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一則報導與一本書說起
月前美國之音曾有一則短短的報導：日本學者遠藤譽，兩年前出版的《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一書，內容披露1948年國共第二次內戰時，慘絕人寰、卻少有記載的長春圍城事件。遠藤的著作逐漸受到各界注意，
該書英文版於今年8月問世。
遠藤譽現任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1941年生於長春。童年時期經歷的長春圍城是其一生的創傷。
她受訪時表示：「我已75歲了，時日無多。無論中國還是日本，了解圍城實情、經歷慘劇的人在一天天變老和減少，我等不到中共自己坦白。」她想為歷史留下記錄，「要拚盡全力拿出成果」。
美國之音的這則報導，與遠藤譽的談話，讓我想起，一年前，我也遇到過這樣的一個人，也是拚了力，想辦法要讓人們知道，他們曾在70年前的長春經歷過什麼。雖然願意聽的人，始終不多。
我能做的，或許是藉獨立評論專欄的一角，記錄下這一段萍水相逢，以及他們想要喚起關注的努力與掙扎。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04/article/4816?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aily
卡(ㄑ一ㄚˇ)子：沒有出口的大地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用雙層鐵絲網封鎖長春，這個地帶稱為「卡子」，全市遭圍困，斷水、斷電、斷糧，許多人因而餓死，屍骨遍地……
被夾在中日間的7歲小女孩
對中共長春圍城的傷痛回憶
至今未被公開的歷史！
死亡人數估計數十萬！
「爸爸，那個門不開嗎？」
「不會開門的。」
第二天早上，太陽一出來我們就上路了。
腹中空空，腳底也輕飄飄。
昨天早上，一出卡子，吃了高粱粥，
然而，後來卻再也沒吃過像樣的東西。
當全市遭困，電力、瓦斯、自來水甚至糧食全被斷絕，這時只有極少的日本人，其餘全都是中國人……
「我，被捲入了這場戰爭中，直至今日，內心充滿矛盾與糾葛。」
那段被封印在腦海裡的中國記憶，一次次地浮現在作者面前
1948年間，中共用雙重鐵絲網，將長春市的國民黨軍團團圍住，「卡子」是用鐵絲網釘在木樁上的木柵欄，意即指被這兩層鐵絲網圈住的地帶。
本書作者遠藤譽女士，以文學小說筆法動人呈現這段史實，並深入分析為什麼發生這樁悲劇。
作者小時候親身經歷圍城事件，甚至她的哥哥和弟弟皆餓死於城內；而今，她年事已高，已是一位研究物理的博士，並不斷照顧許多從大陸到日本讀書的大學生，讓他們能順利地完成學業。
但她一心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出版這部作品，不讓這段歷史被沖淡，為困死城內的民眾發聲，且懇請大眾記取歷史帶給我們的寶貴教訓。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遠藤譽
1941年，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1953年回歸日本，物理學博士。
現任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學名譽教授。
從1983年開始，從事照顧中國留學生在日本讀書的工作，並曾兼任中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等。
著有《卡子──中國建國的殘火》（日文版）、《中國和矽谷聯接時》《東北大振興──長春崛起》《茉莉花》《中國大學全覽》《日本大學總覽》《台灣地區大學總覽》《韓國大學總覽》等書。
序言
第1部 長春
緋色彈珠
絕望的城市──長春
第2部 延吉
自由的大地
解放區延吉
重生
去往何方──朝鮮戰爭爆發
第3部 天津
燈火搖曳的天津
後記
序
序言
二○一二年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三週年，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裡，中國國營中央電視台（CCTV）為全國人民轉播慶祝的畫面；這一天，也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最後一次以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分主持此等盛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隨著日本戰敗，侵華戰爭雖已結束，但在中國大陸，卻還是烽火連天。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軍和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為了爭奪天下，再次引發內戰；此次內戰，被稱為第二次國共內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內戰）。
侵華戰爭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國共兩軍合作共同對抗日本，但日本戰敗後，失去共同敵人的雙方完全決裂，並於翌年一九四六年再次爆發內戰。
這個時期中國的國名為「中華民國」，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對於共產黨而言，這是一場推翻國民政府的「革命」。現在，中國大陸大部分的人，都將國共內戰稱為「革命戰爭」。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獲勝，並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訂為建國紀念日。從這天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我，被捲入了這場革命戰爭中，直至今日，內心對中國還是愛恨交加，充滿矛盾與糾葛。
只要一聽到「義勇軍進行曲」（現在中國的國歌），便會反射性地停下所有動作，馬上起立，一邊起立一邊落淚，很可悲的，這已是從小被刻進骨子裡的習慣。
一九五一年我上小學，每天被罵作：「小日本！」「日本鬼子！」「日本狗！」是家常便飯，甚至還會被扔石頭、吐口水。人們將憤怒與悲傷發洩在一個普通的十歲少女身上，簡直就像在說，日本之所以會侵略中國，都是你這個日本人造成的。而我，無能為力，彷彿這一切都是我的過錯一樣，呆呆佇立，默默承受。
可是，「我，並不是那些來自日本的侵略者的孩子」。至少，為了證明這一點，那時，我不顧一切撕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唱革命歌。在內心深處，還是懷著某種熱情，讓自己對新中國抱有些微期許，因為她或許真會帶來光明的未來。
從那之後歷經數十年，我背負著沉重的過往，在哭泣中歌唱，因悲傷而顫抖，從絕望中振作。
然而，現在卻不一様。
這冷漠而又近乎憤怒的情緒，無法壓抑地從我心底湧起。
特別是二○一二年九月，日本電視播放的中國青年反日遊行。電視中，他們的身影呼之欲出，在我和中國之間撕開了一條深深的鴻溝。
遊行者的臉龐因憎恨而扭曲，破口大罵著：「小日本！」「日本鬼子！」「日本狗！」目睹這一幕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十歲時種種的不堪與痛苦，心如刀割，痛不欲生。如今，已過去六十年，那些年輕人明明沒有被日本「侵略」的體驗和記憶，反而高舉著反日大旗，用日益激烈的手段表示不滿。日本犯了侵華戰爭的殘忍錯誤，這確實是不應該的。不過，到底這歷史的連瑣要何時才能結束？
但是一到十月，中國就像換了個人似的，開始播放由CCTV製作的特別節目，向人民提問：「你，幸福嗎？」每天，只要一打開電視，便會聽到這句話。
「嗯，我覺得幸福嗎？這個嘛，孩子和孫子不用為三餐煩惱，還能念好學校，能生活在如此繁榮、進步的國家，當然是幸福得不得了。」
雖然很清楚中國政府在節目中專挑好聽的話，但只要看到那些微笑著回答：「幸福，當然幸福……」並感到自豪的臉孔時，我還是會不解與困惑。
然後，節目中取材的記者，很突然地對著攝影機、對著觀眾提問：「你，幸福嗎？」
我當時不自覺地站了起來，對著電視機用中文，以帶有挑釁的語氣回答道：「不幸福！怎麼可能幸福！」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反應，連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反射動作。
被夾在中國和日本間一路走來，飽受折磨的我已受不了了。
一九四一年，我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當時偽「滿州國」的首都「新京」）。
一九四六年，應美國特使馬歇爾要求，中國暫時停止越演越烈的內戰，並將留在國內的日本人遣送回國，此行動被稱為「百萬日僑大遣返（百萬人遣送）」。據說，這是因為美國害怕長期居留在中國的日本人，有被共產黨洗腦「赤化」的風險所採取的預防措施。
當時的長春，是國民黨軍在東北的重鎮。翌年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決定最低限度留用部分日本技術人員，並將剩下的日本人全部遣返。我的父親就是遭到留用、沒有被允許返鄉回國的技術人員之一。
這時的長春只有相當少的日本人，其餘全都是中國人。
當第二次遣返結束時，突然，長春市遭到八路軍（中國共產黨軍，也就是之後的人民解放軍）圍困，電力、瓦斯、自來水甚至糧食全被斷絕。
這便是長春圍困戰的開始。
一九八三年，我出版了日文版《不合理的彼方》（不条理のかなた）這本報告文學，詳細描寫長春被圍困時的親身體驗。此書獲得讀賣新聞女性人類紀錄大獎（読売女性Human Documentary大賞）的優秀獎。花了一週時間，在百張稿紙（一張可寫四百字）上，整理腦海中湧現的思緒編寫而成，這也是我頭一次向世人發表文章。
翌年一九八四年，應讀賣新聞社要求，出版了單行本《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卡子──出口なき大地）。圍困時，中國共產黨軍用雙重鐵絲網，將長春市的國民黨軍團團圍住，卡子指的是，被這兩層鐵絲網所夾著的中間地帶。
長春市被完全斷糧後，因飢餓而死的人紛紛出現。餓死者全都是無辜的老百姓，其中就有我的哥哥和弟弟，反倒是國民黨軍連一個人都沒被餓死。
當時的包圍網有可供出去的門，一九四八年九月，父親為了不再讓家裡有人餓死，決定嘗試逃離長春。但鑽過內層的門後，外層鐵絲網的門（共產黨側）卻緊閉著。市民奮力從被餓死的命運逃離，卻因共軍不願開門，最後，還是被困在鐵絲網間活活餓死，數十萬具的屍體綿延數里，覆蓋著大地。
那時，僅有七歲的我，就被困在這中間地帶，露宿於成堆的屍體上。甚至目睹難民之中的中國人，去吃剛殞命的屍體。在這道德淪喪的恐怖環境中，我，喪失了記憶。
而共產黨軍呢？他們透過鐵絲網看著眼前展開的地獄浮世繪，對一般民眾見死不救。
九○年代，《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被翻譯成中文，雖然試圖在中國出版，但不管哪一家出版社，都以「過於敏感」為由拒絕發行。
事實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部張正隆，其著作《雪白血紅》（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也在九○年代被江澤民禁止發行，張正隆本人遭到逮捕。雖然《雪白血紅》同樣赤裸裸描寫我所經歷的長春圍困戰，但無可否認的，內容還是有點偏袒林彪的味道。林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企圖對毛澤東發動軍事政變的人物。
將《雪白血紅》被禁止發行當作前車之鑑，我盡量刪除《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中文版裡，「關於八路軍非人道的描寫」，但中國的出版社，還是害怕遭到政府當局「告誡」，沒有勇氣點頭。
二○一一年，我跟中國的老朋友商量過關於在中國出版《卡子》一事。他是早就退休的中國政府老幹部。那時我才知道，他有個親戚也經歷過「卡子」事件。然而連他這個當事人都只能說：「還是再等段時間吧……估計不會太久……」
再等段時間……
不過，是為了公開一件真相，到底要等上幾個十年？
我所出生、長大的那片大地，不是提倡、教導人民要「實事求是」（以事實為基礎，追求真實）嗎？而卡子的歷史事實，就是倖存者都承認的「真實」。「前事不忘，後世之師」，難道中國連將此事公諸於世、供後人作為借鑒都不允許嗎？
一九四六年，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向人民承諾，要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要帶領大家走向自由民主、充滿光明的未來。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拋頭顱、灑熱血，人民正是在這樣的號召下走向沙場。
人民相信共產黨，即使被共軍的流彈所傷，變成殘障、苟延殘喘活下來的我，還是不斷告訴自己，「這是為了革命、為了拯救人民所付出的犧牲。」即使露宿於死屍累累的長春郊外、在極度恐懼中喪失記憶，還是不斷說服自己，「這是為了自由民主的未來。」即使在痛苦中掙扎、翻滾，還是相信著共產黨、相信著他們承諾的一切。
但是現在又如何呢？
確實，中國變得繁榮、進步了，經濟上也有大幅成長，這並不是什麼壞事，是好事。可是您（中共）現在還站在受苦受難的人民這邊嗎？將人民的血汗結晶拿來鞏固權力，放任黨的幹部利益集團化。制定憲法時，雖主張「人民乃國家主人公（當家做主）」，但所謂「人民中國」早已不見蹤影。
即使如此，您還是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並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這唬人的名稱企圖掩蓋、逃避潛藏的矛盾，造成官員濫用特權的結果。然後為了防民之口，又更進一步限制「言論自由」，禁止批評。
您的所做所為，和革命戰爭前，「中華民國」的官僚資本主義有什麼不同？
當然，我並不是指改革開放盡是壞處。
只是，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絕對的權威、為了保持社會表面的和諧，難道沒有背棄革命戰爭時，對人民的承諾嗎？
那時承諾的「自由」跑哪兒去了？言論自由又在哪兒？
您，到底在害怕什麼？
將犯下的過錯封印在歷史陰影中，藉此獲得保障的權力又算得上什麼？
不用再等另一個十年，揭開封印的時機就是現在。
畢竟我已七十三歲，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你，幸福嗎？」
對於CCTV的提問，我想再一次地回應。
──不，我不幸福。
在共產黨承認卡子的事實、承認歷史的事實以前，我會拚盡全力戰鬥。在所剩無幾的時間到達盡頭前，拿出成果。
中國之於我有養育之恩，對於她，我充滿矛盾的情感，在愛恨交加（有時愛勝恨的情感），我一路奮鬥過來，想在這裡撒下真相的種子。畢竟等不到中國自己坦白，我已撒手人寰了吧！
因此，我要建造一座墓碑紀念卡子。
包括我的家族，一九四八年，在長春被餓死的人們，被當成垃圾般丟棄、死得毫無價值、從歷史上被抹去痕跡的人們。他們的事在中國只能被偷偷談起，就像對待罪犯一般。為了打破這樣的現實，我要把一切的一切都寫下來，而這就是我將靈魂當成墨水，一個字一個字堆砌出來的墓碑。
時間所剩無幾，因為知道實情的人、歷經慘劇的人，正一天天減少、一天天老去。
了解真相對中國人民來說，也是「記取教訓的權利」。
當然，我很清楚這些事要付諸實行，必要搭上性命。
懷抱著無以名狀的悲痛，我將目光投向窗外。夕陽西下。
【VOA连线：日本学者披露中共在抗战中与日本暗通款曲】
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史上一直存有争议，中国官方观点认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中共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中共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但一本由日本的一位大學教授撰寫的新書卻指出，抗戰中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派遣間諜潛伏日本外務省，把從國共合作中獲得的國民黨軍事情報賣給日本。該書認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還與敵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戰壯大中共力量，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準備。這本新書的作者、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遠藤譽教授为您介绍这本书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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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本來是中共情報工作的頭子，和國民黨陳立夫、張沖、汪偽的李士群、日方人馬都談判過。西安事變期間，宋氏兄妺力圖和解救蔣，潘漢年也住在上海宋子文的公館。事後，蔣介石和周恩來在杭州西湖旁邊會談，張沖和潘漢年分別是兩個人的助手。可以説是中共的大功臣。
解放之後，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1955年以「內奸」罪名失去自由。從此陷入悲慘的命運。
日本的遠藤譽在新書《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指出，潘漢年悲慘的命運，來自於他知道太多毛澤東的秘密，毛澤東要殺人滅口。
從日諜回憶和檔案挖出《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
從日諜回憶和檔案挖出《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在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滅之後，毛澤東的繼承人們便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作為替代品，自詡中共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但是，一位日本女教授所寫的《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中文版日前在明鏡出版社出版，卻揭穿了謊言。這次“明鏡書刊”節目，我們請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先生來介紹這本書。
在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滅之後，毛澤東的繼承人們便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作為替代品，自詡中共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但是，一位日本女教授所寫的《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中文版日前在明鏡出版社出版，卻揭穿了謊言。這次“明鏡書刊”節目，我們請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先生來介紹這本書。法廣：《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這本書的作者，是位日本學者？據說此書在日本還頗有影響？
高伐林：是的，這位中國問題專家名叫遠藤譽，已經75歲了，是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學名譽教授，理學博士，她還曾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教授。遠藤的父親發明了一種藥物，為治療中國的鴉片中毒患者來到中國，她1941年出生在東北的長春，小小年紀，就經歷過慘烈的國共內戰，手上還中了一顆來自共軍的流彈。解放軍圍困長春，她經歷了地獄般的日子，多位家人死去，記憶刻骨銘心，後來寫了一本書《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不僅出了日文版，還出了中文版。遠藤於1953年返回日本。但她關注的重點，還是中國，著有《掌控中國的九位男人》、《“紅色皇帝”習近平》等專著。《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日文版上市後，一個月內增印5次，日本《每日新聞》、《富士晚報》、富士電視台、朝日電視台，以及英國BBC等媒體都做了報導。 法廣：關於毛澤東和中共消極對日作戰、積極壯大自身實力的說法並不陌生，這位日本教授的書提出了什麼樣的新論點和新論據呢？高伐林：遠藤是從一個叫岩井英一的日本駐華外交官的回憶錄中發現了追查線索的。這本《回想的上海》出版於1983年，但影響不太大。書中詳細講述了中共特工人員潘漢年、袁殊等人，如何被毛澤東派遣，與屬於日本外務省的間諜機構“岩井公館”建立聯繫。袁殊甚至反客為主，成了“岩井公館”的主人。
法廣：這一段公案，中共媒體上也有所披露，但官方強調，潘漢年、袁殊等人是打入日本特務機構內部，利用日方的矛盾，獲取情報，以利抗戰。遠藤教授不是這麼看嗎？
高伐林：她認為，中共的這套說詞站不住腳。她舉出多條論據：潘漢年從岩井手裡每月得到相當於2000港幣的津貼，這筆錢在1939年不是個小數，相當於一個香港華人警官五年的工資。遠藤指出，這就是日方高價收買情報——如果對日方沒有貢獻、沒有提供關於中國方面的各種機密資訊，日方為什麼會這麼大方地掏錢？這說不通。潘漢年向岩井英一提供的，很多是關於國民黨軍隊的軍事情報。因為當時國共合作，中共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得國民黨的軍事情報。這些情報當然是日本非常需要的。遠藤認為，毛澤東心目中真正的敵人，並不是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而是抗擊日本侵略的國民黨政府。他派出特工與日本人聯絡，甚至不惜私下一再議和，目的都是為了壯大中共軍隊，削弱蔣介石的力量。
法廣：潘漢年等人向日方提供的都是自己的盟友國民黨方面的情報嗎？
高伐林：也不盡然。1939年，岩井向潘漢年提出希望提供“關於中共內部情況和今後動向的報告書”，潘漢年一口答應，沒多久岩井就收到了。為了了解這份情報到底寫了什麼，遠藤教授到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翻找，幾經週折，最後找到了一份《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從長度、時間、內容、地點等條件來看，她斷定就是潘漢年交給岩井的情報。情報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在江南指揮部會議上講話，分析形勢，布置任務，提出策略。為什麼潘漢年會把關於中共內部的情報交給岩井？遠藤教授的解釋是：是為了獲得岩井的信任，而項英一貫和毛澤東的方針唱反調，是毛的黨內政敵，將這樣的情報交給日本間諜機構，毛澤東可以一舉多得。 法廣：潘漢年、袁殊的行動都是接受毛澤東的指示嗎？
高伐林：遠藤再三強調，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批准，潘漢年他們是不會擅自行動的。遠藤從岩井的書中還有一個重大發現：岩井回憶，潘漢年通過袁殊，“向我提出共產黨軍希望和在華北的日軍停戰”。岩井不屬軍方，做不了主，但他還是儘力而為，讓袁殊帶潘漢年去見了汪精衛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又經過影佐介紹，和汪精衛見了面，最終此事沒有成功。遠藤斷言，這件事更不可能是潘漢年自作主張了，一定是毛澤東授意。遠藤教授還寫道，潘漢年所接觸的不僅僅是日本外務省的人和影佐禎昭，他和汪精衛政權的特務機關“76號”負責人李士群也暗通款曲，還聯絡了日軍的都甲大佐……正是因為潘漢年等人在毛澤東授意下幹了這麼多不可告人的勾當，毛澤東才要兔死狗烹，將之滅口。潘漢年、袁殊等都在1955年被毛澤東下令秘密逮捕，文革終結後，潘漢年卻遲遲沒有得到平反，1977年病死，死後5年才恢複名譽。
法廣：遠藤在書中還提供了其它哪些情況呢？
高伐林：遠藤在書中還披露，毛澤東一直很想與回到日本的侵華司令岡村寧次大將聯絡上，中共建國之後，邀請他訪華，但被已經與蔣介石建立了友誼的岡村寧次拒絕，毛澤東才轉而邀請前侵華日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訪華，當面“感謝日本皇軍”——遠藤說，這確實是毛澤東的“肺腑之言”。遠藤教授提醒讀者：毛澤東在世的時候，絕口不談“南京大屠殺”，一次也沒有紀念過“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其實，他不在乎國，更不在乎民，只在乎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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