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7日 星期五

蔣寅:京大中文三先生


蔣寅:京大中文三先生

約1998; 更新時間:2015-03-23 09:28:36
作者: 蔣寅 ( 進入專欄 )  
   京都大學是我一直神往的學府,這所1897年創建的大學與更早成立的東京大學並列為日本最著名的大學。與東京大學相比,它更讓日本國民看重的是純粹的學術品格。崇尚學術自由、思想獨立和批判精神是京都大學引以為榮的光輝傳統,維護大學自治、維護教師言論自由、維護生態環境更是公認的京大師生對日本社會的貢獻。人們常說,東京大學是政客的溫床,而京都大學則是學者的搖籃。京大為日本貢獻了全部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東大無與?。這是京大又一亮點。若談到漢學,那麼京都大學更有東京大學無法比擬的驕傲,狩野直喜、內藤湖南、桑原騭藏、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貝塚茂樹、小川環樹、入矢義高……這一串響亮的名字不僅意味著令世界漢學矚目的豐厚業績,更意味著一個優秀的學術傳統——標誌著日本近代漢學成立的京都學派。迄今為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部近代日本漢學史,一半篇幅要留給京大!以至歐美學術界甚至流傳這樣的說法:研究漢學,可以不去中國,但不能不去京都大學。
   京都學派的傳統以文獻學研究和實證方法為基礎,融文史哲於一體。而在文學方面,又文學、語學兼重,詩詞曲文並舉,創作和批評通擅。前幾輩學者的文史兼長,博通古今自不必說,即以如今健在的文學部名譽教授清水茂先生而言,知識面之寬和涉及學術領域之廣,在日本也是罕有儔比的,他能通數種文字,能做詩詞古文,翻譯過《韓愈詩集》,他的論著上及考訂古文字聲韻,下至評論夏衍《上海屋簷下》,令編譯他文集的中國學生蔡毅驚訝不已。我讀過先生兩篇字學論文《說青》、《說黃》,考究這兩個字在中國古代所指稱的實際顏色,徵引文獻之廣和涉及各種知識之富,讓我佩服之至。在這麼個擁有優秀的學術傳統的學府執教,誰都會感到自豪,同時感到壓力。
   漢學自古以來原是日本學術的主流,明治維新後西洋學大興,漢學中衰,雖出現過吉川幸次郎這樣的一代宗師,也未能振起而恢復到本世紀初的興旺程度。隨著五十年代以後中國經濟的落後,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漸下降,中國文化也日漸失去他的吸引力。近年,由於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市場開放,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一股學習漢語的熱潮,許多國家大學都增設了中文系,日本也不例外。但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漢學研究卻呈弱化的狀態,一方面漢語老師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高層次的漢學研究人才卻越來越不好找工作。京大文學部的中國文學研究室,也失去以往唯我獨尊的地位,降為一個和其他外國語言文學專業一樣的普通專業,長期以來只有興膳宏、川合康三教授和平田昌司副教授三位先生,1997年底才增聘了木津祐子副教授。同年,我受京大研究生院之聘,作為中國文學專業客座教授,擔任了一年“中唐文學研究”的特別講義。一年間與三位先生共事,得到他們不少關照,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經過一年的接觸,我對三位先生的為人和學問略有了解。我感到,無論從學問修養還是從學術成就來看,他們都是當今日本漢學界最優秀的學者之一。
   從表面上看,三位先生性格、風度相差極大,很少相似之處(如果有的話,那大概是對學問的神聖態度),一如他們的服飾風格:興膳先生常穿深色服裝,川合先生服裝顏色多變,平田先生多穿淺灰西裝。相比之下,興膳先生較肅穆凝重,沉默寡言;川合先生則平易隨和,略無崖岸,說話較快,表情豐富;平田先生嚴謹持重,有板有眼,話不多而言必中肯。但三人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而且各有各的有意思之處。
   興膳先生有著一雙眼框深陷的眼睛,面部輪廓峭硬如削,不類一般日本人的臉型。《文學遺產》主編徐公持先生曾戲言“興膳宏先生怕有胡人血統”。說起來,興膳先生的家世還真有個奇異的傳聞。據興膳先生的學生木津祐子說,興膳這個姓,在日本極其罕見,它的來歷有個很有意思的“傳說”:明末清初大動亂之際,長崎的大商人受一位出身高貴的中國貿易夥伴(明遺民)所託,收養了一個嬰兒,實為明廢帝的皇子。孩子長大以後,承襲商人之名,取“末次興善”的“興善”為名。後來豐臣秀吉將“興善”改為“興膳”,延續至今。興膳先生是九州福岡人,這個地方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與中國的深刻淵源。儘管興膳先生本人對這三百年前的故事總是笑為“傳說”,但周圍的人卻相信他與中國的另一番緣分正在於此。
   我第一次見到興膳先生是在1990年的南京唐代文學會上,我的印像他總是一個人獨往獨來,不太和人搭話,有種難以接近的感覺。當時不止一個人有這種感覺,甚至有種傳聞,說興膳先生很傲氣,不太瞧得起別人。事實證明這是錯覺,其實他是個挺謙虛的人。只不過很注意服飾的鄭重,而且不善寒暄,很少主動和人搭訕,所以就給人崖岸高峻的感覺了。1997年我在中國文學專業任教時,以興膳先生無論在學術上在年齡上都屬前輩,所以平時說話時、喝酒時,態度都是恭恭敬敬的,但他卻總是用同事的平等態度對待我。有件小事給我印像很深。六月參加京都大學第十二屆中國文學會,臨開會前,一個學生在會場上找到我,告訴我興膳先生致開幕詞時要介紹我,怕我聽不明白,特地讓她來轉告,讓我留神起立,以免失禮。由這小事,就可見他待人多周到。
   據錢鷗說,興膳先生以前是很嚴厲的,在學生面前很少露出笑容。但近年他好像變了一些,變得平易親切不少。的確,我也很少看到興膳先生笑,但相信看到他笑容的人一定會覺得很動人。他的笑容有種和平日的嚴肅極不和諧的淳樸,純真得有點像少年。但這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只有和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時刻,我見到過幾次,印象特別深刻。
   那是在酒桌上,和他的學生們,還有我,一起在他熟悉的居酒屋(日式酒館)喝酒。興膳先生是日本學術界有名的海量,據說從來沒人見他醉過。我呢,酒量不算大,但屬於“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一流,倒也能湊興,所以在國內學術界薄有虛名。日本大學的活動以研究室為基本單位,每年四月新生入學有“迎新會”,十二月祝新年有“忘年會”,加平時送同學出國留學之類,都是全研究室師生在酒店會宴。京都大學中文研究室在吉川幸次郎先生主持時,就有師生一起喝酒的傳統,至今不輟。我在一年中,每逢這種機會都能和興膳先生一起喝酒,但因為座次是抽籤決定的,所以常不能坐在一起。有一次正巧與興膳先生坐一起,就導致我一年間惟一的一次酩酊大醉的經歷。那天是送綠川英樹同學赴南京大學留學,興膳先生特別高興,我們不停地互相勸酒,頻頻乾杯。酒單上凡是我沒喝過的酒他就點,小一兩的杯子,不知乾了多少,到三次會唱歌時我就不支了。那時興膳先生因路遠,已先打道回府,並不知道。從那以後,我知道了日本酒的利害。
   但更有意思的兩次喝酒,是跟興膳先生到他常去的酒館喝酒。日本人喝酒喜歡上熟悉的酒館,店家對常客(日語叫常連)也特別親切。興膳先生常去的酒館在有名的酒店街木屋町,老闆娘和興膳先生同鄉,也是福岡人。兩次都是興膳先生請客,一次是沾錢鷗的光,為祝賀她拿到博士學位,另一次則是重逢敘舊。在這樣的酒館喝酒,興膳先生就像是換了一個人,親切、隨和、平易,但語調仍保持那認真,指著新上的菜告訴我:“這是蘿蔔啊!”語氣詞很強調。當想起什麼問題,他知道簡單但有點趣味時,他提問的同時就露出了那種少年式的淳樸笑容。這樣的機會不很多,所以我相信很少人看到。更少人知道的是興膳先生會唱歌,而且唱得相當不錯。第一次,在居酒屋喝了以後又去酒吧,那兒有卡拉OK,興膳先生唱了《寅次郎的故事》主題歌“男人辛苦”。讓人難以相信的是他竟會唱不少毛主席語錄歌,那是六十年代他在北京學的。有一次我和幸福香織隨便說到,這位興膳先生的門生竟驚訝得像是聽到海外奇談。酒館裡的興膳先生彷彿是另一個人,不,應該說是他的另一半,由此我看到一個學者、老師以外的興膳先生,一個認真、友善、愛喝酒、心地淳樸的男人。
   其實平時我和興膳先生很少交談,我知道日本的大學老師都很忙,所以沒事我是不找他們聊天的。興膳先生給我的印像不善寒暄,偏偏我也是不會寒暄的人,所以平時在學校遇到只是點頭致意,不多說話。有兩次興膳先生送我書送我酒,也是放下東西,匆匆說兩句話就走。我也感覺,有時面對興膳先生不知說什麼好,尤其當我清楚地意識地這一點的時候,就更不自然了。只有喝酒的時候例外,那時說什麼都很有意思,唉,酒真是個好東西。
   興膳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國文學最著名的學者之一,他的《文心雕龍》和六朝文學研究著作早已譯成中文,研究古代文學的學者耳熟能詳,但他學術中另外一些內容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興膳先生走上研究中國文學之路,是很偶然的,說來有趣。1957年他考入京都大學文學部,當時一年級新生是宇治校舍學習,周圍很荒涼。開學式學部長吉川幸次郎先生來作了講演,內容是杜甫詩,吉川先生對《倦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兩句的分析,深深打動了他。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本來他還沒想定讀什麼專業,吉川先生的講演立時讓他作出了決定。這段經歷他曾在懷念吉川老師的文章裡敘述。
   興膳先生是《文心雕龍》第一部日文全譯本的譯者,他的翻譯至今被視為經典譯本。他翻譯這部名著時,年僅二十八歲。這份業績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迄今為止他已出版了《詩品》、《文心雕龍》、《文鏡秘府論》的日譯,還有專著《陸機?潘岳》、《文學理論》、《中國的文學理論》、 《隋書經籍志詳考》(合著)、隨筆集《異域之眼》等,可以說是著述豐富。人們都知道興膳先生中文好,而他法文之好,卻鮮有人知道。興膳先生青年時代就對本世紀中葉新思想的發源地——法國十分憧憬,後來他在1986年、1994年兩度赴法國講學,終於圓了昔日的法國夢。他到法國講學,不是講日本文學,也不是用日語講課,而是用法語講中國文學。這就好比要我們用日語去講法國文學,或是用英語去講日本文學,大概不是件容易的事吧?他曾翻譯過不少法國漢學論著,最新出版的是弗朗索瓦?朱利安的《無味的禮讚》(與小關武史合譯,1997年)。朱利安是當今法國研究中國思想和文學最活躍的學者之一,我讀過他的《迂迴和進入》中譯本,是一部傑作。
   我對興膳先生的了解還是有限的,畢竟接觸較少,相比之下,我更熟悉川合先生。他的性格、風度和學術特點都與興膳先生截然不同。就從服飾上說,興膳先生任何時候都是西裝筆挺,即使喝酒時也保持端正的儀表,從不失態。有次炎夏之夜在討論會後的懇親會上,他的領帶有點鬆弛,竟令舉座皆驚,相視詫異。而川合先生穿著雖也講究,卻要呈現為隨意的效果,所謂極絢爛而歸於平淡,就是那種追求。興膳先生哪怕在酒館,仍然看得出是名教授。一次喝酒時旁邊坐下兩個喝得半醺的男子,一聊起來,一個是錢鷗任教的同志社大學出身,他頗帶敬畏地問錢鷗,那位是你老師吧?又和另一位嘀咕些什麼,看神情是覺得興膳先生是個人物。的確,興膳先生就有這個氣度。但川合先生就不同了,出了大學,大概少有人能看出他是名教授。長長的頭髮,西裝總敞著,很少打領帶,說起話來眉飛色舞,那風度實在不太像是教授,倒像是藝術家。我第一眼看到他,就有這種感覺,說不出為什麼。後來看到音樂雜誌上一張小澤徵爾指揮時的照片,才猛省,原來他的髮型和表情很有點像小澤徵爾。就為他的髮型和裝束,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就頗為滑稽。
那是1997年1月16日,我由北京飛往大阪,川合先生驅車到關西機場來迎接。我們只是通信,沒見過面,他怕我認不出他來,事先寄下兩張近照。不想我啟程時照片還沒收到,到了關西機場只好憑著感覺找。本來我倒是看過他在中唐文學會上的一個中景,但走到接機大廳,四顧並沒有那照片上模樣的人。大廳裡暖氣很熱,我滿頭是汗,便脫下棉衣,守著行李車顧盼尋覓。當時我穿牛仔褲、運動鞋,大概是一副老學生模樣。始終沒有人過來搭話,只有個裹著件黃色風衣,長髮覆頸,五十歲上下的男子坐椅子上等人,他不時看看我,我也不時看看他,顯然都不像是各自的目標。眼看大廳里人已散盡,再沒有像川合先生的人了,我走向那個男子,他也起身迎過來,我試探地問你是不是在等中國來的人,他問你是不是蔣寅先生,那情形真可以套句唐詩:對面相看不相識,試問客從何處來?當時雙方的好笑可以想見。日後得知,他寄給我的照片正是穿那件黃風衣的,為了讓我好認,他硬是忍著熱沒敢脫。
   川合先生是個興趣廣泛的人,喜歡談天,喜歡釣魚,喜歡音樂,他的客廳、書房和研究室都有音響,我每次到他研究室,音響都放著古典音樂,而開車時則放流行歌曲,常是若干年前流行的歌手,像中島美雪、五輪真弓、松谷任由實之類。我喜歡五輪真弓就是從坐他的車開始的。
   川合先生性格爽朗,沒有老師的架子,所以學生都喜歡跟他接近,有什麼心事也愛找他說。在中唐文學會裡,他是發起人之一,年齡、地位也最高,自然會處於領袖位置,但他的言談舉止根本看不到一點領袖和長者的派頭,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員。每逢讀書會,他就開著他那輛子彈頭麵包車,把我帶到聚會的京都女子大學。散會時就帶上順道的朋友和學生,聽著流行歌曲,開車回家。日本的大學教授都很忙,不光課多,還要擔任不少教務工作,做研究得擠時間,和中國教授比,那是夠緊張的。但川合先生從來就好整以暇,給人游刃有餘的感覺,課沒少上,論文沒少寫,還少不了各種應酬,他都應付自如。他實在是個很乾練的人,這從他的灑脫不拘的外表有時看不出來。
   川合先生的學問就像他的為人,灑脫而通達。他治學不像一般日本學者喜歡守著一個問題挖深井,他的知識面和興趣都非常寬,善於思考和把握問題,他的論著涉及的面相當廣,既有《隋書經籍志詳考》 (與興膳先生合著)那樣的傳統學術研究,也有《中國的自傳文學》那樣獨開生面的探索。他豐富的文學史知識——西方的和東方的——使他能從一些細微的地方聯想到許多相關的問題,並作出綜合性的分析。他的中唐文學研究能從廣闊的歷史文化和文學史背景中把握具體問題,使具體問題的闡釋達到不尋常的深度,而那些個案研究得出的具體結論反過來又充實了他對中唐文學的宏觀認識,這樣不斷地反復和互相滲透,他對中唐文學的把握就越來越全面而深入,當他將自己的基本看法濃縮在《文學的變容——中唐文學的特質》這篇短文裡發表時,我們就獲得一些新鮮而富有啟發性的觀點。他將中國學者視中唐為古代詩史轉折點的看法推廣到整個古代精神史和文學史,認為中唐在古代文人精神和意識的許多方面都有特別的意義。他在《中國的自傳文學》中,首先就文人的自我意識問題對上述看法作了初步的闡述。這部著作出版後在日本學術界廣受好評,友人蔡毅的中譯本不久即可問世,相信他高瞻遠矚的視野和獨到的文本解讀,會讓中國學者對許多名作產生新的看法。
   從和川合先生的日常交談中,我能感受到他的藝術感覺和悟性,他對理論思考的重視和對學術潮流的敏感,在日本學者中是很少見的。他和松本肇教授合編的《中唐文學的視角》體現了日本新一代學者的嶄新學術品格,那就是多層次、多視角地審視文學現象,並加以綜合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文學史和文化史的全面認識。目前,川合先生又主持了一個關於中國古代文學史觀念的合作研究項目,這個選題無疑是站在學科前沿的,與近年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學”遙相呼應。陳寅恪先生曾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裡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川合先生正是一位“預流”的學者,他對學術潮流的敏感,使他的研究總是站在學術的前沿。
   要說川合先生的學術研究,特點是很多的,但在日本學者中顯得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當初讓松本肇強烈地感覺到的一種獨特的個性——一種堅定地將文學作品作為“文學”來把握的眼光,他認為這是迄今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中不曾看到的,它讓人體會到一種論“文學”的快樂。的確,我讀日本學者的論文也感到,它們經常在清理問題周圍的材料方面花費很多篇幅,而正式進入問題時,往往剛觸及問題核心便草草收束,給人序幕剛拉開就匆匆落幕的印象。當然,這也許與外國人對文學語言的微妙之處難以把握有關。但川合先生的論文不是這樣,他研究韓愈文章的敘事、白居易詩的語言、李賀詩的比喻,都能抓住文學表現的核心,深入闡述作家作品的藝術心理和藝術特徵,並將他們放到中唐文學的總趨勢中來認識。這是真正意義的文學研究。學生們聽川合先生的課,也總是從中領略到文學的魅力。蔡毅譯完《中國的自傳文學》,不無遺憾地對我說,川合先生的文筆如行雲流水,特別靈動,譯成中文絕對難以傳達原文的風神。我也譯過川合先生的文章,深有同感。
   與興膳、川合兩位先生不同,平田先生的專攻是中國語言學。我曾聽朋友稱讚平田先生是天才,雖然他給人的印象和通常人們對天才的聯想不太吻合,但我相信朋友的話一定是有根據的。起碼就現代漢語說,我敢說平田先生是日本學者中修養最好的人之一。你跟他說話,一般是不太會意識到自己在和外國人說話的,他不光熟練地掌握漢語的正確表達,而且能說地道的口語、方言和一些俗話、俏皮話,最難得的是能體會中國人對漢語的感覺,這是很不容易的。有次在學校遇到他,正好我剛讀了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和他說起我的感覺。我覺得陸鍵東太愛用“生命”、“歷史”、“命運”、“文化”、“靈魂”之類的字眼了,有點大而無當,他說陸鍵東的語言很像電視片的解說詞,兩人會心大笑。陸鍵東的語言實際上就是《河觴》的文體,人稱“蘇曉康體”。那不就是電視片的解說詞麼?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河觴》,但對語言的那種感覺是中國人也要佩服的。
   平田先生是京都大學中文專業第一個到南京大學留學的學生,他的專攻是漢語,很留意方言,曾做過南通方言、吳方言、閩北方言研究,但用力最深的還是安徽徽州方言, 1998好文出版社刊行了他主編的《徽州方言研究》,其中休寧方音詞彙語法部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平田先生的語言研究與傳統的路子,與一般中國學者的路子都不同,常著眼於語言與文學的關係(這一點和南京大學的古代漢語研究有些接近),更推廣到與文化的關係。比如他的漢語史研究,著重研究方言、韻書與科舉制度的關係,又研究早期佛經翻譯文本對印度韻律的處理,以究明四聲論是否與梵贊有關,都是中國學者較少涉及的。 1997年11月,我參加他主持的“紀念王國維逝世七十週年詞曲說唱文學微型討論會”,聽他對休寧方言“笑話兒”中兩種敘事的分析,覺得很有意思。他根據實地錄音的《賣油郎獨占花魁》的講述,研究了敘事中文言白話夾雜,文語口語夾雜的現象:文言和文語都出現在描繪的部分,白話和口語都出現在敘述部分,與話本小說的文體相似。這無論對民間故事流傳方式及形態的研究還是對休寧方言研究,都是富有參考意義的。他報告中不時用休寧話敘述故事,維妙維肖。
   平田先生雖以語言學為專攻,但他關注的經常是語言背後的文化內容,也許語言只是他接近文化,進入文化研究的一個門檻。所以他的方言研究常與地域文化相關,論著中處處顯示出超越語言的省察和對文化的關注,他對送灶這一北方習俗南漸過程的考察便是一例。他為研究徽州方言,幾乎每年都要到休寧去做調查。他對休寧和它懷抱的文化傳統深有感情,看到當地人拆下房屋建築上的磚雕、金屬造型等,放在家門口當文物賣,他十分痛惜。要知道,那都是明清時代遺留下來的徽式傳統建築啊!他痛感,徽州文化正在沒有文化的徽州人手中敗落,為之悲哀而又無奈。我總覺得,平田先生在三位先生中雖然最年輕,卻最有傳統的文人情調,他思考問題和評價歷史人物格外帶有一種人文的關懷。我曾以為他是經院學究氣很濃的學者——初和他接觸或看一兩篇論文,是會有這種印象的,但逐漸熟悉就不是那種感覺了。如果你讀過《學人》第十輯上的《讀陳寅恪〈四聲三問〉》,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他對陳寅恪兩次亡國體驗的揭示和剖析,足見他對陳寅恪理解之深,那第二次亡國體驗迄今未見中國學者中有人意識到。
   平田先生其實也是個風趣的人,雖然他給人的感覺是對任何事情都很認真,說話語調平緩,一板一眼,但仔細琢磨,他的話裡都有味道。而且認真一旦成為風格,在某些場合,反差的效果就會使那認真轉化為一種幽默。比如,他會在一個四川學生的錄音電話裡留言:“我是平田。我有辣的辣椒,你如想要,請來電。”十分地道的公文體。過幾天,他又來電話:“辣的辣椒來了。”平田先生平時對學生是很嚴厲的,教訓起來決不留情面,你想,當你聽熟了的那個認真嚴肅的聲音從電話那端傳來,不是和你談學業或工作,而是告訴你,他馬上就要有辣的辣椒時,你會是什麼感覺?反正我聽說這個段子時,是樂個不止。平田先生的幽默是抑制的,正像他大笑時笑得瞇起眼睛,皺緊眉頭,但聲音卻壓在鼻腔裡。
   一年的時間很快過去,和三位先生剛熟悉便又分別,分別的一年也很快過去。其間我參加中唐文學會,再度見到三位先生,已是一回生兩回熟的故人了。我這個人天性懶惰,說得好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沒事很少聯絡,也疏於問候。但對三位先生的記憶和印象卻日深一日,正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既然“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遂涉筆成文,聊寄暮雲春樹之思。

; 興膳宏著,蔡毅譯。〈平安朝詩人與唐詩〉。收入於葉國良、陳明姿主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
道教研究在日本, (日)福井文雅著;蔡毅譯, 文史知識, 1996(5), 51-57,
清水茂著,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偽古文尚書》與中國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3


川合康三著蔡毅譯. 《中國的自傳文學》第三章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文化制度和漢語史

簡體書 , 平田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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