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上）

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上）
丁學良：過去28年裡筆者給海外的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提議文革研讀書目，這些書包括起步性質的和進一步深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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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2018年1月10日06:54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 為FT中文網撰稿


過去28年裡筆者給海外的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提議的文革研讀書目，包括起步性質的和進一步深究的。“起步”是指本科生在半學年課程內（在我任教的大學通常是13週）應該閱讀的；“進一步”是指本科生課程通過以後，若立志成為聚焦中國文革的研究生應該閱讀的資料。凡是以歷史事實為主的出版物，在品質不相上下的情況下，我首選中文作品；以分析、綜合評論和比較研究為主的，我首選英文作品。若是有雙語的出版物，則是最佳。

A

首先列出的是關於“文革前奏曲”階段的作品，涵蓋了1966年之前幾個與文革發起有著直接因果關係的國際國內重大事件（次要事件太多，只能忽略不提）：1950年代中期蘇聯發生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對全球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體制的嚴峻衝擊、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1958-1962年的大躍進政策引發的經濟社會總危機和中共高層領導圈內的爭議衝撞。

（A-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s.1 and 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1997), Vol.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文全譯本，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

這套書是西方學術界公認的研究中國文革背景的奠基之作。馬若德最早的研究領域其實是國際關係，成名作包括蘇聯和中國的磨擦衝突，以及1949年以後中國和美國的麻煩關係。中國文革一啟動，他就感覺到此一事件非同尋常，於是從1968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課題。1974年，他發表了“文革前奏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1983 年，他發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1960 年的大躍進；1997 年，第三捲髮行，剖析中共領導層在1961-1966年期間的嚴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奏曲”的英文版獲得了“亞洲研究學會”1999 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 獎。中國內地對於馬若德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視，北京的求實出版社於1989-1990 年間，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捲和第二卷的中文譯本，首印發行量共11萬冊，盜版則難以計數。可惜1989年之後，中國內地的言論空間急速壓窄，中譯本的第三卷（副標題是《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多年裡難以問世。直至2012年，香港版三卷中譯本一齊出版發行，而且香港版修訂了內地第一卷、第二卷的譯本，並把被砍掉的部分補足。
中國政治
哈佛校長的建議：中國文革有世界含義
丁學良：文革涉及的諸多元素是現代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從盡可能超越性的視野講授文革課，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

（A-2）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冊（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9年修訂版）。

英譯本：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 - 196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次年獲得紐約“曼哈頓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的哈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

英譯本並不是中文原書的全譯，經過編輯壓縮，以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

(A-3）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本書裡收集的1957年那些著名的“右派分子”的言論和回憶，有助於學生了解為什麼“反右運動”這個意識形態的政治事件，與隨後發動起來的“大躍進”經濟社會超級狂風有著內在聯繫；並且顯示出1966年文革初期確實和1957年春季“大鳴大放”有太多的類似之處，從而導致黨內無數高級幹部誤以為文革是“反右運動”的重演。這本資料集啟迪年輕一代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們：意識形態領域的風波儘管有時候很嚇人，但最可怕的，是一旦它們演化成經濟社會政策的巨變，因為這會撼動國民的生存基礎。如果把這本書和蘇聯核物理學家薩哈洛夫的回憶錄對照閱讀（Andrei Sakharov, Memoirs 1921-1967,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0；中譯本：《沙卡洛夫回憶錄》上下冊，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就清楚地凸顯：對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進行全面打壓是一回事，對這個群體內的知識分子打壓是另一回事。蘇聯常發生後類事件，卻基本上沒有前類大規模事件，因為不像他們的某些中國同志，緊挨著西歐的蘇聯領導者們從1917年起就知道什麼是工業化和現代化。

B

接下來列出關於“文革通史”的閱讀書目。在筆者多年的研究和教學過程中，深感“文革通史”處於原本就難關重重的文革研究領域裡最難的層次，因為它涉關如何描述和解釋文革的全過程，首尾要邏輯上貫通，要有經驗材料的足夠支撐。西方學術界有關中國文革的研究著述雖然汗牛充棟，而文革通史卻寥寥可數，原因就在於信息來源既“太多”亦“太少”。“太多”是那十年的翻天覆地大動盪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席捲了數億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所有這些重要的方面綜攬於一書，難度異乎尋常，惟有在這個專題及其周邊領域裡深耕細作經年、且視野廣闊的研究者，才能取捨得當、駕馭自如。而“太少”，則是文革的官方檔案關鍵部分拒不開放，迫使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煙海般的零散資料和“切片分析”（即有關文革某一細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鑑別，才能夠提煉出相對而言更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的全貌勉為其難地描繪出來。



（B-1）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譯本：麥克法誇爾（馬若德）、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9年）。

如前所述，本書基於作者幾十年的相關研究，仍然是西方學術界迄今為止有關中國文革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據的中英文原始資料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多，可以從其英文版近200頁的註釋和文獻索引中看出。它首先是一部編年史，力求把文革最重要的事件整理出頭緒；它同時也是一部詮釋史，力求對文革這部政治劇中最重要的演員（agents）——不論他們是得勝者還是失敗者——行動的動機，給出合乎事實和邏輯的解釋。接受了眾多同事和學生的建議，作者把這部通史的巨量原稿壓縮成一卷，所以它很“釅”。缺乏文革經歷的人讀它時感到吃力，所以我列出兩本中國作者的文革通史，以充實文革的全景過程。

（B-2）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書也有海外繁體字版。

遺憾的是兩位作者此後幾十年裡，沒有更新這部早期的簡明作品。

（B-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在中國內地作者的好幾部文革通史裡面，本書是最為詳細的。作者曾經被邀請赴美國作半年的學術訪問，以加深他的文革系列的探究，可能並未成行（作者當時是軍事院校的教員）。他的文革通史最欠缺的，就是對海外紮實研究成果的了解和適當吸納；即便他的有些原同事的史料考證成果，也是送到海外出版的，他沒能用上。

（B-4）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此書雖然不是全中國范圍的文革通史，卻是文革的發源地和第一實驗地上海市的文革通史，細節繁多，而且處處連接到中央核心的重大決策，彌補了以上三本通史缺少的一大板塊。本書的缺點是沒有交叉參照，也就是把此前已經出版過的上海文革研究成果作為參照點，壓縮人們此前熟知的一些內容，加重那些獨特貢獻的部分。

（B-5） 編者綜述：“最新版本文革死亡人數”（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10號），第48–50頁。

依據多種來源，估計十年文革中的死亡人數總和。這類估計差別極大，有的高達一千萬左右，有的只有一兩百萬。這不能責怪研究者不靠譜，根子在於文革的官方檔案資料遲遲未對公眾開放。考證1966-1976年文革期間的死亡人數，比考證1959-1962年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更困難，因為大饑荒時期中國各級行政部門基本上是在正常作業。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