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鍾珮（1917年2月12日－2006年4月6日），筆名余風，江蘇常熟人，作家，是中國文藝協會會員。為中華民國前外交部長朱撫松妻子。她的小說《餘音》，描寫抗戰時期的記者，
1946年7月至9月，撰寫〈巴黎會議旁聽記〉新聞通訊稿，共14篇。1947年，結束兩年倫敦特派員生涯，回到南京。194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英倫歸來》。當選國大代表，出席第1屆行憲國民大會。由南京渡海來台。
1951年1月出版《我在臺北》。1956年，先後隨夫婿朱撫松去美、加、西班牙、巴西、韓國等國。1961年，首部長篇小說《餘音》出版。1976年，五月《追憶西班牙》出版。
王安石——立于濁流之人
作者：[日]三浦國雄
譯者：李若愚 張博
出版時間：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定價：48.00元
書號：978-7-208-16991-3
內容簡介
2021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詩人、文學家、思想家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王安石以其主持的熙甯變法而爲人所重，其生前身後，遭到無數異說紛纭的評價。本書詳細敘述了北宋名臣王安石的生平與政績，勾勒出其不同于衆的思想，揭示其在“經世致用”與“歸隱山林”之間的掙紮，以“天上的研討會”/“微信朋友圈”的形式介紹了後世對王安石的不同意見。本書的特色，尤在于結合王安石的詩文敘述其一生面對外界不同意見時的艱苦卓絕，顯示其在所謂舉世“濁流”中傲然獨立的風采，反映了王安石這位千年之前一代名相與曠世大儒波瀾壯闊的人生。
作者簡介
三浦國雄
三浦國雄，大阪市立大學名譽教授、日本中國學會顧問，並曾擔任日本道教學會會長。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中國學科畢業後，進入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深造，專攻中國哲學史。先後任教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北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大東文化大學和四川大學。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與宗教，以及東亞文化比較研究等。
譯者簡介
李若愚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兼任中華日本哲學會理事、中華日本學會理事、成城大學客座研究員、四川省區域與國別重點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涉及日本思想史、中日關系史及日本政治與外交。
張 博河南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兼任中華日本哲學會理事。博士畢業于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曾留學金澤大學中文系，並擔任法政大學、皇學館大學客座研究員。研究方向涉及日本思想文化、中日比較文學及翻譯學。
專家推薦
虞雲國（著名宋史專家、宋史研究會理事、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日本學者的這部《王安石》取鏡廣闊而感悟獨到，筆墨生動而史實征信，引導讀者在致意王安石作爲獨抗時流的政治改革家同時，還應領略其豐富多彩的諸般面相與立體人生。
方笑一（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宋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詩詞大會》命題專家）：三浦國雄先生的《王安石》，爲我們開啓了觀察王安石平生功業和複雜心境的獨特視角，值得一讀。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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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自序
第一章 希世之異人
第二章 辛夷之花
第三章 求覓心友
第四章 一民之生重天下
第五章 上皇帝萬言書
第六章 王安石的奮起
第七章 對“奸佞宰相”的攻擊
第八章 賢者多謗——天上的研討會
第九章 鍾山之雲
終章 新花
後記
譯後記
王安石是怎麽選擇好朋友的
除了書本，王安石還從他的益友身上受教良多。青年時代的王安石，時時處在孤獨的痛苦中。他的思緒往往停留在古代先賢的世界中，感情又容易激烈起伏，同輩的青年因此很疏遠他。在當時，青年讀書大多爲科舉，科舉則大多爲做官、發財。這樣的人，絲毫不會考慮如何實現自我，社會現狀是否可以接受，以及自己對民衆的責任。王安石之孤獨就源自與上述汲汲于名利的同輩青年的格格不入。他總是心懷莫可名狀的疏離感，自覺不見容于時代、社會以及周圍的人們，就像一只因離群而寂寞的野獸。這不是矜持或自負，而是一種深刻的寂寥。王安石非常渴望有能理解和接納自己的友人，與他們切磋琢磨。年齡、地位、家世都不拘泥，他只希望有能讓自己暢所欲言的對象。
在他的著作中經常能見到“朋友”“朋友之道”這樣熱情的詞語。在儒學“信”的德目下，的確規定有“與朋友交往”的道德性價值，但像王安石這樣如此熱烈地追求朋友之道，並不是士人的傳統，這毋甯說是王安石個人的性格特質。他的真誠給他帶來了爲數不多卻質量很高的朋友。
01
好友一，曾鞏
曾鞏像
比他年長兩歲的曾鞏是他的朋友中最早結識的。王與曾是同鄉（曾鞏雖然出生在江西南豐，但後居臨川），王、曾兩家還有姻親關系，所以他們二人可稱是通家之好。
曾鞏盡管文章很得歐陽修的稱贊，但一直到仁宗嘉祐二年三十九歲時才中進士，與二十二歲中進士的王安石相比晚了許多。和他同年考中的還有蘇轼和蘇轍兄弟。曾鞏後來的仕途也並不顯赫，很長時間在地方任官，比他晚中進士的人卻越過他得到晉升。曾鞏性格恬淡寡欲，並不以仕途爲意，待終于晉升至中央官員的時候他已經六十二歲了。彼時王安石已經辭官歸鄉，在江甯悠閑度日了。
曾鞏侍奉自己的繼母很孝順，對四個弟弟和九個妹妹的教養也很用心，讓他們都順利地成家立業。他的異母弟曾布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據說呂公著曾評論他：“鞏行義不及政事，政事不逮文學。”曾鞏雖然做官不能位極人臣，做文學家卻可彪炳史冊。世人所謂“唐宋八大家”，他便是其中之一，其他幾位是唐代的柳宗元、韓愈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轼、蘇轍、王安石。他的文章以儒學爲思想的骨骼，以司馬遷、韓愈式的優美的古文爲血肉。朱熹就很喜歡曾鞏的文章，甚至還爲他作了年譜。不過，曾鞏的詩一直以來評價卻不高，世人覺得比他的文章要遜色一籌。
王安石與曾鞏的交往可以從他二人的詩歌和書信中窺其一二。在本書中因篇幅所限難以全部介紹。王安石曾寫過一首以“吾少莫與合，愛我君爲最”爲首句的長詩（《寄曾子固》），詩中交織著生活的艱辛和高士懷才不遇的傷情，同時也是二人友誼的優美的證明。
大概是曾鞏爲人個性太強，士大夫們對他的評價並不高，而且時不時還有人誹謗、中傷他。總之他和王安石一樣也是孤獨的人。王安石不但給意氣消沉的他送去鼓勵的詩作，還給他的誹謗者段縫寫信，爲曾鞏辯護（《答段縫書》）。
王安石提到的《懷友書》是他赴第一個任職地揚州前曾鞏贈與的。那時曾鞏自己還是白身。他不但勸誡王安石，還把這“證據”一人留下一份，以便彼此監督守約，由此看來曾鞏真是個誠實認真的青年。從《懷友書》中不但能體察青年曾鞏在思考什麽，而且還能知道彼時士人的志向追求和社會的風氣。
交情如此深厚的二人據說在晚年卻割席絕交了。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今日已無可稽考。也有說法是他們並沒有分道揚镳，而是維持了終身的友誼。不過曾鞏早于王安石三年亡故的時候，後者未曾爲前者留下一句追悼的文字，這很不合常理。而且王安石以外不少文人都爲曾鞏寫了傳記、墓志銘，不知何故他們都在文字中有意地省略了曾鞏和前宰相王安石的交往。
02
好友二，孫侔
孫侔像
王安石二十幾歲時在任職地揚州結識了孫侔，他是繼曾鞏之後王安石的第二個摯友。王安石對孫侔的評價之高可以從他給曾鞏的一封信中看出，這封信也是對前述《懷友書》的回複：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劉敞曾評論孫侔、常秩和王令三人爲“處士之有道者”的典型，隨後他介紹孫侔道：“侔揚州人，居于蘇湖間，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沉，而接物則恭以和。”劉敞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和王安石也有交往，是前文所述劉攽的兄長。他知揚州時曾向朝廷推薦孫侔，稱贊他是與呂公著、王安石匹敵的人物。後來朝廷授孫侔以揚州教授，他固辭不受，以處士而終。
王安石二十二歲送給孫侔一篇文章（《送孫正之序》），其中表達了他對“時”（時代、狀況）的見解。因爲“時”是王安石後來思想的一個重要概念，所以筆者不避贅煩特錄于下：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诎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當世，然其于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
王安石說在衆人之中，只有孫侔是“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他當了宰相之後，有一次去孫侔家拜訪，孫侔對他的態度與他未當宰相時一樣，二人暢談直到日暮。不過孫侔晚年據說變得性急易怒，常因瑣屑小事朝周圍人發脾氣，知道孫侔過去人品氣度的人都不免感慨他年高而德衰，替他惋惜。孫侔早王安石兩年而生，亦早他兩年而亡。
03
好友三，王令
王令像
正如韓愈有友李元賓，王安石亦有友王令。王安石在舒州任期屆滿，回汴梁途中滯留高郵（今屬江蘇）時結識了王令，這也是兩人後來成爲莫逆之交的契機。那時王令來訪，面呈王安石自己所作的詩文。王安石見此人雖然身體瘦削，衣鞋破舊，但氣勢昂然，雙目炯炯。王安石認爲如果顔回重生在今天一定就是這種面貌。北宋時，比起過于高遠的孔子，人們大概更願意將身邊的賢人比喻爲顔回。
那一年王安石三十四歲，王令還是個二十三歲的白面書生。不管王安石如何驚歎于他的學識人品，在那個講究長幼有序的年代，一方長官的王安石能與年輕人作忘年之交則足見王安石的人品胸襟。讀王安石給王令的信，一點都感覺不到這是年長十一歲的人給後輩學子的信。
王令的身世很苦。他五歲時雙親亡故，被同族一位叫王乙的親戚收養，在王乙的任地揚州長大。十六七歲時他從王乙家獨立自謀衣食，還把守寡的姐姐接回家一起生活。他本無田可耕，爲一家糊口就四處坐館，輾轉于江蘇各地的私塾。由于經濟上不寬裕，他對于科舉做官早已絕望。早慧的王令創作了不少詩文，他去世後由他的子孫整理爲《廣陵先生文集》，流傳至今。王令在他二十七歲時成親，這一年是嘉祐三年，對王安石來說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他向宋仁宗獻上了“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令結婚，爲他張羅婚事的卻是王安石。他的新婦娘家是江西金溪吳家，也就是王安石的母族。新娘當時已經二十四歲了，但定下與王令的婚事卻頗費了一番周折。原因無他，只因王令不願爲官，吳家人擔心新娘嫁過去生活窮苦。爲此王安石只好耐心勸說。
大概是生活坎坷的緣故，王令常以批判的冷眼去觀察他所生活的時代。他說當時仁宗皇帝的治世是“天下無道”，曾勸王安石早日歸隱。王令有許多譏諷時事的創作，比如他的名詩《饑者行》。詩中描繪了一個饑寒交迫的窮人，冒著大雪，走過無甚行人的泥濘道路，正午時來到大戶人家門前乞食牛馬吃剩的飼料，不料卻被仆役無情驅趕，最後聲嘶力竭、眼淚哭幹的故事。詩最後寫道：“路旁少年無所語，歸視紙上還長籲。”這個少年應該就是王令自己吧。他之所以長籲，是因爲他對饑餓的痛苦和權勢壓人的屈辱有切膚之痛。且他自己除了爲赤貧者作一首詩之外就再無力所能及之事，這讓他體會到在饑餓面前文學是多麽無力。
王令心中是常懷憤懑的。對不公正的現實的憤怒，他只能抒發于文學。也唯有訴諸文字，才能維持他的心靈不至于被不斷增長的憤懑所填滿。請看他在一個酒醉的月夜所寫的詩：“我有壹郁氣，從爲未經吐。欲作大歎籲向天，穿天作孔恐天怒。”穿孔向天，這是何等宏大的氣魄，同時可見他日日積累的怨恨之深。他的另外一篇名作《暑旱苦熱》，是完美融合這種可稱宋代第一的豪邁氣魄和對百姓的關懷恻隱的佳品：“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幹？昆侖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間！”
這個被先學王安石贊爲“豪傑之士”的王令，在他婚後第三年便去世了，年僅二十八歲。王安石因王令的死，再一次發現這個朋友對自己意義重大。他連寫了《王逢原墓志銘》《王逢原挽辭》《哭逢原》，並寫了追慕詩四首，可見對王令的懷念之深。其中以“自吾失逢原，觸事辄愁思”爲首句的長詩《思王逢原》，堪稱中國悼亡詩的絕唱。王令爲何對他如此重要？王安石在詩中寫道：“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
崔伯易是王安石和王令共同的朋友，王安石在給崔伯易的信中寫道：
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于平生爲銘，最爲無愧。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逾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
現在我們不妨再回顧一番《思王逢原》。王安石在訴說了因摯友去世而感覺空虛之後，又表達了對未亡人的憐憫，以及希望摯友的遺腹子可以傳承王家香火。在最後的詩句中，王安石的焦點又轉回自身，他希望能和不容于世俗的王令一樣隱遁鄉野：“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可見從壯年時王安石就有歸隱山林的志向。而且在二人的交往中，較之年長的王安石，反倒是年幼的王令更寬和包容。
04
好友四，王回
王安石像
在王安石的青壯年，不顧黨派分歧與他交遊的還有王回、常秩、孫覺等人。他與王回相識是二十五歲在汴京時，王回比王安石小兩歲。王安石回家和母親說結識了王回這麽個人，吳太夫人就勸兒子要與之交好。王回中進士之後補亳州衛真縣主簿，一年後以奉養母親爲由辭官，之後終身未仕。
王回和王令一樣先王安石去世，享年四十三歲，不過中年便溘然長逝，也頗爲可惜。他去世那年距王安石悼王令剛過去六年。王安石爲他所寫的墓志銘是他一貫的風格，直率坦誠地惋惜王回的才學人品。文章一開頭便語出驚人，這也是他常用的手法：
吾友深父（王回的別號），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于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
王安石和常秩交往的詳情今已無可稽考。常秩與王回同鄉，都是颍州汝陰人。在認識王安石以前，常秩同王回友誼深厚。王回稱常秩是汝陰名士，每次提到他都說自己遠不及常秩。常秩雖應舉但並沒有中第。歐陽修在颍州爲官時，常秩前去拜訪過，從這次會面之後，他開始聞名于士大夫。張環知颍州時以“隱者”的名義向朝廷舉薦他爲官。常秩拒絕了官職和朝廷賞賜的米、麥和束帛等物。他拒絕出仕的理由是：“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記錄了以上故事的劉敞，因他自己舉薦的孫侔接受了朝廷的賜官而常秩沒有，于是比較他二人的做法評論道：“予以秩尚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赒之亦可受矣。尚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到了熙甯四年（1071年）常秩終于受旨入京，最後升任到寶文閣待制兼侍讀。當時正值新法施行，輿論嘩然。常秩在任期內始終支持王安石新法。熙甯十年他在家鄉汝陰去世，享年五十九歲，朝廷追贈右谏議大夫。常秩長王安石兩歲，後者爲他寫了墓表，我們也略錄一節：“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
孫覺是今江蘇高郵人，在結識王安石之前和王令已是摯友，比王安石小七歲。王安石給他的書信之一節，本書之前已引用過。孫覺青年時曾向胡瑗學習。胡瑗是宋代思想史上綻放異彩的人，他講學分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包括講武、水利、算術、曆法等，可說是真正的“實學”。王安石也曾作詩稱贊過胡瑗。孫覺後來考中進士，步入官場，最後官至禦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孫覺在佛學上也造詣頗高，他曾爲唐末禅僧的語錄作序，即《雪峰真覺禅師語錄序》《玄沙廣錄序》。雖然對新法有異議，一度從中央貶至地方，但孫覺同王安石的友誼並未受影響。在王安石的幾位摯友中，孫覺是與他交往時間最長的。及至王安石退隱鍾山，孫覺仍不時前來探問。荊公亡故後，他更是屬文憑吊。
以上介紹了幾位王安石的摯友。討論他們的共同之處，第一是他們都具有好古的精神；第二都對時代有所批判；第三他們都具有與追求榮達相背的反骨；最後都具備出衆的學識。當然，這些特質也是年輕的王安石所具備的。
本文選自《王安石——立于濁流之人》
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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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號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責任編輯：劉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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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一式 ㄆㄨˇ河岸﹑水邊。呂氏春秋˙孝行覽˙本味：「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宋˙王安石˙題燕侍郎山水圖：「往時濯足蕩湘浦，獨上九嶷尋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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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主﹑支流匯合處或入海口。唐˙李白˙荊門浮舟望蜀江詩：「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宋˙柳永˙煮海歌：「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島嶼。」
梁啟超的《王荊公傳》是二十世紀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66歲，讀《明實錄類纂： 文教科技卷》(p.877.....萬曆十四年......:六公主府第安石、豎柱、上樑......"，才知道"安石"的意思。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第一節從1917年開始 ——眼睛的文學革命／ 第二節「國語」前史簡論／ 第三節1926年前后 ——耳朵的文學革命／ 第四節趙元任和「耳朵」的國語／ 第五節國語、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終章回望中原夕靄時
au bout de loc. prép. …之後：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書名 如何翻譯
PARIS — Anniversaries are usually good occasions for celebrating great artists of the past. And so it seemed with the French wri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of Louis-Ferdinand Céline, who died 50 years ago Friday. In fact, plans to mark the date were well advanced until it was pointedly recalled that Céline was a raving anti-Semite who fanned hatred of Jews before and during Germany’s wartime occupation of Franc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French still revere Céline — not for his politics, but for the way he writes, most famously in “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 When this raging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was published in 1932, five years before Céline embraced anti-Semitism as his new creed, it was promptly hailed as a masterpiece. Indeed, to this day, it enjoys a place i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comparable to that of James Joyce’s “Ulysses” in English.
So can Céline the writer be separated from Céline the man?
In his case, the distinction is blurred because he also penned three non-fiction diatribes against Jews — “Trifles for a Massacre” (1937), “School of Corpses” (1938) and “The Fine Mess” (1941) — which sold well precisely because he was a famous author. For his admirers, however, all that counts is his literature.
Discomfiture over the personal behavior of acclaimed artists is of course hardly new. In fact, almost as if we needed to puncture the mystery of their gifts, we are drawn to biographies that “humanize” famous creators by highlighting their shortcomings as spouses or their neurotic insecurity or their weakness for alcohol or drugs.
But a different line is drawn when artists set out to — or, as is often the case, are expected to —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In such cases, they can expect to be judged for more than their art.
Myriad are the examples of artists, notably writers, who have taken political stands. Aleksandr Solzhenitsyn, for instance, is remembered for denouncing Soviet communism by many more people than have read his books; last year’s Nobel literature laureate, Mario Vargas Llosa, ran unsuccessfully for president of Peru in 1990; and the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s outspoken dissidence recently earned him a stretch in jail.
At the same time, political involvement brings the risk of ending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And in that sense, parallels can be drawn between Céline and Richard Wagner.
In “Judaism in Music,” an essay Wagner published under a pseudonym in 1850, he wrote of “our natural repugnance against the Jewish nature.” While his animosity towards Jews was not all-consuming like that of Céline, anti-Semitism has been part of his public identity since the 1930s, when he became Hitler’s favorite composer.
So should we boycott his music? Israel has long sought to do so, although the Argentine-born Israeli conductor Daniel Barenboim has challenged this informal ban. In 2001, he performed Wagner’s overture to “Tristan und Isolde” in Jerusalem. And last year, he argued that “we must one day liberate Wagner” from his association with Hitler and the Nazis.
Can the same happen to Céline? He was hardly the only French writer spewing anti-Semitism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But while, say,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committed suicide and Robert Brasillach was shot after the liberation, Céline escaped to Denmark and, following an amnesty, returned to France in 1951 as a free man. Understandably, for some the desire to see him punished survived his death.
On the other hand, unlike Drieu La Rochelle and Brasillach, Céline is still widely read and, along with Proust and Camus, forms the cornerstone of 20th-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And no doubt this was why earlier this year France’s Culture Ministry considered it normal to include the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among the significant cultural events of 2011.
Then Serge Klarsfeld, a prominent Nazi hunter whose father died in the Holocaust, stepped in, arguing that France had no place in celebrating a man who advocated extermination of Jews. Spotting trouble, the Culture Ministry hurriedly disassociated itself from Céline and the anniversary, albeit not without provoking some complaints about censorship.
Yet the commotion has had its uses. The year has produced a major new biography of Céline along with other books analyz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his writing. Several magazines have also published weighty literary supplements devoted to him. But at least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be remaining silent today. And admirers of Céline the writer can no longer brush aside Céline the man. A genius? Probably. Evil? Certainly.
Alan Riding,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s the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And The Show Went On: Cultural Life in Nazi-Occupied Paris.”"It was at that production that Levin invited Bernstein to become Norton Lecturer at Harvard, which he did, a year la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