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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在臺北有陳建忠教授的兩本新書發表會，我因早已受邀擔任岩上老師學術研討會的主持人，無法北上參加。這篇楊翠的推薦序，對建忠的學術志業與貢獻，有非常精切而動人的分析，值得一讀。我這個月發表在幼獅文藝的專欄文章，也曾向建忠致意。誠懇期盼對台灣文學有興趣的朋友，購買這兩本來閱讀。
燃燒自我的行動派學者－我認識的陳建忠教授
廖振富·
2018年8月4日 星期六我初識陳建忠教授大約是2002年，當時他剛獲得博士不久，擔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我則受邀在中文系碩士班兼課，而他的學術研究成績已逐漸嶄露頭角，我常聽學生說起他嚴謹紮實的教學風格，以及他對學生的關懷與密切互動。
當時靜宜大學中文系開風氣之先，在國立大學的臺灣文學系所都還沒成立之前，率先在碩士班成立臺灣文學組，匯聚了不少臺灣文學研究的學者、作家。隨後數年，風起雲湧，幾所國立大學紛紛創設臺灣文學系所。然而看似一片榮景的背後，臺灣文學研究同時潛藏著諸多危機與挑戰，不同學校的臺文學者、乃至各校臺文系所內部的師生關係，往往有一股共同開疆闢土，齊心對抗外在的艱辛環境，為這個新興學科攜手奮鬥的革命情誼。
論年齡，我比建忠虛長12歲，但他用功之勤、治學之嚴謹遠非我能企及，因此我對他從內心萌生一股強烈的敬意。後來我們有更多機會互動，包括我幾度邀請他來我的課堂演講，我們分別帶領清大、興大的研究生一起到霧峰林家參訪，而他發起的跨校組織「臺灣文學研究會」，也曾邀我分享研究心得等等。日益熟識之後，我們談話也就更為深入，除了學術議題，也會分享個人生活，感覺更加親近。記得有一次他來我的課堂演講，因為他兩個孩子還小，夫人阿枝也擔任教職，他不希望有虧父親的腳色，演講一結束，就匆匆趕回新竹接孩子放學。
另一次，他因投稿學術期刊的論文，原已通過審查卻又被無端封殺，深覺受辱卻有苦難言，他對臺灣文學研究懷抱著無比的理想與熱情，誰料學界生態竟如此詭譎複雜，其抑鬱與悲憤不難想見。但他選擇的回應方式，卻是加倍的努力與勤奮，不斷發表更多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同時間，他對學生嚴格督導、再三激勵，也同樣付出龐大的時間與心力，學生常在深夜收到他批改報告的意見，而他指導撰寫學位論文的研究生，有的因為碰到困難而刻意逃避，他總是不放棄他們，並剴切鼓勵，逐一教導論文細節。對許多被他教過的學生而言，他既是嚴師，也是慈父。
2013年9月，黃美娥教授邀請我與幾位臺灣文史學者一起到北京，參加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辦的「重返臺灣的近代」學術工作坊。當時建忠正在北京大學擔任訪問學人，也應邀出席發表論文。我們到達當天剛好是中秋節，我專程帶了著名的犁記綠豆椪月餅，讓他一解鄉愁。幾日的歡聚中，除了與中國學者進行深入的學術交流之外，我們還同遊不少北京的文化景點，印象最深的是，在雍和宮外的樹蔭下，我們聊了很多生活近況、學界觀察，以及他的中國見聞，互相激勵，也互吐積鬱。
回顧建忠的學術研究歷程，1997年3月他以《宋澤萊小說研究（1972~1987）》獲得碩士學位，相隔不到四年， 2001年1月他隨即以《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獲得博士學位，這一年他正當英姿煥發的30歲盛年。他的博士論文於2004年1月由高雄春暉出版社出版，碩士論文經改寫後，也在2007年以《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之名，由臺中晨星出版社出版。除了出版兩本學位論文。2004年8月、2007年1月，他又陸續出版《日據時期臺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論集》兩本著作，絕對是新生代學者中的佼佼者。另外，他與邱貴芬教授合編《臺灣小說史論》，撰稿者除建忠外，還有張誦聖、應鳳凰、邱貴芬、劉亮雅等資深學者，他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而他持續發表的論文更是不曾中斷，單單計算他從碩士畢業到病倒的18年間，累積的研究成果可能超過很多學者一生的學術成績。
除了學術研究，他關切臺灣文學研究的發展前景，特別注意人才培育問題，2014年5月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多年的「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研討會」，及「臺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助」似有停辦之議，他獲悉後強烈呼籲不宜率爾中止。臺灣文學館乃邀集各校相關系所教授在臺北齊東詩舍開會，最後決議兩項活動都將續辦，此一事件的關鍵人物正是建忠。他事後在臉書寫道：「放砲終有成效，也該是值得高興的事。諸位研究生以後可要好好表現，把稿件與論文灌爆主辦單位的信箱啊！」其行動力來自強烈關切臺灣文學研究的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不計毀譽與個人得失。
升等教授後，他兼任清大臺文所所長，不但責任更重，行政工作的拖磨導致身心負荷加劇。他用燃燒生命的方式，全心全力投入閱讀、教學、研究，幾近不眠不休，又需兼顧家庭，卻嚴重忽略了肉身的局限，透支過度而戕害健康。病倒迄今，學界師友、學生無不憂心如焚，默默祝禱，期待他能早日醒來，繼續與大家共同奮鬥。我幾次去竹北的安養中心探視，有一次他正在做例行的復健工作，身體被架直挺立。我跟他說起兩人在北京雍和宮外暢談的過往，他激動的雙唇囁嚅著想對我說話，瞪大的雙眼直視著我，眼角甚至淌了幾顆淚珠，我只能不斷跟他說：「建忠，你一定要好起來，我們都在等你」。
這次建忠的學生共同整理他的論文，編成《冷戰新視野》、《歷史新想像》兩本專書，為師生真情留下珍貴的見證，讓人感動。這兩本書收錄了18篇擲地有聲的論述，涵蓋議題廣泛涉及50、60年代臺灣文學史重寫，臺灣現代文學與香港文學、中國文學的比較研究，臺灣歷史小說，至於作家個案更遍及臺灣、香港、中國不同時期的代表性作家，其用功之勤與涉獵之廣，可見一斑。
前些時候，我曾兩度夢見建忠醒來，夢中驚喜地問他：「建忠，你終於醒來了，這段時間你的妻兒好辛苦啊！」內心又不免暗暗想：「這是真的嗎?」如此清晰的夢境歷歷在目，我深信這是眾多親友共同的願望，我們也都衷心期盼：美夢成真，終有到來的一天。（2018年6月22日，於臺灣文學館）
初識建忠，大約2001年前後，在大肚山紅土坡，那時他剛翻過30歲，是台灣文學研究界最耀眼的新星。
這以後，我與建忠結成莫逆之交。相識近20年，我見證了建忠的「認真較勁」，他總是堅守理念，維持昂揚動能，不曾因為台灣文學體制化過程中，現實的熾熱或虛弱，而有所變質。
射手座的建忠，面對公眾、言說論理時，言辭精準，邏輯清晰，口才便給，還兼清俊帥氣，靜宜第一屆台文系學生戲稱他是靜宜台文的「人間四月天」；然而，真實的建忠，其實非常內斂、緊張，總是與自己較勁，在某些事情上，甚至可以用「嚴肅」來形容，他的生命體質與生活節奏，恆常如箭在弦，充滿緊繃感。
這樣的建忠，成為我常掛在口中的「台灣文學研究界最知交的男性友人」，有些開玩笑，更多是事實。也許是人生信念、學術理念、現實關懷、台灣意識都極為貼近吧，更也許是彼此都辨識出一種相似的生命情調，我們在明朗陽光的外表底下，都埋藏著深斂、緊張、緊繃、無法真正釋放、一再跟自己拔河的生命底蘊。每每在學術研討會場合相遇，我們總是互虧互嗆，相互調侃，這時候的建忠，看來輕鬆許多，而我相信，這些歡言笑語，其實是一場互動式臨床諮商，我們藉此彼此療癒，分頭持續前行。
建忠出身中文系所，卻從事台灣文學研究，他可以說是台灣文學研究體制化從新生、開展、高峰、詭譎，這一路風景的行動者與見證者。
青年建忠，以小說家宋澤萊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他曾對宋澤萊進行深入的田野訪談，觸及宋澤萊精神圖像中最深刻幽微的區塊：父親形象與父子關係。宋澤萊曾對我說，因為陳建忠太厲害，害他自然而然說出長年守藏、不願揭露的父親記憶，最初他有些後悔，後來卻感謝建忠為他打開這條通路，讓他與父親重新相遇相認。其實建忠不是什麼舌燦蓮花的訪談高手，他就是很認真地做了功課，很真誠溫柔地探觸到作家埋藏的敏感角落。
碩士之後的建忠，有如裝置了噴射引擎，快速而密集地交出豐富亮麗的成績單。博士論文《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書寫台灣．台灣書寫》，在龐巨的前行研究者林瑞明的基礎上，關切賴和及其同時代的知識份子，在殖民地經驗、現代性思辨、本土意識之間，如何多軌交織出他們特有的思想圖景。
幾乎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建忠的學術關懷，就非常明確地朝向「台灣文學史」、「台灣精神史」兩軌交織的方向。建忠超過20年的研究路程，研究動能豐沛，研究主題發散，研究成果浩瀚，然而，他的核心關懷卻是一貫的，立身「台灣主體」的說話位置，扣緊「台灣文學史」、「台灣精神史」，鋪展一張豐富多元的對話線圖。
2004年出版的《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精準地以「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的複雜交陳、拉扯、疊覆、相生，論述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筆下的精神景觀。2007年出版的《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延伸時間線，探析戰後初期各種思想光譜與權力場域的交鋒，包括統／獨、左／右、中國／台灣，還有曾經深植的日本文化，即將置入的美國文化，它們如何相互推擠，彼此置換，共織出戰後台灣人精神史的複雜紋理，同時反思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史的既定構圖，重新以台灣主體的視角，拼寫戰後台灣文學史的新頁。
2010年以後，建忠以此核心關懷，將研究重心推向另一個區塊，即戰後一九五○到七○年代的台灣文藝體制與文學生產，亦即本書的核心課題。以我個人的看法，建忠這一系列的研究，是目前為止台灣文學研究界關於這個議題的論述中，最有見地與貢獻者之一。
關於這段時期的台灣文學，早期的研究定見，圍繞在美蘇冷戰、國共內戰的「雙戰結構」，再因不同的知識社群與意識型態位置，朝向幾個不同面向：其一是國民黨右翼的觀點，強調反共懷鄉文學的價值與意義；其二是左統的文學論述，朝向雙重批判：「雙戰結構」中，國府對左翼文學的壓制，以及向西化與美帝的傾斜；其三，台灣主體論述者也進行雙重批判：反思國家文藝體制壓制本土發聲，也批判現代主義主流美學典律，以逃避助長威權。近期的研究，雖然光譜差異仍大，但隱然產生一種「類共識」，將現代主義思潮與美學典律視為「進步的」，認為它是與國家文藝體制是錯開的，乃至是「反叛的」力量。
總之，關於這段時期的既有文學史論述，大抵是國府右翼收編了「反共敘事」，現代派收編了「進步」和「自由」敘事，左統收編了「左派敘事」。然而，陳建忠的一系列研究，不僅突破這種各擁版圖的框框，更拉到一個全新高度，他提出「雙體制論」，關注的不僅是作家、作品，更是文藝體制與文學生產的共構關係，更透過比較研究的策略，從台／港文藝思潮的對話路徑，從世界史的視角，敞開更廣闊的「閱看台灣」視野。
建忠的研究目的，絕非意圖「參與重寫台灣文學史」、爭取自己在台灣文學史論述中的話語權這麼簡單，他最主要的目標，是藉此透析台灣精神史的某個斷面。我認為，建忠這一系列研究的貢獻主要在兩個層面；首先，他建構出這段時期台灣文學生產的「雙體制論」，具體論證文學如何受到各種外在的、不同場域的權力政治的規範；其次，他藉此從「精神史」的角度，深探台灣作家作品中的深刻紋理。
建忠的「雙體制論」，一是國府所主導的「國家文藝體制」，一是美國通過美援所建構的「美援文藝體制」。他銳利地指出，國家文藝體制在反共敘事中追求「中國性」的文學生產，以及美援文藝體制在美學敘事中追求「現代性」的文學生產，這兩軌體制，看似分殊平行，實則交織互用，一剛性一軟性，以體制的力量，建構出兩種主流文學典律，共同成為此際的主導文化，主導文學生產。
他透過「雙體制論」意圖揭露，代表「進步」觀念、「與政治無涉」的現代主義美典，其實也是這些權力政治的產物：冷戰圍堵、國共內戰、白色恐怖、跨國公司、依賴經濟……。他所要強調的，首先是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的緊密關係；其次，他認為，僅討論戒嚴時期的「國家文藝體制」，無法重現當時文化／文學生態的真貌，必須同時觀察「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的交織脈絡；其三，前述兩種體制都不乏論述者，但談論方式大抵是將「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建構為平行關係，甚至認為後者隱藏著對抗前者的「潛文本」，而建忠的觀點則恰恰相反。
最後這點，正是建忠這一系列研究的關鍵貢獻，他也以此延伸出對「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讀與再釋。本書中關於「美新處」（USIS）、吳魯芹、夏濟安與夏志清等人的相關研究，都在探析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典律，如何「被建構」 成為最高美學品味，他指出其背後湧動著各種權力，絕非「美學自主」可以簡單詮釋。
建忠犀利揭露，這個美學典律，並沒有表面看來那麼自主、自律，它不只是整個複雜文藝體制下的妥協結果，還是相互為用的；剛性體制以獨裁力量進行操控，軟性體制則以自由主義的敘事，變妝成「進步」、「反叛」的主流美典，掩蓋了權力操控的實質。他更指出，將現代主義思潮線性地解釋為「進步的」，甚至說它以「去政治化」來達成對國家主義與反共美學的批判，是簡化歷史，抽離脈絡的論述，事實上是：「受限於『戒嚴』與「親／和美」，現代派的反叛不及於現實上任何霸權性質的現代性體制的反叛。」
本書中幾篇關於張愛玲的重讀，也是在這個脈絡下進行。建忠銳利地指陳現代主義文學美典不能直接等同於自由、進步與反叛，因為它外不觸及現實議題，內未深入體制操控下的精神紋理；然而，對於張愛玲，他卻採取更溫柔、更貼近人性的閱讀策略。
建忠閱讀張愛玲，不是附庸於「張學」、「張派」的粉絲化見識，而是以「流亡文學」的視角重讀，他讀出張愛玲更真實、更真誠的心靈圖像，那是光影交織的，是鬼影幢幢的，是體制的壓迫、時代的銘刻，以及主體的流亡。建忠讀出張愛玲在不同的政治語境中，表面看似附從隨流，卻總是暴露出一塊政治不正確的漏洞，使她失去安置自身的位址，主體只能持續流亡。
對「雙體制」及主流美典的犀利，對張愛玲做為流亡主體的溫柔，以及對舒巷城、也斯的在地情懷的肯認，都足見建忠的清醒、溫暖與堅定。
對體制銳利，對人性溫柔，這就是我所認識的陳建忠。他是永遠清醒的唐吉訶德，清楚辨識巨人的方位，而我相信他的長矛，即使在深沉的靜默中，仍然蓄積著能量，等待重新點燃的那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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