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6日 星期四

批評中國的媒體別來: NY Times, Economist, Financial Times, Guardian, and BBC barred from Xi Jinping speech

RFI 華語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6 分鐘
中共新科常委出台,習近平周三率領全體常委與記者會面。法新社報道說,中共新一屆領導人舉行傳統的與媒體見面儀式,習近平說“歡迎各位記者朋友在中國多走走、多看看”...但是不少國際大媒體卻被排斥在一邊。
中共新科常委出台,習近平周三率領全體常委與記者會面。法新社報道說,中共新一屆領導人舉行傳統的與媒體見面儀式,習近平說“歡迎各位記者朋友在中國多走走、多看看”...但是不少國際大媒體卻被排斥在一邊。
TRAD.CN.RFI.FR


被拒進入會場採訪中外記者會的外國新聞機構包括英國廣播公司、《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紐約時報》及英國《衛報》....

今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率領其餘六名新一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見中外記者。不過...
THESTANDNEWS.COM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It is hard to avoid the conclusion that these media organisations have been singled out to send a message," said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Using media access as a tool to punish journalists whose coverag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isapprove of is a gross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press freedom."

2017年10月25日 星期三

黃苗子(1913-2012 ) 《藝林一枝︰古美術文編 》《苗子雜書 繪畫》《黃苗子畫壇師友錄》《無夢盦流水帳》《 說真話:人文藝術漫談》《人文瑣屑》《世說新篇》《茶酒閒聊》《雪泥爪印》




黄苗子-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黄苗子
黃苗子(1913年9月30日-2012年1月8日)中国漫画家、美术史家、书法家。 簡歷[编辑]. 1913年,黃苗子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的的书香世家,5歲來香港接受教育。

藝林一枝︰古美術文編(增訂版)


為黃苗子先生數十年間在古典美術的芳林中辛勤采擷的結晶之作,含唐代以後著名畫家的評傳,古代傳世作品的研究心得,古壁畫、版畫、傳神等畫種和畫家生活的札記,繪畫的傳統技法,以及題畫、古代書法中的裝飾美等問題的探討;深入淺出地介紹古美術知識,文采奕奕,時涉風趣,和作者的另一部“逸話”體美術論著《畫壇師友錄》應是姊妹篇。今借修訂重版之機,增入《伊秉綬的書法》和《吳道子事輯》兩篇。 
華夏神州,一片廣袤的藝術芳林,《藝林一枝︰古美術文編(增訂版) 》采擷的雖只一枝,但喜愛中國文化美術的讀者閑中披覽,或可窺見整片芳林的偉麗。


目錄
自序
古美術文編
讀倪雲林傳札記
擔當詩畫
板橋與濰縣一略談《鄭板橋判牘》
伊秉綬的書法
趙之謙
.....
題畫
打拓‧鉤摹‧版印
胡桃油‧漆畫‧密陀僧
董展‧封膜
古畫書蕪亂
古代美術字

黃苗子 - 許禮平專訪

《墨想》雜誌
2012年4月号


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負責人許禮平先生與苗公相交數十年,於苗公作品收藏豐富,對苗公生平軼事知之甚詳,本刊非常感謝許先生借出藏品予我們拍照,並暢談苗公香港因緣和書畫作品。


許禮平
許禮平

許: 苗公曾就讀中華中學及華仁書院,老人家頭腦轉得很快,有一次郁風的相機有問題,怎樣都弄不好,他就指著我的兒子說:「找我同學吧!」我們一時都反應不來,過了一會才恍然大悟他們都同是華仁書院學生。

苗子小時候是個「頑皮仔」,常在中環砵甸乍街近海傍一帶玩耍,父親黃冷觀當時主編《大光報》,為免他周圍亂走,於是經常命他送稿,所以苗公早歲已與許多文化人接觸。

墨: 苗公早歲曾隨鄧爾雅先生學書法,他平時有否談到鄧先生的影響?

許: 主要談到鄧先生講書佷有趣。本來打算在北京辦一次鄧爾雅的展覽,由苗公推動,但苗公後來患病,就作罷了。之後翰墨軒做了一次展覽,然後分別在廣東省美術館和澳門藝術博物館又做了一次,共三次。

苗公早期的藝術創作側重在漫畫方面,有關書法創作,重要的時刻是五十年代,那時他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當編輯。那兒有許多搞美術的志同道合朋友,當時透過 朋友介紹,買了幾車有關美術史的線裝書,於是就開始著力研究美術史。他又與王世襄、傅抱石、葉公綽等同輩前輩經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除專注於美術史外, 並開始寫字。

許: 五十年代,苗公寫了〈《墨緣彙觀》著者安儀周(歧)〉一文,請葉譽老(恭綽)改定,葉公大筆一揮,改得體無完膚,幾乎重寫,等於葉、黃二人合作。可見上一代學人治學之認真和對晚輩的照拂。苗公與葉公交往頻繁,藏其手跡也多,但劫後蕩然,僅存此一刪改稿。款是2007年題的。

墨: 葉公綽主張「書法應以篆、隸為根本」,對黃苗子有很深遠的影響)

墨: 有記敘說苗公在文革後才專注寫字,是否如此呢?

許: 是的。大家見到他的書法創作主要都是在文革之後,而且主要以書法家的身分活躍於藝壇。如香港大學「饒宗頤藝術館」的牌匾是苗公寫的。

墨: 你在報紙上談到,苗公的去世是近代史的損失。為何這樣說呢?

許: 是的。黃永玉二月一日在上海文匯報有一篇文章,說到「對於苗子兄的一生,覺得他有一件大事沒有做。……那就是寫一本厚厚的、細細的『回憶錄』。」說得 很中肯。後來《蘋果日報》有轉載。我也奇怪為何他不肯寫呢?後來看到黃大德在《明報月刊》有篇文章,透露了一句,說「中央未公報」,他依足指示,沒有寫出 來,只是偶然在他的雜文透露少少,但點到即止。

隸書扇面 (許禮平先生藏)
隸書扇面 (許禮平先生藏)

許: 這是苗公1989年六四之後在澳洲送我的作品。六四前夕,郁風捐了幾千元去買學生的作品,六月九日政協派車送他們到機場,經香港,再到澳洲。

在民國時期,可以說他是生活在國共兩黨的狹縫之間,有時閒談中會透露一些祕聞。如苗公談到「西安事變」,說張學良第一封電報是發給吳鐵城,吳鐵城上班較遲,苗公是第一個看到電報的,譯出來後,趕忙通知他,吳鐵城於是立即上南京開會處理。我最初也不覺是什麼,後跟一位研究西安事變多年的朋友談起,才知這些 資料的可貴。

墨: 苗公知道許多政治的秘聞,理應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但剛好相反,在他的作品中卻充滿童真童趣,跟現實有很大的出入,你如何看這現象呢?

許: 苗公是一個很平和的人,這是他的修養,他對許多事情都能容忍、包容和接納。從「六四」之後到澳洲生活,到再回到北京,他都是以平常心待之的。

苗公的字跟鄧爾雅和一些廣東書壇前輩都受伊秉綬影響,在趣味取向上都有些相似。後來葉淺予就買了一對伊秉綬的對聯送給苗公,他很喜歡伊秉綬,他的隸書學伊秉綬。另外,他的書法又受張正宇影響,他寫的是草篆。後來苗公到外國遊歷了許多地方,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如他用一些不懂的金文和青銅器的文字放到書法創作 中,有些模仿圖騰性質,將圖案和書法融而為一。

許: 這是2001年的作品,他2009年送我的。這是放大了的製品,原作是四尺全張大。

墨︰人、山二字刻意用了象形的處理手法。

黃苗子篆書版畫作品 釋文: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黃苗子篆書版畫作品
釋文: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鄧爾雅篆刻作品 釋文:正心
鄧爾雅篆刻作品 釋文:正心
    
鄧爾雅篆刻作品 釋文:一日三秋
鄧爾雅篆刻作品 釋文:一日三秋

墨: 鄧爾雅在書法篆刻主張書印一體,並以幾何安排確定點畫分布。這與黃苗子的作品有一脈相通之處。

黃苗子與郁風
黃苗子與郁風

黃苗子(1913—2012年),中國著名書法家、本港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舅父。原名,黃祖耀,廣東中山人。5歲移居香港,曾就讀中華中學及華仁書院。 12歲從名師鄧爾雅先生學書。民國時期曾任上海市政府機要室科員、廣東省政府秘書、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室總幹事、中央信托局秘書處處長等。解放後,曾任 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全國文聯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等。作品曾在內地、本港、台灣、日本、英國、德國、南韓及 澳洲展出,並為大英博物館收藏。

黃苗子書聶紺弩贈羅孚七律詩(羅孚先生藏)
黃苗子書聶紺弩贈羅孚七律詩(羅孚先生藏)
    
黃苗子 行草五言聯(羅孚先生藏)
黃苗子 行草五言聯(羅孚先生藏)
黃苗子香江之戀與書畫人生
黃苗子先生雖然不是在香港出世,但他在香港長大及受教育,是個地道「香港仔」。他的一生與香港關係密切,一九八八年他寫了〈香江之戀〉一文,抒發其對香港 念茲愛茲之情。晚年雖然長居海外及內地,但仍不時往來香港與內地之間。2007年90多歲高齡,還回香港換香港身分證。
捐贈廣東書畫、拓片給中文大學
他知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收藏簡又文舊藏廣東書畫,其中有許多蘇仁山作品,於是將其所藏的蘇仁山等一大批廣東書畫、拓片、著錄書等,一併捐贈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前年在該館展覽,甚獲好評。

隸書五言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釋文:「珠還香海, 筆會沙田」 此聯為黃苗子1997年在中大舉行藝術研討會休息期間,即席揮毫作品。
隸書五言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釋文:「珠還香海, 筆會沙田」
此聯為黃苗子1997年在中大舉行藝術研討會休息期間,即席揮毫作品。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助理館長李志綱博士:

1997年下半年,苗公決定為多項收藏,找個地方妥善地永久保存。當時我奉命去北京幫忙整理收藏,入箱運來香港。記得是97年六月端午節期間,我帶了稯去拜會他。

墨: 中港以至海外有眾多博物館和大學,,為何捐給中大?

據我了解,黃苗子曾經捐贈收藏給內地的博物館,怎料收藏最終沒有「下文」,令他難過,二來他與當時中大文物館館長高美慶有交情,所以捐給我們較放心。不過,因文物館有人事變動,結果過了一段頗長時間,文物館才為這批藏品舉行展覽。

清 蘇仁山 〈溫門一樂圖軸〉 (選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迴風舊夢:黃苗子郁風伉儷捐贈書畫墨拓圖籍》)
清 蘇仁山 〈溫門一樂圖軸〉
(選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迴風舊夢:黃苗子郁風伉儷捐贈書畫墨拓圖籍》)

受畫家黃般若影響,黃苗子開始特留意和收藏蘇仁山的書畫作品。

齊白石為黃苗子題「仁山神妙」四字。 (選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迴風舊夢:黃苗子郁風伉儷捐贈書畫墨拓圖籍》)
齊白石為黃苗子題「仁山神妙」四字。
(選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迴風舊夢:黃苗子郁風伉儷捐贈書畫墨拓圖籍》)

原载于《墨想》雜誌, 2012年4月号











 《黃苗子畫壇師友錄》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第204頁。)
要善待自己,可也不是簡單的事,因為人生真能夠「不假他求」的,

極少。我們每個人都像「幽蘭懷馨,荊玉含寶」般,但是能成「正果」的不多。黃苗子引《世說新語》中「桓公(溫)與殷侯(浩)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周旋」是絕妙好辭之一。這是大神秘之一。不過像司馬賀等將自己當成最要好的摯友,談其人生的種種機緣和模式,倒是了不起的事。
就知道參加者「不但鴛鴦繡出憑君看,並且是『願』把金針度與人的。」
黃 苗子說啟功先生:「《論衡》說:『通書千篇以上,萬言以下,弘揚雅言,審定文牘,而以教授為人者,通人也。』,這還不過,還應加上,記覽宏博,門類紛披, 而又融會貫通,互相為用才算真正通人。現在『家』太多,『通人』太少,啟老其應為『文通先生』乎!」(《畫壇師友錄》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第 232頁。)





無夢盦流水帳 香港三聯 1992

遺囑等很有趣



作者是詩人、畫家、書法家、美術評論家。本書由作者自編,集存了五十年代以來記遊、記人、記自己的文字38題。其中有造訪神州勝跡及日本、澳洲的遊蹤,有與眾多文學藝術界名人交遊的印痕,有作者童年往事的追憶及歷盡滄桑之後的人生體悟。氣韻生動,文采斐然。




說真話:人文藝術漫談  叢書名稱: 公眾學術話題  作  者: 黃苗子  出版單位: 北京大學  出版日期: 2011有個寓言說驢子問伊索:你為什麼老是把我說得那麼蠢。伊索笑著回答:“我不把你說得蠢,人家就把我當驢子了。”伊索被千古認為聰明人,就因為他說了真話。只有肝膽相照的好朋友,才肯對自己的朋友的缺點說真話,只有真正為人民利益的領導者,才肯認真聽取來自各方面的真話。

內容簡介:
作者是著名藝術家,文筆簡潔凝煉、幽默詼諧,既有濃郁的藝術氣息,又有極強的可讀性,是難得的小品文佳作。 作者以濃郁的人文情懷,把人生和人生作為話題,品評各類人文藝術和文化人掌故。 本書筆觸極為輕鬆,文字凝煉而有感染力,讓讀者在歷史文化中感受人文情懷,在開心的暢讀中領略藝術的神韻,給人們的帶來學問的智慧、生活的情趣、藝術的修 養,是一本很好的談文說藝的文化休閒讀物。

圖書目錄:
《說真話:人文藝術漫談》:酒故
碧蘿春夢
放翁
烏台詩案
東坡之獄
煮王羲之
鬼故事
寂寞
七賢
齊白石小記
徐悲鴻小記
章太炎
弘一
梁思成
從文先生
一個造夢的土家人
藝術永遠青春
说真话
烽火断忆
学书随想
藏书和藏书印
黄菜叶
酒故
说“曲折”
蚁堂清梦
碧萝春梦
春波桥
放翁
乌台诗案
东坡之狱
煮王羲之
鬼故事
风雨茅庐
钓台的春昼
贯休
玄同打油
老舍自传
枫庐
未央宫
过云楼

扇子
茶事
书法
伪拓本
联妙
门联
语石
盆景
宜兴壶
鸽哨
牡丹
寂寞
怀乡
澹生堂
笠翁
桃花扇
七贤
选堂书画
秦岭云画记
齐白石小记


1940年初夏,那时我已在重庆,因为一个人没有地方住,就在中一路名摄影家——那时是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家借了一间房子。那时几乎天天“跑警 报”,但文艺活动还是没有停顿。有一次,名画家赵望云要在重庆办展览会,已商定了在中三路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望云住在璧山县,到重庆要坐四小时长途车,他 和我商量好,先把一百多幅画运进城,寄放在我家里一天,星期一就搬到会场去布置。我答应了,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门锁好,一早同特伟(漫画家,解放后长期 任上海美术制片厂厂长)、宣文杰出门到赖家桥去。

当天下午回到中一路,远处看到烟焰,房子已经被燃烧弹化为灰烬——当然连同赵望云的一百多幅精心 作品。那天晚上,特伟带着我到中苏文化协会在会议桌上睡了一夜。当时我给香港的文艺界朋友写信说:“……但一转念,此仇此恨,原属于整个民族仇恨之一根纤 维,总有一天,整个的仇恨得到解决,则一辈子可以无憾。……上海我失去一批书,广州失去书画不少,这是第三次了。早6点钟,从桌子上爬起来,和特伟分手 了,拖着唯一的浅予送的皮夹克和一条面巾,袋里挂一个牙刷,经过满是颓垣断瓦的枣子岚垭,想到不知今晚住到哪里去时,才真有点‘难民’的感觉……”这封信 曾被发表在香港郁风主编的刊物《耕耘》上,所以现在还留下痕迹。赵望云已经在70年代中病逝,每想起他这一次烟消云散的“展览会”,我总感到有些歉然。

在一定的时间和环境下,人也会和狗有大同小异的遭遇。其差别是较少的:人捕狗是两条腿的动物对付四条腿的动物;而人捕人,则是两条腿的动物对付两条腿的动物而已,其间并没有残酷些和仁慈些的区别。

我荣幸地承认《创世纪》中所述的,“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去统治其他一切“上帝”创造的物,例如狗、马、谷物、山川等等。

当然,《创世纪》是人写的,不是狮子、牛或狗写的。因此,当我也像狗那样被绳索套上脖子时,我颇为怀疑我这个被“上帝”创造的人,是否真的赋予了可以统治一切造物的威权。可惜我不懂“狗文”,不能翻阅狗写的《创世纪》。
于是我觉得宋儒张横渠的“民胞物与”说,似乎更切合我的胃口。可是,“民胞”——所有人都视作同胞兄弟,这个还做得到,“物与”则有个难点,你同花、月、山、川相与是很自然而且很愉适的,但你要同狮子“与”,它张着血口不同你“与”,你怎么办?你是要命呢,还是要“与”?

怪 来怪去还得怪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不!还得先怪夏娃,因为那果子是她拿给亚当吃的),他们受了蛇的诱惑去偷吃什么智慧果,如果人蠢一点,狮子要吃人你就 甘心情愿地给他当点心有什么不可以呢?中国就有12亿多的人,1万头狮子10年都吃不完,数以亿计的猪,不也是生出来就给人吃的吗?以这一个道理去想,那 就凡物都可以“与”了,只是智慧果却在作祟,使人生出来就带着自私、贪欲、怕死等劣根性,于是不但人与人存在戒心,人与物也存在戒心。如果说,智慧果还会 给人类一点好处的话,那就是他还赋予人类一种恐惧感,使犯罪的人终日精神紧张,他杀了许多人,因而他自己也怕死。他害怕神给他的惩罚,即使他不相信神,他 也恐惧引起文明人类的怒火,他也会害怕得发疯!

台湾一位作家柏杨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看过,都同样脸红。其实,中 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的共同祖先住在伊甸园的时候,光着身子也不觉得脸红。只是吃了智慧果以后,才发现自己的“丑陋”(即使是世界名画,在画 “伊甸园”时,那“丑陋”还是用树叶掩盖着),作家之所以特别指出中国人的丑陋,正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要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更加美好,美好才是人的本质。

由于人类绝大部分是好的,公平和具有爱心的人与人之间才能往来无间,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到今天,并且将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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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上解"九九消寒圖"迷 1932/1/21


手頭沒書 想看看它記的老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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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名稱: 世說新篇(NEW)
出版社: 生活新知讀書 三聯書店 2006
作者: 黃苗子


目錄:

“苗老漢聊天”總序
《世說新篇》小記
廖公
葉譽老
再記譽老
苦樂翁
沈尹默先生二三事
鄧爾雅
丐和丐
寅恪先生
經商最妙
馮友蘭
張伯駒像
平復堂小記
夏承燾
梁思成
從文先生【「天安門歷史博物館下的廁所,
沈先生每天認認真真地去打掃(后人如寫”天安門史”,似不應漏掉這一筆),他像摩挲擦一件銅器那樣摩挲每一座便池…..」 [中國服裝史30]萬字丟失過重寫。】
童教授【我讀過童書業先生的美術論文集。讀這篇才知道他大近視;從來不知道怎麼打開傘。】
懷鄉
學習
千老
去國憂思
錢鍾書
錢鍾書“風貌”
三不願
王爺的後裔
頰上添毫
頸椎病
擠車詞
史筆
王世襄
選堂搞笑
臺灣舊話
徐平羽
郭詩鬱畫
安息吧!郭老
語堂佚事
風雨茅廬
郁達夫的逃亡
老舍
老舍自傳
老舍的詩
老舍夫人家的晚會
話說阿英
聶紺弩
散宜生
“你也配”
林沖詩
起解
聶詩

推磨詩
北大荒
窮而後工
人與牛
姚莘農
葉靈鳳
徐訐
酒笑話

《傘》
其芳的詩
怕鬼的故事
掉了槍
吳祖光近記
生龍活虎黃宗江
驢債

張賢亮
大馮
白石風骨
白石詩
癡老人
白石兒時
陳半丁
悲鴻自述
滑竿
畫豬
真西遊記
畫魂
海翁豪語
苦禪先生
大千狡獪
林風眠
林風眠(二)
彩筆千秋
黃般若
葉因泉
張正宇
憶正宇
何老大
西天目度夏【記葉淺予84歲寫回憶錄:「日記二千字,月得三萬六。追憶創業日,尋思費一月。」】
荒唐夢
鍾馗圖
王己千
錢君訇的無聲詩
大獨唱
貓國冰兄
小丁編
靜者
石魯

老沃查
電燈失靈
黃永玉
永玉畫荷
永玉畫展
訪黃胄
韓羽贊
韓羽文畫
官衣
阿蟲的畫
韓美林的心願
梅先生
於伶
悼念袁牧之
阮玲玉與唐季珊
愛吃辣椒的女人
石揮
憶石揮
瘋子
英茵
滔天罪行
侯寶林金陵秋夢記
戴愛蓮
安息吧!張權
劉詩昆
寄梅
仙翁
丁惠康
西園寺公—
幼吾幼
戰時漫畫
妙聯
特別臭
玉爺
兒時往事


黃苗子的【苗老漢聊天 系列】,現在似乎出了四本:《世說新篇》論人,《茶酒閒聊》
品物,《雪泥爪印》記遊,【以上2006年6月;8月在出版一本:《人文瑣屑》】。




起先我認為《雪泥爪印》等都沒附寫作日期,是要不得的。不過《世說新篇》寫林風眠,說他90歲深居香港,「卻提起憤怒之筆,給歷史留下了正義。」最近在讀三聯的“苗老漢聊天”, 這是套黃苗子的選集,依類而編,書的裝楨亦可喜,
屬於淡雅閑靜的那類,編者似乎要提煉一個更加“純粹”的黃 ...


我想明眼人可以諒解他在中國出版書必須以如此方式來說/記六四革命。



□ 人文瑣屑

【作者/編者】【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總頁數】310 【版次】北京第1版
【印張】9.875 【ISBN】7-108-02514-0
【字數】100千 【裝幀】平裝
【用紙】 【開本】32開
【印刷日期】2006.8定價:19.8元


【內容提要】
這本小冊子把歲時節令、京城舊貌、近代人物、風土民俗……都拉雜閒扯在一起,名之日:《人文瑣屑》。

“人文”這兩個字寫起來只一共六筆,可是真不簡單,它的範疇大至於人類社會、政治、經濟、道德、風習、歷史、文化,小至於穿衣吃飯、噴嚏吐痰、大小二便,無不包含著人文的內涵。 近二三十年,中國經濟的起飛,帶動了自然科學(科技)的飛躍,中國人雄心勃勃地要與世界先進國家拼比科技以促進經濟的發展,這確實是當務之急,但因此社會心態有些偏向,忽略了對人文科學的注重。這原因之一是“ 文革”後遺症,其二是從表面上大家還沒有感到人文科學對社會、國家、個人的作用極其重大,有時甚至於超過自然科學一人類文明絕不可能單純依靠自然科學來推進,因此,“人文”與人類社會的關係,是個大題目。本書所謂“人文”,與這大題目無甚直接關係。

“人文”既然包括宇宙之大,也包括蒼蠅之微。老漢我只是個閭巷庸鄙之輩,能唱的只是“下里巴人”,所見所聞,無非些陳芝麻爛穀子,因此,此書的內容是只有蒼蠅之微的小文章,賣的是小攤販的豆腐青菜,所以名之日:《人文瑣屑》。

幾十年前在歐美,說起上中國餐館,洋人就只知道“雜拌”這一種中國菜,其實這有點糊弄,因為“雜拌”雖則聞名全球,其實它並不能代表中國菜,現在中菜在全世界流行,洋人進了中餐館,粵菜、川菜、淮揚菜……品種名目繁多,已經把“雜拌”這個“代表中國菜”的名詞抹掉了。“炒雜拌 ”只是北方小飯館裏一種極其普通的小菜,廚房裏揀些葷的素的,鍋裏一炒就得,是—般老百姓生活中的家常菜。本篇拉雜地把那些瑣碎的文字湊成一冊,比之為一盤“雜拌”,應是較切題的。 從前有一位窮秀才,平日節衣縮食,十分慳吝。有一天雅興大發,關照家人買了些豆腐、茄子、酸菜之類,把老婆、兒女、小孫孫一塌刮子都叫來吃飯,並在飯廳裏大書一聯日: 大烹豆腐瓜茄菜 高會荊妻兒女孫口氣甚大,卻仍掩蓋不了寒酸相。《人文瑣屑》小言,與此同焉。 二00五年十二月


【目錄】
“苗老漢聊天”總序
《人文瑣屑》小記

送灶
春節
財神
財神廟
北地新年
賀年卡上的稱呼
春茗
開場鑼鼓
塵夢京華
京居往事
舊日北京
舊北京
京華重
北京藥店
柳泉居志異
仿膳的名點
天橋舊話
琉璃廠人物
再談琉璃廠
三談琉璃廠
榮寶齋
北京路名
北京之忙
雙橋老太婆
雨水與氣候
九九消
炒木須肉
太極拳
香港滄桑
怡和
大嶼山
香港革命史跡
四姑
香江女傑
失眠的故事
失落了的土諺
翻譯師爺
法庭之上
學士台
今昔感
粵人
廣州王陵
除夕花市
盜古墓
王保和
西湖賞梅
杭州年節
駕崩
戰時重慶
官苦
抗戰秘辛
宮闈秘史
金銀價
真正的人
噴帝
怯盧
種羊
特務
洗澡
混堂
擇婿
性與神
高媒
野合
芝麻芫荽
火宅僧
貞節牌坊
唐美人
光腳丫
占鬼卦
黥面
刺青
剃頭
測字
蛙蛇謎

吉羊
說炮
方言
戲臺上
孔明戲
金陵聽鼓
捏像
吃素
僑史
中外異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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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飛出北溟魚
──記苗子郁風先生


    張昌華

  我認識苗子夫婦始于10年前,仰仗于吳祖光、馮亦代先生。他們都是四十年代重慶"二流堂"的堂友。

是年,我應某出版社之約,選編一本《中國近現代名人手跡》,出版者要求有若干比例當代名家的新作,苗子便成了圈點的對象。當時,他遠在布里斯班,我鞭長莫及,請吳、馮兩先生出面為我搭橋,雙管齊下。苗子先生在藝朮圈內是尊笑口常開的彌勒佛。"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馬到成功。

不久,苗子便寄來他的書法佳作,我淨手焚香虔誠展讀。先生書的是"墨池飛出北溟魚"7個大字。亦隸亦篆,似文似圖,古色古香,一種"不俗文章淡似仙"的典型的苗子風格。題字的內容與書名又雅貼。十分遺憾,上款沒按我的要求行事,寫的是"應某某出版社之命而作",將書名易為社名。

我不知是他年邁健忘還是忙中出錯。在拆讀他附信時始知,苗子是有意而為之。"承囑落上款貴書《中國近現代名人手跡》,因涉及個人標榜(冒充名人),所以寫了社名作上款,請諒。"人有不欲斯為品。苗子,這個瘦小的廣東小老頭形象,剎那間在我眼前變得高大起來。令人尷尬的是這部書稿折騰了4年,出版社怕賠本,終以流產告終。1997年我與先生晤面時,特說及此事,懇請寬諒。苗子摸了摸后腦勺,笑了笑,說他已記不得這件事了,一言帶過。我明白,他這是給我鋪台階呢。"經霜更知秋月明",這是苗子給我的第一印象。

    1994年我策划一套"雙葉叢書"(夫婦作家散文合集),誠邀苗子夫婦加盟,與他的好友蕭乾、吳祖光、馮亦代伉儷組成一輯。他欣然首肯。苗子十分推崇蘇東坡,序內引蘇詞"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句,故冠他與郁風的散文合集名《陌上花》。

集內,設若干欄目,有"蟻堂清夢"一欄,收其游記及有關人物札記。當初,我不知"蟻堂"典出何處,又乏不恥下問精神請教,照抄了事。3年后,我讀先生的《苗子說林》一書的序言時頓有所悟。臆測"蟻堂"是苗子的書齋名,但我又無從知苗子以此為齋名的典故,是堂如蟻穴之窄小,還是人如蟻螻之卑微?或是先生自謙之詞,也許兼而有之,我想。細品他的序,耐人尋味,大寫特寫"斗蟻",精彩之至。

10年浩劫時,苗子被人"幽"于一隅,他沒有負隅頑抗,在每日一小時"放風"時間內盡情找樂。他發現潮濕的圍牆內常有螞蟻出沒,便"陰謀陽謀盡出",先置一小塊窩窩頭于甲蟻穴側,等它們傾巢領受恩惠時,經他大手一撥弄,又把這塊窩窩頭連同螞蟻挪到乙蟻穴……蟻們即文攻武衛"萬馬戰猶酣"。他蹲下欣賞,陶醉于"其樂無窮"中。畫家的丰富想象的天性,令他由彼及此而及己。想到自己與蟻竟屬同類,想到足下的土地就如大羅馬的斗獸場……在先前的"其樂無窮"背后藏著不盡的悲哀。我想這個細節,對考証"蟻堂"抑或是一把鑰匙吶。


    人云彌勒"笑口常開,笑天下可笑之人"。苗子似乎略勝一籌,笑人亦笑自己。此為印象二也。
    苗子給我的第三印象是哲思和幽默。
    "墨池飛出北溟魚"一句,本來自唐代大詩人李白的詩句,是詠懷素和尚草書的。我要說的是苗子愛讀書,博覽古今中外。書中乾坤大,筆下天地寬。鑒此,苗子的墨池,才"養"出了一個書家、畫家、作家和美朮理論家的苗子。他也許稱不上北溟魚,但確是一條非同凡響的魚。他們夫婦的書畫展早飛出京華這方墨池,形跡已在港台乃至澳洲、德國、法國、韓國和美國的藝朮大海中游弋,備受推崇。苗子曾賜我一畫冊,他的有些作品最初我讀不懂。后來讀了他的有關自述性文字,洞天豁開:他的某幅別致的畫作必定是他某段人生特定時期心路歷程的結晶。
    他是畫漫畫出身的,幽默是他的拿手好戲。他的一些畫作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妙,他的文章有"無機性自閑"的幽境。《陌上花》是他與夫人散文合集,他在文末寫道:"從前有人說過'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他將其點化為"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除了吵架的時候",故瀟洒地一揮手說,讀者"還是先看郁風的文章吧"。一派紳士風度。平時在家他無大無小,與兒孫講民主、平等。一次在布里斯班寓所廚房里,他頭扎大花巾,鼻孔下粘著假胡子,扮著意大利廚師,讓小孫女妍妍裝作顧客,出演一出含飴弄孫的喜劇。他的散文名篇《遺囑》令讀者捧腹、噴飯。他與生前友好相約,趁活著的時候,約定某日,各人帶上為朋友做的挽聯或漫畫,大家掏出來,互相欣賞一番,以此為樂。大概活著時被住房困擾過,《遺囑》中令家人"用空玻璃瓶作'寐宮'",又突發奇想,說告別儀式是"主張約几位親友,由一位長者主持,肅立馬桶邊,默哀畢,把骨灰倒進馬桶,長者扳動水箱把手,禮畢而散。"此《遺囑》已成絕唱。他似言猶未盡,又立《后遺囑》,囑"六不":不發訃聞,不念悼詞,不買灰盒,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不在家里挂遺像。并警告后人,如不認真執行"必為厲鬼以擊其腦!"他還自幽一默:說他生前個子矮,死后只挂半身像,"讓人看不出他是個矬子!"
    苗子九十在望,黃苗子不"黃",正"綠"呢!
    "九十曾留千載筆,十年更進百齡篇"。
    上文寫了須眉,下面再談巾幗。
    在編《陌上花》散文集時,苗子一度想把書名擬為《夫妻老婆店》,煞是有趣。我看苗子郁風是天生一對。"人生歲月閑難得,天下皆知老更親"。他們度過了五十年金婚,令多少人羨慕、眼紅。我對郁風的印象跟苗子差不多,這很合乎國情: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郁風書、畫、文俱精到,與苗子不相仲伯。50多年一口鍋里攪勺子(夸大了,應扣除被"幽"的7年)攪得他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說那字跡,也酷似。每每來信,兩人共同署名,我就分不清是誰執筆的。時下,郁風八十有五,垂垂老矣。但一手字流利、雋秀,比芳齡女性的要有魅力得多,談吐輕慢,有吳儂軟語粘糯之韻。郁風自己不這么看,她說自己老了,脾氣較躁,她與苗子現在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時而"吵架",我看這"吵"是為寂寞的兩人世界生活的一種調劑,是在找樂。夫婦之間,見到對方像迎賓先生(小姐)一樣,信手一抹就是一把含"金"的笑容,哪還有真情?我看郁風在苗子面前有點要強、撒嬌。苗子有怪癖,喜歡在寫作時吃瓜子,越寫得深入,吃得越帶勁,"几乎是一個字一顆瓜子"。郁風在他案頭備一小籮,讓他存放雜物。苗子寫作進入角色后,哪會管得了這些,便少不了天女散花。桌上地下,硯台里,抽屜中,星羅棋布,有潔癖的郁風難以忍受,少不了叨嘮、提醒和警告。苗子就嫌其□(口索)。這就免不了"戰爭"。□(口索)也是愛。郁風的"□(口索)",我領教過,煩而不膩,她婆婆媽媽卻總在為他人作想:記得選編《陌上花》書稿時,她分二三批寄出,每批均有目錄清單。最后一批列有一張偌大的多項目的表格:篇名、原發刊物、日期、字數等,為我編書時提供方便。表格上還用4種不同顏色的彩筆,一一標明A、B、C、D,某圖片插某處,甚而連該用異體字的地方,都作了備忘。漢字、阿拉伯字及拉丁文全用上了,目的是怕我混淆,凡有筆誤處均用涂改液更正,清清爽爽,一如其人簡潔、端庄。因此,我編起來很省心,合作得十分愉快。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思維如此清晰,做事如此認真,真罕見。
    郁風者,郁郁蔥蔥也。
    郁風給我的另一印象是對故土的眷戀,對師友的緬懷,人情味濃得化不開。特別是對她三叔郁達夫先生的情結似勝過對其父。近年來,她精心搜集郁達夫的佚文,編輯出版了《郁達夫海外文集》,寫了許多懷念三叔郁達夫的文字。在新作《時間的切片》一書中,寫懷念三叔的文字竟占一個單元之多。從三十年代至今,人們對郁達夫的"頹廢、感傷、耽于醇酒和婦人"形成了"公論"﹔而郁風堅定認為達夫是"一個真正的文人",是一個愛國的烈士。隨著歲月的更替,一些歷史資料日益浮出水面,她很關注這些。她認為對郁達夫的一些不實之詞應予推翻,還其本來面目。這絕非是為"親者諱",而是對歷史的尊重。
    郁達夫不僅是她的三叔,是她的文學啟蒙人,也是她的月老───三十年代是郁達夫在上海把她帶到亭子間畫家們的聚居處而結識苗子的。多重感情的累疊她怎能忘懷三叔達夫呢。
    苗子郁風這對中國美朮界的耀眼的"雙子星座",現下已在北京定居,華屋寬敞、明亮,典雅、舒適,可謂安居樂業了。苗子說他對北京最有感情,北京的老朋友多,有文化內涵,作為國際大都市已和世界接軌,加上網絡,信息一體化了,看書、寫作十分方便。他不想再"飛來飛去"了。苗子一生愛讀書,嗜藏書。他竟毅然把1000多本線裝書全捐給香港大學圖書館,瀟洒地說:"走后一身輕,干干淨淨。"
    郁風前些日子病了,一位馬大哈醫生同她開了場不大不小的玩笑,白挨了一刀。害得她連滬上為她與苗子辦的書畫展開幕式都未能出席。幸現已痊愈,又忙于筆耕。她說,他們夫婦現在什么都不缺,唯缺的是時間。
    "老牛明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他們夫婦希望在有限的時間里,為社會多作點貢獻。
    "八秩康弦春不老,四時健旺福無窮!"謹借此句作為對他們夫婦的頌祝。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08月29日第九版) 


2017年10月24日 星期二

卜少夫 《經過陣痛》等

卜少夫-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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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少夫(1909年6月21日-2000年11月4日),江蘇江都縣人,名寶源,筆名邵芙、龐舞陽等。1937年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新聞科,為已故名作家。解放軍控制中國大陸 ...

卜少夫曾任職《真實報》、《新民報》、《扶輪日報》、《新京日報》、《申報》等。1938年到香港,1945年創辦《新聞天地》,當時曾創下了中國雜誌銷售量最高、壽命最長的紀錄,並為1945年至1949年留下了大量的政治史料與社會史料。另在卜88歲至91歲間,將近三年,日日於香港星島日報寫專欄,以如此高齡尚如此勤於筆耕,實為少見。

李敖評論[編輯]

李敖如是說:「傳記文學」三十八年來,本是劉紹唐個人特色的雜誌,他走了,「不見替人」的情況是明顯的,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情況也是明顯的。吳老師的憂慮,實非偶然也。日前陸鏗電話中向我商量,說卜少夫想把一手創辦半個世紀的「新聞天地」送給李敖,由李敖接手辦下去,卜少夫說全世界只有李敖最信得過。我說「新聞天地」是卜少夫個人特色的雜誌,理應與卜少夫「及身而絕」,但他活得太久了,結果該絕而不絕,弄得屍居餘氣。他的厚愛,我謝了。

著作[編輯]

卜少夫曾出版以下多本書籍: (以下列表未能盡錄)
  • 《經過陣痛》
  • 《無名氏生死下落》
  • 《人在江湖》
  • 《我見我思》
  • 《龍蛇走筆》
  • 《受想行識》
  • 《空手天涯》
  • 《無梯樓雜筆》
  • 《聖誕紅》
  • 《周榆瑞在人間》
  • 《人間躑躅》
  • 《二十世紀人》
  • 《風雨香港故人》
  • 《若有所思》
  • 《有語問蒼天》
  • 《卜少夫這個人》





1972.6.26 卜少夫 黃昏倫敦: 已嗅不到它領導天下的氣質和氣派了。

經過陣痛- 卜少夫- Google Books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about/經過陣痛.html?id... - 
Title, 經過陣痛. Author, 卜少夫. Publisher, 遠景出版社, 1976.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張光直作品集; 陳星燦:張光直先生訪談錄;余英時:悼張光直: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陳星燦:張光直先生訪談錄 1994

張光直(1931年4月15日-2001年1月3日),臺灣臺北板橋人。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亦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
  • Rethinking Archaeology (1967)
  • Settlement Archaeology (1968)
  •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ISBN 978-0-913516-06-5 (1969)
  •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1976)
  •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1977)
  • Fong, Wen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ISBN 0870992260.  (Chang has essay in)
  •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2002)
  • 《Souvenirs de la patate douce : une adolescence taiwanaise》 (2005)
  • 《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 (1973)
  • 《張我軍詩文集》 (編,1975)
  • 《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 (1977)
  • 《中國青銅時代》 (1983)
  • 《考古學專題六講》 (1988)
  • 《九洲學刊選編(一)》 (1988)
  • 《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 (1990)
  • 《美術.神話與祭祀》 (1992)
  • 《考古人類學隨筆》 (1995年),ISBN 978-957-08-1442-2
  •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 (1995)
  • 《蕃薯人的故事》 (1998),ISBN 978-957-08-1757-7
  • 《古代中國考古學》 (2002)
  • 《商文明》 (2002)
  • 《張光直文學作品集 : 考古學家張光直文學作品集粹》 (2005)


余英時:悼張光直: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

作者: 余英時


  歲暮懷亡友是情感上最承受不起的負擔,現在寫這篇紀念光直的短文,不禁觸緒萬端,不知從何說起。今年春間,哈佛大學正式舉行了一次規格很高的追悼會,我和許倬雲兄都曾應邀在會上發言,倬雲回憶光直的大學時代,我則追想和他同在哈佛讀研究院時期的一些往事。

   這篇文字仍然從這一時期開始,所述以我們的私交為限。光直和我同在一九五五年秋天到哈佛大學,他是人類學系的研究生,我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這一年,我們的寓所相隔很近,在同一條街(Shepard Street)的斜對面。當時他和台灣大學的董同?先生、高友工兄同住一所公寓。光直也修過董先生中國語言學的課,所以他們是一師二徒的組合,相處極為融洽。光直不但聰慧過人,而且用功的程度更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因此我雖偶然在晚間到他們的住處相訪,但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董先生的房裡談話,不敢多打擾他。他也有時走過來湊湊熱鬧,但不到十分鐘便回房用功去了。他自律之嚴,即此可見。第一學期讀下來,聽說他的各門成績都是最優等。他在學術上必有輝煌的成就,我們從那時起便已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了。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也從訪問的身份轉變為研究生,這才和光直在哈佛有先後六年(一九五五???一九六一)的交往。我和他從相識到相知大概經過了兩三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後他修完了博士課程,進入寫論文的階段,有了較多的自由支配的時間,他便不再像第一學年那樣緊張得使人透不過氣來。他和李卉結婚後,有一年(大概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住在研究生宿舍裡。他們兩人都熱情好客,常常在周末招待一些單身同學。他頗有烹飪功夫,所以偶然也下廚一顯身手。這一類的聚會主要是為了舒解學業的壓力和排遣旅居的愁悶,所以大家都盡量輕鬆,打麻將和談武俠小說是我們的基本消遣。這一年嚴耕望先生恰好在哈佛訪問,也偶然參加我們的聚會。嚴先生是一位最嚴肅的學者,從來不看閒書。但在我們的感染之下,竟然也對武俠小說發生了好奇心。臨行時,他特別向我借了一部武俠小說為途中的讀物。這件事十足反映出我們當時“少年狂”的情況。說起打麻將,也有一件趣聞。一九五九~一九六○年李濟之先生來哈佛講學,光直自然要好好招待業師一番。李先生夫婦也好玩牌,飯後我和光直陪他們打了幾圈。我們打牌從不賭錢,輸贏只計籌碼的多少。這一天光直大敗,散局時當然照例一走了之。幾天之後,我又碰見了李師母,閒談中提到了那次搓麻將的事。她老人家說,那天她是大贏家,但光直是窮學生,因此沒有算賬。我只好對她說明原委,她老人家也不禁為之失笑。我記這些故事是為了透出光直為人的另一面。他的事業心已強到無可再強,但他通情達理,而且富於幽默感。我們相處幾十年,見面或通電話時,開場白照例是一些謔而不虐的戲語。所以他有一次說:我們是“開玩笑的關係”(他說的是英文“joking relationship”)。“開玩笑的關係”這句話本身也是開玩笑,我們之間說正經話的時候當然比開玩笑多得多。所以下面我想談談他的治學精神。我們不同行,我沒有資格對他的學術成就做任何評論。我從他那裡撿到了不少關於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知識。雖然大部分是耳食之學,但究竟有轉益多師的收穫。他的治學規模很大,對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特徵(特別是與西方文明相對照)要求做整體的掌握,這可以說是他畢生追求的目標。這個目標大概他在台灣大學時期便已堅定地建立了起來,到美國之後68他便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恰好五十年代美國考古學翻開了新的一頁,當時稱之為“新考古學”。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支是聚落考古學(settlement archaeology)。經過韋利(Gordon Willey)擴大研究之後,“聚落形態(settlement  pattern)”成為考古學家注意的焦點。從聚落形態出發,考古學家可以系統地研究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組織,並對考古學上的所謂“文化”提出功能性的解釋。更重要的,考古資料中所顯現的變遷,聚落形態的研究也可以找出長期內在轉化的原因,而不必一定訴諸以前流行的播散或移植的觀念。總之,聚落形態強調了文化的整體性和延續性,這正適合光直當年的需要。

   我記得他在研究生時期便已在美國人類學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美洲聚落考古學的論文。這是他為了熟悉方法和技術的一種準備工作,後來他寫《古代中國考古學》便運用自如了。正因為他想根據不斷出土的中國考古新資料,重新建構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變遷,他平時和我討論的也都是關於掌握古史整體的大問題。在我的記憶中,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他當年最愛談的幾個題目。由於他重視中國古代文明的延續性,夏、商、周三代的因革損益也是最吸引他的問題。他非常希望考古發掘可以證實夏代的歷史性,晚年扶病從事早商的發掘工作也是為了要把三代的歷史從考古方面推得更早。他雖然有許多持久不變的大見解, 但卻沒有讓這些見解變成阻礙知識進步的偏見。他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四個字。《古代中國考古學》一書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先後修訂了三次,最後第四版是一九八六年刊布的。每一版幾乎都是重新撰寫的,他絕不讓抽象理論抹殺具體事實。光直還有組織與辦事的才能,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是一股動力,早年在哈佛時期已見端倪。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他畢業後,在哈佛人類學系開始教書。像第一年一樣,我們又同寓距校園不遠的哈佛街,這次則“對門居”,過街便可相訪,過從自然很密。我的寓所有一間較大的客廳,週末晚間常常是學文史的中國同學聚談之地,光直有空也來參加。

   五十年代中期我們初到哈佛時,學文史方面的中國學生很少,但經過了四五年,從台灣和香港來的人逐漸增加,這時已有十餘人之多。光直覺得我們與其漫無界限的閒談,不如索性組織一下,變成一個定期討論會。每次輪流由一個人做專題報告,其餘的人聽後進行問難和討論。這個非正式的討論會先後舉行了一二十次,有時大家爭辯得面紅耳赤,但一點也沒有傷和氣。五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是十分平靜的,大學校園更是名副其實的“象牙塔”。我們這一群中國學生當時既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沒有政治觀點的分歧。我們真的相信“象牙塔”裡藏著無限的智慧,正等著我們去發掘、吸收和消化。通過討論會,我們各自把學、思所得具體地呈現出來,確令人胸懷為之一暢。很多年後,我讀了英國思想史家伯林(I. Berlin)的感舊錄,其中有一篇描寫三十年代牛津大學一群青年哲學家定期討論會的情況。他說,他們那時少年氣盛,目無餘子,以為這幾個人便是哲學世界的中心。他接著又說,現在回想起來,雖深感不免過於輕狂,但年輕時期如果不經歷這一集體發狂的階段,將永遠嘗不到智性的樂趣。我們這一群受中國文化熏陶的青年人,直接間接,都知道莊子“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的寓言,絕不敢像伯林和他的朋友們那樣“狂” 。然而我們曾在忘情的爭論中嚐到過智性的樂趣,則並無二致。當時的講題多已不能複憶,只記得光直講的是從考古新發現中重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史前史。我則不務正業,第一次整理了關於《紅樓夢》的新看法,這是十幾年後我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遠源。討論會為此書種下了元胎,否則連胎死腹中也談不上,更不必說見之文字了。但光直是這個會的靈魂,若不是他的推動,討論會根本便不可能出現。


   他的推動力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了三個清楚的印跡,我必須藉這個機會說出來,作為我們相交四十五年的一個紀念。第一是他主編《中國文化中的飲食》(Food in Chinese Culture)這部書。他在研究生時期便一再提到要和我合作,結合考古學、人類學與史學,最早曾建議合寫中國的節日,如中秋、端午之類。但當時各自有更急迫的研究計劃在手,此事終無下文。

   一九七二年冬,他忽然從耶魯打電話給我,很鄭重地提議要集合人類學家和史學家,共寫一部中​​國飲食史。那時人類學家如李維斯陀(Claude Levi-Strauss)和道格拉斯70(Mary Douglas)都有著名的論著問世,尋求“食”的文化意義。恰好他一向研究的商、周禮器與飲食有極密切的關係,青銅器上的“饕餮”圖形更對他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所以這一飲食研究的計劃仍是他長期對中國文明起源做整體掌握的一部分。人類學的新潮流不過適逢其會,觸動了契機而已。我們經過多次交換意見之後,他堅邀我寫漢代一章。我對這個計劃十分欣賞,但要我蒐集文獻與考古資料,寫漢代的飲食,我的興致實在不大。最後我一口答應下來主要是為了和他的交情,同時也算實踐了以前關於學術合作的承諾。但那時我已決定了向哈佛告假,回到香港母校新亞書院去服務兩年;這也是踐十八年前的宿諾。我預計在港期間的行政工作必定十分忙碌,寫漢代飲食章大概只好等到一九七五年回美以後再說。一般合作寫書,拖上三兩年是常事,所以我一點也沒有緊迫感。誰知我的如意算盤完全打錯了。光直這位主編非常人可比,我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中剛到香港,他八月間已追踪而至,提醒我不可忘了稿約。第二年春間他大概隔兩三個星期便有信來催稿。我有一封回信,其中一句是“食指尚未動”。這是順手拈來的雙關語,雖曾博得他一笑,卻未能激發他的慈悲心。我知道逃無可逃,只好在百忙中擠出時間來,還了這筆債。當時我的窘迫,至今記憶猶新。但這是我們惟一的合作成績,作為友誼的象徵,是很可珍惜的。


   第二件事 是我從哈佛轉到耶魯。我是一九六六年回到哈佛任教的,至一九七七年已十一年,早已定居下來,根本沒有想到還會移動,光直可以說是我到耶魯的最大原動力。一九七六年耶魯中國史教授​​萊特(Arthur F. Wright)突然去世,光直便想把我搬過去。他一方面向我重申合作之議,另一方面大概也努力說服了歷史系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由他出面和我正式接洽。詳情在此沒有細說的必要,總之,我最後之所以動念,和光直共事合作確是一個重大的誘因。但是我完全不曾想到,就在同時,哈佛人類學係也在積極進行把光直請回來。等到我知道這件事時,我和耶魯的商談差不多已至最後階段,不便出爾反爾了。我和耶魯歷史系、東亞系的同仁都無深交,光直是我惟一的熟朋友。如果早知道光直可能離開,我大概從頭便不會考慮耶魯的事了。最後我們兩人只好同意各自做抉擇,結果則是我去他來,移形換位。這是一個巧得不能再巧的陰錯陽差,大概只有佛教“緣”之一字可以解釋:我們沒有共事的緣分。

   最後一事則是他推動我訪問中國大陸。早在一九七三年他已參加過一個學術訪華團,在大陸訪問了一段時期。他們的團體回程經過香港時,光直還打電話要我用車子去九龍火車站接他們。他的專業是考古,平時對大陸考古學界的重大成就又深致推挹,他希望多和中國的同行做學術交流,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一九七八年夏天,“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忽然要我擔任“漢代研究代表團”的領隊,去大陸做一個月的訪問,光直也是​​團員之一。這件事突如其來,我完全沒有心理上的準備。這個“交流委員會”事實上是美國官方的組織。我與這個組織素無來往,一個人也不認識。約我做一個普通團員也許還勉強說得過去,承擔領隊的重任,對我而言,簡直是天下奇談。當然我很快便明白了,這件事完全是光直在後面一手促成的。大概他覺得我對中國大陸太隔膜了,這是使我大開眼界的好機會。我們的代表團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從東京直飛北京,先後參觀了洛陽、西安、敦煌、蘭州、長沙、昆明、成都等地的漢代遺址和出土文物,最後於十一月十七日從北京啟程返美。除了北京之外,這些地方都是我一九四九年底離開中國以前所未到過的。我確實開了眼界。此行我又先後會見了俞平伯、錢鍾書、唐蘭、唐長孺、繆鉞諸先生,他們是我心儀已久的學術前輩。我個人的收穫是十分豐富的。今天回想起來,我還是對光直感念不已。但是最可懷念的則是在這一個月中,我和光直朝夕相處,無所不談。在相交四十五年間,我們從來沒有在一起說過這麼多的話。這次旅程中我還發現了光直內心深藏著另一個精神要素,令我十分驚異。有一次在火車上,他忽然說,他早年一直有一種嚮往,即如果能為人類、國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貢獻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過的。這使我立刻想起聞一多的一番話: 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炸開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光直在表面是十分平靜安詳的,我完全沒有想到他竟有此“壯懷激烈”的一面。知人真是談何容易!光直這句“壯懷激烈”的話時時縈迴在我的心中,但並沒有深想下去。現在我似乎恍然若有所悟。他的話表示他內心存在著一座“火山”,像聞一多一樣,這是可以肯定的。但“火山”不過是一個比喻,實質上這是蘊藏在一個人內部的創造力。創造力特別大的人便會感到內在的火山時時要求爆發。光直早年的嚮往說明他的巨大創造力已在迫不及待地尋找突破的出口。後來的客觀環境使他走上了學術的道路,他的全部創造力便發揮在古代研究上面。火山也不必一定要採取一次總爆發的方式才能放射出光和熱。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熱已永遠留在人間。讓我用最後這一段話作為懷念亡友的悼詞。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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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陳星燦:張光直先生訪談錄

2017-09-26 藝術史與考古 

我的朋友羅泰在把他的博士論文《懸掛起來的音樂:中國青銅時代的編鐘》(加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獻給張光直先生的時候,曾引用了《禮記·樂記》裡的一段話比喻先生:“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儘其聲,此皆進學之道也。”以我個人言之,國際著名的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對此應當說當之無愧。我受業張先生門下經年,學期結束後,有暇整理自己的思想,並就一些個人關心的問題,集中提出來請教。雖然討教的時間斷斷續續,問題蕪雜而沒有系統,但是事後發現我們始終都在圍繞著一個主題進行,那便是:中國考古向何處去?經張先生同意,我把討教的問題以訪談錄的形式整理成文,公開發表。這裡發表的是較少涉及考古專門問題而又可供其他學科的朋友們參考的部分。
   


問:記得張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裡,建議把從舊石器時代到秦漢以降的中國考古學劃分為四個階段,因為各個階段的內容不同,所以對研究者的素質要求也不一樣。我由此想到,從中國考古學現狀出發,能否請您結合哈佛大學的情況談談在我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
   
   答:中國的教育制度我不很熟悉,我不能談存在的問題。我只能拿哈佛大學和一般美國大學的教學和中國的比較一下。美國的本科教育是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目的是訓練學生作為一個社會上有知識的人,即所謂educated person。所以他們雖然有專業,但專業不是職業性的,只是比較深入的研究。通識教育有核心課程(core currriculum),這是相信知識裡面有中心的、核心的東西,每個學生都應該掌握的。核心課程分成五組,包括歷史、科學、文學和藝術、社會分析和道德倫理以及外國文化。任何專業的學生都必須在五組裡選八門課才能畢業。在專業課裡一般選十二門。除了專業、通識以外,還有其他很多的選擇,四年大約共修三十二門功課。所以美國的大學生畢業以後,一般的常識比中國的大學畢業生要廣泛的多,但在專業方面的深度遠不如中國的學生。

   他們的專業教育是在研究生院學的。念考古的研究生一般是到人類學系,方向是非西方考古學。西方的考古學則在美術史系、古典研究系和近東系。研究生的教育也要先通再專,博士資格考試有專業(specia1)和一般(general)之分。五十年代我唸書的時候,人類學系研究生的一般考試,包括體質人類學、考古學、社會文化人類學和語言學。六十年代以後,資料增加,學科分化嚴重,考古學以外的課程不再包括進考古專業的一般考試,但必須修一到三門。在哈佛一般上三年課,三年內要念完必修課,包括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考古學一般的、自己研究的區域的和外部區域的大約五、六門課。社會人類學二門,體質人類學二門,有骨骼學和統計學。一般考試在第二年初,專業考試在第二年之後。還要求學二門外國語,因研究的方向和地區選擇語種,一般是德、法,遠東地方則要求漢、日語或者法、俄語。研究生的專業取向伸縮性很大,一般是根據學生的興趣和長短,為他們設計訓練的計劃,導師也不固定。這是和中國很大的區別。中國的研究生是考某個先生的學生,美國的研究生則是系裡所有教授的學生。他也有一個主要的導師,具體視專業而定。假如說你的專業是中國地區的舊石器時代考古,那主要導師就不是我,而是巴爾約瑟夫(Bar-Yosef)。因為舊石器時代的研究沒有國界,沒有國家性和民族性。我不是說舊石器的文化不是我們的祖先,是說在研究上沒有辦法把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做文化和族群上的分類,它是世界性的。這包括人類的演化問題,舊石器時代的大部分時間,人類還沒有達到智人(Homo sapiens)階段;到了智人階段,舊石器文化達到高峰,然後很快農業就產生了。假如研究中國的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國家的起源、社會的變化,一般是由我做主要導師。學生到系裡來,把所有先生的精華都學到肚裡,消化一番,成為他們學問的基礎,形成自己的見解,應該比老師強。所以,我有機會就在國內鼓吹推動這種帶學生的方法,我認為中國傳統的師徒相承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中國的方法當然也有優點,就是把一個老師學的比較徹底,就像學武術那樣。但是學武術的人,縱使把他的先生學的很精,也很難超過先生;除非他從別的學派,比如少林派的學點太極和武當,武當派的學點少林什麼的,與師承揉合在一起,才能進步,唸書也是一樣。
   
   問:就我在哈佛聽課的經驗,有些教授對中國的考古材料持懷疑態度,但是他們或者不搞中國考古或者根本看不懂中文材料,這種對中國考古材料的懷疑態度在國際上是否普遍存在?原因何在?日本的情況怎樣?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又如何?

   答:我覺得不是懷疑的態度,是不知道的態度。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不敢信任。但是即使是他們看得懂的東西,他們往往也不信任,這是很遺憾的事情。我有一個很強的感受,中國考古學的材料很多,應該給外國人作介紹。主要是介紹給非專門研究中國的西方一般的學者,我們不希望這些人會看中文,所以最好我們給他們翻譯出來。但是現在某些中文期刊的英文介紹,英文水平很不夠。我不是批評翻譯的人,因為英文的確很難,要把英文寫得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一樣根本不可能。我在美國待了四十年,我的英文還是中國人的英文。翻譯很有必要,但是如果英文太差,翻譯反映不了中文原著的精華,其效果更差。翻譯好比一面窗戶,如果玻璃上塗抹的利害,根本看不見外面的風景,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我現在說一句也許是很絕的話,假如你的英文不好,最好不要翻譯,因為翻出來沒有把握,有害無益。希望這些做考古和做一般社會科學的人,把好的東西給真正懂英文最好是以英文為母語的人翻,自己留著精力做研究。我說的是中譯英,英譯中那是另一回事。英文懂,中文基礎又好,把英文譯成中文就會有很大貢獻。我鼓勵翻譯,日本學界對國外重要的書一般都有翻譯,國民對世界的知識比我們要多。
   說到日本,日本現在的材料不會被西方人懷疑。因為他們現在的翻譯做的很好,他們的英語並非都很好,也有錯誤;但是,他們做事很徹底,一般是全翻,包括各種地圖、剖面和照片等,很具科學性。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差別很大。比如印度,有的考古學家的工作讓人信任,有的則不然。一般說來,第三世界國家的科學研究不夠標準,如果翻成外文的水平再降一格,給人的印象就是你的研究做的很壞。
   
   問:除了金石學傳統,中國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大部分是從西方特別是英美學來的,應該說“根正苗紅”。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慘淡經營,中國考古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方法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由於長時期地和西方學術界處於隔離狀態,我們對他們在理論、方法和技術的進步所知甚少,他們對我們的研究也不甚了了,從西方學術發展的背景,能否請您談談我國考古界在發掘技術、研究手段、課題選擇方面的長短?
   
   答:這個問題很難一概而論。我在中國考古現場的時間並不多,發掘技術、研究手段大都是從報告里間接得來的,所以只能談一點感受。就技術說,美國的技術固然也有應用的多少和好壞之分,但最好的技術比我們要多,也比較細,因此古代的信息遺漏的少。在過去,我們的發掘不篩土,不用浮選法,所以土壤中很多寶貴的資料都丟掉了。近幾年來,中國考古學者認識到篩土和浮選法的重要性,已經開始在做。研究的方法也很難一概而論,只能說我們還是使用四十年代以前的方法,就是類型學和地層學。中國考古學者對類型學和地層學的著重是完全合理的,但除此之外,國外還有許多方法。中國從五十年代起跟西方的科學基本隔絕,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在考古技術方法上的變化最大。因此研究方法上應該多向他們學習,還要注意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比如說用人類學的材料作考古學的比較研究,是很重要的方法。中國學者也用這個方法,但用起來比較原始。就是拿人類學的材料和在考古遺址裡發現的在現像上一致的材料做對比,如果相似,就說我們的古代民族也可作如此解釋。但是我們知道,同樣形式的東西,在社會中不一定扮演同樣的角度。所以要使用人類學的材料,必須先把它在現代民族的社會裡的角度了解清楚,換言之,要對它做一番功能性系統性的研究,這樣才能把它跟古代社會裡的各方面契合(articulate)起來。把所解釋的對象與它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廣泛的聯繫起來,解釋的說服力就增強了。國內的很多研究是作一個陳述,即make a statement。就是說A就是B,而缺乏進一步的證明。研究的根據往往是馬、恩的唯物史觀的教條,這當然也是我們的考古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被信任的原因之一。作一個陳述容易,比如說某器物是做什麼用的,某個社會是母系社會等,但這還不夠,還要做進一步的證明。要把研究對象的特徵和文化社會的接觸點都找出來,接觸點越多,就越令人信服。

   課題選擇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國外關心的題目也在國內開展起來,比如農業的起源、現代人種的起源、國家的形成以及文明的動力等等都在研究。中國人感興趣的文明起源問題,在國外反而不是熱點。因為文明起源的研究涉及到族群和文化的認位問題,這在西方是一個不大談的問題。西方的文明不大容易定位,不像中國那樣。比如美國是一個大熔爐,全世界的文化都是它的來源;歐洲也是這樣,它有所謂的“野蠻人”,有一重重文明從地中海到北歐的傳播,然而講到族群的定位,一般只能講到一個地區比如愛爾蘭、德國人等等。但是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是一個大的文明,講起源,不能講英國文明或德國文明的起源,因為他們只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們定位為西方文明,我們定位為中國文明。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規模是可以相比的,都很大。
   問:中國文化有自己的發展規律,不能拿西方或任何一個地方的既有模式往我們自己的研究上套;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在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上又有趨同的趨勢,那麼,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是否有與西方考古學接軌的必要?中國的考古學家特別是新一代的考古學者如何承擔起與世界同行對話的責任?
   
   答:我想中國考古學者在今後幾十年的最大任務之一,就是去了解世界考古學家的工作。看我們能夠學些什麼,又能貢獻些什麼。中國學者的一個習慣,是研究中國不研究外國。中國過去所有的考古學家,都是研究中國歷史出名的,歷史學家也基本上是這樣。夏鼐先生在埃及做過發掘,但後來研究的還是中國的東西。不過因為他有外國的知識,做了許多中西交通的研究;其他人因為沒有受過西方的訓練,更是把視野局限在中國的某一區域。以我教書的體會,對其他不同類型文明的了解越多,對你所專門研究的文明的探討就越深入我對學生的要求是,你要學習中國考古學,很歡迎;但要對中國以外的至少一個地區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我有一個學生,現在已經做教授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是關於古代馬雅的建築,後來專門研究中國。還有一位,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美國東部考古學的一個學者的傳記。所以我盡量鼓勵同學在研究中國考古學之先,把世界考古的大綱了解一下。當然,這不能深入,是淺嚐,要到中國文明里去求深知。

hc補充:2017.10.23
Anthony Barbieri-Low | Paradisiacal Realms and Their Access in Ancient Egypt and Early China | Oct. 24 | 4:30 PM | Room 241, Rosenkranz Hall


   我還覺得應該有一部分中國的學者專門做世界考古學,比如法國、墨西哥、洪都拉斯、西伯利亞、大洋洲等的考古。因為要不參加進去,沒有第一手的經驗,就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希望在大學裡有世界各地的考古學課程,不能用一門世界史前史來代替。中國沒人教,應該從世界上請,總之課程要世界化。我們將來的中國考古專家當然還是最多,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研究外國的考古學家,比如埃及考古的專家、中美考古的專家。希望外國人講到埃及、中美或其他地區的考古時,引用中國學者的文獻,而不是講中國考古學的時候,才提到中國的學者。我還沒有看到過在西方一般的史前史和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的著作中,引用過中國考古學家的著作。這不是中國沒有貢獻,而是他們不知道。所以我希望把研究局限在中國圈子裡面的習慣打破。這不是文化帝國主義,而是去學習。我相信中國人成為英國或中美的考古學家才是中國人的驕傲,中國人做中國的考古學家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還要建立外國文物的博物館。中國的文物全世界都有,外國文物在中國就沒有。我在國內走了那麼多的地方,沒有發現世界史或世界考古的博物館,外國文物很少有人有興趣收藏。一九七五年我第一次到殷墟的時候,就給考古所安陽隊的楊錫璋楊寶成先生建議,把地面上俯拾皆是的殷墟四期的陶片收集起來,同國外交換。但由於製度不允許,所以至今沒有成功。保護中國文物的主權是絕對必要的,現在大量的文物流到國外,國家沒有辦法,而把無用的地面上的陶片收集起來用作交換,又受到文物法的限制,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情。
   
   問:如此說來,我們的責任很重大。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時代,這對我們了解國外的新動態,介紹我們的新成果都有好處。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客觀上也對我們的考古研究造成了衝擊。大量的古遺址、墓葬被盜掘,發掘研究出版經費緊張,設備更新困難,雖然絕大多數考古學者出於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堅守崗位,但是人心不穩,要與世界考古的同行對話談何容易。張先生多次呼籲禁止文物盜掘,在這方面以及在解決經費緊張方面,國外是否有成功的例子?
   
   答:由於經濟改革所帶來的人心不穩,我沒有辦法評論,因為我不知道中國將來的經濟問題怎樣解決。不過我覺得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過去二十年裡不斷在提高,這是好的方面。但是經濟改革也伴隨著很多負面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文物盜掘。文物的盜掘和走私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固然不能因此停止改革,但一定要想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在《中國文物報》的一篇隨筆裡有一個建議,我說: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代表中國歷史的文物一定要在十億人民的價值系統裡佔有一個很高的地位,要掀起這種風氣,建議請國家領導人、人大政協和各級媒體,在這個問題上公開表態,大聲疾呼,造成不可抗拒的法律上道德上輿論上的壓力。文物工作者要以身作則,不買賣文物,不收藏文物。要與港、澳、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及司法單位在此事上達成協議。有人說古物如給港澳台博物館或收藏家收購,總比流到國外好。但有人買便創造供應的需要。要杜絕古物盜掘走私,釜底抽薪的辦法便是使買主消失,有供無求。還要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文物公約各簽署國達成協定,阻止來歷不明文物出入各國海關;同時與各國博物館達成協議,以交換文物的方式換取各博物館不買來歷不明古物的承諾,盡量減少走私文物的國外市場,對不合作的外國博物館,在文物交流、合作研究一類項目上加以“杯葛”,以鼓勵他們合作。我知道文物走私是根絕不了的,但是我們一定要從國家的立場,對文物盜掘和走私宣戰。假如馬馬虎虎甚至慫恿勾結文物買賣與走私,中國無法在世界上站立起來。

   關於解決經費緊張問題,我很想推薦美國富豪捐款作慈善事業的製度。美國如果沒有這種制度,就不會有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學院這一類的大學,不會有斯密斯生研究院這一類的機構,當然就不會有今天美國在科學技術上的領導地位。這種行為,在中國也不是沒有,前清的武訓,民國的陳嘉庚,都是好例。十年來的中國經濟改革,成就了許多大富翁,希望他們捐款給中國的科學研究,向陳嘉庚和捐款建造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的美國醫生賽克勒學習,也花錢換個不朽。
   
   問:我注意到您發表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中國文物報》上的文章,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包括俞偉超、張忠培兩位先生本人,都會體會到您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所寄予的真誠的希望。特別是您對我國考古學提出的“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的三個目標,相信更能引起中國考古學家的共鳴。您在文中對美國新考古學的來源、理論、方法的優缺點都有精闢的分析。國內對新考古學的介紹和評價很多,我自己也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但在我看來無論是反對者或者支持者,說句不客氣的話,都沒有機會讀多少新考古學的著作(包括我自己),更無緣直接觀察他們的發掘和研究活動。而您不僅身處那個時代,而且也是六、七十年代考古學理論探討的積極參與者,所以我相信您的評述是權威性的。但是我還是有一些疑問要請教您:一、為什麼很多西方考古著作包括威利和沙巴羅夫(Sabaloff)的《美洲考古學史》,把六十年代作為新考古學進而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二、在泰勒等四、五十年代的先驅者和賓弗(Binford)、克拉克(D.Clarke)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同?三、新考古學作為一個有影響的學派,正如您在文中所說,“必然有它引人之處”,但是除了您所講的“情緒上”的以外,近二、三十年美國在“技術上”的進步,是否與新考古學的身體力行相關?新考古學既強調系統分析,就必須注意收集盡可能多的考古資料;但是他們又倡導所謂“假設-演繹法”,用您的話說是“他們不相信考古材料本身有任何的價值,考古材料只是驗證先行假設的原理原則過程中偶然的產物”,這種矛盾是否當時就看的清楚?可能的話,能否給我們舉一個他們削足適履讓材料迎合假說的例子?
   
   答: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的看法是,歷史著作一般是作者離開他要寫的時代越遠,寫起來就越比較客觀。六十年代的考古學史,七、八十年代的寫法就和現在不一樣,也一定和二十一世紀的寫法大不一樣。史學著作都是一家之言,威利說是新的,我說不是新的,都有我們自己的根據。但我要說,六十年代的學術風氣確實與過去不一樣。至於和三、四十年代是質的不同或是量的不同,那要看你站的角度而定。從考古學的目標,真正的考古學的方法,理論對考古學作業的影響看,是一個量的變化;從概念的使用,人對考古學的印象,參與者的情緒,使用詞彙的系統上看,是一個質的變化。所以說六十年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並不錯。第二個問題很好。也許每個人的結論都不會一樣,但是他們的著作俱在,我們可以比比看。克拉克有一本《分析考古學》,賓弗有《考古學的觀察》等幾本著作(包括他編輯的),泰勒有《考古學研究》,威利有《秘魯維魯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態》 ,後者是一本研究報告,拿它做比較不合適,只有拿前三者來比較。你會發現,他們的基本目的和精神是一樣的;不過泰勒的想法比較粗,目的說出來了,是要做綴合的研究,但具體怎麼做,他沒有一個很整齊的系統,系統是由前二位說出來的。所以他們的不同不在大的方向和目標上,而在具體的做的方法上。關於第三個問題,我在你所提的那篇文章中其實已經談到一些。新考古學除了對人們情緒上的吸引之外,一是它對文化生態學的重視,影響了許多新技術的產生。考古學在這二十多年的進步,不是理論,而是技術。所謂技術,就是產生新資料的手段。從地底下挖出新資料的手段是技術,從舊資料中擠出新資料的手段也是技術。在新考古學的研究中,環境的研究很重要,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使用新技術去取得新資料。這二十多年的技術應用實在是太廣泛了,這當然不完全是新考古學刺激出來的;戰後的科技發展,客觀上使新技術在考古學上的應用成為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應用只是對其他科技的“剩餘價值”(peripheral value)的利用而已。第二點是它的求證方法說的很清楚。傳統的研究自以為它的方法不言而喻,其實往往比較含糊,前後也不一致(inconsistent),新考古學的研究,則強調方法的驗證,強調前後的一致性,是進了一步,我並不認為新考古學在方法上毫無貢獻。但是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求原理而不是資料,所以他們的資料只是求原理過程中的產物。你可以看他們在過去二十多年裡的報告,然後跟他們開初申請經費時的計劃進行比較,看看是否前後一致。我沒有時間做這個工作,我有一個印象,他們的考古報告或者遲遲出不來,或者出來了也和當初申請經費時的設計大不一樣,並不是那麼前後一致,還是滿傳統的。他們的申請報告我看過許多,因為當時儘管新考古學獨霸一時,他們的有些申請書還要送到我這裡評估。比較他們的申請報告和研究報告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你們有興趣做好了。
   
   問:我聽普里色教授(R.Preucel)的《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課,他把傳統的、過程的、和後過程的各個考古學派甚至各學派內部的分歧劃的很清楚,某人屬於某派也說的很具體,但我體會他的劃分主要是依據某人所言(聲稱),而非所行(研究)。所以當我問他張先生屬於什麼學派時他便不好回答,因為您的著作似乎三者的因素都有,從您對古代美術在中國上古政治上的作用的強調看,把您劃入後過程考古學派大概也不為過。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對西方考古學的學習應該是多方面的,不知我的理解對否?
   
   答:你說對西方考古學的學習應該是多方面的,我完全贊成。我們應該吸取每一個學派的精華。我個人屬於什麼學派,我也不清楚。我的很多思想和傳統考古學很像;我做的研究,很多又是後過程考古學喜歡做的。後過程考古學把新考古學說成是很單純的學派,也不很正確。新考古學其實不只講文化生態學,也可以講宗教和藝術,只是習慣上不做罷了,新考古學也可用來研究宗教、藝術和象徵(symbols),不能說研究宗教、藝術和象徵就是後新考古學的事情。這種分派我覺得不是很準確,所以多方法學習是最好的。
   
   問:最近幾年,南方的重要發現層出不窮。特別是四川廣漢三星堆和江西新淦大洋洲的商代時期的墓葬的發現,更有深刻的意義。要是張先生的大著《商文明》再版,料想一定會有新的闡釋。大洋洲還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青銅農具,我很想听聽張先生對這些新發現的評價和意見。
   
   答:三星堆和大洋洲等南方的發現很重要,它們把中國上古的歷史又作了很大的修改。過去的上古史沒有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地位,因為傳統上認為那個地區是蠻夷之地。這兩處出土的器物都有比殷墟早的,與殷墟處在同等的發展水平上。說同等當然是主觀的判斷,不過我們可以想辦法建立客觀的標準,相信結論也不會差得太遠,它們大約還是勢均力敵。當然殷墟有文字,大洋洲和三星堆還沒有發現文字,不過我們目前不能因此就斷定它們沒有文字。巴蜀有文字,其祖先的文字將來也應該有發現。江西商代時期的陶器上已經發現不少文字,以後若有更重要的發現,也不足為奇。這兩處的發現,把我們對傳統歷史滿足的心情破滅了,意義非常重大。大洋洲的的青銅農具,對我對青銅時代的解釋,有很大影響。我認為中國青銅時代的產生,和青銅農具、農業技術的演進所導致的生產力的增加,關係較少;在此前提下,才提到政治的力量,政治作為財富積累和集中的工具在上古歷史上的作用。因此,新淦的青銅農具,對我的解釋有很不利的影響。但是在長江下游地區,農具的出現一直都比較早,不僅是青銅,石器比如石犁也出現很早。也許這個區域的動力與其他地區不完全一樣。這個地區還是巫術性的法器、美術的一個中心,這一點不能忽視。我還想看看新幹的青銅農具是不是儀式性的,是不是只是用金屬做的一種特殊法器,這要看實物上有無實用的痕跡。對此我將付以密切的關注。
   
   問:考古發現不斷地更正著人們對世界歷史的看法,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不斷地修正著人們對中國當然也是對世界歷史的理解。張先生一貫主張用中國的材料豐富人類一般進化的法則,依我的理解,人類的歷史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多元的歷史,只有實事求是地讓中國的材料說話,而非死搬硬套成規,才是真正地為一般的人類法則做貢獻。中國近年來的發現比如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手斧、河北徐水南莊頭以及華南某些洞穴出土的距今萬年左右的陶片等,對所謂莫維斯線以及有關前陶新石器等問題的解決,是否有新的啟示?
   
   答:你說的不錯,是要讓中國的材料說話。莫維斯線和前陶新石器的概念都是根據當時的材料得出的結論,現在的材料把這些看法推翻了,很正常。比如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看法,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八六年有很大變化,我的《古代中國考古學》從第一版到第四版完全不一樣,這不是我的思想變了,而是材料變了,是材料改變了我的思想。現在有人批評我,用我過去的文章作靶子,這是不公平的。莫維斯是我的老師,他的亞洲東部無手斧的結論,建立在四、五十年代的發現上,當時的材料很少;他要是現在還活著,我相信他也許會根據新的材料得出不同的結論。前陶的問題也是這樣。有人說全世界的新石器時代都是先有農業再有陶器,這是因為有的地方有農業而無陶器的發現;但是,東亞的很多地方就是先有陶器,後有農業。比如日本的繩紋陶器,已經有一萬多年的歷史,但農業作為主要的生業,一直到繩紋時代的末期才萌芽。南莊頭有陶器,但有否農業還不清楚,不過陶器在中國出現很早這一點可以肯定。歷史上存在很多一般的法則,但最好現在不要下結論,等到材料夠了,再下結論比較穩妥。像陶器在什麼時代出現、南方早或是北方早的這些問題,每年都有新的材料發現,很多工作正在做,平心靜氣等幾年再下結論豈不更好。
   
   問:現在回頭看看,中國的考古學幾乎完全改變了幾十年前的上古史的面貌,甚至於連由《古史辨》派批評的先秦古籍,也正獲得新的生命。在此意義上說,無論怎樣地高度評價中國考古學的成就都不為過。張先生已經解答了我的許多疑問,最後能否請您談談對中國考古學在今後幾十年的展望?

   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中國考古學過去幾十年的變化,我們可以預料二○五○年的中國考古學會和今天有很大不同。至少有以下幾點可以相信:一,一定有很多新材料出來;二,新材料裡一定有許多現在根本想不到的東西;三,外國人對中國的考古學比較重視;中國學者對世界的考古學也應有更多的了解,會打破閉門不出的習慣;四,今後五十年要討論的很多問題,會集中到中國的新材料對世界歷史法則的貢獻上,並且已有初步的收。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敞開心胸(keep an openmind),不輕易下結論,還要給假說以足夠的彈性。給歷史搭架子,不要用鋼筋水泥,要用塑膠。這不是投機取巧,沒有原則,而是對史料的信任和信心;也是對我們解釋能力的客觀評價。我們的真理是相對真理,只能向著絕對真理的目標去,現在還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我想假如老師有這個態度,同學有這個態度,一代代的學者都有這個態度,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就會快一些。根據現在的材料,做一個硬梆梆的鋼筋水泥般的結論,就會成為進步的絆腳石。最後,我想對我這一輩的考古學家說,放鬆一點(relax);對年輕人要說,你的前途實在光明,學考古有福啦!
   
   問:謝謝張先生。

來源|《讀書》199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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