岸的教堂一樣,是一個主人讓每個人取之當取、竭力奉獻的地方。」不過,另一方面也記錄了作者精神成長的歷程——過去為了私利,到處揭人隱私,但受到喬治的感染而為書店、他人貢獻一己之力。也難怪作者在結尾強調:「和喬治在一起住在莎士比亞書店徹底改變了我,讓我質疑被我拋棄的生活、以及我真正想要過的生活。現在,我坐思、我打字、我努力成為更好的人。人生是未完成的課題。」

《時光如此輕柔:老喬治和他的莎士比亞書店》......





George Whitman's bookstore[edit]

In 1951, a new English-language bookstore was opene7d on Paris's Left Bank by American ex-serviceman George Whitman under the name of "Le Mistral." Its premises, the site of a 16th-century monastery,[13] are at 37 rue de la Bûcherie, near Place Saint-Michel, just steps from the Seine, Notre Dame and the Île de la Cité.[13] Much like Sylvia Beach's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Whitman's store quickly became the focal point of literary culture in bohemian Paris. Early habitués included writers of the Beat Generation--Allen Ginsberg, Gregory Corso, and William S. Burroughs, who is said to have researched sections of Naked Lunch in the medical section of the bookstore's library.[13] Other visitors were James Baldwin, Anaïs Nin, Julio Cortázar, Richard Wright, Lawrence Durrell, Max Ernest, Bertolt Brecht, William Saroyan, Terry Southern, and editors of The Paris Review, such as George Plimpton, Peter Matthiessen, and Robert Silvers.

George Whitman had modeled his shop after Sylvia Beach's. In 1958, while dining with Whitman at a party for James Jones who had newly arrived in Paris, Beach announced that she was handing the name to him for his bookshop.[14] In 1964, after Sylvia Beach's death and on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William Shakespeare's birth, Whitman renamed his store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which is, as he described it, "a novel in three words."[3]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Paris, 2013

Whitman called his venture "a socialist utopia masquerading as a bookstore".[15] Henry Miller called it "a wonderland of books."[5] The shop has beds tucked among the shelves of books where aspiring writers are invited to sleep for free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around the bookshop, agreeing to read a book a day, and writing a one-page autobiography for the shop's archives. These guests are called "Tumbleweeds," after the rootless plants that "blow in and out on the winds of chance," as Whitman described.[5] An estimated 30,000 people have stayed at the shop since it opened in 1951.

Several literary publications have had their editorial address at the bookstore, including the avant-garde journal Merlin, which is credited for having discovered Samuel Beckett, it being the first to publish him in English. Among the journal's editors were Richard Seaver, Christopher Logue, and Alexander Trocchi. Jane Lougee was the publisher. From 1959 to 1964, Jean Fanchette published Two Cities from the bookshop; the journal's patrons included Anaïs Nin and Lawrence Durrell, and it published, among others, Ted Hughes and Octavio Paz. From 1978 to 1981, a group of American and Canadian expatriates ran a literary journal out of the upstairs library, called Paris Voices. The journal published young writers such as Welsh poet Tony Curtis and Irish playwright and novelist Sebastian Barry. The editor-in-chief was Kenneth R. Timmerman and the editorial team included Canadian Antanas Sileika. Other publications established from the bookstore include Frank magazine, edited by David Applefiel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writers such as Mavis Gallant and John Berger, and Whitman's own The Paris Magazine (or "The Poor Man's Paris Review," as he called it), with contributors including Lawrence Ferlinghetti, Jean-Paul Sartre, Marguerite Duras, Pablo Neruda, and—in a more recent edition--Luc Sante, Michel Houellebecq, and Rivka Galchen. The first issue debuted in 1967, the most recent in 2010.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Entrance to Reading Library, 2015

George Whitman was awarded the Officier 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in 2006, one of France's highest cultural honor.[16] He died at the age of 98 on 14 December 2011 in his apartment above the bookstore.[17]

Whitman's only child, Sylvia Whitman, named after Sylvia Beach, began helping her father with management of the bookstore in 2003. She now runs the shop with her partner, David Delannet, in the same manner as her father did.[18] Regular activities are a Sunday Tea Party, writers' workshops, and weekly events that have included writers such as Dave Eggers, A. M. Homes, Jonathan Safran Foer, and Naomi Klein.[18]

In 2003, Sylvia Whitman founded FestivalandCo, a literary festival that was held biennially at the park next-door to the bookstore, Square René-Viviani. Participants included Paul Auster, Siri Hustvedt, Jeanette Winterson, Jung Chang, and Marjane Satrapi.[19][18]

In 2010, the bookstore launched The Paris Literary Prize for unpublished novellas, with a top prize of 10,000 euro provided by the de Groot Foundation. The winner of the first contest was Rosa Rankin-Gee, whose entry, The Last Kings of Sark,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by Virago. The winner of the second prize was C. E. Smith; his entry, Body Electric, was co-published by the bookstore and The White Review.

Partnering with Bob’s Bake Shop,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opened a café in 2015, located next door to the shop in what had been, since 1981, an abandoned garage. The café serves primarily vegetarian food, with vegan and gluten-free options. George Whitman had been trying to open a literary café in the same space since as early as 1969.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Paris, 2011

In 2016, the bookstore published its own history in a book titled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Paris: A History of the Rag & Bone Shop of the Heart, edited by Krista Halverson with a foreword by Jeanette Winterson and an epilogue by Sylvia Whitman. Other contributors to the book include Ethan Hawke, Lawrence Ferlinghetti, Allen Ginsberg, Anaïs Nin, Robert Stone, Ian Rankin, Kate Tempest, and Jim Morrison. The book features an illustrated adaptation of Sylvia Beach’s memoirs. It also includes a selection of George Whitman's letters and journals written along his “hobo adventur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kindness he received from strangers along the way inspired the founding ethos of the bookstore: "Give what you can; take what you need."[5]

The bookstore was a sanctuary for some twenty of its customers during the November 2015 Paris attacks.[20][21]

The four "Shakespeare & Co" bookstores in New York City, which opened starting in 1981, are not affiliated with the Paris store.

紀念高友工先生(Yu-kung Kao,1929-2016)。序 理想國

 126 紀念高友工先生(Yu-kung Kao,1929-2016) 鍾漢清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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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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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
高友工先生的繁簡體本各有春秋:
2004《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灣大學出版社,2004
(2016年4月再版,加陳國球一篇"談如何讀"中國美典"說,隔月再刷)
然而簡體版收入幾篇能看出高先生的多才多藝以及"實際世界/藝術實務的文章,譬如:
《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2008
海外中國藝術家的抒情精神——訪巴黎朱德群先生追記

2018年12月29日 星期六

紀念高友工先生(Yu-kung Kao,1929-2016): 將「為己之學」發揮到最高限度之一人」

126 紀念高友工先生(Yu-kung Kao,1929-2016) 鍾漢清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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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30
我幾周前在方聞教授的追思會上,看到高友工先生等的合影。

中研院的中國文哲研究通訓的高友工教授紀念專輯: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publications/newsletter/27/2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七卷・第二期
出版商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日期2017.6.1

2016.11

愁:高友工先生說他1987年在新竹清華大學的4場演講,是賣力之作。至今沒看到整理出來的演講/論文,可惜。

2. 高友工:"北大兩學期首先是我最敬仰的文學家馮文炳,他以廢名筆名寫的小說,直到今天我還以為是中國最有詩意的小說,而記得馮先生以一堂課的時間來發揮論語,"吾十有五而至於學"這一章,真是令人咀嚼一生還未能盡興,更不用他的小說的詩情詩意即哲理的深度了。"
馮文炳(1901年11月9日-1967年10月7日)先生1949年前,受到胡適之先生和知堂的賞識和幫助,得以在北京大學任教。1949年後可能不很得意,後來被調到東北長春大學(吉林大學)任教。作品出版不易。2009年才有某基金會等的協助,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6卷的《廢名集》(《廢名文集》1卷2000年出版)。
我找一下,《廢名集》中關於論語的領悟之樂的文章有二篇,相隔約十來年,可以了解他的領悟之來由。

.......讀了高友工論文{中國的抒情傳統}的兩節,參考文心之{神思篇}---王元化的【文心雕龍講疏】只用一"想像"解釋,煞風景。






2018.11.12
廖振富
讀剛買到的《余英時回憶錄》描述他與高友工的友誼,大受感動,摘錄片段以備忘:
我所接觸到的哈佛中國學人中,友工可說是將「為己之學」發揮到最高限度之一人」。他治學以「得之於己」為主要目的,而不是要「欲見知於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外在的「名」和「位」曾經進入他的關懷之中。
在他講最後一堂時,我寫下了一面七絕相贈:
十年重聚普林城,每話康橋百感生。
今日曲終聞雅奏,依然高士愛泉清。
這些悼文中有一個共同的基調,幾乎每一位作者都追溯到他(或她)在生平很困難的時候,怎樣得到友工的熱情幫助,終於渡過危機。……可見友工在能幫助朋友的時候真是用盡全副力量。這封信讀到最後,我的眼眶在不知不覺中濕潤起來。
這些片段不但真切感人,更將高友工教授坦蕩無私的人格朗朗呈現,就文字描寫而言,也堪稱是以真情取勝的絕佳散文。



2018.5.9
林順夫的《透過夢之窗口》2009,先借曹永洋學長看。
他今天來參加聚會

漢清講堂2018年5月9日: 《喬治‧ 桑與福樓拜 》The George Sand–Gustave Flaubert Letters. George Sand 與 « grand théâtre de Nohant » 群英

漢清講堂2018年5月9日: 《喬治‧ 桑與福樓拜 》The George Sand–Gustave...




林順夫教授在書前謝謝高友工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導:

2018.4.29 今天聽魏淑珠談《彭淮棟翻譯作品中的文言文》,才知道林順夫的《透過夢之窗口》 (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中有多篇是作者請彭先生翻譯的。


透過夢之窗口

 , 清華大學 , 出版日期: 2009-12-15
該書第十三章〈《儒林外史》中的禮及其敘事結構〉的基本論點,在高友工先生的文章讀過。



*****
雖然,我2017年在台北聽到的高友工教授晚年的故事,都是從陳文華學長處得來的。

只要是真的,不管是悲劇或可喜的,都很難得。

我翻過江青的回憶錄,《江青的往時.往事.往思》1991,想找高先生到香港演講的資料。吾所得。

https://hcbooks.blogspot.tw/2017/12/blog-post.html

Prof YU Ying-Shih' s 余英时 poem and calligraphy for Prof Kao YU-kung 高友工 , presented to Kao in December 1998 during Kao's last class at Princeton.


應該是12月2日出版:特別推薦:
懷念恩師高友工 (孫康宜)
2016-12-01
四天前高友工教授(一九二九—二○一六)靜靜地走了。那麼突然。我想他是為了避免和親友們告別,所以才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刻,獨自離開了這個世界。其實,我們無法確定他去世的具體時間。據朋友江青告訴我,友工師過世時大約是十月廿八日晚到十月廿九日清晨(美國東岸時間)之間,是在安睡中去世的,那正是三更半夜的清靜時刻。怎能想到,在那以前的幾個鐘頭,他還和朋友吃了晚飯,完全沒有異樣。
連他的去世也充滿了詩意。我想起了他經常朗誦的一首唐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王維《鳥鳴澗》)詩中描寫一個十分幽靜的境界,因為「夜靜」,所以連明月都能驚動山鳥。十月廿九日清晨,友工師大概是在這樣一個幽靜的時分離開了。雖然他一直住在紐約市中心,但我知道他的心靈深處總是閒靜的。尤其是,他最喜歡陶淵明的「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等詩句。因為他心遠,所以凡事都顯得灑脫。
生死猶萬物變化也
最近一兩年來,友工師的身體開始變得十分虛弱,甚至無法下牀,令人非常擔憂。但每回在電話上和他聊天,他總是談笑風生,與從前沒有兩樣。去年聖誕前夕,我在電話中表示擔心他的生活起居,因怕他一人獨處會出事。但他卻引用《莊子》的章節來安慰我,表示萬物的變化從來沒有停止,生死也屬於這種變化,接着他說:「像我這把年紀,其實生與死都沒什麼關係了。」當時我除了表示尊敬以外,還能說什麼呢?後來掛了電話,再溫習他所說的話,更加對於他的人生意境與智慧感到默契於心,心領神會。其實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已經快四十年了,但對我來說,友工師是我的終身導師,他那種處驚不變的態度,總令我萬分敬佩。




2016年11月18日 20:27
謝謝孫教授。
我在下周三有一場"以讀者立場出發",介紹高先生的錄影。
我喜歡那位:在雅典為其學長翻譯【理想國】做序的高先生 (1979);早上在燕京圖書準備博士論文,下午可以追求自己的文藝節目的高先生;江青【故人故事】書中的紐約、瑞典過客的高先生!我喜歡那位指導學生ballet、多次到巴黎訪朱德群的高先生;我喜歡他退休演講末兩段,雖然這故事的典故,可能出自"筆記小說"......



This obituary was written by Tsu-Lin Mei,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emeritus, at Cornell University, and Andrew Plaks,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eritu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s a Ph.D. student at Princeton, Plaks took courses from Kao. Mei and Kao were gradu...
PRINCETON.EDU


2016.11.23
 高友工:"北大兩學期首先是我最敬仰的文學家馮文炳,他以廢名筆名寫的小說,直到今天我還以為是中國最有詩意的小說,而記得馮先生以一堂課的時間來發揮論語,"吾十有五而至於學"這一章,真是令人咀嚼一生還未能盡興,更不用他的小說的詩情詩意即哲理的深度了。"
馮文炳(1901年11月9日-1967年10月7日)先生1949年前,受到胡適之先生和知堂的賞識和幫助,得以在北京大學任教。1949年後可能不很得意,後來被調到東北長春大學(吉林大學)任教。作品出版不易。2009年才有某基金會等的協助,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6卷的《廢名集》(《廢名文集》1卷2000年出版)。
我找一下,《廢名集》中關於論語的領悟之樂的文章有二篇,相隔約十來年,可以了解他的領悟之來由。












Northrop Frye堅持,一個學人的理論,是一輩子要"一以貫之"的,否則不足道。我就選擇用這篇重要的論文來當高友工教授的文學理是論的試金石:
我2周前選他與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 Citical Path,是想投機取巧。實際上,高友工最重視的是Herman Northrop Frye's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atomy_of_Criticism
《中國敘述傳統 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為例,註22的內容是:
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pp.303-314
".....根據傅萊(Northrop Frye)的說法,二書街為混合體,一為小說與分析 (anatomy)的混合,一為小說與告白 (confession)。....."
我們查一下Anatomy of Criticism 一書的索引的novel 項目,303-14頁正好是novel 的主要論述。
我們要讀Anatomy of Criticism,才會知道高先生引文中所說的小說(novel)、分析 (anatomy)的混合,、告白 (confession) 的"技術定義"。
一句話,整段/整篇都是高友工教授的融會貫通的心得。
《中國敘述傳統 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在整個《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的研究文獻中,都屬獨一無二的"綜覽"之心得。



謝謝孫康宜教授。
我在下周三有一場"以讀者立場出發",介紹高先生的錄影。
我喜歡那位:在雅典為其學長翻譯【理想國】做序的高先生 (1979);早上在燕京圖書準備博士論文,下午可以追求自己的文藝節目的高先生;江青【故人故事】書中的紐約、瑞典過客的高先生!我喜歡那位指導學生ballet、多次到巴黎訪朱德群的高先生;我喜歡他退休演講末兩段,雖然這故事的典故,可能出自"筆記小說"......



This obituary was written by Tsu-Lin Mei,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emeritus, at Cornell University, and Andrew Plaks,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eritu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s a Ph.D. student at Princeton, Plaks took courses from Kao. Mei and Kao were gradu...
PRINCETON.EDU


高友工先生為讀文學名著,涉獵的語文:日、德、法、拉丁、希臘。 (哈佛主修中國古代史;副修羅馬史。楊聯陞指導博士論文《宋代方臘之亂》,分明說,博士是學人入門訓練)。


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本》,北京:三聯,2008
*** 對於師友,高友工這篇《自序》有最深情的回憶。
我在2008年的書《台灣戴明圈;2008年東海戴明學者講座》之 《導言》,就借用了《自序》的末段:
現在,在座的朋友,包括老、中、青三代,真是盛況。我很欣賞高友工先生退休的說法,他很驕傲,能夠跟年輕的朋友誇口說:「你們的老師不如我的好!」,又能夠向前輩誇說:「你們的弟子比不上我的!」


高友工先生的繁簡體本各有春秋:
2004《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灣大學出版社,2004
(2016年4月再版,加陳國球一篇"談如何讀"中國美典"說,隔月再刷)
然而簡體版收入幾篇能看出高先生的多才多藝以及"實際世界/藝術實務的文章,譬如:
《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2008 
海外中國藝術家的抒情精神——訪巴黎朱德群先生追記




我們知道,高友工教授的文學理論,受到加拿大大師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影響。
很幸運的,Northrop Frye的部分書籍,北京的教師們,在90年代中 (1995),取得加拿大的幫忙,組織"弗萊研究叢書" ,翻譯出版了近10本書 (含研究的文章集)。
因為Northrop Frye堅持,一個學人的理論,是一輩子要"一以貫之"的,否則不足道。我就選擇用這篇重要的論文來當高有工教授的文學理論的試金石:
 ⋯⋯更多

Northrop Frye, The Critical Path: An Essay on the Social Context of Literary Criticism, Daedalus, Vol. 99, No. 2, Theory in Humanistic Studies (Spring, 1970), pp. 268-342
JSTOR.ORG


hc評: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李世躍譯 2013) 一書,
梅祖麟的《跋》是很重要的。
有2處人名錯譯:葛瑞漢 (A. C. Graham)誤為高本漢 (頁64)、李方桂 (222)
重要術語錯誤:"對仗"直譯為"平行"。
"平行使得句法運動局限於循環往復知中"。(p.49)
此劇的翻譯待澄清:
據《普安迪自選集》:"對仗總是使句法循環返回其自身"。




ㄘ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的魅力── 詩語的結構主義批評》譯者 : 李世躍 (1989-上海古籍版) ;《唐詩三論》 北京:商務, 2013…
HCLECTURES.BLOGSPOT.COM


上週,孫康宜教授告訴我們,她的"導師" (mentor)高友工教授過世了。我留言說高先生真是大師也。
我拿出高先生的書,發覺必須細讀、重讀才行。於是給自己一個課題,在11月23日的"漢清講堂",我應以"讀者"的身分,報告我的讀書心得。
我今天用一字的翻譯,說明高先生的,更令我佩服: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有一段話 (余英時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p.109)(的翻譯),值得討論:
韋伯曾說人是懸掛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 (webs of significance)中的一種動物。人類學家紀爾滋( Clifford Geertz)為之下一按語,說文化便正是這種"意義之網" 。紀氏更指出,文化研究"並不是一門實驗科學,因此不是要尋找其中的規律,而是要追問它所表現的意義。"....紀氏所特用的"解釋"(interpretation)一詞,其一部分涵義......中國史學上所謂"疏通"暗合。.....
According to Clifford Geertz, "[b]elieving, with Max Weber, that 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 he himself has spun, I take culture to be thosewebs, and the analysis of it to be therefore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search of law but an interpretive one in search of meaning."
According to Clifford Geertz, "[b]elieving, with Max Weber, that 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 he himself has spun, I take culture to be those webs, and the analysis of it to be therefore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search of law but an interpretive one in search of meaning."
中文將significance和meaning都翻譯成"意義"。
高友工先生的翻譯比較可取:significance (旨趣)和meaning(意義),參考他的論文《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 《儒林外史》的讀法》,收入其著作《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353



An individual is bound up in a series of symbolic or mythic representations–“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 he himself has spun” (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which serve to generate and maintain meaning. Together, these symbols and myths provide the structur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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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i Sun Chang
Such beautiful foliage reminds me that Today is Double Ninth (9-9) Festival 重阳节.

Kang-i Sun Chang Today is an important date for me! It would have been my father’s 98th birthday ; he passed away more than ten years ago in 2007. Today is also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my mentor Prof Kao’s passing; He died a year ago on Oct 29, 2016. A beautiful day to reflect and remember!


The famous artist Ye Weihan 叶维汉 just did this calligraph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Prof YU-Kung Kao’s 高友工 passing.



《思淵堂語》高友工教授論戲劇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高友工生前曾在法拉盛圖書館開講座。那次,高教授畫龍點睛地講了戲劇。


中國古典戲劇(戲曲)是從舞台演劇的原始形態開始的,專家們從戲劇的起源考證戲劇的性質,旁及說唱、說書、變詞和地方戲。自發的、大眾的戲劇逐漸有了文人的參與,這種介入,一是戲劇走向「正規」之所必然,卻也成為舞台演劇的一個陰影,導致戲劇戲曲研究,文學是主流,學唱戲曲,能夠進入學術殿堂者,稀有。

這種兩邊各自隔簾看花、對霧照鏡的情形,表面看,是個人的或者是學校制度的事情,其實緣於中國戲劇本身及其歷史演變中,文學和舞台分離乃至扭曲的特點。高教授評價他的著作「美典」,說他最喜歡的還是由六篇短文構成的「中外戲劇的傳統和革新」。在講到如何保持傳統的態度時,他說:「自然有史以來,我們就有不少好古之士,但似乎很難建立起一種風氣。我是研究美學的,我的遁詞是我們文化中太注重抒情傳統了。而抒情傳統中最注重內化,因此只要心中能由此記憶、影像,外在的物質存在似乎可以算是身外之物吧!」則戲劇之文學和演劇的分離,某種程度上也見出長期以來文人(所謂文學家、編劇)和演員的關係:前者絕對占據上手的地位,從前元明清時代文人騷客和倡優、伶人之不可同日而語,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近、現代文人成了作家,其身分、地位也是高於演員的。文人也好,作家也罷,其內心的抒情性在此往往和尊嚴、清高聯繫到一起了。文學的戲劇不僅可以脫離演劇而存在,甚至到了被視為高於演劇的存在。高先生說:「這正說明了在戲劇中,這個文藝傳統和演藝傳統的距離就異常地大了。於是我們往往只談文藝而忽略了演藝。」精闢!

從這點看,文藝和文學的戲劇在為作家和學院派文人教授談得頭頭是道的時候,已經是象牙塔中之物了。戲劇,在原始的意義上,是以表現群體的呼聲和感情為支撐和精髓的,無論戲劇之產生於勞動說,還是宗教或禮儀說,都是一種大眾參與的文藝,而非書齋中的獨享和自賞,是通俗和平民化的傳統,而非書案和講台上的歷史。不明乎此,則各種革新的和改編的戲劇和戲曲,就沒有回到古代原創作品的高度,如高先生所說,就不存在保持傳統的問題,於是,無法達到一種「全面的完整的藝術經驗」;相反,文藝家們,從編劇到演員,一旦意識到什麼是真正的戲劇、戲曲傳統,即演劇、表演和音樂的「戲」於存古劇中的價值,傳統戲劇的保存和恢復,才有出路。

一次聚會,舞蹈家江青同席。我讀過她的回憶錄,其中多述與高教授交往,及其人品、學識。談起高教授之論戲劇,我非常認同。因為我曾也是古典戲曲的學生,卻僅能作紙上談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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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12月2日出版:特別推薦:
懷念恩師高友工 (孫康宜)
2016-12-01
四天前高友工教授(一九二九—二○一六)靜靜地走了。那麼突然。我想他是為了避免和親友們告別,所以才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刻,獨自離開了這個世界。其實,我們無法確定他去世的具體時間。據朋友江青告訴我,友工師過世時大約是十月廿八日晚到十月廿九日清晨(美國東岸時間)之間,是在安睡中去世的,那正是三更半夜的清靜時刻。怎能想到,在那以前的幾個鐘頭,他還和朋友吃了晚飯,完全沒有異樣。
連他的去世也充滿了詩意。我想起了他經常朗誦的一首唐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王維《鳥鳴澗》)詩中描寫一個十分幽靜的境界,因為「夜靜」,所以連明月都能驚動山鳥。十月廿九日清晨,友工師大概是在這樣一個幽靜的時分離開了。雖然他一直住在紐約市中心,但我知道他的心靈深處總是閒靜的。尤其是,他最喜歡陶淵明的「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等詩句。因為他心遠,所以凡事都顯得灑脫。
生死猶萬物變化也
最近一兩年來,友工師的身體開始變得十分虛弱,甚至無法下牀,令人"The Republic" by Plato is a foundational text in Western philosophy, written around 375 BC. This Socratic dialogue explores profound themes such as justice, the nature of the ideal state,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just individual. The work is structured as a conversation primarily between Socrates and several interlocutors, where they engage i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justi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e narrative is rich with social commentary, exploring the legal and religious systems of the time,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unrest on personal lives. Plato outlines his vision of an ideal city-state, known as Kallipolis, governed by philosopher-kings. He argues that only those who truly understand the forms of goodness and justice should rule, as they are best equipped to make decision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stat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ections of "The Republic" is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which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ld of appearances and the world of reality. It emphasizes the philosopher's role in seeking truth and enlightenment, contrasting the ignorance of those who remain in the cave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ose who have ascended to the light.

Plat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virtuous leaders, arguing that a rigorous educational system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the intellect and character of future rulers. This work remain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theory, ethics, and philosophy, with its exploration of justice and governance continuing to resonate in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about morality, law,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he dialogue's rich philosophical insights and its innovative approach to discussing complex ideas make it a timeless work that remains relevant in moder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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