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0日 星期二

《傅斯年：中國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陳寅恪與傅斯》年


 此書《傅斯年：中國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的副標題用"個體生命"翻譯" a life " ，真是有點"一鳴驚人" 亂譯!
中文版《傅斯年：中國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比英文版多六篇附論 (頁265-379) ，很有參考價值。 不過沒弄索引，是敗筆。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0521480515
Fansen Wang - 2000 -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But even before Hu Shih's arrival, a new climate had already been forming. ... Owing to this influence, Fu later went to England to study Freudian psychology.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平装] ~ 王汎森 (作者)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1版 (2012年5月1日)
外文书名: 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平装: 385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中譯本序
鳴　謝
縮略語
導　論　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第一章　傅斯年的早年

　　家鄉：瀕於崩潰邊緣的舊社會
　　傅斯年的成長歷程
　　北大歲月
　　傅斯年和《新潮》
　　作為五四遊行示威主將的傅斯年
　　年輕的叛逆者
　　作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
　　傳統學術的再評估
　　創造一個“社會”
　　“一團矛盾”

第二章　新歷史學派的形塑

　　在倫敦和柏林的學習
　　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的眼界和目標
　　史語所的工作

第三章　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中國古史的學說

　　中國古史起源多元論
　　重建中國古代史
　　傅斯年學說的影響

第四章　反內省的道德哲學

　　反內省傳統的出現
　　古代道德哲學的去倫理化
　　終結內省的道德傳統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負擔

　　歷史與政治
　　《東北史綱》
　　文化認同的需要
　　愛國主義與反傳統
　　政治選擇

第六章　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

　　政府不端行為的批判者
　　對民族往昔的兩難心理
　　平抑昆明學生運動
　　懲治漢奸
　　“清流”
　　動盪年代的知識份子：在臺灣和台大
　　尋找道德之源
　　“歸骨于田橫之島”

結　語　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附錄一　攻擊顧頡剛的小說片段

附錄二　傅斯年與陳佈雷筆談記錄

參考書目

附論六篇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胡適與傅斯年
伯希和與傅斯年
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全集》總目錄

 
《傅斯年：中國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是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研究員王汎森先生的近著。近年來王先生的著作不斷被介紹進大陸，引起學者的關注。傅斯年是中國近代學術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陸對他的思想、學術進行深入探討的專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這本書恰好能彌補這一遺憾。此書將傅斯年（1895—1950）置放於1896到1850年間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個中國知識份子在複雜動盪的時代，在多種兩難選擇（左派與右派、激進與保守等）的尷尬困境中“一團矛盾”的存在樣態。

　　本書正文共有六部分：第一章，《傅斯年的早年生活》，介紹傅斯年的成長歷程，包括在北京大學的學習，及其與新潮社、五四運動的關係，這些為他日後學術思想的發展、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第二章，《新歷史學派的形成》，介紹傅斯年在倫敦和柏林的學習，實證主義、自然科學、心理分析及比較語言學都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回國後，傅斯年建立了史語所，集中了一批中國學術的精英，如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展開學術研究工作，史語所成為傅斯年們的舞臺？？；第三章，《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作者向人們展示了上個世紀史學家們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討，傅斯年打破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單一體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論，代表著作是《夷夏東西說》（1935年），並重新描繪出古代歷史的畫卷。王先生檢討了傅斯年的理論的價值、影響及值得商榷之處；第四章，《反內省的道德哲學》，作者結合了當時的時代思潮，精闢地分析了知識份子群體的矛盾心態，指出傅斯年在反對傳統的道德內省哲學時與清代考據派學者在精神上一脈相承，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思想、方法為參照系和武器，對中國的內省的道德傳統進行駁斥。傅斯年集中地對“性”、“命”、“令”、“心”這幾個關鍵概念作了詳細的辨證，寫成《性命古訓辨證》（1940年）；第五章《五四精神的重負》，在這一章中，作者認為中日戰爭爆發後民族主義興起、專制政治下民主與獨裁辯論的高漲、以及本位文化的鼓吹，都使五四的個人主義、反傳統、宣導純學術等成為一種負擔，並闡述這種轉變的錯綜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傅及其同時代人所受的影響；第六章，《中央集權的統治與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傅斯年曾將蔣介石看作最有能力的中國領導人，但是蔣介石的獨裁使他感到失望、不滿，因此他對蔣的態度是複雜的。作者指出傅斯年晚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已經漸漸緩解了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之間的張力。此外，另有《引言：傅斯年與1895年後的知識思潮》、《結語：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書前附有傅斯年年表，書後附有兩篇短文，一篇是傅斯年諷刺顧頡剛推翻中國古代史真實性的方法論的小說片段，另一篇是傅與當時的國民黨參謀長陳佈雷關於蔣介石的為人的談話——這兩篇短文再次為書的標題作下注釋：歷史與政治同傅斯年的一生化不開的干戈。

　　作者將歷史與政治看作理解傅斯年的一生的關鍵因素。所謂“歷史”，首先是指傅斯年從事歷史研究，他既是作為歷史的建構者，又是作為歷史的破壞者的身份，出現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作者在其中也表述了歷史研究中的個人動機與時代際遇間的微妙關係。傅斯年創立了史語所，拼湊起被顧頡剛等疑古派撕碎的中國古代歷史，主張歷史研究的專業化，對史料進行分析，摒棄理論化、概括化，作者對傅的歷史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呼籲學術界的適當關注；其次，“歷史”也指傅斯年與中國歷史傳統的糾結及他在歷史現實中的艱難抗爭，他曾努力拋棄沉重的中國歷史傳統，鼓吹“只有西方才有學術”，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求助於西方文明。但是，傅斯年出生在中國最保守的山東地區，接受的是中國最傳統的教育，他的內心世界仍對自己的傳統一往情深，理智和情感上的分裂又使他倍受煎熬，現時的歷史又殘酷的將他拉進來。所謂“政治”，一方面，傅斯年宣導“純學術”，聲稱“二十年不談政治”，極力想避開政治，然而，先是學術研究資金的缺乏，使他不得不向政治求援，緊接著是民族的災難，日本入侵，純學術成為一種奢侈，傅斯年又不得不與政治握手。另一方面，書中描述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自由靈魂受到政治獨裁的羈押時本能的反抗。中國知識份子從政，一直籠罩在“文官”的陰影中，只能動搖某一政治人物，卻難以動搖整個政治體制。傅斯年歷任北大代理校長、台大校長，國民黨參政會代表，曾經促成了孔祥熙、宋子文的辭職，這一切都無法改變政治現實；他對蔣介石即批判又維護，“最終政治吞噬了他的生命”（P10）。作者通過傅斯年的生命揭示出的是個體生命消解於歷史理想與現時政治的夾縫中的過程。

　　很多人物因政治的原因而被歷史的塵煙掩埋，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們再依次重新經歷那一代人的心路歷程，他們的怕和愛。

　　然而，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在歷史和政治的旋渦中掙扎的不僅僅是傅斯年一人，幾乎近現代是上所有的名人，都出現於本書中：嚴複、章太炎、陳寅恪、王國維、錢穆、胡適、魯迅、顧頡剛……無須一一列舉了，在某種意義上，本書也可以說是一部近現代知識份子的曲折的心路歷程的記錄。貫穿本書的一條主線是五四運動，作者將傅斯年稱作“一個五四青年”，在傅斯年的一生和那個時代中，五四精神由戰鬥的號角變成心理上的負擔，對這種蛻變過程的考察，也包含著作者對中國歷史、文化、政治的深刻而真誠的反思。

　　傅斯年晚年回歸了他曾激烈批判的孟子，反對全盤西化，同時，政治也主宰了他的生活，作者認為，這是他最後十五年沒有嚴肅的研究著作出版的原因。雖然如此，王先生堅持認為，傅斯年骨子裏仍是五四精神的薪火傳人：自由主義、科學主義。作為一個中國近代學者，傅斯年終於難逃歷史與政治的牽絆，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他堅守了自己的陣地：自由、真理。這不能不引起今天的知識份子的深思。王先生在書中介紹了傅斯年的歷史研究成就及其方法論，而他這本書本身，資料翔實、視野開闊，也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典範——通過把握個體生命進而把握中國近現代歷史變遷的脈搏，同樣值得我們借鑒。



 ***

陳寅恪與傅斯年

  • 作者：岳南
  • 出版社：遠流
  • 出版日期：2009年
  •  
  •  　　在20世紀初葉成群而來的學術大師中，有些是單打獨鬥、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對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而為後人所懷念，有的除個人輝煌的學術造詣外，還留下了制度性的遺業，在學術界維持著歷久彌新的影響力，前者當以陳寅恪為代表，後者則非傅斯年莫屬。
    　 　陳寅恪先後留洋16載，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傅斯年乃五四運動健將，負笈海外7年，與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共同度過了4年時光。二人學成歸國，陳氏進入清 華國學研究院，成為聞名天下的「四大導師」之一；傅氏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開南國一代學術新風。北伐成功後，被譽為「人間最希有的一個天才」的傅斯年 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三百年來僅此一人」、「教授的教授」陳寅恪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傅、陳二人這一歷史性的聚合，開創了一個舉世矚目 的學術流派。令人扼腕的是，由於國共分裂，這對同學加姻親關係的曠代天才，被無情地阻隔在海峽兩岸遙天對望而不能相聚，最後的結局是：一個無聲地倒斃在台 灣省議會大廳，一個默默死於大陸嶺南病榻。並世成雙的奇葩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間大地。
    　　本書敘述了陳寅恪與傅斯年成長、留學以及在動蕩歲月中顛沛流離，執著學術事業的艱難過程，生動卓然地展現了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心路歷程與事業追求的通俗作品，讀來感人淚下，悵然歎息。
    作者簡介
    岳南
    　 　1962年生，山東諸城賈悅人，先後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文藝學研究生班，文學碩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北京。著有 考古、歷史題材紀實文學作品《風雪定陵》、《萬世法門》、《復活的軍團》、《日暮東陵》、《尋找北京人》等十二部。另著有以自由知識分子學術、精神及人生 歷程為主軸的《李莊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們那一代文化名人》、《春去花還在》等紀實文學作品十部。

    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序：獨為神州惜大儒（何茲全）
    第一章 風雲際會
    走進清華園∕從北大到柏林∕北京初會∕槎浮海外
    第二章 江湖多風波
    歐洲行旅∕柏林日夜∕羅家倫信件披露的隱祕∕傅斯年歸國∕中山大學的暗流
    第三章 南北兩校園
    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衝突∕由同窗到仇寇∕陳寅恪進清華的背後隱祕∕獨為神州惜大儒∕王國維沉湖
    第四章 史語所的第一桶金
    元和新腳未成軍∕內閣大庫檔案的「發見」∕陳寅恪與內閣大庫檔案∕
    第五章 望斷天涯路
    盧溝橋事變∕流亡途中∕再別長沙
    第六章 南渡記
    暫住蒙自∕遷往昆明∕炸彈下的陳寅恪與傅斯年∕
    第七章 中研院院長爭奪戰
    八方風雨會重慶∕來渝只為胡先生∕揚子江頭流亡客∕
    第八章 縱橫天涯馬
    傅斯年家世情緣∕辭別重慶∕營救陳寅恪∕「殺孔祥熙以謝天下」
    第九章 與李莊擦肩而過
    騎上虎背的葉企孫∕傅斯年與葉企孫之爭∕李莊不復見
    第十章 西北望
    亂世策士夢∕傅斯年與毛澤東窯洞相會∕延安歸來
    第十一章 千秋恥，終當雪
    初聞涕淚滿衣裳∕代理北大校長∕重返平津
    第十二章 魂返關塞黑
    在燕大講台上的背影∕陳寅恪失明經過∕欲將心事付瑤琴∕陳寅恪與蔣介石的因緣∕赴英就醫
    第十三章 生別常惻惻
    日暮蒼山遠∕還都南京∕最後的晚餐∕北歸一夢原知短
    第十四章 斯人獨憔悴
    醉不成歡慘將別∕退守孤島∕傅斯年之死
    第十五章 殘陽如血
    南國的冬日∕汪籛、向達的悲劇∕傅斯年家族的毀滅∕陳寅恪之死

    序

    獨為神州惜大儒
    何茲全 時年九十八歲 2008.3.23
    前幾天，岳南先生來到我的寓所，攜來《陳寅恪與傅斯年》書稿，囑我看後提些意見。我雖是九十八歲的老人，精力不濟，但面對這部撰述陳、傅兩位恩師，並插 有堂兄何思源（仙槎）青年時代與陳、傅二師一起留學歐洲相交甚篤的圖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辭，決定先讀為快。書稿翻閱一遍，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 兩位大師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現。既然作者有此盛意，藉此機會，說一說陳、傅二師對我的栽培和教誨，順便寫下一點讀後感言，算是對兩位恩師的紀念，以及對作者 岳南先生為此付出心血與汗水的答謝吧。
    我是一九三一年冬認識傅斯年先生的。一九三一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學，進入史學系。我的堂兄何思 源寫信給傅先生，請他做我的保證人。他們是五四時期的同學好友，後來又一起在歐洲留學數載。我於一個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時傅先生住在西城內平安里往東不遠 再往北的一個胡同裡，好像是廠橋胡同吧。
    傅先生熱情接待了我，和我談了大學應如何學習，並囑我兩句話：「一定要學好古文，一定要學好外語。」說來慚愧，我一生既沒有學好古文，也沒有學好外語，但越來越覺得學好古文和學好外語的重要，時時想起傅先生這兩句話，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學術心，也有學術事業心。他北大畢業後留學歐洲，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辦了「語言歷史研究所」，這是一九二七年秋天的 事。一九二八年十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成立後他出任所長，一直到一九五○年去世。 他的社會、政治領域的職務千變萬化，名堂甚多，但史語所所長這個職務卻是他一直擔任到底的。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中國的 歷史、語言研究由此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特別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說是到傅先生與李濟、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為科學的，小屯殷墟的考古發掘是傅先生和史 語所同人建立起來的最早的科學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為中國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培養了眾多人才。新中國成立 後，一大批在這方面有貢獻的學者，大多都受過他的培養。因而在這一領域，傅斯年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養出來的，也是著 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對北大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除了創辦史語所，對北大的貢獻也功不可沒。抗戰前，傅斯年除了擔任史語所所長，還兼任 北大歷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長等職務。我在北大讀書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觸不多，但聽過他講的中國古代史課程。他講西周史，處處有新意，有創見，使人開 闊眼界，開闊胸襟。聽他的課，很佩服他廣博的學問和深厚的功力。前幾年，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稱讚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他的〈夷夏東西說〉 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並說此文與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兩篇文章。在我看來，傅先生除了這篇名滿天 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後留下的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而後乃東遷〉、〈姜 原〉，以及〈論所謂五等爵〉等篇章。這些文章的好，不在於篇篇擲地有聲，而在於它們和〈夷夏東西說〉一樣，都是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筆與天才之作，只有 大手筆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寫出這般具有史識、史見，震古鑠今的光輝篇章。
    我說傅斯年是我的老師，這老師不是泛泛的老師而是真正意義上的 恩師。一九三五年我從北大畢業，他邀我去史語所工作，我沒有去，而是赴日本讀書。抗戰爆發後，我回國在重慶編雜誌，寫社論，在機關裡混。後來失了業，中英 庚款董事會撥發一部分專款協助一些人員在國內做研究工作，我請傅先生推薦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協助，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維持。
    一九四四年，何思源大哥回山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要帶我回山東做官。當時我正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任編審，該會的負責人是段錫朋，段與傅斯年先生同為 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訓練委員會待下去，但也不願去山東做官，我還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無能的。抗戰後期論政之心已倦，極 願回書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說我願去史語所念書。傅先生說：「畢業時就約你來，你不來。」就這樣我進了當時已搬遷到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的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
    在李莊，我和傅先生見面的機會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內大多數學長、學弟一樣，對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個字來表達，那就 是「敬」、「怕」、「親」。所謂敬，大家對傅先生的學問沒有不是滿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對於怕和親，說老實話，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極易衝動、暴怒， 像個孩子，因而大家對他既怕又親。正像董作賓所說：其實傅先生對朋友，對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愛他之處也在此，但年輕人的「敬」和「怕」卻又壓住 了他們的「親」。或許這便是當時的內在真情吧。
    抗戰之後，我去美國留學，一九五○年回到北京，十二月去看鄭天挺師，進門他就對我說：「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時愕然，沉默了半天沒說話。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緒縹緲，淚眼婆娑，一時回到北大，一時回到李莊，一時又回到現在，情腸交結，不忍追憶。當年史語所在李莊的幾十口子同人、師友，傅先 生去了，董作賓先生去了，李濟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與李莊擦肩而過的陳寅恪師也去了。想到這裡，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令 人倍感傷神。
    屈指算來，到今天，傅斯年師去世已五十八個年頭，而陳寅恪師去世已三十九年矣。我自己也漸漸老了。回憶接受傅斯年、陳寅恪師教誨的日子，猶歷歷在目，感念不已。
    我與陳寅恪師相識於抗戰爆發之後的西南之地，最早見到他是在重慶，後來我到了史語所歷史組任助理研究員，成為陳寅恪先生的學生與下屬。儘管接觸不多，但 有論文經常寄給他請教。在李莊的後期，陳寅恪師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嚴重的疾病，但對我的論文與晉升職稱等事宜，時刻掛念在心，這樣的事例從 陳、傅二師通信中還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錄，不贅。有一次，聽從成都回李莊的一位史語所同事說，他去拜訪陳寅恪先生時，陳師對我的學問與人品 還誇獎了一番。我聽後受寵若驚，感到莫大的榮幸，同時也感汗顏。抗戰勝利後，陳先生從英國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維公館。這個時候，我與陳先生的接觸就多 了起來，經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賓先生委派，給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錢等。藉此機會，我也請教了一些史學上的難題，已雙目失明的陳師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 動。
    陳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見的學術大師，傅斯年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如 果用「最好的」、「最有創始性、突破性」作標準，二十世紀上半葉史學、國學方面的學者，能稱得起大師級人物的，在我看來也就是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 恪、傅斯年、陶希聖、錢穆、郭沫若、顧頡剛等幾個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這部《陳寅恪與傅斯年》文學傳記書稿中，不僅講了陳、傅兩位大師級人物，上面列舉的另外幾位大師，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紹，只是敘述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
    由於諸多複雜的原因，過去幾十年，在中國大陸，沒有看到關於傅斯年的傳記，甚至連普通的介紹文章也較少。隨著政治思想逐漸放開，前些年傅先生家鄉聊城的 父老鄉親，為此做過不少的努力，召開過幾屆「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出版過幾本傳記性書籍與論文集。但總的感覺，其聲勢與深入人心的程度， 與傅斯年本人的聲望和在學術上的貢獻比起來，還是不夠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甚至包括相當一部分中青年知識分子，能知傅斯年為何許人也， 做過何種事業者，已不是很多了。人類是容易遺忘的，對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歷史的無情，還是今人的不幸？
    關於陳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為二，對前幾十年生命歷程的?述相對薄弱，而後半生，特別是陳先生最後二十年著墨較多。我猜想，這可能是陳師前半生留下的資料較少，而作為傳主「出彩」的地方也較少的緣故吧。
    岳南先生的《陳寅恪與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盡可能地搜集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家族前輩人物的一些史事，簡明扼要地進行?述點評，爾後對陳、傅二人留學期 間，特別是在歐洲的交往史實，進行了多方搜羅和鑑別比較，通過當年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的書信來往與局外者的回憶文章，一點一滴查找、拼對、復原，基本勾勒 出一個輪廓，讓後人看到陳、傅二人在那個時代較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學術上相互影響、砥礪，漸行漸近，肝膽相照的生命歷程。
    幾年 前，岳南先生為撰寫《陳寅恪與傅斯年》這部書，找過我幾次，特別是對抗戰期間知識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詢問得尤為仔細。我談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況。後來聽 說為了寫好這部書，岳南先生還赴長沙、昆明、重慶、成都、李莊等地，對傅斯年、陳寅恪那一代知識分子，以及我們這一批小字輩學者工作、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 進行調查採訪，體察當地風土人情，盡量在每一個細節上做到真實不虛。在這個基礎上，他耗幾年心血成就了這部著作，這種扎扎實實的寫作態度是難能可貴的。此 書涉及不少史事屬首次有理有據、條理清晰地對外披露，填補了陳、傅兩位大師研究領域的空白，對研究者與普通讀者予以啟迪的方面不少。
    正 如岳南先生書稿中所描述的，由於歷史和政治等原因，一九四八年後，陳、傅兩位大師被迫離散，一位留在了大陸嶺南中山大學，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難和心靈煎 熬；一位歸骨孤島，長眠於台灣大學校園。兩位天才的聚合離散，既是大時代的因緣，也是二人性格與思想觀念不同所致。去台後的傅斯年先生曾把主要精力用於台 灣大學的建設上，他想把這座日本統治時期創建的學府，改造成現代一流的大學和學術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僅在台大校長任上奮鬥了兩年即溘然長逝，去世時年 僅五十五歲。而留在大陸的陳寅恪先生逐漸落入了淒涼之境，於「文革」中精神備受折磨而死去。
    當年與陳寅恪、傅斯年同時留歐，且是好友加 親家的俞大維說：陳寅恪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 （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作為後來者，面對岳南先生撰寫的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兩位天才大師的因緣際會，聚合離散，或許能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更真切地感知歷史的真相，並從中吸取一些「歷史的教訓」吧。
    是為序。
    序者簡介
    何茲全
    一九一一年生，山東菏澤人。一九三五年北平大學（今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旋赴日本留學。抗戰爆發後歸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組助理研究 員、研究員。一九四六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歷史學，一九五○年歸國。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著有《讀史集》、《中國古 代社會》、《中國文化六講》、《何茲全全集》（六卷）等作品。
    推薦序一
    評論家　南方朔
    詩人戴望舒在〈我用殘損的手掌〉這首詩裡如此寫道：「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陰暗。」他的意思是在那個災難的歲月，詩人的手掌殘損，他撫摸的江山也同樣的殘破。
    但若我們殘損的手掌，撫摸的是知識分子這個板塊，相信，那種感覺就更複雜了。其中有悵然、有傷感，有對歷史的深深喟嘆，有對典型在夙昔的緬懷。知識分子 和他們所處的時代，本來就有著極不自在的關係。而在後進國，這種不自在又多了許多悲劇色彩。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從康梁、王國維、陳寅恪、傅斯年，到最近剛逝 世的季羨林，哪一個不或多或少帶有悲劇的況味？這本《陳寅恪與傅斯年》說的雖是陳寅恪與傅斯年，其實是用殘損的手掌摩娑過他們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這個板塊， 予人無限幽思。
    近代知識分子命運多乖，在西方已有新興的「知識分子論」這個新的探索領域，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可能也需要從更大的視野去 重新解釋他們命運多乖的更深層原因，並探索知識分子前瞻的可能性。這本著作倒不妨作為一個新的起點，讓我們在作者感嘆的「大師之後再無大師」上，作出更多 探討與思考！
    推薦序二
    歷史學家∕政治評論者　胡忠信
    本書以二十世紀「新 史學」兩位史學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的生平與思想為主軸，「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深刻而周密地重建民國時代的學術氛圍，把知識分子追求真理以 及報效家國的意志與熱誠作了忠實的敘述。「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這是一本與知識良心的對話錄，值得反思與尊崇。
    推薦序三
    作家∕評論家　楊照
    兩位個性與風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卻共同經歷了中國動盪時代，更重要的，共同經歷了對於中國歷史苦苦追尋的過程。從他們的合傳，我們可以更深刻地思考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悲運的來龍去脈，並探問我們自己看待歷史知識的根本態度。

    內容連載

    【第一章】
    風雲際會
    走進清華園
    一九二五年，隆冬。
    薄霧輕啟，天色微明。慘澹的星光下，一個單薄瘦削的中 年人攜一黃髮碧眼的幼兒，悄然離開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著清晨凜冽的寒風，乘車向大街盡頭駛去。兩天後的上午，二人轉乘的汽車穿越卡納比埃 爾街︵La Canebiere︶，很快抵達碧海青天、卷積雲連綿不絕的馬賽港。中年人提著行李，深吸了一口帶有海腥味的空氣，健步踏上停泊在港灣的豪華郵輪，身後的 幼兒既興奮又好奇地跟進。陣陣汽笛聲中，一老一少作別歐洲大陸，穿越波滾浪湧的地中海，向魂牽夢繞的東方故國駛來。

    翌年七月八日，中年人的身影出現在北京西郊清華園荷塘岸邊，他那清臞、睿智的面容與擺動的長衫，隨著陣陣微風與飄拂的花香，立即入了學界的視野。

    ──時年三十七歲的陳寅恪受好友吳宓舉薦、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聘請，告別長達十六年海外游學生涯，來到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以教授身分，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 華學校的建立，其源頭要追溯到清宣統元年︵一九○九︶六月。當時大清王朝的掌權者受時風薰染與國內外形勢所迫，在北京設立了一個游美學務處，負責選派留美 學生和籌建游美肄業館。這年八月，經外務部和學務部一同奏請，內務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蕪的皇家花園──清華園撥給游美學務處，作為游美肄業館館址，並撥 款修建了館舍。在往後的三年時間裡，游美學務處於北京城內史家胡同等處考選了三批共一百八十位直接留美生。入選者到美後，視不同條件或直接進入美國大學就 讀，或先進入美國高級中學補習，爾後再進大學。宣統三年二月，游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游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辦公，並將校名定為清華學堂。這年四月二十九日︵ 農曆四月初一日︶，清華學堂正式開學，由此揭開了中國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
    十月因發生辛亥革命，停課。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後，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於五月一日重行開課，並裁撤游美學務處，使之隸屬外交部。

    最初的十幾年中，清華學堂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則相對薄弱。一九二四年初，清華學校在各方鼓譟和社會大潮湧動中，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

    這 年十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以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由 於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的限制，籌備人員多次討論，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後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訓練﹁以著 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範圍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等，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優秀成果，重建中國傳統 學術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提出的：﹁故今即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 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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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週運：王汎森不知道的傅斯年藏西文哲學及數理書

    五明子 五明子 2015-11-29 11: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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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與傅斯年

    作者：岳南

    出版日期：2009 年07 月 31 日


    計畫既定，清華校長曹雲祥立即動員原游美學務處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以第五十五名成績放洋美國，並於一九一七年歸國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學院 哲學教授胡適︵字適之︶，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時年三十四歲，尚不算糊塗的胡氏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還建議曹校長採用宋、元書 院的導師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範，以保留綿延 中國文化之血脈云云。儘管胡適此時的學問日益進取，地位和名聲在新派學界如日中天，但他畢竟算是個心中有數之人，面對曹校長的一番抬舉，並未得意忘形，更 沒敢輕視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等諸前輩學界泰斗的真實存在，忽略王、梁等人作為文化崑崙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仰止﹂的 偉岸身影。
    他清醒並謙虛地說道：﹁非第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曹校長見對方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於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

    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曹雲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三十二歲的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

    按 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雲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住處一一聘請。曾任宣統朝五品﹁南書房行走﹂之職、時年四十九歲的王國維，身為滿清王朝最 後一位皇帝──溥儀的﹁帝師﹂，自然屬於舊派人物。此前，曹雲祥曾託胡適向王氏轉交過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並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做一番解 釋說明。聘書送到後，胡適怕這位性格內向的學術大師優柔寡斷，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載著王國維在清華園轉了一圈。王氏見園內風景優美，校內頗具規模與秩 序，始有進清華的念頭。此次吳宓在登門之前，針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做了調查研究，計定了周密的對付辦法，欲一舉拿下。待到北京城內地安 門織染局十號王國維住所後，吳宓進得廳堂，二話沒說，先必恭必敬地向上行三鞠躬禮，然後落坐，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 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麵包的年輕人，居然把自己當做一個有身分的前輩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頓覺有了面子，心中頗為舒暢痛快，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回憶 說：﹁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係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吳宓打的三個恭總算沒有白費。

    王 國維雖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從，像這樣工作調動之大事還得按舊規矩向﹁皇帝﹂稟報，看﹁上面﹂是否﹁恩准﹂， 然後才能正式決定行止，否則有失體統。於是，他憋在家中頗費了一番腦筋，經過幾次反覆思量，又偷偷摸摸跑到日本駐華使館拜見遜帝溥儀︵南按：時溥儀被馮玉 祥趕出紫禁城，暫避於東交民巷日使館︶，吭哧了老半天，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後，才放下心來，收拾行李，於四月十八日攜家人遷往清華園古 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  王氏到校，立即在師生間引起轟動，鑑於他在國學界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曹雲祥校長有意請其出任研究院院長一職，王﹁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而堅辭不 就，執意專任教授。曹校長鑑於吳宓在籌備過程的貢獻，便與之商議，請他出任院長，吳宓為人謙恭不肯接受，學校乃改聘他為研究院主任。

    與王 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五十三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儘管年過半百，思想不再像當年﹁公車上書﹂，憑一介書生之血氣 與康有為等舉子在北京城奔走呼號，掀起著名的﹁康梁變法﹂滔天巨浪時那樣激進，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憑藉他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現代史 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界之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之北斗﹂，南 北兩大巨星相互映照，構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史學星河中燦爛絢麗的風景。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後，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面欲聘另一位名蓋 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國學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名炳麟︶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願與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為章在日本時常 和梁啟超打筆墨官司，另外章公開反對甲骨文，說那是奸商們鼓搗出的假冒偽劣產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國維恰是以研究甲骨文並發現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聞名 於世的。鑑於這眾多的瓜葛，章太炎得此禮聘，﹁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下，高聲示眾，以表決絕之心。自此，﹁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風采的機 會，清華園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國學研究院既開，第一屆招收了三十八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於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 積極薦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三十四歲，才情超群，知識廣博，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電聘請。正擔 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之職的吳宓，一看張氏薦舉了自己的同窗故舊，也不甘示弱，靈機一動，藉機向曹雲祥推薦了自己在哈佛攻讀時的同學──這便是後來被譽為中國 史學界﹁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陳寅恪。

    原籍陝西涇陽的吳宓︵字雨僧︶，一九一六年於清華學堂畢業，次年赴美留學，初入維吉尼亞大學，後轉 入哈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學位後，繼入哈佛研究生院，師從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讀哲學。就在這個時候，來自江西義寧的陳寅恪經在美國哈佛就讀的表弟俞大維介紹，入哈佛大學，師從東方語言學大師蘭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Paali，古印度文的一種︶。既進哈佛校園，自然要與中國留學生結交，陳寅恪很快與姜立夫、梅光迪、湯用彤等輩相識， 當然還有終生摯友吳宓。其間，由於陳寅恪、吳宓、湯用彤三人才華出眾，成績卓著，引起中國留學生的矚目，一時有﹁哈佛三傑﹂之譽。而
    身為三傑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讚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吳 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也是日記高手，行文優美，議論獨到，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其珍貴的史料價值 與引人入勝的﹁好看﹂程度，在學術界備受推崇，是研究陳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據已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載，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正在哈佛 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中國學生會之請，作︽紅樓夢新談︾演講，他認為﹁用西洋小說法程︵原理、技術︶來衡量︽紅樓夢︾，見得處處精上，結論是：︽紅樓夢︾ 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世界各國文學中未見其比﹂。
  •  當吳宓意氣風發，正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講之時，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的陪同下前往聆聽，見吳宓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 象，隱語暗線，起承轉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陳寅恪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並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題詞﹀一首相贈，詩 曰：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自注：虞初號黃車使者）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文，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的飄零歲月，不僅得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個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並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

    吳 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i字裡行間，跳躍著作者喜 悅的音符，彌漫蕩漾著濃得化不開、只有雙方心靈深處才能觸動的熱血情懷。自此之後，吳、陳二人作為同學加密友，攜手並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感人肺腑的管 鮑之交。也正是得益於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專業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於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 激，並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後，對於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 Cambridge區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後宓恆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歷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 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為人為學之品性，此說當為其發自肺腑的心聲。

    一九二一年夏秋之交，吳宓獲得碩士學位後歸 國，先後出任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授，致力於西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兼任號稱﹁論究學術，闡述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 無偏無黨，無激無隨﹂的︽學衡︾雜誌主編。這份以梅光迪、柳詒徵等為主要創辦人，奉吳氏為﹁學衡派﹂領袖的雜誌，儘管遭到了另類文化派領袖陳獨秀以及幹將 胡適、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強烈抵制與猛烈抨擊，但與胡適關係相當密切的曹雲祥，並未因此類江湖恩怨偏袒一方。當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 立後，曹氏慕吳宓的才學與名聲，力主聘其回母校為國學研究院籌備工作鳴鑼開道。吳不負厚意，很快辭去東北大學教職，懷著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 進水木清華那寧靜安逸的校園，竭盡全力協助校長曹雲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吳宓語︶來院執教。就在這樣一個節骨眼上，遠在萬里之外 的陳寅恪，迎來了踏入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歷史契機。

    此時，陳寅恪已由美國哈佛大學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他得到清華聘請的電文後，經 過一番躊躇思量，答應就聘。由於購書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歸國，又因母喪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陳寅恪向校方請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八 日，方步入清華校園的大門。而這個時候，吳宓因與教務長張彭春矛盾加深，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改任清華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曾經薦舉趙元任步入清華講壇 的張彭春，也在與吳宓等人的紛爭中敗下陣來，被學生趕出了清華園，研究院事務由新任教務長梅貽琦兼理。

    混戰過後，處於多事之秋的清華園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在蛙鼓蟬鳴與陣陣熱風吹蕩中，隨著陳寅恪擺動長衫緩緩登上承載著文化使命的聖潔講台，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 年十一月十六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海外歸國學人︶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 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制的清華大學再加籌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 院就讀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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