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佛觀/ 徐復觀 (1903-1982) 2026徐復觀致學生書柬 (包含曹永洋、杜維明，楊牧（王靖獻）、王孝廉、翟志成等九組，共計三百三十餘封；他的家書和與學生通信錄也很可参考
可能是東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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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致學生書柬
"本書由翟志成主編，收錄了徐復觀先生致授業學生書柬，包含曹永洋、杜維明，楊牧（王靖獻）、王孝廉、翟志成等九組，共計三百三十餘封（另附錄杜維明致徐復觀書信等五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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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書和與學生通信錄也很可参考
國民黨少將將毛澤東問得無言
環球時報-環球網 2016-02-14 11:33 跟貼 18090 條
徐問：“譬如現在德、意、日三國結成軸心同盟，與舉世為敵。假定一旦戰局逆轉，形勢險惡，到了非犧牲不可的時候，請問潤之先生，那究竟犧牲哪一國?誰來提議?誰來贊同?又有哪國甘願犧牲?”毛澤東一時無以回答，面有難色。
晚年徐復觀
一九四三年前後，徐佛觀受派進駐觀察的延安。
徐佛觀延安時期照片
徐佛觀坐在延安交際處，遠處就是寶塔山。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徐復觀作為一位台灣學者被介紹到大陸，其著述《中國藝術精神》《兩漢思想史》等在當時的知識界和讀書界頗得清譽激賞。近年來我在研讀延安學文獻中，獲悉這位徐復觀先生，曾經名為徐佛觀，以國民黨少將觀察員身份受命派駐延安，寫下見識深刻的觀察報告，當時就受到蔣介石的關注，時隔七十餘年，仔細研讀之，仍然讓我為之心生崇敬。
看過延安，把脈點穴國民黨
1944年3月，蔣介石在一份關於延安的觀察報告上批示:“此乃本黨某同志對中共情形實地考查所得之結論。某同志一面為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一面對黨派問題，素無成見;故其所得結論，較客觀而深刻。某建議部分，亦頗有獨到之處，可發人深省，故特為印發，供本黨負責同誌之閱讀研究。其中所加之圈點，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啟發奮勉也。”這個批示印成小冊子時作為編者“序言”出現在扉頁上，內容中多處圈點文字，顯示國民黨最高層對其極為重視。
這份關於延安的觀察報告，就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派駐第十八集團軍少將高級聯絡參謀徐佛觀，在經過半年的觀察研究之後，所撰寫的一份對於共產黨和延安革命隊伍的所見所聞，以及對於國民黨和重慶國民政府的反思反省意見書。唐縱當時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任職，他在日記中記載，徐佛觀“1943年返重慶，寫了一份對延安及共產黨軍隊的觀感報告，蔣極為重視，作眉批，印成小冊子。徐於1945年初在侍從室二處六組工作，後任中央乙級會報聯秘處副秘書長”。(《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86頁，群眾出版社1991年8月版。)
張令澳曾在侍從室二處工作，他回憶:“此人專門研究中共問題，調回重慶後，蔣介石幾次召見他，詳細聽取他匯報在延安情況，甚感興趣。徐佛觀寫有一份對中共內部情況分析的報告，蔣認為'見解獨到，分析透切，，對這份報告反复閱讀，並在精闢處，加了不少圈圈點點和批語，予以讚賞。事後就派徐佛觀進第六組(處)，主持對中共問題的研究。”(張令澳《侍從室回夢錄》，第278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徐佛觀受派到延安時期，正值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國民黨藉機渲染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紛爭，而處於整風運動高潮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議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動。在國共雙方政治紛爭的歷史舞台上，徐佛觀有機會親身觀察體驗兩個政黨陣營裡的情狀，雖然完全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對其報告需加以批判性閱讀，但是他對兩黨紛爭問題的觀察思考，卻有一個民族國家情懷所在，所以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也更加發人深省。
今後為求有效之處置，須先承認以下之事實。鬥爭而不承認現實，則其第一步已歸失敗矣。
1、在精神上與行動上，中共今日係以絕對性、全體性對我，而我僅係以有限性應之。
2、在彼勢力範圍內之民眾，雖萬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為其效命。在中央勢力範圍內之民眾，雖萬分寬大，而其地位能接近政權者，在事實上，反多為蛀蝕政權之人。其無機會接近政權者，則更為蛀蝕政權之分子所壓抑，無由窺見中央之本體。故彼能擾亂我之社會治安，而我反不易拯救彼榨壓下之民眾。
3、彼可偽裝民主政治之外形，以欺騙國人、國際;而我則既不能拒絕民主，复未能靈活運用之。
4、戰後我以和平安定為有利，彼以混亂分裂為有利。求混亂遠較求和平為容易。
5、抗戰以來，敵後彼我鬥爭之現象，在我方最先為黨之失敗，其次則為政之失敗，最後則為軍之失敗，恰與彼之發展過程相反。(《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五冊上，第32—33頁。)
基於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徐佛觀斷言，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之間必定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和較量。“與姦偽之鬥爭，不全勝即全敗。全勝則奠定國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敗則淪數千年文物為異類，其中絕無中和之理。將來鬥爭正式展開以後，其慘烈遠過於往時。”(《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五冊上，第40頁。)“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決沒有政治前途的。”(胡曉明、王守雪編《中國人的生命精神:徐復觀自述》，第66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這對居於抗日建國領導地位的國民黨，對處在政權正統地位的國民政府，無疑是當頭棒喝，警世危言。並且，對於這種嚴重危機，徐佛觀認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以及民主派中間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種政治解決方案，都是無濟於事的。“然則此一問題，果能以政治方式解決乎? 本人曾以各種方法，探索彼方(共產黨方面，引者註)之真正意見，始知不特中央(國民黨方面，引者註)所希望之政治解決條件，不能達此目的;即社會粉紅色人物所想像之條件，乃至共黨自身今日所公開主張之條件，亦決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凡了解共黨之本質與歷史者，皆可認此為當然之事。中共對內部宣傳，短則五年，遲則十年八年，必統一中國。彼心目中之革命與政權，系絕對的而非相對的。”這裡所說的“粉紅色人物”，是指當時同情共產黨的民主派中間力量代表人物。既然各種政治方案都解決不了問題，那麼，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一場軍事戰爭帶來的總較量，就不可避免。
如此判斷，如此警示，在國民黨高層部分參與決策者當中，所引起的騷動和震動是甚為強烈的。“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新自延安歸來，歷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令人憤慨。據徐佛觀觀察，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托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並不可樂觀!”(《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88頁。)危機當前，對對方採取漠視、咒罵、醜化的情緒化態度，都是非理性的。徐佛觀高出常人之處，是保持理性的態度，對事態做出比較深入的研究，做到“入木三分罵亦精”。
徐佛觀據其觀察認為，延安掀起此次針對“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議活動，相比較而言，其軍事攻勢小，政治攻勢大，達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強其幹部軍隊對中央之敵愾心，使彼可隨時採取任何行動。在自衛口號之下，完成社會組織之徹底軍事化”。如果說前者是針對國民黨作和談破裂後的戰爭準備，後者則是藉以完成整風運動的重要推動力。“整風運動即係一元化運動，即係思想一元化、領導一元化、工作機構一元化之運動”。對此，徐佛觀認為這是日本侵略者自1940年開始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實施“大掃蕩”的客觀環境造成的。
“敵人以一元化之方式，向其掃蕩，甚收功效。於是彼乃提出以一元化對一元化之口號，更轉而對付中央。”這種理解未免有些片面，但是他關注到這種“黨、政、軍、民(民眾團體)之領導權，一元化於黨;而其工作之目標，則一元化於軍”，其結果可以大大提高團隊執行力。“其領導之方式，在黨內確係採取民主集中製，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對於組織紀律性渙散的國民黨軍隊來說，是望塵莫及，自嘆弗如的。
這種黨與政的默契制約，相互配合關係，是蔣介石政權始終沒有妥善解決好的難題。徐佛觀提供的延安經驗，為蔣介石撥亮了一盞成功的明燈，儘管有些遙遠，但是眼前為之一亮。
與此相關聯，在執政黨和政權對於整個社會控制力方面，徐佛觀將延安經驗與國民政府統治模式相對照，發現國民黨政權只能稱得上一個“半吊子”組織，橫向不能到邊，縱向不能到底，縣級政權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紳土劣手中。“縣政府以上者為鄉原()政治，縣政府以下為土劣政治。不僅不能形成國防、經濟、文化凝為一體之堅實社會，並亦不能與現實之軍事要求相適應。”所以，必須學習延安整風運動建立起來的中共一元化領導體制，“以一元化對一元化”。
中共之秘訣，在於以農民黨員為發展組織之對象，故其組織能深入於社會裡層。黨之組織深入於社會裡層以後，第一步先以各種方式變社會為絕對之戰鬥體，由此戰鬥體中以產生軍隊，發展軍隊，於是軍隊遂能與社會結為一體。我方則因黨未能在廣大之社會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會生根，因之軍事力量亦無法在社會生根，而浮出社會之上。是故在其選定之時間內向我攻擊，則如潛水艇之攻擊武裝商輪，在其控制之空間內以行防禦，則能深藏於九地之下。
所以，在徐佛觀的考察報告中，儘管他堅定地站在國民黨的政治立場上，偏頗狂傲地認為，“中共係由中國社會之弱點所產生，而非由社會之需要所產生”，企圖從理論上取消共產黨存在發展的合理性，但是，其自相悖論的是，在同一個報告中他又承認，“中共為社會問題，非一術一策即可收效”。為此，他提出必須改變國民黨的組織發展方向，把已經淪落為局限於知識分子的“書生黨”，轉化為包括中產階級、自耕農和其他勞動者在內的全民社會黨。
黨團為國家民族之大動脈，新血輪。然血液之循環，若僅及半身而止，則必成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現象，中央有黨團，至省而實際效能已減，至縣則僅有虛名，縣以下更渺然無形無影，是黨團之組織，乃半身不遂之組織，黨團之活動，亦成為半身不遂之活動。故姦偽可以控制社會，會門可以控制社會，土劣可以控制社會，迷信團體可以控制社會，而本黨團反不能以獨力控制社會。此其故，在本黨黨員團員之成分，僅以知識分子為對象，於是黨團之組織，亦自然僅以上層為對象：故本黨今後組織之方向，必須為書生與農民之結合，以書生黨員領導農民黨員。於是黨之組織乃能深入農村，黨部乃有事可做。農村與都市乃能成為一體，智力乃能與體力冶為一爐。可不談民眾運動，而民眾自能與政府相呼應，以形成國防、經濟、文化一元化之實體。在此實體之上，可以戰鬥，可以民生。此一發現，雖至淺至近，然黨團復興之路不外乎此。
這個觀點，可謂一針見血，但是在當時條件下無法實現。後來，徐佛觀多次重複闡述並加以修訂完善，成為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丟棄大陸，退居台灣時期，進行國民黨改造運動的重要理論依據。
1943年7月，抗戰爆發六週年前夕，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之際，叫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對此，毛澤東約見徐佛觀時義正詞嚴地警告道:蔣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時出兩個太陽，我偏要出一個給他看看。“再過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誰手!”
熊十力的學生變成康澤的部下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接受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自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的八年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處先後派遣六批約十人次的軍事聯絡參謀到延安，其中有的還帶有家屬和工作人員。這些聯絡參謀的職責是:加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第十八集團軍的聯繫;了解八路軍抗擊日本侵略軍的實際作戰情況，並隨時向上峰報告;同時，如實觀察匯報八路軍的戰鬥消耗和困難，俾以及時給予補充。
在這些聯絡參謀中，有同情並支持八路軍抗戰的，有從事特務情報工作的，有生活作風不檢點的，唯有徐佛觀對延安整風運動做認真觀察和深入研究。他撰寫的延安觀察報告，警示如果國民黨不思改過，共產黨將會奪取全面政權，深得蔣介石的賞識，並促成以後的國民黨改造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他先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企圖通過拯救國民黨來挽救中國;爾後退出政壇，站在中華文化的立場上，探尋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道路和中國人有體面有尊嚴的生活可能。
徐佛觀(1903-1982)，湖北浠水人，原名秉常，字佛觀，1944年結識熊十力拜其為師，由老師為其改名為複觀。徐佛觀出身耕讀人家，父親以鄉間塾師為業，勉強維持生計。這個家庭在給予孩子良好的啟蒙教育同時，還讓孩子參加農村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砍柴、放牛、撿棉花、摘豆角，這都是我二十歲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課。我父兄的艱辛，一閉目都到我眼前來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兒子，真正是從農村地平線下面長出來的。”這種農村生活的早年經驗，在他看來是一個中國人學習掌握自己文化精神的根脈所在。
1923年徐佛觀從武昌湖北省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過小學教員。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北國學館。當時的閱卷人是國學大師黃季剛，對於徐佛觀的答卷十分欣賞，曾在課堂上誇獎，“我們湖北在滿清一代，沒有一個有大成就的學者，現在發現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並且是我們黃州府的人……”他當時的同學介紹，“徐先生天資過人，任何繁複文字，看過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領。常放言高論，壓倒群倫;有時舉止脫略，自校門進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無人……徐先生的自習室在樓下，夜間多高聲朗誦。”限於時代環境和家庭條件，徐佛觀讀書期間還兼任小學教員，以彌補生計。
1926年冬，北伐軍攻占武昌，湖北國學館關閉，徐佛觀被迫放棄求學生活，捲入時代激流之中。他參加國民革命軍，擔任營部書記，軍旅途中廣泛閱讀了《孫文學說》《三民主義》等革命著述。但是一陣浪潮過後，徐佛觀差一點被當作共產黨而殺頭。慘痛的經歷促使他斷然退出政治活動，繼續從事小學教育工作。1928年獲得機會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明治大學經濟學系和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在此期間，他比較多地涉獵各種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著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徐佛觀因為參加抗議日本侵略活動，被日本當局逮捕監禁後，驅逐回國。為了生計，他經人介紹到廣西的國民革命軍中任職。兩年後離職，成為國民政府內政部長黃紹竑的幕僚。此後大約五年時間裡，他跟隨黃紹竑走南闖北，協助其偵察進軍新疆路線、駐節歸綏、籌劃滬杭甬抗日軍事防禦方案，特別是直接參加指揮山西娘子關戰役，親眼目睹太原失守，國民黨軍隊渙散混亂，黎民百姓流離失所，一顆書生報國之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在娘子關一役中，我深切體驗到，並不是敵人太強，而是我們太弱。我們的弱，不僅表現在武器上，尤其表現在各級指揮官的無能。無能的原因是平時不認真的求知，不認真的對部隊下功夫。再追進去，內戰太久，賞罰一以派係為依歸，使軍人的品格及愛國心受到莫大損傷，更是根本原因所在。”
與國民黨軍隊的渙散混亂不同的是，徐佛觀看到的共產黨八路軍，從容鎮定，行動迅速，特別是一些高級將領們，其精神狀態與國民黨將領截然相反。有一次閻錫山在太原宴請國共雙方高級將領，徐佛觀“留心觀察，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面黃肌瘦。蕭克坐在我的左邊，從頸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這些八路軍將領們“對情勢的估計，比我們清楚得多。並且他們早已胸怀大志，當時是急忙展開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們的行動干淨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覺。另有一次在石家莊，徐佛觀聆聽了周恩來關於國際形勢的演講，對黃紹竑說:“我們可能還沒有這種人才。”黃紹竑只有笑而不答。
1938年春，徐佛觀離開黃紹竑，任國民革命軍八十二師團長，參加在武漢舉辦的軍官集訓。隨後，以戰地黨政委員會戰地政治指導員名義，考察鄂東地區和冀察戰區。曾短暫時間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的高級參謀，因派系鬥爭，於1941年11月調到重慶中央訓練團任教員。一年後，經人介紹認識唐縱，並被推薦給康澤。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復興社總書記的康澤，任命徐佛觀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
康澤晚年回憶，“關於被派到八路軍的聯絡參謀，是與別動隊有聯帶關係的。1938年5月，我雖解除了別動隊總隊長職務，但派到八路軍的聯絡參謀的更動，仍規定由我提出，直到1945年10月我出國，才完全由軍令部第二廳直接任用管理。”這裡所說的“別動隊”，是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基礎上成立的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武裝特務組織。康澤兼任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總隊長，直接受蔣介石領導。所以，派駐延安的八路軍聯絡參謀，實際上都同時兼有國民黨特務職責。
與毛澤東數次長談
1943年5月8日，徐佛觀、郭仲容同時受派擔任聯絡參謀，接替陳宏謨、郭亞生，從重慶來到延安。他們經西安，進入陝甘寧邊區後，僱用毛驢騎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與羅瑞卿、任白戈同學，此次受命出任八路軍一二零師聯絡參謀。“由於前後來的聯絡參謀在我軍內不斷搞特務活動，我們向國民黨提出了抗議。於是，從1941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後，我們不許聯絡參謀再上前線，而只讓他們留在延安。”(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55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所以，郭仲容自始至終都和徐佛觀同住在延安交際處。
徐佛觀是受派擔任駐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少將聯絡參謀，也是到延安軍銜級別最高的聯絡參謀。這兩位聯絡參謀騎著毛驢進延安，不擺架子，不唱高調，一開始就給中共方面留下比較好的印象。
他們住宿在延安城南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招待所，稍事安頓就提出希望拜見毛澤東、朱德。經請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總參謀長葉劍英接見他們。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朱德和葉劍英舉行正式歡迎儀式。朱德向他們介紹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前方的鬥爭情況和“皖南事變”後敵後戰場的形勢發展趨向，明確指出:“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以民族命運為重，堅持爭取兩黨團結合作抵禦侵略的方針，希望你們來延安後與我們共同為兩黨繼續合作做出貢獻。”
葉劍英強調說:“如八路軍、新四軍這樣忠於祖國忠於民族的軍隊是古今中外沒有的。你們重慶軍政部對我軍長期以來斷絕一切物資供應，不發一槍一彈，不發一分錢，我們還是擁護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抗戰到底。我國有句俗話叫做'有奶便是娘，，我們現在是'無奶也是娘，呀! 希望諸位設身處地想一想，我們今後對許多根本問題就不難取得一致的看法。”
徐佛觀講話中高度稱讚延安的精神面貌，彷彿是大革命時代的黃埔，真是令人敬佩!他竭力表現為國民黨內進步分子的姿態，痛斥國民黨內的貪污腐化行為。雖然雙方話中暗藏機鋒，但總體氣氛融洽。談話後，葉劍英在總司令部邀請他們共進午餐。
大約一周後，毛澤東在棗園會見徐佛觀、郭仲容兩位聯絡參謀，“同他們懇談國共關係問題，請他們向重慶、西安國民黨方面轉達共產黨精誠團結的意旨。”
據徐佛觀後來回憶，他在延安期間，與毛澤東有過五次以上的長談，並誠懇地請教很多問題。比如“應當怎樣讀歷史”。
毛澤東的回答是:“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
對此，徐佛觀頗以為是。談到《論語》，徐佛觀詢問:“孔子的話，你有沒有贊成的?”
毛澤東想了想答道:“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辨)之，篤行之。，這就是很好的話。”
徐佛觀補充道:“應當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澤東也點頭稱是。徐佛觀記憶中與毛澤東談天閒聊時的印像都是好的。
時值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送給徐佛觀一本《整風文獻》。下次見面時，毛澤東問道:“徐先生看我們那種東西里面，有沒有好的?”
徐佛觀認真研讀過這些文章，回答說:“有。”“哪一篇?”
“劉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毛澤東聽罷表現出很驚喜的樣子，連聲說:“你覺得那篇文章寫得好?他在這裡，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第二天，劉少奇果然到招待所來看望徐佛觀。一個受命而來，一個關心軍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談得很。留給徐佛觀記憶裡的這位中共領導人形像是:“瘦瘦的個子，態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頓後，沒有談什麼，所以再記不起一點談天的印象。”當時徐佛觀並不清楚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後來留心打聽，才知道他是理論和組織的重鎮，在毛澤東面前的分量，遠在周恩來之上。”
在與中共領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觀覺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歷史巨流的人，不以為毛有本領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認為“中共許多現象，只有順著歷史的巨流來加以解釋，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還說:“我們雖然身在海外，雖然反對共產黨，但是我們非常愛我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希望共產黨做得好。我們的國家，現在不錯，是站起來了。這個站起來，在我們的腦子裡面，當然第一功勞，是毛澤東。沒有他的氣魄，沒有他的號召力，沒有他組織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住在窯洞裡，徐佛觀除了參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務參觀活動，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研讀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獻資料，其餘時間就是“讀通了克勞塞維茲所著的《戰爭論》 ”，並寫下不少讀書筆記。因此，又多了一個與毛澤東談話時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毛澤東在談論游擊戰術時強調說:“這不過是小規模擾亂戰，若指揮大的兵團，必要時在戰略上要犧牲一個兵團，然後才能保全兩個兵團，那就要壯士斷腕，立即決斷。”
徐佛觀對此不敢苟同，辯論道:“這在戰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現在德、意、日三國結成軸心同盟，與舉世為敵。假定一旦戰局逆轉，形勢險惡，到了非犧牲不可的時候，請問潤之先生，那究竟犧牲哪一國?誰來提議?誰來贊同?又有哪國甘願犧牲?”
毛澤東一時無以回答，面有難色。那次徐佛觀告辭時，毛澤東送出窯洞門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別。
當然，由於雙方站在完全不同的黨派立場上，縱然學問見識上相互傾慕，但在原則問題上卻針鋒相對，錙銖必較。1943年7月，抗戰爆發六週年前夕，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之際，叫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對此，毛澤東約見徐佛觀時義正詞嚴地警告道:蔣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時出兩個太陽，我偏要出一個給他看看。“再過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誰手!”
7月9日，延安各界三萬多人緊急集會，抗議國民黨軍隊企圖“閃擊延安”，進犯陝甘寧邊區的挑釁行為。“我們為了使國民黨當局知道我們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決心，邀請徐佛觀、郭仲容參加大會。徐佛觀堅持其反動立場，中途退場。郭仲容聽完了各界代表反擊頑固派反共的聲討。會後徐郭急電向重慶報告。他們從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63頁。)對於這種行為，徐佛觀不依不饒，他表示不能接受吳玉章在大會發言中對於蔣介石的侮辱性言詞，要求公開道歉。遭到拒絕後，他帶領郭仲容在招待所裡開始絕食抗議。
“為此，總司令親自來挽留，關心他們的生活，穩定他們的情緒，但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後鬧到絕食，兩個人幾天都不吃飯。”後來是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並且親自到招待所來寬解一番，矛盾才算緩解。
在對中共領袖人物的接觸交往中，徐佛觀認為周恩來最大的吸引力在於，“他在人與人之間有真正的人情味，他個人生活相當嚴肅。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單對共產黨裡的同志有人情味，與非共產黨的人接觸時也表現一種人情味，我想這是很難得的”。這種“人情味”，具體表現為永遠保持“人的立場”作為待人接物的最後底線。“和他談問題，他總是通情達理，委曲盡致，決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場。”哪怕是面對面聽著反對的意見，批評的意見，總是心平氣和，耐心地給予解釋，解釋了還不被相信，也只是說將來會慢慢解決的。
對於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印象，徐佛觀覺得這是一位寬厚的長者，有很寬厚的態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見時，略有差距。
1943年10月，徐佛觀獲准先行離開延安，途經西安時看望胡宗南。一餐飯後，簡單交流，徐佛觀就到寶雞等候去重慶的汽車。未料胡宗南卻派人追到寶雞，一定要徐佛觀再回西安。數次宴請，胡宗南詢問有關延安的情況，並希望把自己的做法與延安進行對比。徐佛觀無意於去做什麼對比，以流於一般官場逢迎拍馬，只是告訴他:“延安的物質困難，但他們的野心甚大，做法相當有效率;勸他萬不可存輕視之心，並應虛心研究他們的長處，尤其是在領導方式上特別值得考慮。”還特別推薦延安《整風文獻》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實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沒有這些文章資料，徐佛觀答應把毛澤東送給自己的那本轉送給他。
深夜得蔣介石召見
半年影響一生。派駐延安的經歷，改變了徐佛觀的人生命運。
從延安返回重慶，徐佛觀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裡，多次表現出對時局的深深憂患。當初由康澤授命，回來後當然首先向他復命。沒想到這次見面，卻是“彼此非常不愉快。我告訴他，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他聽了更不以為然”。(《中國人的生命精神:徐復觀自述》，第66頁。)多年過後，他對此依然耿耿於懷。“回到重慶後，我和當時負有較重要責任的人談天，認為國民黨若不改建為代表社會大眾利益的黨，共產黨即會奪取整個政權;而對付共產黨，決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是鬥爭的技術問題。當時聽我這種話的人，都以為我是神經過敏，危言聳聽，有一位先生還和我大吵一架。”(徐復觀《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 知音難求，一腔熱情也難免鬆懈頹唐。這時徐佛觀借住在重慶的南方印書館，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紙牌，等船東下，與妻子會齊，以遂還鄉隱居之願。
正在這段極度頹唐無聊的日子裡，經鄉賢陶子欽引薦，徐佛觀拜見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的何應欽，一位親和樂易、對其陳述聽得津津有味的國民黨要人。靜靜地聽完後，何應欽問:“你還到延安去嗎?”
“我最近就回鄂東。”徐佛觀冷靜地回答。
“有什麼任務嗎?”“回去種田。”
最後何應欽給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東，等幾天好了。”
徐佛觀仍然回到嘈雜的南方印書館，狐疑不定地等待著命運的召喚。不久，就接到電話通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最高長官蔣介石定於當日下午五點在曾家岩約見。按時到達委員長官邸後，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員長報告，最好不要超過五分鐘。徐佛觀由小客廳走進大客廳，委員長已經站在那裡。“我第一個印象，他的威嚴也趕不上陳辭修(陳誠，引者註)先生，當答復問題時，總記著五分鐘的時間限制;但實際，他要求我談了好幾個五分鐘，並要我寫個書面報告。”何去何從，還在猶豫之中，徐佛觀沒有馬上動筆。
1943年11月17日深夜十點鐘，徐佛觀突然接到曾家岩通知，委員長立刻召見。原以為是延安方面發生了什麼重要問題，需要徵求徐佛觀的意見。實際上，是蔣介石忙於安排各項工作，次日一早飛赴埃及參加開羅會議。“但見面後，只問我家裡的情形，拿起鉛筆來寫三千元的條子給我，叫我不要離開重慶。我出來後，覺得有些奇怪，送點錢給我，不是需要緊急處置的事情。”三天之後，從新聞裡看到蔣介石飛赴開羅的消息，徐佛觀才明白原來是委員長臨行前的特自安排照拂。“這一點，倒確實令我感動，便打消了回鄂東的念頭，拿起筆來寫他所須(需)要的報告書。”
其實，此前徐佛觀寫過多份觀察報告，直接復命的是康澤方面，可能始終沒有到達最高領導層。康澤後來回憶說:“我提請派徐佛觀去做八路軍總部聯絡參謀。徐佛觀，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他擔任這個職務大概有兩年或更長一點。曾先後回重慶述職三次，還有比較系統的報告書。他有一次報告共產黨的整風運動，蔣介石曾把他這個報告書批交高層反共決策機關'聯合會報，印發參考，並約他見面。1943年冬的一次綜合報告，涉及了陝北黨、政、軍各方面的情況和意見。蔣介石很讚許他這一個報告書。”這是康澤晚年的回憶，在一些具體時間、事件上明顯有誤。徐佛觀被派駐延安總共只有半年時間，很可能是把其他聯絡員的事串聯到這個聯絡員身上了。但由此可以證實，徐佛觀擔任駐延安聯絡參謀期間，肯定寫過不止一份觀察報告，不過只有最後這一份直接遞交蔣介石，得到重要批示，受到應有的重視和珍惜。
1943年底，徐佛觀被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辦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縱又把委員長要求調用徐佛觀到侍從室第六組工作的手令拿出來。徐佛觀擔心自己一個鄉下人，忽然進入最高統帥的侍從室適應不了環境，還是選擇了留在參謀總長辦公室。1944年，徐佛觀隨何應欽出任陸軍總司令駐節昆明一個月，未能發揮什麼作用，回到重慶後，正式進入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工作。“我因此有機會領略到當時政治中堅人物的風采、言論。我讀過不少線裝書，也讀過相當多的社會科學這一方面的書。我不了解現實中的政治和政治人物;但我了解書本上的政治和政治人物，尤其是我常常留心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之際的許多徵候和決定性的因素。這便引起我有輕視朝廷之心，加強改造國民黨的妄念。我為此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提出具體的意見。”其主要內容是認為國民黨的組成分子，已經完全是傳統的脫離了廣大社會群眾的知識分子。
“這種知識分子，只有爭權奪利才是真的，口頭上所說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因此，要以民主的力量打破當時的幾個特權圈。要以廣大的農民農村為民主的基礎，以免民主成為知識分子爭權奪利的工具。一切政治措施，應以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為總方向、總歸結。”(徐復觀《曾家岩的友誼——我個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斷》) 蔣介石非常看重這些報告，在閱讀過的報告上留下許許多多的圈圈槓槓。
遠離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期間，蔣介石調任徐佛觀為總裁隨從秘書，會議期間跟隨蔣介石左右。這時，徐佛觀認定自己的命運已經深深地與國民黨政權捆綁在一起了，但實在不甘心就此與一灘污泥濁水相廝混。
在一個黨風不正、政風不廉的政治環境下，不能泯滅自己的道義良知，努力去做一個清官的成本代價，有時候遠遠超過去做一個貪官和昏官。徐佛觀非常清醒的是，他勢必與這個政權同運命，再無歸隱的可能。這有儒者以死相報知遇之恩的真誠愚忠。同時，他又看透了周圍的人們，“寧願以片刻權力的滿足，不惜明天的碎屍萬段的天性”，還談什麼改革創新?心裡隱隱約約的希望是期待國際局勢的變化，卻又渺不可期。能不能轉行到學術界，看那裡還有些什麼人才?
此前的1944年春，徐佛觀住重慶南岸黃角坳時，為同鄉學者熊十力的學問所吸引，並得緣拜訪先生，受到學問上的心靈震撼和感悟。“自民國三十年(1941年，引者註)起，對時代暴風雨的預感，一直壓在我的精神上，簡直吐不過氣來。為了想搶救危機，幾年來絞盡了我的心血。從三十三年(1944年，引者註)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黨政軍人物，我大體都看到了。老實說，我沒有發現可以擔當時代艱苦的人才。甚至不曾發現對國家社會，真正有誠意、有願心的人物。沒有人才，一切都無從說起。”這種無從說起的末世的悲哀，是無可言喻的。
1946年，徐佛觀隨著國民政府復原搬遷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辭呈，退出國民黨政權的政界圈子。他從蔣介石那裡得到一筆錢，然後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創辦一份純學術月刊《學原》，自1947年創刊，至1949年停刊，共出三卷。他自己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一篇自己的文章。從大陸逃亡香港，徐佛觀改名徐復觀，又從蔣介石那裡獲得九萬港幣的經費，於1949年5月創辦《民主評論》雜誌，為1950至1960年代港台地區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個主要輿論陣地。
從官場到學界，局勢動盪，人生地疏，生民多艱。徐復觀曾一度生活無著落，只得賣掉心愛的書籍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1952年應約到台中開始擔任教職，才逐漸有了轉機。此後，徐復觀以讀書、教書、著書為終身職業，並成為新儒學重要代表人物。
他認為，近代中國貧窮積弱，國際上不斷遭受欺侮，國內政治紛爭，戰爭頻仍，社會混亂，人心浮躁，其病症根源都是中華文化危機。要讓每一個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體面尊嚴的生存可能，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覺，從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開闢出能夠化解現代化生活危機的中國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揚中華文化來拯救中國社會和現代人生。
這是一位與共產黨政治立場完全相對立的值得敬佩的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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