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南天書局出版 社會學、經濟學 社會類
ISBN: 9789576386596
出版年: 2005
作者: 楊美惠 著
頁數: 341P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作者:杨美惠 译者:赵旭东 孙珉 丛书主编:刘东 注译:张跃宏
内容简介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内容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无论置身何处都会明白的。但是由于二十世纪中 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一种被命名为“关系学”的东西便由此诞生。关系学在世界上也由此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 象。该书力图呈现在1980年到1990年间，关系在中国大陆是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毛崇拜的背景当中 去。笔者沿着古代关系学的谱系，追踪到清代之前对建立国家官僚权力的法家形成抵制的儒家伦理制度。二十世纪，关系学在掀起密集的关系学网络并阻止和切断国 家机器垂直运作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作者简介
杨美惠，出生于台北，曾在多个国家生活居住过。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人类学与中国文学专业，并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宗教研究和东亚研究教授。1981年首访大陆，并先后在此居住三年有余。其著作除本书外还有 《她们的空间：转型中国的女性公共空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中国宗教的狂热：现代性与国家形式的苦恼》（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社，2008）。另还制作了两部纪录片： 《透过中国女性的眼睛》（1997）、《中国温州乡村的“公”“私”领域》（1994）。
媒体推荐
本书是迅速发展的关系学研究的先锋之作，同时也是一本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这本浓厚的民族志向读者展示了多年来研究分析的成果以及天才的口述史。从方法论的优势来讲，意义深远，它为自我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的分析者提供了一个框架。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现任职务：人文社会科学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是一本出色而精彩的批判民族志著作。它定义了一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构成——关系，同时还证明了它复杂的产生路径，共鸣以及在各种或大或小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乔治·马库斯（现任职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系主任）
——杜赞奇，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现任职务：人文社会科学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是一本出色而精彩的批判民族志著作。它定义了一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构成——关系，同时还证明了它复杂的产生路径，共鸣以及在各种或大或小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乔治·马库斯（现任职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系主任）
编辑推荐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目录
致谢
中文版前言
导论在中国的田野工作、政治与现代化
关系学的“发现”
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关系学
在一种恐惧文化下的田野工作
人类学家的主体位置
中国现代性的国家规划和本土批评
第一部分 在一种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微观政治学的民族志
第一章 关系的方言和辞汇
民间话语
官方话语
民间话语中的关系学的关键字和概念
第二章 关系的范围和使用的背景
城市与乡村
性别层面
城市职业阶层
使用背景的多样性
看门人的社会
企事业和行政场合的用法
第三章 关系学中的“艺术”：伦理、计策及礼仪诸方面
关系基础：亲属制度、朋友关系以及其他的私人关系
情意：义气、感情和人情
扩大关系网
给予和接受的计策、义务和形式
回馈的义务
第四章 关系学最近的历史：传统的形式和历史的再现
三种官方的历史
关系学和中国文化
1949年以后的关系学的兴衰
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市场力量的进入
关系艺术并未销声匿迹
第二部分 理论框架
第五章 礼物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再分配经济中的权力技术
礼物经济中的反技术
命题
第六章 “借古非今”：古代中国的仪式伦理与国家理性
“批林批孔”
重新解释过去
第七章 毛崇拜、关系的主体和个体的回归
红色风暴：国家主体和毛崇拜
个体主体的回归
关系主体性的增减
第八章 中国根茎式的关系网和民间组织
个体与社会之间
个体与团体或协会之间
根茎式的亲属制度与关系政治：从“关系网”到“民间”
结论返回到实地
交换的阴柔的力量
作为一种民间自我组织媒介的仪式
人情胜过关系
后记
附录
参考文献
……
序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 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 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 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 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 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这 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 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 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文摘
第一部分在一种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微观政治学的民族志
第一章关系的方言和辞汇
1947 年版的《辞海》里并没有“关系学”这个词，《辞海》是和《牛津英语辞典》相似的一部辞典，引语都出自古代作品和经典作品。在台湾，它也不是日常用语中的一 部分，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关系学”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出现的。对“关”字的理解，《辞海》里有两个定义，都与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有关：“‘联络’或者‘建 立联系’，以及能关闭和有人守卫的通道和大门”（舒新城，1947：1412）。辞典上的这两个定义与现代关系学直接有关。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 是搞社会联络的能力，关系学赋予一个人应付生活中无数的门路的能力。要琢磨出这些关系学辞汇的各种社会用法和社会态度，我们必须到辞典的定义之外看看日常 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看法。
我一旦决定把关系学作为研究重点，就到处找人给关系学下一个定义，我得到的回答表明，尽管我想弄明白“本地人的看法” （Geertz，1984），可实际上他们对关系学没有一个单一的看法，相反，当地人有多种的看法和定义。这种不明确性表明，关系学包含了模糊和善变的文 化意义以及人们对关系学活动的又褒又贬的模棱两可态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多种奇妙的相互冲突的态度，不仅说明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里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 同性别或不同伦理的观点，而且也说明一个社会正在经历着特殊的变化，或者说正经历着从一种世界观、一套习惯和解释转向另一套的历史性巨变。同时，人们思想 中变化的方向和新秩序的轮廓尚不明朗，对新的关系学的现象的解释也没有定论。因此，在这个开放式变化过程的中间位置提出关系艺术的问题，会遇到不同话语多 重性的交锋，所有话语都寻求适当的辞汇对历史做出独特的解释。
第一章关系的方言和辞汇
1947 年版的《辞海》里并没有“关系学”这个词，《辞海》是和《牛津英语辞典》相似的一部辞典，引语都出自古代作品和经典作品。在台湾，它也不是日常用语中的一 部分，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关系学”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出现的。对“关”字的理解，《辞海》里有两个定义，都与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有关：“‘联络’或者‘建 立联系’，以及能关闭和有人守卫的通道和大门”（舒新城，1947：1412）。辞典上的这两个定义与现代关系学直接有关。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 是搞社会联络的能力，关系学赋予一个人应付生活中无数的门路的能力。要琢磨出这些关系学辞汇的各种社会用法和社会态度，我们必须到辞典的定义之外看看日常 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和看法。
我一旦决定把关系学作为研究重点，就到处找人给关系学下一个定义，我得到的回答表明，尽管我想弄明白“本地人的看法” （Geertz，1984），可实际上他们对关系学没有一个单一的看法，相反，当地人有多种的看法和定义。这种不明确性表明，关系学包含了模糊和善变的文 化意义以及人们对关系学活动的又褒又贬的模棱两可态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多种奇妙的相互冲突的态度，不仅说明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里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 同性别或不同伦理的观点，而且也说明一个社会正在经历着特殊的变化，或者说正经历着从一种世界观、一套习惯和解释转向另一套的历史性巨变。同时，人们思想 中变化的方向和新秩序的轮廓尚不明朗，对新的关系学的现象的解释也没有定论。因此，在这个开放式变化过程的中间位置提出关系艺术的问题，会遇到不同话语多 重性的交锋，所有话语都寻求适当的辞汇对历史做出独特的解释。
后记
这本书是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长达两年的相处遭遇的结果。我的田野调查和写作中最明显的特点是对中国历史活生生的和迅速 变化的脉搏的体验和意识。中国历史正发生权力模式的转变，同时新模式中又保留了旧的因素。当我于1981年初到中国时，中国刚告别“文革”不久，正开始与 别的国家重新交流和沟通。在仅仅二十年以后，我在第二个千年就要终结时为此书写中文版后记的今天，中国的都市所产生的新的社会格局和权力模式已经为二十年 前所不能想象。已经在这一新的商业社会扎下根的关系学，有了新的形式和意义，并同时既成为商业交往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成为其障碍。关系学将发展出本书所未 能预见到的新的理论意义。
在 我的民族志中，准确捕捉这一历史脉搏的需要以及中国社会秩序急剧变化的事实意味着，作为本书研究主题的“关系”是一套多层面和变化不停的实践，其多层面性 和变动性使得对它的解释变得非常困难。在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仅仅是发展一种可同现在相对比，以及可同别的书写材料所描述的过去相对比的那种改革前、革命 前，以及前现代的历史感是不够的。要想从事一种社会剖析，我还必须要冒险对于社会秩序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作出分析。
在 我的民族志中，准确捕捉这一历史脉搏的需要以及中国社会秩序急剧变化的事实意味着，作为本书研究主题的“关系”是一套多层面和变化不停的实践，其多层面性 和变动性使得对它的解释变得非常困难。在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仅仅是发展一种可同现在相对比，以及可同别的书写材料所描述的过去相对比的那种改革前、革命 前，以及前现代的历史感是不够的。要想从事一种社会剖析，我还必须要冒险对于社会秩序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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