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30日 星期五

Sources of the Self :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on Page 22:
" ... means. As Charles Taylor puts it in his brilliant new book, Sources of the Self, commitment is not just a preference"


這本據說有翻譯本 被政大教授拿來當取笑對象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harles Taylor

In this extensive inquiry into the sources of modern selfhood, Charles Taylor demonstrates just how rich and precious those resources are. The modern turn to subjectivity, with its attendant rejection of an objective order of reason, has led--it seems to many--to mere subjectivism at the mildest and to sheer nihilism at the worst. Many critics believe that the modern order has no moral backbone and has proved corrosive to all that might foster human good. Taylor rejects this view. He argues that, properly understood, our modern notion of the self provides a framework that more than compensates for the abandonment of substantive notions of rationality.

The major insight of Sources of the Self is that modern subjectivity, in all its epistemological,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has its roots in ideas of human good. After first arguing that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have ignored how self and good connect, the author defines the modern identity by describing its genesis. His effort to uncover and map our moral sources leads to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most of the figures and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tradition. Taylor shows that the modern turn inward is not disastrous but is in fact the result of our long efforts to define and reach the good. At the heart of this definition he finds what he calls the affirmation of ordinary life, a value which has decisively if not completely replaced an older conception of reason as connected to a hierarchy based on birth and wealth. In telling the story of a revolution whose proponents have been Augustine, Montaigne, Luther, and a host of others, Taylor's goal is in part to make sure we do not lose sight of their goal and endanger all that has been achieved. Sources of the Self provides a decisive defense of the modern order and a sharp rebuff to its critics.

2009年1月28日 星期三

情境與心象:漢寶德 (作者:羅時瑋)

情境與心象:漢寶德


羅時瑋

羅時瑋

1953年生,東海學建築系畢業,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交通工程碩士、比利時魯 汶大學建築碩士、博士,台北市及台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專長及研究方向在於亞洲城市建築、台灣都市建築、城鄉建築理論與實踐、建築構造研究、鄉村社區營 造,現任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著有《地方前進》、《擾動邊界》。

以現代理性穿透傳統文化的築夢者

閱 讀漢寶德,同時也經歷其建築教育、建築實踐、乃至於文化理念的人間實踐。他的建築思想光譜跨越建築、都市、歷史與文化,他自許是建築的知識份子,對社會先 憂先見,他的作品顯現出空間思考的實驗色彩,他的建築志業擴充到教育與文化領域,從六○年代迄今的台灣成長經驗看來,漢寶德代表一位從現代主義專業實踐逐 漸走向儒者社會文化實踐的人物典型。


情境與心象:漢寶德
作者:羅時瑋
分類:社會‧人文‧史地人物傳記叢書系列:典藏人物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出版日期:2008/12/31
ISBN:9789866833427書籍編號:kk0226516
頁數:240

2009年1月27日 星期二

蘇煒:站在耶魯講台上

站在耶魯講台上
作者:蘇煒
社別:九歌
出版日期:2006-12-01

我的耶魯同事蘇煒 孫康宜
一點秋心萬樹丹(代序)
輯一  校園教趣
「一個不小心……」
語言改變生命
給美國學生起中文名字
為美國學生改中文作文
學生的簽名冊
愛你的學生,但不要愛上你的學生
第一個教吃「中文螃蟹」的人
學院生活裡的個人化接觸
「有閒」的「遠」與「有為」的「近」
商學院排行榜所提示的
林徽因與耶魯
耶魯二晤龍應台
溫柔的力量
有聲的繆斯
有感於中國大學校長聚耶魯
科學的消費化
會議生活
母語烏托邦
香 椿
輯二  最輕的和最重的
那個抱起受傷天鵝的人
「我有歷史感」
夜讀西諦
最輕的和最重的
話說「大陸人」
十五號路上的「煙樹」
迪士尼再思
從細微處見人性化管理
美國的「公共圖書館文化」
在紐約看姚明
從「素質教育」想到「大公有私」
耶魯理髮室一悟
湯姆叩門
輯三  海天閒讀捧著一顆心──讀劉再復「漂流手記」系列
一代士人的出入之間──讀沈君山《浮生三記》
歷史的肉身──讀張大春《聆聽父親》
靈魂的舞蹈──在紐約看雲門《水月》
我希望聽到中國知識者的聲音──關於蘇珊·桑塔格的一點記憶
在權力與精神之間──讀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
亂世的「舊德」和「敗者」的骨格風采──讀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說「澄」(後記)


蘇煒,筆名阿蒼。一九五三年出生於廣州,文革中曾下鄉十年。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獲洛杉磯加州 大學文學碩士,並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工作。曾爲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現爲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高級講師。曾出版長篇小說 《渡口,又一個早晨》、《迷穀》,短篇小說集《遠行人》,學術隨筆集《西洋鏡語》及學術論文多種。

內容簡介
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作者以一個「澄」字,為這本寫於耶魯這張「大書桌」的文集點題。歷經血火顛簸、煙波跋涉的心智,一旦在耶魯這座古色古香的校園裡澄靜下來,便化為作者筆下那些「澄懷觀道」的或長或短、亦莊亦諧的文字。
耶魯,這座孕育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在蘇煒筆下,可親又可敬。而海外教書育人的憂喜苦樂,令人莞爾且深思,對兩岸世態文情的隔洋觀照,更是深入淺出。校園趣事,長留名校的大師身影,一流世界大學的教育觀念,一一躍然紙上。

作者簡介
蘇 煒,筆名阿蒼。一九五三年出生於廣州,文革中曾下鄉十年。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獲洛杉磯加州大學文學碩士,並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工作。 曾爲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現爲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高級講師。曾出版長篇小說《渡口,又一個早晨》、《迷穀》,短篇小說集《遠行人》,學術隨 筆集《西洋鏡語》及學術論文多種。...(前往)



自序:一點秋心萬樹丹/蘇煒
其 實是知道今天中秋節的。海外無節慶,忙了一個上午給學生上完課,腳步匆匆回到辦公室,秘書告訴我:有一位學生等候了你好久,今天是你的「辦公室談話時間」 吧?我心裡打了個突:並沒有任何學生的事先約定呀。上得樓來,果然見一位個子高高的男學生笑咪咪守在我的門前,開口說:蘇老師,認得我吧?我是李逸斌。 ──李逸斌?我大吃一驚,這是我到耶魯後教過的第一撥學生,掐指算算,他畢業離校至少也有四、五年時間了。趕緊讓進屋,他握著我的手,老師老師的叫得親 切,第一句話,就幾乎要把我的淚水勾下來:老師,今天是中秋節,我帶了一小盒月餅,從紐約過來看看你。他果然從隨身的包裡掏出一盒月餅,輕輕放到我的桌子 上。看著我手足無措、久久沒能從驚詫和感動中緩過神來的樣子,他連忙說:當然,不是專程來的,我的女朋友正在讀耶魯法學院,我常常回來看她。不過想到今天 是中秋節,就特意過來看看老師。幾年不見,這位華裔小夥子長高長壯了,還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跟我絮絮說著他在紐約投資銀行的工作,從前一個中文班的同 學現在還常有聯繫,不時相約見面吃飯,常常還談到老師,那一年的中文課真有意思,非常感謝老師讓我們愛上了學中文……等等等等。窗外的樹葉剛剛開始泛紅, 話語綿綿在耳際流過,我一時竟有點恍惚:覺得這像是一個錯置了地方的中秋故事──這裡,可是「酷」文化大行其道的美國,這位喝洋風洋水長大的ABC孩子, 何來這麼一番「月餅敬師」的溫情呢?便想起他當初在班裡其實不算一位頂拔尖的學生,但喜歡提問題,喜歡在課堂練習中用古怪字眼開同學的玩笑……。我切開月 餅,沏上茶,和他一起吃著談著,回憶著當初課上的種種趣事,各個同學畢業後的去向,誰誰因課結緣成了佳偶,誰誰從北京回來後現在又再回到中國去工作…… 「連我爸媽都不相信我能學好中文,現在公司要我管中國大陸方面的業務呢,真沒想到,中文變得這麼有用!」他大口大口啃著月餅(一副美國孩子啃漢堡的樣 子),質樸的笑容裡帶點羞澀,「老師總告訴我們,要從中文裡看到一幅幅圖畫。我就記得你說過,中國文化裡重視『圓』──中秋月亮的圓,月餅的圓,和團圓的 圓,都是同一個圓……」…………
一轉眼,秋深了。一整個秋天,這盒多少年來第一次在異國中秋節收到的月餅,始終在我眼前縈繞不去,便一直想把這個中秋故事寫下來,卻總覺得找不到合 適的切入點。這幾天,新英格蘭秋天滿坑滿谷的金碧火紅,燒得人心頭抖顫。燃在樹頭的,飄在空中的,踩在腳下的,都是這樣彷彿從調色盤裡直接淌流下來的鮮麗 顏色,便驀地想起晉人陸機的詩句:「及子春華,後爾秋暉」,心裡頭,好像一下子被點亮了──秋天,是一種老師的心情,也是一種父親的心情。學生來了,去 了,聚了,散了;樹葉綠了,紅了,開花了,結實了,我們,也就漸漸步上人生的秋季了。栽樹人是重視春天而淡忘秋季的。因為樹葉兒女離枝飄散的季節,其實是 一個收穫的季節,也是一個互道珍重的季節。但是,秋收冬藏的日子,同時也是昭示來年的日子。那盒學生送我的中秋月餅,或者,既可以看作是綠葉對於樹根的致 意,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文化生命在另一個生命裡的延續吧。每想到這一點,就對自己身擔的這份似乎普通平凡的工作,增加了幾分虔重、幾分尊敬。套用龔自珍「落 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名句意蘊,我把自己隨口杜撰的句子寫在下面:
天風海雨入斑斕,醉紫沉紅話重山。 幾分濃淡幾分墨,一點秋心萬樹丹。
蘇 煒 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於耶魯澄齋

蘇煒:站在耶魯講台上

推薦序:我的耶魯同事蘇煒/孫康宜

我一向非常佩服我的耶魯同事蘇煒,所以這一次能有機會推薦他在九歌出版的新書,心裡感到由衷的喜樂。在此我願意把我所認識的蘇煒介紹給臺灣的讀者。
首先,我佩服蘇煒,因為他不但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已出版過不少作品),同時也是一個少有的模範老師。我之所以稱他為「模範老師」,並非僅指他在教學 上所付出的那種不尋常的精力。更重要的是,他是以愛心來教育學生的。在〈一點秋心萬樹丹〉那篇自序裡,蘇煒把自己作為一個老師的心情比成「秋心」:
秋天,是一種老師的心情,也是一種父親的心情。學生來了,去了,聚了,散了;樹葉綠了,紅了,開花了,結實了,我們,也就漸漸步上人生的秋季了…… 樹葉兒女離枝飄散的季節,其實是一個收穫的季節,也是一個互道珍重的季節。但是,秋收冬藏的日子,同時也是昭示來年的日子……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文化生命在 另一個生命裡的延續吧。
蘇煒對教學所持的這種「秋心」可以說是由種種師德凝聚成的一顆熱心,其中既有教學的耐心和責任心,也有他對與他交往的很多人都常有的關心和喜心,凡 跟他選過課的學生,大多能感受到他們蘇老師這種愛教書,更愛交結學生的特殊情懷。許多耶魯學生告訴我,他們因為選了「蘇煒老師」的中文課而「愛上了中 文」,甚至改變了他們的學業選擇和生命情調。就如蘇煒在這本書中那篇〈語言改變生命〉的文章裡所說,他的教學經驗「往往就是目擊一個學生怎樣進入一門陌生 語言、又和這一門語言所附屬的文化歷史相抵牾、相適應、最後融化其中,然後被一種語言整個兒改造自己的文化個性以至生命軌跡的全過程。」

本書首輯「校園教趣」寫的就是蘇煒本人在耶魯教學的各種心得和樂趣。其中文章之生動、語言之富吸引力,令我想起美國作家彼得‧赫斯樂(Peter Hessler)於二○○一年出版的一本名著《河城》(River Town)。彼得‧赫斯樂在該書中描寫了他到四川教中國學生學習英文的種種經驗,書剛一出版就得到《紐約時報》和Time Literary Supplement等報的好評。著名作家哈金也極力讚賞該書,說彼得‧赫斯樂的書「坦白、熱情、極富洞察力」(suffused with candor, compassion, insights)。蘇書中「校園教趣」一輯,雖篇幅較短,我覺得也同樣寫得「坦白、熱情」和富有「洞察力」。更讓人感到鼓舞的是,蘇煒和彼得‧赫斯樂都 同樣透過他們的語言教學改變了學生們的「生命」。我尤其欣賞蘇煒的這句話:「進入一個語言,就是進入另一條生命的河流。」此話正好是對彼得‧赫斯樂《河 城》一書和蘇煒本人教學成果的最佳總結。

我欣賞蘇煒,還因為他擁有一顆詩人的赤子之心。這一點,我想讀者自可從本書的每篇文章中感受出來。例如,他「捧著一顆心」閱讀劉再復的《漂流手記》; 他被鄭振鐸冒著生命危險去保存民族典籍的熱情感動得「淚水溼潤了」眼眶;他為章詒和的回憶文章「動容落淚」;他被另一位耶魯同事康正果的自傳感動得「泫然 欲淚」。蘇煒最喜歡晚清詩人龔自珍,特別欣賞他那「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詩境,但卻沒有龔自珍那種「空山徙倚倦遊身」的落寞之感。即使今天 生活在海外,蘇煒仍對中國民族的前途滿腔關懷,也對在異域的土地上再造家園興趣盎然,所以他不只從未因過上了流亡生活而淒惶寂寞,甚至把他周圍流亡的一群 組織在一起,給群體的活動增添了很多的樂趣。但同時,他又有他的憂患意識,對中國一百年來在許多方面的「原地踏步」狀況,他深感憂慮:
今天念及孫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叮嚀,真讓人汗顏赧愧:辛亥革命迄今將近一百年了!「反右」、「文革」,也已過去三、五十年 了!我們仍在面對、仍無以釋解二十世紀初年或革命勝利初年,先賢先哲就已經提出的諸多課題。(〈亂世的「舊德」和「敗者」的骨格風采〉)
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蘇煒一貫持讚賞表彰的態度,所以他書中撰有專文,論述了臺灣才子沈君山堅持自由良知,分析了小說家張大春勇於呈現歷史真相,評 介了龍應台的「三不主義」。蘇煒之所以特別尊敬這幾位具有獨立精神的臺灣知識分子,顯然是因為他們都有很強的「歷史感」──他們大多不屑於僅僅在黨派的恩怨是非上打筆仗,而有興趣在更為廣闊的文化社會語境中作文章。可惜這樣的眼光,卻是現在很多報刊網絡上弄文的人所缺少的。在有關鄭振鐸的那篇文章裡(〈夜讀西諦〉),蘇煒曾這麼說道:「雖然中國歷史悠長,當代中國歷史、中國政治包括中國男人中最欠缺的,恰恰就是這個……歷史感。」

蘇煒本人顯然對這種「歷史感」頗有感悟,所以章詒和文章裡的「舊德」深深地打動了他善感的心:
在我們這些深受「五四」新文化與革命教育影響的一代人、幾代人眼裡,「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這些傳統舊道德,從前是「棄之如敝屣」,今天也是 視之如舊痕舊夢,實在何其隔膜久遠了。章詒和散文寫了六個父輩朋友(及其親屬)……我注意到,支撐這些「舊人物」在艱難歲月裡同舟共濟、相濡以沫活下去 的,不是別的,恰恰正是那些被整個社會漠視、淡忘多時的「忠孝節義」的傳統風範與「舊行」「舊德」。
此外,蘇煒也非常支持新時代的女性主義。例如,他十分景仰曾在耶魯戲劇系求學的才女林徽因,他以對比的方式,突顯出林徽因的真實形象,「比同時代寫 《致小讀者》時的冰心要剛健,比《莎菲女士》時代的丁玲要幹練,比寫《呼蘭河傳》時的蕭紅要柔韌,更比張愛玲、陸小曼、王映霞等民國名女人要顯得清爽新亮。」同時,他把林徽因稱為「現代中國追求女性獨立自由、充分展示女性才情光華的女性主義第一人」或「最前鋒人物」。這也從側面點染出耶魯大學在現代西方 女性主義理論發展及傳播上所占的重要地位。眾所周知,耶魯是美國各長春藤大學中第一個發起接收女生入學的學校。巧合的是,耶魯那個紀念女生成就的「女人 桌」正好為林徽因的侄女林櫻(Maya Lin)──也是耶魯校友──所設計。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林徽因的家族代表了耶魯「女性主義」的傳統。

我為我的耶魯同事蘇煒感到驕傲,因為他每天都在努力深入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傳統。他甚至努力向他的耶魯學生們學習,他一邊耐心地修改他們那些可愛的病句──例如「我很病」,「我一定要見面她」,「我對他不同意」,「我要使平靜別人的痛苦」等病句──一邊被他們的精彩故事感動得「淚光瀅瀅」。他從他的美國學生身上讀到了西方人的單純、質樸和誠實。
對蘇煒來說,人生因此就充滿了無窮無盡的趣味了。盼望讀者們也能以欣賞這種趣味的心情來閱讀這本書。
二○○六年九月十日寫於耶魯大學

無國境世代


華文創作散文文學



無國境世代

作者:黃寶蓮
社別:九歌
出版日期:2004

內容簡介

從台灣到英國,從英國到世界各地,目前定居香港的黃寶蓮,擁有超越國籍國境的寫作視野。

由羈旅的城市回到成長的故鄉,每一個角落,都有說不完的故事,探究不盡的智慧。

全書共分四篇:流離、孤獨王國、無國境世代、美好年代,是作者豐富閱歷的集結。書中除了談論各國獨特的風土民情以及驚世駭俗的雅痞行為,也有作者對這世代的反省與哲思。

序
自序:從另一個國度抵達的異鄉人黃寶蓮
我從羈旅的城市回到生長的家園,那麼熟悉的土地,卻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空間。一個你所屬卻無法安適的城市,你如一個外地人,不知道如何搭乘公共汽車,計程車司機滔滔訴說你所不熟悉的社會新聞與八卦,你不知道年輕人為什麼喜歡麥當勞,不明白...(詳全文)


hc評

這是親自體會的作品

有一小錯是將羅素說成盧騷

guru寫成gulu

編輯都未改



Steiner shows how much is at stake in the passing on of wisdom and the risks involved.

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 大師與門徒 2006』(Lessons of the Masters)(哈佛諾頓講座)

"給大師的教訓"裡說得正好 "結構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者是沒有信仰的奧古斯丁主義者" (p.27)

2009年1月26日 星期一

Miya字解日本:食、衣、住、遊

Miya字解日本:食、衣、住、遊

Miya字解日本:食、衣、住、遊


日本迷不可不讀、日劇狂更不可錯過的《MIYA字解日本》,讓MIYA以字為經、故事為緯,帶你神遊日本文化。
「刺身」:生魚片明明就是切出來的,為什麼漢字是「刺身」?
「上履」:為什麼在日本的學校或公司要換穿拖鞋呢?
「詰襟」為什麼男學生制服上的第二顆扣子是定情物?
「音姬」:為什麼「音姬」不唱歌,而是日本女廁不可或缺的基本配備?
四大主題,38個趣味關鍵字,完全深入認識日本生活精髓!

  以「食、衣、住、遊」四大主題,從「單字」出發深入探究日本文化,帶領讀者體會細緻的大和氛圍。

  【食】日式料理在台灣相當受歡迎,但是了解日式料理精髓的人卻不多。Miya詳述日式料理的源由和食用方式,無論是「懷石料理」還是每餐都有的「漬物」都能讓你在享用美食之餘,還能窺見日本人的飲食態度。

  【衣】和服日本服飾的代表,但是你分的清楚到底是右領在前還是左領在前嗎?原來穿法源自於孔子說的:「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還有現在流行的cosplay也是反應現代日本穿著文化的一環,東方、西方的穿著潮流都在日本找到歸屬。

  【住】日劇中常見「不能踩在榻榻米的邊上哦」的劇情。原來,榻榻米是貴族家裡才會有的家具,若是踩在邊上會讓其壽命減短。日式建築的奧妙,全都是有緣由的,本篇均有詳細介紹。

  【遊】日本的多元文化,今日與昨日兼容並蓄的景象讓人印象深刻。但是若到當地只是拍拍照就回來,也許不會有太多的印象,各式旅遊書上對於哪裡好玩都有詳細介紹,Miya深入探討景點背後的故事,讓人心生嚮往,若能到當地親眼見證,印象會更為深刻。

作者簡介

茂呂美耶


  日本琦玉縣人,生於台灣高雄市,國中畢業後返日。1986-1988年曾在中國鄭州大學留學兩年。是嫻熟中文與日文的水瓶座作家。網路暱稱「Miya」,愛與讀者閒話家常日本文化,深受海峽兩岸三地網友、讀者愛戴,是華文圈裡著名的「日本文化達人」。




這本書許多地方點到為止 不過深入 有些地方沒有圖示 雖然有照片


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

Buyology: 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 (Hardcover)

by Martin Lindstrom (Author)

Return to book

1. from Front Matter:
"... the future of marketing the key to truly and completely understanding the thoughts feel ings motivations needs and desires of consumers of all of us Of course neuromarketing isn’t the ..."
2. from Index:
"... 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 55 196 egg industry 153–54 Emory University 4 emotions See also collaboration em pathy fear mo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car racing 84 associated with luxury brands 115–16 associated ..."


丹麥行銷鬼才馬丁.林斯壯(Martin Lindstrom)最近出版《購買學:有關我們為何買東西的真話與謊言》(Buyology:Truth and Lies About Why We Buy)--buyology定義為:激起購買欲的多種潛意識力量,有助於企業展開邪惡的行銷陰謀。林斯壯說,「我希望普 羅大眾把這種工具用在善的方面,藉此更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慾望,我們的衝動,和我們的動機,並將這些知識用於良善、實際的目的」。


為了這本書,林斯壯花了三年(七百萬美元--由跨國大企業贊助),進行一項神經行銷學(neuromarketing)研究--研究團隊找來二千名志願者,用一種特殊磁振造影儀器掃描他們看到廣告或圖像時的腦波活動,結果發現廣告界某些直覺固然正確,但也有很多觀念係積非成是。

以下是書中若干發現:

*在電視節目打廣告或在電影中搞置入性行銷,通常毫無作用;觀眾看到廣告或置入性行銷的影像,會自動把它們過濾掉,這種廣告手法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會有效,那就是能呼應電視或電影情節時。

*在香菸盒打上警告標示不但不能嚇阻癮君子吸菸,反而會觸動他們的菸癮,鼓勵他們點上一根。為什麼?因為人腦中的阿肯伯氏核(nucleus accumbens,與上癮有關的腦部區域)看到警告標示時會受到刺激。

on Page 9: "... to get its fix In short the fMRI results showed that cigarette warning labels not only failed to deter smoking but by activating the nucleus accumbens it appeared ..."

*潛意識廣告(subliminal advertising)是否還在使用?那可不。有些百貨公司或賣場甚至播放內含隱藏性訊息的音樂,悄悄敦促消費者多買東西或不要順手牽羊。

*大家總認為火辣煽情的廣告有賣點,但和一般人的認知相反,廣告中加添「性」元素通常無助於促銷;但如果其中的「性」引發爭議(例如Calvin Klein的內褲廣告),就可以刺激買氣。


2009年1月24日 星期六

ELSEWHERE, U.S.A By Dalton Conley

Sad Men

Illustration by Mgmt. Design

Published: January 23, 2009

Pity the poor Organization Man. Once upon a time, he ruled the American Century with his natty fedora and his quest for “belongingness.” Sure, every­one loves him in “Mad Men,” but these days his wife makes more money than he does, his kids take more meetings and the senior v.p. next door has started wearing age-­inappropriate indie rock T-shirts. Even his shrink finds hi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authentic self passé. And the sociologists can’t stop writing his obi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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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WHERE, U.S.A

By Dalton Conley

By 221 pp. Pantheon Books. $24

Dalton Conley is the latest. “A new breed of American has arrived on the scene,” Conley, a profes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declares in “Elsewhere, U.S.A.,” his compact guidebook to our nervous new world. Instead of individuals searching for authenticity, we are “intraviduals” defined by shifting personas and really cool electronics, which help us manage “the myriad data streams, impulses, desires and even consciousnesses that we experience in our heads as we navigate multiple worlds.” The denizens of our “Elsewhere Society,” Conley argues, “are only convinced they’re in the right place, doing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y’re on their way to the next destination. Constant motion is a balm to a culture in which the very notion of authenticity . . . has been shattered into a thousand e-mails.”

But that constant motion doesn’t quite take the form we might think. Americans, Conley argues, are no longer the geographically rootless nomads of our national mythology. These days, once we have children we change partners — in a pattern he calls “dynamic polygamy” (basically serial monogamy, but kinkier) — more often than we change locations. (Or jobs: the percentage of long-term workers at large firms has actually increased.) And for all our sense of rising insecurity, individual incomes are not more volatile than they used to be. It just feels that way, thanks to the two-earner household in which women enter and exit the work force according to shifting child-rearing demands.

What has changed, Conley argues, is our sense of time and value. In an “economic red shift,” the merely affluent feel themselves falling behind the superrich even as they pull ahead of the average worker. And so they clock endless hours in the online “portable workshop,” mindful of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not working. Finally, the new “price culture” puts a dollar figure on everything while undermining confidence in our ability to know the value of anything, including ourselves. “The division between price and value has increasingly collapsed under the weight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that spreads like wildfire across sectors of our existence,” Conley writes. “In today’s economy, many are dogged by the question ‘What was my value added?’ ”

The “constant fear of being exposed, cut out or outsourced,” he argues, “is the principal pathos of the era.” But he’s not talking about assembly-line workers looking anxiously toward China. Instead, he cite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phthalmologists and “community-college-educated technicians” over Lasik surgery and 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rticle about “fraud anxi­ety” among C.E.O.’s that was “voted third best for 2005.” And then there’s the vanishing airline snack. Instead of complimentary peanuts, Conley laments, passengers are now given a sales pitch, capped with the announcement that “American Airlines is happy to accept American Express or other major credit cards.” How many billable hours were spent developing that cross-marketing deal, he wonders, and what was it worth? As with Amex, so with all of us. “Value is elusive” in our “symbolic economy,” he writes. “So our own worth is therefore elusive, too.”

For a big-picture guy, Conley seems strangely preoccupied with free food. Making the obligatory visit to Google headquarters, he’s “stunned” by the no-charge cafeteria, not to mention the valet dry cleaning, roving massage therapists and giant employee sandbox (but no on-site childcare). Google “epitomizes the Elsewhere Ethic better than any other company,” except that the Googlers happily riding the Wi-Fi-enabled shuttle to their “(n)office” (as Conley hopes we’ll start calling it) aren’t anxious, fragmented or bitter about their leaders’ private 767. “I tried my best to foment discontent,” Conley writes, “but there was none lurking there. . . . I must admit it freaked me out, in the same way that zombies in a horror movie might.”

Conley frets about the “psychic violence” of our increasingly unequal service economy, but his class-consciousness translates mostly into an acute sensitivity to embarrassment. Like an episode of “Seinfeld,” “Elsewhere, U.S.A.” tends to move from one baroquely awkward social experience to the next. At an upscale restaurant, Conley is mortified to discover that the waiter is an old dorm mate from his “elite public university.” He cringes when his sister gets bossed by the nanny. Recalling the time he went to see “Do the Right Thing,” he confesses to not joining the people who walked out in protest when the theater showed a commercial. “I knew they we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 he writes. “But I didn’t want to miss the . . . movie. . . . I resolved the dispute between my multiple selves by giving in to the desire to see the film.” In the Elsewhere Society, he explains, “guilt is often the moral ax that serves to split our selfhood into intravidualistic fragments.”

Conley is a lively if sometimes overheated writer, and his book usefully summarizes all sorts of far-flung academic research while repurposing the latest pop-sociological idea entrepreneurship, from Chris Anderson’s “long tail” to Richard Florida’s “creative class.” But what’s Conley’s value added? The parts of the book that feel true also feel very familiar, while the rest feels less like a coherent argument than a series of disconnected riffs on The Way We Live Now. Call it stand-up sociology: Conley is much exercised about T-shirts, bottled water, personal trainers, “the proliferation of eating options at sports stadiums,” and people who bus their own tables at McDonalds. Tip jars, he argues, threaten democracy and “cheapen smiles in general.” And “the rise of Skymall” is evidence that “the very concept of public space is collapsing before our eyes.” (He really must spend a lot of time on airplanes.)

Refreshingly, Conley doesn’t tell us to smash our BlackBerrys, shred the takeout sushi menu and get back to the family dinner table. “Do not hold yourself to a mythologized standard of the past,” he writes in his conclusion, before falling prey to the same confirmation bias he mocked earlier in the book, when he chid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 “magically” confirming that middle-class child-rearing practices are best. “The successful professional parents,” he boldly predicts, “will be the ones who manage to blend their child-rearing duties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ones, making their children comfortable in high-pressure, high-status work environments.” Follow the citation to some intriguing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Conley home (n)office. “Here I must confess to years of screaming at my wife for trying to involve the kids in her work life as well as yelling at her to turn off her cellphone during ‘family time.’ I was wrong, and she was right. . . . But I can’t bring myself to apologize in the main text, so I am relegating this to an endnote.” h

Jennifer Schuessler is an editor at the Book Review.

2009年1月20日 星期二

The Aborted Revolution of China

The Aborted Revolution

Consumers of 1981, at the dawn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China is facing the most threatening economic crisis in decades, and its leaders have every reason to be afraid. As factories close, profits plunge and worker protests become more frequent, the country's huge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and three-decade-long record of growth suddenly seem less like a guarantee against turbulence and more like barely adequate insurance.

Written before the full force of the crisis became apparent, Yasheng Huang's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presciently anticipates the need for a guide to the least understood weaknesses in China's economy. An MIT professor, Huang argues that China's real reforms were in the 1980s, while from 1989 to 2002 leaders actually moved the economy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nd might be about to pay for it.

Huang has mined never-before-researched financial records on rural China to bolster his thesis that the major gains in overall income growth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were made in the 1980s. Interestingly, this happened without massive infrastructure: at the time, China lagged behind India in terms of paved roads and railways.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leadership purge, when Jiang Zemin and Li Peng took over from more liberal leaders, the reforms championed in the 1980s by a wave of largely rural entrepreneurs were stalled, and officials sought to reassert authority. In this "great reversal," Beijing's Xiushui Market, a thriving shopping area popular with tourists, was effectively expropriated by the city. The entrepreneurial founder of Kelon, China's most successful refrigerator maker, had his company seized in a backdoor takeover by local officials who then ran it into the ground. Land grabs by officials intent o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soared.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backed away from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and morphed into "policy pawns and cashiers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abandoned attempts to develop village-level democracy and instead strengthen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villages. And finally, fiscal 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were centralized. The result: depressed income growth and slower growth in domestic consumption.

Unsurprisingly, several big-name Chinese compani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 Lenovo, Alibaba, Sina and Haier — registered many of their operations as foreign firms, accessed Hong Kong's capital market and legal system and thus succeeded not because of the regime's economic conduct but in spite of it. For reinforcement of the mainland's shortcomings, Huang points to Shanghai, where the mushrooming Pudong skyline masked a poor record on innovation and a lack of private-sector companies of note (its greatest success story, e-commerce star Alibaba, fled to Hangzhou in the neighboring and more entrepreneurial Zhejiang province).

Ominously, Huang contends that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has collapsed. So, too, has personal-income growth. Meanwhile, the paucity of attention given to rural incomes, and the stripping away of educational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for the rural sector, suggest that the future China might not resemble South Korea, where the private sector has steadily grown in importance, but Latin America.

Huang asserts that only more developed property rights, transparency and democracy will allow China to move to the next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but he does so almost in passing and one longs for more substance on these points. Thankfully, his rearview vision is far more fleshed out. As a look at China's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 and as a counterpoint to the common misconception that China is steadily evolving into a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 this book is unparalleled.

Mark L. Clifford is an author and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sia Business Council

2009年1月18日 星期日

唐振常的 川上集等

利用這本書了解一下這本昔日暢銷書的出版和當今之網路資訊

川上集 (三聯)
作 者: 唐振常
出 版 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版次:
1996年11月/ 1997年4月/ 21.5元
2003年7月 15元
I S B N: 710800912 頁數: 473 開 本: 32開 印張: 0.15 包 裝: 平裝 字數: 220千



自序首段: 收入這本集子的文章,除了三篇例外,皆作者近年之作。大約可以分成三類,一是談文說史,二是讀書評論,三是懷人之作。這樣分法,亦有近乎勉強,比如第一類 和第二類就很難嚴格分別。這兩類其實都近於讀書所感,然第一類中此類文字,寫時多引申開去,第二類則多就實論實。第二類中摻入兩篇序文,那也是因為係他為 書而作。第三類懷人之作,除了有一位生者,余皆作古之人。他們都是作者所尊敬的老師、前輩和友人。



自序
以史為鑒說《甲申》
劉公島上念甲午
曾·左·李
李二先生非漢奸
再說李鴻章




"川上集"的图书目录…… 自序
以史为鉴说《甲申》
刘公岛上念甲午
曾·左·李
李二先生非汉奸
再说李鸿章
清代总督与民国军阀
张元济与蔡元培
黄远庸之死
远生之忏
远生时评
师承与变法
谈陈审恪先生治史
陈寅恪先生论梁启超及戊戌变法之二源
道高犹许后生圈
——吴僧先生之乐道敬业精神
寿则多辱?
为黄裳补白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
为《吴虞集》出版说几句话
有鬼皆害辩
京都觑书记]
情真·意真·文真
——贺柯灵创作生活六十周年
黄钟大吕奏大风
——评七幕历史剧《大风歌》
《丝韦卷》读后
别具一格写智者
读《回忆收立煌先生》
本色当行老记者
——陆治《文史杂忆》序
时代记录 记者良心
——唐海《难忘的“号外”》序
可怜无补费精神
——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
关于韩柳的评价
直声在天地 诗名满人间
——记香宁赵尧先生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想起了吴雨僧先生
张东荪先生记微
漫记萧公权先生
周太玄“法师”杂忆
王芸老十年祭
记叶圣陶先生
熊佛西先生及其《山水人物印象记》
巍巍其人
壮志未酬哀白尘
文化神州丧一身
——在谭其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讲话
痛定思黎澍
黎君墓表
人品·学品·文品
——哭师陀
师陀墓表
关于夏康农先生
小记黄大师药眠
热泪祭旭麓
——在陈旭麓追悼会上的讲话
漫说陈虞老
洪辛死而有怨
哀启平兼怀宗瀛
死非其时 亦得所安
——悼李天济老友 回到页首 "川上集"的书摘…… 往依安徽巡抚福济,落落不得志,反学得福

济的欺诈之术,说是应“时时以小人之心待人”。咸

丰四年,去江西入国藩幕,未见重用,及国藩为太

平军败于祁门,鸿章竟辞幕而去,没有什么师弟之

谊了。途过益阳,晤胡林翼,告以离曾营之故。林

翼劝他说:“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

进身?”青年李鸿章倒是有一番志气,不讲关系学,

答说:“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

知不然。”鸿章归寓,束装将行,林翼派人把他强留

下了,留饮数日,绝口不说前事。鸿章终去,在江西

依其做知县的兄弟,进退维谷,极感困难。这时国

藩攻克安庆,鸿章驰书贺捷,国藩立报之书云:“足

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

不来,何也?”文字间虽带有挖苦,毕竟认为鸿章是

可用之材而盼之来。鸿章立刻回曾营。《异辞录》记

曰:“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

熏陶之能事。”还对刘秉璋称赞鸿章,谓之为皖北

人才,在《日记》中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

才也。”鸿章也对刘秉璋盛道国藩之善教,为他所

遇老师中仅有之一人。师生上下关系,此时当为最

融洽的时候。国藩荐鸿章可大用,而鸿章受命招募

淮军,更助其羽翼,旋经国藩保荐,鸿章得为江苏

巡抚。从此,鸿章大遂其志,勋业赫赫,曾李并称。

鸿章所以报效老师兼提携者,最大的莫过于让

成国藩兄弟克金陵之功。国荃久攻金陵不下,时鸿章

已克苏州,朝旨令鸿章赴金陵助攻,鸿章以金陵破在

旦夕,托辞延师,虽经部下将领数请出兵,终不允。及

城破,鸿章至金陵,国藩迎之于下关,拉着鸿章手说:

“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曾氏弟兄攻城前种种部署,

就是不让他人分享破金陵之功。鸿章善体师意,成交

了一笔政治交易,这正是鸿章的权变处。

世事变化,终有出人意表者。国藩晚年,英雄

气短,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国藩生平心病,维两

大端: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

而丢了直隶总督。代之平捻成功者是鸿章,代之处

理天津教案和督直者,也是鸿章。于此,国藩的心

境是复杂的,设辞聊以自解,且有酸葡萄之意流

露,甚焉者,还有牢骚言语。据所见史料,举如下。

天津教案善后,鸿章继国藩督直,新旧更替,

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

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

为我所荐也。”这已经是带有解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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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2月17日

史海寻渡一通才——悼唐振常先生
时间:2002年2月17日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尽管唐先生身染沉疴,住院年余,体弱神衰,但是,饮食尚可,休息尚可,神志也算清醒,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回到家里,竟然可以室内行走,桌前阅报,接打长途电 话,我们都以为他的病情稳中转好。所以,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大家无不愕然,继而默然、黯然,止不住悲从中来。


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对史学的兴趣

先生出身于成都著名大户。幼年在家,由父母延师来家课馆,到十来岁插班建本小学四年级,毕业后进入大成中学。由幼年而少年,由家馆而学校,所习尽 为传统文化一路,由《三字经》、《论语》、《孟子》,而《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而《诗经》、《礼记》。先生开始接受教育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 在中国激荡磅礴多年,但成都内地,风气未开,加上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使得先生所受教育,与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路径迥异。那时的学习方法,除了阅读、理 解,背诵是重要一途。背书虽苦,也少不了挨打,但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先生对史学的兴趣,也锻炼了先生的古文写作能力。先生日后为文快捷,倚马千言,征引古文,便便腹笥,信手拈来,与他早年特殊的教育路径大有关系。

先生天性活跃,亦富主见,在大成中学读了一年以后,便讨厌那里沉闷的空气,毅然放弃一年的学历,考入成都县立中学。这里空气清新,课程齐全,尤重 英语,也能读到新文学书刊。高中时期,主要在光华大学附中学习,这是一所从上海内迁成都的学校,风气开通,比较自由。先生天资聪颖,一表人才,慧中秀外, 品学兼优,同时受到英文和国文老师的赏识,被寄予厚望。毕业后,以高材生而免试升入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先生是那种豪放有余而耐心不足的人,进入中央大学 半年不到,就对那些狗啊、猫啊、花呀、草呀之类的动、植物课程不耐烦了。也许命运使然,就在这时,他的舅父去世,他借口奔丧而辍学。第二年,考入设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时为1942年夏天。


选修陈寅恪先生历史课,受益终身

燕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先生在那里学习首尾五年,第一年在外文系,翌年转新闻系,副修历史,也选听中文系课程。燕大名师如云,风气 开放。先生如鱼得水,如蜂采蜜,从张琴南习新闻学,从吴宓习西洋文学史,从李方桂习语言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他曾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课,受益终身。 燕京是很西化的学校,先生日后西装革履、讲究衣着,与校风熏陶大有关系。先生活跃、多才,学习之余,主编校报《燕京新闻》,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名闻遐 迩,亦由此发端,走上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所走的民主革命道路。

1946年,先生自燕京毕业,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以后,他在《大公报》7年;做电影工作5年,编过多部剧本,其中《球场风波》被拍成电影; 《文汇报》8年,做过文艺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被剥夺工作权利6年。1978年以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研究员,直 到退休。

先生曾自述由文转史的原因,是出于对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先生第一篇史学长文是《论章太炎》,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 《历史研究》上。那时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先生一反“文革”中的章太炎“法家”说、“批孔”说,用弘取精,自成新说,逻辑谨严,尖锐老辣,直刺“四人帮” 影射史学的要害。宏文一出,史坛震动。此前,先生的名气主要在文艺、新闻两界,史学界多不知“唐振常”为何人,此后,先生成了新加盟的史坛老将,拨乱反正 的先锋。


“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

先生治史,信奉陈寅恪先生“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的原则,撰文写书,均努力具体历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义。他晚年自称平生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即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半个指吴稚晖。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 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为而作,为的是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不因个人感情好恶而任意臧否损益。用先生自己的 话,就是“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先师陈旭麓先生评论唐先生《蔡元培传》是“实笔写真人”,这个“实笔”,就是唐先生自己说的公正之 笔,也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正气之笔,是凝结着浩然之气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刚正之笔。


对上海史研究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上海史是先生治史的一大领域。他从70年代末开始为上海史研究鼓与呼,80年代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的编写,带领包括后学如我在内的一批年 轻人,设计提纲,组织队伍,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终于在1989年圆满完成。在实施过程中,他大胆使用年轻人,在学术上一秉独立自由之原则,力主客观评价 租界作用,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为上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长期兼任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实际主持研究会工作,编通讯,做调研,审稿 件,开协调会议,为上海新修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气象,上海学能成为公认的显学,唐先生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先生治学不囿一隅,无古今之界限,无文史之畛域。他早年爱好隋唐史,晚年重理旧业,轻车熟路,佳作迭出,评韩柳关系,论排佛老之议,讨论历史上党 锢派系特点,特别是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写导读文字(先生自谦为“学习笔记”),述事论人,考镜源流,融会贯通,纯熟老到,读后不能不佩服先生 学问的博大精深。


思想与时俱进,文风越老越绚丽多姿

先生才华横溢,文备多手,能作气势磅礴的宏观大论,也能作细致缜密的考据;能作言必有征的学术论文,也能作汪洋恣肆的散文。其思想与时俱进,其文 风越老越绚丽多姿,其意境越老越醇厚浓郁。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滩,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隔三岔五地总能看到唐振常的大名,听到唐振常的宏亮声音,看到唐振常 的潇洒形象。他的著作也成批推出,有精雕细琢《章太炎吴虞论集》、《蔡元培传》、《史海寻渡》、《识史集》、《承传立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 卷》,也有轻松俊逸的《唐振常散文》、《饔飧集》、《俗轻集》。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贡献,早已越出史学、文学的领域,惠及整个社会。

作为富户少爷,先生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年以后,依然不大懂得治理生计,有钱就花,大手大脚,好烟、好茶、好酒、好饭菜。钱来得快,去得也 快。最妙的是,他能将文化与饮食结合起来,能够吃出道道,说出名堂,什么川菜不等于辣,火锅为什么会起源于重庆,正宗的狮子头应该怎么烧法,他都能如数家 珍,娓娓道来。他的作品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因此有“美食家”之誉,被推为美食家学会会长,吃遍上海名馆,还到台湾去进行一次美食交流。上海一 些名饭店也以能够得到先生好评为无形资本。每到逢年过节,就会有一些名店名厨给他家里送来上好菜肴。但先生会说会吃不会做,师母的烹饪手艺自然比不上名店 名厨,在此情况下,先生倒也能伸能屈。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上次是一碗辣酱面,这次是辣酱面一碗,但先生甘之如饴,并无怨言。


率真择善,无愧“侠儒”之称

先生富才气,也有些傲气,但没有霸气,治学求是,尚理服理,从善如流。记得他论章太炎的大作发表以后,有人指出其论文中有一副对联是伪作,他在出 论文集时便作了删节。后来又有人指出那副对联是真的,他经过研究,乃恢复先前的说法,并在《自传》中对此详加剖析。先生之率真择善由此可见一斑。为学如 此,为人亦如此,服理不服人。无理,虽权贵,不折腰;有理,虽后生,悦服。尚理,因此他爱才、惜才。他晚年交往圈子中,每多青年才俊,忘年之交成群。尚 理,因此他身上留有可贵的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事见不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全无顾忌,为弱势者撑腰,让当局者难堪。也因此,有人说他火气大,有 人说他热心肠。先生重感情,无城府,不掩饰,喜怒皆形于色,喜则畅怀大笑,怒则破口大骂,悲则放声大哭。先生最大的本领,在于没有心思,愁过、骂过,一会 儿就烟消云散。我多次随先生外出开会,晚间同处一室,说着说着,他的话声就变成鼾声了。有人曾戏评上海学术界名人,称某为才儒,某为傲儒,某为酸儒,某为 商儒,唐先生则被评为“侠儒”,真是传神之评。

先生生于1922年10月7日,逝世于2002年元月27日,享年80。

先生善作人物传记,哭黎澍,忆旭麓,祭谭公,悼云溥,为其名篇,状事摹人,寥寥数笔,形神毕现,一文既出,传诵遐迩,有太史公笔法。我有幸随先生 治学多年,今作此文,一则以悲,一则以愧。对于先生的学问,我未窥其堂奥;对于先生的笔力,更未得其万一,置评少识,遣笔乏词。好在先生名满天下,功在中 华文化,日后为先生立传者自不乏人。先生于九泉之下,当会以月之之诚挚真情,而谅月之之愚钝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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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求史识——访唐振常先生

何情

  认识唐振常先生已近40年了,坐下来听他细述人生经历以及治史治学的感受,却是第一次。

  振常先生于我应是师字辈人物。60年代初乍离校门不久,我在《文汇报》文艺部当记者,部主任就是振常先生。当年文艺部是《文汇报》的两个大部之一,集文艺报道、文艺评


论、文艺副刊于一身,由振常先生统管。但见他每日自早到晚忙个不停,白天抓报道,晚上看评论、副刊的大样,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也谈不上八小时以外的休闲 生活。时不时见他点燃一支烟,手捧一杯茶,凝神沉思,顷刻间便挥就一篇"闻亦步"之类的短文,评点剧目,针砭时弊,文风辛辣。那段时期,《文汇报》的文艺 宣传可谓有声有色,影响甚大。直至"文革"发生,他进了"牛棚",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

  "四人帮"覆灭以后,原以为他会重整旧业,以他丰富的办报经验以及雷厉风行的作风,回《文汇报》继续发挥所长。不料他却进了上海社科院 历史研究所。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其间不断有论文问世,从唐代政治史的考证,近现代人物的研究评价,直至上海地方史的论述,新见迭出,并以行文风格的独 树一帜,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以一代报人转入史学领域且卓有成就,在当今罕见有第二人。颇想听听他转行的动因以及20年治史治学的种种感受。于是趁安徽教 育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面世之机,我访问了他。

由新闻转而治史动因在于"不读史便无以知今"

  振常先生说:"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转到历史研究行列,其动因在于对文革这个怪胎的莫明所以,以为不读史便无以知今。所以在社会贸贸然跌跌撞撞三十年之后,终于废弃新闻而从事历史研究。"他谈起早年的人生经历。

  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振常先生,自幼接受国学传统教育,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燕京大学关门,次 年在成都复校。1942年夏天,他考入燕大外文系,目的为了学文学。当时燕大的外文系和其他教会学校相同,注重语言,他以为新闻与文学相通,于是转入新闻 系。学校有一个规定,有的学系要有副修,即除了主修学课系,还要选定另一学系,读满所规定的学分。他选历史为副修,也读了中文系开设的较多课程。

  1944年,陈寅恪先生来燕京大学任教。第一年,在历史系开《魏晋南北朝史》,在中文系开《元白诗》。早就仰慕陈先生的大名,振常先生 当然不会放过学习的机会。于是他就选修这两门课。他回忆说,当时陈先生一眼已近于盲,身体很坏,讲课声音很低,一边讲,一边不断喝冷开水。日常课堂讲授, 很少和学生问答。一次讲元稹《悼亡诗》到"唯将终夜长开眼"句,陈先生突然问学生,何谓"长开眼"。他坐在前排,首先被指名问及,竟答不出所以然。陈先生 又问了二三人,均不能对。陈先生这才从"鳏鱼眼长开"讲起。第二年,陈先生开《唐史》及《元白刘诗》两门课,他都选读了。前两门课读到一半,学期考试,意 外地得了高分。陈先生建议他转读历史系,他以自己"不是做学问的材料"而谢。他解释说:"其实当时的真实思想是,抗日风云如火如荼,自己满脑子的战斗观 念,未曾想到致力学问。而今回忆起来,对历史学的兴趣,其实当年就已有了。"

  1946年6月,振常先生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从此,他长期战斗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在《大公报》七年时间,奔 忙在上海-香港-上海-天津之间。后来又在上海《文汇报》工作。他当过记者、编辑、采访主任、文艺部主任。谈起新闻工作的这段经历,他概括为"轰轰烈烈, 空空洞洞"八个字。他说,"搞新闻这些年虽然所写文字很多,但能留下的不多。全国解放前所写的,已成明日黄花。建国以后所写的,总离不开当时需要什么就写 什么,社论文章尤其如此。这些文章大多是应命之作,当时是轰轰烈烈,时过境迁,回头看看,没有实在的东西,只能与时事同成过去。所以说是空空洞洞。"

  "四人帮"覆灭后,振常先生之所以未回到新闻工作岗位,这是原因之一。

  "其二是,"振常先生继续说,"原来我想通过习新闻而走上文学道路,当作家。在工作实践中发现,新闻和文学纯属两码事,搞新闻的人,转 作家的不多。转而搞史,开始是由于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即中国在60年代中期何以会出现文革,这是举世旷古所未有之事,不读史无以知今,读史 为了帮助我了解文化大革命,因为做记者多年并没有好好读书。然而踏进历史之门后发现,对于浩瀚无涯的中国历史,毕竟所知甚少,当年改业触发的今,仍然未明 头绪,更遑论探索文革的所由这个难碰的题目了。"

  尽管如此,振常先生认为由新闻转而习史,有它的好处。因为新闻工作笔不停挥,天天要写,还要写得快,这对治史有利。他说"过去有种说 法,是学术死板,史家无文,其实中国历史绝不是这样的。翻开一部中国史,凡优秀史学著作都是绝好的文学作品。司马迁是大史家,又是大文学家。他的《史记》 史料翔实,被诩为信史,文采也属一流。另外,搞新闻多年养成的快速、敏感等习惯,也有利治史。我的史学文章和有些专门治史者写法不一样,正统史学工作者也 许会认为我是野孤禅,而我则认为,搞史不应古板乏味,同样要求潇洒、自然。这也许正得益于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吧!"

为个人辨诬事小,求历史公正事大,这是治史品格

  自选集收集振常先生20年治史中的主要论文近40篇,其内容为中国古代史主要是唐史部分、近现代史部分以及上海地方史。振常先生写于书 首的自序,可看作是这本书的导读。他写道:40篇论文涉及中国近代史方面较多,归纳起来为"只研究了蔡元培、章太炎、吴虞三个人和半个吴稚晖"。近十年来 他把精力集中在上海地方史的研究工作上,"而真正能称为现代意义的上海史研究工作,只是《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篇"。

  围绕这三个半人物的研究,我请振常先生谈谈治史治学的感受。他说,看待历史事物,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这些年治史 中每每涉及人物评价,出现一些争议。他认为:为个人辨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这是治史的品格。他以《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为例来阐 述这一观点。

  1903年6月底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震惊中外,章太炎、邹容等6人被捕入狱。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其余4人相继释放。 1905年4月3日,邹容瘐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前往日本,次年发表《邹容传》,其中提到章邹之被捕,乃出于吴稚晖告密。研究 这段历史者大都依据章太炎的文章判定吴稚晖是告密者。这一说法沿袭很久,以致过去《辞海》的有关条目也持此说。振常先生根据两位与此案有关联的人物,即蔡 元培和章士钊所做的否定的结论,细加研究思考,分析了蔡、章两人的有关材料,又广泛搜集史料,发掘档案以及当时与章太炎有关的人物的书信和文章,从而否定 了吴稚晖告密之说。

  振常先生说,《苏报案中一公案》乍看完全是一篇考证性的文章,其实并不尽然。它涉及如何治史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是 不是告密者,这是一个不难搞清楚的问题,然而在一些文章中一再沿袭陈言,以讹传讹,纠缠至今。何以如此?因为吴稚晖这个人后来的历史太糟糕,他顽固地反 共。人们就因为他太糟糕而否定他的不糟糕处,认为他既然反共就必然告密。没有人想到要去搞清这件事。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涉及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这 样一个重大问题。

  振常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的全局和整体,同时也不能忽略他的片面和局部。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的整个历史,特别要看 他在历史发展转折时期的表现,要看他的主流。但不能因为一个人主流不好,大节很差,就讳言他一定时期的作为。尽管局部或者一个片面不能改变对其人的全部评 价,但作为研究,是不能不过问的。由于其人大节坏,对其一定时期某些好的表现加以歪曲,这就有悖于治史的品格了。

搞文学要发于情,研究历史却要无情,要铁面无私,秉笔直书

  振常先生治史的另一感受,是研究历史必须无情,不能讲情面,不能感情用事,秉笔直书也是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品格。

  他说,搞文学要有情。试看曹雪芹写《红楼梦》,十年心血写了个情字。巴尔扎克写《高老头》也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小说最后写到高老头去 世的一刻,巴尔扎克自己也躺到了地上。汤显祖写《牡丹亭》对杜丽娘情不能已,竟一人独卧后花园抱头大哭。这是发于情。文学家笔下有情,塑造的人物才感人。 而研究历史不能如此,有情就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研究入迷时,也会动感情,但下笔时,一定要铁面无私,要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他以研究蔡 元培为例说明这一点。

  蔡元培的一生令人景仰。他对中国文化学术科学教育的发展贡献极大。在政治上,他也逐渐走向人民,有功于世。周恩来挽蔡元培联"从排满到 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谓确评。振常先生说,"可是,多年来,蔡元培研究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起初对他 缺少研究,甚至有些冷淡。近年一些著述似又偏于另一方面。对蔡元培不断拔高,变成了他信仰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立身行事,为其 所当为。譬如,1927年清党案的提出,蔡元培是主要人物,对此不能掩饰隐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赞成清党,是当然之事。"据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最 近重新出版了振常先生的《蔡元培传》。在新版中,他增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前言》,对蔡元培之作为自由主义者及其参与清党事,提出了深有见解的看法。

  "但是,现在有些文章或者讳言这一事件,或者以毫无根据的臆测为其辩解。这就是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歪曲了。"振常先生又说。

  正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蔡元培,在《蔡元培传》中,振常先生研究分析了蔡元培1927年的清党案,认为蔡元培一生追求的,是建立一 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核心在于保障民权。从这点出发,他参与了清党,也从这点出发,他参加并主持民权同盟,走向与国民党对立。振常先生说:" 如果讳言或曲解他的参与清党,我笔下的人物便不是真正的蔡元培了。"我印象中,振常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是非好恶,对事对人常常是快人快 语。在治史治学方面,他是如何排除个人的感情因素,力求客观公正的?针对我的提问,他介绍了研究和评价吴虞的感受。吴虞是振常先生的太老师,曾执教其父辈 三兄弟,并带他们赴日本。振常先生对这位太老师是十分尊敬的。然而,吴虞这个人物一生十分复杂,五四时期名气很大,提倡新文化,反封建礼教,但后期纳娼嫖 妓,小节甚差。许多人对他看不懂。振常先生花了大力气在吴虞家乡四川成都调查其生平家世,又在北京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读完并摘抄吴虞《日记》。这份《日 记》被分订成61册,起于1911年旧历9月,止于1945年4月。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他原来对吴虞的某些看法,得以有所佐证、补充、改变和发展,从而 比较公正地看待吴虞的一生。他的论文《吴虞研究》写出了吴虞当年如何崭露头角,高举新文化的旗帜披荆斩棘,一往而前,直捣大成殿;又如何在同时代人大步向 前之时,他消极遁世,做出许多有悖人情的丑事,终于归于虚无。他说,"从感情上说,我对这位太老师是尊敬有加,确实希望他各方面都不错。但为尊者讳,为亲 者讳,是治史之大忌。如果为这位太老师讳,必失客观公正,这就有失史格了。"

  《吴虞研究》发表之前,振常先生曾分别寄给吴先生最得意的两位门生及吴先生的女儿。反应截然相反。吴先生的两位门生来信备加推崇,以为 文章持论公正。而吴先生的女儿则来信大骂,甚至斥之为与吴先生当年的对手、那批顽固的礼教徒沆瀣一气,并要求不要发表。振常先生回信以"一自为尊亲贤讳, 便无信史"劝之。至于蔡元培先生家属蔡粹盎、蔡怀新姐弟,读了《蔡元培传》中关于蔡先生参与清党事件部分,不但不因此而有微词,而且颇为肯定,认为文章所论与蔡先生的实际情况符合。振常先生赞赏地说:"他们不为亲讳的态度,确实可以为革命人物的后代效法。"

  20年治史,振常先生的体会是:学术研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文章自己写,责任自己负。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论任何人有任何反 映,作者应有自己的态度。历史研究是科学,掺不得虚假,更不能为外界所左右。他强调说,"我写文章,研究问题,无所傍依。不管研究的对象是父母,是亲友, 是师生,都应如此。所谓修辞立其诚。不仅治史要求如此,干任何事业都要求如此。"他认为,"这是一种敬业精神。"

"在历史中求史识",摆正论文与专著的关系

  振常先生谈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涉及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学风问题。提倡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风尚,应是繁荣学术不可忽视的前提。在探 讨这个问题时,振常先生说,"当年陈寅恪先生主张治史应在历史中求史识,这确应成为共识。如果史学研究中看风使舵,为尊亲贤讳,便难有信史了。"

  近十年来,振常先生偏重于上海地方史的研究。所写论文中,他比较看重的是《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他认为,这篇论文提到一个从来没有提 到的问题,即上海人的市民意识。市民意识应是国外的概念。全中国的城市都属于中国传统城市,惟有上海不同,为什么?因为上海人有市民意识--这是西方的概 念。上海人所以有市民意识,与上海租界的影响分不开。

  谈及此,振常先生又提到当前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即应摆正论文和专著的关系。他说,目前有些学人过于看重专著而轻视论文。 其实,论文比较撒得开,许多学术问题只有论文能讲得清楚。专著往往受框框的局限,不易深入解剖某一学术问题。他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评职称有关系。而今评 职称往往看你有几部专著,年轻人出于功利考虑,急于出专著,而不去认真学习,研究,分析,深入调查,写出几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他不无焦虑地说:"长此以 往,这对发展学术不利。在学术研究上急功近利,毕竟是件悲哀的事。"

  振常先生居住在苏州河边一座旧式公寓大楼里。自1958年迁入至今已超过40年。二居室的住房全朝北向,其中一间作会客室兼长子卧房, 另一间便是他的卧室兼书房,光照明显不足,访谈便在这里进行。由于房间不宽敞,振常先生不得不在厨房辟出一角装上搁板放书。然而,居室虽陋而简,却无损于 他爽朗乐观的性格。访谈中,不时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很难想像,他的一系列闪烁灼见的论著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就的。谈起今后的打算,振常先生告诉我,随着 岁月的流逝,年事日高,研究工作无论是调查、研究、收集材料都得事必躬亲,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今要写长篇大论已力不从心,近年来只能写些散文随笔及随 感而发的文章,其中一些已集纳成册,出了十几本书。振常先生的夫人陶慧华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建国以后,她长期奔忙在教育战线上,早已是桃李满天 下。退休后,她主要忙于家务,照料振常先生的日常起居生活。当年同学年少,血气方刚,他俩在学生运动中并肩战斗;而今三个子女均已长大成人,他俩相濡以 沫,互相关心。这些年来,陶先生已成为振常先生研究工作的坚实后方。望着她乌丝中掺杂的较多银发,我想,振常先生的治史成就中,也应有她的一份功劳。*/

(1999年10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2009年1月17日 星期六

BBC中文網《中國叢談》為大家介紹八本在2008年出版品

八本中國題材英文書封面

開捲有益,BBC中文網《中國叢談》為大家介紹八本在2008年出版的關於中國的非小說類英文書。

《1434:雄壯的中國艦隊在意大利點燃文藝復興》認為中國明朝的船隊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

《崛起的龍 - 中國1978至2007年改革時期的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介紹中國吸引外資的情況。

《中國怎麼想?》指出,中國學術界對政治決策者的影響不為外人所知。

《毛的得力助手 - 從哈佛廣場到天安門廣場,我在中國外交部的生涯》中,曾為毛澤東等擔任英文翻譯的冀朝鑄以知情者的身份講述現代中國發生的各種事件。

《中國轉變中的政治版圖 - 展望民主》集成了數百名學者對中國民主前景的看法。

《走出毛澤東的陰影 -- 為新中國的靈魂奮鬥》顯示了中國民族情緒在1990年代至今的轉變。

《中國水戰士 -- 公民行動與政策轉變》剖析了三個水壩興建工程招致的反對運動。

《見證中國 -- 沉默一代的聲音》》寄述了十多名中國"時代見證人"的經歷。


請點擊以下書名

2009年1月16日 星期五

A Dream of John Ball, A King's Lesson

Project Gutenberg's A Dream of John Ball, A King's Lesson, by William Morris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357/357-h/357-h.htm

2009年1月13日 星期二

唐說齋研究 等

周學武

唐說齋研究 碩士論文 台大1973 出版
周學武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編, 編者, 1973. 2,
Book 忠孝文選, 196/8563, 周學武選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國立編譯館主編 ...

周濂溪太極圖說考辨
, 周學武 編撰, 瓜棚下的怪談-聊齋誌異, 周學武編撰, 時報文化 ., 1983. 2, .

葉水心先生年譜/ 周學武著 2003?

2009年1月12日 星期一

A Pig in Provence 書末提 Barchester Towers


A Pig in Provence: Good Food and Simple Pleasure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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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g in Provence: Good Food and Simple Pleasure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Paperback)


Barchester Towers, published in 1857, is the second novel in Anthony Trollope's series known as the "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 It is possibly Trollope's best known work.




一頭豬在普羅旺斯,作者:喬治妮·布倫南, 在全書八個章節中,各章都有一種經典的主題食物登場。以美食為主線,作者用法國式的優雅語言為我們講述了八段關於“膳食、孩子、 ...




Plot summary

Barchester Towers concerns the leading citizens of the imaginary cathedral city of Barchester. The much loved bishop having died, all expectations are that his son, Archdeacon Grantly, also a clergyman, will gain the office in his place. Instead, owing to the passage of the power of patronage to a new Prime Minister, a newcomer, Bishop Proudie, gains the see. His wife, Mrs Proudie, exercises an undue influence over the new bishop, making herself unpopular with right-thinking members of the clergy and their families. Her interference in the reappointment of the universally popular Mr Septimus Harding (hero of Trollope's earlier novel, The Warden) as warden of the hospital is not well received, even though she gives the position to a needy clergyman with a large family to support.
Even less popular than Mrs Proudie is the bishop's newly appointed chaplain, the hypocritical Mr Slope, who takes a fancy to Harding's wealthy widowed daughter, Eleanor Bold, and hopes to win her favour by interfering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wardenship. Summoned by the local clergy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against the Proudies and Mr Slope is another clergyman, the brilliant Mr Arabin. He also falls in love with Eleanor, and she with him. After some misunderstandings, they become engaged. Mr Slope's double-dealing is revealed, and he is dismissed by Mrs Proudie.

External links



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learning; no short cut to the acquirement of any art.
—《Barchester Towers》

回覆(40): 書房讚嘆區, Trollope, 09-17 23:10:19
風鳴兄:

Maggie 忙到亂髻甩頭,我點敢介紹佢睇一本本似磚頭的 Trollope 小說。

When Anthony Trollope died in 1882, he had written more words than any other English novelist.

你前天晚上所貼照片中的四部書,我沒有讀過 Richard Mullen (1990) 寫的那部傳記,這書與 N. John Hall (1991) 的那一部 Trollope 傳齊名,應該很不錯。

Trollope 的傳記我只是略翻過 Victoria Glendinning 的那一本,書名就叫 "Trollope",大概是 1992 年出版。那幾年 Trollope 的傳記出得真熱鬧,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竟有四本之多,更竟然都有份量。Glendinning 是傳記文學名家,她曾經為 Trollope 他媽的 (vulgarity not intended!) 一部傳記寫了序言,書名叫 "Fanny Trollope",傳記作者 Teresa Ransom 是 Fanny Trollope 的後人。Trollope 媽 Fanny 也是作家,好一個揚眉女子,作品深受狄更斯和馬克吐)等讚賞。

讀 Trollope 的小說自當如風鳴兄般由 Barsetshire novels 那一個系列的六部小說讀起,"The Warden" 和 "Barchester Towers" 尤其精彩,後者更無疑是 Trollope 最著名的作品。此一系列的最後一部 "The Last Chronicle of Barset" 情味比較 gloomy,而文氣益見渾厚,內歛而深邃,Trollope 一貫圓熟老練的文筆,於此更臻高峰,不少 Trollopians 認為 this is the finest he ever wrote. 風兄如果閒暇時間不多,讀完 "Barchester Towers" 之後,跳來讀這一本,當亦無憾。

至於以 "Can You Forgive Her?" 為首的 Palliser novels 系列,是另一個引人入勝的 mid-Victorian (1851-1879) 世界。這個系列又稱為 parliamentary novels,如果你對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議會政治完全沒有興趣,這六本小說便不會讀得投入。很多英國人倒是看得津津有味,BBC 在七十年代拍過電視劇,共有 26 集。悶不悶?我覺得不會 (Civil Service, Parliament, the Law 等),有如看中國內地的電視歷史劇集,很不錯呀。這套劇的 DVD 在香港的 HMV 間見有售。

我比較喜歡 Barsetshire 系列,迷倒於那一種幾已消失殆盡的英國鄉間風物與小鎮人情 (the Church and the rural gentry 等) 。作者筆下的正面人物,入世而每能出塵,有品格又有人情味,親之近人,令人眉展而懷放。

此外,Trollope 的 social satires 中我以為 "Rachel Ray" 和 "The Way We Live Now" 都應該一讀。當然還有那部為他招謗甚多的自傳。

你 照片中的 Oxford 和 Penguin 兩種 handbook 各有好處,Oxford 交代背景詳細,Penguin 介紹人物清晰,都很好用,我的都是在海外買的(愛丁堡和星加坡)。我另有一部 1948 年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 "A Guide to Trollope",此書介紹小說出現過的人和地,每多引用 Trollope 原語,饒富趣味。Besides this attraction, it's a very handsome volume. 差不多同年代出飯的,還有藏書家 Michael Sadleir 的經典之作 "Trollope: A Commentary" (London: Constable, 1945,第三版)。Sadlier 是 Constable 出版社的老闆,he was perhaps the biggest influence in the revival of the interest in Trollope since the 1920s。這兩部書恐怕現在都不易找到了。二書我都在牛津的二手書肆覓得,共費約一百五十港元而已。Sadlier 的那部書在六十年代初曾經由 OUP 影印出版過一次。

此外,我大約二十年前在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附近的 Dillions 購得 Donald Smalley 編的 "Trollope: The Critical Heritage",令我對 Trollope 的流風餘韻了解大增。這書應該未曾絕版。談到 handbook,有一套書風兄不妨一知,書名叫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in Trollope",共四大冊,是三數年前出版的書。

Trollope 作品的版本,以倫敦 The Trollope Society 的精裝本為上品,但這不是一般讀者可以負擔的。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舊版精裝本,藍色硬面,小巧可愛,叫人不能釋手。我在英國各處的舊書店見過一些,索價不 菲,結果至今此版我一本未有。牛津舊版黑色封面的平裝本,二手價平得多了,紙薄而韌,字墨鮮明,亦甚可喜,我買了幾種。至於現今,則是 Penguin 和 OUP 的平裝本平分天下,校勘之功非我所知,惟單以序文及註釋而論,Penguin 版一般只會勝於而不會不如 OUP 版。論印刷裝訂,二者均差於舊本多矣。

我這個 Trollope 迷,幾年來在這兒絕少談 Anthony Trollope,就是因為怕像這樣的收不了口,自悶悶人。諸君知我諒多,包涵包涵。

<'http://i2.photobucket.com/albums/y31/16191692/Trollopehandbks3.jpg'>

2009年1月11日 星期日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在台大校園巧遇蔡孟祥
他提到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書中採用"磨擦力"作為領先者之利潤差距說法
特別找出昔日筆記一則

“傑作”{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HC 2006011)

現在翻譯出版Knight, Frank H. (1885-1972) 的1921年少作,其實猶未晚也:{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安佳譯,北京:商務,2006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y Frank H. Knight, Ph.D.
First edition, 1921. Hart, Schaffner & Marx;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The Riverside Press, Cambridge
這本書可以找到網路「自由」版Copyright (c): 2000, Liberty Fund, Inc.
所以翻譯本的另外作用,或是供讀者對照閱讀。
安佳在本書採亦步亦趨直接譯,或許有多次字面了解不過透徹。
譬如說作者謙稱它是一本MASTERPIECE/MASTERWORK,採其古義「通過出師或成師檢定時的作品」,翻譯成杰作與上下文不對味。

又譬如說第一章之一注:其中"literary"或不應翻譯為書齋……
There are three types or school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 theory, connected with the names of Cournot, Jevons, and Walras respectively. Dr. Vilfredo Pareto, of the University of Lausanne (successor of Walras), is now the most prominent exponent of the mathematical method. Among "literary" pure theorists, Wicksteed, Schumpeter, and Pantaleoni stand out.

我對照讀了作者1921序,還有些地方可以討論,不過這非本文主旨。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 Google 圖書結果

由 Kenneth O. Morgan 著作 - 2001 - History - 780 頁
He also appeared as the perfect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 the Norfolk trickster, the Savoy Rareeshowman, Palinurus the magician, Merlin the wizard, the Screenmaster-General"


on Page 72:
" ... political approval of the new regime, signalized with a pension from Lord Bute in 1762"

"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翻譯成約翰·斯圖爾特,第三代比特伯爵KGPC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1713年5月25日1792年3月10日),喬治三世時的第7任英國首相


on Page 76: "difficult to see how Pitt and Bute could have co-operated in the new circumstances"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Illustrated] (Paperback)

by Paul Langford (Author)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Revolution of 1688 -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 has inevitably fluctuat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 reinterpretation b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more)

這系列書的翻譯容易出問題
因為文化差異大 譬如說
"寫(一手)好字 p. 149 " 的真正意思請參考 cursive, "fair hand"


1.
"...to teach and instruct in reading of the Holy Bible and in writing a fair hand and in arithmetic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est and of other inhabitants of Burrough Green' "


處理得宜處
譬如說 第一頁

1. on Page 1:
" ...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ose of more spectacular convulsions. Even the relative absence of physical violence can be exaggerated" 甚至可以說 要說這年代比較沒有暴力 也是誇張的
2. on Page 50:
" ... which individuals could move up and down the social ladder. In particular the absence of aristocratic"
3. on Page 77:
"Most of them, in the absence of a charismatic leader of their own, were content to labour on under new management. A typical figure was Lord North, himself a cousin ... "

18世纪英国:宪制建构与产业革命



【作  者】兰福德 著,刘意青,康勤 译 [同作者作品] [作译者介绍]
【丛 书 名】 斑斓阅读·外研社英汉双语百科书系
【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书 号】 9787560077819
【出版日期】 2008 年9月 【开 本】 32开 【页 码】 232 【版 次】1
【所属分类】 外语 > 英语 > 阅读 > 文化背景


【目录信息】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第一章 革命及其反响
第二章 罗宾政府的兴起
第三章 工业和赋闲
第四章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第五章 不同政见的斗争
第六章 叛乱和改革
第七章 结束语
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1721-1789年
译后记



Courtesy of the Print Collection, Lewis Walpol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397
From the Original Picture by John Collett in the possession of Carington Bowles. Printed for & Sold by Carington Bowles, at his Map & Print Warehouse, No. 69 in St. Pauls Church Yard, London. Publish'd as the Act directs (erased)

Four young ladies in pleated gowns and hats bowl outside a country inn, one just releasing the ball at a set of ninepin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alley, a little girl is ready to set up more pins. Two young ladies stand together on the left beyond the bowler, one offering the other a bowl of snacks. In the center background, another lady leans over a table with wine bottle and glass and blows the foam off a large cannister of beer she holds in her hands. A spaniel watches the bowling from beneath the table. On a large tree in the background, a tally board, halved by a chalk line, shows the marks of two teams. A ball, a tipped pin, and a clay pipe with broken stem lie in the foreground. Surviving impressions includes the date "2 Feb 1779."

33x 25 cm.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no date, B1970.3.773)
13.7 x
11 cm.
Lewis Walpole Library (numbered 290, no date, 778.1.1.5)

2009年1月7日 星期三

《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訪問)、黃銘明(紀錄)《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
p.174 說的工研院址有時空錯 包括沒提電子所
不過提到王永慶研究所的取消 因為 國內無agreement of secrecy 等文化

本書有許多有意思的故事
翻譯還有 Gulf vs seabay 雙重失意

祖宅簡圖有意思
"要不成為黨員也很費事哦" (p. 174)


對(新)疆之說法是附會 不過合乎"疆"古義

《說文》:“鳄,界也。人钫人田鄄田、三,其界畫也。疆,鳄或人钫人彊、土。”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甲文)人钫人弓,人钫人田鄄田……此古者以弓紀步之證。”“人钫人田鄄田象二田鄄田相比,界畫之誼已明,知田鄄田與鳄為一字矣。”

石油往事

——煉油玉門前後

金開英口述

主持地質調查所燃料研究室

㈠ 地質調查所的組織和人才

地質調查所的設立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鴻釗等學者爲了提昇中國的地質研究而設立的,是政府體系的一部分,所長先後由丁文江先生和翁文灝先生擔任。民國二十 年我回國服務的時候,全所設有四個組和兩個研究室,分別是:區域地質組、礦物岩石組、礦產資源組、古生物組,以及土壤研究室、燃料研究室。

地質學是中國最早發展、也是第一個揚名國際的自然科學,著名的學者很多,譬如前面提過的章鴻釗,他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地質系的畢業生,人很聰明,也很有名 氣,曾經寫過一本書——「石雅」,介紹各種石頭的組織。丁文江先生和翁文灏先生則分別留學英國和比利時。在這幾位先生的努力下,爲中國的地質研究打下很好 的基礎,並培養出不少人才,如謝家榮、楊鍾健、黄汲青、裴文中(發現周口店北京人)、周柱臣(古植物學家)、王竹泉、譚錫疇,以及現在還在台灣的畢慶昌、 阮維周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爲著名的學者,繼續爲中國的地質研究而努力。當年我在地質調查所的時候,畢慶昌和阮維周都還是實習生呢!

我研究化工的時候還不曉得地質研究的重要性,後來因爲主持燃料研究室到了地質調查所,所做的各項工作得到地質學家的幫助非常大,可以說我的地質知識完全來 自地質調查所。因爲油、氣的開發和地質學關係非常密切,所以到現在,中國石油公司擁有台灣最好、最多的地質人才。

㈡ 燃料研究的方向

當時燃料研究室有四個研究主題,第一是低溫蒸餾(Low Temperature Carbonization),也就是低溫乾餾,就是把煤乾餾。分成輕重不同的油和焦炭,由蕭之謙主持(此人已經過世);第二是合成汽油 (Fischer-Tropisch),將一氧化碳(CO)與氫(H)用觸媒合成爲汽油,由熊尚元主持(此人現在大連,我們還有通信);第三是氫化石炭 (Hydrogenation of Coal),亦即氫化煤,由我主持。爲什麼稱爲「氫化」呢,因爲煤和油都是碳氫化合物,只是二者的碳氫比重不同:油裡面的含氫量大約是百分之十一,煤裡面 的氫則大約佔百分之五,如果把煤裡面的含氫量增加到百分之十一,煤就會變成油,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必須使用觸媒,觸媒是訣竅所在,也就是外國人所謂的 「Know-how」。第四個研究主題則是把植物油提煉成輕油,由賓果(姓賓的都是湖南人)主持。所以會設這四個主題,是因爲當時的地質調查認爲中國煤多 油少,油的來源要從這幾方面著手。

㈢ 分析中國各地煤產及油產

我在燃料研究室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把地質調查所在全國各地帶回來的煤和油的樣本加以分析,彙集成册,由地質調查出版。地質調查所的研究報告有英文的,但多半還是用中文發表,我這本書就是中文的,在台灣大學可能還找得到。

根據這個研究,我發現中國有兩種很特別的煤炭,一種叫「蔚炭」,只產在河南、山西交界的蔚縣,數量不多。從前中國人和日本人冬天都用一種手爐取暖,這種手 爐的燃料現在是汽油,以前就是用蔚炭,點著以後只要有一點點空氣,就可以燒七、八個鐘頭而不會熄滅。另一種是江西鄱陽縣鄱樂煤礦出產的有煙煤。無煙煤的含 氫量是百分之三,一般的煤也很少超過百分之五,但是鄙樂煤的含氫量高達百分之七,相當難得。

所以天然資源是老天爺安排好的,中國北方冬天很冷,一定要燒煤取暖,當地就產無煙煤;沙烏地阿拉伯這麼窮苦,老天爺就給他們石油,使其靠油生存。再進一步 說,煤炭本身也無所謂哪一種比較好,完全看人們的使用目的何在,譬如要做氫化油,自然以鄱樂煤炭最好;要做手爐用的燃料,則以蔚炭最好。但就一般煤礦的開 採而言,重要的還是蘊藏量,蘊藏量大才有開採的價值,像台灣基隆的幾個煤磺,煤層都不到一公尺,事實上都沒有大量開採的價值。眞正的大煤礦,挖進去以後都 要用許多柱子支撑,這些柱子就是煤。我參觀過英國威爾斯的煤礦,不只煤層厚,而且是用機器開採,還記得我躺在台車上進礦,台車發出「嗚——」的聲音,就這 麼出來了。中國的撫順煤礦也相當特別,上面覆著一層油頁岩,可以一邊開採油頁岩,一邊開採煤,油頁岩中含百分之五的油,石油提出後,其餘百分之九十五的油 渣正好用來回填礦洞,這樣煤坑便不致於崩坍,相當便利。

㈣ 承辦南京地質調查所構建工作

民國二十三年,地質調查所決定從北平搬到南京西城水晶台(民國二十五年正式遷移),所長翁文瀕先生把新所的房舍建築到內部佈置完全交給我負責。新建築的規 模很大,中間有一大樓,樓下是辦公室,樓上是很像樣的陳列館。燃料研究室在大樓東邊,擁有兩所房子,一所做普通辦公及研究之用,另一所做比較大規模的試驗 使用。大樓西邊有一棟兩層樓的圖書館,圖書館南邊有一棟宿舍,都是新建築。

當時的研究風氣很盛,地質調查所隔壁還有資源委員會設的電機和礦業兩個研究所,裡面的人員常常和我們互相往來。此外,兵工署在白水橋也設有一個研究所,主 持人是李景潞,此人來台後當過經濟部次長,現在在美國。那個時候的兵工署長是俞大維,俞大維調任交通部長以後,由楊繼曾繼任。

內部佈置方面,我負責化學儀器的購買。買儀器很有技巧:我都是先和一家中國貿易行說好,廠商給他的扣頭完全歸我,我另外再付他佣金,買得越多扣頭越多,像 Pyrex Glass(耐熱玻璃)器材的把頭可以高達百分之五十,這樣爲公家省了不少錢。當時德國儀器的銷路比美國好,主要是因爲德國貨的種類多,品質好,而且德國 人在中國設了一家興華公司,彙總代理許多德國儀器,交易頗爲方便。

㈤ 第一次出國考察

1. 缘由

我在地質調查所的時候曾經兩度出國考察,這兩次出國都是外國人促成的。我後來之所以喜歡訓練年輕人,和自己以前受過這種訓練很有關係。

我第一次出國考察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那一年國聯派了一個名叫拉西曼(Ludwik J. Rajchman)的高級職員——後來才曉得這個人是共產黨員——來華考察中國的科學技術,考察完畢,他建議我們政府派人到各國考察和學習。因爲他到南京 地質調查所的時候(我從民國二十三年起便在南京水晶台監工,房舍完成一部分之後便在該處先行辦公)知道我主持了一個燃料研究室,所以他認爲我也應該到各國 去看看燃料研究的情形,我說我也很想去,但我們的政府沒有指派我,要去的話,我必須自費。他說可由他去替我設法,由政府派我出去。我第一次出國考察的機會 就是這麼來的。

2. 赴歐洲參觀

這一次出國的目的地是歐洲,行程完全由拉西曼替我安排。當時的燃料以煤和油爲主,煤有無煙煤、有煙煤、褐煤(Brown Coal)和泥碳(Peat)等好幾種;油則有石油和油頁岩,我參觀的項目就在這個範圍之內。行程如下:先到英國看威爾斯的煤礦和蘇格蘭的油頁岩,再到德 國看褐煤,然後到今天的愛沙尼亞(Estonia)看油頁岩,最後到俄國看泥炭。

我在上海搭乘義大利籍的輪船「S.S.Gange號」出發,這條船現在大概已經淘汰了。那次航行沿途的風浪一直都很大,我又接連碰到外國人認爲不吉利的 「13」:我住的房間是「13」號,餐桌上套著餐巾的套子則有「31」的字樣——一個是1,一個是3——,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爲風浪太大,多半的人 都暈船,到餐廳吃飯的大約只有三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爲了避免滑落地上,餐桌上的餐具都用鐵條隔開,但是人坐在椅子上還是免不了會連椅子一起滑動。這樣過 了好幾天,好不容易才安全抵達義大利。

義大利本來不在我的行程之內,但是和我同船的有一批我國的空軍人員,由毛邦初帶隊,要到義大利去受訓,因爲這些人的關係,我就先去參觀義大利空軍的儲油和輸油設備。

離開義大利之後,我直接到荷蘭國聯總部,先和國聯的人聯絡,然後開始參觀。先到威爾斯看煤礦,同時參觀Saylor Laboratory,這是一個專門研究煤化石的研究室,當時很有名氣,但我也是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們的研究內容。緊接著我就到蘇格蘭看油頁岩,那兒的油頁 岩是黑色的。

離開英國以後,我先到比利時,在比國碰見黨國元老張繼的女婿沈宜甲,他在那裡唸書。據他說:法國有一項發明,可以把海水變成石油。我們就坐火車到他說的那 個海邊去,但是那裡沒有人,我們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在比國的時候,還到燃料學會用英文做了一場演講,因爲我法文講不來,所以演講時用的是英文。之後便到 德國去看褐煤。

我在德國認識了好幾個中國人,其中一個是嘉新水泥公司的齊熨,當時還在唸書,他的太太是褚民誼的女兒褚仲嫣。此外,我也碰見朱德,他名義上是在唸書,事實 上是在同學會做油印的工作。此外,我還認識了來台以後的第一任公賣局長陳鶴聲(現已過世),我們約好一起去俄國,他是自費,我則有考察的名義。

我到俄國是透過旅遊團(Intourist)進去的,記得火車經過波羅的海旁邊的但澤(Danzig,又名格但斯克)的時候,要把車門關上,過境以後才能 打開。車子一直開到波蘭才停下來,火車將停未停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從他的箱子裡拿出各種物品,分別交給同車廂的旅客,要我們替他保管,我拿到一個丹麥製 的香煙盒。想不到車子停穩之後,竟然有軍隊上來把他帶走,所以我不勞而獲,得到這麼一個東西。我一直到愛沙尼亞才下車,去參觀他們的油頁岩,那裡的油頁岩 是咖啡色的,和英國的完全不一樣。

看過愛沙尼亞的油頁岩之後,我又繼續坐火車到俄國。這一段路程很辛苦:我的車票中只有這一段是三等票,本來我不以爲意,上車之後才發現那是沒有座位的鐵篷 車,而且那時已經十一月了,同車者都穿光板羊皮襖,整個車廂都是羊皮的味道,臭得不得了。我想改搭二等車,但是言語不通,沒有交涉成功,還好旁邊有人教我 先到二等車去坐著,到時候再補票就行了,我就跟著他到二等車去。

到俄國的時候,陳兄也來了,我們住在很大的旅館裡,Intourist派人來和我們接頭,並且陪我們參觀。參觀的時候有幾件很有趣的事:我們參觀了一個專 門做滾珠軸承(ball bearing)——機器轉盤裡面都是鋼珠——的工廠,這個工廠的人手不足,訓練也很辛苦。鄉下人進了工廠以後,因爲知識不夠,根本就沒辦法做事,甚至連 敲釘子都要敦。教他們拿鎯頭敲釘子,他們怕敲到手,都不敢動手,負責訓練的人只好拿一根比較粗的木棍,在棍子上打一個洞,把釘子插進去,叫他們拿著敲,敲 一段以後,再把棍子縮短。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情。

當時中國在俄國還設有大使館,房子蓋得相當漂亮,大使是顏惠慶。晚上我們和大使館的人一起出去,看到滿街滿巷,到處都是年輕人,街道電車上也是如此。我就 問嚮導:「不是說工廠人手不足嗎?年輕人這麼多,爲什麼不用他們呢?」嚮導說:「這些人都是貴族出身,以前很有錢,現在要罰他們吃苦,不應該讓他們受教 育。」這話很妙。

嚮導還帶我們去看泥炭,他們的泥炭是用水開採的,用水的力量嘩啦嘩啦地把泥土沖掉,再把水瀝乾,就得到泥炭。

我們在列寧格勒的時候剛好碰上蘇聯國慶——那時是西曆十一月,當俄國舊曆十月——,慶典在一個運動場舉行,我們也去參觀,至少有一、兩千人參加。後來我們 又到莫斯科,因爲想從羅馬尼亞的方向出境,就先到基輔,到了基輔才發現蘇聯和羅馬尼亞的邊境已經封閉了,只好在基輔過夜。那個晚上沒事做,大家去看了一場 精采的馬戲團表演。這一段路我們坐的是二等車,早上洗臉的時候,水倒是有,但臉盆都是漏的。第二天,我們依舊坐火車回莫斯科,再從莫斯科回國。

這是我第一次去歐洲考察,其實說考察還不夠資格,主要還是學習,前後大約九個月的時間裡,我得到了不少新知識。回到地質所之後,我又繼續進行燃料方面的試驗。

3. 外交見聞

這次出國,除了吸收新知以外,也有不少外交界的見聞,和這些事情有關的人物現在都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可以講給你們聽聽。

我到義大利的時候,我國駐義大利的公使是當過南京市長的劉文島。我到公使館按門鈴的時候,出來應門的是一個義大利婦人,身上還戴著飯單(圍裙),大概是廚 房的女傭。駐外使節竟然用這麼個人應門,你想想看,至少該把飯單拿掉,對不對?!我進去以後也沒有人出來接待我,我只好自己設法,在一個房間裡找到一個姓 朱的中國人,這人是學農的,他請我坐下來談話。我們正在談的時候,劉文島從樓上下來了,他和我握握手,寒喧了幾句,不顧我們還在聊,就捧著一大堆書畫上樓 去了,走到樓梯一半的時候,又回過頭來悶:「貴姓馬吧!」公使的身分這樣子!

我從蘇聯回來的時候,又經過波蘭,這次我下車了。但是想不到要找個中國公使館竟然那麼費事!那時中國駐波蘭的公使是張歆海,公使館設在一棟公寓裡,我到那 裡的時候已經下午三點多了,當地的十一月,三點多天就黑了,但是公使館內連蠟燭都沒有,只點著一盞煤油燈。我去的時候公使不在,我找到一個同鄉,到他的住 所,兩個人黑漆漆地坐在那裡談話,這一談談出不少有趣的事。他說這裡的公使省錢省得很厲害,我問他怎麼個省法,他說:「每年我們國慶日的時候,他都叫我們 不要去,由他自己去租一個旅館的大廳,然後帶個國旗就去了。第二天回來以後,從口袋裡拿出一大堆名片——其實名片也是他自己帶去的——,這樣他就可以報 帳。其實國慶日根本就沒有人到,因爲他也沒發帖子,所以並沒有眞正辦活動,可是他用這種辦法就可以領到一筆錢。整個大使館只有兩、三個人,開銷有限,省下 來的都是他太太拿去了。」外交界這種事情眞是不提也罷!

㈥ 第二次赴歐考察

我在地質調查的時候,國內的研究者普遍認爲我國油產不足,便計畫以煤煉油。當時德國和我國政府來往得很密切,曾經派了幾個人,以「Hapro」公司的名義 到中國來考察。因爲我們對煤有興趣,他們也很鼓勵我們發展以煤煉油,並建議政府派人出國考察。資源委員會就決定派吳蘊初、徐名材(交大教授)、和謝樹英 (四川人,胡光麃的姐夫,三個人當中,只有他會講德語)到歐洲去。但是談這件事的時候,我和資源委員會的人都在旁邊,有一個德國人就說:「金某某既然研究 燃料,爲什麼不請他一起去呢?」又是外國人講話,纔使我有機會出國。

民國二十六年,我第二次到歐洲考察。當時正逢英王加冕,我國政府派哈哈孔(H.H.孔,即孔祥熙)爲特使,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灏爲祕書長,桂永清爲軍事顧問團隨從,組團赴英祝賀。我們搭乘同一條輪船自上海出發,他們的目的地是英國,我們的目的地是德國。

我們到了德國的Leuna,負責接待我們的是德國人Dr. Peter,他帶我們參觀了幾家德國最大的公司,其中I.G. 公司是專門從事有關煤煉油的研究。德國的褐煤產量最大,是第一級的有煙煤,我們要做的話也可以用有煙煤,以鄱樂煤磧而言,含氫量已高達百分之七。因爲我在 地質調查所做過這方面的分析,所以我提了不少意見,大家討論了很久,認爲中國也可以走這一條路,德國人也表示願意幫忙,我們就蒐集了很多資料,準備回國供 政府做決定。

考察完畢的時候,翁文灏先生到德國來和我們碰頭,他說他要去一趟俄國,叫我在德國等他,再決定回國的行程。如此,另外三個人先回國以後,就剩我和張平群 (翁的秘書,現在外交部工作)兩個人在柏林成天等他回來。那段日子眞是無聊透了,還好我三弟在德國唸書,他出國的時候從家裡帶了一套「綱鑑易知錄」,我們 就拿幾本到旅館裡,平常到公園——Tier Garden——裡租一條船,張平群在船頭,我在船尾,一人拿一本綱鑑易知錄,一邊划船一邊看書。

回國時,因爲要在義大利的Brindisi上船,所以我前一天就到那邊,住在旅館裡,想喝水的時候,發現沒有一般的水,只有泉水,泉水好貴,侍者說:「床頭上有紅酒,爲什麼不打開看看呢?」就以此代水。

第二天我們上船,坐的還是義大利籍的輪船(Count Verdi號),上船又碰見桂永清。當我們還在德國的時候,國內已發生七七事變,將抵國門時,又逢八一三淞滬戰役爆發,桂永清先生不願從上海登陸,所以他 在香港就下船,改搭火車,從廣州進來。我想我雖然在政府機關工作,但畢竟是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所以還是從上海進來,進來的時候,黃浦江兩岸正有砲火。

到上海以後,已沒有辦法回北平——我家還在北平,但是有一個叔叔在上海——,就從上海打電話到南京地質調查所,告訴他們我回來了,順便問我應該到哪裡去,他們叫我先回南京。那時往南京的火車已經不通了,於是就僱了一輛汽車,回到地質調查所。

抗戰初起

㈠ 服務大本營

我回到南京之後,政府成立大本營,下面分設六部,第一、二部屬軍方,第三部由翁文顥負責,第四部由吳鼎昌負責。第三部又分成幾個組:電力組組長是惲震、機 械組組長是楊繼曾、化工組組長是林繼庸(註: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有「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我是化工組副組長,因此我有一個「同上校」的職銜。

這時政府已準備內遷,我奉命帶領實業部(經濟部之前身),包括地質調查所,先遷到漢口。從南京到漢口應該是坐船比較快,但是我們走鐵路,先向北到徐州,再 往西到鄭州,然後再南下漢口,轉了一個方形的大彎。到了漢口,我們沒有正式的工作,只有各種臨時的事情,相當忙碌。不久,因爲大本營可能要遷到衡山,我奉 第三部的命令擔任先遣部隊,到衡山駐紮。我的鋪蓋捲就這樣沿路買,沿路丢,不知道換了多少次。

和我一起去衡山的是夏勤鐸(這位先生後來在美國過世),我們住在衡山大廟裡,無事可做,閒得不得了,剛好車子裡還有一點油,我們就到廣西桂林跑了一趟。在 廣西的時候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們去一位朋友家閒談,剛好馬相伯先生住在他家,這位老先生當時已經九十多歲,眼睛也瞎了,他聽到我們談話,就問:「你們 這裡頭有沒有一個姓金的,」我說:「我姓金。」「金星垣是你的什麼人,」「是先祖父。」我問他爲什麼曉得我姓金,他說:「你的聲音和你祖父一模一樣!」原 來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的時候,先祖也在上海,彼此常常來往,想不到隔了這麼久,他還記得聲音。這位老先生很了不起,活了一百歲,民國二十八年死在安南諒山。

又過不久,大本營解散,我就回地質調查所(那時地質調查所已經搬到長沙),還是沒有事情做。

㈡ 主持植物油提煉輕油廠(動力油料廠)

我在長沙的時候,漢口方面忽然來了一個電報要我去。到了漢口,翁文灏、王寵佑、吳承洛等人交給我一個任務:當時沿海港口都被日軍封鎖了,國外的汽油進不 來,內陸的植物油出不去,四川的劉湘已經吵著要把桐樹砍掉了,地質調查所研究植物油提煉輕油的賓果又在美國,所以他們要我趕快去四川收購桐油,設法從裡面 提煉出輕油來。於是我就奉派到四川,擔任植物油提煉輕油廠的廠長。

當時國內進行植物油提煉輕油的工廠很多,譬如張光世和張明哲就分別在廣西和貴州主持了一個類似的工廠,這類工廠都是由交通部或兵工署設立的。我主持的這個 廠原先是民國二十五年資源委員會和地質調查所的合作計畫之一,在南京曾做過試驗,民國二十六年因爲抗戰爆發而停頓,二十七年三月資源委員會正式籌設植物油 提煉輕油廠,派我做主任。這個廠成立後,因爲資本不夠,民國二十八年改由資源委員會與兵工署合辦,雙方各出百分之五十的資本,並於八月二十一日改稱動力油 料廠。因爲工廠的產品完全供軍需之用,那時兵工廠的廠長都有一個少將銜,所以我就從大本營時代的同上校升爲同少將了!

我剛到四川的時候,因爲人地生疏,言語不通,頗感困擾。有一天,在馬路上碰到我的老同學王德郅和他的好朋友四川首富黃明安,黃家有兩條輪船,航行於漢口和 重慶之間,還有一個煤礦——天福煤礦。我在地質調查所曾分析過該處的煤礦,因此和黄明安有過書信往來。因爲王德郅以及這件事情的關係,黃氏很熱心的要我從 工礦調整處的房子搬出來,住到他家去——他家眷已經搬到南岸去了——;不只如此,他還替我跑腿,找地蓋工廠。他請他弟弟的岳父把位於重慶石門的一塊地賣給 我們,因此廠地的問題很順利地解決了。

我們這個廠設了四個科:總務科(科長鄒明)、業務科(科長孫毓驥)、工程科(科長葉樹滋)和會計科(科長林強),從收油到煉油都由廠裡負責。我們需要的機 器也是自己造的,但是四川鐵工的手藝不行,管閥不能精密,因此開工後不知道出了多少毛病,也失了不少次小火。後來有一個姓陳的造紙專家,告訴我工礦訶整處 的庫房裡有一批很好的、製冰機用的開關,叫我們去要,有了這個東西以後,煉油工作就順利了。

此外,因爲人手不夠,我就開班訓練,請夏勤鐸和現在美國的孫增爵——孫先生曾任American Cynamide公司研究部的負責人,現已退休——擔任師資,像董世芬以及現在國僑公司的總經理詹紹啟等人都是那個時候訓練出來的。

原料方面不限於桐油,各種植物油(如菜油)都包括在內;產品則有汽油、煤油、柴油和剎車油。產量方面,我們有三個爐子,每個爐子可以放兩千斤的油,但是因 爲收油不易,所以產量並不固定。技術上,我們不用觸媒,而是加熱後讓它自行裂解(Thermal Cracking),不同的是我們是用管式爐,其他各廠則是用蒸餾鍋。因爲我們沒有辦法用化學品清除不要的化學成分,所以煉出來的油料兩天之內就要用掉, 放到第三天就會有部分凝結的現象。

記得當時有人問我:「什麼油可以裂煉?」我就和他們開玩笑說:「什麼油都可以裂煉,植物油可以,動物油也可以,除了醬油。」現在看來,用植物油來提煉輕油 在經濟上絕對划不來,但是當時汽油缺得不得了,植物油多得不得了,而且桐油因爲外銷無路而賣不掉,拿來煉油也是有個出路。此外,重慶的汽車還有用炭爐子 的,也有一種渡船是用天然氣做動力,所以,在燃料油奇缺的狀況下,用植物油來提煉輕油還是值得的。

擔任甘肅油礦局煉廠廠長

民國三十年,我奉派到甘肅油礦局擔任煉廠廠長,動力油料廠的任務則交給當時任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處長的徐名材。

關於玉門油礦,有些問題楊玉墦先生比較清楚,我特別請他來幫忙說明。(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次訪問時,金先生邀請楊先生協助說明,以下問題或由金先生[簡稱「金」]主述,楊先生(簡稱「楊」]補充,或由楊先生主述,金先生補充。)

㈠ 玉門油礦的創始(楊先生主述)

玉門石油又名石臘水,漢、唐時就發現了,但當時不是油礦,只是「石油露頭」,也有人稱之爲「油苗」。人們利用地底下冒出來的油做爲照明、潤滑、治療皮膚病 或戰時火攻之用。民國二十六年,金城銀行有意開採,並取得特許證件,聘請美國地質專家Marvin Weller會同中央地質謂查所孫健初(子乾)前往觀測後,認爲有開採價值,惜因盧溝橋事變發生,暫時停止進行。(金:金城銀行是顧維鈞等人創立的,大老 闆是周作民。)

抗戰全面爆發之後,因爲中國自己不產油,全賴進口,而港口已陸續被日本人封鎖,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就想開採甘肅地方的石油。根據孫健初初步調查的結果,只有 玉門縣赤金境內的石油河(原名赤金河)及乾油泉附近比較有希望。所謂乾油泉就是地底冒出的石油,經過若干年後乾涸了,輕的油質都揮發掉之後,只剩下比較重 的瀝青(柏油)和石蠟之類的物質,因爲瀝青和土混在一起,故又稱爲「土瀝青」。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間,資源委員會決定在酒泉成立「甘肅油礦籌備處」。油礦的位置在嘉峪關外的老君廟地區,地屬玉門縣境,但是離西方的玉門縣還有一大段路, 反倒是離嘉峪關內的酒泉比較方便一些——酒泉是西北重鎮之一,來自蘭州、西安和重慶的生活必需品都透過酒泉轉運、我們購物、遊玩也都到酒泉(從酒泉到老君 南大約九十公里)——,所以就把辦事處設在酒泉。

籌備處的主任是嚴爽(瀠波),他當時奉派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Oklahoma University)攻讀石油採煉技術,職務暫由具有開發礦業經驗的張心田先生代理,並先在西安成立一個臨時辦事處,以招募人才和採買物品。民國二十七 年庭,嚴先生回國後才和孫健初等人一起到酒泉,正式成立甘肅油礦籌備處。

金:酒泉是個小城,只有兩個城門。雖說是西北重鎮,但當時已經很荒涼,一般建築物都是土造的,在我印象中沒有兩層樓的房子。倒是嘉峪關的關帝廟造得非常講究,建材很大,不知道是怎麼運去的。

㈡ 機器的来源

1. 打井的機器(楊先生主述)

p.58 當時油礦業稍微有點根基的地方是陝北——嚴爽之所以被派去西北,就是因爲他以前曾在延長一帶做過這類工作,在這個行業裡算是有些經驗的人——,於是就從那 裡調來兩部衝擊式的小鑽機(即所謂的「頓鑽」)。我在老君廟修理過這兩部鑽機的鍋爐,記得它只有二十五匹馬力,用蒸汽帶動,只能打兩百公尺深。後來又從湖 南和江西調來兩部德製兩用式鑽機,因爲這兩部機器是打core用的,雖然可打八百公尺深,但也好不到那裡去。之後,又從四川油礦探勘處(成立於民國二十五 年)調來兩部德製旋轉式鑽機,頂多只能打三、四寸口徑,因爲井眼太小,根本不能打深井,也沒有用。

金:core。是打探地質時,從深處取出來的石頭樣品,做地質研究之用。要探測地質一定要把地下深處的石頭拿出來看,地面的可以用手去採,core則是要 打井下去,在地底下取石頭的樣品。頓鑽打井,用水沖出來的石塊太細,不容易研究;旋鑽取出來的石頭呈大塊型,稱爲core,作研究用較爲方便。

楊:我再加補充說明:打core的機器一般用在建橋樑、築水壩和蓋大樓時採探地層的基礎,了解裡面的地質結構,礦業界探測其他的礦床(如煤、鐵等)也用得相當多,但對打油井來講,並不是眞正合適的工具。

用鑿井的方法取出地下資源,是我們的祖先發明的。早在三世紀蜀漢時代,中國人就用頓鑽在四川鑿井,當地打自流井、鹽井、火井(出產現在所謂的天然氣[瓦斯]),都是用這種機器。

金:古老的頓鑽像蹺蹺板一樣,利用槓桿原理,叫人站在一頭,把另一頭拉起來,人一下來,另一頭就「砰」地落下去。

楊:井打得愈深,人要上得愈多,一起站上去,一起跳下來。但在老君廟的時候已經不用人工,而是用機器來帶動。這種機器美國早期打油井也有人用,半世紀以前 算是打油井的正統設備的一種,但一般配備比較簡陋,輪子、架子等大都是木頭做的,四川打鹽井的繩子則是竹子做的,後來才改用鋼絲繩。

以上是先說個大概,現在再分述:第一口井的井位定在老君廟旁,於二十八年三月用延長認來的頓鑽開鑽。老君廟名稱的由來是:礦場下面的石油河(原名赤金河) 原來出產沙金,酒泉、赤金、玉門附近的人都去淘金,淘金行業的祖師爺是老君(金:因爲老君煉金),他們就建廟奉祀老君。這座廟小得很(金:恐怕沒有這間屋 子大——按:金先生辦公室大約三公尺×四公尺——)。

很幸運地,第一號井就出油。這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的國運好,也可以說是孫健初先生的井位選定得正確,大約在一百五、六十公尺的地方就出油了。因爲是淺層油, 沒有壓力,不會自己噴上來,屬於抽油井,而不是自流井。但是在抗戰「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下,只要有油,大家就覺得很寶貴。

確定有油之後再去找機器,又找來兩部德國製的鑽機。這兩部機器都是煤礦用的,一部來自江西的高坑煤礦,另一部來自湖南的湘潭煤礦,雖然可以打得更深一點, 但是頂多也只有八百公尺,所以經濟部和資源委員會又設法從各地調配和訂購機器。抗戰時期,海陸運輸極爲困難,進口物資來得很慢,所以只能運用既有的機器繼 續開鑿,又加鑿了幾口井。

今天在台灣打井,可以打到四、五千公尺深,當時則打到四百公尺就很吃力了。而且因爲前後所用的機器不同,老君廟各井的油層深度亦不相同。一般來說,一百五 十公尺上下的井是沒有壓力的淺層,地質人員稱之爲K層;四百至六百公尺的叫L層,L層油儲量最豐,但地層壓力甚高,因爲當時沒法控制油層壓力,打到大油層 就容易出毛病或著火,所以鑿井過程中曾經出事的都是L層的油井,四號井就是一個例子。

四號井在山下的石油河邊,煉油廠在東岸,四號井靠近西岸。這口井起初是用陝北的小機器打到大約兩百公尺深,然後再用江西高坑調來的頓和旋轉兩用式鑽機加 深。一加深就出毛病了:打到四百公尺的L油層時,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氣從井裡噴出來,引起一場大火,所有的機器都燒光了,鎮機的鋼架也被燒得像麵條似的倒下 來。像這種有壓力的油井在中國還是第一次出現,嚴先生在陝北開鑿的也都是低壓或無壓力的小井,沒人有處理這種事情的經驗。我記得這場大火發生於民國三十年 四月,甘肅油礦局才剛正式成立一個多月,金先生已經到礦上了。燒掉了油井,也焚毀了機器,大家都覺得很沒面子,打電報到重慶局裡(甘肅油礦局局址設在重 慶)報告。工作人員本來以爲自己闖了大禍,沒想到局裡認爲一切都是因爲沒有經驗,雖然發生大火,但至少證明地底下的油源非常豐富,不只沒有責備,還慰勞有 加,老君廟也因此聞名全國,在國人心目中佔有很高的地位,可謂因禍得福。

金:八號井闖的禍更大,超出乎大家的想像之外:民國三十年十月,八井大量噴油,壓力之大無法擋住,十五公分厚的鋼管被噴出來的原油和夾雜的油沙一沖,磨得 只剩下五公分,力量之大令人難以想像,還好沒有著火。因爲八井在高坡,油往坡度低的地方流,流得滿 山滿谷,我們趕緊順著山勢築了好幾個壩才攔住一部分,最後是井內地層自己崩塌,噴勢才自然停止。所以這種五十年前的新機器今天看來也已經是老機器了。

德國製的鑽機雖然好,但附屬設備畢竟不夠完善。一般油井開鑽之時,一定要在井口裝置防噴設備(現在是自動遙控的),那時我們根本談不到這些,而且井口上只 有一個大開關,噴出油和氣的時候誰敢去關?!所以火災之後又到美國去買防噴器等相關設備。在這之前(民國二十九年秋),也曾在美國訂購大約十部鑽機,但是 抗戰期間轉口運輸非常困難,民國三十年底,這批機器本擬由海防進口,但珍珠港事變發生後,日軍加速對南洋進擊,越南告急後,又臨時轉口仰光,擬經滇緬公路 內運;後因日軍攻打緬甸,乃再轉口印度的加爾各答,經中印公路運送。幾度倉皇輾轉搶運,沿途遺失機件甚多,最後眞正運到老君廟的,只能湊成兩部。因爲抗 戰,兵荒馬亂之中,政府也無從追查其他機器的下落,根據我們判斷,可能是在印度失散的。

金:部分機器的運輸路線是:先到緬甸的仰光和印度的加爾各答,然後用飛機載運,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Hump)——駝峰在印度和雲南交界處。聯勤總部的 標幟是駱駝,就是因爲它的工作是由駝運開始的——,送抵昆明。從昆明經重慶,再北運蘭州,最後西行到達礦上。從駝峰經昆明到重慶的路上都是高山峻嶺,不知 多少公里。重慶到礦上的兩千四百公里是用俄製的羊毛卡車搬運的,這種卡車常常會抛錨,所以我們講好按照使用順序裝運:從底部依序往上裝,後來因爲機器沒有 全敷運到,不能按照計畫進行,而招致很大的損失。

楊:部分機器是由中印公路運進來的,運抵內陸之後,依然是在各個地方轉來轉去,加上運輸工具缺乏,完全無法掌握這批機器的運送時間和所在地。當時的卡車很 小,一般都是兩噸半——抗戰末期才有五噸的卡車,在當時五噸的卡車就已經是很了不起的重型卡車,再重恐怕沿路橋樑都要壓塌了——,所以笨重的大件機器要拆 開才能運,到達礦場再重新組合。這件工作很不容易,因爲有的機件在運送過程中散失了,最後只湊成兩部到三部,眞正可以用的是兩部。

金:機器運輸這件事郁仁長先生最清楚,因爲當時就是派他到印度各地去追查這批機器的下落。總而言之,玉門油礦眞正可用於打井的機器有三類:第一是老設備(頓鑽),本來在延長,後來調一部分到甘肅;第二是調用打煤礦和四川油礦的機器;第三就是從美國買回來的新機器。

新機器到礦上之後,由美籍鑽井技師Bush帶領Field和Reinner兩名司鑽來幫助我們鑽井,民國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每年鑽井六口。從民國二十八年起,到抗戰勝利,一共開了三十至三十五口井,空井不多,但確實數字已經記不清了。

2. 煉油的機器(金先生主述)

煉油的機器完全自己做。方法是拿一個鍋,在下面加熱,上面再裝一個分餾塔,如此而已。當時也有冷卻設備,但是鬧了不少笑話。學化工的人都曉得提煉汽油一定 要有分餾塔,分餾塔的頂部必須有冷卻設備(reflex cooling),但在我們礦上沒有辦法做到這點,因爲我們只有一部能打一百公尺高的幫浦(Pump),煉油廠用水完全靠這個幫浦從河底把水打到山頂,供 全礦場使用,煉廠從此分出水來冷卻分餾、英文稱爲internal reflex。

楊:煉油廠成立之前因爲我們礦上還有老舊的汽車,以汽油爲燃料,而且發電用的柴油機機廠每天都需要柴油才能開動進行作業,但在西北買不到這兩種油,也買不 到酒精(從前有的車子可以用酒精做燃料),我們便用更土的方法煉過油:把兩個盛油的大桶剖開、敲平,然後焊在一起,成爲一個大鍋。一大鍋可以煉七十加侖的 原油,在鍋子下面燒煤加熱,根據不同溫度可以煉出不同種類的油的原則,用管子把蒸發出來的石油氣體通到另一個水桶裡冷卻,依序煉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冷卻 用的水都是人挑的,當時也沒有多餘的溫度計可以量水溫,只是用手摸摸,水熱了再換冷水。這種方法我稱之爲「史前煉油」。

金:攝氏四十度至一百八十度是汽油,一百八十度至二百三十度是煤油,二百三十度至三百零五度是柴油,三百零五度至四百零五度是燃料油,四百零五度至五百一十五度以上就是渣子了。

楊:當時我們還不會燒油,加熱用的煤全靠小驢從附近的「毛不拉」煤礦拖來,一切都很原始,現在想來覺得很有意思,也很可笑。

後來我們到美國去買眞正的煉油機器——Pipe still,我離開西北的時候這套設備還沒有完全裝好,直到我從上海坐飛機回去時才装好。所以礦上的煉油設備最初是土法製造的,後來曾經把它放大,並稍加改良,等眞正的煉油機器運抵老君廟的時候,抗戰已經結束了。

㈢ 兩場大災難(金先生主述)

以上是採油和煉油設備的情形。另外我要附帶說明兩場很大的災難,一次是水災,一次是火災。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一場大水把整個煉油廠都沖走。大水的來源是祁 連山的雪水,滿山的冰雪在陽光的照射下慢慢融化,沒想到忽然山洪爆發,根本沒法擋。還記得當時我們正在岸邊往對岸看,突然間山溝裡掉進一隻我們從來都沒看 過的野獸,水再一沖,才認出那是一頭驢,因爲牠身上全是泥,使我們根本不認得。這場水災造成很大的損失,幾乎沒有辦法恢復原狀,新設備來了以後,我們就從 河邊搬到山上一個叫做四台的地方。

大水之外,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礦上來了一場大火。大火的發生和下雨有關:前面說過八號井噴油的時候我們築壩來攏,油與水不親,下雨時水跑到壩裡,油浮 在水上,順著坡地往下流,流進沿山搭建的工人住家,不幸在工人燒飯時引起火災,大火順勢延燒,好不容易才撲滅。八月二十六日正好是蔣委員長蒞臨參觀的日 子,還好大火在夜裡就完全撲滅了,他沒有看見那番景象。

蔣委員長之外,還有很多人去礦上參觀過,像吳敬恆、俞飛鵬、朱家驊,以及軍方的胡宗南、谷正倫等人都去過。蔣經國回國後,也和蔣緯國共乘一部汽車去過一趟。

㈣ 產量和品質

1. 產量(楊先生主述)

產量方面,沒有壓力的抽油井一天大約可以抽取二十幾桶,至於有壓力的井就沒法量了。因爲當時沒有量油池,更沒有流量計,只能在地上挖坑,讓油流進去,还好 那兒稍微有點坡度,盈科而後進,這坑裝滿了,再往下面的坑流。後來我們根據噴的時間和坑的容量來測量,以八井爲例,一天大約可以產六千桶原油,但眞正提煉 出來的汽油,每天不到兩千桶。這是民國三十四年金先生離開時的產量,在這之前,一天大約只有一千多桶左右。

金:所謂桶是指barrel,barrel的原意是酒桶,這個計量單位是從美國開始使用的,因爲美國剛出油的時候沒有容器裝盛,就拿酒桶來裝,一個酒桶的容量剛好是四十二加侖(美制),後來美國、英國都用barrel來計算油量。台灣則是以公制的公秉爲單位。

楊:現在大陸是以噸爲單位,我覺得不合理,因爲原油的比重不一,所以國外多以體積爲衡量的單位,但重油例外。

金:當時提煉出來的汽油眞正能供給重慶使用的只佔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因爲運油的大卡車在往返的路程上會消耗掉其所装載油量的三分之二,所以假設運三桶油出去,到重慶便只能留下一桶。

2. 品質(金先生主述)

至於品質方面,中華民國的運氣眞是不錯,雖然原油中汽油含量不多,但是品質很好。一般汽油都要經過化學品處理才可以用,但是當地提煉出來的汽油中硫磺的含 量非常少,不必處理就可以使用了。當時要是硫磺含量多,我們就無計可施了,因爲我們的煉油廠沒有任何可以處理硫磺的設備。眞是萬幸。

㈤ 員工生活

老君廟油礦的員工生活和福利等後動工作都是李林學先生一手經辦的。李先生在動力油料廠的時候就和我在一起,後來跟我到西北去,今天特地請他來幫忙說明這個 問題。(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第二次訪問時,金先生邀請李先生協助說明,以下問題或由金先生[簡稱「金」]主述,李先生[簡稱「李」]補充;或由李先生主 述,金先生補充。)

1. 地理背景(金先生主述)

我還記得一首詩;「西出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往前看,戈壁灘;回頭看,鬼門關。」從這首詩便可以想像當地生活非常窮苦。我們在那裡也親眼看見當地的小孩,無論男女都沒有褲子穿。

什麼是戈壁灘呢?戈壁灘(gobi desert)和沙漠(desert)不同:沙漠遍地都是沙,沒有石頭,駱駝可以在上面行走,人走起來就很困難;戈壁灘則有石頭。兩者的區別可以台灣的河 床做比方:台灣北部(大甲溪以北)的河床佈滿大大小小的石頭,而且因爲石頭是從山裡沖下來的,都是圓的,沒有稜角;台灣南部的河床則都是沙子,故台灣北部 河床的景象就像戈壁灘,南部的景象就像沙漠。

gobi (′gō·bē) (geology) Sedimentary deposits in a synclinal basin.n. 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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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ld in rocks in which the rock layers dip inward from both sides toward the axis.

[Back-formation from SYNCLINAL.]



老君廟礦區就是戈壁灘,離酒泉城八十公里。酒泉城古名「肅州」,唐代的時候是重鎮,漢代的班超等人也在那裡待過。「酒泉」一名的來源有好幾種說法:第一是 當地生活窮苦不堪,如在九泉之下,後來因爲「九泉」名稱不雅,便改爲「酒泉」;第二種說法是當地有一道非常清澈的泉水,用這道泉水釀出來的酒非常之好,便 把這個地方稱爲「酒泉」;還有一個說法是班超在那兒作戰獲勝之後,皇帝賜御酒,但是人多酒少,不夠分配,就把酒倒在泉裡,大家一起暍,因此稱爲「酒泉」。

酒泉城只有兩個城門,當時專員公署就設在酒泉,朱家驊、于右任等元老都去過,于右任喜歡寫字,所到之處洛陽紙貴。有一段和于右任有關的插曲:那時我們礦上 只有一部小汽車——station wagon(按:即客貨兩用汽車),除了前面兩個座位之外,後面都是排座,坐起來不舒服,于右老來時,又不能讓司機在前面陪他,所以我就自己爲他開車。我 爲他開車的時候發生一件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事情,就是所謂的「攔輿告狀」。于右老當時是監察院長,有一天我們出城視察,回來時進城門不久,看見一個老頭子頂 著狀子跪在地上,因爲事出突然,我差點來不及踩煞車。于右老收了狀紙後,如何處理,則不知道了。

酒泉當地居民的知識很差,例如你問高小畢業生:「樹上有十八隻鳥,一槍打過去,還剩幾隻鳥?」他們的回答是十七隻。再問他們:「半斤和八兩有什麼差別?」居然也有人答錯。

當時駐紮在酒泉的是馬步康旅長,我們在礦上的時候碰巧他造了一所新房子,新居落成之後,他的副官——寇副官,順便一提,西北一帶不只姓馬的人多,姓寇、姓 韓的也都很多——到我們那兒來問我們送什麼禮。那時我們礦上什麼都沒有,連傢俱都是自己做的,不知該送什麼,大家正爲此煩惱,寇副官忽然指著牆邊說:「你 們這個東西很好,送禮很合適。」他指的是我們放在那裡權充沙發的東西,這是我們自己用木頭釘的:先釘成一個方盒子,盒子裡填滿稻草,外面再鋪上布,用釘子 釘好,背上也如法炮製,便可當沙發使用了。既然寇副官覺得這樣東西很寶貴,我們就決定再做一套,送給馬旅長。

這兩張沙發送進馬家的時候,馬旅長高興得不得了,對其他的客人說:「這兩個東西我要搬到裡面去了,你們以後永遠也坐不著,要不要先坐一坐?」他的房子是不 大讓人參觀的,那天他特別招待我們,先把他所有的太太——回教徒可以有好幾個太太——從東邊趕到西邊,帶我們去參觀東邊;然後又把她們從西邊趕到東邊,讓 我們去參觀西邊。

馬步康和我非常要好。馬步芳和馬步青是親兄弟,一個統治青海,一個管理甘肅,馬步康則是他們的党兄弟。馬步芳有一個兒子——馬繼援——在台灣,他娶了一個姓張的漢人,當時也駐紮在酒泉一帶。

酒泉以東的大城依次爲張掖、武威、永登、蘭州。從蘭州到酒泉,坐汽車要三天,走路則要九天。這些城市都是綠州(oasis),只有城裡、城外有水喝,城廓 外有的還種一點稻子,以外全都是沙漠。其中比較富裕的是永登、武威和張掖,尤其是張掖(舊名甘州),有「金張掖,銀武威」之稱。

張掖到酒泉之間還有一個城叫高台。我所以會記得高台是因爲我們到山裡砍木頭必須到高台縣政府辦手續,我從酒泉坐卡車到高台,半路上車子壞了,就在車子裡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七點開始步行,下午三點才走到高台,一路上什麼都沒有,沒水喝,也沒有東西吃。

李:出了嘉峪關,到玉門縣之間還有一個城叫「囚犯城」,過去發放邊疆充軍的人就是到囚犯城。

從酒泉向西三十公里就是嘉峪關,嘉峪關再向西五十公里就到了老君廟。老君廟屬於玉門縣,礦區海拔兩千四百公尺。這個數字很好記,因爲重慶到酒泉的距離是兩千四百公里,礦高則是兩千四百公尺,全世界的油田大概沒有這麼高的。

李:我記得祁連山高三千公尺(主峰高達五,九五二公尺),所以相對之下並不覺得礦高。

台灣是太平洋盆舷地勢最高的地方,玉山主峰將近四千公尺(按三,九九七公尺)。中國石油公司有一個紀錄:我們曾經把從四千多公尺深的油井裡拿出來的石頭 (即是core)和從玉山山頂拿回來的石頭放在一起,兩地相距八千多公尺,很有意思。中國石油公司現在可以打到五千多公尺的深度了。

李:我補充一下西北的狀況。這地區雖然是戈壁灘,但據說過去是大海,經過若干年的地質變化,水乾涸了,成爲戈壁灘。因此當地都是亂石,而不是很細的沙子, 地基也相當結實,所以在西北開公路,只要把線劃下來,雇用老百姓把大石頭搬開,再在兩旁挖好水溝,就成爲公路了,也因此公路上走起來都是塵土飛揚。

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此地過去是大海:大家都知道髮菜是海產,而當地的戈壁灘上卻也有髮菜。平常它抓在地下,從外表看不出來,雖然西北下雨的機會並不多,但 是只要有一點小雨,地下的髮菜吸收了水分後就會發起來,老百姓都會跑到戈壁灘上去找髮菜。所以我們在西北請客,髮菜算是海鲜。

老君廟是戈壁灘,在那裡除了祁連山上的雪水融化後匯流成爲一條小河(即石油河),流入礦區,有些小片地方有點黃土和駱駝草,再加上一座老君廟之外,可以說一無所有。

祁連山上終年白雪,但是雪每天都在融化。因爲下雨的機會很少,所以當地水利百分之九十是靠雪水。百姓打井全憑運氣,有時雪水入了地,剛好經過某個地方,打 井下去才會出水。灌溉方面則採用輪流的方法,這邊灌溉好了,再引到另外一邊。假設雪水充足,再有雨水的話,就皆大歡喜;但是下雨的機會實在不多,所以當地 縣太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爲老百姓斷搶水的官司。

西北的河流很特別,水在戈壁灘上流,有時候會突然進入地下,地面上完全看不出來;在地下遇到有沙子的地質可能又會冒出來,所以戈壁灘上的水一會兒斷了,一會兒又冒出來。

地圖上西北的河流都畫得像蚯蚓一樣,就是因爲水時而冒出來,時而潜下去,畫成地圖就是一截一截的黑線,有黑線的地方就是有水,沒有黑線的地方就是水斷了, 不像我們這兒有川流不息的長河。而且有時山水一汎就出現一條一條的河,山水不汎的話,完全是乾的,說過河就走過去,根本看不見河。因此我想到「錦繡河山」 這個電視節目有好幾段說某地從前駐重兵,後來又沒有了,或許就是因爲當地本來有水,後來水進入地下,就沒法駐兵了。

李:老君廟的形成和石油河有很密切的關係。石油河終年有水,而且水流很急,因爲水源是祁連山上的雪水,水裡含藏著金礦,附近的百姓都去淘金,就蓋了一座小 小的老君廟,祈願發財。老君廟的歷史很悠久,因爲礦的主要地區就在廟的附近,所以我們到磺上去都是說到老君廟去。

2. 員工生活(李先生主述)

⑴ 礦區福利機構

礦區的總務處之下設有福利科,主辦礦區各種福利事宜。我記得金先生兼總務處長的時候拉我當福利科科長,我不肯,因爲礦區的福利工作不但麻煩,而且困難重 重,很多東西都買不到,尤其是採購那麼多東西,瓜李之嫌不能不小心,所以我堅決不肯。後來福利科科長由金先生兼任,金先生把圖章交給我,實際的工作由我處 理,有時我簽辦的事情如果是蓋金先生的章,還要送到金先生那裡去,這證明礦上的福利是一件大事情。

福利科下有一個供應社,供應各種必需品;還有一個米麵菜蔬部,對各戶的米、麵供應有定量規定,此外還有農場、醫院、學校等各種設施。起初爲了供應私採購各種礦上需要的東西,還在張掖、高台、玉門、敦煌等地設了辦事處或採購處。

因爲是辦福利,所以礦上賣的東西不能比外面貴,因此經辦人員的薪水由公家發,住屋也由公家供應,都不必花自己的錢。如此,可以全心全意爲公家籌措各種必需品,解決員工生活的各種問題。

⑵ 住的問题

老君廟礦區內什麼都沒有,還好有水,另外還有一些黃土。有水,煉油廠才可以建在那兒;有土,才能在礦區用工坯來建造辦公廳及宿舍等各種房舍。但是要解決住的問題還是非常困難。

爲了設計、施工和監工,甘肅油礦局總局在重慶請來一家揚子公司(等於此地的營造公司),負責人是高觀四先生,他帶著一批技術和管理人員住在礦上,其他的工 人和原料完全由我們供應。人力方面由我們礦場出面招雇,但是很難找到小工;即使找到了,而且有吃有穿,把他們照顧得很好,他還是想跑回家裡去。所以這件事 後來由甘肅油礦局出面交涉,再由政府通令各縣、各鄉協助甘肅油礦局。解決的辦法是:利用政府抗戰時徵用民伕的法令,規定高台、張掖、玉門、敦煌等鄰近各縣 徵集的壯丁並不送到前線去參與作戰,而就近解送礦區參加礦場建設。故若非政府大力幫忙,人力不足的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

礦場員工雖然有流動,但是總數大約維持在一萬五千人左右,建築房屋的時候完全靠大家通力合作,配合建築公司;建築公司的人也住在礦上,再根據cost plus的辦法來計薪抵酬。

建材方面,礦上根本沒有磚,由建築公司找來另一家公司,建造磚窰,就地燒磚;木材的取得也很不容易,我記得金先生要我到西北去的時候主要就是去買木頭。買 木頭的時候不得不利用一些政治力量:我們自己派人到各縣市去,遇有大的樹木,就把樹皮剝一塊下來,在樹幹上登記一個號碼,再根據這個號碼自己去把樹伐下 來,伐下來之後才去講價錢,所以事實上不是買木料,而是買樹。但我們去的時候還是已經晚了,因爲馬旅長的部隊行軍時,只要遇到有溝有河,不管有水沒水,都 要造橋,沿途砍了不少樹木,我們去的時候,玉門附近的樹木已經所剩無幾,但若不去找的話就連一根也沒有。

記得我們去的時候正逢嘉峪關建廠,因爲建的是鍋爐房,房子很大,工程師說要大樑,但是那兒又買不到那麼長的木頭。剛好酒泉縣有一個大戶人家,他們的門口很 特別,有五棵很高很粗的白楊樹。當地因爲風大,樹木都是筆直向上生長,最適合做大樑,我們託人用很高的價錢去向他買,他們因爲風水的問題堅持不肯賣;但是 工廠裡一直催,因爲冬天快到了,若等到天寒地凍就沒有辦法施工。迫不得已,我就去找這戶人家的朋友商量。因爲動力油料廠是資源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兵工署合 辦的,我就用兵工署這個頭銜去說服老百姓。先是,金先生去酒泉視察的時候,我曾經陪他一起去看過馬旅長,馬旅長請金先生在花園裡吃飯,他對我很好,總是叫 我「徒弟」。他叫我徒弟,我也不能說我不是徒弟。憑著這層關係,我就對大户的朋友說:「你們曉得我和馬旅長的私人關係很好,假使這戶人家再不答應,讓我無 法交差,兵工署是軍方,軍方的事我也只好請馬旅長出面了。馬旅長出面的話,這些樹不只是要被伐掉,還得白白地送給他,如果直接賣給我們,價錢還不會讓你們 吃虧呢!」這些話是晚上談的,第二天一早他就來回話,說:「先生!你們就伐吧!」

金:木材的取得很不容易。最初我們也向馬旅長買過一批。他們是動員軍隊去山裡砍伐,山水泛濫以後,利用山水把木頭沖下來,集中到龍王廟,整批賣給我們。但 是所有的房子都要四根柱子,再加上椽子等等,一所房子總要十幾根木頭,需求量相當大,所以我又去高台縣買了一批木頭。

李:高台縣有滿山的樹,金先生去了以後和他們簽下合同,從此解決了礦區建造房子最重要的木材的問題,我們再也不用零零星星地到各地去找了。因爲揚子公司在礦上通力合作,所以宿舍、辦公廳等都很快地完成,解決了住的問題。

⑶ 穿的問題

穿的方面,衣服、鞋襪、針線等必需品完全由供應社供應。這些東西大部分來自蘭州。甘肅油礦局運務處有一個蘭肅段,我們在蘭肅段上採購的東西,用卡車運到老君廟。供應社所供應的範圍僅限於衣著及肥皂等日常必需品。

⑷ 穿的問題

甲、小麥

吃在老君廚是一個大問題。我們一年大約需要一萬多擔的小麥,金先生爲此費了相當大的力氣。起初我們買不到東西,因爲老百姓的麥子繳了糧(田賦)之後,剩下 的也只夠自己吃了。最後還是透過中央,由金先生(當時金先生爲煉油廠廠長兼總務處長)向省政府交涉,請甘肅省政府的田糧處根據各縣存糧情形,有多的就撥給 我們。

乙、稻米

小麥之外,重慶來的技術人員吃不慣麵食,一定要吃米。那一帶產米的縣份只有張掖,因爲張掖的水利特別好,又有駱駝草,駱駝草的根含有豐富的鉀和鈉,燒了灰 之後做成堆肥,每年大約可以生產五、六千擔的米。爲了買米,我們在張掖設了一個採購處,每年向他們買三千擔以上的米。如果買不到這個數目,礦區員工吃米的 數量就得減少,一減少就會影響工作情緒。

但是因爲河西一帶(包括蘭州)的米向來多半都靠張掖供應,張掖縣剩餘的稻米都賣給我們礦場之後,便產生稻米供應不足的問題,所以有一次張掖縣議會開會議決 張掖縣所生產的大米不准運出縣境。消息傳到礦上,金先生叫我去交涉,並向邵逸周協理和嚴瀠波礦長說要賦予我一些權力。我們礦上生產的煤油五加侖裝成一聽, 平常也在張掖出售,金先生爲我要求的權力就是讓我可以憑我的條子在張掖拿煤油送禮。

我是河北人,張掖採購處主任和張掖縣長也是河北人,而且他們兩人都姓張,在家鄉的時候就很熟。我去了之後就和張主任商量,他建議先見縣長。甘肅油礦局在西 北這條線上名聲很大,一般人都以爲甘肅油礦局很有錢,我們去了以後,縣長很熱誠地接待我們,但是他說他也沒有辦法,因爲議會的決議須由縣長執行,不能置之 不理,而且縣長也有許多事情還要經過議會護決才能辦呢!我說:「你總不能看礦上那麼多人沒有米吃!技術人員走了的話,礦上怎麼辦呢?井都沒法打了。」我又 問他關鍵在誰,他說在議長,議長之外還有一個軍長駐在張掖,這兩個人的問題能解決,事情就好辦了。我便以同鄉的關係請他開一份名單給我,讓我送些煤油爲禮 品,雖然是自己生產的東西,不成敬意,但總是表示一點意思。縣長起初不肯,後來逼得他沒有辦法才把名單開出來。單子上列了議長、軍長和五、六個各級長官。 此外,我想請縣長吃飯,他也不肯,後來決定改由縣長出面,把這些人都請來。我回去之後就照名單準備禮物,當晚都送到了,議長、軍長都送雙份,縣長當然也 有,份量和議長、軍長是一樣的。送完之後,第二天請客,我對縣長說:「你出面就好,錢的事情你不要管。」第三天,縣長對我說:「沒事了,你回去吧!」所以 我們請一次客,送一次禮,米的供應問題就解決了。

丙、糧食的運輸和加工

我們礦上每年需要上萬擔的小麥和三千多擔的大米,這麼大的數量,就西北的運輸狀況而言是一項很大的負擔。我們爲了要把各種器械從重慶運送到礦上,備置了一 百多輛卡車,並在礦場設了一個公路場場段加以管理——公路蘭肅段只有汽車修理設備而無卡車,礦場段除了修護設備還有卡車——,由一位段長負責。這一百多輛 卡車完全供礦上各種運輸之用,尤其是在福利方面擔負了很大的運輸任務。卡車之外,還有三種運輸工具:第一是牛車,這種牛車的輪子非常大,直徑大約有一個人 這麼大,但是運輸量很小;其次是拉拉車,利用廢棄的汽車輪胎,以騾子或馬來拉,所以叫做拉拉車,運輸量較大;但是在西北運輸量最大的還是駱駝。駱駝雖然走 得慢,但牠只要開始走就晝夜不停,因此運輸時間非常準,只要一裝上去,預計幾天可以抵達就一定可以抵達;而且駱駝不是一隻、兩隻,而是成群,一群大約都在 百隻以上,所以牠的運輸量和可靠性遠勝於汽車或拉拉車。

麥子送到老君廟之後如何解決吃的問題呢,當地沒有麵粉廠,也沒有磨子,只有在白楊河、嘉峪關和酒泉等可以利用山水的地方,有幾個老百姓家裡装有水磨。我們 乃和所有的水磨坊簽訂合同,規定我們給他們多少麥子,他們給我們多少麵粉,麩皮則全歸他們。但是有時會磨不出麵粉來;有時麵粉吃了會牙疼,因爲裡面有沙 子。爲何有沙子,一般的麵粉廠都會先把麥子洗乾淨,弄乾之後再磨;但在西北沒有辦法洗麥子,不是沒水可以洗,而是一年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的日子是冰天雪 地,麥子經冷水一洗就結成冰,根本沒辦法磨。所以冬天的麥子都是不洗就直接磨,當然把沙子也磨進去了。如果我們因麵粉品質不佳而拒收,老君廟的人就沒得 吃,所以對此摻沙麵粉,我們一點改善的辦法都沒有。米則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丁、菜蔬和肉類

菜蔬方面主要由酒泉供應。總務處的酒泉辦事處除了對外代表公司和各機關來往之外,也負責在酒泉採購各種菜蔬。這也是一項很艱鉅的工作,每天至少要從酒泉運 一卡車的蔬菜到老君廟,假如不足此數的話,老君廟一萬多人的飲食就有問題。但是酒泉是個大城,當地老百姓自己的菜蔬需求量也很大,所以青菜不只是貴,根本 就不夠供應。爲了解決這個問題,金先生提議由我們自己設立農場。我們總共設了兩個農場,一個在赤金鋪,一個在嘉峪關。赤金鋪離礦廠不過三十華里;新的公路 修好之後,嘉峪關離礦上大約四十幾公里,兩個農場的產品運輸都用礦場段的卡車。這兩個農場的負責人都是金陵大學——農業方面最著名的大學——出身的,他們 一方面供應礦上各種菜蔬,另一方面雖然談不上研究發展,但是多少也可以把酒泉所沒有的內地菜蔬拿來試種,試種成功之後,我們的菜蔬種類就會增加不少,所以 我們自己農場的菜蔬比酒泉運來的菜好得多了。

金:我再補充一下,我們的菜場設有地窖,地窖十分重要,因爲夏天可以吃外面來的菜,但是冬天菜長不出來,所以我們在老君廟和兩個農場都設有地窖,夏天的時候把部分菜蔬藏在地窖裡,等到冬天再拿出來吃。

青菜之外,逢年過節總要吃點肉。我們在老君廟需要牛、羊、豬、魚等各種肉類都要在三、四個月以前訂購,晚了就會沒有。過年的時候,運肉到老君廟的卡車恐怕 總有十幾輛,需求量相當大。我們在老君廟可以吃到青海出產的湟魚(青海捕魚很容易,冬天鹽湖凍成冰之後,人們在冰上打一個洞,魚感到氣溫的變化,會從湖裡 蹦出來,大家就到冰上去撿這些凍得結結實實的湟魚);夏天的時候多少也可以吃到一些酒泉來的魚。以上是礦區糧食和肉類的供應狀況。

㈤ 教育和醫療

礦區子弟不能沒有教育,所以我們從重慶請人來辦了一所子弟學校。人有疾病,總得醫治,礦上本來有兩、三位大夫,但是大家覺得不滿意,所以我們又從蘭州請來 一位喬院長。喬院長到了礦上之後,我們重新建設醫院,除了內科、小兒科之外,還有外科。外科具備開刀的技術,因爲礦上的麵粉裡含有很多沙子,所以盲腸炎的 患者特別多。

⑹ 交通工具和娛樂活動

行的方面,我們設有公路礦場段,員工請准假之後就可以搭礦場段的車到酒泉、高台等地。

娛樂方面,礦區沒有戲院,但是有兩個劇團:一個唱平劇,一個唱秦腔。秦腔是本地戲,和台灣的歌仔戲相近,負責人就是金先生,他是社長。秦腔每年都有好幾次 演出,因爲礦上當地人多,所以很受大家歡迎。平劇方面,我們從蘭州請來一位很不錯的名角唱青衣,她先生拉胡琴,唱得很好;礦區眷屬也有玩票的,礦場備有預 算,行頭都是新買的。劇團之外,我們還設了籃球場、足球場和橋牌社,花樣雖然不如現在此地多,但也都聊具規模了。

所以礦區雖然很偏僻,但是衣、食、住、行,各種生活必需品都有,只不過和四川相比相當簡陋罷了。

⑺ 燃料油的問題

福利方面還有一個燃料油的問題。老君廟平常做飯和冬天取暖都要用煤,但是附近的煤層最好的只有三尺厚,普通只有一尺多,這種煤礦開採起來相當辛苦,工人在 地面上用鐵鏟子挖,再用很短的擔子趴著挑出來,產量又有限,無法充分供應礦上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金先生他們便想利用煉油廠自己生產出來的燃料油。

我記得老君廟的煉油廠比此地差很多,只有蒸餾,沒有裂煉;後來雖在美國買了煉油設備,但是因爲戰時運輸不便,新煉油廠還未蓋成抗戰就勝利了。所以當時我們 的煉油廠只能生產汽油、煤油和柴油。蒸餾過程中最可惜的是燃料油:原先想做鐵油池(tank)把它裝盛起來,但是油太多了,又沒有大量的鋼板可做油池,在 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油礦局的總經理孫越崎先生就說由他負責,他叫工人把不要的東西倒在石油河裡。本來大家也覺得燃料油沒什麼用,所以這些油順流而下,使石 油河變成眞正的石油河。

這時,金先生就和幾位工程師商量,用生鐵築成一個寶塔形的容器,塔上有一個盛燃料油的小儲槽,有一根管子通到各戶爐子口,油從寶塔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流,著 了火之後就不會熄了。我們再用土做成過道——等於現在暖氣外頭的鐵管——,順著窰洞送到各家的房子外面,房子裡就暖和了,這叫做「火牆」。

這個方法不只解決了冬天取暖的問題,也節省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是卻因爲燃燒不完全而造成了空氣污染。我們一天内不曉得燒掉多少這種油,因此空氣污染的情 形相當嚴重。記得雪剛下來的時候是白色的,過好一會兒就變成灰色的了;老君廟的上空也因此籠罩著一片黑色的雲彩,坐汽車大約在幾十里外就可以知道老君廟在 什麼地方。這可以說是一個笑話。

㈥ 幾件插曲(金先生主述)

1. 騎馬進山

我去高台買木頭時發生幾件事。前面講過去高台時路上車子壞了,我們走路走到高台。和我一起去的是一位在礦場承造土木工程的工程師,到了高台之後,有位杜鄉 長(漢人)陪我們騎馬進山,在山裡待了三天。杜鄉長人很好,也很有能力,所有的馬匹都是他供應的。南人騎馬本來就是外行,偏偏我又騎了匹只有一隻眼睛的 馬,這是匹好馬,但是我上馬之後,發現牠老是往一邊走,才知道牠瞎了一隻眼睛,所以我只好邊騎邊把牠拉回來,非常辛苦。

進山的第一天趣事很多。山裡沒有旅館,我們借一戶人家暫宿。這家人很好,待我們非常客氣,還把炕(上房)讓給我住。我這個人是馬馬虎虎,從來不講究,一點 官腔也沒有,先是我們去的時候,因爲怕山裡出問題,除了杜鄉長之外,還帶了礦警一同去,結果他們就在我睡覺的房門口站了崗,我出去一趟他們就敬個禮,我進 來一趟他們也敬個禮,我只好對他們說:「你們休息去罷!我這裡不需要!」

我從來沒有睡過炕,那個地方的炕雖然主要是燒牛糞、馬糞,但是臭味並不重,不過睡到半夜,背上覺得又硬又燙,實在難過得不得了。此外,他們在房門口放了兩 個大缸,缸裡正在發酵做醋,門簾一拉開,那個酸味簡直令人受不了。此外,騎馬我是勉強可以,但從沒有一天騎七、八十公里的經驗,第二天我覺得腰酸背痛,簡 直走不動,可是他們說:「你今天非起來不可,你要是不起來繼續騎的話,明天就連動都不能動了。」所以我就勉強起來,又騎了幾十公里,第三天果然沒事。

2. 會見清封千户

工作完畢之後,我把所有的錢都交給杜鄉長,請他幫我們把採木頭的事辦好,便啟程回老君廟。回程時也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們下山走到某個地方,忽然看到前 面站著兩個人,頭上戴著清朝的紅纓帽,手裡拿了兩把槍,我心想:「糟糕!遇到土匪了。」但我們走近後,他們就先下馬,很客氣地對我說:「千戶請你們去喝 茶!」——他們是藏人,清朝政府對於這些能統領一千人的頭目,都册封爲千戶——。既然是千戶請喝茶,我們就去了。他們住在蒙古包,請我上坐,給我行禮,行 的禮就和「四郎探母」裡的一樣。他們使用的語言和國語差不多,彼此都能溝通。這位千戶說我是民國以來第一個到他們這裡來的漢官,我送他哈達(綢子)和茶 磚,他送我羊羔皮和四十隻羊,(因爲採好木頭之後要修路才能把木頭運出來,所以我就把羊交給杜鄉長,請他暫時保管,到時候做爲犒賞開路工人之用)。千戶請 我喝茶的時候先拿出一個大銅鍋,再拿出一個三角架,把銅鍋放在三角架上,底下用乾的牛糞和馬糞做燃料,把鍋裡的水燒開。燃燒時牛冀、馬糞燒出來的煙都跑到 鍋子裡去了。水燒開以後,他打了一塊茶磚放進去,就變成一鍋茶,之後又從小櫃子裡拿出兩個小銅碗,先用地上的沙子擦一下,似乎覺得不怎麼乾淨,乃再用一塊 因爲骯髒而顏色變得很深的布抹一下,就爲我盛好茶,在碗裡擺一根湯匙,整個交給我。我要喝的時候,他又說:「請等一等!」又從櫃子裡拿出一碗奶油,用湯匙 挖了一點放在茶裡,這就成了奶茶。我一看!碗裡都是牛毛——因爲奶油裡有很多毛——,喝是不喝呢?不喝不禮貌,我還是勉強地喝了,只是儘量不喝到牛毛。這 件事蠻有意思的;而民國以來沒有漢人去過那裡,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大荒唐事。

3. 吃羊肉的故事

另外還有一件和吃有關的趣事。前面提過的馬旅長,也就是馬步康,平常和我很好。有一天,他請我吃飯,要我坐上座。我們曾讀過孟子,其中有「牽牛而過堂下」 的話,但今見到的是牽羊而過堂下,他們先把活羊牽出來給客人看;過一段時間又抬羊而過堂下,這時已經把羊宰了,給客人看一下又拿走;再過半天,羊塊已經煮 熟了,送到客人面前來。送的時候主人先送一樣最敬客的東西——一對羊眼睛,一個請客人吃,一個主人自己吃。我在此之前也沒吃過羊眼睛,當時不吃又不行;其 實倒也沒有什麼,就是一包水,和魚眼睛一樣。牽羊、抬羊,再把煮好的羊送上來,這三道手續是非常客氣的。


4. 重回西北聽秦腔

前面說過玉門油礦有兩個劇團,一個是國劇,一個是秦腔,國劇歸礦場管,秦腔歸煉廠管。因爲礦上本地人多,我就大力提倡秦腔。抗戰勝利後,我離開西北,民國 三十六年,四臺煉油廠新買的裂煉鍋爐無法順利運轉,總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已於民國三十五年成立)就派我回西北處理這個問題。回到那裡之後,秦腔劇團特別爲 我演了一齣戲,這也是件有趣的事。

煉爐運轉不順利的原因是零件在運輸過程中散失了,等到完全裝配好才可以順利運轉。我記得一共開了三次爐,第三次才成功。順利運轉後沒多久,共產黨就去了,油照樣煉,由鄒明出面維持。

㈦ 答問與補充

陸:煉油廠的範圍有多大?

金:沒有限制。那兒是一望無際的山地,沙石之外沒有任何東西。

陸:员工宿舍的情形如何?最多時有多少人?

金:宿舍就蓋在沙漠上,大約有八千多人,宛如一個小城市。

陸:當時沒有想到用油管來運輸嗎?

金:管子在哪裡?!當時連鋼板都沒有,管子更不用說了。當時的情形是現在的人很難想像的。

陸:打井的時候有沒有根據地質圖?

金:當然有地質圖。地質人員去了不少,像孫健初、孟昭彝、卞美年、黃汲清等人都去探勘過。孫健初是負責人,貢獻最大。

陸:地理書上沒說祁連山有森林,而且通常是南山才有森林,不曉得高台縣的森林狀況如何?

金:天山有森林,祁連山是天山的一脈,森林很茂密。高台縣的森林在南山,是原始森林,範圍很大,我們到的只是一角而已,木材都很高大。因爲森林裡有野獸, 所以也產毛皮。我在那裡吃過小鹿筋,也打過大頭羊及黃羊,黃羊很好打,因爲牠的白尾巴很容易被看見,我們只要對著尾巴打就行了。你要曉得,中國的中心不在 蘭州而在張掖,所以西北地方非常大,我們所到之地和採伐的木材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陸:台灣鄉下的房子都很矮,大陸的房子普逼都比較高。西北比較冷,房子太高的話可能無法保溫,不曉得當時礦場蓋的房子高度如何?

金:我們蓋的都是最簡單的一層樓的房子,至於房子的高矮事先並沒有加以規劃,完全是量材建屋。即使我們要造十二尺高的房子,沒有這麼高的柱子也沒有辦法。

陸:礦場員工睡不睡炕?

金:不睡炕,我們睡床。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種物品都是到各處去收集的,也有洋燈和俄國貨品。我們原則上是有什麼就用什麼,既不能講究,也不能挑選,因爲根本就沒得挑。像剛才講的麵粉就是這個樣子,你說不要吃,那就只好餓肚子。

陸:當地的氣候如何?

金:夏天最熱的時候很乾燥,因爲水分蒸發得很快,有時候還要穿件毛背心,此外是冷的時候多。

陸:李先生說礦上有一萬五千人,數目相當大。

金:眞正的工人只有八千人,再加上眷屬和外面來的駱駝隊、車隊等來來往往的,大約有一萬五千人,這些人除了少數自備乾糧之外,飲食都由礦上供給。這麼多人 在一起,儼然形成一個小城市。聽說這個區域現在擴大了,玉門縣已經廢除,整個搬到老君廟,老君廟改爲「老君廟市」,也有比較高的房子了。

陸:可見那個地方的油還沒有抽完。

金:油是還有,但儲量不會太大。

陸:當時員工的薪水是政府給的,還是靠油礦的收入?

金:這件事不能從商業的觀點來看。因爲當時油礦的開採屬於國防工業,完全是爲了對日戰爭,所以整個組織不是營利的「公司」,而是個「局」,目的只在要油,完全不計成本。

陸: 七、八千名員工的流動性大不大?

金:沒什麼流動性,因爲蓋房子的人以及礦和廠的工人都有兵役在身,只是不把他們徵調到前線去而已,他們要是離開礦場,就得去當兵。至高級職員則是從西南聯大和西北工學院來的。

陸:年輕人留得住嗎?

金:他沒法不待嘛!旁的地方也沒什麼機會;而且大家在那兒也幹得很有勁,一切爲國家嘛!我們爲了調劑年輕人,還從重慶請了十幾位大學畢業的未婚小姐到那兒去辦公,結果都結了婚回來,今天還有好幾位在中技社服務。

陸:金先生講的這個辦法很好,能夠安定年輕人的工作情緒。以前我在一所中學教書,這所學校規定不請女老師,結果男老師都待不住。

金:辦礦對工人而言還有一種最重要的設施,就是要有賭場。沒辦過礦的人不曉得這種事,非有賭場不可,礦工拿了錢就去賭,賭輸了他明天就再來工作,不賭輸的 話他就跑了。我們那兒雖然沒有開小差這種事,但來來往往的車隊的人還是要賭。此外,不瞞你說,我們在那裡儘管是查,還是有娼。你想!總共一萬多人哪,這些 女人就自己來了。這些事實在是很難禁。

陸:管理這麼大一個團體實在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金:很複雜。美國、歐洲都一樣,有礦必有賭、必有娼。

新疆勘察

民國三十二年冬,盛世才投靠中央之後,蘇聯紅軍自新疆撤退。三十三年春,甘肅油礦局奉命接管烏蘇的獨山子油礦,我奉派前往勘察,同行的還有甘肅油礦局總經 理孫越崎先生、孫太太,以及油礦局的礦場場長嚴瀠波先生。我們開一輛大車和一輛小車去,大車子載汽油、機油、汽車零件及行軍床等,小汽車坐人。

經過猩猩峽(即星星峽)的時候,我們憑一方刻有「盛世才」三個字的圖章才得以進入新疆境內。入境之後,我們走天山北路,經過七角井、奇台——奇台有國軍駐 紮,旅長姓徐名午生,在台灣當過台中訓練營主任——等地。抵達迪化之後,盛世才設宴款待我們,但是他自己沒有出面。他請客的大廳非常大,客人大約有三、四 十人,包括當時新疆省的建設廳長林繼庸在內。那頓飯我們吃的是西餐,所有的僕役都穿著一件白外套,但是隱約可以看到他們腰上的盒子砲(手槍的一種)。

接受盛世才的招待之後,繼續往西出發。我們從猩猩峽到烏蘇,都是住盛世才的招待所,沿路還有看不盡的西北風光。抵達烏蘇之後,我們就到獨山子去看礦。俄國 人走的時候,把礦都封起來了,不再出油,我們沒有帶設備去,不敢打開。礦場方面,除井之外沒有其他設備;煉廠方面,各種設備也都被搬得點滴不存,只剩下一 些保溫的材料。煉廠向來在露天——因爲設備太高,沒有辦法造房子,而且煉油過程中,有時候霧騰騰,須靠空氣流通——,所有的設備都裝置在地面上,一旦各種 器材和設備都被搬走,看起來就是空蕩蕩的一片。

我們離開迪化之前,曾經給盛世才的秘書一本電報密碼,表示我們沒有秘密,因此,我們沿路也常常接到迪化幫忙轉過來的玉門油礦和重慶的電報。但是不知道從哪 一天開始,突然就沒有任何電報,也沒有其他消息。有一天,我們在外面遇到中央政府派來的交通部鐵路探勘隊,他們說盛世才有變,但是還不能確定。我們商量之 後,決定假裝不知道這回事,仍照原訂計畫到伊犁去。

伊犁城很大,修得很講究,風景也很好。在伊犁的時候,我們還跑去中俄交界的泥坎。中俄邊境有很多地方沒有眞正的天然界限,只用石頭搭成石堆(稱爲 「堵」),據說石堆的位置搬動,雙方的疆界便隨之變動,所以俄國人老是把這堆石頭往東搬。但泥坎有眞正的邊界,我方還設了一個海關,派一對夫婦在那裡擔任 海關任務。在那裡的時候,我想照相,他們都叫我不要照,因爲怕對面的俄國兵會開槍,但我還是在車子裡朝外照了一張,這張照片帶到台灣來之後,不知到哪兒去 了。

從伊犁回到烏蘇以後,局勢依舊不明朗,我們也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忽然又來了大批電報,哦——!我們又緊張,又興奮,密碼都來不及翻哪!翻譯了半天,知 道沒事了,大家才比較放心。因爲獨山子的煉廠沒有設備,油井也封閉了,在烏蘇也無計可施,一定得回老君廟,從甘肅油礦局派人搬運各種設備前來,才有辦法開 發,就決定回玉門。

到迪化城外的時候,孫太太很緊張,因爲我們都不了解城內的狀況,我就建議大家先等一等。剛好迪化城外有一家中央銀行,經理馬彥章是清華時代高我一班的同 學,我們就開車去找他。他說沒事了,叫我們安心進城。但是孫太太因爲怕得厲害,就把沿路寫的日記全部撕掉,非常可惜。

到了迪化,我們還是住在盛世才的招待所,但是孫越崎要求見他,他卻推辭不見。後來我們才聽說這次局势能夠穩定下來,完全是靠李鐵軍軍長的砲隊,李鐵軍把他的砲隊對準盛世才的督辦府,若有異動即開砲。這是後來聽說的,眞假如何不曉得。

我們第一次到迪化的時候也去拜訪過李鐵軍。那天我開車,告辭之後車子怎樣都發不動,檢查半天也沒有毛病,後來才知道是因爲當地的天氣太熱,使油管裡的油都 變成氣體,以致車子無法發動,只要等到下午天氣轉涼,或用水澆一澆就可以發動了。這種現象叫做「vapor lock」,我以前只在書本上看過,但是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到迪化才第一次碰到。

回程走的是天山南路,所以我們也經過吐魯番。吐魯番很熱,據說熱到連臭蟲都無法生存,因爲新疆各地普遍都有臭蟲,所以我們沿途都是睡行軍床,但是到了吐魯 番,當地人告訴我們可以安心地睡床,因爲沒有臭蟲。我最近在電視上看到美國用熱氣來撲滅白螞蟻,非常有效,吐魯番沒有臭蟲大概也是同樣的道理。

關於吐魯番之熱,還有很多種傳說;譬如飛禽到了夏天都棲息在水邊,因爲毛都脫落了,飛不動,很容易就被逮到;還有一說是警察局的人都坐在水桶裡辦公,很有趣,但是我沒親眼看見。

吐魯番盛產葡萄。葡萄有黑、白兩種,做葡萄乾的時候,白葡萄不能用曝曬法,一曬就會變黑,要使白葡萄成爲白葡萄乾只能用陰乾的辦法。我能知道這件事是因爲 我們在外面看到很多用泥塊疊成的籠子,像小房子一樣,邊上有窟窿,請教當地人,纔知道這是在陰乾白葡萄,跑進去一看,果然發現竿子上掛著一串串的白葡萄, 必得如此,白葡萄才會成爲白葡萄乾。

說到葡萄,就想起瓜。新疆盛產水果,瓜類尤其著名。新疆的瓜有兩種,一種是西瓜,果肉是紅的;一種是香瓜,形狀較長,外皮多半是綠色或白色。香瓜又分很多 種,我們沿路吃的,除了西瓜之外,就是各種各樣的香瓜。我們覺得臺灣吃到的哈密瓜已經很不錯了——據當地人說是因爲哈密產甘草,所以哈密瓜才會那麼甜—— ,但是我們在新疆還吃過一種更好的瓜,叫鄯善瓜。鄯善瓜大約一尺半長,外黄內白,又稱爲黄金瓜,採牧之後都放在地窖裡,所以拿出來時很涼,剖開來一吃,入 口即化,和冰淇淋一樣,味道眞好,這是最好的瓜。聽說這種瓜不能運,一運就破。

我們在吐魯番還吃過一種怪東西——發酵過的馬奶,帶點酒味,但仍稱爲馬奶,而不稱爲馬奶酒。這種奶酒味道不錯,很上口,但是很容易醉人,我喝得很順,可是孫越崎喝醉了,躺在那裡就睡著了。

這趟到新疆,前後不到兩個月,但是增加了很多見聞。譬如我們知道一個地名中有「泉」字就代表該地有水,新疆地區的水有兩種,也可以從地名上看出來,如果地 名是「某某井」,則當地的水是鹹的;如果地名是「某某泉」,則當地的水都是淡水(一般稱爲「好水」)。所以井水和泉水是不同的。

再如新疆「疆」字的來源也很有趣:據說是因爲當地北有阿爾泰山(金山),中有天山,南有崑崙山,山與山之間各夾著一個大盆地,北爲準噶爾盆地,南爲塔里木 盆地,這三座山和兩個大盆地排列起來的形狀正如「疆」字的右半部;又因爲地處邊陲,守土有責,所以左邊再加上一個「弓」字和「土」字,取其象形,很有意 思。我不懂地質,但按照地質家的說法,從山形看來該處應該蘊藏石油,只是氣候乾燥了一點。當地也有游牧區,地廣人稀。

迪化(現在恢復「烏魯木齊」的舊名了)在天山以北,是塞外江南,平常水木清華,風景很好,但是刮起風來很不得了。我去的時候漢人不多,當地人種相當複雜,混血兒很多,不論男女,身材都很高大,女的混血兒還有一個奇怪的名稱,叫做「二鑽子」,皮膚很白,又高又大。

戰後接管工作

㈠ 接管台灣石油事業

抗戰勝利後,我奉派擔任經濟部台灣區特派員辦公室石油事業接管委員會主任監理委員,於三十四年十一月間抵台展開接管工作。接收過程中,楊玉璠先生也幫了不少忙,請他先說明一下當時礦場的情形。[註](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次訪問時,楊先生協助說明。)

1. 礦場的情形(楊先生主述)

日據時期台灣有兩個油礦公司,一個是「帝國石油」(Imperial Oil),另一個是「日本礦業」(Nippon Mining)——這兩家公司現在在日本都還在繼續經營——,它們在台灣經營了七個礦場,分別是北部的錦水、出磺坑和竹東;以及南部新營的牛山、竹頭崎、 關子嶺附近的六重溪和凍子腳。我們來的時候,這些礦場都還有一些產量,但現在除了錦水和出磺坑之外,都成爲歷史名詞了。

產量方面,當時這七個地方加在一起也不過出產四萬立方公尺的天然氣。此外,北部的出磺坑和南部的凍子腳也出產一些原油——油分爲原油和凝結油,凝結油是從 天然氣裡分出來的——。凍子腳的原油產量很少,各礦出產的原油和凝結油的總和一天大約只有八公秉。而台灣光復之初,除了本地自產的油氣之外,並沒有其他來 源,好在當時的汽車很少——我剛到台北的時候,站在中山北路的鐵路平交道附近,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到圓山,整條路上沒有幾部車子,我估計全台灣的汽車大概不 會超過一千輛——,用油不多,所以這樣的產量那時已經很管用了。

在煉油廠還沒有修理好,也沒有從外國進口原油的時候,長官公署等機關的公務用油完全靠苗栗的小煉油廠(位於今天的苗栗火車站前,舊名日本石油株式會社台灣 製油所)提煉。這個小煉油廠主要是煉出磺坑的原油和其他地方出產的凝結油;此外,也生產一些如同現在台北燒的瓶裝瓦斯。前一陣子報紙上在討論瓶裝瓦斯能不 能做爲汽車燃料的問題,事實上汽車可以使用兩種瓦斯,一種是壓縮天然氣,另一種則是我們現在做飯用的液化瓦斯(LPG)。當時新竹、苗栗、嘉義、新營一帶 都缺油,二次大戰時日本也缺油,就使用兩百個大氣壓(atm)的壓力把天然氣裝在瓶子裡,再在車槽下和底盤間裝七、八個這種壓縮瓦斯瓶,就可行駛了;另外 有些小車則使用液化瓦斯行車。

因爲用量比產量少,所以光復初期的瓦斯根本不值錢。當時苗栗有所謂「三不關」,用戶除了水不關、電不關之外,瓦斯爐火也不關:四萬立方公尺的天然氣除了供 汽車使用之外,做飯也用不完,所以家家戶戶的瓦斯爐都一直開著,燒完飯就燒開水,好像收不收錢都無所謂。當時台灣的能源使用得太少了,整個經濟情況和今天 簡直不能比。

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灣廠礦設施多少受到破壞。我們在苗栗煉油廠的時候就起出七、八個沒有爆炸的炸彈,因爲廠小,裡面沒有多少設備,眞正能被炸壞的東西並不多。

金:炸彈最多、最大的是在高雄煉油廠。前年還挖出一個。

楊:對。因爲它目標最大,不只是軍事設施,同時也是原料廠。

礦場方面,也有遭受破壞的,但修理之後都還可以用。日本人經營的各礦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每個礦場都要從天然氣裡把汽油提煉出來,故有不少設備。戰後兩、 三年,各國都還處在復員期,對機器的需求量很大,我們即使去國外購買,也不見得一下子就能買到,所以我們就修理老井和舊機器,並且把日本人留在礦上的各種 管子(包括套管、油管等)和若干機器配件都派上用場。老實講,日本人的鑽機比我們在大陸上用的還高明,鑽井深度達兩、三千公尺,且大都是電動的。剛開始的 時候台灣電力並不缺乏,這些設備都可以使用,而且也足以應付當時的情況。

附:答問與補充

陸:有沒有日本的技師留下來?

楊:有,但是不多。

金:那時長官公署忽然來了一道命令:要日本人全部撤退,而且是第二天就得離開。你們礦上還好,廠裡就不行了。因爲廠裡的領導階層:廠長、工程師等全都是日 本人;雖然也有本地人,但數目不多,而且都是工人,日本人一撤退,中國技術人員太少,不夠分派,我們來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可以接頭,尤其是高雄和新竹,非 常辛苦;嘉義還好,有幾個人比較了解廠裡的狀況。

楊:我在礦上比較沒有這個問題。因爲在先日本人雖然不給台灣人較高的職位,但本地人的技術基礎都還不錯;日本人一走,本地人升上來,因爲心情好,做得反而比日本人在的時候還起勁,而且大家都很聽話、很熱心,所以那段時間修井等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2. 煉廠的情形(金先生主述)

以上是礦場的情形。煉廠方面,當時日本人設有「海軍第六燃料廠」和「南方拓殖會社」兩個單位。海軍第六燃料廠包括三個單位,分別設在新竹、台中清水和高 雄,以新竹爲主。但我們當時沒弄清楚狀況,來了以後,就直接跑到高雄。高雄廠被炸,不能開工;新竹和清水都有庫房和辦公室,但各種設備都沒有運齊,運到的 也還沒有裝好。南方拓殖會社設在嘉義,設備差不多都燒壞了。據當地人的說法是:美國人用燃燒彈來炸的時候,放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大堆易燃物起火燃燒,廠內貯 放丁醇(butanol)的油池受到波及,燒得面目全非,我們去的時候,這個廠已經無法開工了。

第六燃料廠以高雄廠的設備比較完整,它有兩套機器,一天可以煉三、四千桶油,但是戰爭末期若干設備被炸毀,油也用盡了,我去接收時,該廠處在停工的狀態 下,因爲屬於海軍,油管進出都是從左營軍港。新竹是第六燃料廠的總部,總部的目標在製造航空汽油,因爲日本人還在籌劃階段,除了庫房裡有不少白糖之外,根 本沒有東西。清水方面只有一塊地和一間庫房,庫房裡只有榨油機,日本人原先預備利用植物油來煉油;嘉義的南方拓殖會社則是想用樹薯(cassava)發酵 後做成丁醇,以便代替航空汽油之用。

總之,我們來的時候,新竹和清水除了幾個幫浦,幾乎沒有東西;高雄和嘉義被炸得差不多,可是有材料,尤其是高雄,材料非常多。但是我們接收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廠可以開工。

3. 接收狀況及廠地處置(金先生主述)

我到台灣接收的時候,新竹方面負責和我接頭的日本人是一個中將,高雄則是一個上校。在新竹的時候,發生一件很妙的事:有一個姓張的當地人,會講英語,家裡 也有百科全書(encyclopedia),他寫了一封道賀信給我,開頭就寫:「開英上將麾下」,後來見面,我問他爲什麼稱我爲「上將」,他說:「這兒的 主管是中將,你來接收他,你一定是上將。」很有意思。

我是自己一個人來台灣的(接收完畢後,纔來了一大批工程師和實習員,大約百餘人),接收的時候另外帶一位翻譯,這位翻譯是本地人,會說日語和本地話。到新 竹之後,我們先升旗,日本人很多,都是高階層的人,本地人都是工人。兩方面接觸,總要講幾句話,日本人恭維說:「我們日本人是沒落了!新竹天天有風,而且 風都大得不得了,但是今天你們來接收,你看旗子都不動,一點也不動。」不久,忽然來了一個命令,請日本人第二天就要走,他們走了以後,廠中就沒日本人協助 了。

我在新竹的時候,有一天忽然來了一輛卡車,有個人拿出一張條子,說是奉長官公署的命令,要來搬兩個幫浦。我說:「不行!長官公署管不到我經濟部的單位裡來。」這個人怏怏而去。

新竹廠位於水源地附近,這塊地後來一部分給中國銀行抵帳——我們在上海的時候欠中國銀行的帳,中國銀行內部沒有帳,但我們還是根據自己的帳,很規矩地以地 作價先還了二十幾萬美金——,那時剛好有個中央肥料公司,和中國銀行有財務上的往來,所以就轉移給肥料公司;馬路邊的一塊則給清華大學,算是經濟部轉給教 育部。

清水的地一部分處理掉了,一部分則用來和空軍交換。因爲我們在高雄港沒有出路(原來的出路在左營),而空軍在苓雅寮有一塊地,上面有油池(tank)等設 備,這些東西對空軍而言並不是很必要,倒是他們想在清水設一個機械廠,所以我們就和他們交換:苓雅寮的地歸中油,清水的地一部分歸空軍。

清水按收的時候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們在漁會吃了一頓飯,主人姓蔡,是當地的大家,也是漁會的主持人,這頓飯從第一道菜到最後一道菜都是魚,我至今還印象深刻。

[註]:台灣石油事業接管委員會之下,在苗栗設有礦場管理處,初由監理委員張芳謇駐苗監理,三十五年一月由楊玉璠先生接任。

㈡ 接管東北煉油事業

1.接收状况

台灣接收工作告一段落之後,高雄煉油廠交給沈覲泰負責,礦場則交給李同照,一切安排妥當,我就回家(這時我家在北平),這是抗戰爆發以來,我第一次回家。緊接著,我又奉派到東北去處理接收事宜。

我在東北第一個接收的是錦州的合成燃料廠,該廠生產合成汽油;其次接收錦西煉油廠,這個工廠的規模非常龐大,採用的煉油方法很多,設備也五花八門,是日本 人在東北煉油的大本營,地點在葫蘆島以北不遠處,從錦西到那裡大約一個多小時的火車車程。錦西煉油廠接收完畢後,我又去四平街,四平街的煉油廠所採用的方 法是高壓氫化法。四平街的事情安排好之後,我打算去吉林的永吉接收另一個煉油設備,剛買好票就在火車月台上碰到在清華低我一班的老同學賈幼慧,他間我要到 哪裡去,我告訴他之後,他說那邊已經有戰事發生,他正要到前線去——他當時是新一軍副軍長——,又說那不是我去的地方,叫我趕緊往回走。因爲他的態度非常 堅決,我只好回頭,先到瀋陽,然後又去撫順煤礦。回到上海之後不久,就成立中國石油公司。

我們在東北接收的工廠都很大,但多半都受到戰火的破壞,只有錦西廠比較完整,修復之後也曾開工煉油;錦州廠則始終沒有法子開動,該廠所使用的原料不是油頁 岩,而是阜新煤礦的煤,先把煤變成氣體,再合成爲汽油,這是德國方法,稱爲Fischer-Tropisch(費氏合成法),現在南非生產的Sarcol 也是用這種方法。

2. 主持煉油廠撤退

我們在東北的時候看情勢不對,就買了一艘小輪船,停泊在葫蘆島,以安慰人心。三十七年局勢逆轉的時候,撤退的人員就是到葫蘆島搭乘這艘輪船,直航天津。人 員之外,我們也搶運了大約八千噸的管子、機器等重要器材。因爲當地人反對,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搬運器材頗費周折:我們先在上海租了一條五、六千噸的船,再 買了八千袋麵粉,用這艘船運到葫蘆島之後,便把麵粉分給工人,每人先給一袋,其餘的存在庫房裡,然後請他們搬器材上船,運到上海。

當時我是石油公司協理,主管煉油,所以東北煉油廠撤退的工作完全由我負責,因爲我還兼材料處處長,所以我買麵粉很方便,買了就運,若像現在凡事要等上級批准,就什麼事都辦不成了。

中國石油公司的成立與轉徙

㈠ 成立與組織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中國石油公司成立,地址設在上海江西路,公司的全名是「資源委員會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當時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是孫越崎先生,公司 的總經理是翁文灏先生(翁先生轉任行政院長之後,總經理一職由張茲闓代理),總經理下設四名協理,分別主管各項事務,我是協理之一,主管煉務,兼材料處 長,張茲闓先生主管財務和總務,礦務(包括打井和探採)由嚴爽先生負責,業務則由郭可銓先生負責。現在這些元老級的人都不在了,就剩我一個。

中國石油公司剛成立的時候,分公司只有一個,即甘青分公司,設在台灣的是一個辦事處,直屬總公司,處長是張君達,後來辦事處撤銷,改設營業處,由李林學負責。

中油公司成立的時候,還和招商局合作,組成中國油輪公司,中油公司所應負擔的款項(百分之五十)來自糖款,即把日本人堆放在新竹庫房裡的糖交給台糖,由台 糖轉賣後所得,成爲油輪公司之資本。油輪公司的總經理是李允成,副總經理姓王,是我的清華同學。公司擁有四艘大型油輪和十二艘小型油輪,前者大約一萬噸, 後者只有一千噸,都是「永」字號。

㈡ 方針的研訂

中國石油公司成立之後,在上海開了一次會,討論此後的工作方針。會中決定發展次序如下:先買油、做買賣,賺的錢用來修復並建造煉油廠,之後買原油來提煉, 煉了再做買賣,賺了錢再做探礦的工作。方針決定之後又討論要先開發哪裡的煉油廠喜田時可供煉油的地方,除了西北之外,還有上海的高橋、東北的錦西和台灣的 高雄。東北那時正戰火劇烈,上海則因爲日本人留下來的設備太少,完全要由自己重新購置,花費太大,耗時亦長,所以決定先從台灣的高雄開始。同時派定了三個 廠的廠長:高雄廠是賓果、上海廠是鄒明、東北廠是葉樹滋(東北廠廠長原爲秦秉常,秦因飛機失事身亡,改派葉樹滋。)

㈢ 人才的招募和流動

開發高雄煉油廠的方針決定之後,便開始招募人才。因爲高雄舊有煉油廠所有的工程師和高級人員都是日本人,日人全部遣回之後,除了沈覲泰,就只有工人.所以 我們就把西北和重慶的部分人員(包括李達海、胡新南等人)派到高雄來,同時在上海招募人員。民國三十五年招考了十幾個人,三十六年又招考了五、六十人,全 部派到高雄,開始修復煉油廠。此外,中油公司成立之前曾聘請美國環球油品公司Egloff來台考察並協助規劃,中油公司成立後,環球公司改派 Richard來幫我們的忙。

從大陸來台的人員前後總共有七、八十人,其中民國三十五年來的人後來都沒有回去,三十六、七年來的一批人則回去了不少。回去的人裡面有一部分根本對共產主 義沒有清楚的認識,他們以爲只是改朝換代,既然都是中國人,又何必離家呢?!所以回去的人很多,留下來的大約有三十個,後來又有一批人去美國唸書,高雄煉 油廠後來的發展完全靠這批人才。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易守,中油公司先撤到廣州,隨後轉移到台灣。撤到廣州之前,因爲高雄要辦煉油廠,需要人負責,我曾經擔任接收工作,對台灣比較熟,民國三十七年,我先以協理身分奉命派駐台灣,辦公地點在台北,所以我沒有和中油公司一起撤到廣州。

台灣石油事業的發展

㈠ 光復初期高雄煉油廠的發展

前面提到中油公司成立以後,選擇高雄做爲優先發展煉油工業的地點,今天我請虞德麟先生來說明高雄煉油廠的發展情形。(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四次訪問時,虞先生協助說明。)

1. 歷史背景(虞先生主述)

三十五年六月中國石油公司成立之後,在上海招考了一批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派到高雄來,同時也從甘肅油礦局調了一些人過來,我就是其中之一。民國三十五年我調到上海,三十六年初抵達高雄,三十七年曾回去一趙,之後就一直留在台灣。

高雄煉油廠的前身是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日本在其南進政策中攫取了蘇門答臘的油田之後,因爲需求量大,除了當地和日本本土的煉油廠之外,又在台灣成立海軍 第六燃料廠,計畫在高雄、台中清水和新竹各建一個廠。後來因爲太平洋戰爭劇烈,只有高雄廠部分設備興建完成二局雄廠的建築物雖然不多,但是土地徵收了很 多,大約有四百多公頃;新竹稍微有一點設備,但並不多;清水則是一片荒地。新竹的海軍第六燃料廠旁邊還有一個天然氣研究所,日據時期,日本人對台灣的天然 氣已經有所開發,後來爲了應付戰爭需要,便把天然氣壓縮,成爲液化瓦斯,以解決汽油不足的問題;戰後,這個研究所亦由金先生負責接收,就是現在新竹工業研 究院的化工研究所。

高雄廠的範圍很大,日本人擬訂的計畫也很大,但當初只蓋好兩個蒸餾廠,熱裂煉廠及觸媒裂化(catalytic cracking)廠則正在興建之中。這個觸媒裂化廠使用的是當時最新的,但現在已經完全落伍、不再爲人使用的Houdry Process,也就是Houdry發明的觸媒裂解法。日本人設立這個廠是爲了製造航空汽油,戰前日本航空汽油依靠英、美供應,戰爭爆發後供應不足,只好 自製,但它無法取得完整的Houdry Process,所以是用Houdry的原理自己設計觸媒裂解。

觸媒裂解廠造好之後,尚未試車就被炸掉了,另外兩個蒸餾廠和熱裂煉廠也受到破壞,所以我們接收以後的首要工作就是修復設備,以便煉油。因爲倉庫被炸,我們 自己的器材也比較缺乏,沒有辦法立刻修復。好在煉油設備雖然被炸得比較多,但因日本人曾加以偽裝,故主要設備(如蒸餾塔等)並未被炸毁,等到中油公司的人 員陸續來台以後,我們便展開修復工作。我們也曾經請非常著名的美國專家Egloff來台考察我們的煉油設備。

2. 發展狀況(虞先生主述)

修復煉油設備的時候,總公司也開始向國外購買原油。當時台灣只有苗栗產油,數量很少,當地的小煉油廠即可提煉,不必運到高雄,所以總公司一方面開始籌劃購買原油的事,另一方面則由高雄煉油廠負責處理碼頭和油管的問題。

因爲高雄煉油廠的前身是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所以日據時期原油是從左營軍港進來,再從碼頭上的兩條大油管直接輸送到煉油廠裡。但是我們接收以後,軍方和資 源委員會不相統屬,而且當時的左營軍港淤塞得很厲害,港口又有戰時被炸沈的船隻,油輪無法進來,事實上並無法使用。經過勘察和分析之後,總公司認爲只有高 雄港可以停泊油輪,而且從高雄港進口不只運油速度比較快,對整個事業也比較有利。總公司做成決策之後,便交由高雄煉油廠執行。

高雄港原來是個小港,日本人爲了南進,便把它開闢成一個大型的人工港,港的範圍雖然不小,但已建設的部分相當簡陋,可以利用的航道不夠深,碼頭也不適合油 輪使用——油輪碼頭和一般港口碼頭不同,油輪碼頭要有油槽,再用幫浦把油從港區油槽打到煉油廠裡——,所以不只要浚深航道、建造碼頭,還要裝配油管。前面 兩項工作由高雄港務局負責,航道浚深之後,整個港都可以利用;碼頭方面,則造了三個適合油輪使用的碼頭。

金:高雄港淤塞多年,而油輪吃水深九米多(三十尺),不把航道浚深,油輪就無法進港。浚深的時候因爲當地的挖泥船都帶著一個很長的尾巴,把挖出來的泥放在 船上,高雄港務局局長林則彬爲此來找我商量,說這種船無法挖深,所以我們就費了很大的力,由高雄方面發動,到大陸透過翁文澦先生的關係,從青島調來一艘不 帶尾巴的挖泥船,才把高雄港浚深。

装配輸油管的工作由高雄煉油廠負責。港區到煉油廠有兩條主要道路,一條是鐵路,長十三公里;另一條是公路(即高楠公路),長十五公里。因爲公路比較長,而且經過市區,架設管子比較困難,所以決定循鐵路做管子通到煉油廠。

路線決定之後,施工的人力雖然沒有問題,但管子的來源卻大有問題。我們把錦西運來的鐵管、苗栗打井用的管子和台灣油礦採勘處等所有可以用的管子集中在一 起,接起來,都還不夠長,最後用鋼板捲成油管型,湊足長度,才完成此巨大工程。架設油管的同時還選定了一個損失最小的蒸餾廠,從其他損壞較大的設備中擇取 仍可使用的器材,拆卸下來,裝配到我們選定的廠上,修好一組蒸餾設備。

這時,上海總公司已經買到原油,並於三十六年二月二十日運抵高雄,迨輸油管完成(三月)、蒸餾廠裝置完畢(四月),即正式開工煉油。如原油供應無虞,產量 約每天八千桶——日人原先設計之煉油設備每日產量爲六千桶,經我國工程師加以改良,增到八千餘桶,此後重新設計,目前每日產量爲一萬兩千桶——,所產的油 料除供台灣使用外,悉數運到上海,供大陸使用。

之後,煉油廠不斷擴充,三十七年修好另一組蒸餾設備,又到美國去補充器材,装配了一套裂煉設備。三十八年,把第一組蒸餾設備改裝到裂煉設備上,試了幾次爐以後,勉強可以使用。

這期間中油公司請了好幾位外國顧問,新畢業的青年也陸續加入,各地的人才都聚集在一起。但大局轉變之後,包括年輕、剛來的,和各地調來、有經驗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離開高雄。

總之,光復以後,民國三十四年沒有什麼行動,三十五年工作人員陸續到齊,開始做各種準備工作。三十六年完成輸油管線,並修復一組蒸餾設備,三十七年又修復 另一組蒸餾設備。民國三十八年裝置好的蒸餾裂煉設備不是很成功,但大陸淪陷以後,以台灣的需要量,一組蒸餾設備已足夠應付,加以外匯日益困難,所以發展漸 趨緩慢,一直到民國四十二年借到外匯(向美國油公司借到美金之後),才又開始大量擴充。

3. 創辦「拾穗」(金先生主述」

大陸局勢逆轉的時候,時局不穩,謠言衆多,爲安定人心,我們就辦了「拾穗」雜誌。由公司出錢到國外買回一大堆書籍、雜誌,請同事翻譯,用意在使閒人有事 做,並消磨年輕人的時間,以免胡思亂想。因爲都是翻譯,不用創作,同事們都不拿稿費。現在因爲智慧財產權的限制,這樣性質的雜誌已經不能辦了。

虞:這份雜誌從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創刊,到民國七十八年停刊,一共辦了四十年。七十八年十一月改型復刊,風格已和以往不同。

㈡ 原油的購買和運輸

我擔任中國石油公司協理是民國三十五年公司成立的時候;民國三十七年,我再度來台,民國三十八年至五十年,擔任中油公司總經理。中國石油公司成立以後,有好幾件值得講述的事:

1. 突破封鎖、購買原油

前面提過民國三十五年,中油公司的高級人員開會討論公司業務進行方針:公司剛成立的時候,政府提供的經費不多,而公司本身除了甘肅油礦局和四川油礦探勘處 之外,只有從日本人手裡接收過來的,包括台灣、東北及長江一帶的若干事業,資產也相當有限,所以中國要發展石油事業一定要開發自己的煉油事業,要煉油一定 要有財力爲後盾,要有財力則一定要做買賣。所謂做買賣就是向外國人買油回來賣,賺取扣頭。這種方法雖然也可以應付需要,但我們並不想以此爲重點,而是認爲 應該開發自己的煉油事業。

在這樣的方針下,因爲我們自己沒有原油,所以一定要向外國購買。買原油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大問題,說得不好聽就是必須突破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壟斷,才能買 到原油。這是因爲原油比較便宜,而成品的利潤相當高,一般的石油公司都只肯賣我們成品,不肯賣我們原油。我們接洽過的外國石油公司如上海美孚石油公司、德 士古石油公司,和亞細亞石油公司,都是抱持這種態度。四處碰壁的結果,使我們面臨了空有煉油廠,卻無油可煉的難題。

後來我們開始找沒有在中國做買賣的石油公司洽商,總算找到一家英伊石油公司,願意把原油賣給我們,但要我們先交錢。那時油價比較低,一桶只要兩塊多美金, 我們第一次就在他們指定的銀行存了二十萬美金。付了錢之後,運輸問題又來了。結果由英伊石油公司調派英籍油輪「不列顛工業號(British Industry)」,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爲我們把五千八百噸的原油運抵高雄。

韓戰爆發後,因爲高雄煉油廠的煉量很大,戰爭末期,美國方面有人和中油公司駐美代表夏勤鐸接洽,希望我們幫美國煉油,就近供遠東美軍使用。我國政府同意之 後,就派我到美國,做更進一步的接洽。我於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一日啟程赴美,四十三年六月一日返抵國門,這是我留學回國後第一次到美國。美國方面負責籌劃這 件工作的是專門製造鋁和香煙的大企業家Louis Reynolds,他想煉油在遠東銷售,就擬了這個計畫,和夏勤鐸先生接頭。但是等我和他把事情談妥之後,韓戰終止了(按:韓戰於民國三十九年爆發,四十 一年告終),這件事情也告擱淺。

我還在美國的時候,某天忽然有一個叫做Parkman Clancy的外國人上門,說是Gulf Oil Company的業務代表,聽說我們要買原油,問我們是不是有興趣向他們購買。我問他們的消息是怎麼來的,他說是得自煉油供給遠東美軍這件事。這麼一來, 我們就撒開Reynolds的公司,改和Gulf Oil Company接洽。

Gulf Oil Company的中國名字是「海灣石油公司」。關於這點,有一個很有趣的插曲:我在美國打電報回公司,說有一家海灣石油公司不只願意賣我們原油,還答應我 們的要求——我要求他們在賣我們原油的同時,還得借我們錢——,請示這個計畫是否可以進行。回電很妙:我們是把「Gu1f」譯成「海灣」,但是這兒的中國 記者不曉得,又把「海灣」回譯成「Seabay」,令Gulf Company覺得莫名其妙。

我們向海灣公司購買的原油價錢按照市價,他們另外借我們兩百萬美金,年息百分之五·五,分九年償還。這麼一來,就打開了我們向外國購買原油的大門。海灣公 司是國際大公司,他們之所以肯賣我們原油,是因爲他們的原油來自科威特,產量很大,然而賣不掉;我們去向他買油,正好各遂所願。因爲他們的公司規模大,對 其他公司也沒有顧忌,而且他們沒有帝國主義的想法,純粹是爲做買賣,所以他們和我們簽的合同是我們和外國人簽的合同中最公平、最合理的。這是民國四十二年 十二月的事。

海灣石油公司既賣我們原油、又願借我們錢之後,民國四十四年,德士古公司也上門了,他們這回不只願意賣我們原油,也願意借我們錢。所以這條路走通之後,就 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的競爭狀況和資本主義的作風:先是扣著不肯賣,等到我們有辦法,他也來了。可是我對他們說:「當初我向你們買,你們不賣,現在我油買到 了,錢也借到了,你既肯賣油,又肯借我們錢,但是你的錢我們不給利息。」他們也答應了。我向他們借七十萬美金,連同海灣公司的貸款,一共借了兩百七十萬美 金,這是件大事,行政院好不容易也通過了,中國石油公司便成爲來台以後第一個借到外匯的單位。

2. 更新高雄煉油廠的設備

我們向海灣公司貸得的款項主要是用來更新、擴充高雄煉油廠的設備,但是他們怕我們拿了錢瞎用——中國從前這種事情很多——,不肯直接把錢給我,要我以兩百萬美元爲限,先訂購機器,他再付錢給那家出售機器的公司。

關於這件事還有幾個插曲:美國駐台美援會第一任負責人Dr. Herbert G. Schneck是地質家,而我曾在中央地質調查所服務多年,對地質也懂些皮毛,因此談得來,交情非常好,有一次他坦白地告訴我:「我這裡有政府的命令:美 援可以全力支援你們打井和探勘的設備,但對煉油設備不能資助。」因此他對出礦坑探勘幫了很大的忙,對煉油方面則完全開門。由此可推斷這種命令一定是美國幾 家油公司到美國國務院活動出來的。

另一段插曲是:我在美國借到錢以後,美援會中國組(China Desk)的負責人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去一趟Washington D.C.。我去了之後,他請我在他家裡吃飯——外國人請客很節省,和中國人完全兩樣,麵包、咖啡之外,只有一碗湯和兩根香腸,你說他寒酸,他就是這樣,這 是他們的好處,我們中國人實在太浪費了——,問我:「你認爲兩百七十萬美元可以做成這件事嗎?」我說:「我總要試一試。」「試不成的話,不是把你金某某的 名聲毀了嗎?」我說:「我沒有辦法,總得試試看。」他的意思是勸我不必冒險接受這筆錢,因爲這筆錢一定不夠用,免得將來把我自己的名聲敗壞了。這是個很好 的插曲,可以充分看出資本主義下各個公司惡劣的手段。

我沒有理會這個人的勸告,但我確實還差五十萬美金,後來由中央信託局(當時的局長是尹仲容先生)幫忙,湊足三百二十萬美金,我才得以向美國購買一套TCC 觸媒裂解(Thermo for Catalytic Cracking)設備和一套鉑媒重組(Reformer)設備,完成高雄煉油廠的更新計畫。

TCC Unit主架高兩百五十呎(約十二層樓),是本省當時最高的建築。我們之所以要購買這兩套設備,是爲了提高汽油的品質,希望能生產供高級汽車及飛機使用的高級汽油。

現在汽車機器之compression愈來愈高,非要有高辛烷值(Octane Number)之汽油無法應付,而汽車機器都是進口,無從更改來配合高廠所產之汽油,祇有改變煉油設備,提高辛垸值來配合之。起初我們煉出來的汽油辛烷值 只有六十,非常低,一般高級汽油都要在七十以上,航空汽油更要超過一百。我們爲了提高辛烷值,曾經犧牲了兩位大將——高雄煉油廠廠長賓果(質夫)和研究師 俞慶仁,他們於三十九年五月四日在實驗過程中因爲爆炸而喪生。

鉑媒重組設備可以生產苯、甲苯等芳香族化學品(即現在所謂之BTX),芳香族對辛烷值的提高大有幫助;TCC觸媒裂解設備不只對辛烷值大有好處,還可以增 加汽油產量,所以我們非買這兩套設備不可。有了這兩套設備,中油公司的產品就合乎世界標準了,但要生產航空汽油則還差一點,所以後來我們又添購了一套烷化 (Alkylation)設備。有了這三套東西,我們便可以把原油做種種變化,生產合格合用之汽油。但要生產石油化學品尚需一座輕油裂解設備 (Naphtha Cracker,又稱Steam Cracker)。輕油裂解就是把輕油(即攝氏一百多度提煉出來的輕油)加以裂解,成爲烯族的成分,如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再設法把烯的成分組合起來, 成爲各種石油化學產品。有了輕油裂解設備,我們纔可以在既有的石油工業基礎上發展石油化學工業,因此輕油裂解設備就像橋樑一樣,有了它,再加上石油公司的 各種配合,才能走上石油化學工業的道路。

3. 原油運輸的問题

前面說過中國石油公司成立的時候,曾與招商局輪船公司合組中國油輪公司,擁有四艘一萬噸的大型油輪,和十二艘一千噸的小型油輪。大陸淪陷時,大型油輪全部 撤出,小型油輪則撤出九艘。這些小型油輪只能在近海使用(以前曾經從高雄運油至青島、上海、廣州),用於遠洋運油則甚不經濟。大陸淪陷後,小型油輪用途相 當有限;而且無論大小油輪,船齡都漸漸老大,無法繼續承擔運油任務,民國四十四年,我們便開始籌劃建造新輪。

造船最重要的是技術,基隆雖然有台灣造船公司,但是他們沒有這種技術。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美國著名的殷格索(Engles)造船公司,與台灣造船公司合組 殷台造船公司,利用基隆的空船塢,造成兩艘三萬六千噸的大型油輪——信仰輪和自由輪,油輪造好之後,租給海灣公司,再由海灣公司轉租給中油公司。根據合 約,造成後租用期限爲十年,十年期滿後,其中之信仰輪歸中油公司所有。

我們和殷格索公司毫無淵源,也沒有錢可以造船,他爲什麼肯來台灣呢?這完全靠海灣公司居間幫忙。油輪業的經營方式是一旦取得油公司的長期租約,便可由油公 司擔保,向銀行貸款建輪。中油公司因爲資本不足,便商請海灣石油公司在美國代覓油輪公司,再由油輪公司找了殷格索造船公司。負責向銀行擔保的海灣公司事先 聲明這兩條船一定要到台灣來造,而殷格索公司也很樂意來台和台灣造船公司合作,纔來台合組殷台造船公司。

辦成這件事很不容易,完全是無中生有。海灣公司幫我們忙也算幫到頭了:既借我們錢,又幫我們促成這件事。但是監察委員多半都來自大陸,只見過長江裡的小輪 船,從來沒有見過大輪船,更不了解一般建造油輪的慣例,竟然冤枉我,說我利用這種辦法,與海灣公司串通謀利,這是絕對沒有的事!監察院也不相信十年後中油 公司可以無條件取得一條船,認爲那是不可靠的事。但信仰輪於民國四十八年造好並開始營運,民國五十八年果然交給中油公司,證明我簽的合約沒有問題。

那時爲了造船,我也和日本人打過交道:日本Inno油輪公司有代表駐台,我和他商量合作造船,希望由他們出錢,我們慢慢償還,結果沒有成功。殷台公司接洽 成功之後,我就受了彈劾,李國鼎先生對我說:「你雖然受到彈劾,但這種彈劾事實上等於是一張獎狀(certificate of merit)!」

因爲殷格索公司是專門建造軍艦的,所以如果殷台公司不解散的話,現在我們海軍造艦大概就不會有問题,不用一會兒要向韓國買,一會兒又要向法國買。也是因爲有殷台公司,我們後來纔有辦法自己建造十萬噸級的油輪,如伏羲號、軒轅號等。

造船技術非常巧妙,小技術以切鋼板爲例:切鋼板是用乙炔切的,我們切出來的鋼板會翹,殷台公司切的卻不翹,他們是怎麼切的呢?原來是分段切,切一段,放開 一段,過一下子,再切一段,這樣切過一次以後,再回過頭來切前面沒有切的地方。這麼切的原理是:切的時候,鋼板的溫度會升高,如果一直切下去,愈切愈熱, 鋼板就會翹起來,所以要切一段,放一段,等它冷卻了再切,鋼板就不會翹了。兩塊鋼板的焊接也是一項技術,這項技術我從上海帶來的焊工自己就可以做了,這位 焊工以前在大陸永利公司服務過,後來力霸公司Rebar式的房頂就是這批人設計、施工的。總之,殷台公司對我們最大的幫助是技術指導和製圖、設計,尤其設 計,我們完全無法突破。可惜我們的監察委員沒眼光,小看了人,不然還可以有更高的技術傳過來。

關於油輪,還有一段插曲。中國有幾個航業鉅子,像董浩雲、楊管北、徐恩曾等,都有自己的輪船公司。當國際航運景氣的時候,他們都到國外去承攬運務,等到國 際航運業務不振,這些人都回來了,紛紛要求中油公司租用他們的油輪,而且運價訂得奇高。要我租船總得有用我才要租啊!對這種情形,我們除了儘量勻出油運噸 位之外,經濟部與交通部亦會商擬定「我國航商承運中國石油公司原油原則」,報請行政院通過施行,以稍加約制。

還有一件事,因爲當事人已經不在了,我可以講給你們聽:油輪運輸業繁榮的時候,楊管北看油輪生意那麼好,就以很高的價錢訂了一條船。他不知油輪的價錢很 高,每條都要好幾千萬美金,所以油輪業者都要事先找好使用對象,簽好合約之後,再向造船公司訂購輪船。比方殷台公司造船,就是有一家公司(海灣公司)可以 付款造船,另有一家油公司(中油公司)簽約租船,價錢也事先講好,船造出來才有雇主,不會吃虧。也就是說,除了造船合約外,還要有一張更重要的租船合約。 楊管北不懂常規,沒有租船合約就貿然訂了一條船,因爲他的船是高價的時候訂的,等我們要向他租船的時候,價錢就低不下來,造成很大的困擾。

有一次,楊管北回來,我請他吃飯,他問我:「你爲什麼說我楊某人訂不起這條船?」我說:「我確實說過這句話。」他又間:「你爲什麼看不起我?」我說:「不 是看不起你,而是你手續不合。沒有人和你訂約租船,爲什麼要去造這條船,除非你楊委員是千萬富翁,不在乎這個錢,可以買一條船玩玩。但是我想你沒這個力量 吧,既然沒有這個力量,爲什麼不按照常規辦,貿然訂造了這條船,而且訂的價錢這麼高,你是上了人家的當,不是我的話說錯了。你承認不承認?!」他承認了。 我們也因此成爲好朋友。

在這之前,中油公司還在上海的時候也曾訂過幾條船,那時我在台灣,沒有經手這些事情,所以我並不清楚。

㈢ 油田的開發

雖然日本人有台灣地質圖留下來,但準確性如何還需要研究,所以要開發油田一定要有地質師。我們到台灣以後,只有兩個地質師,一個是陳秉範,一個是張鍚麟。 陳先生(現在美國)認爲台灣油田開發的前途不大樂觀,所以來台以後,對石油地質一向沒多大興趣。張鍚麟是一位學者,專心研究地質,但是對訓練人才不大熱 心,在中油公司退休後曾當過文化大學地質系主任。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去找當時擔任地質調查所長的畢慶昌。我在地質調查所的時候,他是剛進來的實習生,我 和他比較熱,但他很保守,我對他說:「我想請你帶頭,替石油公司做石油地質的工作,所有經費由石油公司負擔,需要人手和儀器也完全由石油公司出錢。」他不 幹。我也不知道他爲什麼原因不願幹。最後我只好回頭去找清華的老同學孟昭彝(他現在有糖尿病,退休後和兒女住在美國),他當時在台灣水泥公司高雄廠當副廠 長,待遇比我們公營事業好,但是他對地質很有興趣,儘管他太太強烈反對,他還是來了。我們提供他經費,也給他全權,所以到現在爲止,中油公司是台灣地質人 才最多、最好的地方。

訓練地質人才是非常困難的事,比訓練化學人才還難。因爲這門學問無影無蹤,要靠推想和判斷,和醫生看病一樣,只不過他是替大地把脈,所以不是大學四年畢業 就可以成爲地質師,而是要經過長久的訓練和經驗的累積。而且地質人才不求名、不求利,埋頭苦幹在山裡頭跑,願意做的人也寥寥無幾,大陸只有丁文江、翁文 灝、李四光等少數幾位,此外,整個大中國也沒有多少這方面的人了,這些人都是不求名利的。現在台灣學校裡的相關科系只有地質和地球物理兩個科系,而且不是 每所大學都有,應該要發揚光大才對。我們中油公司提供財力、物力,二十多年才見功效,所以我寫過一篇地質陳列館的紀事,完全是有感而發。

我們以前探勘石油有時會打到乾井,現在打井越來越準確了,雖然油氣多少是一回事,但至少有氣,這完全是二十年來的教訓。目前整個台灣從南到北都還在探勘, 希望如何不得而知,但花下去的本錢都收回來了,高雄外海和新竹外海都有油田與氣田。有的外國人透過人造衛星觀察,說台灣四週都蘊藏著石油,這種說法都沒有 用。以前有一個外國人很熱心,他從飛機上觀測,告訴我什麼地方有油,我們就設法把地圖找來,實地採勘的結果,發現非但沒有油,而且恰好是相反的地質。這不 是他們使用的儀器不靈,而是從飛機上根本看不清楚。一般的石油地質是背斜,就是像碗一樣向下扣著,但背斜還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像碗一樣,一個向下扣著, 一個向上,油不會漏掉。台灣因爲地震的關係,地層變化太大,儲油的地方屢遇地震,大多散掉了。台灣有一個地質家馬廷英,他說台灣附近的地層多少深度以下的 地方有很多石油,但中油公司已經打到五千公尺深了還沒有,你還希望打到多深呢?我和馬廷英很熟,他是地質學家,但專精的並不是石油地質;他說地層是滑動 的,這沒錯,洛杉磯最近的大地震也證明地是滑動的。

石油地質的探測非常精密,差之毫釐便謬以千里。通霄鐵砧山氣田曾發生過一段插曲:我們根據石油地質採勘的結果,在通霄打了一個井,結果是個溫泉,冒出大量 的熱水,當地人就把這個井買去,做溫泉游泳池。但是研究地質的人在附近繼續研究,認爲應該還有希望,所以我們又把這口井買回來,再往下打,果然有氣,而且 蘊藏量相當豐富。

虞:通霄沒有水源,女孩子做家事都要走很遠的路去提水,所以當地的女孩子多半都不願意嫁給當地的男孩子,而喜歡嫁到外地去,有了這口井以後,用水比較方便,女孩子也比較願意嫁給當地的男孩子了。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石油往事——煉油玉門前後》,標題爲【析世鑒】所擬,是以中華民國八十年初版之《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 中央研究院)上刊各同名章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金開英先生(1902 - ?),浙江吳興人,清光緒二十八年生。清華學校畢業後,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皆習化工。歸國後,任職地質調查所。抗戰時,先主持植物油提 煉輕廠,其後負責玉門油礦之煉油工作。日本投降後,先生奉命接管日人在東北及台灣所遺煉油設備。其後服務中國石油公司,台灣之石油工業,由先生一手創立。 自公職退休後,仍致力於工程服務。

(金開英: 石油往事——煉油玉門前後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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