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政烺（1912年4月15日－2005年1月29日），山東榮成人，中國史學家與文字學家，長於甲骨文、金文與商周史。
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54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60年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1990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1月29日，因病去世。作品收錄於《張政烺文史論集》。
“張政烺先生學行” 展展板文字
文︱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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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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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烺，一個生於海闊天空之地的人，一個溫柔敦厚、襟懷坦蕩、學識極為淵博的人。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也是北京大學的老師，是北京大學很多老師的老師，我們大家的老師。他一輩子老老實實做人，一輩子勤勤懇懇做學問。他的墓碑上刻著他手書的座右銘：“真誠求實是為人為學之本。”他這一輩子，沒有官職，沒有頭銜，沒有門戶，也沒有子弟兵，但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卻贏得了北大師生和學界所有人的愛戴。什麼叫老師？這是最好的答案。五十七年前，張先生離開北京大學，成為一生之痛。今天，我們接他回家。
1948年6月，北京大學史學系歡迎陳受頤主任回國，在沙灘紅樓前合影。前排左起：鄧廣銘、陳受頤、毛子水、鄭天挺、張政烺；後排左起：楊翼驤、胡鐘達、楊人鞭、萬斯年、韓壽萱。
張政烺先生於乾面胡同舊寓前留影，約攝於1960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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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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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張政烺生於山東榮成，終其一生，鄉音不改，為人木訥寡言，不與人爭，不與人辯，但從不隨波逐流，只要自己覺得對，決不輕言放棄，柔中有剛。
1936年，他從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過十年，對史語所圖書館（今傅斯年圖書館）的建設和保護有大功。在他的回憶中，押解史語所圖書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1946年，他從重慶回到母校，在北大史學系任教，當過十四年教授，為北大培養過許多優秀學生，然而北大卻是他的傷心之地。1960年，張先生因在北京大學講授“魏晉封建論”，不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性，被迫從北京大學調出，把組織關係轉到中華書局。當時，很多從事古籍整理和外文翻譯的專家都屬於“有政治問題”的人，這種遭遇讓他深陷痛苦。1963年2月5日，張先生被任命為中華書局副總編，然而他卻從未到任，而是躲在他長期兼職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歷史一所和考古所建所之初，他就是這兩個所的學術委員）。他酷愛攝影。他曾賭氣說，他想到鄉下開照相館。1966年以來，他才成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
張先生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古代史，對考古、古文字、古文獻等各種史料都很熟悉。在中國歷史學界、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享有很高聲譽。傅斯年、郭沫若、夏鼐等前輩都很讚賞他的學問。他上過北大，從馬衡、唐蘭學，深受清代金石學和羅王之學的影響；進過史語所，也繼承了史語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歷史語言的傳統。解放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注重社會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較研究。在史學觀點上，他一直堅持“魏晉封建論”，從未動搖。他特別重視古文字研究。“羅王之學”的傳人，唐蘭先生那一輩是第一代，他和陳夢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他在古文字學界是公認的泰斗級人物。張先生無官無職，不聲不響，但卻愛惜人才，獎掖後進。如裘錫圭先生就是經他推薦，脫穎而出，成為古文字學界的領軍人物。
張政烺先生書法作品：書以氣為主。
張政烺先生為趙儷生先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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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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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離我們而去，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這裡展出的遺著、文稿，只是他學術夢想的一鱗半爪，後學難以窺其堂奧。他有三個遺願：第一，編一部《中國歷史圖譜》；第二，編一部商周銅器銘文的考釋之作；第三，把他在紅樓整理組整理的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整理發表。這三件事，只有第三件事，留下遺稿。張先生的著作，涉獵廣泛，其最大貢獻，國際國內學術界公認的貢獻，是他對商周“數字卦”的研究。儘管有人詆毀這一研究，但古人云：“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論語·子張》）最新發表的清華楚簡《筮法》《別卦》再次證明，還是張先生站的高，看的遠，說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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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我的老師，我的老師夢
張政烺先生在寓所庭園
文︱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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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君親師，師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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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第一個師父是個姓龍的和尚。他說，龍師父的屋裡供著塊金字牌位，上面寫著“天地君親師” （《我的第一個師父》）。
什麼叫“天地君親師”？這個說法很古老，如《荀子·禮論》就有類似說法。
天、地、人，中國叫三才。天地之間人為貴。君、親、師都是人，不是神。
利瑪竇到中國傳教，他發現，中國人家家都拜“天地君親師”。禮儀之爭爭什麼？關鍵就在，這種拜拜算不算宗教。羅馬教廷裁決說，算，中國人不放棄這個教，就不能信他們的教。中國皇帝說，那好，請你們離開中國。
中國傳統，只有國家大一統，沒有宗教大一統，只取經，不傳教，宗教束縛小，人文精神強。中國革命，無需宗教改革，只要把皇帝打倒，就算齊活。這跟歐洲很不一樣。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天地君親師”被“天地國親師”代替，國還在，親還在，師還在。師在中國，仍然很重要。
順便說個問題，有一種碑刻或牌位，龜趺馱著八個字，“天地日月國王父母”，元代很流行。這八個字，包含天、地、君、親，但沒有師，這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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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壞孩子，想當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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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當小學生時就有的夢。我的夢想是當老師。
我為什麼想當老師，說起來，臊得慌。原來我是壞孩子，經常被圍剿，經常被制裁，就跟美國定義的流氓國家或邪惡軸心一樣。我想當老師，只是想當個從來不整人的老師。
當老師，很難。老師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我最不擅長此道。我在農村教過小學，教過中學，語文、算術、繪畫、音樂、體育，什麼都教，大孩小孩都教。我發現，我很失敗，我比我認為最壞的老師都不如。
命運真會捉弄人，幾十年過去，我這個從沒上過大學的人，連小學都教不好的人，居然站在大學的講堂裡，給你們這些百裡挑一、千裡挑一的高材生講課。我一直在想，這是不是做夢呀。我在夢裡，經常為此而困惑，分不清夢與現實。
今天，我想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什麼是老師，什麼樣的老師叫好老師。
前一陣兒，校領導把我叫去，要我跟其他幾位老師討論師德師風建設，我說，現在的道德宣傳太虛偽。我不是好老師，但我有個好老師，他的名字叫張政烺。張政烺不是現在標準下的好老師，但我佩服的是這種老師，這種古風猶存的老師。
最近，北大文研院打算辦個展覽，張政烺先生的展覽。渠敬東老師跟我說，這是講北大校史，講中國學術史。我不是北大出身，但我的老師是北大的學生，也是北大的老師，而且是好多北大著名教授的老師，這個展覽當然值得辦。五十七年前，他離開了北大，這是他一生最傷心的事情。辦這個展覽意味著什麼？我說，這是接老師回家。
這裡，我想拿張先生當個例子，講講我對老師二字的理解。
張政烺先生同蔡美彪、週一良、何茲全等先生在某次會場，約1980年代。前排左起：蔡美彪、張政烺、何茲全、週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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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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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老師？韓愈早就講過了，傳道、授業、解惑（《師說》）。
傳道是傳大道。道這個詞，先秦很流行，有點相當主義，至少是大是大非大道理。但越是大道理，大家的理解可能越不一樣。古人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那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現在，私有神聖，市場萬能，賭神就是上帝，發財才是硬道理。傳什麼道，對現在的老師是個難題。
最近參加一個會，湖南省博物館要辦一個春秋戰國文物展。春秋出了孔子，戰國有百家爭鳴。搞中國思想史的人喜歡說，這是聖人輩出的“樞軸時代”，知識分子的春天，思想史的黃金時代。但當時的人可不這麼認為。第一，當時的領導很不滿意，覺得思想混亂，不能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定黑白於一尊。第二，當時的知識分子也不滿意，覺得其他派別擋了自己的道。更何況，這是個率獸食人、殺人盈野的時代，當時的老百姓更不會說，這是什麼黃金時代。當時，大家沒有共識，唯一的共識是“天下無道”，正是因為“天下無道”，大家才各講各的道。《莊子·天下篇》不是講了嗎？“道術將為天下裂”。現在的世界不正是這樣嗎？
授業是傳授知識。這條好像簡單一點。問題是學了本事幹什麼。孔子教學生，主要是教詩書禮樂，這些都是人文學術。他的培養目標是干祿。干祿，現在叫跑官。當時，只有當大官才叫成功人士，不像現在，只有發大財才叫成功人士。孔子很清楚，官場是糞坑，但不做官，無法施展其抱負，也就是他的道。他至少知道，《微子篇》裡那些嘲笑他的人才是高潔之士。從《微子篇》到《世說新語》到《儒林外史》，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什麼？《微子篇》講得很清楚，是隱士。隱士以逃避做抵抗，很難，基本是個夢。《儒林外史》開頭的王冕，第五十五回的四大奇人，就是講這個夢。第五十六回是個常見的俗套，被埋沒的人得到皇上旌表。我是目睹了我身邊的《儒林外史》，所以才說，大學是培養人材的地方，不是培養奴才的地方。我心中的人材是老北大的革命家和學問家。
解惑就是啟蒙，從糊塗到明白。我說，當老師難。我口才不好，不喜歡講課，從來不是優秀講師。我更喜歡寫字，但講課逼我說話，也有一點好處。我的書，很多都是從課堂上來的，課堂是鍛煉思想的地方。一次講不明白，改；兩次講不明白，再改；直到講明白。我認為，一個大學老師，首先應該是個學者。學者不是頭銜，而是起碼要求，你得讀書，你得學習，你得做學問，有這種資格，才能教人。有人以為，能把簡單的事情越講越複雜，才叫學問大，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能把複雜的事情講得明明白白，那才叫本事大。把話說明白並不容易。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讀書，你損什麼？其實，讀書越多，才越要概括、提煉、總結，只有經過概括、提煉、總結，才能把複雜的事情講明白。老師，不光是嘴皮子上的功夫。不學無術，何以教人。
1973年標點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三排中為張政烺，照片中文字為啟功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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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老師叫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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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吃教書這碗飯的都奉孔子為師。他在曲阜辦學，辦的是私學。所謂上課，不過是找幾個學生上家裡聊天，或帶他們上舞雩台遛彎，不需要對誰負責。
現在的大學，學校是為教委辦學，院係是為學校辦學，老師是為院系辦學。教委負責撒錢，錢分到學校，要變成項目，落實到崗位，一層層往下發包，定指標，收租子，這就叫辦教育。所謂雙一流也好，國際化也好，新體制代替舊體制也好，都是在這套機制下運行。一句話，本末倒置。我們批判過這種倒行逆施，一點兒用都沒有。
現在，在這樣一種體制下，學校是乾什麼的，老師是乾什麼的，學生是乾什麼的，確實讓我很糊塗。
第一，我想說的是，老師不是父母。
第二，我想說的是，老師不是老闆。
第三，我想說的是，老師不是表演藝術家。
我有個故事。有一回，我去美國，有個在大學教中文的老師，他跟他的美國學生說，以後不管上哪兒，你都不要忘記你的老師，我們中國有句老話，“一日為師，終身父母”，這個學生光眨眼，不吭聲。我想，這不是難為他嗎。人家美國，哪有什麼“終身父母”，撐死了也就十來年。我們的傳統，老師喜歡學生，不但傳衣缽，就連女兒都嫁給他。現在，學生找工作難，我們當老師的，應該幫他們，但你要託人家安排你的學生，你就得幫人家安排人家的學生。平時不來往，人脈不行，誰理你呀。我不認為，老師跟學生是互為工具，你給學生辦事，學生給你辦事，學生靠老師出名，老師靠學生出名，桃李滿天下，看誰學生多。就我所知，只要當年在北大聽過張先生的課，願意認他為老師的就是他的學生，他是我們大家的老師，不是哪個學生的老師。
現在，學校的一切都是按理工設計，人文萎縮，好像印第安保留地，聾子的耳朵——擺設。什麼都靠項目，什麼都靠團隊，一刀切。學校領導是大老闆，院系領導是小老闆，教授是包工頭。有個領導說，理工科，我不擔心，擔心的只是文科跟不上。其實，我們的評價機制全是跟著理科走，早就沒什麼化外之地。以後，成果署名，好像電影，最後有個名單，上下滾動，從製片人、編劇、導演、主要演員到各種小土豆。我懷疑，也許不久，個人學術將無存身之地。人類把山林幾乎砍光，把老虎幾乎殺光，不砍不殺還想不起救。什麼時候，人才會想起，除了人的地盤，也給老虎留點地方？
我的老師，他們那個時代，沒有這一套。那時沒錢，除了政治任務，沒什麼項目。張先生是幹歷史這行的，1950年代，歷史是政治教育，教大家愛國，有一套郵票，叫“偉大的中國”。他想用考古、文物講歷史，一輩子就立過一個項，《中國古代歷史圖譜》，結果還被停了，廢了。只是後來，心疼先生的人，有人出來張羅，這個項目才被恢復。最近，《中國古代歷史圖譜》終於出版，先生還是掛名主編，但他老人家早就不在了。
張先生怎麼講課，你們沒見過，他是背對學生，臉朝黑板，自言自語，語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來，就使勁敲腦瓜，腦瓜裡裝的東西太多，有時敲不出來。他跟易中天、於丹這樣的老師大不一樣，口才並不好。現在的中國，什麼都是表演，什麼都是行為藝術，演講都是演著講，我不習慣這麼講。
子張說，孔子什麼都學，學無常師（《論語·子張》），這點很重要。老師傳學，把學生當老師的複製品，學生瓜分老師，各得夫子之一體，分而又分，說是光大師門，格局越來越小。我一向認為，只跟一個老師學的學生不是好學生。同樣，只把學生當私屬，靠學生延續學術生命的老師也不是好老師。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論語·憲問》）。做學問，這是你們自己的事。你是為自己讀書，為滿足自己的求知欲讀書——不是為了混學歷，不是為了評職稱，不是為了博學界喝彩，不是為了討大眾歡心，更不是為了跟同行較勁，炫博耀奇，顯擺自己學問大。
我理解，老師是老師，學生是學生，不能混為一談。你們到北大，不是為老師學，是為自己學。老師帶學生，不是為了傳衣缽，而是為了成就他們的願望。我說，成人一願，勝造七級浮屠。因為這可能徹底改變人的一生，如同再造生命。
我的老師，只是用他獻身學術的榜樣，示範於我們，鼓勵我們趕緊讀書，多出成果，就像老虎媽媽教小老虎打獵，身教勝於言教。他不傳衣缽，不拉山頭，沒有子弟兵。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我認為，能夠成就學生願望的老師，才是好老師。張先生就是這樣的老師。
中國考古訪美代表團在美國加州舊金山，1980年6月10日。左起：張政烺、張長壽、夏鼐、馬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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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乃天下之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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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幾千年大一統，官就是公，公就是官，私人的一切都歸它管。公當然不可或缺，但只有公，沒有私，那就過分了。現代西方，歷史上有自治傳統，主分不主合，個人是自治的極限，解放個人是解放商業，私是主體，公是附庸，公是不得已而為之，頂多起點調劑作用，但只有私，沒有公，照樣不行。
現在，你們寫論文，有一套學術規範。這套規範從哪兒來，是不是什麼都好，你們想過沒有？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學這套規範，用這套規範，琢磨這套規範，也反思這套規範。
比如西方學生好辯，argument是論文少不了的作料。我行，我牛，現在的廣告淨這麼吆喝，爭強好勝才吃得開。我一直在想，這種風氣從哪兒來？
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真理在我，你沒有，你是錯誤的化身，我當然得批你，否則讓你亂了正聲，那怎麼行。這種專制主義，每個知識分子，骨子裡都有，這不是問題的關鍵。
宗教關乎信仰，最重辯論，西方有宗教傳統，當然好這一口兒。他們喜歡打官司，法庭辯論也是西方傳統，律師是這方面的專家。這也不是問題的關鍵。
問題的關鍵在哪裡？關鍵還在，學術規範，背後是知識產權。學術也講私有化。
然而，研究學術史，你會明白，飯要大家吃，學問靠大家做，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絕非一門一派某個老師某個學生所得而私也。
現在，大家喜歡說，“文革”是文化浩劫。紅衛兵，“破四舊”，砸了一些廟，毀了一批像，但博物館無恙，考古遺址無恙，當時沒有地毯式的盜墓，沒有文物買賣，沒有全民收藏熱。毛主席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中國的考古發現，里程碑式的發現，都是因此而發現，參加發掘的經常是解放軍，大幹快上，誰都不講個人，當時也不能講。當時，有個紅樓整理組，把全國最好的專家集中在一起，整理新出土的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和睡虎地秦簡。每本書都是集體討論、集體寫作，集思廣益，水平很高。張先生是此役的主要參與者。我覺得紅樓精神，今天也有意義。這種基礎工作，每人都單幹，重複著幹，實在沒必要。
現在，古文字考釋，一個字，考上幾萬字，同一篇東西，所有人都在搶注發明權。論文全是集釋，腳註密密麻麻，有用沒用一籮筐。這麼幹，首先一個問題，就是腳註套腳註，疊床架屋，重複著錄，煩瑣到一塌糊塗，已經沒法寫文章。李學勤先生講，清華簡，不能這麼搞，註釋要簡化，不注發明權。
發明權，現在叫知識產權，這個權，其實是個經不起追問的問題。《世本·作篇》給人類最早的發明定發明權，所有發明權，幾乎都被歸黃帝君臣，也就是古代的成功人士。
全世界，最早的成功人士是兩種人，一曰僧侶，二曰武士，一文一武。信仰和知識歸僧侶管，打仗和政務歸武士管。中國傳統不一樣，讀書做官才是成功人士，和尚道士在四民之外，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除了亂世，武人無用武之地。現代成功人士，又不一樣，美國六大利益集團，猶太、金融、軍工、科技、情報、傳媒，這些集團中的人才是人上人，名利都歸他們。
我們看博物館，看祖宗留下的東西，器物那麼美，壁畫那麼美，書法那麼美，絕大多數都出於無名氏之手。我們吃的每一粒糧食，我們穿的每一件衣裳，我們用的每一件東西，究竟是誰創造，是誰發明，我們看到的只是老闆的商標，老闆的Logo，工人不留名，農民不留名，很多戰士，也是打死就打死了，葬在無名烈士墓。
老師的本色是學生。作者的本色是讀者。誰都是先當學生，後當老師，先當讀者，後當作者。學生要讀書，老師更得讀書。我特別喜歡讀者這個身份。我的文章，很多都是以“讀”字開頭，越來越多。讀，當然首先是撿好東西讀，有意思的東西讀。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現在怎麼講？別人在前面鋪路，全是你的靶子，對嗎？你把自己弄成一個錯誤吸塵器，累不累？
1979年6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成立留影。前排左起：王毓銓、白壽彝、鄧廣銘、侯外廬、尹達、翁獨健、胡厚宣、張政烺；後排左起：酈家駒、梁寒冰、孫毓棠、李學勤、田昌五、林英、熊德基、楊向奎、牟安世、黃烈、林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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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人不倦，還是毀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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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古文字這一行，寫文章有個套路，甲這麼說，乙這麼說，丙這麼說，最後說，案眾說皆非。是不是天下的學問都這麼做？
古文字，對像是簡單事實，是這個字，就是這個字，不是這個字，就不是這個字，沒什麼討論餘地，用不著饒費口舌。太多口舌，都是用來糾謬訂錯批同行，不然沒事幹。這是小道。古人說，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你不能認為，天下之道，就這麼一個道。
比如考古，大家是在考古文化的譜系下認識問題，今天這麼講，明天那麼講，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很正常。我們對譜系的認識要反複調整。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何止一役？有些問題，一輩子都解決不了。
好惡深，則偏見生。當學者，人要厚道，不能太刻薄，成天招貓逗狗，批這批那。對學生，尤其要寬容，多從正面引導，鼓勵他們。有人以為，消滅錯誤，就是真理，不犯錯誤的學生就是好學生。訓練學生，就跟軍營或戲班子似的，站不直了就踹一腳。其實，小人物有千慮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部學術史，真理和錯誤總是互為依存，消滅了錯誤，也就消滅了真理。
有人說，真理越辯越明。我看未必，你說我是傻子，我說你是笨蛋，只能越辯越亂。俗話說，事實勝於雄辯。真理是基於事實，事實不是辯出來的。擺事實，講道理，首先是擺事實，然後才是講道理。講道理是還原真相，包括還原錯誤，把錯誤變成可以理解的東西，即一種不成功的探索。大家都在探索，尊重對手很重要。
學術不是競技體育。有人說，拳台之上，只有輸贏，你不服，我就踢館。這種理解太狹隘。我認為，學術更像寫詩、畫畫、做文章，追求的只是最好。最好的表達就一種，你得反复琢磨反复找，也許找不到，找到哪兒算哪兒。張先生喜歡孟子的“盡心”說（《孟子·梁惠王上》）。做學問，你只是自己跟你自己較勁，不是跟別人打架。成天跟別人較勁，不是狂妄，就是沒有自信。
張先生有個最大特點，不與人爭，不與人辯，即使受了天大委曲，也只是躲進書房，獨自傷心，就像魯迅說的那樣，野獸受了傷，一頭扎入草叢，自己舔自己的傷口（《魯迅書信》330618：《致曹聚仁》）。
張先生愛惜人才，樂於助人，這是有口皆碑。他是有問必答，不問不答。很多人都回憶過，他甚至把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送給別人寫文章。
比如當年，他因在北大講魏晉封建論，丟了飯碗。魏晉封建論，最講馬克思主義，最講社會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最講世界歷史的比較研究，但張政烺先生、尚鉞先生，還有很多人，反而遭批判。二十多年後，俞偉超先生說，當年的學界中堅都是魏晉封建論。他跟鄭昌淦先生約了很多學者，打算編個集子，為魏晉封建論翻案。他們請張先生掛帥，被張先生拒絕。張先生說，這是我一生最難過的事情，我再也不想提起它。多少年來，他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幫尚小媛出版他爸爸的遺作，但他並不打算拉一支隊伍，重整旗鼓，捲土重來。
再比如，高明先生講過一件事。1956年，故宮請一批古文字學家到故宮鑑定銅器，主持人是唐蘭。有一件銅器，在座專家都說真，就他說假，有一位著名學者拿他打镲，說大家的看法都很一致，就你跟大家作對。他不善辯，顯得很孤立。結果，有個故宮老技工站出來說，這東西，我怎麼看著這麼眼熟，好像是我師叔做的，結果證明，張先生是對的。張先生是唐蘭先生的學生，高老師也是唐蘭先生的學生，我自己也差點當了他的學生。我聽過唐先生講課，他輩分高，才氣大，當年跟王國維都敢叫板。張先生跟這一行的很多人不同，學問大，但脾氣不大。高老師說，古文字學界，風氣不好，做人，你要學張先生。
張先生同李零合影，1996年4月15日。
最後，讓我念一首詩吧。
魯迅先生有一首詩，題目叫《桃花》（見《集外集》）：
春雨過了，太陽又很好，隨便走到園中。桃花開在園西，李花開在園東。我說，“好極了！桃花紅，李花白。”（沒說，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了氣，滿面漲作“楊妃紅”。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氣紅了面孔。我的話可並沒得罪你，你怎的便漲紅了面孔？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2017年10月15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2017年10月17日在北大二教102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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