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PETER CARTER 1929-1999 廢話電子報 2012/5/11 第八期

廢話電子報    2012/5/11  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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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你來吠】
大眾媒體越來越墮落,獨立媒體越來越發光,公民記者潛力無窮!
陳雨凡律師講解「不正的訊問方法」。
陳雨凡律師講解「不正的訊問方法」。(攝影:林欣怡)
廢死聯盟第一梯次的司法公民記者培訓,原訂名額二十人,結果來了二十六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生產出不少精彩的報導、論述與隨想。在此刊登兩位學員的作品,讓沒有來的人聞香!

4/29 「司法撲克牌」
⊙潘俞安

外行人看過判決書的人一定都會有差不多的感覺
每個字都看得懂,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在我的眼中,法律用緊密的文字和邏輯為自己的學術體系築起了一座巨塔
常常我會懷疑,這樣如此艱澀、拗口、難進入的文字
是否能夠維護所謂的正義?實踐法律最初的價值和目的
如果不是每個人都懂的文字,造成所謂進入的困難
那必定有一方掌握最多的資訊,也代表它握有權力
掌握了人生死、和自由的的權力。
但當我如是問時,法律系的老哥卻回答:法律就是因為如此才可以保障正義啊!
因為彼此的法律基模差距過大,所以我也無法再多問些什麼
雖然心裡還是抱著疑惑……

如果法律就是必須如此艱澀難懂才能保護正義為真的前提之下
那麼我認為轉譯的步驟就變得很重要了
如何讓一般人都能夠懂得法律的條文、法律中的權利義務
讓法律不再只是保護懂法律的的人,而能保障不懂法律的人
這個也是記者的使命之一

昨天老師帶我們建立起刑事案件的骨架
讓我們在短時間內看見事情的全貌
回家再看到法律相關的新聞,我大感驚奇
原來在了解體系架構之後,可以快速的掌握法律相關的新聞的樣貌
以前只是懼怕拒看、就算是勉強看了,也彷彿蒙上了一層白紗似地

希望透過這幾次的培訓,對龐大的法律體系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而我也帶著這份轉譯的使命
期許自己能散播給更多人

(攝影:陳雨凡)
5/6 「刁民上法院」座談
⊙楊鎮宇

五月六日,廢除死刑聯盟舉辦的活動「刁民上法院」,邀請 六位刁民來分享刁民是如何長成的。

若覺得「刁民」這說法太胡鬧,其實也可以換個說法。五月 六日,廢除死刑聯盟舉辦了「社會運動與法律」研討會,邀請六位具有批判意識的行動者,分享他們各自對「社會運動與法律的關聯」的看法。

上頭這兩種說法,後者看來「中立」,前者則好似「刁民養 成班」。由此可知文字的書寫策略是有立場的(不過,「中立」也是一種立場)。面對繁複的法律文字,採用「刁民」立場有個好處,簡單的說是「鑽法律漏洞」,但整體來說就 是「不將法律視為理所當然」的心態,有助於你我更認識法律。

而這場刁民座談中,六位刁民的分享提供了我兩個看待法律 的角度。

刁民周佳君犯罪的瞬間。

一、刁我沒用,我還是會繼續追議題的。

行動者因為關注某議題,提出一些說法或透過一些作為,試圖改變現 狀,而在過程中被告了。

例如當代漂泊協會關注遊民議題,透過一部影片批評台北市政府用灑水方式驅趕遊民的做法很不當,結果市議員應曉薇就大動作提出告訴,告當代漂泊協會的執委郭盈靖「妨礙名譽」。

因為案件尚在偵查中,郭盈靖戴上黑色口罩表示抗議。(攝影:江佩津)

又例如,廢除死刑聯盟為死刑犯提出釋憲,過程中高雄地檢署說他們為了釐清廢死聯盟有沒有「偽造文書」,約談廢死聯盟的執行長林欣怡。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被當成牽制行動者繼續追議題的工具。之前揭露政府隱匿禽流感疫情的紀錄片導演李惠仁,也被媒體報導說他「違法募款」,這也是種牽制手法。
二、就是要刁法律。
行動者關注某議題,覺得牽涉該議題的法律實在不改不行,便主動或被動的衝撞法律。例如2009年工會法修法,工會團體不滿修法方向,認為新法不利工會發展(如取消強制入會、要求設置理事長、主管機關可停止工會運作),因此前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周佳君等七人丟牛糞抗議,被警察在現場抓起來,以「妨礙公務」起訴,周佳君拒絕易科罰金,選擇坐牢,控訴荒謬的法律。

又例如陳雲林來台時,紀錄片工作者陳育青碰巧在圓山飯店遇到陳雲林一行人,現場攝影卻被警察盤查,強行拖上警車。陳育青認為他的公民權被侵犯,決定民告官,不隱忍裝作沒這回事。

上述兩種看法律的角度,都不將法律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也不是無可奈何的忍受,而是,從「人/制度」的互動過程來理解,並且積極、理性的考量,什麼方法比較可能改變既有制度(包括司法制度),這是「理性的衝撞」。所以丟牛糞做為一種抗議手段,就不只是洩憤了,還有著改變工會法修法方向的理性思量。

紀錄片工作者陳育青



李明芝律師參與大埔事件與士林王家事件。

不過,制度裡頭的「人」如何自處,是順從還是反抗,是幫凶還是無辜的旁觀者,則成了每個人在每個當下的重要抉擇。周佳君在獄中的獄友多半是社會底層討生活的人,她的分享讓我印象深刻,每個「罪」的背後,都是個活生生的人。

至於要怎麼理解那些執行國家暴力的基層警察,更是需要「感性的同理」,這讓我聯想到陳映真的小說〈夜霧〉,描寫戒嚴時期的情報機關基層特務,專門逮捕異議分子,他長期承受強烈的良心譴責,以及看到時代變遷後,當道依然當道,轉換之順暢,他更無法理解他當年那些刑求逼供的作為,有任何道德上的正當性了。另一個例子,今年五月號的人本教育札記上,一位獨立教育工作者盧駿逸帶小孩上寫作課,跟小孩討論士林文林苑的拆遷案,並要小孩試著進入基層員警、郝市長的身心狀態,以他們的立場寫一篇文章,我覺得小孩的文章非常的精彩,例如一位四年級的小孩揣摩基層員警的掙扎:

開往台北市士林區王家的路上,我想著:「為什麼要有這個計畫,又要我們警察害王家,不是去維護治安,那這有什麼好。」…同事說:「我也不覺得做這件事多麼好,可是長官這樣說,所以就只能這樣做了。可是,我沒辦法和長官頂嘴,不然可能會被長官開除。」同事說完,我便想起,我應該要和長官說:「不能這樣做才對啊!」

理性的搞懂法律,看清法律是怎麼傾斜的,強悍的衝撞體制,深度的同理制度裡頭的人,然後從中確立自己的「立場」。這是「刁」的心理動力學。就算你想當順民,也難保你不會被體制侵壓,但是,就算想當個刁民,也不是三兩天就可以練成的呀。

翁國彥律師總結刁民與法庭的各種類型。


【今日我最廢】
廢死聯盟都在幹嘛?看這裡。媒體不報,我們自己報。
他山之石:東南亞死刑辯護策略會議
⊙李艾倫

全世界已廢除死刑的國家,有些是以立法方式,透過政治力量,直接於刑罰中刪除死刑的選項,有些則是藉由訴訟的方式,透過司法途徑,使死刑判決合乎國際人權標準,限縮死刑的適用範圍,甚至宣告死刑違憲,進而實質上達到廢除死刑的目的。

2012年2月,總部在倫敦的非政府組織The Death Penalty Project在吉隆坡舉辦死刑辯護策略圓桌會議,邀請東南亞各國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台灣七國的律師、公民團體、社運人士等參與,目的在於分享各國死刑現況與遭遇之法律挑戰,並藉此串連東南亞的死刑辯護律師網絡。

會議首先由知名犯罪學者、牛津大學榮譽教授Roger Hood的演講開場。Roger Hood教授從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90年第二任擇議定書的演變,探討全世界廢除死刑的大趨勢,並延伸至這股趨勢在東南亞各國的阻礙與展望。

台灣官方每次都以「廢死是長遠目標」來抗拒立即的作為,然而,Roger Hood教授即表示,1989年後第二波廢除死刑的國家,幾乎都是「一次到位」,例如南非最後一次執行與全面廢除死刑只間隔4年、土庫曼則只間隔2年。而包括西歐各國在內的第一波廢除死刑國家,雖然確實花了數十年才完全廢除死刑,但在這數十年中,國家並非毫無作為,或在這期間進行「事實上廢死」(長時間停止執行),或漸次修改法律,例如「廢除包含謀殺罪在內一般犯罪的死刑」、「死刑限於戰時或與叛亂相關之罪行」等,都使社會、民眾漸漸習慣與了解死刑並無存在的必要。由此可知,台灣官方動輒以「各國簽署人權公約後花了數十年才廢死」的說法,不但與事實不符,更不能掩飾政府的毫無作為。

就死刑支持論者關於死刑嚇阻效果的論述,Roger Hood教授表示,並無社會科學證據可支持死刑有助於預防、阻止謀殺案的發生,就算真的要達到趨近於零的嚇阻效果,卻必須藉由高執行率、快速執行才能達成,但這反而大大提高了冤獄的可能性。而在對嚇阻效果、死刑適用公平性等誤解環繞之下,政府用來合理化維持死刑的民意調查,往往既非設計良好,更未給予充分資訊,是否能單用民調來決定死刑政策,大有疑問。

最後在提及死刑在亞洲的狀況時,Roger Hood教授指出死刑在亞洲往往被認為僅是刑事司法的議題,而廢除死刑的要求也常被認為是一種侵害國家主權的文化帝國主義。然而,國家仍有國際法上的義務遵守國際人權條約,在此基礎上,雖然刑罰的制定確實是國家主權的範疇,但政府的權利仍受限於國際人權標準的要求。因此,Roger Hood教授認為,不能延遲或阻止死刑的廢除,是簽署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的國家,依據國際條約所必須履行的國家義務。

會議中段則是東南亞各國的代表報告各國死刑現況。菲律賓是這次出席會議各國中,唯一在法律上已廢除死刑的國家,但因該國有眾多勞工至東南亞各國工作,所以若涉及刑案,仍有可能在當地遭遇死刑的威脅。印尼除了也有移工在外國被判處死刑的情況,犯罪嫌疑人被刑求、長時間無法接觸律師、獲得充分法律協助等情況,也使死刑與冤獄脫離不了關係。越南則是各國中政府死刑資訊最不透明的國家,政府拒絕公布每年判刑、執行的人數,這使民間在救援上遭遇不少困難。泰國在2003年後曾經歷短暫的停止執行,其後不久即又恢復。

「唯一死刑」仍然存在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法律規定任何人被發現「持有毒品」,就會被推定為「知悉該持有物為毒品」,且若「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的毒品,就會被推定為「販賣毒品」,而法定刑是唯一死刑。這種「有罪推定」加「唯一死刑」的綜合體,若無其他例外的安全閥,就法律規定而言,幾乎是通往死刑的特快車。

新加坡知名的「楊偉光案」,主角是一名19歲的馬來西亞青年,他因攜帶海洛因進入新加坡而遭逮捕並判處死刑,辯護律師在案件中主張死刑制度本身違憲,並挑戰現行總統赦免程序的公平性,然而均不被法院所接受。【註1】

然而,此案件雖在新加坡面臨法律上的挫敗,卻因被告本身馬來西亞藉的身分,而在馬來西亞引起對死刑議題的反思,除就個案進行聲援運動外,馬國國會甚至曾做出決議,呼籲暫緩執行、廢除唯一死刑、檢討所有死刑相關法律。在本次會議中,甚有馬國的國會議員出席,明確表達反對死刑的立場,這與台灣立法委員對死刑議題的毫無建樹、甚至惟恐行政機關不執行死刑的表現相較,真有天壤之別。

會議最後一部分,英國律師Edward Fitzgerald QC分享他過去辦理死刑案件的經驗,特別著重在The Privy Council終審判決中【註2】對加勒比海大英國協國家死刑案件的突破。

Fitzgerald律師首先提到死囚牢現象(death row phenomena)及其引發的違憲爭議,死刑犯往往被監禁在死囚牢中數年甚至十數年以上,不知何時將被執行,而處於惡劣的監禁環境。在1994年的案例 中,The Privy Council將判處死刑的判決本身與其後的執行程序分開來看,認為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不應隨著刑的宣告而結束,使囚犯長時間面對執行的不確定,是一種非人道的待遇,因而認定「判決過後五年以上才執行」的作法違憲,即使是因為囚犯本身上訴或尋求赦免所造成的遲延亦然,此時應該將死刑替代為終身監禁,而不能執行原來的死刑判決。在印度甚至曾有判例,認定監禁於死囚牢超過兩年,即構成不人道待遇而應替代為終身監禁。

再來是關於赦免程序是否具備司法審查性的問題。早期的案例認為赦免是純粹君主(首長)特權的裁量行使,不受行政法上原理原則的制約,更不是法院審查的範圍。然而在2001年的案例中,The Privy Council改變見解,認為赦免是死刑犯最後一次尋求救濟的機會,某種程度上是由行政權改變量刑的程序,從現代行政法的角度來看,法院當然可以審查,程序也應符合行政法上Natural Justice原則,所以對於例如「赦免決定機關的成員有偏見或應迴避」、「相關資料有錯誤、遺漏、偏袒或歧視」、「不正聯結」及違反法定程序等情況,法院都可審查。

另外關於唯一死刑的問題,在2002年的案例中,認定應讓被告有機會說服法院:「在系爭案件中,死刑是不適當的、不合比例的處罰」,法院也應考量被告個別的減輕因素,因而認定唯一死刑是違憲的。然而,雖然唯一死刑違憲的決定影響到非洲各國、印度等國,而幾乎已成為國際人權法上的共識,但諸如此次會議的東南亞各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仍保留唯一死刑。

再就關於死刑實質上適用範圍的問題,Fitzgerald律師特別表示ICCPR雖然不禁止國家採用死刑,但設下「最嚴重罪行」(the most serious crime)的限制,因此建立一套適用死刑的嚴格標準,甚至是定罪後的量刑程序,就格外重要。在2009年的案例中,The Privy Council即設下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犯罪的事實必須是「惡劣中的惡劣」(the worst of the worst)、「罕見中的罕見」(the rarest of the rare),認定是否屬於這樣最極端、最例外的行為時,必須要跟其他相同犯罪行為相比較(如謀殺案與謀殺案相比較),而不能跟一般文明行為(ordinary civilized behavior)相比較。第二個原則是被告必須沒有改造的合理期待可能,因此法院必須考量被告的性格及其他相關背景資訊,而且應從有利被告減輕刑罰的角度來做判斷。Fitzgerald律師舉了個例子,案件主角在強盜時以非常冷血的方式殺了一個成年男子,然而並不是事先預謀、精心策劃的,而且在被害人死前也沒有對他有虐待、長期傷害、侮辱等情況,所以被認為並非「罕見中的罕見」,因此被認定只需永久監禁、隔離社會即可。

除實體法上適用的問題外,Fitzgerald律師也提到其他如委任律師協助辯護、與律師溝通、檢閱卷證資料等ICCPR所保障的公平審判權利;法院也應保障死刑案件被告獲得專家幫助的機會,特別是在心智障礙者的案件中,法院應協助將被告送交精神醫師診斷,量刑時也應參考專家的精神病報告。此外,量刑前法院應取得對被告的社會調查報告,報告內容通常提供法院減輕刑罰的因素,因此得以使被告避免被判死刑的機會。

最後回頭來看台灣,台灣已無唯一死刑,也未如東南亞各國有大量因毒品案件而被判死刑的死囚,自2000年以來台灣官方政策宣示逐步廢死,一直到2006年開始停止執行,似乎已對國際社會傳達台灣廢除死刑的立場,台灣確實也有可能成為東南亞國家中實質上廢除死刑的國家。然而,2010年、2011年回復執行,不但讓台灣廢除死刑進程與討論回到原點,法院死刑判決的數量也不降反升,如2011年竟有15個死刑判決定讞,是近十年來最高記錄。除了量的增加,死刑判決的質更沒有因台灣簽署兩公約及其內國法化而有所提昇。依刑求自白判處死刑、專以共同被告陳述判處死刑、上訴三審無律師辯護、對精神障礙者判處死刑等情節,仍然一再在台灣的法院上演。

對照此次會議東道主馬來西亞,國會議員積極關心此議題,國會進行正式討論,各黨派均參與並做出正面的決議,作為出席此次會議的台灣辯護律師,除了汲取他國律師的經驗外,不禁開始思考,在最高行政首長總統只會做自相矛盾、言不由衷的空洞政策宣示,大法官又僅滿足形式上法條文字與邏輯而拒絕回應死刑議題時,我們的立法委員是否該站出來積極檢視包括程序、實體的死刑相關法律,促使死刑議題的對話,並增加公眾對於生命權的了解。不迴避衝突,才有進步的可能性!


[註1]2012年4月4日新加坡最高法院駁回楊偉光的上訴,因而使其處於被處決的危險中。
[註2] The Privy Council是位於英國倫敦的司法機關,也是過去英國殖民地的終審法院,二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然而對許多新獨立的大英國協國家而言,The Privy Council仍然維持終審法院的地位。當然,隨著殖民主義的結束,這種將國家司法權行使交由前殖民母國的作法,始終引 發是否侵害主權的爭議,而「歐洲觀點v.在地觀點」的爭論也從未停歇。然而,從死刑案件而言,卻因The Privy Council的決定,而使這些國家的死刑判決,能較符合國際人權法的精神。





【聲援鄭性澤】

死刑定讞一定罪證確鑿?先看看鄭性澤案。


更多資訊請見鄭性澤部落格
死刑:一場思辨之旅
⊙陳郁琦

今年三月及四月份,在台權會南部辦公室安排之下,廢死聯盟的張娟芬到南台灣大專院校各進行了六場演講,兩個月下來共講了十二場。雖然每場主題不盡相同,卻也幾乎環扣著鄭性澤案。十二場演講聽下來,我不敢說對鄭性澤案瞭若指掌,但若要我說明鄭性澤案的來龍去脈,也可以班門弄斧說明一下了。不過收穫最多的,不是對鄭性澤案的了解,反而是每場演講後五花八門的Q&A,及最重要的:身為社會中的少數意見,如何心平氣和地與整個社會溝通?

社會的少數意見

支持廢除死刑,無疑是社會的少數意見,且是極為少數的意見。在這個死刑及廢死團體極度被汙名化的社會中,身為社會的少數意見,該如何跟多數溝通?如何努力撐開僅剩的一點思辨空間?

三月的演講結束後,緊接著是Toshi Kazama在高雄的「看見生命的顏色」攝影展。在導覽的過程中,我偷偷的運用了娟芬的談話技巧:心平氣和、有條不紊;更重要的是─找到對方與自己相同的地方,絕不去扭曲對方的想法,更不要在情緒上造成對立。這些看似簡單的談話技巧,運用在公共議題,甚至如廢死這般激烈的議題上,卻是再實用不過了。

沒錯!無論廢死或反廢死,我們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我們同樣認為受害者(及其家屬)很可憐,需要被保護;我們都同樣認為加害者很可惡,需要被制裁;我們都同樣希望這個社會能夠真正實現正義。不過,怎麼樣才叫做實現正義?或是,怎樣是不正義的?

死刑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樣?

在演講前,看展覽前,大多數人對於死刑都抱有極正面的期待,認為死刑就是正義的化身,必定要有死刑,正義才能被實現。沒有死刑,就沒有嚇阻效果,犯罪率會增加,壞人會變多;並認為,目前的死刑犯,都已經司法謹慎審判,肯定是罪證確鑿,罪該萬死。

這一系列南台灣巡迴講座,除了是一趟思辨的旅程,也是一趟「破除迷思」的旅程。除了用鄭性澤案來告訴大家,瑕疵這麼多的案子,還可以被判處死刑定讞以外;更告訴大家:原來學術研究成果指出,死刑沒有嚇阻效果,破案率提升,才有嚇阻效果;廢死聯盟,也從不主張明天就要把死刑犯都放出來,而是主張「暫停執行」。唯有暫停執行,才有可能慢下來,去重新認真檢視目前這五十六名死刑犯,是否有哪個地方缺乏證據就逕行審判,是否有可能錯殺了無辜的人。



此外,這一系列思辨過程,更是建構「正義」想像的過程。我們都同意罪有應得,但是否每個人都同意「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樣的報復式正義?強暴犯就應被強暴?小偷就應該被偷東西?若我們不喜歡報復式正義,那麼哪一種正義的形式是我們想要且需要的?

娟芬在很多場演講裡不厭其煩的談到:或許我們應該思考修復式正義。修復式正義的正義觀,除了懲罰加害人、支持被害人之外,更是要重建整個社會的信任。挪威的殺人魔兇殘的惡行導致七十七個人死亡,但挪威人心裡沒有仇恨,更沒有人人喊殺,而是希望用愛及民主來修復社會的傷痕,將監獄當作具教化功能的資源回收廠,而不是焚化垃圾的焚化爐。這樣的社會,很令人羨慕。我相信,廢死聯盟一點一滴的耕耘,努力撐起有限的思辨空間,平衡廢死與反廢死言論的蹺蹺板,這樣的社會,很快就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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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話電子報》編輯部|主編:張娟芬|編輯:林欣怡、謝仁郡、王顥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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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1《廢話電子報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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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廢話電子報》隔週發行。最重要的兩個專欄,【今日我最白】

以白話文解釋司法議題,用最平實的方式,讓不懂法律的人,變得懂法律。【今日我最廢】報導廢死聯盟的工作。我們做得很辛苦,大部分「你們為什麼不……」的事情,其實我們都在做;可是媒體不報,所以我們自己來。此外,鄭性澤是廢死聯盟全力救援的死刑定讞個案,我們無限期聲援,直到敲開法院的大門為止。


PETER CARTER was a children's-book writer of brilliance and depth. His books won several prizes (the Guardian Award; the Young Observer Fiction Award, twice; the German Preis der Leseratten); were shortlisted for many more; and were translated into at least six languages, from Japanese to Portuguese. Nevertheless, he remained comparatively little known in England, though in Germany, where four of his last books had been translated, his publishers, Verlag Freies Geistesleben, were preparing to celebrate his 70th birthday and made him the first in their new series of booklets featuring children's writers. 
 
Peter Carter came from a family of six brothers and two sisters from Cheetham in Manchester. His mother was Irish, his father, a stoker from Carlisle, was sometimes unemployed during the 1930s and Peter left school at 14 to work as a decorator's boy. He read widely as a teenager, helped in Unity Theatre, took evening classes at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Art and, in the 1950s, attended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classes in Philosophy.

He was encouraged by Harold Sykes, a lecturer and drinking companion in Manchester, to go further and in 1959 he gained a place as a mature student at Wadham College, Oxford, to read English Literature under John Bamborough - for whom he maintained, all his life, a profound love and respect. Coming from digging in the parks to Oxford, Carter enjoyed to the full all that the university had to offer, although during this period his first wife, Lois Wilkinson, died suddenly of asthma after only a year of marriage.

After Oxford he went to Birmingham, where he taught in various state schools between 1963 and 1976 - a primary school, a girls' grammar school and, finally, an immigrant reception centre where he was deputy head. Work, pub and church should be in walking distance from his home - which was the answer he gave when asked why an Oxford graduate was teaching in a rough primary school.

He started writing for children around 1971 with Madatan, the story of a boy from the Western Isles captured by Norsemen in the eighth century. He often said that he chose to write for children as a way of putting complex ideas in simple language. In Madatan Madaah is shipwrecked in northern England, and educated by the Church but then, feeling betrayed by the Church's compromise with immoral secular power, becomes an outlaw, destructive of all around, before being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saved by a hermit.

A powerful book, it is, perhaps, the most autobiographical of his books - for the Church read the Communist Party - but it was turned down by several publishers. Only wh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ccepted his second book, The Black Lamp, published in 1973, centred on the Peterloo massacre of 1819 and vividly describing weavers' lives in his beloved Peak District, did they look again at Madatan, which was published, with The Gates of Paradise, in 1974. These three books set out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themes which were to recur throughout his writing - that of the young individual maturing through periods of profound historical change. Carter travelled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Japan, the Middle East and across the Sahara and preferred, on the whole, to evoke the universality of problems of growing up and facing the complexities of life through writing about the past and about different countries.


In Under Goliath (1977), his only novel set in contemporary times (in Belfast), another recurrent theme emerges: the growth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es caught up in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He left Birmingham in 1976 to live with his wife, Ulrike Willige, in Hamburg and to become a full-time writer, but was too rooted in his own culture to remain in Germany, though (after divorce in 1980) he remarried Ulrike and returned to visit his wife and stepson frequently after 1993. However, he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from 1977, as a full-time writer, living frugally (his main necessities of life cigarettes, alcohol and television) in places in England whose main criteria were that they were quiet, close to nature (but, until the last few years, not too far from a pub) and offered cheaply or for nothing.

Carter remained faithful to OUP, although he made only a bare living from his books, and OUP remained faithful to him, although his books became increasingly long and complex. They also won prizes, and were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The Sentinels (1980), which won the Guardian children's fiction award of 1981, tells the story of a young midshipman on an anti- slave patrol in the 1840s shipwrecked with a Yoruba ex-slave. Children of the Book (1982) describes the siege of Vienna of 1682 through the eyes of a janizary, a Polish youth, and the daughter of a burgher of Vienna; it is a powerful novel, anti-war, showing subtly the decline of the warring regimes, Polish knights and Ottoman janizaries,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burgher.
Bury the Dead (1986), which, like Children of the Book, won the Young Observer Fiction Award, describes life in East Berlin before the wall fell; the evil of the Nazi past rises to haunt and destroy the life of Erika - whose sporting career is vividly described - and her family. His final published novels were a superbly drawn picture of the American West of 1871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14-year-old boy, Leaving Cheyenne (1990, published in the US as Borderlands), and The Hunted (1993) the story, set in 1943, of an Italian soldier who escapes from German France with a Jewish boy.

During his writing career he also translated a number of books for younger readers and adapted, for OUP, a selection of tales from Grimm. His only non-fiction book was Mao, a life of Mao Tse-tung, published in 1976.

Peter Carter was a brilliant and often impossible man, with a delight in arguing for the opposite opinion of any others present, a frequent unwillingness to listen to others, and a readiness, on occasion, to continue a vendetta long after a friend wished it forgotten. This was combined with a constant interest and a joy in those he met, of all - and particularly of all - nationalities, and an ability to make and, not withstanding quarrels, to keep friends. He was erudite, a walking encyclopaedia; an enormous and profound reader and (without ever, over about the last 20 years, going to the cinema or possessing a video) a fantastic connoisseur of practically every film made. He telephoned, corresponded with and loved talking to and about his friends and his publishers, German, Japanese, US and UK.

In his last years he lived in Ilmington in the Cotswolds in great happiness, watching the birds which flocked to the bird-table outside, drinking on occasion, smoking incessantly, telephoning or welcoming friends who came to him but hardly ever himself leaving the house. In his apparent health he seemed to defy nature. However, with only a few pages left to write of what might have been his best novel, the tale of two youths, black and white, working men from Massachusetts, closely interwoven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on his 1960s Olympia portable, he fell with an abdominal haemorrhage and died, the same day.

Peter Carter, writer: born Manchester 13 August 1929; four times married (one stepson); died Warwick 21 Jul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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