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日 星期二

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上):江青專訪余英時先生; 飆哈雷救經濟、國土與國變、百年大師 二之1、明報月刊2016.7

陳健邦先生10月27日、31日來訪的贈書,非常謝謝。


朱敬一 【飆哈雷救經濟】台北:時周文化,2011 (HC:我不知道這本文集呢!)

周言【國土與國變---知識人與晚近中國】台北:秀威,2011 (看了李劼的"序"解釋".......自由是零。這既是我的人生選擇,也是我的寫作維度......"就可。)

鄭貞銘、丁士軒編【百年大師  二之1】台北:遠流,2015 (我對這種一網打盡的書,興趣不大......)。

【明報月刊】2016.7 (獨家圖文:楊絳浮沉錄)---頁27有張書架的照片,我以前努力研究過,記得有本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大畫冊:昨晚公視播"國家地理頻道 《洪水來臨前》(BEFORE THE FLOOD) 引他的畫作。



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
《明報月刊》專訪余英時

字 字 字 二○一六年十一月號 余英時 江青 重點內容 專題.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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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上):專訪余英時先生(江青訪問、言賏記錄)


與許冠三胡菊人結緣
江青女士(下稱「江」):您是怎樣成為《明報月刊》的作者的?
余英時先生(下稱「余」):我跟《明報月刊》關係很深。我自一九五五年,就到了美國。《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創辦時,我在美國教書,並不認識總編金庸先生。一九七一年我從美國回香港,才經人介紹認識金先生。我第一個接觸的《明報月刊》編輯是許冠三先生。許先生已過世了,他比我大幾歲,是學歷史的。
一九六三至六四年許先生自印了一些文章給大家看,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也回信答覆。這些信我都沒有保留,後來他編《明報月刊》,就把書信往來整理成文發表(《涵養新知 商量舊學》,本刊一九六六年四月號)。他發表這些文章時,我不知道,是後來才得悉的。這些信的內容,與討論中國有關係。一九七三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職,當時《明報月刊》總編是胡菊人先生,他夫人劉美美女士是新亞的學生。他們做了一個很長的採訪,這個長篇訪問(《中國在遽變中未能完全脫離傳統之流弊》,本刊一九七四年一月號)刊出後,引起注意,招致《新晚報》連續罵了兩天。他們說我批評文革,沒有加強中美關係的建立。其後,我也認識了該報總編羅孚,他說刊報時他剛好不在香港,手下編輯開罪了我。我說,沒開罪,我了解《新晚報》的立場。
江:我也是因胡菊人先生開始和《明報月刊》結緣。
余:什麼時候?
江:一九七三年,我在紐約成立江青舞蹈團。一九七八年,去香港參加亞洲藝術節演出。胡先生連續幾天寫藝評,從文化角度來寫,讓我很驚訝。胡先生擅彈古琴,眾所周知,他是個十分真誠的人。後來,我寫教舞蹈的文章,挑了些交給他刊登。一九八二年至八四年,我在香港舞蹈團任藝術總監,常常把演出構思寫成文章交他發表。董橋先生接任時,我和《明報月刊》依然這麼往來。
余:我其實更早結識胡先生。我的朋友辦了友聯出版社,《中國學生周報》就是這個出版社創辦的,朋友找我做《周報》的編輯。我是第一任總編輯,可只做了兩三個月,因為想專心做研究。胡先生那時候十分年輕,也在友聯工作,那時候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但沒有真正接觸。一九七六年,我寫文章探討大陸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文章由《聯合報》連載十幾天,十分轟動。這篇重要的文章(《反智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之分野與匯流》,本刊一九七六年二月號、三月號連載》)是因為胡菊人約稿。我很想念胡菊人先生。
江:他後來辦《百姓》雜誌。
余:那份雜誌的老闆不行,是投機商人,不是理想的報人。
與董橋之因緣
江:胡菊人離開《明報月刊》後,董橋先生接任。您和董橋關係特別深——
余:董橋任內,我寫論文推究陳寅恪的舊詩,解釋其詩中隱晦的內容,是批評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時事的。這些文章大陸很關注,引起很大爭論。大陸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是對這場爭論作總結。還有,我也寫了《胡適傳》。中英政府展開談判香港回歸時,董橋也讓我寫許多文章。總而言之,給董橋寫了最長時間以及最多文章。
江:我常常到香港,跟董橋很熟悉,見面頗多……
余:我只見過董橋一次,那回從美國回香港,他請我吃飯,還有新亞書院老先生——牟潤孫。那是惟一一次的見面和談話。董橋七十歲時,我寫詩祝賀……
江:我就跟董橋說,余先生給你那麼大面子。我的四部書,有三部都是董橋作序。
余:他的散文很細膩。羅孚寫了《你一定要看董橋》一文,他的散文在大陸大受歡迎,和羅孚此文有關。
江:他的書法也非常出色。
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通過董橋邀我出書,出版了《中國文化史通釋》,董橋為該書作序。我和《明報月刊》的關係,董橋是重要的角色,這樣才維持下去。胡菊人先生離任後,我和《明報月刊》失去聯繫,直到董橋寫信約稿。但董橋和我早已是互相信任的朋友,不只是編者和作者的關係。
《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
江:《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您怎麼看?
余:《明報月刊》是惟一的文化和思想刊物。不是政治刊物。政治是附帶的,不是重點所在。我認為《明報月刊》最主要的貢獻是思想和文化方面。一九四九年底我到香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第二份刊物,具有這樣的內容性質。《明報月刊》有廣泛的文化性和思想關懷,容量非常大,試圖做到通盤了解人類社會和文化。更難得的是,託香港言論自由之福,這一刊物竟延續五十年之久,而且還在向前走。這樣的刊物十分罕有。
江:兩岸三地知識人,怎樣發揮作用?
余:知識人的重要性,是中國很特殊的歷史。自先秦孔孟以來,中國的「士」或「士大夫」,即所謂的知識人,他們入世,是社會的一部分,負起責任。儒家的「道」一方面超越塵世,另一方面又正視人世,認為人生只此一回,要極嚴肅對待,不可草草混過。道家比較灑脫,但同樣肯定人生,不過要人不為世俗名利所困而已。道家「無為而治」,要求一個高度自由的秩序。
中國的「士」即使不做官,歸隱或著述,仍關懷社會。而西方,像希臘哲學家,雖然也關心社會,但偏重抽象思維。西方之出現知識人,一直要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比較普遍。相比起來,中國早自漢朝,已有察舉制度,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西方統治階層,或是貴族、或是商人,或是武士,但都不是知識人。西方知識人的社會關懷、文化關懷,發源於宗教。但這個大問題一言難盡,我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討論很多,請參看。
江:您不說「知識分子」,而說「知識人」,用「人」這個字特別精準。
余:我以為稱「知識人」,比稱「知識分子」妥當,一九四九年以後,什麼什麼「分子」,都是被批鬥的對象,諸如反革命分子、勞改分子、右派分子、投機倒把分子等。日本人也稱「知識人」,中國也可用這個詞語。
我的意思——不是要知識人像過去「士」或「士大夫」那樣主宰社會體制,而是要他們發揮關懷社會和弱勢人群的精神,作為現代社會的批評者。以美國為例,也不是知識人領導社會。現在有所謂的「公共知識人」,很接近中國的「士」,他們和社會息息相關,不單擅長自己的專業。西方的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如遊行、罷工等方式解決問題。中國的傳統不一樣,知識人的作用比起西方社會重要。當年「五四」運動和最近「六四」還都是知識人出頭領導的,他們把傳統「士」的基本精神轉化為現代社會中批判的力量。一直要等到進入民主社會以後,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落實了,才不必借重知識人。以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言,還是要靠知識人。現在的問題是,事實上當局為了維護政權,害怕知識人引起動亂。我知道共產黨的想法就是不要有任何動亂。最好防止動亂的方法是,讓人民有途徑表達不滿,促使政府各部門協力解決改善。這是西方的辦法。西方媒體報道問題所在,政府負責人必須面對它,解決它。如果一個政權不斷自我完善,就是一個最可靠最穩定的社會。如果以暴力壓制一切不同的觀點,就等於自掘墳墓,所以說中國仍處於秦始皇時代。
江:一九七八年以後,您就不再踏足中國,可對中國大陸那麼了解。這是很深的中國情懷。現在大陸叫「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是不是等於您所謂的「士」,他們具有社會責任感和良心,例如徐友漁、賀衛方、章詒和等。他們不是異議人士、民運人士,他們眼於文化思考,對當前社會問題提出看法和批評。
余:他們就是現代的「士」。從「士」的精神轉換而來;但他們不同於傳統的「士」,把皇權看得高高在上,而是把政權看做是平等的公共組織,可以平等對話。不過現代知識人也同時必須有高度責任感,必須對自己的批評負起責任,決不應信口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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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為旅居紐約和瑞典的華裔舞蹈家。)
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2008 對江青的舞蹈讚譽有加:
海外中國藝術家的抒情精神——訪巴黎朱德群先生追記
顏擇雅 Amelie Lee 訪余先生這位是瓊瑤電影 "幾度夕陽紅" 女主角,劉家昌前妻。董成瑜幾年前幫壹周刊訪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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