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文訊》11月號，台大中文系副教授高嘉謙曾專訪李永平老師，八千餘字的內容，較完整地呈現李永平老師對其生命歷程與創作的想法。謹與讀者們分享，紀念這位精彩的小說家。
作者｜高嘉謙
2015年李永平的《朱鴒書》出版，這位移居台灣數十年的馬華作家，終於完成了他夢想中的婆羅洲寫作「月河三部曲」。除了《朱鴒書》，這個系列還有《雨雪霏霏》（2002），以及兩卷本的《大河盡頭（上卷：溯流）》（2008）、《大河盡頭（下卷：山）》（2010）。前後歷時13年，李永平回到婆羅洲地景，呈現氣勢磅礡又幽婉動人的雨林故事。李永平訴說的家鄉經歷和少年記憶，引導讀者走入他個人懺情、成長的世界，以及婆羅洲殖民地經驗。小說的飄零情調和原鄉想像，交織著從婆羅洲、台灣和紙上中國循環構成的離散的原始激情。寫作期間，李永平因心肌梗塞，曾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但他憑著毅力和規律寫作，終究完成了個人創作上頗具意義的「回歸」。
2015年李永平榮獲台灣的第19屆國家文藝獎，這是對他40年文學成就的崇高肯定，也是馬華背景的創作人在台灣獲得最重要的文學獎項。其小說《朱鴒書》亦同時獲頒金鼎獎。2016年李永平被遴選為台灣大學傑出校友，彷彿替20歲來台就讀台大外文系的他，致上青春的冠冕。那是他在台灣歲月的起點，也是寫作的出發。
本次訪談聚焦於他獲獎後的心路轉折，回首過去，也探問當下。
將神祕壯麗的婆羅洲叢林帶進台灣的小說
問：您獲得2015年度中華民國政府頒發的國家文藝獎，相信是對您的文學成就的崇高肯定。回顧您數十年的寫作生涯，這個獎給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對台灣文學，以及馬華文學而言，您認為又有怎樣的象徵意義？
答：我，一個南洋僑生，在孫中山先生遺照注視下，接受中華民國的國家文藝獎。那一刻，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從大學時代的〈拉子婦〉開始，在台灣寫作近五十年，孜孜矻矻，不曾中輟，今天終於得到了公開和正式的肯定。我以誠摯的心情，代表一群來自馬來西亞、居留台灣、與我一樣默默從事筆耕的同胞作家，上台領獎。在我心目中，這個獎是一條連接台灣文學和馬華文學的臍帶，象徵一樁奇妙美好的文學因緣。
說它是奇妙的因緣，一點也不為過。想想，一個在婆羅洲叢林中出生、長大的孩子，如今竟然站在台北市一間大禮堂的舞台上，領取台灣的最高文學獎。這件事證明一個事實：台灣的社會是公開的、多元的；台灣的文化是寬大的、包容的。有容乃大。台灣這個蕞爾小島所產生的文學是巨大的、多彩多姿的，在當今世界華語文學中獨樹一幟。李永平何其有幸，能將神祕壯麗的婆羅洲叢林帶進台灣的小說，對台灣文學的豐富性，作出了一點貢獻。
我們敬愛的作家李永平先生（照片為何孟娟攝影）
我生於英屬婆羅洲，長於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安身立命於台灣。我是台灣作家，毫無疑問也是馬華作家。這雙重身分不會發生衝突。在我心靈裡，它們是能夠和諧共存的，就好比一個人同時擁有兩位愛他、彼此又能互敬的母親。這是福氣！
問：您獲得國家文藝獎的殊榮，剛好是在「月河三部曲」完成之後。您持續創作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應該也是獲得評審肯定的理由之一。能否談談「月河三部曲」在您創作生命當中的位置？相對前期的作品，寫作三部曲的動機和心路轉折又是什麼？
答：乍然間看到這個問題，我忍不住又要讚嘆寫作機緣的奇妙！我生平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說，是在婆羅洲讀高中時寫的，書名就叫《婆羅洲之子》。從此踏上寫作的路。50年的作家生涯可以用「漂」一個字來描述。在人生中，我最初從婆羅洲漂到台灣，再從台灣漂到美國，最後又從美國漂回到台灣來；在創作上，我先寫婆羅洲（《拉子婦》），再寫台北（《海東青》和《朱鴒漫遊仙境》），中間夾著一部描寫虛擬中國的小說《吉陵春秋》。最後，就像一個在外遊蕩多年，身心俱疲，開始想家的老浪子，我才又回頭來寫故鄉，一口氣推出三部記錄我在婆羅洲成長歷程的長篇小說《雨雪霏霏》、《大河盡頭》上下卷與《朱鴒書》，構成一個以婆羅洲最大河流為中心象徵的「月河三部曲」。人終究要回家。作家也有鄉愁。在外面兜了偌大、偌長一個圈子，在心靈和寫作上，李永平回到了原鄉。
回家的感覺忒好！書寫這部80萬字三部曲，是我一生最順利、最淋漓痛快的寫作經驗。那種感覺就像一個返抵家門的遊子，跪在母親膝前，向她老人家盡情傾訴心中的委屈一般。
「月河三部曲」，我手寫我心。把家鄉大河遭受的汙染和原鄉少女遭受的玷辱，細細說給母親聽。
無須賣弄技巧。不必在意批評家的看法。畢竟，寫了四十多年小說，我有資格把學過的所有文學理論和訣竅，一股腦兒給拋諸腦後，真正從心所欲，寫出一部返璞歸真──唔，見山又是山的作品。
挺懷念書寫「月河三部曲」那段時光。學校沒課的日子，一早起來泡杯黑咖啡，坐在書桌前一口氣寫上好幾個鐘頭。每每剛坐下，才提筆，便覺得一連串意象紛至沓來，出現在筆端。這些圖騰式的中國方塊字，就像書中描寫的月圓之夜，那群浩浩蕩蕩溯河而上的歸鄉客。他們一個牽引一個，不斷從我內心深處蹦出來，爭相降落在我面前那疊四百格原稿紙上。這股洶湧澎湃的氣勢，只有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舖〉可以形容：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村前
李永平長篇小說《雨雪霏霏》、《大河盡頭》上下卷、《朱鴒書》，構成一個以婆羅洲最大河流為中心象徵的「月河三部曲」。
身為小說家必須背負的宿命
問：談及作家的鄉愁，或鄉土、原鄉概念，尤其從您的一系列小說和強調的浪子性格看來，我覺得有相當複雜的面向。您筆下的婆羅洲反覆呈現受創的女性形象，裡面有一個殖民史和華人移民史的傷痕。但您也透過創造「朱鴒」這個角色，讓我們看到婆羅洲和台北的連結，看到你說故事的位置，甚至起點。近年，您的小說有機會在中國大陸出版，面向您所謂的「祖國」、motherland的讀者──這個屬於方塊漢字，以及離散華人情感上的「娘親」。我感覺三個地域在您都有複雜的情結和糾葛。是否可以藉此機會，談談您在小說世界意圖呈現的原鄉，以及長年的生活經驗裡，如何看待婆羅洲、台灣和中國。
答：2012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大河盡頭》簡體字版。我的作品正式進入了中國。第一個來採訪我的大陸記者，《深圳晚報》的李福瑩小姐，劈頭就拋出一個令我有點措手不及的問題：「身分上的不確定性，曾經讓你困惑嗎？」當時我給她的回答是這樣的：身分問題確實曾經困擾我。記得我剛到台灣時，本地同學常問我：李永平，你到底是哪裡人呀？我總是支支吾吾，因為如果答馬來西亞人，我心裡不甘；答中國人，在當時的台灣是犯忌的；答台灣人呢，我那時新來乍到，對這座島嶼還沒產生認同。被問得急了，我就答：「我是廣東人！」後來這就成為我的標準答案。如今在台灣住了四十多年，感覺上我早已是台灣人。現在回想，當初為身分困擾，真是庸人自擾吧。同時擁有多個不同的身分──馬來西亞人、中國人、台灣人，當然還有廣東人──是上帝的恩賜，是我寫作的動力和泉源。古今中外，沒有幾個作家有這種福氣。（2012年6月10日《深圳晚報》A16版）
但是現在我必須坦承，這是在大陸記者逼問之下，故作瀟灑的回答，只講了一半的真話。事實是：這個「困惑」陰魂不散，50年來一直跟隨我，至今還沒有得到完全的澈底的解決。而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在我有生之年，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了。
我何其有幸，同時擁有三位母親：生育我的婆羅洲和收養我的台灣，加上一個遙遠的、古老的、打我有記憶開始，就聽爸爸不時叨叨唸唸的「祖國」──唐山。我又何其不幸，這三個我最敬愛的女人常常在我心裡吵架。個中有文化原因、心理原因、政治原因，還有其他連我也搞不清楚的因素。這種無休無止的齟齬，表現在我的作品上，便是學者們所稱的李永平認同危機了。
在我的處女作《婆羅洲之子》中，這個危機便已浮現。主人公大祿士是混血兒，父親是來自唐山的華人，母親是婆羅洲原住民伊班人。如此的雙重血統和身分，在象徵上所代表的意義極其明顯，不須我解說。若不是伊班大神介入，故事的結局肯定是大悲劇。但認同危機並沒有消弭，身分衝突反而變本加厲，持續出現在《拉子婦》收錄的七篇小說中，愈演愈烈。到了《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我新認的母親台灣加入戰局。這就變成了三角關係，把問題弄得更複雜，在小說中處理起來更加棘手。
在這場「三母之戰」中，有一個作品值得特別注意。那便是膾炙人口的《吉陵春秋》。當年甫問世，這部時空朦朧的小說便博得批評界滿堂彩。讚美聲大都集中在它獨特、新穎的表現方式上，稱許它是小說藝術的一個「小奇蹟」。我必須提醒讀者：除了藝術成就之外，更重要的，《吉陵春秋》是李永平的一場中國夢魘。他原本只想描寫一個虛擬的、鄉野的中國，可寫到後來，不知不覺間就寫出了一個恐怖中國。這反映出作者什麼樣的心理呢？我不忍說。我只想告訴讀者，《吉陵春秋》簡體字版在大陸推出後，《深圳商報》記者楊青，在訪談中比較《大河盡頭》和《吉陵春秋》兩部小說時，講了一句非常中肯、深得我心的話：「如果說《大河盡頭》是李永平寫給生母婆羅洲的一封飽含深情的情書，那麼，《吉陵春秋》便是他寫給這位從不曾謀面的大陸母親的一份見面禮，只不過這份禮物有點沉重。」（2013年1月28日《深圳商報》C4版）
「有點沉重」可是含蓄的說法呢。弦外之音，讀者們自己推敲吧。
在這裡，我很開心的向大家報告：我三位母親中的兩位──生母婆羅洲和養母台灣──已經和解啦。在「月河三部曲」最終部《朱鴒書》中，我派遣女主角朱鴒充當我的使者，進入婆羅洲叢林訪問一年。這位勇敢、足智多謀的台北少女，不辱使命，成功地在這兩座相隔一個大海的島嶼之間，建立一條臍帶。從此，就像我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所說的，我的這兩位母親，在我心中可以和諧共存了。至於我的台灣母親和唐山母親之間，若還有興趣在我書中繼續吵架，就由她們去吧。我阻止不了。就當是李永平身為小說家必須背負的宿命。
《吉陵春秋》當年甫問世便十分受注目，左起分別是台灣版、日文版、中國大陸版封面。
台大九年：一生中最美麗的時光
問：就您的流動經驗而言，青年階段負笈台灣，過後又留學美國，返台定居後輾轉居住數個城市，因此有雙鄉或多個故鄉的複雜情感，其實都可以理解。我比較感興趣的是，除了《婆羅洲之子》，您的所有作品幾乎都在台灣語境下寫作。台灣社會從戒嚴到解嚴，歷經民主選舉、政黨輪替，您從外來者到移居者，同時也處在這個歷程之中。我想台灣這個生活空間，給了您很多複雜的時代感受和經驗吧。尤其您剛當選2016年度台灣大學傑出校友，這又是另一種榮耀。能不能說說您在兩個不同階段的台灣經驗和感受，對您的人生帶來的影響或改變。一則是在台灣大學外文系念書和當助教的經歷，另外則是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選擇回到台灣教學和定居。
答：今年七月四日，我突然接到台灣大學校長室祕書的電話。她以嚴肅而親切的語氣通知我：「校友李永平先生，您好。經本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推舉，您當選為台灣大學2016年傑出校友。」那一刻，心中所受的震撼，實在不亞於當初接到通知，得悉自己獲得國家文藝獎時的驚訝。離校近半個世紀，母校記起了我這個老學生！
李永平攝於1969年，當時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刊頭照片則為在美國念書時期的李永平，約攝於1970年代後期。（李永平提供）
1967年，我以僑生身分進入台灣大學外文系就讀。當時的台灣，政治氣氛嚴峻。台大在錢思亮校長主持下，與當道周旋，努力保持傅斯年校長從北大帶來的自由學風。文學院名師薈集，學術氣息濃厚。外文系在夏濟安老師引導下，則提倡文學創作，以學生為主力作者，創辦了影響深遠的《現代文學》雜誌。一時之間，台大外文系文風鼎盛，數年間培養出了日後引領台灣文壇風騷的一群小說家：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叢甦、陳若曦……我小子其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所幸我進入台大時，學長學姐們建立的創作風氣猶在。我置身這種氛圍中，對已成傳奇的「現代文學時期的台大外文系」，心嚮往之。於是在顏元叔、朱炎、齊邦媛諸位老師指導和鼓勵下，學習小說寫作。畢業後，留在系裡擔任助教五年，兼任《中外文學》執行編輯。這期間寫作不輟。
台大九年，塑造了我身為作家的人格和文學觀。如今回顧，這是我一生中最青春、最豐富、最美麗的一段時光。
當選傑出校友後，得拍一部介紹當選人的短片，在校慶日頒獎典禮上放映。我向攝製單位建議到台大校園去拍。那天，離開多年後重返母校，我漫步在壯闊的椰林大道上，穿梭在充滿書香氣息的文學院長廊中，躑躅在幽靜的傅園裡（當年在台大讀書，每次心中有煩惱，我便走進園中，獨自坐在傅斯年校長墓前，喃喃向他訴說心事）……這是一趟情感之旅。連製作人都深為感動。她半正經半開玩笑地說：「這部影片應該命名為『李永平致青春』！」
1976年我前往美國，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那六年，台灣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國民黨的高壓統治受到挑戰、島內政治面臨轉型。我在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市）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決定回台灣。由於種種原因，我沒返回母校台大任教，轉而接受新成立的高雄中山大學聘書。那些年，我目睹了轉型期的台灣在政治、社會和人心上的混亂，將它記錄在《海東青》和《朱鴒漫遊仙境》中。但我心裡從沒起過離開台灣、回到馬來西亞或移民美國的念頭，反而在1987年歸化為中華民國公民。守得雲開見月明。歷經民主選舉、政黨輪替、轉型正義的重重洗禮和淬煉，台灣蛻變成了一隻更美麗的鳳凰──我在國家文藝獎頒獎典禮上致答謝辭時，所稱頌的那個開放、多元、擁有多姿多彩的文化，在華人世界中獨樹一幟矯矯不群的台灣。
我為台灣欣喜落淚。我憑個人自由意志所選擇的母親，可真爭氣哪。
有時是題材選擇了作家
問：您提到了台大外文系在一九六○年代的文學氛圍，相信也是感受到當時的現代主義文學風潮而投入寫作，對吧？黃錦樹或評論家都將您歸類為現代主義作家，最重要的依據當然是《吉陵春秋》對文字、腔調的錘鍊，以及貫徹您前後階段的一些寫作特色，包括對聲音的敏感，罪與罰主題和人性／歷史陰暗面的處理。在台大那幾年，到底提供了您怎樣的文學想像或養分？尤其您之後還當了外文系助教，甚至在《中外文學》創刊之初當了執行編輯，這些經歷對您當時的寫作，提供了怎樣的資源和實際的影響？當時有沒有文學創作的夥伴和同儕？
另外，我覺得您的小說世界裡寄託了「鄉愁」的好幾個層面。那裡有華人跟殖民地的關係，家國跟母親的概念連結，漢字的情感，民族與文化的態度，大概這些都是您這輩子執著的母題，對吧？同時您創造出朱鴒這個角色，以及突出辶日迌這個主題，帶有馬克吐溫（Mark Twain）《頑童流浪記》式的風格。能不能說說，這些母題或主題的選擇對於您的意義？
答：一九六○年代，我進入台大外文系時，雖說還能感受到學長學姐們建立的創作風氣，但終究不如以往興盛。系中同學喜歡寫東西的並不多。我成了一隻孤鳥。幸喜，我有兩位良師（mentor）陪伴我度過孤獨的學徒歲月。一是《現代文學》，一是外文系圖書館。那時《現代文學》主將大都已赴美，但在白先勇努力下，這本以創作為主的雜誌，斷斷續續在台灣出刊。每次在台大對面「雙葉書廊」看到剛出爐的《現文》，我都欣喜若狂，掏出吃飯錢搶購一本，帶回家逐頁逐字拜讀。見獵心喜，自己也寫了幾篇小說，在顏元叔老師慫恿下投稿，結果登出兩篇：〈圍城的母親〉和〈胡姬〉。我這時期的作品在技法上很容易看出《現文》的痕跡。黃錦樹把我歸類為現代主義作家，我可以接受，儘管我不喜歡被貼標籤。事實上，在我的「學徒時期」，對我身為小說家的養成，影響更大的是台大外文系圖書館。一個系擁有自己的、獨立的圖書館，在當時的大學極為罕見。外文系圖書館是台北帝國大學留下的資產，蒐羅豐富，將西方文學名著一網打盡，甚至連蘇聯小說家蕭霍洛夫的「頓河三部曲」都有呢。大一時，我發現這座隱藏於文學院第二十四教室（現在的外文系會議室）的寶庫，從此，三天兩回，只要沒課我就會去流連一番。應該說是朝聖吧。佇立在一排排書架間，摸摸那破舊的書皮，翻翻那泛黃的書頁，嗅嗅那略帶腐朽味的陳年書香，和偉大的心靈作近距離的接觸。這種薰陶，比任何文學理論或竅門，對一個作家的養成更有助益。批評家讚美我的作品具有一種「大氣」，根源就在台大外文系圖書館。
你提到的那些東西──華人與殖民地的糾葛、家國與母親的關係、民族與文字的情結等等──確實是貫穿我一生作品的重大主題。這個現象，我的讀者早就看出來了。但是，批評家們沒有察覺到一點：有時是題材選擇作家，而不是作家選擇題材。我不幸，身為一個小說家，在題材和主題的選擇上並沒有自主的權力。離散和鄉愁、迷惘和尋找，就是我的成長歷程和生存經驗。我無法迴避。只要一動筆，它便會馬上竄出來，如同一個不散的陰魂，驅之不走。這就成了我寫作一輩子最大的苦惱。事實上，我那一輩的砂拉越作家，包括張貴興，當身分從「華僑」轉變為「華人」時，作品都會流露出這種困惑和不安，只是我的表現忒深，感觸格外強烈而已。馬華年輕一代的作家，如黎紫書、龔萬輝、鍾怡雯和陳大為等，已完全認同「馬來西亞」這個國家。他們的理想和追求、他們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情感，跟其他族裔的馬來西亞作家相比，並無不同，唯一的差別是他們碰巧使用中文（華文）寫作而已。這是一件好事。我羨慕他們，也衷心祝福他們，因為他們終於可以選擇自己的題材了。
題材既然非我所能選擇，那我就創造人物吧。我很幸運，也感到非常驕傲，在講述南洋浪子無休無止的漂泊故事時，無意中，我創造出了一位可愛的女性人物──朱鴒。王德威教授說她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年輕的女主角。在我心目中，她是永遠的小繆思。如同一個從石頭中蹦出來的小精靈，朱鴒橫空出世，現身在《海東青》中。從此，這個小丫頭便以各種形式、樣貌和功能，不斷出現在我的小說中，成為我召喚的靈感和訴說心事的對象。最後，在《朱鴒書》中她成為獨當一面的主角，在婆羅洲叢林裡展開一趟奇幻冒險旅程。我懇摯地希望，將來的讀者記得朱鴒，就像大家記得她的英國姐妹愛麗絲和她的美國兄弟──十歲，膽大包天，勇闖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頑童哈克芬。我也偷偷希望，全世界的華文讀者記住，我是朱鴒的創造者。這位東方式的、古靈精怪的、語言和行為具有濃濃台北風味的小繆思，可是小說家李永平一生寫作最大、最值得驕傲的成就呀。
李永平早年的短篇小說集《拉子婦》書寫婆羅洲，《海東青》、《朱鴒漫遊仙境》則將他所聞見轉型期的台灣在政治、社會和人心上的混亂記錄下來。
用辛苦掙來的「隨心所欲」徜徉文學的奇境裡
問：您在台灣自詡為南洋浪子，近年因為領獎因緣，生平第一次去了中國，還僅是南方的廣州而已。去年終於回去古晉一趟，但距離上次返鄉又過了二十餘年。感覺上您總有一種邊緣意識，低調安分，不喜移動。我有點好奇，這符合您原本的個性？尤其您的台大青春歲月曾經那麼意氣風發（這是不少人當年對您當助教的印象），後來的教書和寫作生涯也頗為自在。回顧自己這些年的生命歷程，如果不介意，能否談談原生家庭、婚姻、疾病、返鄉在您生命中帶來的體悟和轉變？我想這對您的寫作意識應該有一定的影響。
您說過早年曾有一段時間在台灣文壇不受到注意，直到黃錦樹等人的馬華文學研究興起，情況才有了改變。現在您終於獲得國家文藝獎和台大傑出校友的雙重肯定，對您的文學生命和台灣的生活經歷，都給予一個重要的位置。對您而言，浪子是否已更有歸屬感，對故鄉古晉也不再近鄉情怯？
答：這個問題，碰觸到了作家最不願意面對的兩件東西──老和病──著實讓我猶豫了一陣子。2010年8月9日，我進醫院開刀，做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從此體力大不如前，現今心臟功能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晚年得病，每天必須吃一堆藥，稍稍出趟遠門也得向醫生報備。在這種情況下，安能不「低調安分」乎？哪還能像年輕力壯時那樣四處辶日迌遊蕩呢？做個浪子需要體力。我韜光晦跡，並不是個性的轉變，更不是鬼門關前的頓悟或懺悔，跟你在問題中提到的那些事情──返鄉之旅、原生家庭和婚姻等等──也都扯不上關係。這是單純的生理問題，人人早晚得面對，只不過作家的感受特深罷了。我會善自珍攝，好好調養，冀望能多活幾年多寫幾本書。身體不能像往日那樣恣意「移動」了，但心靈依舊可以馳騁在文學的天地中。只要心能跳，就會有小說。
「國家文藝獎」和「台大傑出校友」的雙重肯定，確實加強了我這個南洋浪子的歸屬感。在我心中，台灣感覺上更加親近了，而砂拉越古晉不再是遙遠的漫漫歸鄉路。從此，我更有自信，更能以平常心看待我的這兩個故鄉。除此以外，我希望──誠摯地希望──這兩個大獎並沒有改變我什麼。李永平還是那個崇尚自由、追求閒雲野鶴的生活、喜歡耽溺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中，不斷書寫小說（他正在著手寫一部武俠小說哩）的老派作家。只不過，頭上頂著兩個光環，寫起小說來可以更加率性，筆下越發自由了。這種新感覺挺好。「月河三部曲」最終部《朱鴒書》出版後，我陸續讀到一些書評。其中一篇〈婆羅洲上飛翔的螢火蟲〉，出自大陸書評人張家瑜之手，最能道出我晚年的創作心境：
李永平以他的「月河三部曲」向故鄉致意。那亦是還童之旅。他不以垂老姿態回鄉，因為他覺得人最好不要長大。他最生動的記憶，停留在童年時段。從古典晦澀、低迷陰暗跳出來之後，他又是那個半世紀前到加里曼丹的大河，遊歷這蠻荒叢林的少年了。一個希望自己是寫實主義的作家，卻迷路到現代主義那天馬行空、一如童話傳奇的山野之歌中。這一路走來，就如他的一首情歌：「實對你說了吧，再想我回來不能夠，從今丟開手！」放得下丟得開的作者，隨心所欲。
──《深圳新聞網》，2016年1月16日
我就用這一份經由50年寫作生涯、辛苦掙來的「隨心所欲」，在人生剩餘的歲月中，繼續徜徉、迷路在文學的奇境裡，寫作一部真正天馬行空的中國武俠小說吧！
原載於《文訊》2016年11月號
2017年9月22日，李永平終究不敵病魔的侵襲，《新俠女圖》留下了未完之憾。小說裡的白玉釵從此成爲永遠的懸念。（龔萬輝繪圖）
覺得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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