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5日 星期日

現代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韓國鐄等多人的文章集),台北:前衛,1988第五卷:声乐(下)》 《江文也全集•第六卷:文字 图片》【夜訪張己任老師府上翻讀《江文也全集》•第一卷:交响音乐第二卷:舞剧 歌剧第三卷:室内乐第四卷:钢琴》第五卷:声乐(下)》 六卷:文字 图片》】 《現代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劉美蓮《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2016)


現代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韓國鐄等多人的文章集),台北:前衛,1988第五卷:声乐(下)》 《江文也全集•第六卷:文字 图片》【夜訪張己任老師府上翻讀《江文也全集》•第一卷:交响音乐第二卷:舞剧 歌剧第三卷:室内乐第四卷:钢琴》第五卷:声乐(下)》 六卷:文字 图片》】 《現代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劉美蓮《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2016)



NSO國家交響樂團 

NSO & 呂紹嘉《傳奇與傳承—江文也與當代台灣》音樂會將在10月7日登場,榮譽指揮呂紹嘉將帶領NSO呈現江文也的管絃樂創作,以及臺灣當代作曲家們延續其精神,向大師致敬的作品。
從《白鷺的幻想》開始,直到未完成的《阿里山歌聲》畫下句點,江文也輝煌而坎坷的創作人生是台灣音樂史不可磨滅的傳奇篇章。本場音樂會精選江文也經典管絃樂曲,緬懷大師不同時期的音樂風采,其中《白鷺的幻想》更是1934年東京首度得獎後的台灣首演。
同場並以「傳承」精神呈現當代作曲家向江文也致敬的作品:陳可嘉的「島嶼迷夢」,是呼應江文也1939年作品「北京點點」的世代對話,以類似的音樂素材,將彼時對故都場景的生動描繪,轉換成此刻為現代寶島的精彩速寫。李元貞的「思想-阿里山的歌聲」,以江文也未竟之作「阿里山的歌聲」原稿為本,驅使自由幻想手法,全新呈現大師晚年魂繫夢牽的原鄉情懷。
紀念首位揚名國際的臺灣作曲先驅江文也逝世四十週年,NSO榮譽指揮呂紹嘉,帶您聆賞臺灣古典音樂第一人的傳奇與傳承!
2023.10.7 NSO & 呂紹嘉《傳奇與傳承—江文也與當代台灣》19:30 國家音樂廳
【演出人員】
指揮/呂紹嘉
【演出曲目】
江文也:《白鷺的幻想》(臺灣首演)
江文也:《台灣舞曲》
陳可嘉:《島嶼迷夢》(客家委員會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江文也:《小交響曲》
江文也:《汨羅沈流》
李元貞:《思想-阿里山的歌聲》(客家委員會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李志銘

【夜訪張己任老師府上翻讀《江文也全集》】
過去,很少有音樂家如江文也這般
在他生前便已引發各種爭議、揣測,其大半輩子始終夾處在日本、台灣、中國之間曖昧難明
甚至於,就連對他死後的國族(文化)認同、魂歸何處也更是一直爭議不斷(儘管仍被後人不斷追憶)
猶記得前些年(2016年12月),由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編纂的《江文也全集》正式問世
根據出版資料顯示,該套全集共有六卷七冊,分別包括:
《江文也全集•第一卷:交响音乐》
《江文也全集•第二卷:舞剧 歌剧》
《江文也全集•第三卷:室内乐》
《江文也全集•第四卷:钢琴》
《江文也全集•第五卷:声乐(上)》
《江文也全集•第五卷:声乐(下)》
《江文也全集•第六卷:文字 图片》
其中,前六冊主要收錄的是江文也的音樂作品(樂譜)
但我比較感興趣的,卻是這最後一冊,也就是收錄其生平文字作品(包含江文也的個人詩集、手稿影本,還有他在日本時代所發表關於音樂創作的自述散文、心得感言及評論等)
另外
儘管這套由中國方面顯然賦予「死後哀榮」的《江文也全集》雖然收錄「不全」(建議在歷史論述方面可參酌比較某些台灣本土觀點的學者所寫文章-如周婉窈的那篇〈想像的民族風──試論江文也文字作品中的臺灣與中國〉)
但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且以我喜好江文也作品的個人立場,以及就整個編輯排版的精緻度而言,亦仍是值得一讀的(想想台灣這裡能夠有幾個作曲家可以像這樣大手筆出版「作品全集」的!)
並且,由於該書的印量極少,台灣一般的簡體書店大概也不太會引進這種大部頭的專業冷門書(就我所逛過的幾家簡體書店都不曾有看到過這套《江文也全集》),甚至各大學圖書館裡也都沒有(我上網查全國圖書目錄,發現似乎只有東華大學圖書館收有唯一一套)
另還有一本更罕見、不對外發行的《江文也生平圖片集》,同樣亦由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編輯、為了配合2010 年在福建省廈門市所舉辦的「江文也百年誕辰紀念會」而付梓
恰巧,前幾天(6月11號)江文也的生日剛過
此時一邊聽著他的交響詩《汨羅沉流》
冥冥之中也算是結了一份書緣吧〜








《現代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韓國鐄等多人的文章集),台北:前衛,1988
鍾肇政 & 巫永福
兩位文壇大老鍾肇政與巫永福主持的【台灣文藝】革新號第19期(1981年5月),刊出文學雜誌當年極少見的「音樂家寫音樂家」的文章,作者是旅美音樂學者韓國鐄教授,題目是:『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彰顯的是鍾肇政與巫永福深刻體會台灣文化的Tone與痛。
同樣的1981年,5月29日,聯合報也刊出韓國鐄另作『作曲家江文也的復興』;若加上謝里法撰述『故土的呼喚/記臥病北平的台灣鄉土音樂家江文也』(1981.5.8.聯合報);郭芝苑撰述『現代民族樂派的先趨者』(1981.7.音樂生活雜誌);及大咖李敖『政治迫害音樂的討論』(1983年12月李敖「千秋評論」);廖興彰『江文也作品增補』(1981.9.音樂與音響雜誌);小咖劉美蓮《出土的台灣舞曲》(1984年1月號《台灣文藝》86期),以及『三年近百篇』的文章,照理說,江文也應該要大紅特紅,輪不到30年後的劉姥姥來替他寫傳吧!......


江文也-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江文也
江文也(1910年6月11日-1983年10月24日),作曲家、聲樂家、教師。
一說為臺灣(現:新北市)三芝區人;不過:
「台灣音樂教育學會」劉美蓮老師就讀師大音樂系二年級時在牯嶺街舊書攤買到一份鋼琴版樂譜,初識《台灣舞曲》還以為江文也是日本人,後見許常惠在《台灣音樂史》中有一兩行介紹江文也,說他是淡水人;師大吳玲宜碩士論文查出戶籍為三芝;確認之後所有的「江學」研究都以江文也為三芝人士定論。不料虞戡平導演為拍攝影片走訪江家大哥,得知江文也出生於大稻埕,在2003年的「中央研究院江文也研討會」上劉美蓮提出資料討論,掀起一番論辯。經周婉窈教授深入調查,又有日治時代完整建構的戶籍資料,加上三芝鄉公所人員的奔走求證,終於確認江文也出生於大稻埕,而江家戶籍的確設在三芝,兩地鄉親都引以為榮。
江文也自小藝文環境優渥,從聲樂家知名,跨足作曲、寫詩、翻譯、作研究、寫評論,每一領域都有不凡的成就。一生足跡為台灣、日本、中國。影評人黃仁說:「才高命舛的江文也深陷台日中三國的夾縫中,他的生命傳奇最具電影張力。」




劉美蓮窮多年心力蒐集、檢視、研究、考證家族資訊及歷史資料,《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台北:印刻,2016 )出版了。





21世紀學者新論文:
王德威教授說:「江文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原創力的作曲家兼詩人。」《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收入《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頁71-12?
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1年第二章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
一、前言
二、從「殖民的國際都會主義」到「想像的鄉愁」
三、孔樂的政治
四、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五、尾聲  

周婉窈 《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
第九章 想像的民族風──試論江文也文字作品中的臺灣與中國
很感動,很滿意。

關於江文也先生,作者獲贈江先生最重要的一封年終總結的家書,非常寶貴。




2015.5.22
MUZIK古典樂刊【 生日快樂! | 史特勞斯 & 江文也 】
把時光推回八十年前的德國,那時是1936年8月1日,希特勒為柏林奧運揭開序幕,而理查.史特勞斯也在典禮現場指揮他為大會特別創作的《奧林匹克之歌》 (Olympische Hymne)。當年奧運同步舉行藝術競賽,賽事項目包括建築、文學、繪畫、雕刻與音樂等;來自台灣的作曲家江文也,以帶有台灣風情與現代色彩的《台灣舞 曲》,在這場國際競賽當中獲得了作曲類特別獎。
當時的江文也與理查.史特勞斯,一位是出身台灣淡水的年輕新銳,一位是德奧後期浪漫派的作曲大師。兩人的音樂作品,就在這樣的歷史場景中,產生了巧妙的關連。
今天是6月11日,同時是兩位作曲家的生日。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讓我們一起欣賞這首具有特別意義的《台灣舞曲》,也祝他們兩位生日快樂!(更多關於《台灣舞曲》的故事請見:http://goo.gl/cjiC0s
江文也:台灣舞曲
YouTube



江文也著、楊儒賓譯,第五卷:声乐(下)》
《江文也全集•第六卷:文字 图片》(台北市:喜馬拉雅基金會,2003/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7









劉美蓮

希望今冬能讓大家讀到“江文也傳”,就知其為大時代的大師!
1941、雲岡石佛、通行證
1932.3.9.傀儡滿洲國成立,大量台灣人到滿洲國工作,首任外交總長謝介石就是新竹人。
1937.7.7.七七事變,日本佔領北京,台灣文青們,驚豔古帝都風華之大器!張我軍、張深切、洪炎秋、鍾理和、楊朝華(楊英風父親)、林煥文(林海音父親)、鍾會可(林肇政父親)、林少英(林雲父親)……都在北京,還有許多醫生,讓中國人以為台灣是「醫生島」。藝術家或許比例少一些,也有郭柏川(油畫)、柯政和(音樂)、王慶勳(口琴),但只要夠傑出,在戰區的【通行證】,可是一路無阻礙!
江文也,雖係奧林匹克得獎者,音樂界仍嘲諷其得獎的<台灣舞曲>只是歐洲評審不懂亞洲文化的……,反正就是瞧不起殖民地二等國民啦!但軍部比較開放,侵略電影(仿德國美其名為:文化映畫)及記錄片仍禮聘他作曲。故雖然正職在北京師大教書,寒暑假都能自由回到東京的家,兩岸船程有如基隆到高雄的夜間火車的時間。
除了宣揚戰爭的電影,東寶、日活等映畫公司,在戰爭與文化的夾縫中,仍然能夠拍攝兼具旅遊效益的「歷史遺產」影片。
1941年,東寶映畫的製片松崎啟次策劃,擬拍攝日後被聯合國認定「世界文化遺產」的山西大同【雲岡石窟】,他力邀江文也,請他務必寫出「歷史文化音符」。
企劃之時,小江迫不及待跟隨外景探勘隊抵達雲岡,用自己的萊卡相機猛拍,可卻遺憾,電影夭折!但小江卻完成《大同石佛頌》長篇敘事詩集,1942年8月20日由東京青梧堂出版。……整整50年之後,其中文版才由台北縣立文化中心的劉峰松主任出版中文翻譯本(廖興彰翻譯)。同年,東京也出版《北京銘》(以春夏秋冬描繪北京)、《古代中國雅樂考》(證明孔子是傑音樂家),可見江文也的地位。
台灣各大學的文學系所,教張我軍、張深切、鍾理和、龍瑛宗、吳濁流……,卻不教江文也(上述他們都很崇拜小江);音樂系所則還有人說小江是漢奸!天理何在!只好原諒我們的學生時代,歷史課本胡亂剪裁又造假!
PS.一年前剛上臉書,土土的,看到有人用雲岡石佛照做大頭貼,就說我也來PO,原來她是大才女耶!是我孤漏寡聞!

劉美蓮的相片。


【雲岡石窟】與【九龍壁】(續前則)
跟據網路資訊,「雲岡石窟」乃北魏(西元386年至534年)國教/佛教的宗教藝術寶庫,在今山西大同城西16公里,1500年前倚山開鑿石窟,東西綿延一公里,佛雕有五萬餘座,大小窟龕百餘個,主要窟洞有45個。這麼龐大並有整體擘畫的大地工程,只因係皇家信仰,並在遷都洛陽(西元494)之前,已經完成了大部份的營造工程。
30歲的江文也熱切趕到雲岡,除了歷史遺產,更重要的原因乃是「樂器」,他讀到日本人的研究,知道石窟群各式各樣的樂器雕刻有530件,絲竹類別有28款,合奏的各種樂隊組合則有60餘組,這般規模證實了北魏皇家是多麼地熱愛音樂。
江文也還有一張與【九龍壁】合影之照,這九龍壁原是明朝初年王公貴族的宅邸建築裝飾,演變成大型的壁飾。在中國總共有三座,「大同九龍壁」是年代最早、面績最大又最富藝術氣質的一座。另兩座在北京,一在北海公園,一座在故宮皇極門前,均建於清乾隆時代,比「大同九龍壁」要晚350至400年。
圖片是1991年開放教科書時,我主編的版本,江文也首次登上教教科書之頁面。然因編輯時,顧忌審查能否得以通過,以迂迴的方式【第一位得到國際大獎的我國音樂家】來呈現,所選的照片就是「九龍壁」。



居住在北京的年代、文革之前,他還以中醫的「推拿術」為好友治病,如徐悲鴻的高血壓、老舍的坐骨神經痛、郭沫若的頭暈症、顧頡剛的失眠等等,都是有文字記載的事蹟。

~~~~~
讀劉美蓮《江文也傳》

1984年春某日,我在濟南路《自立晚報》的副刊編輯室收到一篇來稿,題目是〈江文也的悲劇一生〉,作者署名「劉美蓮」,稿子篇幅很長,附有相當珍貴的照片。在這之前,我已從藝術評論謝里法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的〈故土的呼喚──臥病北平的台灣音樂家〉一文,以及《自立晚報》稍前(1983.12.12)刊登香港周凡夫所寫〈半生蒙塵的江文也〉,約略知道江文也的事蹟,知道他曾以《台灣舞曲》得到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藝文類作曲組」的獎項,是當時全亞洲第一位獲得國際大獎的音樂家;戰後滯留中國,文革期間遭受迫害。但對於江文也的一生則仍不清楚。
當時仍不滿三十歲的我在編輯檯上逐字細讀這篇〈江文也的悲劇一生〉,透過作者清晰的整理,方才對江文也的生平有了基本的認識。我仔細閱讀文章的脈絡,揣想一位出生於日治下的台灣,童年在福建廈門長大,中學之後赴日讀書,以聲樂揚名於日本,再以作曲揚聲於奧林匹克的音樂天才,如何在一個大動亂年代,不由自主地陷身於台灣、日本、中國三重夾縫中的煎熬,而最終又不為當年他出生的故鄉台灣所知的悲哀,心情為之激動,於是決定採用這篇根據江文也之侄江明德提供的資料整理出來的稿子,以頭條、兩天連載的方式於當年3月21、22兩日全文刊登。
這篇文章刊出後,迴響甚大,很多讀者打電話到報社來,表示他們首次知道「江文也」這個名字,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江文也的音樂成就與悲鬱人生;也有讀者先前已讀過謝里法的介紹,詢問劉美蓮這位作者是否有出版江文也的相關傳記?那是一個研究匱乏、台灣(特別是日治時期)人物方才逐一出土的年代,政治戒嚴,資訊仍然遭到執政者掌控的年代,〈自立副刊〉成為了解台灣文化的小小窗口,這篇文章之引起讀者的重視,是因為透過窗口,讓讀者看到了被國家機器隱藏、扭曲與壓抑的台灣歷史與傑出人物。
當時的劉美蓮應該也很年輕,我讀出身於音樂系的她的文字,儘管是一篇根據口述與相關文獻整理出的稿子,字裡行間還是流露出了她對江文也晚年受盡文革苦厄,不為國人所知的痛惜。我知道,那是一個音樂人對前輩音樂家的悲劇一生有所感觸,而自然流淌於行文筆下的敬惜之心。也因為這份敬惜,才讓〈自立副刊〉的讀者想更一步了解江文也、接觸江文也吧。
從1984年到今天,整整三十年過去,「江文也」這個名字,對台灣人來說已經不再陌生。特別是解除戒嚴之後,江文也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1988年,前衛出版社出版了林衡哲編選的《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一書;1992年6月,台北縣立文化中心舉辦過「江文也紀念週」;2003年10月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辦了「江文也學術研討會」;國內的碩士論文已累積有八部之多,博論則有2004年通過學位考試的〈夾縫中的文化人──江文也及其時代研究〉(成大歷史系林瑛琪)……但儘管如此,三十年前讀者問詢的「江文也傳」,在台灣仍然付諸闕如。
當年在〈自立副刊〉發表〈江文也的悲劇一生〉,感動編者和無數讀者的劉美蓮,終於回應了讀者的詢問,完成了這部厚重的《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而我,三十年前的編者,居然有幸成為她這本著作的讀者。人生的因緣奇妙,我在閱讀本書篇章之前,找出當年編的副刊,重新閱讀,腦海裡浮出的是接到文稿、受到感動、決定刊登、編輯、落版、校對、出報,一直到接聽讀者來電的種種畫面。
用三十年的歲月,為一位被時代折磨、被政權扭曲、被故鄉遺忘的偉大音樂家立傳,就是這本《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最動人的所在。透過本書一如樂章似的巧妙結構,音樂才子江文也的傳奇一生,逐一進入我們的眼中。
「序曲」先從江文也於1936年以《台灣舞曲》榮獲柏林奧林匹克「藝文類作曲組」第四名大獎寫起,敘述江文也如何以殖民地之子晉入日本國內初選,再經由國際知名音樂家讀譜,複賽時經由柏林愛樂管弦樂團現場演奏,一舉奪下第四名獎牌的過程。當時的江文也才二十六歲,收到得獎通知,禁不住高呼「台灣萬歲」,《東京日日新報》大幅報導這則新聞,讚譽他的處女作《台灣舞曲》「將古老台灣風貌和近代化形象交織呈現,猶如一幅華麗的畫軸」。劉美蓮在這一章中,輔以新聞報導、獎牌和江文也書信等一手資料,清楚再現了音樂才子江文也在國際舞台中為台灣人揚眉吐氣的勝景,生動感人。
接下來,本書以四個樂章鋪陳江文也奇特而又叫人驚心動魄的一生。第一、第二樂章寫他的台北童年、廈門時期就讀旭瀛書院的少年時期,那大概是江文也一生最無憂的時光了,歌謠、戲曲、音樂和詩詞,已經在他的兒少時期滋長出綠芽。進入第三樂章,從江文也於1923年赴日寫起,敘述他求學、與日本女子瀧澤乃ぶ戀愛與私奔的故事,以及邁向作曲家之路的歷程,最後結於1937年他和白光因為拍攝《東亞和平之路》而生的戀情。這一章,寫活了江文也的才氣洋溢、風流倜儻,宛如眾弦俱寂之下獨奏的高音,有血有肉,形象鮮明動人。
進入第四樂章,則以江文也的中國經驗和晚年遭遇為主題。透過這一樂章,前半段,我們看到了如日中天的江文也,在北平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理論作曲,從事中國古代和民俗音樂研究的學者圖像,以及持續創作的作曲生涯,加上他和學生吳蕊真(後改名為「吳韻真」)的熱戀;我們也看到因為戰爭結束導致喪失日本國籍的江文也被視為「文化漢奸」,被捕入獄的生涯轉折。後半段,我們又看到,他在共產黨統治下,先後遭逢1957年反右批鬥、1966年文革批鬥的悲慘命運,被剝奪所有權利、打入牛棚、下放勞改,直到四人幫垮台後,才於1978年獲得平反,恢復教職,這時他已是六十八歲的老人,多年勞改,讓他百病纏身,但即使如此,他還是勉力完成最後遺作《阿里山的歌聲》。
這就是劉美蓮筆下江文也傳奇而悲鬱的一生,本書各個樂章,讓我們看到一個天才型的台灣作曲家,在一個由不得自己的亂世之中,遭逢的奇詭命運!他生下來是殖民地的二等國民,憑著自己的才氣和努力,終於得以音樂創作揚名國際;卻又因為出身殖民地的烙印,使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被打為「文化漢奸」,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被打為「右派」,而無法回到自己最摯愛的故鄉台灣,終至客死北京;而過世之後,又因為台灣長久的戒嚴,不為台灣所知;解嚴之後,雖然終於見知於台灣,仍有評論指他生長在台灣時間不長,著述多與中國有關(如詩集《北京銘》、《大同石佛頌》,論著《古代中國正樂考》,曲作現代管弦樂〈孔廟大成樂章〉)而被誣為「統派」音樂家……
因此,這本《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刻繪的,不僅是江文也的悲哀人生、奇詭命運,也呈現了20世紀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和認同問題。整個20世紀,台灣人的命運,就像江文也的一生,從日本殖民時期的被歧視,到戰後陷身於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內戰漩渦,乃至於1949年之後遭受的二二八、白色恐怖統治經驗,台灣人與江文也一樣,儘管擁有高人的才氣、精湛的技藝、卓越的識見,卻在不斷爬起、不斷仆倒的泥濘路上顛簸前行,至今依然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開創嶄新的台灣文化。這本《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字裡行間浮出的盡是「生做台灣人的悲哀」。
感謝劉美蓮,費時三十年為江文也立傳,為台灣的音樂和文化留存典範。三十年來,她念茲在茲、不斷訪談、蒐集文獻與資料,又復花費金錢、體力和寶貴時間,專注於江文也生命史的重建;三十年來,她為江文也的不為人知而尋求助力,力促各方重視江文也的音樂成就;為各種因為求證不足而出現的研究「歧聲」義憤填膺,進行更多調查以還原江文也。這本傳記,是在這樣不斷往返、不斷查證,挖掘事實、還原真實的過程中完成。這是一本具有信度,且足以顯映江文也音樂人生的傳記。
我很高興能在三十年前以副刊主編的身分刊登劉美蓮的〈江文也的悲劇一生〉,三十年後又有機會以台灣文學研究者的身分拜讀她的《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時間流轉,如涓滴之水,最後匯為大河。三十春秋立一傳,這本巨著,寫活了江文也在台灣、日本與中國三重夾縫中,遭受苦難的悲劇人生;也彌補了江文也生命史的缺憾,填補了台灣音樂史和文化史的縫隙,讓江文也對台灣的貢獻得以全面展現,值得所有關心台灣文化的朋友細讀。
──《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16.10.12。




感恩 井田敏先生(上)
1999年,日本知名人文出版公司/白水社發行新書(如圖),作者井田敏先生是福岡人(Ida Bin,1930.12.5--2004.1.30),熊本大學德文系畢業,放送作家協會理事。他1996年在美國、首次聽聞台灣人張漢卿(加拿大公務員)告知江文也之名,非常驚訝!
他返日後,從福岡到東京採訪江文也夫人與次女,歷經四年,於「白水社」出版《夢幻的五線譜/一位名叫江文也的日本人》。後因家屬抗議「誣蔑先父名聲」,初版售罄即須絕版,井田心血崩潰,四年後病逝。日後網路上有諸多揣測與討論,用心的讀者也指出數項疑問與錯誤,遺孀伸子女史表示,此書除了數項失誤之外,又欠缺台北、廈門、北京之種種。故繼承夫婿遺志,盡全力幫助劉美蓮調查與寫作。
(下則:井田夫人昨日來函)






2026年7月3日 星期五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年)《富蘭克林自傳》(1758)力行十三項箴言。A master of chess, on top of everything else. Walter Isaacson's Ben Franklin bio gets a rave from Harvard economist.。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年)《富蘭克林自傳》(1758)力行十三項箴言。A master of chess, on top of everything else.  Walter Isaacson's Ben Franklin bio gets a rave from Harvard economist.。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




 
Book cover: "Benjamin Franklin."
A master of chess, on top of everything else

Walter Isaacson's Ben Franklin bio gets a rave from Harvard economist.

 

Featured event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年)《富蘭克林自傳》(1758)力行十三項箴言,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

Life's Tragedy is that we get old too soon and wise too late.
~Benjamin Franklin




“練習曲音樂雜誌”~ 1927 年 1 月
描繪本傑明富蘭克林演奏玻璃口琴的封面插圖。
插畫家未知
317 年前的今天,即 1706 年 1 月 17 日,著名的美國博學者和美國開國元勳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 年)出生在當時被稱為馬薩諸塞灣省的英國直轄殖民地波士頓鎮。 本傑明·富蘭克林是一位主要作家、印刷商、年曆製作者、政治理論家、政治家、郵政局長、科學家、音樂家、發明家、諷刺作家、公民活動家、政治家和外交官。 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許多著名發明中,有避雷針、雙焦眼鏡、富蘭克林爐、馬車里程表,以及一種被稱為玻璃口琴(又名玻璃“風琴”)的獨特樂器。

The Golden Age Of Illustration
Rebecca Ryle · ·



‘The Etude Music Magazine’ ~ January 1927
A cover illustration depicting Benjamin Franklin playing a glass harmonica.
Illustrator unknown
On today’s date 317 years ago, January 17, 1706, famous American polymath & U.S. Founding Father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was born at the town of Boston in the British Crown Colony known during that time as th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 Benjamin Franklin was a leading author, printer, almanac maker, political theorist, politician, postmaster, scientist, musician, inventor, satirist, civic activist, statesman, & diplomat. Amongst Benjamin Franklin’s many notable inventions were the lightning rod, bifocal glasses, the Franklin stove, a carriage odometer, & a unique musical instrument known as the glass harmonica, a.k.a. the glass “armonica.”








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西元1732.2.22—1799.12.14)

美國第一任總統(1789—1797)。於美國獨立戰爭中擔任全殖民地軍隊的總指揮官,帶領人民贏得民主勝利。強調孤立主義外交原則,不與其他國家結盟,不卷入列強紛爭。


  美國人民將成為自由人或仍舊是奴隸?美國人民是否能擁有自己的財產?決定這兩個問題的關鍵時刻,如今已經迫近眼前了。……在上帝的看顧之下,即將出生的幾百萬人的命運,將完全取決於我們這支軍隊的勇氣與行動。面對殘酷又無情的敵軍,勇敢抵抗是我們唯一的道路,否則,就只能卑微地認輸屈服。因此,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在勝利和死亡之間擇一而行。

節自〈發表《獨立宣言》以後,在長島戰役開打之前對軍隊的宣言〉

**
Benjamin Franklin 《富蘭克林自傳》力行十三項箴言


“Only a virtuous people are capable of freedom. As nations get corrupt and vicious, they have more need of masters.” 
―from THE AUTOBIOGRAPHY
"A dying man can do nothing easy."
- Benjamin Franklin to his daughter while lying on his death bed, #OnThisDay 1790

A new edition to Everyman's Library...
"From a Child I was fond of Reading, and all the little Money that came into my Hands was ever laid out in Books. "
--from "The Autobiography" (1817) by Benjamin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s account of his rise from poverty and obscurity to affluence and fame has charmed every generation of readers since it first appeared. Begun as a collection of anecdotes for his son, the memoir grew into a history of h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realms. A printer, inventor, scientist, diplomat, and statesman, Franklin was also a brilliant writer whose wit and wisdom shine on every page. His Autobiography has deservedly become the most widely read American autobiography of all time—the self-portrait of a quintessential American. Franklin was a remarkably prolific writer, and is equally beloved for his humorous, philosophical, parodic, and satirical writings, parables, and maxims, which he published under an astonishing number of pen names, including Poor Richard, the Busy-Body, and Silence Dogood. This hardcover edition of The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contains a varied selection of these, including “The Kite Experiment,” “A Parable Against Persecutio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Rules for Making Oneself a Disagreeable Companion,” and “The Way to Wealth.” READ an excerpt here: http://knopfdoubleday.com/…/the-autobiography-and-other-wr…/



Here's a deep dive into the essay that brought you sayings such as "Early to bed and early to rise makes a man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Professor Sophus Reinert and colleagues dig into the lasting power of Franklin’s treatise on...
HBSWK.HBS.EDU



溫紳專欄/鑑古觀今

1758年2月16日

力行十三項箴言的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多彩多姿、多才多藝的生涯,實如華盛頓所說的:「你應該感到欣慰,因為你的一生並沒有白活。」

 富蘭克林是研究電學的先驅,一七五二年他進行震驚世界的用風箏吸引天電的實驗。在光學、化學、熱學、聲學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七五八年二月十六日,富蘭克林發表了他的自傳,剖析一個藉藉無名的學徒到成為後人尊稱當代最偉大的美國人的心路歷程,這本法文版自傳,細膩地刻出了他成功的軌跡。

 文中,富蘭克林除了闡述「挺身捍衛自己的權益時,可千萬別踩在別人腳趾上」等睿智看法之外,還詳細列出他力行不輟的十三則處世箴言:

 一、節制飲食:食不過飽,飲不過量;二、沉默是金:非人或於己有利者勿言,同時避免瑣談;三、生活規律:物歸定位、事有定時;四、決心:決心為其所當為,事既決定,則貫徹到底;五、切莫浪費;六、勤儉耐勞:忌浪費時間,常從事有益的工作,且避免不必要之行為;七、真誠:思無邪、行無詐;八、公正:莫為惡去善而損人;九、溫和:不走極端且逆來順受;十、清潔:在身體、衣著、住處均需保持;十一、平靜:莫為繁瑣或無法避免的事件所困擾;十二、貞操;十三、虛懷若谷:效法耶穌基督和蘇格拉底的謙遜精神。

 憑藉這十三項德行的修養,使得富蘭克林產生驚人的苦幹精神,也由此昇華而臻於世所罕見的傑出行為,能留芳千古。


2015.1.18 賓大

Happy 309th Birthday to the university's founder, Ben Franklin! To quote the man himself, "At 20 years of age the will reigns, at 30 the wit, at 40 the judgment."

讀者會10年後(2010)與Peter 暢談Benjamin Franklin後來,買一Norton 批評版, 可能放在永和。

《富蘭克林自傳》今日世界出版-黃正清譯 1975/5th reprinting今日世界出版◎黃正清譯《富蘭克林自傳》 Benjamin Franklin. 本書說,傳主去世10年之後,西洋才有 autobiography 一字。
by Benjamin Franklin, 1775
Benjamin Franklin wrote his Autobiography, which was never completed, at four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 life. The first half, more or less, was written in two weeks during an interval spent with friends at Twyford, England, in 1771. It is in the form, later abandoned, of a letter to his son. At the same time or a little later, Franklin also composed an outline of the rest, or most of the rest, of the work. Subsequent portions were written at Passy, France, in 1784 and at Philadelphia in 1786 and 1788. All but the last were published without authorization in a French edition the year after Franklin died.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se three parts in English was brought out by William Temple Franklin in 1818. The fourth part was not printed until 1868, when it was recovered by John Bigelow, then American minister to France. The Autobiography has long been a part of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and one of the best-known works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Five relatively short passages from the Autobiography are reprinted here, dealing with well-known occurrences in Franklin's life. The first two passages were written in 1771 and were brought by Franklin to Philadelphia in 1775; hence the placement of the selection at this point in the volume. The last three selections had been outlined in 1775 but were not actually written out until the 1780s.
My brother had, in 1720 or 1721, begun to print a newspaper. It was the second that appeared in America, and was called the New-England Courant. The only one before it was the Boston News-Letter. I remember his being dissuaded by some of his friends from the undertaking as not likely to succeed, one newspaper being, in their judgment, enough for America. At this time (1771) there are not less than five-and-twenty. He went on, however, with the undertaking. I was employed to carry the papers to the customers, after having worked in composing the types and printing off the sheets.
He had some ingenious men among his friends, who amused themselves by writing little pieces for his paper, which gained it credit and made it more in demand; and these gentlemen often visited us. Hearing their conversations and their accounts of the approbation their papers were received with, I was excited to try my hand among them; but, being still a boy, and suspecting that my brother would object to printing anything of mine in his paper if he knew it to be mine, I contrived to disguise my hand, and, writing an anonymous paper, I put it in at night under the door of the printing house. It was found in the morning and committed to his writing friends when they called in as usual. They read it, commented on it in my hearing, and I had the exquisite pleasure of finding it had met with their approbation, and that, in their different guesses at the author, none were named but men of some character among us for learning and ingenuity. I suppose that I was rather lucky in my judges, and they were not really so very good as I then believed them to be.
Encouraged, however, by this attempt, I wrote and sent in the same way to the press several other pieces that were equally approved; and I kept my secret till all my fund of sense for such performances was exhausted, and then discovered it, when I began to be considered with a little more attention by my brother's acquaintance. However, that did not quite please him as he thought it tended to make me too vain. This might be one occasion of the differences we began to have about this time. Though a brother, he considered himself as my master, and me as his apprentice, and, accordingly, expected the same services from me as he would from another, while I thought he degraded me too much in some he required of me, who from a brother required more indulgence. Our disputes were often brought before our father, and I fancy I was either generally in the right, or else a better pleader, because the judgment was generally in my favor. But my brother was passionate and had often beaten me, which I took extremely amiss; and, thinking my apprenticeship very tedious, I was continually wishing for some opportunity of shortening it, which at length offered in a manner unexpected.
Perhaps the harsh and tyrannical treatment of me might be a means of impressing me with the aversion to arbitrary power that has stuck to me through my whole life.
One of the pieces in our newspaper on some political point, which I have now forgotten, gave offense to the Assembly. He was taken up, censured, and imprisoned for a month, by the speaker's warrant, I suppose, because he would not discover the author. I too was taken up and examined before the Council; but, though I did not give them any satisfaction, they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admonishing me, and dismissed me, considering me, perhaps, as an apprentice who was bound to keep his master's secrets.
During my brother's confinement, which I resented a good deal notwithstanding our differences, I had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per; and I made bold to give our rulers some rubs in it, which my brother took very kindly, while others began to consider me in an unfavorable light, as a youth that had a turn for libeling and satire. My brother's discharge was accompanied with an order (a very odd one) that "James Franklin should no longer print the paper called the New-England Courant."
On a consultation held in our printing office among his friends, what he should do in this conjuncture, it was proposed to elude the order by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paper; but my brother, seeing inconveniences in this, came to a conclusion, as a better way, to let the paper in future be printed in the name of Benjamin Franklin. And, in order to avoid the censure of the Assembly that might fall on him as still printing it by his apprentice, he contrived and consented that my old indenture should be returned to me, with a full discharge on the back of it, to show in case of necessity. And, in order to secure to him the benefit of my service, I should sign new indentures for the remainder of my time, which was to be kept private. A very flimsy scheme it was; however, it was immediately executed, and the paper was printed, accordingly, under my name for several months.
At length, a fresh difference arising between my brother and me, I took upon me to assert my freedom, presuming that he would not venture to produce the new indentures. It was not fair in me to take this advantage, and this I therefore reckon as one of the first errata of my life; but the unfairness of it weighed little with me, when under the impression of resentment for the blows his passion too often urged him to bestow upon me, though he was otherwise not an ill-natured man - perhaps I was too saucy and provoking.
When he found I would leave him, he took care to prevent my getting employment in any other printing house in town by going round and speaking to every master, who accordingly refused to give me work. I then thought of going to New York, as the nearest place where there was a printer; and I was rather inclined to leave Boston when I reflected that I had already made myself a little obnoxious to the governing party, and, from the arbitrary proceedings of the Assembly in my brother's case, it was likely I might, if I stayed, soon bring myself into scrapes; and, further, that my indiscreet disputations about religion began to make me pointed at with horror by good people as an infidel or atheist.
I concluded, therefore, to remove to New York; but my father now siding with my brother, I was sensible that, if I attempted to go openly, means would be used to prevent me. My friend Collins, therefore, undertook to manage my flight. He agreed with the captain of a New York sloop to take me. I sold my books to raise a little money, was taken on board the sloop privately, had a fair wind, and in three days found myself at New York, near 300 miles from my home, at the age of seventeen, without the least recommendation or knowledge of any person in the place, and very little money in my pocket.
The inclination I had felt for the sea was by this time done away, or I might now have gratified it. But, having another profession, and conceiving myself a pretty good workman, I offered my services to a printer of the place, old Mr. W. Bradford, who had been the first printer in Pennsylvania, but had removed thence in consequence of a quarrel with the governor, General Keith. He could give me no employment, having little to do and hands enough already; but, he said, "My son at Philadelphia has lately lost his principal hand, Aquilla Rose, by death; if you go thither, I believe he may employ you." Philadelphia was 100 miles farther. I set out, however, in a boat for Amboy, leaving my chest and things to follow me round by sea.
In crossing the bay, we met with a squall that tore our rotten sails to pieces, prevented our getting into the Kill, and drove us upon Long Island. In our way, a drunken Dutchman, who was a passenger too, fell overboard; when he was sinking, I reached through the water to his shock pate [thick hair], and drew him up, so that we got him in again. His ducking sobered him a little, and he went to sleep, taking first out of his pocket a book, which he desired I would dry for him. It proved to be my old favorite author, Bunyan's Pilgrim's Progress, in Dutch, finely printed on good paper, copper cuts, a dress better than I had ever seen it wear in its own language. I have since found that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st of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suppose it has been more generally read than any other book, except perhaps the Bible. Honest John was the first that I know of who mixed narration and dialogue; a method of writing very engaging to the reader, who, in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finds himself, as it were, admitted into the company and present at the conversation. Defoe has imitated him successfully in his Robinson Crusoe, in his Moll Flanders, and other pieces; and Richardson has done the same in his Pamela, etc.
On approaching the island, we found it was in a place where there could be no landing, there being a great surf on the stony beach. So we dropped anchor and swung out our cable toward the shore. Some people came down to the shore and halloed to us, as we did to them; but the wind was so high and the surf so loud that we could not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ere were some small boats near the shore, and we made signs and called to them to fetch us; but they either did not comprehend us, or it was impracticable, so they went off. Night approaching, we had no remedy but to have patience till the wind abated;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boatmen and myself concluded to sleep, if we could; and so we crowded into the hatches, where we joined the Dutchman, who was still wet, and the spray breaking over the head of our boat leaked through to us, so that we were soon almost as wet as he. In this manner we lay all night with very little rest; but, the wind abating the next day, we made a shift to reach Amboy before night, having been thirty hours on the water without victuals or any drink but a bottle of filthy rum, the water we sailed on being salt.
In the evening I found myself very feverish and went to bed; but, having read somewhere that cold water drunk plentifully was good for a fever, I followed the prescription and sweat plentifully most of the night. My fever left me, and, in the morning, crossing the ferry, I proceeded on my journey on foot, having fifty miles to Burlington, where I was told I should find boats that would carry me the rest of the way to Philadelphia.
It rained very hard all the day. I was thoroughly soaked, and by noon a good deal tired, so I stopped at a poor inn where I stayed all night, beginning now to wish I had never left home. I made so miserable a figure, too, that I found, by the questions asked me, I was suspected to be some runaway indentured servant and in danger of being taken up on that suspicion. However, I proceeded next day, and got in the evening to an inn within eight or ten miles of Burlington, kept by one Dr. Brown. He entered into conversation with me while I took some refreshment, and, finding I had read a little, became very obliging and friendly. Our acquaintance continued all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had been, I imagine, an ambulatory quack doctor, for there was no town in England or any country in Europe of which he could not give a very particular account. He had some letters, and was ingenious, but he was an infidel, and wickedly undertook, some years after, to turn the Bible in doggerel verse, as Cotton had done formerly with Virgil. By this means he set many facts in a ridiculous light, and might have done mischief with weak minds if his work had been published; but it never was.
At his house I lay that night, and arrived the next morning at Burlington, but had the mortification to find that the regular boats had gone a little before, and no other expected to go before Tuesday, this being Saturday. Wherefore, I returned to an old woman in the town, of whom I had bought some gingerbread to eat on the water, and asked her advice. She proposed to lodge me till a passage by some other boat occurred. I accepted her offer, being much fatigued by traveling on foot. Understanding I was a printer, she would have had me remain in that town and follow my business, being ignorant what stock was necessary to begin with. She was very hospitable, gave me a dinner of ox-cheek with great goodwill, accepting only of a pot of ale in return; and I thought myself fixed till Tuesday should come.
However, walking in the evening by the side of the river, a boat came by, which I found was going toward Philadelphia, with several people in her. They took me in, and, as there was no wind, we rowed all the way; and, about midnight, not having yet seen the city, some of the company were confident we must have passed it, and would row no farther. The others knew not where we were; so we put toward the shore, got into a creek, landed near an old fence, with the rails of which we made a fire, the night being cold in October, and there we remained till daylight. Then one of the company knew the place to be Cooper's Creek, a little above Philadelphia, which we saw as soon as we got out of the creek, and arrived there about 8 or 9 o'clock on the Sunday morning, and landed at Market Street wharf.
I have been the more particular in this description of my journey, and shall be so of my first entry into that city, that you may in your mind compare such unlikely beginnings with the figure I have since made there. I was in my working dress, my best clothes coming round by sea. I was dirty from my being so long in the boat; my pockets were stuffed out with shirts and stockings; and I knew no one, nor where to look for lodging. Fatigued with walking, rowing, and want of sleep, I was very hungry; and my whole stock of cash consisted in a single dollar and about a shilling in copper coin, which I gave to the boatmen for my passage. At first they refused it on account of my having rowed; but I insisted on their taking it. Man is sometimes more generous when he has little money than when he has plenty, perhaps to prevent his being thought to have but little.
I walked toward the top of the street, gazing about, still in Market Street, where I met a boy with bread, I had often made a meal of dry bread, and, inquiring where he had bought it, I went immediately to the baker's he directed me to. I asked for biscuits, meaning such as we had at Boston; that sort, it seems, was not made in Philadelphia. I then asked for a threepenny loaf, and was told they had none. Not knowing the different prices nor the names of the different sorts of bread, I told him give me threepenny worth of any sort. He gave me, accordingly, three great puffy rolls. I was surprised at the quantity, but took it, and, having no room in my pockets, walked off with a roll under each arm and eating the other. Thus I went up Market Street as far as Fourth Street, passing by the door of Mr. Read, my future wife's father; when she, standing at the door, saw me, and thought I made, as I certainly did, a most awkward, ridiculous appearance. Then I turned and went down Chestnut Street and part of Walnut Street, eating my roll all the way, and coming round, found myself again at Market Street wharf, near the boat I came in, to which I went for a draft of the river water; and, being filled with one of my rolls, gave the other two to a woman and her child that came down the river in the boat with us and were waiting to go farther.
Thus refreshed, I walked again up the street, which by this time had many cleandressed people in it, who were all walking the same way. I joined them, and thereby was led into the great meetinghouse of the Quakers near the market. I sat down among them, and, after looking round awhile and hearing nothing said, being very drowsy through labor and want of rest the preceding night, I fell fast asleep, and continued so till the meeting broke up, when someone was kind enough to rouse me. This, therefore, was the first house I was in, or slept in, in Philadelphia.
I then walked down toward the river, and, looking in the faces of everyone, I met a young Quaker man, whose countenance pleased me, and, accosting him, requested he would tell me where a stranger could get a lodging. We were then near the sign of the Three Mariners. "Here," said he, "is a house where they receive strangers, but it is not a reputable one; if thou wilt walk with me, I'll show thee a better one." And he conducted me to the Crooked Billet in Water Street. There I got a dinner; and, while I was eating, several questions were asked me, as from my youth and appearance I was suspected of being a runaway.
After dinner, my host having shown to a bed, I lay myself on it without undressing, and slept till six in the evening, was called to supper. I went to bed again very early, and slept very soundly till next morning. Then I dressed myself as neat as I could, and went to Andrew Bradford, the printer's. I found in the shop the old man, his father, whom I had seen at New York and who, traveling on horseback, had got to Philadelphia before me. He introduced me to his son, who received me civilly, gave me a breakfast, but told me he did not at present want a hand, being lately supplied with one; but there was another printer in town lately set up, one Keimer, who perhaps might employ me. If not, I should be welcome to lodge at his house, and he would give me a little work to do now and then till fuller business should offer.
The old gentleman said he would go with me to the new printer; and when we found him, "Neighbor," said Bradford, "I have brought to see you a young man of your business; perhaps you may want such a one." He asked me a few questions, put a composing stick in my hand to see how I worked, and then said he would employ me soon, though he had just then nothing for me to do; and taking old Bradford, whom he had never seen before, to be one of the townspeople that had a goodwill for him, entered into conversation on his present undertaking and prospects; while Bradford (not discovering that he was the other printer's father), on Keimer's saying he expected soon to ge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business into his own hands, drew him on by artful questions, and starting little doubts, to explain all his views, what influence he relied on, and in what manner he intended to proceed. I, who stood by and heard all, saw immediately that one was a crafty old sophister and the other a true novice. Bradford left me with Keimer, who was greatly surprised when I told him who the old man was.
Keimer's printing house, I found, consisted of an old damaged press, and a small, worn-out font of English types which he was using himself, composing an elegy on Aquilla Rose, before mentioned, an ingenious young man of excellent character, much respected in the town, secretary to the Assembly, and a pretty poet. Keimer made verses, too, but very indifferently. He could not be said to write them, for his method was to compose them in the types directly out of his head; there being no copy but one pair of cases, and the elegy probably requiring all the letter, no one could help him. I endeavored to put his press (which he had not yet used and of which he understood nothing) into order to be worked with; and promising to come and print off his elegy as soon as he should have got it ready, I returned to Bradford's, who gave me a little job to do for the present, and there I lodged and dieted. A few days after, Keimer sent for me to print off the elegy. And now he had got another pair of cases, and a pamphlet to reprint, on which he set me to work.
These two printers I found poorly qualified for their business. Bradford had been bred to it and was very illiterate; and Keimer, though something of a scholar, was a mere compositor, knowing nothing of presswork. He had been one of the French prophets and could act their enthusiastic agitations. At this time he did not profess any particular religion, but something of all on occasion; was very ignorant of the world, and had, as I afterward found, a good deal of the knave in his composition. He did not like my lodging at Bradford's while I worked with him. He had a house, indeed, but without furniture, so he could not lodge me; but he got me a lodging at Mr. Read's, before mentioned, who was the owner of his house; and my chest and clothes being come by this time, I made rather a more respectable appearance in the eyes of Miss Read than I had done when she first happened to see me eating my roll in the street.
I began now to have some acquaintance among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town that were lovers of reading, with whom I spent my evenings very pleasantly; and gained money by my industry and frugality. I lived very contented and forgot Boston as much as I could, and did not wish it should be known where I resided, except to my friend Collins, who was in the secret and kept it faithfully.
At length, however, an incident happened that occasioned my return home much sooner than I had intended. I had a brother-in-law, Robert Holmes, master of a sloop that traded between Boston and Delaware. He being at Newcastle, forty miles below Philadelphia, and hearing of me, wrote me a letter mentioning the grief of my relations and friends in Boston at my abrupt departure, assuring me of their goodwill toward me and that everything would be accommodated to my mind if I would return, to which he entreated me earnestly. I wrote an answer to his letter, thanking him for his advice, but stated my reasons for quitting Boston so fully and in such a light as to convince him that I was not so wrong as he had apprehended. ...
About this time [1730], our club, meeting not at a tavern but in a little room of Mr. Grace's set apart for that purpose, a proposition was made by me that, since our books were often referred to in our disquisitions upon the queries, it might be convenient to us to have them all together when we met, that, upon occasion, they might be consulted. And, by thus clubbing our books to a common library, we should, while we liked to keep them together, have each of u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the books of all the other members, which would be nearly as beneficial as if each owned the whole. It was liked and agreed to, and we filled one end of the room with such books as we could best spare. The number was not so great as we expected; and, though they had been of great use, yet some inconveniences occurring for want of due care of them, the collection, after about a year, was separated and each took his books home again.
And now I set on foot my first project of a public nature - that for a subscription library. I drew up the proposals, got them put into form by our great scrivener Brockden, and, by the help of my friends in the Junto, procurred fifty subscribers of 40s. each to begin with and 10s. a year for fifty years, the term our company was to continue. We afterward obtained a charter, the company being increased to one hundred. This was the mother of all the North American subscription libraries, now so numerous. It is become a great thing itself and continually goes on increasing. These libraries have improved the general conversation of the Americans, made the common tradesmen and farmers as intelligent as most gentlemen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perhaps have contributed in some degree to the stand so generally made throughout the colonies in defense of their privileges. ...
In 1732 I first published my Almanac, under the name of Richard Saunders; it was continued by me about twenty-five years and commonly called Poor Richard's Almanac. I endeavored to make it both entertaining and useful, and it accordingly came to be in such demand that I reaped considerable profit from it, vending annually near 10,000. And observing that it was generally read (scarce any neighborhood in the province being without it), I considered it as a proper vehicle for conveying instruction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who bought scarcely any other books. I therefore filled all the little spac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the remarkable days in the calendar with proverbial sentences, chiefly such as inculcated industry and frugality as the means of procuring wealth, and thereby securing virtue, it being more difficult for a man in want to act always honestly, as (to use here one of those proverbs) "it is hard for an empty sack to stand upright."
These proverbs, which contained the wisdom of many ages and nations, I assembled and formed into a connected discourse prefixed to the Almanac of 1757, as the harangue of a wise old man to the people attending an auction. The bringing all these scattered counsels thus into a focus enabled them to make greater impression. The piece, being universally approved, was copied in all the newspapers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reprinted in Britain on a large sheet of paper to be stuck up in houses; two translations were made of it in French; and great numbers bought by the clergy and gentry to distribute gratis among their poor parishioners and tenants. In Pennsylvania, as it discouraged useless expense in foreign superfluities, some thought it had its share of influence in producing that growing plenty of money which was observable for several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I considered my newspaper, also, an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ng instruction, and, in that view, frequently reprinted in it extracts from the Spectator and other moral writers; and sometimes published little pieces of mine own, which had been first composed for reading in our Junto. Of these are a Socratic dialogue, tending to prove that, whatever might be his parts and abilities, a vicious man could not properly be called a man of sense; and a discourse on self-denial, showing that virtue was not secure till its practice became a habitude and was free from the opposition of contrary inclinations. These may be found in the paper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1735.
In the conduct of my newspaper, I carefully excluded all libeling and personal abuse, which is of late years become so disgraceful to our country. Whenever I was solicited to insert anything of that kind, and the writers pleaded (as they generally did)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nd that a newspaper was like a stagecoach in which anyone who would pay had a right to a place, my answer was that I would print the piece separately if desired, and the author might have as many copies as he pleased to distribute himself, but that I would not take upon me to spread his detraction; and that, having contracted with my subscribers to furnish them with what might be either useful or entertaining, I could not fill their papers with private altercation, in which they had no concern, without doing them manifest injustice.
Now, many of our printers make no scruple of gratifying the malice of individuals by false accusations of the fairest characters among ourselves, augmenting animosity even to the producing of duels; and are, moreover, so indiscreet as to print scurrilous reflections on the government of neighboring states, and even on the conduct of our best national allies, which may be attended with the most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These things I mention as a caution to young printers, and that they may be encouraged not to pollute the presses and disgrace their profession by such infamous practices, but refuse steadily, as they may see by my example that such a course of conduct will not, on the whole, be injurious to their interests. ...
In 1737, Colonel Spotswood, late governor of Virginia, and then postmaster general, being dissatisfied with his deputy at Philadelphia, respecting some negligence in rendering and want of exactness in framing his accounts, took from him his commission and offered it to me. I accepted it readily, and found it of great advantage; for, though the salary was small, it facilitated the correspondence that improved my newspaper, [and] increased the number demanded, as well as the advertisements to be inserted, so that it came to afford me a considerable income. My old competitor's newspaper declined proportionally, and I was satisfied without retaliating his refusal, while postmaster, to permit my papers being carried by the riders. Thus he suffered greatly from his neglect in due accounting; and I mention it as a lesson to those young men who may be employed in managing affairs for others, that they should always render accounts and make remittances with great clearness and punctuality. The character of observing such a conduct is the most powerful of all recommendations to new employments and increase of business.
I began now to turn my thoughts to public affairs, beginning, however, with small matters. The city watch wa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I conceived to want regulation. It was managed by the constables of the respective wards in turn; the constable summoned a number of housekeepers to attend him for the night. Those who chose never to attend, paid him 6s. a year to be excused, which was supposed to go for hiring substitutes, but was, in reality, much more than was necessary for that purpose, and made the constableship a place of profit; and the constable, for a little drink, often got such ragamuffins about him as a watch that respectable housekeepers did not choose to mix with. Walking the rounds, too, was often neglected, and most of the nights spent in tippling. I thereupon wrote a paper, to be read in Junto, representing these irregularities, but insisting more particularl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is 6s. tax of the constables, respect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ose who paid it, since a poor widow housekeeper, all whose property to be guarded by the watch did not perhaps exceed the value of £ 50, paid as much as the wealthiest merchant, who had thousands of pounds' worth of goods in his stores.
On the whole, I proposed as a more effectual watch, the hiring of proper men to serve constantly in that business; and, as a more equitable way of supporting the charge, the levying of a tax that should be proportioned to the property. This idea, being approved by the Junto, was communicated to the other clubs, but as originating in each of them; and though the plan was not immediately carried into execution, yet, by preparing the minds of people for the change, it paved the way for the law obtained a few years after, when the members of our clubs were grown into more influence.
About this time I wrote a paper (first to be read in Junto, but it was afterward published) on the different accidents and carelessnesses by which houses were set on fire, with cautions against them, and means proposed of avoiding them. This was spoken of as a useful piece, and gave rise to a project, which soon followed it, of forming a company for the more ready extinguishing of fires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removing and securing of goods when in danger. Associates in this scheme were presently found, amounting to thirty. Our articles of agreement obliged every member to keep always in good order and fit for use a certain number of leather buckets, with strong bags and baskets (for packing and transporting goods), which were to be brought to every fire; and we agreed about once a month to spend a social evening together in discoursing and communicating such ideas as occurred to us upon the subject of fires as might be useful in our conduct on such occasions.
The utility of this institution soon appeared, and many more desiring to be admitted than we thought convenient for one company, they were advised to form another, which was accordingly done; and thus went on one new company after another, till they became so numerous as to include most of the inhabitants who were men of property. And now, at the time of my writing this (though upward of fifty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at which I first formed, called the Union Fire Company, still subsists, though the first members are all deceased but one, who is older by a year than I am. The fines that have been paid by members for absence at the monthly meeting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purchase of fire engines, ladders, fire hooks, and other useful implements for each company, so that I question whether there is a city in the world better provided with the means of putting a stop to beginning conflagrations; and, in fact, since these institutions, the city has never lost by fire more than one or two houses at a time, and the flames have often been extinguished before the house in which they began has been half consumed. ...
It had been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scheme for building a battery [cannon] by laying out the present stock, then about £ 60, in tickets of the lottery. By our rules, no money could be disposed of till the next meeting after the proposal. The company consisted of thirty members, of whom twenty-two were Quakers and eight only of other persuasions. We eight punctually attended the meeting; but, though we thought that some of the Quakers would join us, we were by no means sure of a majority. Only one Quaker, Mr. James Morris, appeared to oppose the measure. He expressed much sorrow that it had ever been proposed, as he said Friends were all against it, and it would create such discord as might break up the company. We told him that we saw no reason for that; we were the minority, and if Friends were against the measure and outvoted us, we must and should, agreeably to the usage of all societies, submit. When the hour for business arrived, it was moved to put this to the vote; he allowed we might do it by the rules, but, as he could assure us that a number of members intended to be present for the purpose of opposing it, it would be but candid to allow a little time for their appearing.
While we were disputing this, a waiter came to tell me that two gentlemen below desired to speak with me. I went down and found there two of our Quaker members. They told me there were eight of them assembled at a tavern just by; that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come and vote with us if there should be occasion, which they hoped would not be the case; and desired we would not call for their assistance if we could do without it, as their voting for such a measure might embroil them with their elders and friends. Being thus secure of a majority, I went up, and, after a little seeming hesitation, agreed to a delay of another hour. This Mr. Morris allowed to be extremely fair. Not one of his opposing friends appeared, at which he expressed great surprise; and,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hour, we carried the resolution eight to one; and as, of the twenty-two Quakers, eight were ready to vote with us and thirteen, by their absence, manifested that they were not inclined to oppose the measure, I afterward estimated the proportion of Quakers sincerely against defense as one to twenty-one only; for these were all regular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and in good reputation among them, and who had notice of what was proposed at that meeting.
The honorable and learned Mr. Logan, who had always been of that sect, wrote an address to them, declaring his approbation of defensive war and supporting his opinion by many strong arguments. He put into my hands £ 60 to be laid out in lottery tickets for the battery, with directions to apply what prizes might be drawn wholly to that service. He told me the following anecdote of his old master, William Penn, respecting defense. He came over from England when a young man, with that proprietary, and as his secretary. It was wartime, and their ship was chased by an armed vessel, supposed to be an enemy. Their captain prepared for defense; but told William Penn and his company of Quakers that he did not expect their assistance and they might retire into the cabin, which they did, except James Logan, who chose to stay upon deck, and was quartered to a gun. The supposed enemy proved a friend, so there was no fighting; but, when the secretary went down to communicate the intelligence, William Penn rebuked him severely for staying upon deck and undertaking to assist in defending the vessel,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of Friends, especially as it had not been required by the captain. This reprimand, being before all the company, piqued the secretary, who answered, "I, being thy servant, why did thee not order me to come down? But thee was willing enough that I should stay and help to fight the ship when thee thought there was danger."
My being many years in the Assembly, the majority of which were constantly Quakers, gave me frequent opportunities of seeing the embarrassment given them by their principle against war, whenever application was made to them, by order of the Crown, to grant aids for military purposes. They were unwilling to offend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by a direct refusal; and their friends, the body of the Quakers, on the other, by a compliance contrary to their principles, using a variety of evasions to avoid complying, and modes of disguising the compliance when it became unavoidable. The common mode at last was to grant money under the phrase of its being "for the King's use," and never to inquire how it was applied.
But, if the demand was not directly from the Crown, that phrase was found not so proper, and some other was to be invented. Thus, when powder was wanting (I think it was for the garrison at Louisburg), and the government of New England solicited a grant of some from Pennsylvania, which was much urged on the House by Governor Thomas, they could not grant money to buy powder because that was an ingredient of war; but they voted an aid to New England of £ 3,000 to be put into the hands of the governor, and appropriated it for the purchasing of bread, flour, wheat, or other grain. Some of the Council, desirous of giving the House still further embarrassment, advised the governor not to accept provision as not being the thing he had demanded; but he replied, "I shall take the money, for I understand very well their meaning; other grain is gunpowder," which he accordingly bought, and they never objected to it.
It was in allusion to this fact that, when in our fire company we feared the success of our proposal in favor of the lottery, and I had said to a friend of mine, one of our members, "If we fail, let us move the purchase of a fire engine with the money; the Quakers can have no objection to that; and then, if you nominate me and I you as a committee for that purpose, we will buy a great gun, which is certainly a fire engine."
"I see," said he, "you have improved by being so long in the Assembly; your equivocal project would be just a match for their wheat or other grain."
Those embarrassments that the Quakers suffered from having established and published it as one of their principles, that no kind of war was lawful, being once published, they could not afterward, however they might change their minds, easily get rid of, reminds me what I think a more prudent conduct in another sect among us, that of the Dunkers. I was acquainted with one of its founders, Michael Weffare, soon after it appeared. He complained to me that they were grievously calumniated by the zealots of other persuasions, and charged with abominabl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to which they were utter strangers. I told him this had always been the case with new sects, and that, to put a stop to such abuse, I imagined it might be well to publish the articles of their belief and the rules of their discipline. He said that it had been proposed among them but not agreed to for this reason:
When we were first drawn together as a society [said he], it had pleased God to enlighten our minds so far as to see that some doctrines, which were esteemed truths, were errors; and that others, which we had esteemed errors, were real truths. From time to time He has been pleased to afford us further light, and our principles have been improving and our errors diminishing. Now we are not sure that we are arrived at the end of this progression and at the perfection of spiritual or theological knowledge; and we fear that, if we should once print our confession of faith, we should feel ourselves as if bound and confined by it, and perhaps be unwilling to receive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our successors still more so, as conceiving what their elders and founders had done to be something sacred, never to be departed from.

This modesty in a sect is perhaps a singular instan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every other sect supposing itself in possession of all truth, and that those who differ are so far in the wrong; like a man traveling in foggy weather, those at some distance before him on the road he sees wrapped up in the fog, as well as those behind him, and also the people in the fields on each side, but near him all appear clear, though in truth he is as much in the fog as any of them. To avoid this kind of embarrassment, the Quakers have of late years been gradually declining the public service in the Assembly and in the magistracy, choosing rather to quit their power than their principle.
Source
Memoir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1839, Vol. I, pp. 32-43, 89-90, 118-120, 125-127. 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 etc., etc, Jared Sparks, ed., Boston, 1836-1840, Vol. I, pp. 151-156.

Quotes
"George Washington - the Joshua, who commanded the sun and the moon to stand still, and they obeyed him." — Benjamin Franklin, at an official dinner..
The British Ambassador proposed as a toast: "England - the sun - whose bright beams enlighten and fructify the remotest corners of the earth." The French Ambassador proposed: "France - the moon - whose mild, steady, and cheering rays are the delight of all nations, consoling them in darkness." Franklin then proposed the above toast.

Quotes
"Oh, very well, Doctor, I had rather relate your stories than other men's truths." — Abbé Raynal, when told by Benjamin Franklin that Polly Baker was a fabrication.

Quotes
"I succeed Dr. Franklin. No man can replace him." — Thomas Jefferson, at the Court of France when asked if he replaced Franklin as American ambassador. 1785.

******


As a literary genre, autobiography, narrating the story of one's own life, is a variation of biography, a form of writing that describes the life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sychoanalysis, autobiography is of interest as the story told by the patient to the analyst and to himself.
Autobiography in the modern sense began as a form of confession (Saint Augustine), even though there are memoir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Xenophon's Anabasis, Julius Caesar's Gallic wars). Such introspective works can be considered attempts at self-analysis before the psychoanalytic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In 1925 Freud wrote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in which the story of his own life merges with that of the creation of psychoanalysis. According to Freud, biographical truth does not exist, since the author must rely on lies, secrets, and hypocrisy (letter to Arnold Zweig dated May 31, 1939). The same is true of autobiograph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is interesting that Freud framed his theoretical victory and the birth of psychoanalysis in terms of a psychological novel.
The function of autobiography is to use scattered bits of memory to create the illusion of a sense of continuity that can hide the anxiety of the ephemeral, or even of the absence of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from a purely narcissistic point of view. This story constitutes a narrative identity (Ricoeur, 1984-1988) but is self-contained. In contrast, the job of analysis is to modify, indeed to deconstruct, this identity through interpretation. Because the analyst reveals repressed content, he is always a potential spoiler of the patient's autobiographic story (Mijolla-Mellor, 1988).
Although autobiography has been of greater interest to literature (Lejeune, 1975) than to psychoanalysis, a number of psychoanalysts (Wilfred Bion and Marie Bonaparte, among others) have written autobiographies, thus confirm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analyst's pursuit of self-analysis and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

Bibliography
Freud, Sigmund. (1925).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SE, 20: 1-74.
Lejeune, Philippe. (1974).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Mijolla-Mellor, Sophie de. (1988). Suvivreà so passé. In L'autobiographi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 (1990). Autobiographie et psychanalyse. Le Coq-Héron, 118, pp. 6-14.
Ricoeur, Paul. (1984-1988). Time and narrative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5)
—SOPHIEDE MIJOLLA-MELLOR

網誌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