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共產主義救亡 中國付出可怕代價 (余英時回憶錄搶先讀)

余英時回憶錄搶先讀：拿共產主義救亡 中國付出可怕代價

最新更新：2018/10/30 20:22

余英時認為，1936年的「西安事變」和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是兩個關鍵性的轉折點。圖為蘆溝橋事變時，士兵在橋上駐守。（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網站30日電）享譽國際的史學家余英時，終於出版回憶錄。中央社帶您搶先一讀。以下是「余英時回憶錄」書摘內容：

上面追憶了從1937到1949年我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9年鄉居生活是第一階段，我所接觸到的是「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我鄉間的種種活動。但當時我並不知道「新四軍」第四支隊是代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甚至也沒有聽過「共產主義」這個名詞，更不用說了解它究竟是甚麼意思。

直到第二階段，即1946年回到城市以後，我才明白共產主義是一個世界性的革命運動，其中有整套的複雜理論和一百年以上的革命經驗，終於在1917年以後在蘇聯獲得成功。當時左傾的知識人普遍相信：中國的革命必須跟著蘇聯走，這是唯一的出路；美國則代表著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階段，不久一定滅亡。這些說法，我在北平聽過很多次，當時很難判斷。

上述這些個人經驗很有限，不過來自真實生活中的體驗，和書齋裡的空論不同。最後，我想作一點反思：我的認識過程既然如此困難，他人想也相近。那麼，為甚麼這個外來的主義在中國能流行得那麼廣，又那麼快呢？

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 儒家思想扮演重要角色

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背後的歷史因素是非常複雜的，這裡不能展開討論。最主要的動力當然是民族主義，尤其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刺激。1936年的「西安事變」和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是兩個關鍵性的轉折點（下面談抗日戰爭時再補充一下）。以「國際主義」為號召的共產革命運動最後竟靠民族主義的動力來完成，這是歷史的一大弔詭。但是我想談的不是這些後來的歷史進程，而是在開始的時候，即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為甚麼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這些早期介紹人究竟是怎樣理解共產主義的？

我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

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現。從觀念發展到制度化，後世便有「均田」、「均稅」、「均役」等措施。「均」的觀念也從儒家傳到道家，從上層文化傳到下層民間文化，所以東漢時代的一部《太平經》便把「太平」的概念理解為「大平均」。我們可以說，平均主義的思想在中國一方面源遠流長，一方面無孔不入，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應。在「均」的思維框架之下，士大夫最感義憤的社會現象便是「豪強兼併」，即土地分配極端不均，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代董仲舒以來的無數奏議都是明證；這一反「兼併」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唐、宋，甚至更後。一般而言，「士」階層中人是極端同情貧民而鄙視富人的。

儒家另一有極大影響的價值觀是關於「公」和「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而「私」則是惡。《禮記‧禮運》中的「大同」觀念一直是受到特別重視的。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為寫《大同書》，而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又構成了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

拿共產主義當救亡藥方 中國付出可怕代價

清末中國知識人是從日本學者那裡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響最大的是經濟學家河上肇（圖）。（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版權屬公眾領域）

清末知識人通過傳統思想的接引而擁抱共產主義雖有其方便的一面，但也不是沒有代價的，最大的代價便是誤讀了來自西方的現代學說。清末中國知識人是從日本學者那裡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響最大的是經濟學家河上肇（1879—1946）。

河上肇當然對西方政治思想有較正確的認識，這是因為日本接受西學比中國早得多，日本的現代化也領先於亞洲各國。但是河上肇的中國信徒包括李大釗在內，究竟懂得了多少馬、恩思想和社會主義，則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讓我舉幾個例子作為具體的說明。

我記得《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似與劉師培有密切關係。同時劉又提倡過無政府主義，因為他欣賞魏晉時期思想家鮑敬言的「無君論」。當時章太炎、吳稚暉、李石曾等許多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早期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也有不少是先信奉無政府主義，甚至分不清二者之間的界限。像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判斷中國是否可以實行共產主義？又如梁漱溟在回憶錄中說，他早年一聽見資本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便馬上大起反感，所以寧可選擇社會主義。他大概從來沒有聽見過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關於私有財產是文明基礎和個人自由的保障之類的說法，根本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只因有「公」和「私」兩個價值在心中，一聽見「私」便義憤填膺，只承認「公」是正面價值。

又如黃侃（筆名「運甓」）寫過一篇名文〈哀貧民〉登在《民報》（1907年第17號）上宣傳革命，文中大意說：貧民是因被富人奪去了財產才陷於貧困的，這是極端的不平等。因此他號召所有貧民都起來，消滅富人，「復我仇讎，復平等之真，寧以求平等而死」。如果革命成功，自然是「貧民之福」，如不成功，則「當以神州為巨塚」，把所有富人和自己一齊埋葬進去。這篇文字當時轟動了革命陣營，其中顯然有共產主義的影子，等於要「一切無產者聯合起來！」

（允晨文化提供）

從這些實例可以看出，中國知識人最初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救亡」的藥方時，主要是出於一種錯覺，他們對於這套理論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由於這套理論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們所熟悉的傳統觀念與價值相近（如「均」、「公」之類），他們便毫不遲疑地奉為「真理」，願意為之獻出生命。不同的錯覺在「五四」以後仍然不斷出現，如認定共產主義才能給人以「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總之，這一選擇可以說是聚九州之鐵而鑄成的大錯。

今天回顧起來，我感覺最痛心的是：中國為這一選擇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但在發現這是大錯之後，竟不得不走回頭路。市場制度、私有財產、階級分化等都回來了，但卻出於不正當、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敗貪污竟成為這一畸形社會的內在特色。（書摘摘錄自「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著，允晨文化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