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菲利普·羅斯要說的話都說完了
報道 2012年11月26日
這些日子以來，在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
上西區家裡的電腦上一直貼着一張即時貼，上面寫着：“與寫作的戰鬥結束了。”羅斯先生到明年3月就80歲了，自從1959年開始寫作以來，總共出了31本
書，是美國文學界最為長盛不衰的作家之一。這張字條是為了提醒他自己，他已經從寫小說這項事業中退休了。“每天早上我都看着這張便條，”他在不久前的一天
說道，“它給了我很多力量。”
對於朋友們來說，“羅斯不再寫作”這個念頭就和“羅斯不再呼吸”沒什麼兩樣。有時候他生活中好像只有寫作。每次他獨自呆在自己康涅狄格州的房子里， 一寫就是好幾個星期，每天早上到附近的工作室報到，在那裡站着寫作，經常是晚上又回去接着寫。在大多數小說家都已放慢腳步的年紀，他重又煥發出活力，寫出 了幾部可以躋身他最佳作品的小說：《薩巴斯劇院》(Sabbath’s Theater)、《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人性的污穢》(The Human Stain)和《反美陰謀》(The Plot Against America)。他70多歲時寫的書短了些，但仍保持幾乎是每年推出一本的速度。
但在長達3小時的採訪過程中（他說這是自己最後一次接受採訪），羅斯先生看上去好像對自己、對這個決定感到喜悅、輕鬆和平靜，這個決定是上個月他對
法國的《Les
InRocks》雜誌首次宣布的。他開着玩笑，追憶過去，聊起其他作家和寫作的事情，追溯自己的寫作生涯，他看上去很滿足，也有寥寥的遺憾。春天時他指定
布萊克·貝利(Blake Bailey)來寫他的傳記，此後貝利便開始與他密切合作。
羅斯先生說自己其實在2010年寫完小說《復仇女神》(Nemesis)幾個月後就已經做出了停止寫作的決定，那本小說是關於他的家鄉紐瓦克1944年的脊髓灰質炎(hc: 小兒痲痺)大流行事件。
“我當時還不確定這個想法是不是真實的，所以什麼也沒有說，”他說，“我想，‘等一等，可別宣布了自己退休然後又反悔。’我可不是弗蘭克·辛納塔(Frank Sinatra)。所以當時我沒對任何人說起這件事，只是想看看事情到底是不是這樣。”
在他起居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堆表親剛送來的照片，其中有他母親的婚紗照，她的頭紗一直垂落到台階上；羅斯先生小時候與父母和哥哥桑迪(Sandy)在 紐瓦克家門口拍的照片；十幾歲時的羅斯和第一個正式女友坐在沙發上拍的照片；還有羅斯在軍中服役期間穿着二等兵軍裝、戴着頭盔拍的照片。
桌上還有他新買的iPhone。“為什麼？”他說，“因為我自由了。每天早上我都讀一章《iPhone傻瓜指南》(iPhone for Dummies)，現在已經是專家了。兩個月來我沒讀什麼東西，光是把這玩意兒拿出來玩。”
然後他又糾正自己：“我白天不閱讀，到晚上才閱讀，每天讀兩個小時。我剛看完路易斯·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精彩的小說《圓屋》。但主要還是讀20世紀的歷史與傳記。我曾生活在20世紀，在那個時代里上學和工作，那是我的時代。”
羅斯先生說，就他所知，唯一一個仍有很強創作能力卻急流勇退的作家是E·M·福士特(E. M. Forster)，他在40多歲時停止了寫作。但福士特先生擱筆主要是因為他最感興趣的是同性之愛，他覺得關於這個主題的書肯定無法獲得出版。而羅斯先生 停止寫作是因為覺得自己想說的話已經說完了。
“我坐在那兒思考了一兩個月，看看能不能再想出點什麼別的，後來我想‘也許已經結束了，也許已經結束了’，”他說。“我給自己來了一劑文學果汁，就 是重讀那些當年曾對我有重大意義，但已經50年沒讀過的作家們的作品。我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拉德，每個人的書我都讀了兩三本。還有屠格涅夫的兩篇最好的短篇小說：《初戀》(First Love)和《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此外他還重讀了福克納和海明威。
“然後我又決定重讀我自己的書，”羅斯先生繼續說，“我從自己最新的書讀起，對它們冷眼旁觀。我想：‘你寫得還不錯。’但當我讀到‘波特諾’那本的 時候，”——他指的是1969年出版的《波特諾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我失去了興趣，就沒再接着看自己最早的那4本書。”
“就這樣，我讀了那些偉大的作品，”他接著說，“然後又讀了我自己的書，我知道自己不會再有好點子，就算有，也會被它所奴役。”
羅斯先生現在身體非常健康，4月份他的背部動了手術，之後一直有規律地進行鍛煉。但他說：“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寫作。我不再有那種忍耐挫敗 的毅力。寫作是一種挫敗——是每天都要面對的挫敗，更別提羞辱的感覺。就像棒球一樣，你總是輸掉2/3的比賽。”他繼續說：“我再也不能面對寫了5頁紙然 後把它們全扔掉的日子。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當秋日的陽光過於耀眼，羅斯先生拉上了起居室一扇大窗的窗帘。這是他在紐約的家，不過他仍然會在康涅狄格州的家常住，不再寫作讓他可以有空娛樂。
“今年夏天我家裡客人不斷，”他說，“差不多每周末都有客人，有時候一呆就是一星期。現在有個廚師給我做飯。以前我從來不請人去那棟房子。他們一去那兒過周末，我就沒法去工作室寫作了。”
羅斯先生並沒有完全放棄寫作。他通過e-mail正在和一位前女友8歲的女兒合寫一個短篇小說；還為自己的傳記作者寫大量的筆記和備忘錄。
“我現在是在為布萊克·貝利工作，”他說，“報酬可不怎麼高。”他還說，自己以前從來沒對任何人這麼誠實過。
“布萊克減輕了我的負擔，”他說，“我不必再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也不必再去深挖它。你知道，為了寫小說，我需要把自己的人生當做一塊跳板。寫作的時 候，我腳下必須有些堅實的基礎。我可不是奇幻作家。這感覺就像站在有彈性的跳水板上，身體隨之上下起伏，然後一頭躍進小說之水。但是創作小說還是要以真實 人生為起點，這樣才能讓小說自始至終富有生命力。”
貝利先生說，羅斯先生準備的筆記已經裝滿了幾個箱子。“它們文筆雄辯，內容廣泛，”他補充說，“但是太多了，幾年工夫我都讀不完。”
羅斯先生有一件事要澄清：經常有人錯誤地引用他的話，說他曾聲稱“小說死了”。“我不相信小說會死，”他堅持道，“我是說小說讀者正在消失。這是事 實，這話我已經說了15年了。我說屏幕會殺死讀者，事實也的確如此。先是電影屏幕，然後是電視屏幕，現在又是最後一擊——電腦屏幕。”
但是，就算讀者人數減少了，偉大的小說還是會持續不斷地創作出來。“艾德·道克托羅 (Ed Doctorow)，”他開始列舉自己喜歡的作家。“堂·德里洛(Don DeLillo)，還有丹尼斯·約翰遜(Denis Johnson)，他們都非常棒。弗蘭岑(Franzen)——非常棒。厄德里奇(Erdrich)——簡直太厲害了。還有20來個非常非常不錯的年輕作家。都值得關注。”
他還說：“為什麼還需要更多讀者呢？數量不代表全部。圖書有自己的意義。”
此刻天色已晚。他站起身來，腳上只穿着長襪。他走到房間另一頭，打開了幾盞燈。
對於朋友們來說，“羅斯不再寫作”這個念頭就和“羅斯不再呼吸”沒什麼兩樣。有時候他生活中好像只有寫作。每次他獨自呆在自己康涅狄格州的房子里， 一寫就是好幾個星期，每天早上到附近的工作室報到，在那裡站着寫作，經常是晚上又回去接着寫。在大多數小說家都已放慢腳步的年紀，他重又煥發出活力，寫出 了幾部可以躋身他最佳作品的小說：《薩巴斯劇院》(Sabbath’s Theater)、《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人性的污穢》(The Human Stain)和《反美陰謀》(The Plot Against America)。他70多歲時寫的書短了些，但仍保持幾乎是每年推出一本的速度。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羅斯先生與奧巴馬總統，這位小說家如今正和自己的傳記作者一起工作。
羅斯先生說自己其實在2010年寫完小說《復仇女神》(Nemesis)幾個月後就已經做出了停止寫作的決定，那本小說是關於他的家鄉紐瓦克1944年的脊髓灰質炎(hc: 小兒痲痺)大流行事件。
“我當時還不確定這個想法是不是真實的，所以什麼也沒有說，”他說，“我想，‘等一等，可別宣布了自己退休然後又反悔。’我可不是弗蘭克·辛納塔(Frank Sinatra)。所以當時我沒對任何人說起這件事，只是想看看事情到底是不是這樣。”
在他起居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堆表親剛送來的照片，其中有他母親的婚紗照，她的頭紗一直垂落到台階上；羅斯先生小時候與父母和哥哥桑迪(Sandy)在 紐瓦克家門口拍的照片；十幾歲時的羅斯和第一個正式女友坐在沙發上拍的照片；還有羅斯在軍中服役期間穿着二等兵軍裝、戴着頭盔拍的照片。
桌上還有他新買的iPhone。“為什麼？”他說，“因為我自由了。每天早上我都讀一章《iPhone傻瓜指南》(iPhone for Dummies)，現在已經是專家了。兩個月來我沒讀什麼東西，光是把這玩意兒拿出來玩。”
然後他又糾正自己：“我白天不閱讀，到晚上才閱讀，每天讀兩個小時。我剛看完路易斯·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精彩的小說《圓屋》。但主要還是讀20世紀的歷史與傳記。我曾生活在20世紀，在那個時代里上學和工作，那是我的時代。”
羅斯先生說，就他所知，唯一一個仍有很強創作能力卻急流勇退的作家是E·M·福士特(E. M. Forster)，他在40多歲時停止了寫作。但福士特先生擱筆主要是因為他最感興趣的是同性之愛，他覺得關於這個主題的書肯定無法獲得出版。而羅斯先生 停止寫作是因為覺得自己想說的話已經說完了。
“我坐在那兒思考了一兩個月，看看能不能再想出點什麼別的，後來我想‘也許已經結束了，也許已經結束了’，”他說。“我給自己來了一劑文學果汁，就 是重讀那些當年曾對我有重大意義，但已經50年沒讀過的作家們的作品。我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拉德，每個人的書我都讀了兩三本。還有屠格涅夫的兩篇最好的短篇小說：《初戀》(First Love)和《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此外他還重讀了福克納和海明威。
“然後我又決定重讀我自己的書，”羅斯先生繼續說，“我從自己最新的書讀起，對它們冷眼旁觀。我想：‘你寫得還不錯。’但當我讀到‘波特諾’那本的 時候，”——他指的是1969年出版的《波特諾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我失去了興趣，就沒再接着看自己最早的那4本書。”
“就這樣，我讀了那些偉大的作品，”他接著說，“然後又讀了我自己的書，我知道自己不會再有好點子，就算有，也會被它所奴役。”
羅斯先生現在身體非常健康，4月份他的背部動了手術，之後一直有規律地進行鍛煉。但他說：“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寫作。我不再有那種忍耐挫敗 的毅力。寫作是一種挫敗——是每天都要面對的挫敗，更別提羞辱的感覺。就像棒球一樣，你總是輸掉2/3的比賽。”他繼續說：“我再也不能面對寫了5頁紙然 後把它們全扔掉的日子。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當秋日的陽光過於耀眼，羅斯先生拉上了起居室一扇大窗的窗帘。這是他在紐約的家，不過他仍然會在康涅狄格州的家常住，不再寫作讓他可以有空娛樂。
“今年夏天我家裡客人不斷，”他說，“差不多每周末都有客人，有時候一呆就是一星期。現在有個廚師給我做飯。以前我從來不請人去那棟房子。他們一去那兒過周末，我就沒法去工作室寫作了。”
羅斯先生並沒有完全放棄寫作。他通過e-mail正在和一位前女友8歲的女兒合寫一個短篇小說；還為自己的傳記作者寫大量的筆記和備忘錄。
“我現在是在為布萊克·貝利工作，”他說，“報酬可不怎麼高。”他還說，自己以前從來沒對任何人這麼誠實過。
“布萊克減輕了我的負擔，”他說，“我不必再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也不必再去深挖它。你知道，為了寫小說，我需要把自己的人生當做一塊跳板。寫作的時 候，我腳下必須有些堅實的基礎。我可不是奇幻作家。這感覺就像站在有彈性的跳水板上，身體隨之上下起伏，然後一頭躍進小說之水。但是創作小說還是要以真實 人生為起點，這樣才能讓小說自始至終富有生命力。”
貝利先生說，羅斯先生準備的筆記已經裝滿了幾個箱子。“它們文筆雄辯，內容廣泛，”他補充說，“但是太多了，幾年工夫我都讀不完。”
羅斯先生有一件事要澄清：經常有人錯誤地引用他的話，說他曾聲稱“小說死了”。“我不相信小說會死，”他堅持道，“我是說小說讀者正在消失。這是事 實，這話我已經說了15年了。我說屏幕會殺死讀者，事實也的確如此。先是電影屏幕，然後是電視屏幕，現在又是最後一擊——電腦屏幕。”
但是，就算讀者人數減少了，偉大的小說還是會持續不斷地創作出來。“艾德·道克托羅 (Ed Doctorow)，”他開始列舉自己喜歡的作家。“堂·德里洛(Don DeLillo)，還有丹尼斯·約翰遜(Denis Johnson)，他們都非常棒。弗蘭岑(Franzen)——非常棒。厄德里奇(Erdrich)——簡直太厲害了。還有20來個非常非常不錯的年輕作家。都值得關注。”
他還說：“為什麼還需要更多讀者呢？數量不代表全部。圖書有自己的意義。”
此刻天色已晚。他站起身來，腳上只穿着長襪。他走到房間另一頭，打開了幾盞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