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伊博士的《啟蒙運動：一種解讀：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 1966)榮獲1967年的國家圖書獎。2004年，美國歷史學會授他終生成就獎，讚揚他是位”讓人類心靈的一生活龍活現”的學者。
1941
英文gay指同性戀，最先是1933年，不過這到1953~1960年代，還只是圈內人的用法。到80年代才成為"標準語"。
所以1941年 Peter Gay舉家逃亡美國歸化時1946 (一說1941)，將自己姓名Peter Joachim Fröhlich意譯成Peter Gay，沒有特別意思。
Peter Gay舉家逃亡美國歸化時1946 (一說1941)，將自己姓名Peter Joachim Fröhlich意譯成Peter Gay。 說一下，gay是德國文化圈常用的英繹，2例： （The Gay Science (1882 (German: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Literally "The Happy Science") ) By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Hermann Broch 說1880年代的維也納:"圍繞在 1880年代的歡愉的啟示錄 (the gay apocalypse)。" --Peter Gay的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1988 1943
循道宗教派的牧師，哈維·普托夫（Harvey Potthoff，1911—2002，美國神學家，任教於位於丹佛的伊利夫神學院）。雖然他僅比我年長幾歲，但卻是我的一位重要老師。他在我於1943年初到美國之時，介紹一群和我志趣相投、多就讀於丹佛大學的學生與我認識。後來，他還引領我們進入貝多芬晚期弦樂四重奏作品（the late Beethoven Quarters，貝多芬於1825—1826所創作的六部弦樂四重奏作品，這也是貝多芬一生最後的作品）的曲弦之中。
平常和藹可親，爭論起來可以很兇悍：“He had a tough hide,” said Robert Weil, his editor at W. W. Norton. “He could engage in academic debate with a ferocity that was most impressive.”
Gay worked as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Columbia between 1948–1955
and as history professor from 1955-1969.
1952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1952/1970
博士論文
我的第一本書於1952年出版，《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這是我博士論文的增訂本。這本書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一個獎項，也收到不少好評。......《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還存在匿名評審的那個年代），書評作者想當然便為理查·東尼（R. H. Tawney，1880—1962，英國著名的經濟學、歷史學家。曾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並擔任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
1953~1954
1953年我發表了一篇討論哲學家政治思想的文章。這篇文章實際上於1954年發表在《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69卷的第3期。篇名為「政治理論史中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我必須承認，這篇文章是在相當有限的實證基礎上作論述的。但我認為，當時人們對於啟蒙運動政治的普遍性認知，太過偏頗，總而言之，是完全不夠的。
當我獲得哥大教職事宜確定之時，我個人所關心的議題，也不再僅限於伏爾泰政治思想的范疇。當時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擁有幾位著名的成員，尤其是帕爾默（Robert. Roswell Palmer），那時，他已經是位享譽國際的歐洲學研究專家，正在替他那本著名的歐洲史教科書（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的第二版作修訂。這段時間，我和他走得很近。但在此我必須稍作補充一下，幾年後，當我於1969年，從哥大轉至耶魯大學，我們雖然在同一個系，見面的次數卻越來越少。畢竟，帕爾默不大欣賞我不斷宣揚與實踐的弗洛伊德主義（Freudianism），這對他而言是十分古怪的。回到1955—1956年，那段期間，除去對弗洛伊德的看法外，從其他許多方面來看，帕默爾還真是個反傳統的人，他甚至不會介意在午餐時間談論公事。他的這些特殊之處在那個時代成為一個話題，那些高尚的普林斯頓學者，以其不夠體面為由而排斥他。於是，我遂利用許多非正式的用餐時間來打擾他，我對他說：「鮑伯（即帕爾默），告訴我一些與歷史有關的事情吧。」確實，對於史學，我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而帕爾默則非常願意引領我進入18世紀歐洲的謎題之中。
那年冬天，我仍於普大潛心學習，鮑伯幫了我一個連他或我都無法想像的大忙。1956年，紐約歷史協會（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決定在該年年會上，利用一至二天的時間，專門討論一本美國史家的歐洲啟蒙運動之論著，那年恰為它出版的第25周年。當然，我所指的就是：卡爾·貝克爾（Carl Lotus Becker）的《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這本書自1932年問世以來，便不斷再版，至今我們所使用的應該是第12或13版了。此書的用字遣詞既精煉又詼諧風趣，交織出許多天才洋溢的文段，提出了一個鮮明有力的論點 (hc:the philosophes as emotionally arid, blindly optimistic rationalists)。 我對啟蒙運動的興趣，經過與帕爾默的往復討論，從未減退。此外，我還談及自己對於貝克爾該書論點的不滿。對我而言，那本書是一篇漫不經心的文字，充滿了錯誤，甚至，在我看來，其論點更是錯的徹底。貝克爾宣稱，那些啟蒙哲士的理性主義，其實與經院哲學的理性主義相去不遠。他進一步據此斷言，啟蒙運動其實只是對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哲學家和神學家）時代的一種缺乏原創性且無意識的仿效。對此，我不客氣地指出，真是一派胡言。而我這番堅決的批評則引起了帕爾默的興趣。他就和美國大多數的歐洲學研究者一樣，不是曾經就學於貝克爾，就是深受其影響。而貝克爾的學術聲望，以及他那種獨具個人寫作風格的翩翩魅力，均意味著該年的會議主辦人，很難找到一位能對貝克爾那細致優美、聰慧的論述，提出絲毫質疑的學者。於是，他們遂尋求帕爾默的協助，而他便將我的名字遞交出去。
那年春天，我來到伊卡薩（Ithaca），在會議的上午場次提交論文。這篇文章引起了全場轟動，但說實在的，對這樣的結果我並不感到意外。午餐會議的主持人批評我的文章，下午場次的論文發表人，則花了三至四個小時來抨擊我，直到晚餐會議，那位主持人也和前人一樣，持續地批評我。現在，我猜你們可能想像的到，當時的這些評語，真是搞的我頭昏眼花。批評我論點者，各個都是學有專精，年歲長於我的學者。而我，畢竟只不過是一名史學的初學者。我必須承認，那些鋒銳言辭確實讓我感到些許緊張。盡管如此，當天深夜，我回想這些密集、激烈且異口同聲的批評，反倒增強了自己的信心。我提出的「異說」所招致的諸般輕蔑，其激發出的能量，只是讓我更加堅信自己正循著一條正確的道路前進。會議結束後，我帶著這種「不勞而獲」的自信心離開伊卡薩，而這股力量便足以支持我投入新的研究工作。之後，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投入啟蒙運動的研究中。在那本《伏爾泰的政治觀》出版後，我認為自己還未能做到一位18世紀思想研究者所該談的問題。這次，我計劃寫一篇長篇論文，大概有一百餘頁。在不受註腳或參考書目的限制下，我得以完成自己在伏爾泰研究中才開始認真思考的一些修正性論點。但是，當我開始動筆後，遂發現了伏爾泰一些隱蔽、神秘的動機，這使我明白，此研究主題仍存有許多空白，若無近十年的時間來處理，我一個人絕對是分身乏術的。然而，當時在我的思緒裡，流動著另一條智識細流，它與我當時正反復思索的那所謂的——「理性的時代」（Age of Reason），一前一後地串聯起來。那就是：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
此後，一位歷史系的朋友，替我找到一個現代歐洲研究的空缺，邀請我加入他們。其後，當我進入歷史系工作時，認識了系上兩位成員：理查·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國歷史學家）。亨利·羅勃茲（Henry Roberts，1916—1972，美國歷史學家，專長為東歐史）。我很喜歡與他們相處的六年時光，兩位教授對於我的所著所言，影響至深。我深深覺得自己非常幸運，總是能夠結識益友。.....我與狄克·霍夫斯塔德（就是理查·霍夫斯塔德）走得特別近，與狄克及他的家人度過了一整個夏天。我觀察他的著作風格，特別是《改革的年代*》（The Age of Reform, 1955）這本由演講集結成冊的書籍。《改革的年代》一書曾獲1955年的普利策獎。在我所熟識的史學同行中，狄克極為出眾的個人寫作風格，於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有一項特別的天賦，那就是詼諧風趣且意有所指的言辭。那些無法領略此般優雅言談的人，便沒能感受他這番本領。此外，他還能善用那些取自社會學的專業觀念術語，更甚者則如精神分析學。他在運用時，也能避免落入賣弄學問或無法與同仁溝通的窘境。在踏入歷史系前，我已從霍夫斯塔德以及其他史家身上，學到了很多。
*《宗教改革的年代》
我從1950年代開始對弗洛伊德產生興趣，那時我認識一位年紀較長的同事：諾伊曼（Franz Neumann，1900—1954，德國政治學家，專長為國家社會主義研究，一般被認為是聯龐德國現代政治科學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一位納粹德國的難民。他在一門三個人的小型討論課上，集中深入地閱讀精神分析學。其成員包括他的太太英吉（Inge Werner），與他們一位很親近的朋友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之中，最有趣的一位。馬庫色從華盛頓來到哥大，講授幾堂社會學，然後與他的朋友見面，一起閱讀、討論弗洛伊德。當然，我知道馬庫色及幾位思想較激進的同事都十分推崇弗洛伊德。畢竟，像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與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這些在智識上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壞男孩」們，也是對弗洛伊德持正面評價的。而且，我也了解，他們和諾伊曼這位還稍顯年輕的朋友，在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當中，運用了不少我們可能會認為過於激進的精神分析學。然而，大家在諾伊曼位於裡弗岱爾（Riverdale）的家中，言談間對弗洛伊德學說所展現的關注，則是相當不同的。對我而言，倘若諾伊曼如此嚴肅地研讀弗洛伊德，那麼，這就意味著，此人的觀點必定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是我不能忽略的。我必須承認，起初我以為如果想要了解弗洛伊德的觀念，僅需仰賴艾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研究就足夠了。弗洛姆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應用到他關於社會現象的討論上，一篇篇通達曉暢的論文，令我印象深刻。那時我甚至規劃了一個關於情愛和政治的寫作計劃。只是，這本書從未付諸做到（現在我甚至無法想起，我究竟想通過那本書來論證什麼）。當時，馬庫色發表了一篇重要的且極具批判性、以弗洛姆為主體的回顧性文章。該文為： Herbert Marcuse,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Freudian ‘Revisionism’,」 in Dissent,
2: 3 （1955）, pp. 221—240。文章指出，弗洛姆是一位「身披革命外衣的自由主義者」，他並不是位意志堅定的評論者，只是個將自己偽裝成激進派的溫和主義者。弗洛姆的基本論點是：人類之天性極易適應任何環境，原先信奉民主社會主義的人，會因循著更好的選擇而急遽轉變。生活在資本主義下的現代男女，人人身上那隨著資本羅網而來，又隨其消逝的典型平庸樣貌如：貪婪、自私、庸俗……等，將會在弗洛姆自己所想像的制度變遷下，逐漸凋零。當然，馬庫色並非否定資本主義崩毀的可能。然而，馬氏所欲強調的是，弗洛姆對人類天性的看法，太過膚淺、幼稚。對此，我也深有同感。弗洛伊德對於人性，存有許多更為有力的論據。顯然，馬庫色無法認同弗洛姆對人性隨波逐流的悲觀看法。從那時起，我便轉而直接閱讀弗洛伊德的學說。弗洛伊德對我的影響，還沒出現在我任何關於啟蒙運動的研究中，反倒是我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小書《魏瑪文化》（Weimar Culture）中，明顯流露出這位心理學大師對我的影響。這本書的其中一章，我稱之為「兒子的反叛」，次章則為「父親的復仇」。簡單來說，這是在威瑪共和底下的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此時，我已準備好要認真看待弗洛伊德的學說，看我能從他身上獲得怎樣的資源。1970年間，我在這方面獲得長足的進步。我前往西新英格蘭精神分析協會，接受他們完整且正式的精神分析課程的訓練。這對我來說，是一段很重要的經驗，諸如：像我的老師一樣作精神分析;參加個案研討（這其實是你們所能想像的，形式最為「高貴」的八卦）；以及學習正統的面對分析材料之態度，亦即未受到弗洛姆所影響的態度。
1959
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 1959
伏爾太作為政治家及對他寫作的影響。
於1959年出版的書，書名簡單卻充滿自信：《伏爾泰的政治觀：現實主義詩人》（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我必須承認，我還蠻喜歡自己所有的出版品，不過，對於這本書，我還懷有一種特殊情感。因為這本書是在修正，或嘗試去修正時人對伏爾泰這位思想家的見解；再者，此書之撰述也讓我以最直接的方式，來熟習歷史研究的方法：將自己「嵌入」歷史中。批評：
“He said he wanted to do social history, but he really was not equipped for it,” Ms. Jacob said. “You read ‘Voltaire’s Politics’ and at the end you don’t really know what his politics were, in the sense of his year-to-year responses and changing ideas under the pressure of events.”
Gay was married to Ruth Slotkin (died 2006) in
1959 and has three stepchildren.
1961
·"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66, No. 3, April 1961
"An Age of Crisis: A
Critical View,"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 33, No. 2, June 1961
1964
The Party of Humanity: Essay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1964
1966
“His range of interests was extraordinary,” Ms. Jacob said. “He was all over the European map, in both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Everybody had been entrenched in national histor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but he stood out by saying, ‘Hey, take a look across the border.’ ”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1966 — winner of theNational Book Award 《啟蒙運動：一種解讀：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啟蒙運動：一種解讀：自由之科學》
Enlightenment brought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o the West, in terms of introduc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liberal democracies.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The Science of Freedom, 1969.
1970
The Bridge of Criticism:
Dialogues on the Enlightenment, 1970
1972
Historians at Work- 4 vols., 1972-5
我可以證實，其中一種創新並不為他們接受，即弗洛伊德的洞見。不過，史學的發展過程也顯示，不少史家樂於吸收值得重視的學問，並邁向新的方向。自從那些偉大的啟蒙運動史家實踐了用世俗的方式來解釋歷史原因，歷史學對於證據的精致度，就變得更為講究，而這也深化了歷史解釋的深度。特別是，對於我也入列其中的「文化史家」來說，研究主題的範圍亦被大幅度地拓展。我覺得，能走入伏爾泰、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布洛克（Marc Bloch）、伍德沃德（C. Van Woodward）、霍夫斯塔德等人的世界，不只是一種特別的榮幸，更是一種純然的樂趣。
1973
·Modern
Europe: Since 1815, co-written with Robert
Kiefer Webb, 1973.
·The
Enlightenment;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1973
1974
Style in History, 1974
1975
Historians at Work- 4 vols., 1972-5
1976
Art and Act: On Causes in History— Manet,
Gropius, Mondrian, 1976
當我的研究工作持續進展時，我才發現自己已經愈趨仰賴精神分析的方法來理解歷史，這時候我才了解了前面所講的「自信心」的功效。1976年，我將自己一系列發表於紐約市科柏聯盟學院上關於歷史因果論的演講出版，題名為《藝術與行為》（Art and Act）,該書討論了馬奈（Edouard
Manet）、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蒙特裡安（Piet
Mondrain）三位藝術家。我在這本書提出：史學家的職志是，尋找發生在個人、團體、國家或軍隊之中的各種動機，因為，諸般動機實是源發於生命中的三個主要范疇：文化教養（culture）、職業技藝（craft）、性格（character），三者都是歷史學者應該予以關注的。這三個范疇相當容易理解，我想就不必再詳加說明。一個人是在接受獎勵與懲罰的文化教養中成長，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將會繼續遵循父母所服從的教養方式。同時，一個人是帶著他的天賦本性進入這世界，通常，這些天性原先是潛藏於心，爾後逐漸顯露於外；又或者是因為父母、手足、教師、朋友、牧師的影響而改變。至於一個人的職業或技藝，則是當個人企圓追求更高層次的文化教養時，如詩人、畫家、建築師、作曲家，便會受到更顯而易見的影響。這就誠如眾多的學徒，他們走入個別之專業，接觸到各種獨特、不可替代的風格。這需要他們耐心地養成，而無法倚仗其天生之精神、能力及天賦。總之，我始終主張，誠如這本《藝術與行為》所嘗試揭示的，歷史的環境與事件，不論大或小，都是在個人性格、職業訓練，以及世界運行之方式，三者的交織與衝突中所形塑而成，並導致各種事件的發生。而現實世界所提供給每一個個人的，就是上述這些「資源」。我想花一些時間來談論這個三環體系（three fold scheme），因為這是我引以為傲的觀點，此外，它也激起了廣泛且持續不斷的爭議。個別而言，三環體系中的任何一個動因，皆僅提供了部分性的解釋。事實上，即使這三個環節結合在一起，也很難發揮各自全面的功效。它們仍十分仰賴社會現實，以及人們所賦予的想像。借用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名的見解，一位史學研究者所欲了解的是（當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歷史的事實究竟是什麼。不過，史家所欲了解的，實遠遠超越蘭克所言，亦即：歷史如何被當時的人所認識。這個特別的課題，便必須仰賴史學家對個人的詮釋來解決。感知的歷史（history of perception），或是無意識接收某種觀念的歷史，兩者都很重要。它們能回答許多史學難題，也能解決許多現實世界的問題，但是，這種詮釋也伴隨著誤解過去的風險。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1984-1998,[35]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The Tender Passion" (1986),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 "The Naked Heart" (1995), and "Pleasure
Wars" (1998).
此套德國全譯；日本譯第1和第4；中國譯第1
1985
The Enlightenment: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A Touchstone book)
Freud for Historians, 1985
Psychohistory, he later wrote in “Freud for Historians” (1985), “simply turns inward my old program to grasp ideas in all their contexts.”
1986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1984-1998,[35]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The Tender Passion" (1986),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 "The Naked Heart" (1995), and
"Pleasure Wars" (1998).
·The
Tender Passion1986.
1987
A Godless Jew: Freud, Atheism, and the
Making of Psychoanalysis, 1987
Sigmund Freud and Art: His Personal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1993
1995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1984-1998,[35]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The Tender Passion" (1986),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The Naked Heart" (1995), and
"Pleasure Wars" (1998).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revised edition, 1995
1998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1984-1998,[35]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The Tender Passion" (1986),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 "The Naked Heart" (1995), and
"Pleasure Wars" (1998).
My German Question: Growing Up in Nazi Berlin, 1998 (autobiography)
Savage Reprisals: Bleak House, Madame Bovary, Buddenbrooks
Focusing on three literary masterpieces―Charles Dickens's Bleak House (1853), Gustave Flaubert'sMadame Bovary (1857), and Thomas Mann's Buddenbrooks (1901)―Peter Gay, a leading cultural historian,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ay to read a novel. 《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Savage Reprisals 此英文書名有深意，翻譯者從沒說過），專門談論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小說的創作方法，他特別從歷史學家的眼光去探索寫實主義小說的寫作風格，依創作年代順序他列舉了三本著名作品：狄更斯的《荒涼屋》（Bleak House）、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以及湯瑪斯．曼的《布頓柏魯克世家》（Buddenbrooks）。 Peter Gay 對Thomas Mann 的2本大著詳讀，心得寫在《布頓柏魯克世家》（Buddenbrooks)中的湯瑪斯．曼 (特別是對於死亡的恐懼)；《魔山》的分析寫在《威瑪文化》一書。
explores the modernist movement in the arts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60s,
from its beginnings in Paris to its spread to Berlin and New
York City, ending with its death in 1960spop art.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