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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立于濁流之人
作者：[日]三浦國雄
譯者：李若愚 張博
出版時間：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定價：48.00元
書號：978-7-208-16991-3
內容簡介
2021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詩人、文學家、思想家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王安石以其主持的熙甯變法而爲人所重，其生前身後，遭到無數異說紛纭的評價。本書詳細敘述了北宋名臣王安石的生平與政績，勾勒出其不同于衆的思想，揭示其在“經世致用”與“歸隱山林”之間的掙紮，以“天上的研討會”/“微信朋友圈”的形式介紹了後世對王安石的不同意見。本書的特色，尤在于結合王安石的詩文敘述其一生面對外界不同意見時的艱苦卓絕，顯示其在所謂舉世“濁流”中傲然獨立的風采，反映了王安石這位千年之前一代名相與曠世大儒波瀾壯闊的人生。
作者簡介
三浦國雄
三浦國雄，大阪市立大學名譽教授、日本中國學會顧問，並曾擔任日本道教學會會長。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中國學科畢業後，進入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深造，專攻中國哲學史。先後任教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北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大東文化大學和四川大學。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與宗教，以及東亞文化比較研究等。
譯者簡介
李若愚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兼任中華日本哲學會理事、中華日本學會理事、成城大學客座研究員、四川省區域與國別重點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涉及日本思想史、中日關系史及日本政治與外交。
張 博河南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兼任中華日本哲學會理事。博士畢業于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曾留學金澤大學中文系，並擔任法政大學、皇學館大學客座研究員。研究方向涉及日本思想文化、中日比較文學及翻譯學。
專家推薦
虞雲國（著名宋史專家、宋史研究會理事、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日本學者的這部《王安石》取鏡廣闊而感悟獨到，筆墨生動而史實征信，引導讀者在致意王安石作爲獨抗時流的政治改革家同時，還應領略其豐富多彩的諸般面相與立體人生。
方笑一（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宋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詩詞大會》命題專家）：三浦國雄先生的《王安石》，爲我們開啓了觀察王安石平生功業和複雜心境的獨特視角，值得一讀。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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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自序
第一章 希世之異人
第二章 辛夷之花
第三章 求覓心友
第四章 一民之生重天下
第五章 上皇帝萬言書
第六章 王安石的奮起
第七章 對“奸佞宰相”的攻擊
第八章 賢者多謗——天上的研討會
第九章 鍾山之雲
終章 新花
後記
譯後記
三浦國雄丨王安石是怎麽選擇好朋友的
王安石是怎麽選擇好朋友的
除了書本，王安石還從他的益友身上受教良多。青年時代的王安石，時時處在孤獨的痛苦中。他的思緒往往停留在古代先賢的世界中，感情又容易激烈起伏，同輩的青年因此很疏遠他。在當時，青年讀書大多爲科舉，科舉則大多爲做官、發財。這樣的人，絲毫不會考慮如何實現自我，社會現狀是否可以接受，以及自己對民衆的責任。王安石之孤獨就源自與上述汲汲于名利的同輩青年的格格不入。他總是心懷莫可名狀的疏離感，自覺不見容于時代、社會以及周圍的人們，就像一只因離群而寂寞的野獸。這不是矜持或自負，而是一種深刻的寂寥。王安石非常渴望有能理解和接納自己的友人，與他們切磋琢磨。年齡、地位、家世都不拘泥，他只希望有能讓自己暢所欲言的對象。
在他的著作中經常能見到“朋友”“朋友之道”這樣熱情的詞語。在儒學“信”的德目下，的確規定有“與朋友交往”的道德性價值，但像王安石這樣如此熱烈地追求朋友之道，並不是士人的傳統，這毋甯說是王安石個人的性格特質。他的真誠給他帶來了爲數不多卻質量很高的朋友。
01
好友一，曾鞏
曾鞏像
比他年長兩歲的曾鞏是他的朋友中最早結識的。王與曾是同鄉（曾鞏雖然出生在江西南豐，但後居臨川），王、曾兩家還有姻親關系，所以他們二人可稱是通家之好。
曾鞏盡管文章很得歐陽修的稱贊，但一直到仁宗嘉祐二年三十九歲時才中進士，與二十二歲中進士的王安石相比晚了許多。和他同年考中的還有蘇轼和蘇轍兄弟。曾鞏後來的仕途也並不顯赫，很長時間在地方任官，比他晚中進士的人卻越過他得到晉升。曾鞏性格恬淡寡欲，並不以仕途爲意，待終于晉升至中央官員的時候他已經六十二歲了。彼時王安石已經辭官歸鄉，在江甯悠閑度日了。
曾鞏侍奉自己的繼母很孝順，對四個弟弟和九個妹妹的教養也很用心，讓他們都順利地成家立業。他的異母弟曾布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據說呂公著曾評論他：“鞏行義不及政事，政事不逮文學。”曾鞏雖然做官不能位極人臣，做文學家卻可彪炳史冊。世人所謂“唐宋八大家”，他便是其中之一，其他幾位是唐代的柳宗元、韓愈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轼、蘇轍、王安石。他的文章以儒學爲思想的骨骼，以司馬遷、韓愈式的優美的古文爲血肉。朱熹就很喜歡曾鞏的文章，甚至還爲他作了年譜。不過，曾鞏的詩一直以來評價卻不高，世人覺得比他的文章要遜色一籌。
王安石與曾鞏的交往可以從他二人的詩歌和書信中窺其一二。在本書中因篇幅所限難以全部介紹。王安石曾寫過一首以“吾少莫與合，愛我君爲最”爲首句的長詩（《寄曾子固》），詩中交織著生活的艱辛和高士懷才不遇的傷情，同時也是二人友誼的優美的證明。
大概是曾鞏爲人個性太強，士大夫們對他的評價並不高，而且時不時還有人誹謗、中傷他。總之他和王安石一樣也是孤獨的人。王安石不但給意氣消沉的他送去鼓勵的詩作，還給他的誹謗者段縫寫信，爲曾鞏辯護（《答段縫書》）。
王安石提到的《懷友書》是他赴第一個任職地揚州前曾鞏贈與的。那時曾鞏自己還是白身。他不但勸誡王安石，還把這“證據”一人留下一份，以便彼此監督守約，由此看來曾鞏真是個誠實認真的青年。從《懷友書》中不但能體察青年曾鞏在思考什麽，而且還能知道彼時士人的志向追求和社會的風氣。
交情如此深厚的二人據說在晚年卻割席絕交了。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今日已無可稽考。也有說法是他們並沒有分道揚镳，而是維持了終身的友誼。不過曾鞏早于王安石三年亡故的時候，後者未曾爲前者留下一句追悼的文字，這很不合常理。而且王安石以外不少文人都爲曾鞏寫了傳記、墓志銘，不知何故他們都在文字中有意地省略了曾鞏和前宰相王安石的交往。
02
好友二，孫侔
孫侔像
王安石二十幾歲時在任職地揚州結識了孫侔，他是繼曾鞏之後王安石的第二個摯友。王安石對孫侔的評價之高可以從他給曾鞏的一封信中看出，這封信也是對前述《懷友書》的回複：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劉敞曾評論孫侔、常秩和王令三人爲“處士之有道者”的典型，隨後他介紹孫侔道：“侔揚州人，居于蘇湖間，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沉，而接物則恭以和。”劉敞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和王安石也有交往，是前文所述劉攽的兄長。他知揚州時曾向朝廷推薦孫侔，稱贊他是與呂公著、王安石匹敵的人物。後來朝廷授孫侔以揚州教授，他固辭不受，以處士而終。
王安石二十二歲送給孫侔一篇文章（《送孫正之序》），其中表達了他對“時”（時代、狀況）的見解。因爲“時”是王安石後來思想的一個重要概念，所以筆者不避贅煩特錄于下：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诎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當世，然其于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
王安石說在衆人之中，只有孫侔是“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他當了宰相之後，有一次去孫侔家拜訪，孫侔對他的態度與他未當宰相時一樣，二人暢談直到日暮。不過孫侔晚年據說變得性急易怒，常因瑣屑小事朝周圍人發脾氣，知道孫侔過去人品氣度的人都不免感慨他年高而德衰，替他惋惜。孫侔早王安石兩年而生，亦早他兩年而亡。
03
好友三，王令
王令像
正如韓愈有友李元賓，王安石亦有友王令。王安石在舒州任期屆滿，回汴梁途中滯留高郵（今屬江蘇）時結識了王令，這也是兩人後來成爲莫逆之交的契機。那時王令來訪，面呈王安石自己所作的詩文。王安石見此人雖然身體瘦削，衣鞋破舊，但氣勢昂然，雙目炯炯。王安石認爲如果顔回重生在今天一定就是這種面貌。北宋時，比起過于高遠的孔子，人們大概更願意將身邊的賢人比喻爲顔回。
那一年王安石三十四歲，王令還是個二十三歲的白面書生。不管王安石如何驚歎于他的學識人品，在那個講究長幼有序的年代，一方長官的王安石能與年輕人作忘年之交則足見王安石的人品胸襟。讀王安石給王令的信，一點都感覺不到這是年長十一歲的人給後輩學子的信。
王令的身世很苦。他五歲時雙親亡故，被同族一位叫王乙的親戚收養，在王乙的任地揚州長大。十六七歲時他從王乙家獨立自謀衣食，還把守寡的姐姐接回家一起生活。他本無田可耕，爲一家糊口就四處坐館，輾轉于江蘇各地的私塾。由于經濟上不寬裕，他對于科舉做官早已絕望。早慧的王令創作了不少詩文，他去世後由他的子孫整理爲《廣陵先生文集》，流傳至今。王令在他二十七歲時成親，這一年是嘉祐三年，對王安石來說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他向宋仁宗獻上了“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令結婚，爲他張羅婚事的卻是王安石。他的新婦娘家是江西金溪吳家，也就是王安石的母族。新娘當時已經二十四歲了，但定下與王令的婚事卻頗費了一番周折。原因無他，只因王令不願爲官，吳家人擔心新娘嫁過去生活窮苦。爲此王安石只好耐心勸說。
大概是生活坎坷的緣故，王令常以批判的冷眼去觀察他所生活的時代。他說當時仁宗皇帝的治世是“天下無道”，曾勸王安石早日歸隱。王令有許多譏諷時事的創作，比如他的名詩《饑者行》。詩中描繪了一個饑寒交迫的窮人，冒著大雪，走過無甚行人的泥濘道路，正午時來到大戶人家門前乞食牛馬吃剩的飼料，不料卻被仆役無情驅趕，最後聲嘶力竭、眼淚哭幹的故事。詩最後寫道：“路旁少年無所語，歸視紙上還長籲。”這個少年應該就是王令自己吧。他之所以長籲，是因爲他對饑餓的痛苦和權勢壓人的屈辱有切膚之痛。且他自己除了爲赤貧者作一首詩之外就再無力所能及之事，這讓他體會到在饑餓面前文學是多麽無力。
王令心中是常懷憤懑的。對不公正的現實的憤怒，他只能抒發于文學。也唯有訴諸文字，才能維持他的心靈不至于被不斷增長的憤懑所填滿。請看他在一個酒醉的月夜所寫的詩：“我有壹郁氣，從爲未經吐。欲作大歎籲向天，穿天作孔恐天怒。”穿孔向天，這是何等宏大的氣魄，同時可見他日日積累的怨恨之深。他的另外一篇名作《暑旱苦熱》，是完美融合這種可稱宋代第一的豪邁氣魄和對百姓的關懷恻隱的佳品：“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幹？昆侖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間！”
這個被先學王安石贊爲“豪傑之士”的王令，在他婚後第三年便去世了，年僅二十八歲。王安石因王令的死，再一次發現這個朋友對自己意義重大。他連寫了《王逢原墓志銘》《王逢原挽辭》《哭逢原》，並寫了追慕詩四首，可見對王令的懷念之深。其中以“自吾失逢原，觸事辄愁思”爲首句的長詩《思王逢原》，堪稱中國悼亡詩的絕唱。王令爲何對他如此重要？王安石在詩中寫道：“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
崔伯易是王安石和王令共同的朋友，王安石在給崔伯易的信中寫道：
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于平生爲銘，最爲無愧。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逾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
現在我們不妨再回顧一番《思王逢原》。王安石在訴說了因摯友去世而感覺空虛之後，又表達了對未亡人的憐憫，以及希望摯友的遺腹子可以傳承王家香火。在最後的詩句中，王安石的焦點又轉回自身，他希望能和不容于世俗的王令一樣隱遁鄉野：“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可見從壯年時王安石就有歸隱山林的志向。而且在二人的交往中，較之年長的王安石，反倒是年幼的王令更寬和包容。
04
好友四，王回
王安石像
在王安石的青壯年，不顧黨派分歧與他交遊的還有王回、常秩、孫覺等人。他與王回相識是二十五歲在汴京時，王回比王安石小兩歲。王安石回家和母親說結識了王回這麽個人，吳太夫人就勸兒子要與之交好。王回中進士之後補亳州衛真縣主簿，一年後以奉養母親爲由辭官，之後終身未仕。
王回和王令一樣先王安石去世，享年四十三歲，不過中年便溘然長逝，也頗爲可惜。他去世那年距王安石悼王令剛過去六年。王安石爲他所寫的墓志銘是他一貫的風格，直率坦誠地惋惜王回的才學人品。文章一開頭便語出驚人，這也是他常用的手法：
吾友深父（王回的別號），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于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
王安石和常秩交往的詳情今已無可稽考。常秩與王回同鄉，都是颍州汝陰人。在認識王安石以前，常秩同王回友誼深厚。王回稱常秩是汝陰名士，每次提到他都說自己遠不及常秩。常秩雖應舉但並沒有中第。歐陽修在颍州爲官時，常秩前去拜訪過，從這次會面之後，他開始聞名于士大夫。張環知颍州時以“隱者”的名義向朝廷舉薦他爲官。常秩拒絕了官職和朝廷賞賜的米、麥和束帛等物。他拒絕出仕的理由是：“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記錄了以上故事的劉敞，因他自己舉薦的孫侔接受了朝廷的賜官而常秩沒有，于是比較他二人的做法評論道：“予以秩尚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赒之亦可受矣。尚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到了熙甯四年（1071年）常秩終于受旨入京，最後升任到寶文閣待制兼侍讀。當時正值新法施行，輿論嘩然。常秩在任期內始終支持王安石新法。熙甯十年他在家鄉汝陰去世，享年五十九歲，朝廷追贈右谏議大夫。常秩長王安石兩歲，後者爲他寫了墓表，我們也略錄一節：“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
孫覺是今江蘇高郵人，在結識王安石之前和王令已是摯友，比王安石小七歲。王安石給他的書信之一節，本書之前已引用過。孫覺青年時曾向胡瑗學習。胡瑗是宋代思想史上綻放異彩的人，他講學分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包括講武、水利、算術、曆法等，可說是真正的“實學”。王安石也曾作詩稱贊過胡瑗。孫覺後來考中進士，步入官場，最後官至禦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孫覺在佛學上也造詣頗高，他曾爲唐末禅僧的語錄作序，即《雪峰真覺禅師語錄序》《玄沙廣錄序》。雖然對新法有異議，一度從中央貶至地方，但孫覺同王安石的友誼並未受影響。在王安石的幾位摯友中，孫覺是與他交往時間最長的。及至王安石退隱鍾山，孫覺仍不時前來探問。荊公亡故後，他更是屬文憑吊。
以上介紹了幾位王安石的摯友。討論他們的共同之處，第一是他們都具有好古的精神；第二都對時代有所批判；第三他們都具有與追求榮達相背的反骨；最後都具備出衆的學識。當然，這些特質也是年輕的王安石所具備的。
本文選自《王安石——立于濁流之人》
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文章原創｜版權所有｜轉發請注出處
公衆號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責任編輯：劉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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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主﹑支流匯合處或入海口。唐˙李白˙荊門浮舟望蜀江詩：「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宋˙柳永˙煮海歌：「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島嶼。」
梁啟超的《王荊公傳》是二十世紀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66歲，讀《明實錄類纂： 文教科技卷》(p.877.....萬曆十四年......:六公主府第安石、豎柱、上樑......"，才知道"安石"的意思。
王安石 (散文選) 台北:地球 1997
讓我知道要讀他文章 必須有詳注本 本書不合格
王安石的散文成就關鍵字：經術派散文｜政論文熙寧、元豐年間，新政施行，王安石“新學”成為官方學術，科舉亦由以詩賦取士改為以經義取士，所以此時散文“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王安石所代表的經術派散文大行其道。本著宗經復古而又通經致用的思想，作為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主張為文“以適用為本”，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王安石現存的近八百篇散文，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大都關涉政令教化，言事明理，切於世用。他的散文包括多種體式，以政論文、書札、記敘文、小品文等較為重要。王安石的政論文大都體現作者的改革觀點，直接為變法服務，有著強烈的現實性和針對性。 《上仁宗皇帝書》長達萬言，分析朝廷面臨的困境，提出陶冶人才以更革法度，見解深刻而立論精警。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在回顧立國以來的歷史狀況後，著重分析了潛伏的危機，闡明改革的緊迫性，筆鋒犀利，切中時弊。他的書札文以議政論學居多，長於說理，而缺乏一般書札文濃郁的感情色彩。 《答司馬諫議書》是申論變法的名篇。熙寧三年（1070），變法剛剛全面展開，保守派領袖司馬光接連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要求廢止新法，恢復舊制，其中第一封信長達三千字。王安石則以此三百八十字的短書作答。文中逐一批駁對方關於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的指責，進而對“天下怨謗”的原因進行深刻剖析。文章結構嚴密，語言犀利，文辭簡潔而說理透闢，風格峻切峭拔。王安石的記敘體散文大多藉題發意，因事明理。例如《遊褒禪山記》結合記遊褒禪山，闡述治學之道在於不避險遠。 《傷仲永》借早慧兒童變為庸才的事例，強調後天教育是成才的關鍵。這類文章往往立意深遠，不專主敘事，而多以議論的精警取勝。王安石的小品文亦極受稱道。這類文章短小精悍，往往以極簡當的議論，抒寫自出心裁的識見。如《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全文不足百字，推倒舊案，駁俗反常，筆勢峭拔，辭氣凌厲，尺幅之中有萬里波濤之勢，反映出王安石政治家的非凡識度和宏大氣魄。作為歐蘇古文派中的一家，王安石與歐陽修都取法韓愈，歐陽修發展了韓癒的平易流暢，王安石則吸收韓癒的奇崛勁峭，形成簡潔峻切、透闢深刻、剛健謹嚴的風格特色。（文章來源：北師大版《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卷第五編第一章第五節)（北宋文學）關鍵字：簡潔峻切｜重道崇經比歐陽修稍晚，一批優秀的散文作家活躍於文壇，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安石、曾鞏、和蘇洵、蘇軾、蘇轍。他們連同歐陽修，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齊名，被後人合稱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人。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早年在鄞縣、舒州等地作地方官，積累了外任的從政經驗。宋神宗熙寧二年（１０６９），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他力圖通過新法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但由於變法的程度很激烈，所以儘管得到神宗的支持，還是引起了保守勢力乃至主張穩健改革的蘇軾等人的反對，導致了長達數十年的新舊黨爭[1]。熙寧九年（１０７６），王安石罷相退居江寧，從此退出了政壇。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在舊黨東山再起、新政被全部廢除後，王安石卒於江寧。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許的，他的文學觀點以重道崇經為指導思想。他說： “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上人書》）可見王安石雖然不排斥文學的藝術性，但他更重視文學的實際功用。王安石的散文大多是直接為其政治服務的，這此作品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等，對宋王朝的現實形勢作了深刻的分析，從而證明實行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堪稱新法的綱領。又如他的學術論文《周禮義序》、《詩義序》等，都是為配合新法而推行的新學而作，也具有同樣的特點。王安石的短文更能體現其散文的個性風格，那就是直陳己見，不枝不蔓，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如司馬光的《與王介甫書》以３０００字的篇幅指責新法，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則以３８０字的短書作答，集中筆墨對司馬光信中關於“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招怨”的五點指責逐條批駁，語意廉悍，文筆犀利。比如對“征利”的反駁僅用一句話：“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一針見血，語約義豐，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極度的簡潔和周密的說理相結合，便形成了被清人劉熙載稱為“瘦硬通神”（《藝概》）的獨特風貌。又如史論《讀孟嘗君傳》：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以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製秦，尚何取於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全文不足五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王安石的散文創作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從而提高了這種文體的實用價值，這對古文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當然王安石的散文也有缺點，他過於注重邏輯說服力，而對藝術感染力重視不夠。例如他的遊記名篇《遊褒禪山記》，議論透闢精警，但寫景寥寥數筆，形象性稍嫌不足[2]。（文章來源：袁行霈《中國古代文學史》第三卷第五編第三章第三節) （北宋文學）關鍵字：強調實用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曆二年（1042）進士。在仁宗、英宗兩朝，他在許多地方擔任過地方官，也曾在中央部門任職，對於民間情況、政治的弊病和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有相當的了解，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經濟主張，並曾在給仁宗皇帝的上書中提出變法的建議。神宗即位後，面對外族壓迫、國力虛弱、財用匱乏等一系列嚴重問題，急欲找到出路，遂於熙寧二年（1069）起用時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歷史上著名的熙寧變法。但他的一套激烈變革的政策措施，既觸犯了士大夫集團以及富商豪紳的利益，又與封建官僚制度不相適應，造成很多流弊，招致強有力的反對，幾起幾落。後期退居江寧。在司馬光全面廢除新法後不久，憂憤而卒。有《臨川集》。 王安石青年時代就有高度的政治熱情，以太平宰相自許，後又以頑強的態度投入政治鬥爭，其理想決不是要做一個“文人”。在他三十多歲會見歐陽修時，歐陽修在贈詩中比之為李白、韓愈這樣的文學家，他在酬答詩中卻說：“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苕溪漁隱叢話》引《漫叟詩話》）在他看來，韓愈還是文人氣太重。他對文學的看法，也是特別強調其實用功能： 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 （《上人書》）這種觀點同當時文學思想的主潮相一致。不過，王安石說的“適用”，偏重在具體實際的社會作用方面，而不像道學家偏重在道德說教，這是政治家的本色。 由於這種“務為有補於世”的文學觀念的支配和對現實的強烈關注，王安石的詩文都與社會、政治或人生的實際問題貼得很緊。散文尤其突出。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答司馬諫議書》等名文，本是與變法有關的政論而非文學作品，且不像歐陽修同類文章那樣講究文采，暫且不論，即使像《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這樣的小品文，都包涵有很實際的用意，而不是為了表現人生情趣、文學才思。如《讀孟嘗君傳》談的是怎樣才算真正“得士”的問題，《傷仲永》談的是天賦不可依恃，學習尤其重要。甚至像《遊褒禪山記》這種歷來重視辭采和情趣的遊記類散文，也用了近半的篇幅，引伸討論一個哲理性的問題：無論做什麼事情，要達到超乎庸常的境界，都需要具有非凡的意志、付出超常的努力。 （文章來源：章培恆《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卷第五編第二章第四節) （北宋文學）註釋
↑ 關於王安石新法的始末及評價，可參看鄧廣鉻《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 漆俠《王安石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
↑ 王安石散文的上述特徵深受後代特重“義法”的古文家的推重。如近人高步瀛的《唐宋文舉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選文宗旨一遵清代桐城派的觀點，此書的甲編(古文部分)選王安石文達22篇，為宋代作家之冠。王文中的《周禮義序》、《上仁宗皇帝書》等均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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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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