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4日 星期五

奧德修斯和他的部下實際穿戴的盔甲由亞麻布製成,層層疊疊,粘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堅硬的外殼,包裹著軀幹和肩膀。希臘人稱之為「亞麻胸甲」(linothorax),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重裝步兵、騎兵和國王的標準裝備。亞歷山大大帝在高加米拉戰役中也穿著它。.......Armor of 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1549)


 奧德修斯和他的部下實際穿戴的盔甲由亞麻布製成,層層疊疊,粘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堅硬的外殼,包裹著軀幹和肩膀。希臘人稱之為「亞麻胸甲」(linothorax),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重裝步兵、騎兵和國王的標準裝備。亞歷山大大帝在高加米拉戰役中也穿著它。.......Armor of 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1549)

奧德修斯和他的部下實際穿戴的盔甲與好萊塢電影裡那些光鮮亮麗的青銅胸甲截然不同。

它由亞麻布製成,層層疊疊,粘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堅硬的外殼,包裹著軀幹和肩膀。希臘人稱之為「亞麻胸甲」(linothorax),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重裝步兵、騎兵和國王的標準裝備。亞歷山大大帝在高加米拉戰役中也穿著它。

它的製作方法非常簡單,現代研究人員已經能夠復原。取上等亞麻布,用動物膠或麵粉糊粘合,壓製成約半英寸厚的硬質板,然後在晾乾的過程中將其塑形貼合身體。最後得到的盔甲輕盈透氣,而且出乎意料地堅韌。

The armor Odysseus and his men actually wore looked nothing like the polished bronze breastplates Hollywood keeps handing them.

It was made of linen. Layers and layers of it, glued together into a stiff shell that wrapped the torso and shoulders. The Greeks called it the linothorax, and it was standard kit for hoplites, cavalry, and kings for centuries. Alexander the Great wore one at Gaugamela.

The recipe was simple enough that modern researchers have rebuilt it. Take fine linen, laminate it with animal glue or a flour-based paste, press it into a rigid panel about half an inch thick, then shape it around the body while it dries. What you get is light, breathable, and surprisingly t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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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or of 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1549)

Adam Smith: The Man and His WorksE·G·韋斯特:跟隨年輕的斯密,見證他作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的思想發展,並一同領略大衛·休謨的熱情款待、巴黎的文學沙龍、約翰遜、伯克、吉本以及其他時代巨擘的風采。韋斯特對《國富論》進行了精闢的概括。更重要的是,韋斯特重新發掘了斯密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的卓越價值。他斷言:「即使《國富論》從未問世,這部早期著作也足以使他在思想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韋斯特尤其樂於運用《道德情操論》來反駁馬克思關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假設。《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著


Adam Smith: The Man and His WorksE·G·韋斯特:跟隨年輕的斯密,見證他作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的思想發展,並一同領略大衛·休謨的熱情款待、巴黎的文學沙龍、約翰遜、伯克、吉本以及其他時代巨擘的風采。韋斯特對《國富論》進行了精闢的概括。更重要的是,韋斯特重新發掘了斯密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的卓越價值。他斷言:「即使《國富論》從未問世,這部早期著作也足以使他在思想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韋斯特尤其樂於運用《道德情操論》來反駁馬克思關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假設。《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著

亞當斯密:其人及其著作

E·G·韋斯特生動地展現了亞當·斯密在繁華的蘇格蘭海港城市柯科迪的童年生活(並講述了斯密幼時被吉普賽人短暫綁架的經歷)。我們跟隨年輕的斯密,見證他作為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的思想發展,並一同領略大衛·休謨的熱情款待、巴黎的文學沙龍、約翰遜、伯克、吉本以及其他時代巨擘的風采。韋斯特對《國富論》進行了精闢的概括。更重要的是,韋斯特重新發掘了斯密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的卓越價值。他斷言:「即使《國富論》從未問世,這部早期著作也足以使他在思想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韋斯特尤其樂於運用《道德情操論》來反駁馬克思關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假設。
Adam Smith: The Man and His Works


E G West brings to life Adam Smith's first years in the bustling Scottish seaport of Kirkcaldy (and recounts Smith's brief kidnapping, as a baby, by gypsies). We follow young Smith as a student, watch his thought develop as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at Glasgow, and enjoy with him the hospitality of David Hume, the Parisian literary salons, Johnson, Burke, Gibbon, and other giants of the era. West gives us a masterful summary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ven more significant, West restores to eminence an earlier work of Smith's,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f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d never been written," he asserts, "this previous work would have earned for him a prominent pla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West takes particular delight in using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o rebut Marx's assumptions about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国家富强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德——哈佛著名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推出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
作者:王惠初 上传时间:2006-12-19 17:50:54
被 称为当今美国思想权威、世界全球化主义者精神教父的世界著名学者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最近写作了一本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该书出版以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纷纷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 观点。 本杰明•弗里德曼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亲掌国家经济研究所金融市场部。凭借多年研究美国经济政策获得的远见卓识和直接审视政府的经济决策所积累的实际 经验,他在书中阐述了一个基本观点:国家富强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德,经济增长有利于提升社会道德。 探讨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 相对于农业时代的祖先们而言,人们现今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发展经济,追求制造更多的物品,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呢? 也许只有一个原因: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不够富裕的,或者说永远不会富裕,因为富裕是相对的,人类追求富裕是永久的。 弗里德曼在书中指出,一般说来,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时它们发展经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是为富人减税以加快投资,还是 增税以提供更多的福利;是优先考虑投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甚至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还是专心投资重点产业,以加强国际竞争力,甚至为谋求帝国地位而发动 战争等等。这正是经济增长会造成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从理论上推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源及其供给会越来越丰 富,从而使以后在上述的选择上不至于那么痛苦。 弗里德曼称,经济增长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益处,“如果大多数人都感觉社会在进步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更有可能在保持和提高基本道德价值方面获得成 功”。相反,“如果大多数人感觉社会发展已经停滞,或者更糟糕,感觉社会在退步,那么,机遇会消逝,耐受力会下降,公平会被丢落一旁,民主制度也会最终凋 谢。” 经济落后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发达社会问题平缓。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将经济高速增长当作他们治理社会问题的良药,生活中的许多事例也证明了这点,所以,变 得富有几乎成为一个普世的追求。然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崇拜,却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而最为常见的便是社会道德问题频发和道德水准的衰败——尤其是在那些 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度。对于物质的无尽追求剥去了生命的精神意义,而且它给环境带来的灾难已是世人公认的。 然而,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说:“经济增长——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远不止提供更多的机会、对多元化更宽容、社会 更具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公平和民主的不懈追求。” 弗里德曼在书中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现代社会比作一辆自行车,把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比作车速。他说车速较快时自行车骑得就稳,车速太慢自行车身就会摇 晃,甚至摔倒。这个比喻很生动,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同样不容乐观。糟糕的经济增长会诱发歧视、阶级冲突和反民主的倾向。对弗里德曼的这一具体理论,很多 人仍会提问:凭什么确信国家经济增长以后社会就会稳定、道德就会完善?自古以来各国各民族中为富不仁的现象不是比比皆是吗?所以,人们必须认清一个关键问 题:弗里德曼在书中揭示的绝不是社会中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社会公众的整体态度。他以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为依据,研究在社会经济飞跃时期民众会不会支持政 府实施进步的改革措施。 审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 有关经济增长,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是,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是件好事,但对此无休止的追求往往会有损道德。弗里德曼并不认同物质利益与 道德代价之间永远是誓不两立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经历了经济增长就很可能比没有经历经济增长的社会更快乐和更成功。为此,弗里德曼审视了几乎所有 西方民主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发展史。 他指出,18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多的、积极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变革成果,当然应当归功于当时日渐发达的贸易和商业,它们为这些变革提供了条件。亚 当•斯密(Adam Smith)甚至对此提出,道德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伴而生的;正因为此,此前频繁的武力使用才有可能被自由贸易所取代。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后的美 国。当时经济处于全面萧条和停滞状态,三K党(反天主教、反犹太人、反黑人)横行,仇恨和暴力情绪蔓延于整个社会。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人们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美国社会也由此变得更为开放、民主,从而为以后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弗里德曼对20世纪美国的历史,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史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上世纪头20年美国经济突飞猛进,政府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对征收所得税、制止 行业垄断、赋予女性选举权等进行社会改革;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肯尼迪、约翰逊两位总统颁布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权改革法案。与此 相反,当1973年至1993年间美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时候,尼克松、里根政府就实施削减税收、砍掉社会公益项目、减少社会福利的做法,造成遗留至今的美国 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现象。这些事例恰恰证明了弗里德曼关于经济发展有利社会道德的理论。 弗里德曼根据研究得出结论:当美国国家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收入提高时,美国选民就支持政府制定各项措施,以增加个人权利、消除社会偏见、优待移民、提高公 共教育水平而为更多人创造机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措施会扩展自己的发展前途。而当经济停滞或衰退时,美国人就会患得患失,要求减税,希望阻止政府采取任何 政策将社会财富和发展机会重新分配给别人。 针对另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最萧条时期,为什么罗斯福政府能够进行一系列扶助穷人的改革项目?弗里德曼认为,那是历史特例,当时美 国经济令人绝望,民众支持政府改革是为了避免国家崩溃。 弗里德曼说,在美国历史上,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发生了爆炸性增长,与此相应的是,妇女、黑人和穷人的权益大幅提高。在繁荣发达的“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亦即自1895年至1919年间,“开展大规模的高中教育这一观点才最终得到认同。”1912年,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儿童署以专门打击雇用童 工。同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7修正案,将参议员选举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改为由公众普选。191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给予妇女以 投票权。 而这样的好时光几乎原样发生在欧洲。从1850年到187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35%,1870年,英国政府向普通公众开放了公务员工作,大家可以 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在此之前,所有公务员岗位均为“那些有家族背景的人”预留,类似的工作机会开放,也推行至军队领域。对于不同宗教的宽容度大大 提高,想要进入牛津或剑桥求学的人,不再必须是英格兰教会的信徒了。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法国走向繁荣:1875年,法国实行了男性普选 权,1881~1882年间,又推行13岁以下年龄儿童义务教育制。 毫无疑问,纳粹德国则是极端的反面教材:经济增长的缺席意味着道德的沦丧。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2%,1932年,德国的失 业率高达44%。上世纪20年代三K党大肆猖獗,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段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期。 在弗里德曼看来,人本能地会将自己同“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进行比较:他们自己的过去(或其家庭的过去)以及其周围人的生活状况”。当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大 多数人会比较乐观,不会感到受到威胁,也更加宽容。弗里德曼同时援引亚当•斯密极具洞见的观点,即商业促进人与人相互信任、教化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以 及法律对于合同、财产权的保护——经济增长并不主要是关于贪婪和剥削的。 批评美国现行的经济政策 对于弗里德曼的严谨论证,有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只看到在经济增长时期美国公众支持政府推行进步政策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此前长时间内各种社会进步力量为制 定、完善与推动这些政策实施所进行的斗争。 其实在书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正是弗里德曼对美国现行经济政策的批评。他对美国经济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指出自1973年至今,除了一个短暂阶段, 美国人生活标准提高的速度低于此前任何一个较长时期的总体水平,因此在这期间,美国历届政府的施政方针趋向保守;而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经济飞跃的可能性 有限,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正在和即将实行的各种政策令人担忧。 弗里德曼再度阐述他的一个著名观点,即当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经济指数的单纯提高并不意味国民的整体生活质量改善,政府应该利用经济增长的机会采取促 进社会进步的各项措施,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稳定发展。弗里德曼同样认为,政府在经济停滞阶段也要进行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他劝告布什政府停止保护富人的减税措 施,投资社会公益项目,增加教育拨款,他说这才是美国摆脱困境的出路。 问题在于弗里德曼追根究底的学术研究,却得出了许多完全相反的证据。拿美国来说,大萧条并没有摧毁民主,相反,它使得整个社会机会更加平等、也更具有流动 性。英国在1908到1922年间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实行了失业保险、老龄福利等一系列重要改革。智利、韩国等一些原来比较贫穷的国家,则是在相对专制 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 弗里德曼对于20世纪20年代也感到非常的矛盾。在此期间,除了农业情况糟糕之外,美国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繁荣的。三K党的猖獗反映了粗暴的歧视——或许这 是一种因经济增长而导致的威胁感,因为经济增长使得许多农民和小城镇被远远落在了后面。 弗里德曼指出了一种倾向性,但不是什么铁律。尽管如此,他所举的这些因经济增长而带来的道德问题,确实持之有据。毫无疑问,单纯的经济增长很少会带来幸 福。除了一定的收入之外,幸福还需要良好的家庭关系、归属感、个人信仰等。但经济增长肯定可以解决物质困苦。现在,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差不多达到了 80岁,婴儿的死亡率通常也不到1%。任何只要关心世界贫穷问题的人,都会支持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对于道德来说也不无好处:那些关注在全社会分享繁荣成果的国家,往往能够提升其社会的稳定性。首先,每个人都是赢家;拥有一个经济不发展的平稳社 会又有什么意义?尽管经济冲突是麻烦事,但它远比宗教或种族冲突要容易调解。 福利国家面临的最急迫的两难处境是,它们必须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来支付之前承诺的福利待遇。但这些福利待遇的数额实在过于庞大——尤其是随着美国、欧洲以 及日本的人口日渐老龄化——有可能促使这些福利国家求诸高税收和高财政赤字来促进经济增长。 果真如此,则它们将直接导致经济停滞——弗里德曼在其书中对此提出了警告。大多数富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它们一方面在向物质主义继续进军,而另一方面,它们 所推行的政策又对此构成了直接威胁——弗里德曼如果毫不含糊地说出这一点的话,那么他的观点就更清晰了。 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 在书中,弗里德曼还列举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后所取得的政治和社会进步。他认为,韩国几十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该国种族单 一,从而降低了对他人的相对进步的嫉恨。相反,斯里兰卡40年前的生活水平与韩国不相上下,但是,其泰米尔少数民族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阻碍了他们的 机遇和进步,因此,该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随之而来的种族暴力使得该国如今的实际人均收入仅相当于韩国的1/5。 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当今有许多中国人为了实现由此产生的期望值——加上看到身边的人暴富——而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个人成功也深表焦躁。 弗里德曼同时也警告,收入提高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实现民主,只要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其民众很可能因为失去美好前景而与民主和宽容渐行渐远。为此,他建 议美国的决策者,要想一劳永逸地赢得当前这场艰巨的反恐战争,就必须主动出击,制定出有效可行的策略,在全球宣扬和推进经济增长,而不能仅仅任凭市场自己 去演进,因为在他看来,市场的作用是与一个好政府的存在密不可分的。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步伐应当适度,既不过高以致于将来崩溃,也不过低以致于削弱公众朝向更好生活的实质进展的感受。这样可以保证社会和政治稳 定,进而有利于更进一步的增长。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允许他们改换车道、在道路畅通以后可以加快前进的社会之中。 然而,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华盛顿有那么一些人,盼望着中国在未来成为美国的敌人,盼望着美国为了“国家的荣耀”在亚洲打一场新的冷战。他们认为,与中国进 行贸易是个坏主意,它导致了一个亲中国的院外集团的形成,对于美国采取任何可能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防止中国获得技术的措施,该集团都试图加以阻止。在他们 自己看来,最好是尽可能地让中国保持贫穷和愚昧状态。 弗里德曼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无论依据何种可能性,也无论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中国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都一定会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后工业 化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应该是尽其所能,让一个具有足够代表性的政府来领导繁荣、开放和自由的未来中国。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就是尽可能地 去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而这样的快速增长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好处。 正如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言,在那些平和地从农业文明转变到工业文明的国家里,自由与机会将会引起勃兴的中产阶级的极大兴趣。比起美国新保守主义政府的军 事力量而言,中国中产阶级的这种快速增长对于中国的繁荣、自由和民主所能起到的作用,无疑要大得多。“让当代中国这辆‘自行车’尽可能地走得更快,这就是 我们所应该做的。”这就是弗里德曼的结论。 剖析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要实现经济增长,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正义,就必 须有政府必要的监督和引导作为前提——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发展中的、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那种认为政府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增长或不增长,融入或不融入全球经济的观点——似乎由此便可轻松地得出贫困和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必然副作用——在弗里德曼 看来是简单化的论证方式;真正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是,降还是不降关税,要还是不要资本市场自由化,要不要在教育和研究上投资更多一些,等等更为细节的问 题。这些政策有的有利于减少贫困和改善环境,有的则不然,一个政府在此如何选择,其产生的后果将是有差异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他们的选择直接意味着其是否 认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即道德增长。 当然,弗里德曼这里所说的政府的作用并非是那种“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拼命管”的强势政府,而是应该受到人民监督和约束的、其决策能平衡不同利益诉求的 政府。弗里德曼相信,拥有一个好的政府才能保证一个好的市场,进而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真正促进一个有着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这是人们所向往 的,在弗里德曼看来,也是能够实现的。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

[日期:2005-11-02] 来源:华盛顿观察 作者:刘见林 [字体: ]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

刘见林文,发表:《华盛顿观察》周刊/第37期(200年11月02日); 学术交流网/美国图书评论/2005年11月3日转发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著,诺夫出版社(Knopf)2005年10月18日出版,精装本592页,定价35美元。

在 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当前中国语境下,指的是信奉新自由主义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其往日在民众心目中 的神圣地位似乎于一夜之间轰然倒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权贵为伍、甚至为奴,置民众于水深火热而罔顾的“民贼”形象。

发生这一转变的 背景如下:在官方,面对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种矛盾越来越强烈的态势,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逐渐向(世界主流意义上的)左转,并且在舆论导向上开始不 遗余力地鼓吹其亲民路线;而民间则在此推动下,原本即已十分强烈的维权意识和民主诉求变得空前膨胀。在这一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仍然不合时宜地大 谈其自由主义教条,就自然而然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了——这在所谓的“郎顾之争”和“郎旋风”公案中,郎咸平得到公众一边倒的支持中可以得到印证。

其 实,造成中国当前状况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官方一直以来奉行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至上论 ”政策,以及那种从某种程度可以被称为“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拼命管”的强势管理风格。如此执政模式下,一切的一切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经济效益的追 求远远要超过对民众生命和财产的保护;民众的声音在此根本得不到体现,民众的利益根本得不到维护。

且不去论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如何,仅 仅从学理角度而言,经济增长之本身是否必然造成社会不公?或者相反,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带来社会的公正与和谐?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仅在当前的 中国,在世界范围也有着众多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民众对由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贫困和环境问题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从每年一旦有G8或世界贸易组织的旨在“推 动全球化” 的会议召开,就总会有大规模的游行和抗议发生的原因所在。

当然,为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作辩护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赞成 经济自由,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者和世行专家,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关贸总协定” (世贸组织前身)总干事兼经济政策顾问的贾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aghwati)的《为全球化辩护》(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和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笔、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全球化为何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哈佛大学资深的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就是这种努力的 最新尝试。不过,与以往著作主要从经济角度阐述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好处——比如更多、更好的工作、GDP的增长、更多的收入、更充足的政府财政等等——不 同,该书着眼的是经济增长所带给社会道德问题的益处。这无疑是种新的尝试,对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辩护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甚至有可能由此引发新一轮的争 论。

一般说来,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发展经济就面临着这样一些两难选择:是为富人减税以加快投资,还是增 税以创造更多的福利;是优先考虑投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甚至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还是专心投资重点产业,以加强国际竞争力,甚至为谋求帝国地位而发动战 争等等。这正是经济增长会造成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从理论上推理,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源和供给会越来越丰 富,从而使以后在上述的选择上不至于那么痛苦。

但批评者会反驳说,即便承认以后的情况会好起来,但目前呢?尤其是在那些处于起始阶段 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分配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差异(比如医疗保险),对很多人来说,即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啊!更何况,从目前可观察到的结果看,伴随经济增长出 现的是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越来越恶化的环境。

对此,大多数辩护者会真诚地认同,同时又会无辜地辩解,为保持增长,一些牺牲是必须 的,而最终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丰富能促进一个公正与和谐的社会的诞生。但弗里德曼没有仅仅停留于此,他认为,经济增长不但能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能 给社会道德带来诸多益处,比如环境的改善、贫困的减少、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民主制度的推广、以及促进一个开放和宽容社会的诞生等等,从而最终促进一个有着 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

为此,弗里德曼审视了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比如,他指出,十八世纪 的欧洲之所以能取得诸多积极的法律和制度转型,很大程度上要拜当时日渐发达的贸易和商业所赐。亚当•斯密甚至针对此提出,道德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伴相生 的;正因为此,此前频繁的武力使用才有可能被自由贸易所取代。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当时经济处于全面萧条和停滞状态,三K党横行,仇恨和暴 力情绪蔓延于整个社会。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也最终转变成为了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从而为以后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弗 里德曼在书里还列举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后所取得的政治和社会进步——他预测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走上这一进程,但他同时也警告,收入提高并不意味 着就一定能实现民主,只要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其民众很可能因为失去美好前景而与民主和宽容渐行渐远。为此,弗里德曼建议美国的决策者,要想一劳永逸地 赢得当前这场艰巨的反恐战争,就必须主动出击,制定出有效可行的策略,在全球宣扬和推进经济增长,而不能仅仅任凭市场自己去演进,因为在他看来,市场的作 用是与一个好政府的存在密不可分的。

这里涉及到弗里德曼的另一个理念:他并非是一个市场万能主义者。他认为,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促 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要实现这些,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正义,就必须有政府必要的监督和引导作为前提——尤其 是对那些处于发展中的、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那种认为政府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增长或不增长,融入或不融入全球经济的观点 ——似乎由此便可轻松地得出贫困和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必然副作用——在他看来是简单化的论证方式;真正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是,降还是不降关税,要还是不 要资本市场自由化,要不要在教育和研究上投资更多一些,等等更为细节的问题。这些政策有的利于减少贫困和改善环境,有的则不,一个政府在此如何选择,其产 生的后果将是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他们的选择直接意味着其是否认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即道德增长。

当然,弗里德曼这里所说的 政府的作用并非是那种“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拼命管”的强势政府,而是受到监督和约束,其决策能平衡不同利益诉求的政府。弗里德曼相信,拥有一个好的政 府才能保证一个好的市场,进而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真正促进一个有着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

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中国 “主流经济学家”面临道德危机一事。弗里德曼的观点或许对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一现象会有所助益。令人感到幸运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 此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事情似乎正朝着弗里德曼所称道的方向转变,可疑虑的只剩下那种强势管理风格了。他的预测能否实现,值得期待。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37期,2005/11/02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美国图书评论/2005年11月3日转发

2026年8月13日 星期四

J. Paul Getty保羅·蓋蒂-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The Getty Center,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 is a campus of the Getty Museum and other programs of the Getty Trust. The $1.3 billion center opened to the public on December 16, 1997, and is well known for its architecture, gardens, and views overlooking Los Angeles. Wikipedia. Getty Images is an American visual media company founded in 1995 and headquartered in Seattle, Washington. Charles II : A GAMBLING MAN


  J. Paul Getty保羅·蓋蒂-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The Getty Center,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 is a campus of the Getty Museum and other programs of the Getty Trust. The $1.3 billion center opened to the public on December 16, 1997, and is well known for its architecture, gardens, and views overlooking Los Angeles. Wikipedia.  Getty Images is an American visual media company founded in 1995 and headquartered in Seattle, Washington.       Charles II : A GAMBLING MAN


About

Jean Paul Getty Sr. was an American petroleum industrialist who founded the Getty Oil Company in 1942 and was the longtime patriarch of the Gett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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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保羅·蓋蒂(英語:Jean Paul Getty;1892年12月15日—1976年6月6日),或譯蓋提、格蒂,美國實業家,創立格蒂石油公司,1957年財富雜誌稱他為最富有的美國人,而1966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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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of the King


Published: January 8, 2010

Maybe there’s no need to ask why a biographer of Jenny Uglow’s caliber and aesthetic interests — George Eliot, William Hogarth and Elizabeth Gaskell are just a few of her fortunate subjects — would take up the oft-told tale of Charles II’s restoration to the British throne. It’s a great story: The boy king, in exile after his father’s execution in a populist uprising, grows up to return as monarch, only to face epochal disasters like the plague and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Throw in the handsome king’s wandering eye (poor barren Queen Catherine had to put up with Charles’s bankrolling of one mistress after another, as well as the welcoming to court of his illegitimate children); an ABC of conniving ministers (Arlington, Buckingham, Clarendon); and a cluster of brilliant minds (Hobbes and Locke, Milton and Marvell, Newton, Dryden and the inveterate diarist Pepys), and it’s clear why chronicling this vital era became irresistible. But Uglow does more than narrate the dramatic events of the Restoration, a period known, not coincidentally, for its theater, which often parodied roy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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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Circa 1680)

Charles II

A GAMBLING MAN

Charles II’s Restoration Game

By Jenny Uglow

Illustrated. 580 pp. Farrar, Straus & Giroux. $35

Uglow has, it seems, recast Charles’s restoration as a fable for our times. She sets the scene this way: “A young, charismatic man is called to power, greeted in his capital by vast cheering crowds. But what happens when the fireworks fade and the euphoria cools? Can he unite the divided nation, or will he be defeated by vested interests, entrenched institutions and long-held prejudices?”

Uglow shows proper restraint in barely mentioning Charles II’s nickname, “the Black Boy,” derived from his lush dark locks and Mediterranean complexion (his maternal grandmother was a Medici) and used freely in histories of the period before the 1960s. To be sure, her tale is one of a country far across the sea, ruled by a king a very long time ago. But how different is the mood of that distant time — the century when the American colonies were established — from ours? Uglow allows this question to hover, deliciously, on the periphery of a narrative that regularly departs from strict biography to delineate the conflicts brewing in Restoration England, leaving us to ponder the ways they still inform civic life today.

In an entertaining set piece, she tra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whose fellows were inspired by the recent inventions of the telescope (or “tube”) and microscope to “collect knowledge in all spheres.” “The whole universe, their secretary, Henry Oldenburg, claimed, would be ‘taken to taske.’ ” Royal Society fellows “discussed barnacles and snowflakes, the reproduction of vipers and the nature of gravity. . . . They puzzled over poisons, watched plants flash like gunpowder in a fire and tried to capture a spider within a circle of ‘ground unicorn’s horn.’ ” Quirky as some of the society’s initiatives seemed, the fellows were trying out the new principle of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natural phenomena — a method vigorously opposed both by religious proponents of divine mystery and by adherents of the precepts of alchemy, with its “philosophy of transformation, regeneration and purification.”

Wary of stirring up too much controversy, Charles granted the society its charter in 1662 —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l knowledge by Experiment” — but offered little financing. He did, however, permit the group to license its own publications, thereby preventing censorship by the Church of England, which in the coming decade would succeed in suppressing the work of the “anticlerical” Thomas Hobbes and banning even the smallest gatherings of religious dissenters.

Not surprisingly, it was the more practical elements of the new science — those with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 tha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king. A treatise on London smog by John Evelyn, called “Fumifugium,” found favor with Charles, Uglow writes, because “this touched on his own dreams of rebuilding London as a city to rival Paris, free from the smoke that belched from lime kilns and breweries, tanneries and soap boilers, coating everything with soot, indoors as well as out, making tapestries yellow and oil-paintings brown and choking the flowers and fruit.” Yet Evelyn’s plan for relocating the trades downriver and surrounding the city “with a belt of greenery, with flowering shrubs and herbs” seemed about as fanciful then as ending global warming with space mirrors seems today.

Then the natural devastation descended. The first deaths from flea-borne bubonic plague came in late 1664. By the summer of 1665, the toll in London reached 3,000 a week, then 4,000, then 5,000, finally peaking at 7,165 in mid-September. Anyone who could afford to had left the city long before, and that included the king. But a year later Charles made a different choice when fire broke out in central London. Fanned by high winds, the flames spread in all directions, early on consuming the great waterwheel at London Bridge, thus “ending hopes of pumping water from the river.” Charles had previously warned of just such a disaster, and had attempted unsuccessfully to enforce regulations against building the cheap timber structures that jutted out over London’s narrow streets. As he’d foreseen, the flimsy houses burned like kindling until “a great arc of flame, a mile wide, curved like a bow over the whole of the city.” Londoners huddled for safety in St. Paul’s Cathedral, where booksellers had stashed their stock, but it too went up in a “smoke-cloud . . . so dense that it caused a local thunderstorm, with jagged lightning forking down to the burning buildings around.”

While others fled, Charles stayed in London to direct the relief efforts, “handling buckets of water,” one witness noted, “with as much diligence as the poorest man that did assist.” Still, when the winds died down, vast stretches of the city had succumbed to the flames. Although the prohibitive cost prevented Charles from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embark on the rebuilding project Evelyn had proposed, the disaster made possible Christopher Wren’s redesign of St. Paul’s and enabled the king to gain the support of Parliament for strict new building codes. Charles may not have performed quite as admirably in the crisis as Dryden claimed in his verse epic “Annus Mirabilis: The Year of Wonders,” but the good will he gained by working alongside commoners to save the city helped carry him through the next several anni horribiles, when war at sea and scandal at court threatened, for a time, his ability to govern.

While her literary talents are everywhere evident in her exuberant prose, with “A Gambling Man” Jenny Uglow proves she is as much historian as biographer. She writes here in the grand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pageant, albeit with a 21st-century canniness, and as an heir of much-admired popularizers like Barbara Tuchman and Antonia Fraser — whose own 1979 volume, “Royal Charles,” still stands up, companionably, to Uglow’s thoroughly engaging Restoration drama.

Megan Marshall is the author of “The Peabody Sisters: Three Women Who Ignited American Romanticism.”

2026年8月12日 星期三

Claude Lévi-Strauss《看聽讀》《月的另一面》《遙遠的目光》/ a "shattered hologram",(Claude Lévi-Strauss)、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在遙遠的目光下:列維-斯特勞斯訪談錄》。 埃里蓬:《遙遠的目光》是一本論文集,您在為該書起名的時候,是否意在表明您與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之間的距離? 列維-斯特勞斯:這個書名是從日語中借用的,我在讀世阿彌的書時想到了這個名字。他是能樂創作者。他說要做一個好演員,必須要用觀眾看你的目光看待自身。他用到了“遙遠的目光”這一表達。我覺得這個表達非常契合民族學家看待自己社會的態度,即不是把自己視作社會的一個成員,而是作為遠在時間或空間之外看待這一社會的觀察者。


 Claude Lévi-Strauss《看聽讀》《月的另一面》《遙遠的目光》/ a "shattered hologram",(Claude Lévi-Strauss)、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在遙遠的目光下:列維-斯特勞斯訪談錄》。 埃里蓬:《遙遠的目光》是一本論文集,您在為該書起名的時候,是否意在表明您與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之間的距離? 列維-斯特勞斯:這個書名是從日語中借用的,我在讀世阿彌的書時想到了這個名字。他是能樂創作者。他說要做一個好演員,必須要用觀眾看你的目光看待自身。他用到了“遙遠的目光”這一表達。我覺得這個表達非常契合民族學家看待自己社會的態度,即不是把自己視作社會的一個成員,而是作為遠在時間或空間之外看待這一社會的觀察者。     



讀及分享《在遙遠的目光下:列維-斯特勞斯訪談錄》。

以下挑選本書的幾段問答內容摘要分享。

書名:在遙遠的目光下:列維-斯特勞斯訪談錄
作者: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
譯者:顧曉燕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
出版日期:2026/1

本書是法國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與法國學者迪迪埃·埃里蓬的深度談話錄。
在埃里蓬睿智的激發下,列維-斯特勞斯回顧了童年、求學、旅行、田野調查、教學、政治生活等經歷,深入探討了結構主義方法、民族志寫作、藝術與文學、記憶與歷史等諸多話題,既呈現了“近處”——田野細節與日常經驗,也展示了“遠方”——理論視野與跨文化比較,以及他對現代社會的獨到見解。
二人的對話坦誠而銳利,廣博且精深,言談間20世紀的文化思潮輪番登場,思想巨擘紛紛亮相,為讀者奉獻了一場豐富而精彩的啟迪盛宴。

【Excerpt】
〈序〉

迪迪埃.埃里蓬(以下簡稱埃里蓬):您是否一直有寫日記或記筆記的習慣呢,或者像我們在《憂鬱的熱帶》裡看到的您引用的“行腳小注”?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以下簡稱列維-斯特勞斯)當然,我在考察時做了很多筆記。《憂鬱的熱帶》中有一些段落是我從筆記裡一字不差地摘錄下來的。

埃里蓬:但您沒有寫過馬林諾夫斯基在《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裡定義的那種日記吧?
列維-斯特勞斯:我當時並不覺得自己的所思所感有什麼重要的!

埃里蓬:我之所以向您提這個問題,是因為您在《憂鬱的熱帶》中說過您記性很差……
列維-斯特勞斯:我的記憶有一種破壞力,會自我摧毀。我會逐漸把自己私人生活以及職業生涯中的元素一一抹去,沒辦法把過去的事情重構起來。

埃里蓬:為了彌補這一缺點,當然,如果您視其為缺點的話……
列維-斯特勞斯:……這畢竟給我的生活造成了因擾。

埃里蓬:……您有沒有嘗試過把您每天做的事記錄下來呢?
列維-斯特勞斯:從來沒有。也許是因為我對自己做過什麼、自己是誰這些問題持有一種本能的懷疑。

埃里蓬:懷疑?
列維-斯特勞斯:我在《憂鬱的熱帶》裡說過,我的智力是新石器時代式的:我不擅長“資本積累”,不會轉化成果。我更像是一個在不斷移動的邊界上游走的人。重要的唯有當下的工作,而這種工作會很快消失。我沒有什麼興趣,也不覺得有任何必要去保留這些工作留下的痕跡。

埃里蓬:聽到您說您認為重要的唯有當下和事件,這幾乎就是個悖論。
列維-斯特勞斯:主觀上講是的,重要的唯有它們。但我靠著記錄下來的一張張筆記基本能完成工作。這些筆記幾乎無所不包:一些轉瞬即逝的念頭、閱讀摘要、參考文獻、引用等等。當我想寫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就從櫃子裡搬出我的一沓筆記。我像打單人紙牌一樣,把這些卡片攤開來。這種遊戲全憑偶然,它能幫我重構起模糊的記憶。

……

〈從奧芬巴赫到馬克思〉
……

埃里蓬:您對學業不感興趣嗎?
列維-斯特勞斯:一點也不。我鐘情於政治,喜歡政治思考。我是怎麼通過教師資格考試的呢?這是個謎。
……

埃里蓬:那一年還有誰參加了教師資格考試?
列維-斯特勞斯:費爾迪南.阿爾基耶是第一名,另外還有西蒙娜.薇依。

埃里蓬:您和她很熟嗎?
列維-斯特勞斯:談不上。我們在索邦大學的走廊裡聊了一會兒天。她的觀點很犀利,有些令我不知所精。在她看來,一切非此即彼。
我後來在美國又見過她,當時她來美國待了幾天,隨後去了英國,後在英國去世。她聯繫我,邀請我在一座宏偉建築的柱廊下與她見面。好像是哥倫比亞圖書館或者紐約公共圖書館,我記不清了。我們坐在台階上聊天。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女性常常比較容易走極端。我把薇依也歸為此列,但她把這一偏執推至極端,不惜性命。

埃里蓬:您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莫里斯.梅洛-龐蒂一起參加了教師資格考試實習嗎?
列維-斯特勞斯:我們當時是在教師資格考試之前進行的教學實習,為期三周。機緣巧合之下,我又回到了冉森中學,和波伏瓦以及梅洛-龐蒂一起跟著我原來的老師實習。我們輪流上課。

埃里蓬:這是您第一次遇見他們嗎?
列維-斯特勞斯:是的,但後來我們很快失去了聯繫,有好幾年時間。

埃里蓬:波伏瓦在她的回憶錄裡說起了這段經歷,她提到了您,她說:“他樣子很冷淡,我有些怕他,但他很會巧妙地利用這一點。他板著一張臉,用平淡的語氣對聽眾大談狂熱激情,我覺得很有意思。”
列維-斯特勞斯:我一點也記不得了。

埃里蓬:你們之間關係好嗎?
列維-斯特勞斯:我自認為不錯。我還記得當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樣子:非常年輕,像鄉下姑娘一樣面色紅潤,有點像紅皮小蘋果。

埃里蓬:那梅洛-龐蒂呢?
列維-斯特勞斯:我是到後來才和他熟絡起來的,所以也記不住最初的印象了。

埃里蓬:現在回想起來,您應該覺得這為期三周的相遇特別奇特吧,像是某種預兆嗎?
列維-斯特勞斯:我覺得特別遙遠,恍然如夢。

埃里蓬:您沒有和波伏瓦成為朋友嗎?
列維-斯特勞斯:一直沒有,但絕不是因為我們彼此討厭。
……

〈數字“8”之謎〉

埃里蓬:1955年,您出版了《憂鬱的熱帶》。您是怎麼想起要寫這樣一本書的呢?
列維-斯特勞斯:一開始,是讓.馬羅里提議的。我本來不認識他,他是“人類的大地”叢書的發起人。我此前從未想過要把我的考察之旅講給大家聽。
在當時的處境下,我自認為無緣進人大學當老師。我想這一次能夠毫無顧忌地寫出心中所想,這個計劃很讓我動心。
最後一個原因:時過境遷,我能更好地回顧往事。我不僅僅要寫某種考察日誌,還應該重新思考過往的探險:我需要從哲學的角度去審視這些經歷,然後做出總結。

埃里蓬:我想您寫《憂鬱的熱帶》的時候應該很快。
列維-斯特勞斯:用了四個月。我很後悔沒有繼續寫關於親緣關係的複雜結構的書的第二卷,我以為自己能完成。我當時覺得自己中斷了工作,而這一“間歇”越短越好。我想這實則有悖於科學。這本書受此影響,至少在初版中有很多粗糙的錯誤。我甚至沒有花精力檢查葡萄牙語的拼寫:我聽到什麼音就直接寫了下來。第一版書是個“怪物”。

埃里蓬:可這個“怪物”大受好評,有很多人評論過它,有萊里斯、布朗肖⋯
列維-斯特勞斯:還有喬治.巴塔耶,以及雷蒙.阿隆。是的,它大受好評,但並不暢銷。您知道嗎?這本書出版時正值龔古爾文學獎評選前夕,龔古爾學院刊登了一則公告,它說很遺憾不能頒獎給《憂鬱的熱帶》,因為它不是小說。
我收到了很多來信,其中有一封特別讓我感動,寫信人是皮埃爾.馬克.奧爾朗。那是我少年時期特別喜愛的一個作家。我知道,我寫《憂鬱的熱帶》的時候就一直想到馬克.奧爾朗。也許,他喜歡我的書,是因為他確確實實在其中看到了他對我的影響。

埃里蓬:所以這本書在文學圈大受好評。那在民族學圈子裡呢?
列維-斯特勞斯:評價有所保留。從保羅.里維打開《憂鬱的熱帶》一書的那一天開始,他就閉門拒絕見我。他是個急性子,應該是在看了第一行字 “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後,就看不下去了。他得出結論,認為我背叛了他。直到他彌留之際,我才再次見到他。他在住院,打電話把我叫到床前,我們重歸於好。

埃里蓬:但它畢竟還是一部民族學的作品啊?
列維-斯特勞斯:論文《南比誇拉印第安人的家庭和社會生活》的一些內容被原封不動地收進了這本書裡。

埃里蓬:您認為,這本書是對您此前研究的一種總結,是嗎?
列維-斯特勞斯:對我當時所有研究的總結,是的。但同時,也是對我相信和夢想的一切的總結。
……

〈時光匆匆人未覺〉

埃里蓬:1964年到1971年間,您出版了四卷本的《神話學》……
列維-斯特勞斯:那段時間裡,我每天五六點起床,不知道什麼是週末,確實很刻苦……

埃里蓬:您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一卷都有數百頁,四卷本差不多共計兩千頁。
列維-斯特勞斯:我記得更清楚的是寫這些書時經歷的種種艱辛,它們甚至比作品本身還要“巨大”!

埃里蓬:您完成書稿後應該感覺到某種喜悅,一種真正的滿足。
列維-斯特勞斯:完成書稿時,我確實心滿意足,但創作的過程並不喜悅。寫書時,我其實感受到的更多是苦惱和厭煩。下筆之前,我在一頁白紙前呆坐了幾天,想不出如何開篇。

埃里蓬:書出版了之後呢?
列維-斯特勞斯:它就死了,結束了,變成了一具陌生的軀體。書只是從我身上經過,某些事物把我當作載體,用幾個月或幾年的時間醖釀、落地,隨後與我分離,就好像身體的排泄過程。

埃里蓬:這幾部書裡,您最喜歡哪一部?
列維-斯特勞斯:我沒辦法告訴您。因為當我重讀這些書時,我感覺它們好像是別人寫的。它們不是我的孩子。

埃里蓬:有沒有什麼書是您原本想寫,或者遺憾沒有寫出來的?
列維-斯特勞斯:我很遺憾沒有寫一部文學作品。

埃里蓬:是小說還是戲劇?
列維-斯特勞斯:我更想當個劇作家。我認為,其他文學類型都沒有戲劇這般嚴謹。每一句對白、每一個字都要結合動作,所以不能有無效時間。

埃里蓬:您嘗試過嗎?
列維-斯特勞斯:除了我在《憂鬱的熱帶》中做的那次模糊的嘗試外,沒有。那還是一部哲理劇。我覺得一齣好的林蔭道戲劇才是戲劇中的佼佼者!

埃里蓬:但您寫了點小說⋯⋯
列維-斯特勞斯:在寫了30來頁之後就放棄了,因為寫得太糟糕了。

埃里蓬 是關於什麼的故事?
列維-斯特勞斯:原本叫《憂鬱的熱帶》,有點像康拉德的風格。情節來自我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則故事:—起詐騙案,發生在某個太平洋小島上。罪犯用一部留聲機讓當地人相信他們的神降臨世間。這則故事裡的詐騙犯是政治難民或是其他各種出身的人。故事發生在他們之間。

埃里蓬:只有書名嗎?
列維-斯特勞斯:有標題,還有用斜體打的幾頁稿子,我在其中描寫了日落。這就是小說開頭。

埃里蓬:您本想成為約瑟夫.康拉德那樣的作家嗎?
列維-斯特勞斯:總之,就想寫出他那樣的書。

……

〈尾聲〉

埃里蓬:《遙遠的目光》是一本論文集,您在為該書起名的時候,是否意在表明您與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之間的距離?
列維-斯特勞斯:這個書名是從日語中借用的,我在讀世阿彌的書時想到了這個名字。他是能樂創作者。他說要做一個好演員,必須要用觀眾看你的目光看待自身。他用到了“遙遠的目光”這一表達。我覺得這個表達非常契合民族學家看待自己社會的態度,即不是把自己視作社會的一個成員,而是作為遠在時間或空間之外看待這一社會的觀察者。

埃里蓬:您經常說“我是一個19世紀的人”。您想表達什麼意思?
列維-斯特勞斯:這個想法並非我一人獨有。幾年前,一個年輕的美國同行寫了一本關於我的書。他認為我繼承了19世紀象徵主義和其他作家的傳統。如果有一個仙女揮動魔法棒讓我穿越到19世紀,並讓我保留20世紀人的意識的話,我覺得我不會在19世紀感到格格不入。我會在那個時代裡看到正處於萌芽狀態的偉大發明,此時,這些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尚未需要補救其自身的缺點。
但別老想著白日做夢了。我們回不到過去,正如司湯達曾經說過,我們可以強烈渴望復活希臘,但我們只能獲得一個類似美國的東西(即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非伯里克利的世紀。我們最熱愛的古代東西——文學、藝術——並不能讓人幸福。等人們發現還有其他東西時,他們會迫不及待地轉變,就像現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
相反地,路易十五時期時曾經為我們創造出精美法國裝飾藝術的手藝人同時也是蜂擁去看達米安受極刑並以此取樂的一批人。這個現象讓我很是費解。我覺得這個例子很有代表性,且離我們不遠,但它遠非唯一的例子:精美藝術和殘酷風俗之間似乎不存在任何不兼容的情況。您得承認,我們需要追問人的問題。可以說,這就是人類學的職能。可惜——又或者是否應該說“幸好”?——人類學不能給出全部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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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3 《讀者文摘》: Claude Lévi-Strauss被問及一生最希望體驗到的
會是什麼: 答: 和動物溝通,我渴望了解人類以外的東西,因為事實上,人類在生物世界中微不足道。頁113


 
A Tale of Flowering Fortunes (Eiga monogatari)
Annals of Japanese Aristrocratic Life in the Heian Period
Tr. William H. and Helen Craig McCullough 這兩位都有人類學和文史方面相關論文 
可參考C. Levi-Strauss 的論文 "不同時空的對照" (此篇翻譯不穩定 p.88對 p.93變成"榮氏物語" 收入 "遙遠的目光"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81-112 
 此書原來可稱結構人類學 ii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 Volumes

前數節反對 Erwin Panofsky 對於畫的解釋偏向
Et in Arcadia Ego (收入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的含義》)的意思的誤解的說法

作者對於日本文化的了解是拜近500年西方翻譯其經典名著之賜
古事紀之外 還有
小記日本文學名譯家E Seidensticke和René Sieffert

《看聽讀》共24節 末節的結論是"人類歷史刪去一二千年 人性仍可見 換句話說 歷史只留下藝品 作為人活過之足跡

對於日本的音樂繪畫 料理的特色 在《看聽讀》頁33和頁82 (以節旋律為主 是"微句"....)

 

 

約1993年日本NHK採訪作者 他引的幾月前才出版的《看聽讀》中的"顏色 v 文化"的故事 就已經有些不同了 即英法兩國對於黃色的偏好

看.听.读 /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原著 ; 顾嘉琛译

李維史陀 (Lévi-Strauss, Claude), 1908-2009.



上海市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 1908-2009),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本书为《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一。在岁月的长河中,作者看过许多画,听过许多音乐,读过许多书,由此作者从人种学家的视角,讲述南美印第安人通过神话创 造自己特有的艺术作品的故事,来阐明美学判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绘画内容、技法、色彩的美学意蕴,并以具体的曲调和歌唱为例,阐释音调变化所带来的美感及 表现力;同时分析了卢梭、狄德罗作品中所阐发的美学原理,即美在于感受各种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从结构主义的角度,阐明了话语与音乐、声音与颜色的关 系,等等。总之,作者凭借其自身看、听、读的若干艺术作品,在其宏大的结构人类学的视域下,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美学的基本原理、原则,如模仿、表现与 再现、激情,以及“美”的定义。因此,对美学、艺术理论、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及实践者都有相当深刻的启发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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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另一面:一位人類學家的日本觀察

月的另一面:一位人類學家的日本觀察 L’Autre Face de la lune: Ecrits sur le Japon

  • 作者:克勞德.李維-史陀
  • 原文作者:Claude Levi-Strauss
  • 譯者:廖惠瑛
  • 出版社:行人
  • 出版日期:2011年
  •  
  •  《月的另一面:一位人類學家的日本觀察》是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過世後的集結出版品,收錄大師對於日本文化的種種觀點和書寫,讓大家發現這位耳熟能詳的大師所鮮為人知的一面——一位資深日本控。

    為了拉近大師的閱讀距離,整體設計以日本文化為主軸,並且將「月的另一面」主題比喻在主視覺上呈現;每一章節也從主題裡拉出代表物件,以古典日式風格畫上插畫,營造出濃濃的和風。希望這些用心,大師您都有看到啊!

李維-史陀:「沒有什麼比日本文明對於我的智識與價值觀養成所造成的影響更早了。」
李維-史陀,著名的法國人類學家,結構主義大師,小時候是個著迷於日本文化的孩子。他曾經在《憂鬱的熱帶》日文版序言中提及童年時期對日本的愛戀:他的 畫家父親曾經送他一幅安藤廣重的畫作,讓他被初次體驗到的美感深深撼動。自此開始一直到十七、八歲間,他將所有的儲蓄都花在蒐集日本版畫、繪本、刀劍及刀 鍔上。他說:「就心緒和思想而言,我全部的童年以及一部分的青少年時光,在日本度過的時間若沒有比在法國的時間更多,也與在法國的時間一樣多。」
在這本書中,我們將見到前所未見的人類學大師:一位愛慕日本的李維-史陀。
這本書首度集結了他寫於1970 ~ 2001年間的多樣化書寫,有的是出版在期刊中的演講稿,也有一些曾在學術刊物中發表,其中還有的從未出版過以及只曾在日本出版的文章。
廣博的主題內容,也可以看出李維-史陀對日本文化的深究。他從日本神話開始追溯,形塑出日本文化的根源,接著細說日本的陶器文化、繪畫、文學、音樂與料 理,甚或從繩文精神講至源氏物語;他也談京都、大阪與東京,亦從糕餅、清酒說到鑄劍師。李維-史陀秉除了艱澀的學術語言,以源自內心對日本的熱愛,以自然 而簡明的方法向人們談論日本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
如同月球有二面,可見的一面,與隱蔽的一面,李維-史陀認為,世界歷史就如同月球,可見的一面是從埃及、希臘、羅馬等古代世界的觀點來考量的歷史;月球的隱蔽面,則是從日本學與美洲學來考量的歷史。
如果我們從月亮隱蔽的一面來看世界,那麼日本歷史的重要性。將會與古代世界與遠古時期的歐洲歷史一樣,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作者簡介
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1月1日)
出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於法國巴黎成長,著名的法國人類學家。1948年出版博士論文《親屬的基本結構》,被認定為人類學親屬關係研究的重要著 作,1955年出版成名作《憂鬱的熱帶》,成為法國知名人類學者。之後出版的著作如《結構人類學》、《神話學》四卷巨著,不僅為結構學和神話學研究建立基 礎,也深深影響了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領域。
譯者簡介
廖惠瑛
1968年生,法國巴黎第五大學語言科學博士。專長為語言學理論及符號學研究。

詳細資料

  • 規格:平裝 / 184頁 / 14.8*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目錄

序言(川田順造 Junzo Kawada)
不為人知的東京
日本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文化本質上是無法比較的
世界神話的主要題材
失落之物的主題
「繩文精神」與行動繪畫
關於生命的不可預見性
感受性的笛卡爾主義
聲音、顏色、氣味、味道、質地
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的主要差異
月亮隱蔽的一面錯覺的異國風
圖像藝術與料理
蟲鳴
因幡之白兔雷鳥
鶴與鱷
中國海的西羅多德東邊是陽性,西邊是陰性
婦女的初祭
啞巴王子的呼聲
仙□。順應世界的藝術擺脫二元論
塗鴉(tags)與書法
馴服陌生
天鈿女命的猥褻之舞老乞婦
埃及人賽特和素盞鳴尊
與川田順造之訪談
照片集

序言
川田順造(Junzo Kawada)
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在妻子莫妮可(Monique Levi-Strauss)的陪伴下,曾於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八年間五度遊訪日本。在第一次啟程前夕,這位偉大的人類學家在《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日文完整版的序言中,提到了他對日本的愛戀:
「沒有什麼比日本文明對於我的智識與價值觀養成所造成的影響更早 了。當然,是透過一些似乎無足輕重的途徑:我的父親,是位畫家,是印象派的忠誠支持者。在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擁有一個裝滿了日本版畫的大箱子。在我五歲或 六歲時,他給了我其中一張畫。畫者是安藤廣重,非常老舊而且沒有邊框,描繪的是海邊松林下散步的人們。
「我被初次體驗到的美感深深撼 動,將它貼覆在一個盒子底部,並請別人幫我將它掛在床的上方。這幅畫便彷若成為從露台看出去的遼闊景色。而我,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致力於將日本進口的袖 珍傢俱和人物,安放在這個小房子裡。位於巴黎小田野街(rue des Petits-Champs)、名為『寶塔』(La Pagode)的商店,專門進口此類袖珍模型。自此之後,每次當我在學校有優異表現時,便有一幅版畫作為獎勵,如此持續了許多年。漸漸地,我父親的紙箱空 了,畫都給了我。然而這仍無法滿足我,透過勝川春章、葛飾北齋、歌川豐國、國定忠治以及歌川國芳等畫家所發現的世界,使我深深陶醉。一直到十七、十八歲, 我所有的儲蓄都花在蒐集版畫、繪本、刀劍以及刀鍔上,這些東西並不值得博物館收藏(因為我的錢只能購藏價格較低廉的作品),卻可以使我沉浸數小時——帶著 一張日本字符表——只為了想瞭解它們的標題、題句以及簽名等等。因此,我可以說,就心緒和思想而言,我全部的童年以及一部分的青少年時光,在日本度過的時 間若沒有比在法國的時間更多,也與在法國的時間一樣多。
「然而,我從未去過日本。並不是缺乏機會,而大概是在很大程度上,擔心對我而言仍是『童真愛情的綠色天堂』與無垠現實之間的衝突。
「然而我並非因此就不知道日本文明帶給西方的珍貴教誨,如果西方世界願意傾聽的話:那就是,活在當今並不一定就要厭恨及摧毀過去;而且,沒有任何稱為文 化產物的東西,不是來自對自然的愛與尊敬。如果說日本文明能夠成功地在傳統與變遷中保持平衡,如果它能在世界與人之間維護一種均衡狀態,而且知道如何避免 其中一方傷害和醜化另一方,或者總結說,根據它的哲人的教導,如果它仍然相信人類只是暫時地據有此地,而在這短暫的過程裡,並不允許它有權在一個比它更早 就存在、且之後仍將繼續存在的世界造就任何無法挽救的損失,我們也許就有一點點機會,使這本書所引起的一些悲觀看法,至少對世界的某部分而言,不會是對未 來世代唯有的預期。」
在本書,我們將會再度見到愛慕日本的李維—史陀。這本書首度集結他的多種書寫,有從未出版的,也有一些曾在學術刊 物中發表,其中還有只曾在日本出版。這些文章寫於一九七○至二○○一年間。從這些多樣化的寫作中,可以見到他對於日本人所抱持的一種若非寬厚、至少也是慈 悲的觀點——作為一位非洲人類學家的我,亦有此種感受。這種觀點正是克勞德.李維-史陀終其一生保有的目光—在《憂鬱的熱帶》日文版最後一版的序言中,特 別明顯易見。
在莫妮可.李維-史陀的同意下,我建議莫里斯.歐隆岱爾(Maurice Olender)在書中放入幾張照片,都是李維-史陀的日常生活場景。部分是一九八六年在日本拍攝,一些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的社會人類學研究室。最後,有幾個特別的時刻,是在他位於林內何勒(Lignerolles)的鄉下房子所拍攝。克勞德.李維-史陀於二 ○○九年一月三日葬於離此不遠的村落墓地中。
不為人知的東京
這本書最初在日本出版時,我從未造訪過日本。而拜許多機構之賜,我得以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間五次訪問日本。在此,我要再度對這些機構表達我的謝意: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三得利基金會、日本生產性本部、石(土反)基金會、以及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文研)。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希望能在六週的時間內,讓我發現這個國家各種非常不同的面貌,並且繼東京、大阪、京都、奈良與伊勢之後,在我傑出的同事,吉田禎吳教 授、福井滕義教授帶領下,安排我拜訪能登半島與日本海上的隱歧諸島。此外,在三得利基金會的協助下,我得以認識瀨戶內海與四國。前述的吉田禎吳教授更在一 九八三年邀我隨他前往琉球群島的伊平屋島、伊是名島、久高島,讓我盡棉薄之力參與他的民族學調查。三年之後,在另外一次居留期間,我想參訪九州。若非渡邊 靖女士在我首次旅程就十分稱職地擔任嚮導和翻譯,這個超過一週的旅程將無法成行。
我對川田順造教授有無盡的感謝(就從他對這本書的翻譯開始)。他在一九八六年帶著我發現大多數外國訪問者都不認識的東京:我們搭乘傳統河船,沿著隅田川逆流而上,深入河流東、西兩邊穿越城市的迂迴運河。
在我最初幾次參訪,我在巴黎研究室的研究計畫是:研究不同社會、不同階層、在各個時期對於「工作」此一概念的想法。因此,我希望參訪行程能夠依此安排, 並且能夠接觸到城市或鄉村的工匠,即使他們遠在這個國家的偏僻角落。所以,儘管我對奈良的博物館、神社,以及伊勢神宮留下了無法抹滅的記憶,但我主要的時 間都用於會晤各種工匠,包括和服的紡織師傅、洗染師傅、繪師(那也是我身為染織美術專家的太太所感興趣的職業)、陶藝工匠、鍛造工匠、木工匠、金工匠、漆 藝匠、漁夫、清酒師、廚師、糕餅師,以及人偶師與傳統樂師。
如此,關於日本人如何想像工作這個主題,我獲得非常珍貴的知識:在日本, 「工作」並非被視為「人在不具活動力的材料上所加諸的動作」——那是西方的方式——而是被視為一種人與自然的親密關係的具體展現。就另一層面來說,某些能 劇推崇日常家務,並賦予它們詩意的價值,也證實了這一點該詞的希臘字源與其藝術意涵正不謀而合)。
在造訪日本之前,想到日本人與自然的 關係時,我有點理想化了,實際情況令我感到有些意外。在日本旅遊期間,我察覺到,您們在西方人眼中的那種對自然美景的崇仰,例如您們的美妙庭園、花藝、料 理,以及對櫻花樹的熱愛,這些種種居然能夠和對自然環境的極度粗暴並行。對我這樣一個仍然是從北齋的精美繪本《隅田川兩岸一覽》來想像隅田川的人來說,我 前述的上溯隅田川之行無疑是一場震撼。誠然,一個外國訪問者若是透過古代的版畫來認識巴黎,那麼當他面對今日的塞納河兩岸時,也會有相同的反應,即便當中 的反差無疑比較小,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過渡也沒那麼突兀。(然而,與人們事先所告知的相反,對我而言,現代東京並不顯得醜陋。建築物不規則地此起彼落,反而 予人一種多樣化與自由的印象;不同於某些西方城市,沿著街道、馬路單調地排列房屋,而讓路人行走在兩堵高牆之間。)
此外,可能也因為在 人和自然之間欠缺了清楚的區隔,使得日本人賦予自己一種權利(透過他們有時會使用的反常推論,捕獵鯨魚一事便是如此),有時讓自然置於優先的地位,有時又 將人類放在優先的位置;而在必要時,也可以為了人的需要而犧牲自然。自然和他們之間難道不是一體的嗎?
由此,我見到了「雙重標準」的特 殊見解,我的日本同事們告訴我,那是瞭解日本歷史的關鍵。就某種意義而言,甚至可以說,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問題——世界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從不滿二十億 人變成六十億人——日本找到了自己原創的解決之道,也就是讓人口密集,以致城市綿延不斷的海岸區域和無人居住、罕有人跡的山地內陸並存在日本的土地上。這 樣的對立同時也是兩種心靈世界的對立:一方是科學、工業與商業的世界,而另一方則仍舊仰賴著來自遠古的信仰。
這一「雙重標準」也有其時間向度。日本是在一種不可思議的快速演化中,以幾十年的時間就跨越了西方歷經數個世紀才達到的距離。這使得日本能夠在現代化的同時,又與其精神根源保持密切關係。
我的職業生涯中,泰半時間都奉獻在神話研究上,並致力去突顯那仍是合理的思維模式。因而我不得不深刻地感受到,神話在日本保有的生命力。沒有任何地方比 在琉球群島的小樹叢、岩壁、石穴、天然水井,以及被視為是神蹟顯現的湧泉之間,更讓我感受到是如此接近遙遠的過去。在久高島上,人們指出神靈來訪時顯現的 地方。祂們帶著五種不同榖類的種子,種植在最早的田地上。但對居民們來說,這些事件並非發生在某個神話時期,它們是昨日之事、今日之事,甚至是明日之事。 因為踏上這塊土地的神靈們每年都會再回來,而遍及整座島嶼的儀式與神聖遺址,都見證著神靈們真實的來訪。
或許,因為日本的書寫歷史相對 起步較晚,所以日本人自然將他們的歷史根植於神話當中。我在九州便確信了這一點。根據文獻,當地是日本神話中最古老的舞台。在這個階段,歷史性的問題尚不 存在,有兩個遺址甚至為了何者才是迎接天神瓊瓊杵尊下凡的榮幸之地而爭執,且不覺有任何不妥。而矗立著供奉日照大神(大日□貴女神)的神社,其莊嚴感也讓 人對有關祂退隱到岩穴中的古代神話深信不疑;那岩穴是如此神聖令人不敢直視,只能遠遠眺望。只要細數載運朝聖訪客的車輛,就不得不同意,那些偉大的創始神 話,以及傳統上被視為神話發生地的宏偉風景,在傳說的時間與當代的感受之間,仍能夠維持一種實際的連續性。
將近半個世紀前,我在寫作 《憂鬱的熱帶》時,曾對威脅人類的兩項危險表達憂慮:人類對於其根源的遺忘,以及人類因其自身數量的毀滅。在對過去的忠實和科學與技術所帶來的轉變之間, 日本或許是所有國家裡,唯一到目前仍懂得找到平衡之處的國家。日本所以能夠如此,當然有賴於它以維新的方式進入現代,而不是如法國一般經由革命。這使得日 本的傳統價值得以免於瓦解。但這亦有賴於長期始終保持開放的人民,他們不受批判精神與系統化精神之害。這些精神的氾濫正侵蝕著西方的文明。直到今日,外國 訪客仍然讚美日本人安份守己的勤奮以及愉快的善意。相較於他們自己國家的道德表現與社會風土,那些就像是日本人民最重要的美德。期盼他們在過去的傳統和現 代的創新之間能夠永遠維持平衡。這並不只是為了日本人本身的利益,也是因為全人類都可以從中找到值得深思的範例。
本文為《憂鬱的熱帶》日譯版序言(2001, p. 268——269)

內容連載

    §內文1

    月亮隱蔽的一面
    主席、女士、先生們,我感到無比榮幸,承蒙本次研討會主辦者之邀,在最後發表演說。但我同時也意識到,我在此的處境是何等諷刺。因為,的確,如果 您們想要以您們可能認為迫切且重要的實踐研究方式,來終結在法國發展日本研究的必要性,那當然沒有什麼會比找個什麼都不懂的人來這裡更為恰當——就像精神 科醫生展示他的病患給聽眾一樣。除非您們有另一個想法,也就是,或許想要在有如能劇般莊嚴肅穆以及有如歌舞伎般活潑的場次之後,在結尾安排一場狂言。而我 在當中的角色,就是身處學者們之間的一個天真愚人,他的笨拙,連扇子和雨傘都分不清楚——就像在《末廣がり》當中那樣—他將表達的看法,顯示他總是像我們 法語所說的那般,把囊袋當燈籠(desvessies pour des lanternes)。不過,我還是很樂意扮演這個角色,只因為想表達對日本基金會的感謝。它讓我的思想和人生在一次參訪期間——雖然,很慚愧,那並不超過六週——產生了重大的轉折。

    那次旅遊距今正好兩年,當時我的研究室正對「工作」的概念著手進行研究。因為我們驚訝地發現,在民族學家所研究的族群當中,並非都有「工作」這個 詞。就算有,也不必然等同於這個詞在法文上的用法。我們用一個詞表達,但或許另一個文化卻是以許多個詞來表示。因此我們認為,去研究不同文明中,人們如何 構想、甚至如何命名—因為顯然必須從語言學開始——手工與智力工作、農務或手工藝、在地工作或移地工作、男性工作或女性工作,是很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 必須研究工作者與他的工具間維持著何種關係,無論工作者的類型為何。(我記得曾與吉田光邦教授在他位於京都比叡山坡上的美麗屋子裡討論這個議題。他強調, 日本工匠對於他們的工具會有一種個人依戀。)最後,我們也認為,必須對於工作和自然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進行研究:是有如西方一般所認為,是一種全然一方主 動(人)一方被動(自然)的關係?或是如在其他文明中,是一種人與自然合作無間的關係——在一場能劇表演上,託現在也在現場的渡邊守章教授予以不吝指教, 讓我注意到在能劇中,工作具有一種真正的詩意價值,因為那所代表的正是人與自然的溝通形式之一。於是我要求日本基金會依照這類問題來安排我的行程,讓我能 接觸工匠、工作者,並且最好不要在大城市,而是在當地偏僻的地區。所以,我不會在此與各位談論我所參訪過的博物館、寺廟、祭壇與風光,甚至也不談論黑島的 角海家—雖然那是這次旅遊的一個震撼。我要談的是從東京到大阪、京都,一直到日本海上的隱歧諸島,當中包括了金澤、輪島、高山、岡山和其他地方,以及我所 見到的人:從糕餅師到清酒師,從陶藝師到鑄劍師,以及編織工、染工、服繪師、金匠、木車床工、還有從沈金到蒔繪等各式技藝的漆器繪師、木匠、漁夫、傳統樂 師,甚至廚師。
     錯覺的異國風
    我不進行細節的討論,我要談的是從這些見聞中暫時得出的結論,無論它是對是錯。因為,我驚訝地發覺—請再度原諒我初學者的立場——日本的手工業和 西方手工業之間有著深刻的差異。西方手工業與日本相反,雖然相對地維持得比較成功,但是比較不在意古代技術的保存,而那些技術實際上在西歐仍然存在。(或 許,除了關於運用各種植物資源、花卉、樹葉、汁液、根莖的寶貴知識。)而我認為這個差異也許並不在於各種技藝的專精或保存——畢竟,在巴黎的聖昂端區 (Faubourg Saint-Antoine)以及其他地方,都仍留存著精湛的技藝——而是在於家庭結構相對的保存狀況。返回法國後,我有機會與法國的公權機構(如您們所知,他們關心手工藝的保護)分享我的日本經驗,我所強調的就是家庭結構的保存,以及讓仍保有這類結構的手工藝業能夠獲得特殊的待遇或更大的便利性,使他們 能夠維持並繼續發展。這是我大致的意見。

    但反躬自省時,我同時也瞭解到,這與我當初所設想的相反,我在日本所尋找的,很可能是一種異國風的錯覺意象。一種可說是時間性而較非空間性的異國 風,也就是去找回某種我稱之為仍留有前工業社會痕跡的地方。它們或許在某些領域上被保存得比歐洲更好,但因為性質如此獨特,以致於為了瞭解它們,我立刻著 手閱讀各種有關日本去的資料,並盡其所能地去回溯至最久遠的時刻。為此,我也跟隨了日本人的例證;而我感到訝異的是,對日本人而言,平安時代是某種絕對的 參考點。

    很快地,我就遭遇到對我來說具有悖論性質的問題。我之前曾讀過瓦立(Waley)所翻譯的《源氏物語》,也重讀了賽登史迪克 (Seidensticker)的譯本,以及西弗特(Sieffert)甫出版的部分譯本。每次都對讀到的種種感到震撼。當然,對一個民族學家來說,這些 都是非常驚人的資源:關於母系親屬關係的角色、關於表親聯姻的心理學。(明確地說,這是一個即將成為歷史,而且清楚表達願意成為歷史的社會所欲擺脫的婚姻 制度。因為,婚姻規則的解放以及對象選擇的可能性,也意謂著對於條約、契約的思辨與探索的可能。)在此,我們可以找到各種非常珍貴的指引。但同時,在這部 錯綜複雜且動作不多的長篇小說裡,一切都有著微妙的變化。它可以讓我想到什麼?在我們自己的文學中,有什麼可以作為對照?我接下來要說的或許只是泛泛之 論,我不知道,而且可能在我之前已經被論說過千百次—我再次強調我的立場只是個無知者、初學者。我只能找到一個對照、比較的點,那是盧梭的《新愛洛伊絲》 (La nouvelle Héloïse)。然而,還有其他的東西,也就是在《源氏物語》或相隔數個世紀的盧梭作品中,我都見到一種作者和其人物間的關係。而在西方,這樣的關係要 到很晚才出現在如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ïevski)與康拉德(Conrad)的作品中。那是一種心理的幻想創造(fantastique psychologique)、一種人心的不明性。只能透過其外在表現與結果去領悟它,卻從不能瞭解人物腦海中真正的心理過程,但那同時又給人一種面對真 理的感覺,讓人知道那是發生在現實當中的事。
     若各位允許,讓我們很快地比較這兩個情節。在《新愛洛伊絲》中,一個女人嫁給了一位年長許多的男人,並向他坦白她曾經有過一個情夫。而這個丈夫急切地找來 這個情夫,迫使他生活在她身邊,導致這兩人捲入不幸的境地。但我們永遠無法得知這個丈夫之所以這麼做,究竟是出於施虐狂還是受虐狂?是基於某種不明的道德 哲學,還是單純愚蠢的舉動?而在《源氏物語》中的〈宇治十帖〉的章節,讀到的又是什麼樣的故事?那是兩個男孩對兩個素眛平生的女人的迷戀,也都因為她們而 各自茫然迷失。我認為,我們在此見到的,可說是一種和人類心靈的探索處於相同層次的心理情境。

    在這之後,我便沉浸在西弗特所翻譯的《保元物語》、《平治物語》與《平家物語》。再次地,這些閱讀讓我處處驚奇。因為,同樣在這個狩獵人頭且生命 僅止於二十歲的青少年文明中,民族學家找到了驚人的材料。那不僅為民族學家所研究的較原始社會中的二元組織提供更多的線索,也提供此種組織發展的資料。因 為,若我沒有記錯,在平安京先是有地理上的二分:一邊是東方,一邊是西方,接著到了鎌倉時代則轉變為北方與南方,並且從原本純粹地理上的二分,變成是階級 化的二分。

    在旅遊日本期間,我也曾在其他城市、其他區域發覺到這類組織的痕跡。例如,輪島在距今不遠的古時候是分裂為兩半的:一方是「城市之主們」,另一方 則是「居民們」;後者的地位較前者低下。或者,在隱歧諸島的中之島上,有著北與南兩個舊村落,當地人是族內通婚,只和同村落的人結婚,但上層階級則是異族 通婚,他們在村落之間交換配偶。這些古老的作品不僅是民族學的文獻,而且也有著「深度報導」與感人肺腑的「生命片段」——例如為義的兒女們被謀殺的描寫。 同樣地,在此,我也自問,我們的文學中有什麼可以作為對照?此種記事與回憶錄的罕見組合,既是深刻的報導,也同時在章節之末迸發出一種錐心憂傷的抒情(如 《平家物語》第二卷對於沒落的佛教、破損的經文、發霉的碑銘、傾倒的寺廟的描繪。或者,在第七卷之末,平家家族放棄了福原),如此這般的連結,在我們的文 學中,我只在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憶錄》中見到過。

    到底是什麼樣的日本能消弭文類的差異、貫穿各個時代,並且,在十一到十三世紀間,同時帶給我們既有古代記事,又有精緻、敏銳與情感豐富的文學性作品?這樣的作品在歐洲足足晚了六到七個世紀才出現。我們對此感到疑惑應屬正常,更何況我是初次認識它,令我訝異的是,這也是日本人對自己的印象。整趟旅遊 期間,我這個一無所知的人總是不斷地被詢問:「您怎麼看待我們?您認為我們是什麼?我們的過去匯集了西伯利亞歐洲與其他來自南海的元素,先後受到波斯、印 度、中國、韓國的影響,之後又受到西方的影響;而西方現在正完全消逝中,我們不再能從它那裡得到穩固的依靠。那麼,我們真的是一個民族嗎?」這也是為何我 會有一個潛在的疑問和奇怪的印象:如同許多在我之前的人一樣,彷彿我去日本不只是為了讓人們向我展示日本,讓我去看它,而且也是為了給日本人一次機會—— 從未完全滿足的機會——讓他們從我對他們的想像中,來看見他們自己。但從我所僅有的東西中,我能夠給予我的日本同事、朋友們什麼樣的回答?沒有什麼宏言高 論,當然;除了告訴他們,在我無知的天真理解裡,這樣一個在音樂、圖像藝術與料理都有著他處絕無僅有的特質的國家,人們必不可能去懷疑它的身分與原創性。
     圖像藝術與料理
    我不會談論太多音樂,因為我並不擅長解釋在聆聽日本音樂時油然而生的、絕對原創性之感的理由;我指的是傳統音樂。其中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傳統音樂所使用的每一件樂器都分別有其地理起源,而且每一件樂器也因不同的地理起源而有著不同的音符系統。

    那麼,繪畫藝術呢?請容我在此岔開話題,先談談我在日本居留期間一件相當麻煩的事,因為那讓我的日本朋友們覺得困擾。我要說的是版畫,那是我大約 六歲時發現的藝術,此後對它的熱愛從未間斷。但不知有多少次,我總是被告知我所感興趣的是粗俗之物,那些並非真正的日本繪畫。它們的層級就相當於現今可以 從《費加洛報》或《快報》上剪下的漫畫!但在某些時刻,這種困擾感會稍稍減弱,特別是有次我在京都一家有點髒亂的商店中找到一幅三聯畫——喔,它並不古 老,是安政時代的畫。我之前就知道這幅畫的存在,它之所以吸引我,是因為某些美國的對照版,出自廣重的一位學生,描繪的是魚與蔬菜間的戰鬥。這是一個非常 古老的題材(野菜と魚の合戰),年代在室町時代,並且被認為是出自一位著名的部長和詩人之手,我想他的名字應該是一条兼良。這個題材延續多年,直到十九世 紀都仍鮮活地出現在下手物這類粗俗的形式上。此外,在東京大學的歷史學院,當我要求參閱關於一八五五年江戶地震的通俗畫典藏時,也受到異樣的眼光,但我卻 從中找到了可能連奧維翰(Cornelis Ouwehand)手上都沒有的文件,大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十九世紀地震神話的看法。

    就法國來說,我們的困擾或許比較在於擔心自己將龔固爾(Goncourt)和印象派紆尊降格,而使它們變得平凡無奇。然而我想反其道而行,反對這 些常見的觀念。因為我認為,十八和十九世紀發展的版畫重要性,在於它們顯現日本藝術中某種非常深刻的東西——很抱歉在秋山先生面前班門弄斧,他會改正我的 無知之言。它以及它確定的特徵似乎是出現在安平時代末年《妙法蓮華經》的插畫中,然後經由土佐派延續下來,並在據傳出自藤原隆信、曾讓馬樂侯為之驚豔的三 幅令人歎為觀止的肖像畫上大放異彩。這樣的東西一點也不屬於中國,我們可以將它定義為表現性線條以及色塊的二元性與獨立性。而版畫遠比其他技術都更能展現 此種獨立性,因為就性質來說,木刻本來就不利於筆刷的呈現;而我認為,相反地,那才是中國繪畫的特徵。然而,悖謬的是,在歐洲,此種圖畫與顏色各自的獨立 性與自主性風靡了印象派畫家,但這些人在他們的藝術中卻完全反其道而行。如果他們真的瞭解,日本版畫就不會導向莫內(Monet)、畢沙羅 (Pissaro)或西斯里(Sisley),而是引起一股回到安格爾的風潮: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可見到這令其同時代人震驚的同樣的二元性。

    最後,我想談一下料理,同時也對我如此庸俗的論題感到抱歉。但您們知道,料理的研究在我的書中有一定的角色,因為在我眼中,沒有什麼比人具體吞噬 自然世界的方式更為重要。而且,我必須坦白地說,我對日本料理一見鍾情,甚至從兩年前開始,我就在日常飲食中加入海苔與循規烹調的米飯。總之,我在日本嘗 試過各式料理,從三世(Sansei)料理到懷石料理,經過廚師冗長、豐富的炊煮,我覺得這當中也有著完全原創的東西;而且沒有什麼比這種完全沒有油脂的 料理更有別於中國的料理了。它端上的是純粹狀態的自然物產,並且讓享用者保有選擇搭配方式的主體性。

    因此,在圖像藝術與料理當中,我似乎察覺到有著至少兩個不變的因素。首先是一種力求簡單的精神與心境,一種孤立和分離主義。因為傳統純粹的日本圖 像藝術,就和純粹的日本料理一樣,都排除混搭並突顯基底元素。我也聽說——但不知是否為真——中國的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差異之一,是在於中國不同宗派可以共 存在同一座寺廟裡;而在日本,從十一世紀以來,就有純粹天台宗的寺廟和純粹真言宗的寺廟。這同樣也是致力使各物原貌不相混合的表現。然而,同時在方法上的 力求精簡,也讓日本的精神對立於本次會議中經常被引述的作者本居宣長所稱的「中國式華麗累贅」。此種方法上的力求精簡,必然會使每個組成部分都具有多重意 義,例如,就料理而言,同一物產在味道之外,還可以具有季節性的涵意、美感的呈現,以及特殊的實質性。
     蟲鳴
    日文或許不是一種聲調語言,或勉強算是;但我會說我認為日本的文明是一種聲調的文明,當中的每項事物都同時屬於許多範疇;而我自問,這些事物所具 有的迴響、引人聯想的能力,難道不就是「物哀」這個神祕詞彙所蘊含的面相之一?若對於事物的豐富性抽絲剝繭,它們將意指著更多意義。我曾讀過一些報告,當 中提到一位日本神經學家角田忠信醫師,他在近期著作中證實,他的同胞和包括亞洲民族在內的其他民族都不同,他們是用左腦而不是右腦來處理昆蟲的叫聲。這表示,對他們而言,昆蟲的叫聲較屬於發音語言的範疇,而不是噪聲。此外,我們能想像西方小說中的主角,會像源氏一樣將遠地的昆蟲移運到他的庭院,以享受牠們 的鳴唱嗎?

    儘管有這些差異,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仍然能夠認識到日本藝術的根本價值,那是他們的藝術甚至無法相提並論的價值。我曾經強調,最古老的日本文學 能讓我們反思自己那些以不同方式架構的作品。就日本來說,它顯示出某些領域上和西方並駕齊驅,甚至凌駕西方。因此,在我們之間除了這些差異,也必然存在著 某種默契、某種對稱的關係和呼應。

    在日文中,當說話者要表達出門的意思時,似乎通常會隱隱傳達復返的意涵。而在我居留期間,也驚訝地發現,日本的工匠們鋸木或刨木的方向和我們相 反,他們是由外向內地將物體移向自己。最後,是在閱讀丸山真男精闢的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譯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r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時,我才真正瞭解到,明治時代初期的日本想要迎頭趕上西方,並不是為了要向西方看齊,而是為了要找到防禦西方更好的方法。可以看到,這三個例 子中都存在一種向心運動,對立於西方所構想的離心運動;也就是在語言、工藝活動與政治思想這些如此不同的領域中,都有著同樣驚人的自制能力。

    順著我的玄想,我會將日本的明治時代與一個世紀前、一七八九年的法國相比較。因為明治時代代表著一種轉變,從封建制度(這個詞在此並未以嚴格意義 使用;我在這裡也聽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精闢見解)轉變為資本主義;而法國大革命則是透過官僚的中產階級以及貪圖小地產農民們,同時瓦解了苟延殘喘的封建 制度和初萌現的資本主義。然而,法國大革命的推展是從上位開始,也就是要剝奪貴族們從封建制度中世襲的特權,但仍讓他們保有財富。而這或許也助長了只有貴 族才敢涉入的大企業的出現。十八世紀的法國和十九世紀的日本因此面臨著相同的問題:他們必須將人民整合入國家的共同體。若一七八九年的進展可與明治維新相 提並論,那麼或許十八世紀的法國就相當於歐洲的日本。

    最後,在結束之前,我想補充最後一點論述。那不再是以法國同事的身分,而是以美洲學家的立場提出的看法。這些年來,加州印地安人的許多語言,如溫 騰語(wintun)、麥都語(maidu),甚至或許所有被稱為「佩奴提語系」(pénutienne)的語言,都顯示出它們實際上可能都是咢畢-烏戈 爾語(ob-ougarienne),也就是西西伯利亞和烏拉爾語系(ouralienne)的語言。

    我並不打算去臆測烏拉爾-阿爾泰語系(ouralo-altaïque)的堅實性或脆弱性。但若如人們以往所認為,在北美的太平洋沿岸確實存在著 烏拉爾語系,那麼很顯然地,在同一個太平洋中會出現一種阿爾泰語言,就有著人們迄今沒有料想到的重要性。因為這麼一來,日本就有如一座沈積丘,它堆疊著許 多被發現和證實的連續地層,但它是座落在一個幾乎可稱是歐-美洲的磐岩之上,也只有日本能證實這個座石的存在。

    就此而論,若我能這麼說:對所有的論者而言,若他不是從月亮可見的一面,亦即從埃及、希臘、羅馬等古代世界以來的歷史,而是從月亮的隱蔽面,也就 是日本學與美洲學來考量歷史,那麼日本歷史的重要性將會與另一種歷史——古代世界與遠古時期的歐洲歷史一樣,具有關鍵性的地位。這麼一來,遠古日本就可能 扮演著介於歐洲和太平洋之間橋樑的角色。它和歐洲各自負起發展對稱歷史—既類似又對立—的責任。有點像是赤道兩邊季節的反轉,只是那是在另一個範疇以及另 一個軸心上的反轉。因此,不僅就本次會議的角度、法日之間的關係,甚且就一個更大的方向而言,日本對我們來說,都握有解開人類過去所遺留、極度神祕境地的 關鍵之鑰。





     2013.2.3
    http://mindblog.dericbownds.net/2013/01/piagets-shattered-hologram-of-aging.html

    Lévi-Strauss - "shattered hologram" of aging.

    I've been having a go at Jim Holt's popular book  "Why does the world exist? An existential detective story."  After three chapters of fascinating quotes from famous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I skipped to the epilogue, and found a striking account given by the author of attending a small party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n celebration of the ninetieth birthday of Claude Lévi-Strauss. Lévi-Strauss was asked to give a little speech to the group, and begins with: 
    "Montaigne said that aging diminishes us each day in a way that, when death finally arrives, it takes away only a quarter or half the man. But Montaigne only lived to be fifty-nine, so he could have no idea of the extreme old age I find myself in today" - which, he adds, was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surprises of my existence."  He says he feels like a "shattered hologram" that has lost its unity but that still retains an image of the whole self. 
    Lévi-Strauss goes on to talk about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eroded self he has become - le moi réel - and the ideal self that coexists with it - le moi métronymique.  The latter, planning ambitious new intellectual projects, says to the former,  "You must continue."  But the former replies, "That's your business - only you can see things whole."  Levi-Strauss then thanks those of us assembled for helping him silence this futile dialogue and allowing his two selves of "coincide" again for a moment - "although," he adds,  "I am well aware that le moi réel will continue to sink toward its ultimate dissolution."
    What an incredible description of what we experience as we continually loose our brain cells during aging: a receding shadow of the richness of the world once integrated by their antecedent and larger ensemble. 

    The final lines of Holt's epilogue, and the book:

    Philosophy, n. A route of many roads leading from nowhere to nothing. 

    -AMBROSE BIERCE, The Devil's Dictionary

    Samuel Johnson 308歲,萬歲!2025《飢渴的想像:約翰遜散文作品選》在詹姆斯·博斯韋爾所著的《塞繆爾·約翰遜傳》中,塞繆爾·約翰遜博士表達了對荷馬的無比敬仰,他曾力挺亞歷山大·蒲柏的英文版《伊利亞特》,稱其為“同類作品中最偉大的作品”。



    Samuel Johnson 308歲,萬歲!2025《飢渴的想像:約翰遜散文作品選》在詹姆斯·博斯韋爾所著的《塞繆爾·約翰遜傳》中,塞繆爾·約翰遜博士表達了對荷馬的無比敬仰,他曾力挺亞歷山大·蒲柏的英文版《伊利亞特》,稱其為“同類作品中最偉大的作品”。



    在詹姆斯·博斯韋爾所著的《塞繆爾·約翰遜傳》中,塞繆爾·約翰遜博士表達了對荷馬的無比敬仰,他曾力挺亞歷山大·蒲柏的英文版《伊利亞特》,稱其為“同類作品中最偉大的作品”。約翰遜對荷馬和翻譯的看法:對蒲柏的讚譽:約翰遜認為蒲柏的詩體譯本是學識和詩歌的傑作。捍衛希臘原文:當有人指出蒲柏的翻譯偏離了原作時,約翰遜堅持認為其成就的規模和氣勢是無與倫比的。古典標準:約翰遜將荷馬視為史詩天才的奠基標桿,並在他的評論中始終堅持古希臘的標準。如果您有興趣,可以告訴我您是否想探索以下內容:博斯韋爾記錄的關於詩歌的具體對話;約翰遜在《英國詩人傳》中的評論文章;對蒲柏譯本與荷馬原文的深入比較。


    AI Overview


    In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by James Boswell, Dr. Samuel Johnson expressed immense admiration for Homer, famously defending Alexander Pop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Iliad by declaring it “the greatest work of the kind that has ever been produced”. [1]
    Johnson’s Views on Homer and Translation
    • Praise for Pope: Johnson considered Pope’s verse translation a masterwork of learning and poetry. [1, 2]
    • Defending the Greek: When told that Pope’s version strayed from true representation, Johnson insisted the scale and fire of the achievement were unmatched. [1, 2, 3]
    • Classical Standard: Johnson regarded Homer as the foundational measure of epic genius, holding the ancient Greek standard high in his critical talks. [1, 2]
    If you'd like, let me know if you want to explore:
    • Specific conversations about poetry recorded by Boswell
    • Johnson's critical essays in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 A deeper look at Pope's translation versus Homer's original text


    Dr. Samuel Johnson (born September 18, 1709, died December 13, 1784) did not write a biography of Homer, nor did he fix a specific modern historical date for Homer's life. In his literary references and his critical essay on Alexander Pope's translation of the Iliad, Johnson accepted the traditional classical antiquity timeline, roughly treating Homer as flourishing around 850 BCE. [1, 2, 3, 4, 5]
    Key Contexts of Samuel Johnson and Homer
    • Antiquity Tradition: Johnson referenced Homer as the ancient originator of epic poetry, noting that Homer's works survived the test of centuries because they set the standard for all subsequent narrative invention. [1, 2, 3]
    • The "Life of Pope": In his biographical critique of Alexander Pope, Johnson praised Pope's English verse translation of the Iliad (published 1715–1720) as a monumental poetic achievement. [1, 2]
    • Priority of Composition: Johnson famously remarked that Homer's epics held a unique structural greatness because they were composed first, leaving later poets to follow his blueprint. [1]



    《饑渴的想像》是一本散文作品選,收錄了十八世紀英國道德倫理學家、批評家、傳記大師、詞典編撰家、莎學專家、詩人、譯者撒母耳·詹森的期刊散文,如《新現實小說》、《婚嫁的動機》等;政論文,如《1756年形勢觀察》、《論英國普通士兵的英勇》等;序言;遊記,如《蘇格蘭西群島遊記》和詩人評傳,如《彌爾頓傳》等。主要以期刊散文為主。
    內容簡介:

    《饑渴的想像》以牛津和企鵝為選本參考,收入 撒母耳·詹森散文作品六十篇,涵蓋倫理道德、時 速政治、文學批評三大領域,縱跨詹森四十年寫作 生涯。詹森大多數的作品,包括《拉塞勒斯》和文 學批評著述在內,都有很鮮明的喻世明理,內觀自省 的特點,美國學者哈樂德·布魯姆將他的作品歸為智 慧文學,稱他是“文學與人生的經驗性批評家”。約 翰遜善於知人論世,也善於反省自我;“饑渴的想像 ”正是他在讀書、察世和內省中對人類心靈狀態的提 煉,是他思考諸多道德問題要回溯的起點。
    作者簡介:

    撒母耳·詹森(1709—1784),英國百科全書式的文壇?子,集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傳記作家和語言學家於一身,是?赫古今的英語語言大師。他獨力編纂的《英文詞典》是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英語詞典。他的書信《致賈斯特菲爾德勳爵書》被稱作文人的“獨立宣言”,至今仍為英語散文最著名的範本之一。 葉麗賢,1981年生,福建閩侯人,北京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研究領域:18世紀英國文學),首都師範大學英文系教師;合譯或參譯作品有《後現代主義的承諾與危險》、《艾略特文集》、《歐洲最佳小說》;在《世界文學》、《黃河文學》發表過萊辛、門羅等作家的小說譯文。
    圖書目錄:

    譯序:饑渴的想像
    《漫遊者》第4期 新現實小說
    《漫遊者》第8期 想像的節制:過去、現在與未來
    《漫遊者》第17期 展望死亡
    《漫遊者》第18期 婚嫁的動機
    《漫遊者》第28期 自我欺騙的手段
    《漫遊者》第32期 斯多葛精神
    《漫遊者》第36期 田園詩歌(一)
    《漫遊者》第37期 田園詩歌(二)
    《漫遊者》第39期 單身與已婚女子的不幸
    《漫遊者》第47期 化解悲怨
    《漫遊者》第49期 身前身後名
    《漫遊者》第60期 傳記
    《漫遊者》第93期 批評的成見與善變
    《漫遊者》第114期 論死刑
    《漫遊者》第121期 文學模仿
    《漫遊者》第129期 進取的精神
    《漫遊者》第137期 求知與生活
    《漫遊者》第142期 農村的暴君
    《漫遊者》第145期 對待普通作家
    《漫遊者》第148期 父母的專制
    《漫遊者》第156期 戲劇的規則
    《漫遊者》第168期 論文學措辭
    《漫遊者》第172期 論平步青雲
    《漫遊者》第191期 一位大家閨秀的苦惱
    《冒險者》第45期 論團結之難
    《冒險者》第67期 社會的益處
    《冒險者》第84期 公共馬車中的虛榮
    《冒險者》第99期 成敗論英雄
    《冒險者》第119期 匱缺與幸福
    《懶散者》第5期 籌建娘子軍的倡議
    《懶散者》第10期 論政治偏信
    《懶散者》第14期 侵佔時間的人
    《懶散者》第22期 禿鷹眼中的人類
    《懶散者》第22期 欠債與坐牢(一)
    《懶散者》第23期 友情的消亡
    《懶散者》第31期 懶散的偽裝
    《懶散者》第38期 欠債與坐牢(二)
    《懶散者》第60期 如何成為批評家(一)
    《懶散者》第61期 如何成為批評家(二)
    《懶散者》第68期 翻譯的歷史(一)
    《懶散者》第69期 翻譯的歷史(二)
    《懶散者》第81期 印第安酋長的演說
    《懶散者》第84期 傳記寫作
    《懶散者》第88期 人的局限性
    《懶散者》第97期 遊記寫作
    《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節選)
    《英語詞典》序(節選)
    論墓誌銘
    論宣傳冊與時政文的起源與價值
    論英國普通士兵的英勇
    1756年形勢觀察
    愛國者:致大不列顛的選舉人
    致杜赫德,關於《中國史》(1738)
    評約拿斯‧漢韋《八日遊記》中論茶的書信(節選)
    《蘇格蘭西群島遊記》(節選)
    《英國詩人傳》(節選)
    彌爾頓傳
    德萊頓傳
    考利傳
    艾迪生傳
    蒲柏傳



    【章節試讀】
    影響我們現世幸福的,是我們自身的欲望、悲痛 和恐懼; 要化解這類情緒,想想自已是會死的凡身便已足夠。
    愛比克泰 德說,常想自己將來會受盡窮困,安身無處,最後死 於非命, 你就絕不會恣意放縱自身的欲望,使心靈受卑賤的思 想所操控。
    我們追逐所要的事物時,內心的熱望常會燃燒成 為熊熊的 烈火,反思這一過程,我們不得不承認愛比克泰德的 真知灼見 是以確當的觀察為基礎。我們通常先想像擁有某件事 物將多麼 快樂,逐漸地我們開始把心思放在它身上,對它念念 不忘,最 後所有的想像便被它所占滿,甚至覺得只有擁有它才 會獲得幸 福,失去它也就失去了幸福;慷慨的上天在我們生命 中撒下的 幸福絕不止於此,但與我們眼前這重大目標相比,其 他滿足就 顯得微不足道;而且我們一旦覺得自身的行動受到阻 礙,便會 隨手將其他滿足扔出去,一旦覺得前行的路受到阻擋 ,便會把 它們踩在腳底下。
    一個人在重病纏身或久臥病床時看到死神近在眼 前,他原 有的火熱欲望可想而知還會剩下多少。大限將至之際 ,功蓋四 方的赫赫偉績、光彩耀目的財富、豔羨者的阿諛奉承 、有事所 求者的前呼後擁,所有這些在此時的他看來,不過是 虛妄空無 之物;假如過去他總能想著死亡近在眼前,這些東西 所呈現給 他的,也必定是這樣的面貌。我們每個人都會不斷伸 手去抓取 無法久據為己有的東西,在“雄心”城堡的基座開始 搖搖欲墜, 它所矗立的地面漸趨崩毀之際,我們卻耗盡畢生的精 力想往城 堡上方添蓋幾座塔樓,這樣的念頭是多麼的荒唐可笑 ! 所有的妒羨都與欲望成正比;見到他人有所得, 我們常會 感到不自在,心想若是能添上被人奪去的這一項,自 己就會幸 福許多;折磨自己最深,使自己對世人仇恨最深的, 莫過於心 中的妒意,它極易使妒嫉者心存不軌的圖謀,耍弄卑 鄙的伎倆, 但假若我們能克制自身無度的欲望,便可使心靈免受 妒羨的侵 蝕,使自己免受妒恨的侵害。我們若常想自己的生命 很快就會 到頭,必會覺得善終一生比任何事都重要;所以,一 切無利於 善終一生的事,都會淡然處之。只要我們勤於反思自 己有限且 無常的人生,我們就會發現別人的生活並不比自己更 長久安穩, 有些東西雖不能帶給我們合意的結果,卻同樣也不會 使對手的 狀況改善很多,雖然他從我們手中搶走了“獎品”, 卻不足以使 他比我們優越很多——這樣的“獎品”實在無足輕重 ,我們無 須一味與他做殊死之爭。
    純良善感的人尤易生髮悲怨的情緒,但即使是悲 怨情緒, 也照樣可用前文所述的方法來消除或緩解。我們在享 受當下所 有幸福的時候,若能時刻意識到幸福的期限將隨時終 結,悲怨 的情緒就會消除殆盡。不管我們當下擁有什麼,它們 在我們手 中停留的時間都極其短暫,而如此短暫的停留,卻已 經是我們 最大的奢望;人世間的事端千千萬萬,隨時都有可能 縮短它們 停留的時間,如果我們能將這點深記於心,就不會對 所失之物 悲怨不已;我們雖然無法估量所失之物的價值,甚至 無法算清 至少會遭受的損失,但我們真切地知道人生最大的損 失會是什 麼,我們深信即使是至大的損失也絲毫不足為惜。
    強烈的情緒常會篡取心智的寶座,使我們在享受 各樣好處 時無法做到有理性、有節制,於是我們常會發現自己 沉陷於痛 苦中,不斷地悲歎那些一去不復返的事物,一旦如此 ,用前文 所說的方法化解倒為時不晚。我們可以想想自己的生 命如何變 化無常,那些失去的東西即使能在手中多停留一些時 日,最後 離其而去的反而是我們自己,為它們哀歎痛惜實在是 愚不可及。
    最刻骨銘心,最黯然銷魂的痛苦,莫過於失去我 們所深切 地愛著的人;相好的兩人中,總有一人要在某一時刻 傷悼同伴 的死亡,這正是世人締結友誼的基礎。生者在悲悼死 者的同時, 總能得著一份與他的痛苦相當的安慰,因為不管生者 感受到何 樣的痛苦,死者都不會再受痛苦的糾纏。
    在所有情緒中恐懼應是最張揚跋扈,最不可抗拒 的,但照 樣可用前文所說的普世良藥來解救心靈。經常反思死 亡,我們 發現不僅所有世間的名利都空無一用,而且所有的不 幸都微不 足道;不幸存在的時間必不會超過受害人的壽命,正 如古人所 說,苦難愈加慘烈,所持續的時日必會愈短。受萬物 規律的制 約,命運給人帶去的苦難,無論如何悲慘,很快便會 煙消雲散。
    人的靈魂不會受困於牢籠太久,它很快就會飛離那裡 ,留下一 具無知覺的軀體給世間的惡人。
    pp. 16-18





    Samuel Johnson, often referred to as Dr. Johnson, was an English writer who made lasting contributions to English literature as a poet, essayist, moralist, literary critic, biographer, editor and lexicographer.Wikipedia




    Born: September 18, 1709, Lichfield, United Kingdom


    Died: December 13, 1784, London, United Kingdom


    Spouse: Elizabeth Johnson (m. 1735–1752)


    Influenced by: Alexander Pope, John Milton, Thomas Browne, William Wollaston

    Quotes






    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When a man is tired of London, he is tired of life; for there is in London all that life can afford.



    He who makes a beast of himself gets rid of the pain of being a man.









    308歲,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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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飢渴的想像:約翰遜散文作品選

     叢書名稱: 文化生活譯叢
     作  者: (英)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出版單位: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 2015.03
    Samuel Johnson, often referred to as Dr. Johnson, was an English writer who made lasting contributions to English literature as a poet, essayist, moralist, literary critic, biographer, editor and lexicographer. Wikipedia
    Born: September 18, 1709, Lichfield, United Kingdom
    Died: December 13, 1784, London, United Kingdom
    Spouse: Elizabeth Johnson (m. 1735–1752)
    Influenced by: Alexander Pope, John Milton, Thomas Browne, William Wollaston
    Quotes
    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When a man is tired of London, he is tired of life; for there is in London all that life can afford.
    He who makes a beast of himself gets rid of the pain of being 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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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饑渴的想像》是一本散文作品選,收錄了十八世紀英國道德倫理學家、批評家、傳記大師、詞典編撰家、莎學專家、詩人、譯者撒母耳·詹森的期刊散文,如《新現實小說》、《婚嫁的動機》等;政論文,如《1756年形勢觀察》、《論英國普通士兵的英勇》等;序言;遊記,如《蘇格蘭西群島遊記》和詩人評傳,如《彌爾頓傳》等。主要以期刊散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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