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兩本馬克斯傳記
書評
一部人性化的、又使人感到不安的馬克思傳記
報道 2013年05月02日
喬納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撰寫的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傳記引人入勝、考據嚴謹，對於那些即便是跟激進政治活動有過最短暫接觸的人來說，這部傳記描繪的卡爾·馬克思形象也會令人熟悉到有些不安。這是
一個在攻擊己方陣營的時候最富有激情的人，他常年背負着金錢的壓力，離不開父母的資助；不斷謀划著新的、改變世界的冒險事業，但卻難以按時交稿；個人衛生
狀況堪憂；他住的房子可能有些人會說是“波西米亞風格”，其他人則會直白地稱為“又破又臟”；他可以反覆無常到令人惱火，同時又不會陷入到複雜玄妙的理論
和不知所云的抽象中。
儘管如此，這本書使人意識到這位終極左派、共產主義之父是一個情理之中的人物，這本身就讓人感到震驚，如同發現耶穌基督在他家附近的教會定期舉辦糕 餅售賣活動似的。無論馬克思是作為革命偶像被尊敬，還是作為蘇聯極權主義的源泉被唾罵，他在全世界的形象都被過分誇張和拔高，以至於看到一個真正的人性化 形象，一個可能在今天遇到的人時，竟會讓人覺得不安。斯珀伯是密蘇里州大學的教授，專門研究歐洲史，他描述的馬克思如果生活在2013年左右，那麼可能會 是一位相當有趣的博客作者，會跟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和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在Twitter上掀起罵戰。
但那是虛假的。《卡爾·馬克思：19世紀的生活》(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的目的清楚明確，即消除“永恆的馬克思”——人性元素少，意識形態準則成分多——這個佔據主導地位的概念，把他重新置於他生活過的地方，他屬於的地方，在他自己的時代裏，而不是在我們的時代。斯珀伯堅決抵制那些宣稱馬克思永遠是“我們同時代的人”的大量研究，決心把他描繪為一個“過去的人物”，
而不是“現在的先知”。
斯珀伯圓滿達成了所有傳記的首要任務，塑造了一個躍然紙上的人物。我們跟馬克思一起從他的家鄉特里爾出發，走過他在波恩和柏林狂歡作樂的學生時代， 之後他在科隆首次登上政治新聞界的舞台，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流亡並參加革命活動。我們看到他的思想在發展，但也可以瞥見他向母親請求提前繼承財物的乞 求信，以及他擔心是否供養得起他從十幾歲起就愛上的妻子的長期焦慮。我們聽到他在美國南北戰爭開始之後度過的不眠之夜：他擔憂的不是美國的命運，而是作為 《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自由撰稿人的收入；這家報紙把所有精力放在離家更近的事件上後，就不再需要馬克思作為歐洲記者的稿件了。我們看到馬克思出入典當行，承受 着維持中產階級生活標準的壓力，正如他對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同謀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說的那樣，這種生活標準是“體面尊嚴的展示”。
這部傳記展現的畫面是豐滿的、人性化的。馬克思對革命富有獻身精神，但卻不是一個偏執狂。他是一個極為慈愛的父親，勁頭十足地跟他的孩子們，以及後來的孫子們玩鬧，在8歲的兒子埃德加(Edgar)早夭後，他遭受了兩年心理折磨，其癥狀現在應該會被診斷為抑鬱症。馬克思顯然也是一個令人抓狂的同事， 他可以每天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里待上12個小時，但計劃寫的書卻是一拖數年，最後也沒能交稿。斯珀伯寫道，恩格斯幾十年里一直在反覆對他說同一件事：快把活兒幹完！
除了跟燕妮(Jenny)之間長久、深情的婚姻關係之外，馬克思還有另外一段愛的故事：與恩格斯的搭檔關係。恩格斯似乎準備為這位朋友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金錢上資助過馬克思，但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是，恩格斯還幫助他避免了一樁醜聞：恩格斯聲稱是馬克思家傭人琳蘅·德穆特(Lenchen Demuth)的孩子的父親，其實那小男孩是馬克思的兒子。
在馬克思去世之後，是恩格斯耗費心力，從馬克思潦草的筆記中整理出《資本論》(Das Kapital)最後兩卷並出版發行。即便是馬克思最著名的作品，《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其中提出的10項措施也幾乎是逐字引用了恩格斯先前提出的東西。馬克思有濃重的萊茵蘭口音，還有點口齒不清，恩格斯之於馬克思就如 同亞倫(Aaron)之於摩西(Moses)，可以在眾人面前講話，彌補搭檔的不足。恩格斯的忠誠甚至達到了這種地步：他採取“托兒”手法，在德國媒體上 發表了《資本論》的匿名評論。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對搭檔在亞馬遜時代可以玩出一些什麼花樣。
假使把這些都當作人生種種奇遇，所有這一切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再加之斯珀伯以一種迷人的、非正式的、可讀性強的風格，廣泛提供了和馬克思有關的各種 文本——無論是講話、書信、文章、雜貨賬單或發票。）但是這部傳記還有別的價值：它重新把馬克思塑造成了一個人，他所處的時代中的一個人，這改變了我們理 解其思想的方式。
在20世紀，很多學者費力調和馬克思很多作品中存在的矛盾內容，試圖塑造出一個連貫協調的馬克思主義。相比之下，斯珀伯的做法更加務實一些。他承認 馬克思不是一台思想機器，而是一個會對事件作出反應的人。在這種情景下，頗能說明問題的是，馬克思的主業並非學者，而是政治記者：斯珀伯指出，馬克思在科 隆的一家激進派報社兩次擔任負責人，是他職業成就感達到巔峰的時期。所以，學者們試圖打上馬克思主義哲學標誌的很多東西其實是對時事的解讀，是對當時事件 的反應，因而也就充滿了矛盾。
因此，雖然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但在1848年，馬克思發表講話，譴責這個想法是“無稽之談”。舊式的共產主義學 院派以前認定此事是捏造的，但斯珀伯相信它的真實性。在當時，馬克思對萊茵蘭群眾發表了這個演說，呼籲儘可能多的萊茵蘭人對抗普魯士人的專制統治。在那個 時候，那個地方，呼籲一個萊茵蘭階級對抗另一個萊茵蘭階級是不合情理的，所以“馬克思否認了他自己寫的東西”。這本傳記清楚地表明，雖然馬克思下定決心， 要發明一個全面的政治經濟理論，但他首先關注的永遠是德國的政治活動，他畢生對普魯士專制的厭惡也永遠是激勵他行動的一個因素。無論他用抽象的語言寫了些 什麼內容，那些內容都受到了具體時事的影響。
斯珀伯在“情景化”上的努力只有一個地方有所欠缺，那就是他認為馬克思關於猶太人問題的作品，包括馬克思對猶太人的敵意言論，應當被“嵌入到”那個 時代的態度中去理解，因此不應該被視為是赤裸裸的反猶太主義。但是從斯珀伯自己整理的證據來看，這個觀點不太站得住腳，比如馬克思在1875年寫給恩格斯 的一封信中，信口把他在火車上遇到的一個乘客稱為“小猶太”(little Yid)，然後對此人進行了描述。馬克思出生時是猶太人，他父親顯然在他出生後不久才皈依了新教。斯珀伯不情願地承認，這個描述是“一個蒙昧、貪婪的猶太 人的模式化的陳舊譴責”。作者能這麼說倒是值得讚揚。
不過，在馬克思反猶太主義問題上的處理相對較弱無損於這本書的整體成就。斯珀伯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一個仍在持續發揮影響力的人。而且，對於我們可以如 何看待其他歷史偉人，特別是偉大的思想家，他還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樣板——將那些常常被我們自動視為神聖的人的言行“去神秘化”。比如說，儘管描寫美國開國 元勛的書籍已經有很多，但我們仍然在等待一位歷史學家，可以像喬納森·斯珀伯為卡爾·馬克思所做的那樣，為開國元勛們做些事情。
儘管如此，這本書使人意識到這位終極左派、共產主義之父是一個情理之中的人物，這本身就讓人感到震驚，如同發現耶穌基督在他家附近的教會定期舉辦糕 餅售賣活動似的。無論馬克思是作為革命偶像被尊敬，還是作為蘇聯極權主義的源泉被唾罵，他在全世界的形象都被過分誇張和拔高，以至於看到一個真正的人性化 形象，一個可能在今天遇到的人時，竟會讓人覺得不安。斯珀伯是密蘇里州大學的教授，專門研究歐洲史，他描述的馬克思如果生活在2013年左右，那麼可能會 是一位相當有趣的博客作者，會跟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和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在Twitter上掀起罵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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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f Hirschberger/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Germany, 2008)
《卡爾·馬克思：19世紀的生活》認為如果馬克思生活在2013年左右，很可能會是一位有趣的博客作者，經常在Twitter上掀起罵戰。
斯珀伯圓滿達成了所有傳記的首要任務，塑造了一個躍然紙上的人物。我們跟馬克思一起從他的家鄉特里爾出發，走過他在波恩和柏林狂歡作樂的學生時代， 之後他在科隆首次登上政治新聞界的舞台，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流亡並參加革命活動。我們看到他的思想在發展，但也可以瞥見他向母親請求提前繼承財物的乞 求信，以及他擔心是否供養得起他從十幾歲起就愛上的妻子的長期焦慮。我們聽到他在美國南北戰爭開始之後度過的不眠之夜：他擔憂的不是美國的命運，而是作為 《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自由撰稿人的收入；這家報紙把所有精力放在離家更近的事件上後，就不再需要馬克思作為歐洲記者的稿件了。我們看到馬克思出入典當行，承受 着維持中產階級生活標準的壓力，正如他對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同謀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說的那樣，這種生活標準是“體面尊嚴的展示”。
這部傳記展現的畫面是豐滿的、人性化的。馬克思對革命富有獻身精神，但卻不是一個偏執狂。他是一個極為慈愛的父親，勁頭十足地跟他的孩子們，以及後來的孫子們玩鬧，在8歲的兒子埃德加(Edgar)早夭後，他遭受了兩年心理折磨，其癥狀現在應該會被診斷為抑鬱症。馬克思顯然也是一個令人抓狂的同事， 他可以每天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里待上12個小時，但計劃寫的書卻是一拖數年，最後也沒能交稿。斯珀伯寫道，恩格斯幾十年里一直在反覆對他說同一件事：快把活兒幹完！
除了跟燕妮(Jenny)之間長久、深情的婚姻關係之外，馬克思還有另外一段愛的故事：與恩格斯的搭檔關係。恩格斯似乎準備為這位朋友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金錢上資助過馬克思，但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是，恩格斯還幫助他避免了一樁醜聞：恩格斯聲稱是馬克思家傭人琳蘅·德穆特(Lenchen Demuth)的孩子的父親，其實那小男孩是馬克思的兒子。
在馬克思去世之後，是恩格斯耗費心力，從馬克思潦草的筆記中整理出《資本論》(Das Kapital)最後兩卷並出版發行。即便是馬克思最著名的作品，《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其中提出的10項措施也幾乎是逐字引用了恩格斯先前提出的東西。馬克思有濃重的萊茵蘭口音，還有點口齒不清，恩格斯之於馬克思就如 同亞倫(Aaron)之於摩西(Moses)，可以在眾人面前講話，彌補搭檔的不足。恩格斯的忠誠甚至達到了這種地步：他採取“托兒”手法，在德國媒體上 發表了《資本論》的匿名評論。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對搭檔在亞馬遜時代可以玩出一些什麼花樣。
假使把這些都當作人生種種奇遇，所有這一切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再加之斯珀伯以一種迷人的、非正式的、可讀性強的風格，廣泛提供了和馬克思有關的各種 文本——無論是講話、書信、文章、雜貨賬單或發票。）但是這部傳記還有別的價值：它重新把馬克思塑造成了一個人，他所處的時代中的一個人，這改變了我們理 解其思想的方式。
在20世紀，很多學者費力調和馬克思很多作品中存在的矛盾內容，試圖塑造出一個連貫協調的馬克思主義。相比之下，斯珀伯的做法更加務實一些。他承認 馬克思不是一台思想機器，而是一個會對事件作出反應的人。在這種情景下，頗能說明問題的是，馬克思的主業並非學者，而是政治記者：斯珀伯指出，馬克思在科 隆的一家激進派報社兩次擔任負責人，是他職業成就感達到巔峰的時期。所以，學者們試圖打上馬克思主義哲學標誌的很多東西其實是對時事的解讀，是對當時事件 的反應，因而也就充滿了矛盾。
因此，雖然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但在1848年，馬克思發表講話，譴責這個想法是“無稽之談”。舊式的共產主義學 院派以前認定此事是捏造的，但斯珀伯相信它的真實性。在當時，馬克思對萊茵蘭群眾發表了這個演說，呼籲儘可能多的萊茵蘭人對抗普魯士人的專制統治。在那個 時候，那個地方，呼籲一個萊茵蘭階級對抗另一個萊茵蘭階級是不合情理的，所以“馬克思否認了他自己寫的東西”。這本傳記清楚地表明，雖然馬克思下定決心， 要發明一個全面的政治經濟理論，但他首先關注的永遠是德國的政治活動，他畢生對普魯士專制的厭惡也永遠是激勵他行動的一個因素。無論他用抽象的語言寫了些 什麼內容，那些內容都受到了具體時事的影響。
斯珀伯在“情景化”上的努力只有一個地方有所欠缺，那就是他認為馬克思關於猶太人問題的作品，包括馬克思對猶太人的敵意言論，應當被“嵌入到”那個 時代的態度中去理解，因此不應該被視為是赤裸裸的反猶太主義。但是從斯珀伯自己整理的證據來看，這個觀點不太站得住腳，比如馬克思在1875年寫給恩格斯 的一封信中，信口把他在火車上遇到的一個乘客稱為“小猶太”(little Yid)，然後對此人進行了描述。馬克思出生時是猶太人，他父親顯然在他出生後不久才皈依了新教。斯珀伯不情願地承認，這個描述是“一個蒙昧、貪婪的猶太 人的模式化的陳舊譴責”。作者能這麼說倒是值得讚揚。
不過，在馬克思反猶太主義問題上的處理相對較弱無損於這本書的整體成就。斯珀伯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一個仍在持續發揮影響力的人。而且，對於我們可以如 何看待其他歷史偉人，特別是偉大的思想家，他還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樣板——將那些常常被我們自動視為神聖的人的言行“去神秘化”。比如說，儘管描寫美國開國 元勛的書籍已經有很多，但我們仍然在等待一位歷史學家，可以像喬納森·斯珀伯為卡爾·馬克思所做的那樣，為開國元勛們做些事情。
A Man of His Time
May 02, 2013
The Karl Marx depicted in Jonathan
Sperber’s absorbing,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biography will be
unnervingly familiar to anyone who has had even the most fleeting
acquaintance with radical politics. Here is a man never more passionate
than when attacking his own side, saddled with perennial money problems
and still reliant on his parents for cash, constantly plotting new,
world-changing ventures yet having trouble with both deadlines and
personal hygiene, living in rooms that some might call bohemian, others
plain “slummy,” and who can be maddeningly inconsistent when not lapsing
into elaborate flights of theory and unintelligible abstraction.
Still, it comes as a shock to realize that the ultimate leftist, the father of Communism itself, fits a recognizable pattern. It’s like discovering that Jesus Christ regularly organized bake sales at his local church. So inflated and elevated is the global image of Marx, whether revered as a revolutionary icon or reviled as the wellspring of Soviet totalitarianism, that it’s unsettling to encounter a genuine human being, a character one might come across today. If the Marx described by Sperber,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history, were around in 2013, he would be a compulsive blogger, and picking Twitter fights with Andrew Sullivan and Naomi Klein.
But that’s cheating. The express purpose of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is to dispel the dominant notion of a timeless
Marx — less man, more ideological canon — and relocate him where he
lived and belonged, in his own time, not ours. Standing firm against the
avalanche of studies claiming Marx as forever “our contemporary,”
Sperber sets out to depict instead “a figure of the past,” not “a
prophet of the present.”
And he succeeds in the primary task of all biography, recreating a man who leaps off the page. We travel with Marx from his hometown, Trier, via student carousing in Bonn and Berlin, to his debut in political journalism in Cologne and on to exile and revolutionary activity in Paris, Brussels and London. We see his thought develop, but glimpse also the begging letters to his mother, requesting an advance on his inheritance, along with the enduring anxiety over whether he can provide for the wife he has loved since he was a teenager. We hear of the sleepless nights that follow the star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Marx is troubled not by the fate of the Union, but by the loss of freelance income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which, consumed by matters closer to home, no longer requires his services as a European correspondent. We see the trips to the pawnbrokers, the pressure to maintain bourgeois living standards, “the show of respectability,” as Marx put it to his closest friend and co-conspirator, Friedrich Engels.
The picture that emerges is a rounded, humane one. Marx is committed to revolution, without being a monomaniac. He is an intensely loving father, playing energetically with his children and later grandchildren, but also suffering what would now be diagnosed as a two-year depression following the death of his 8-year-old son Edgar. He is clearly also an infuriating colleague, capable of spending 12-hour days in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but stewing on book projects for years, only to fail to deliver. Engels, Sperber writes, spent decades repeating the same message: Get the work done!
Besides the long, devoted marriage to Jenny, there is another love story here: the partnership with Engels, who it seems was prepared to do anything for his comrade. Engels famously subsidized Marx; perhaps less well known is that he spared his friend a scandal by claiming paternity of the child born to the Marx family servant, Lenchen Demuth: the boy was in fact Karl’s son. After the great man’s death, it was Engels who waded through Marx’s scrawled notes to assemble, and publish posthumously, the final two volumes of “Das Kapital.” Even Marx’s signature text,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cluded a 10-point program lifted almost verbatim from an earlier Engels program. Engels was Aaron to Marx’s Moses, able to speak in public and s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partner, who was burdened by both a strong Rhineland accent and a lisp. Such was his devotion that Engels even planted anonymous reviews of “Das Kapital” in the German press. Imagine what the pair would have got up to in the age of Amazon.
All this is fascinating enough as human drama (complemented by Sperber’s provision of a comprehensive reading of every Marx-related text — whether speeches, letters, articles, grocery bills or invoices — in a winningly informal, readable style). But it has extra value. For the act of reclaiming Marx as a man, and a man of his time, alters the way we understand his ideas.
Plenty of scholars sweated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 trying to reconcile inconsistencies across the great sweep of Marx’s writing, seeking to shape a coherent Marxism out of Marx. Sperber’s approach is more pragmatic. He accepts that Marx was not a body of ideas, but a human being responding to events. In this context, it’s telling that Marx’s prime vocation was not as an academic but as a campaigning journalist: Sperber suggests Marx’s two stints at the helm of a radical paper in Cologne represented his greatest periods of professional fulfillment. Accordingly, much of what the scholars have tried to brand as Marxist philosophy was instea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reactive and therefore full of contradiction.
Thus in 1848 Marx could make a speech denouncing as “nonsense” the very idea of a revolutionary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even though that notion formed a core plank of Marxist doctrine. The old Communist academicians used to insist the text of that speech must have been a forgery, but Sperber believes in its authenticity. Marx delivered it to a Rhineland audience then demanding the broadest possible front against authoritarian Prussian rule. Pitting one Rhenish class against another made no sense in that place at that time, so “Marx repudiated his own writing.” The book makes clear that, determined though Marx was to devise an overarching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he was, even in exile, forever preoccupied with German politics and fueled by a lifelong loathing of Prussian despotism. Whatever he wrote in the abstract was informed by the current and concrete.
Only in one area do Sperber’s efforts at contextualization fall short. He argues that Marx’s writings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cluding his hostile comments about Jew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embedded” in the attitudes of the age and therefore not deemed straightforwardly anti-Semitic. But such a view is not easy to hold given the evidence Sperber himself marshals, including an 1875 letter to Engels in which Marx — born a Jew, apparently just before his father’s conversion to Protestantism — casually describes a fellow train passenger as a “little Yid,” before offering a description that Sperber, to his credit, concedes “is a stereotypical denunciation of an uncultured and greedy Jew.”
Not that this relatively soft treatment of Marx’s anti-Semitism detracts from the overall achievement of the book. Sperber forces us to look anew at a man whose influence lives on. And he also offers a useful template for how we might approach other great figures, especially the great thinkers, of history — demystifying the words and deeds of those who too often are lazily deemed sacred. For all the books that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for example, we still await the historian who will do for them what Jonathan Sperber has done for Karl Marx.
Still, it comes as a shock to realize that the ultimate leftist, the father of Communism itself, fits a recognizable pattern. It’s like discovering that Jesus Christ regularly organized bake sales at his local church. So inflated and elevated is the global image of Marx, whether revered as a revolutionary icon or reviled as the wellspring of Soviet totalitarianism, that it’s unsettling to encounter a genuine human being, a character one might come across today. If the Marx described by Sperber,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history, were around in 2013, he would be a compulsive blogger, and picking Twitter fights with Andrew Sullivan and Naomi Klein.
And he succeeds in the primary task of all biography, recreating a man who leaps off the page. We travel with Marx from his hometown, Trier, via student carousing in Bonn and Berlin, to his debut in political journalism in Cologne and on to exile and revolutionary activity in Paris, Brussels and London. We see his thought develop, but glimpse also the begging letters to his mother, requesting an advance on his inheritance, along with the enduring anxiety over whether he can provide for the wife he has loved since he was a teenager. We hear of the sleepless nights that follow the star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Marx is troubled not by the fate of the Union, but by the loss of freelance income from The New York Tribune, which, consumed by matters closer to home, no longer requires his services as a European correspondent. We see the trips to the pawnbrokers, the pressure to maintain bourgeois living standards, “the show of respectability,” as Marx put it to his closest friend and co-conspirator, Friedrich Engels.
The picture that emerges is a rounded, humane one. Marx is committed to revolution, without being a monomaniac. He is an intensely loving father, playing energetically with his children and later grandchildren, but also suffering what would now be diagnosed as a two-year depression following the death of his 8-year-old son Edgar. He is clearly also an infuriating colleague, capable of spending 12-hour days in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but stewing on book projects for years, only to fail to deliver. Engels, Sperber writes, spent decades repeating the same message: Get the work done!
Besides the long, devoted marriage to Jenny, there is another love story here: the partnership with Engels, who it seems was prepared to do anything for his comrade. Engels famously subsidized Marx; perhaps less well known is that he spared his friend a scandal by claiming paternity of the child born to the Marx family servant, Lenchen Demuth: the boy was in fact Karl’s son. After the great man’s death, it was Engels who waded through Marx’s scrawled notes to assemble, and publish posthumously, the final two volumes of “Das Kapital.” Even Marx’s signature text,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cluded a 10-point program lifted almost verbatim from an earlier Engels program. Engels was Aaron to Marx’s Moses, able to speak in public and s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partner, who was burdened by both a strong Rhineland accent and a lisp. Such was his devotion that Engels even planted anonymous reviews of “Das Kapital” in the German press. Imagine what the pair would have got up to in the age of Amazon.
All this is fascinating enough as human drama (complemented by Sperber’s provision of a comprehensive reading of every Marx-related text — whether speeches, letters, articles, grocery bills or invoices — in a winningly informal, readable style). But it has extra value. For the act of reclaiming Marx as a man, and a man of his time, alters the way we understand his ideas.
Plenty of scholars sweated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 trying to reconcile inconsistencies across the great sweep of Marx’s writing, seeking to shape a coherent Marxism out of Marx. Sperber’s approach is more pragmatic. He accepts that Marx was not a body of ideas, but a human being responding to events. In this context, it’s telling that Marx’s prime vocation was not as an academic but as a campaigning journalist: Sperber suggests Marx’s two stints at the helm of a radical paper in Cologne represented his greatest periods of professional fulfillment. Accordingly, much of what the scholars have tried to brand as Marxist philosophy was instea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reactive and therefore full of contradiction.
Thus in 1848 Marx could make a speech denouncing as “nonsense” the very idea of a revolutionary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even though that notion formed a core plank of Marxist doctrine. The old Communist academicians used to insist the text of that speech must have been a forgery, but Sperber believes in its authenticity. Marx delivered it to a Rhineland audience then demanding the broadest possible front against authoritarian Prussian rule. Pitting one Rhenish class against another made no sense in that place at that time, so “Marx repudiated his own writing.” The book makes clear that, determined though Marx was to devise an overarching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he was, even in exile, forever preoccupied with German politics and fueled by a lifelong loathing of Prussian despotism. Whatever he wrote in the abstract was informed by the current and concrete.
Only in one area do Sperber’s efforts at contextualization fall short. He argues that Marx’s writings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cluding his hostile comments about Jew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embedded” in the attitudes of the age and therefore not deemed straightforwardly anti-Semitic. But such a view is not easy to hold given the evidence Sperber himself marshals, including an 1875 letter to Engels in which Marx — born a Jew, apparently just before his father’s conversion to Protestantism — casually describes a fellow train passenger as a “little Yid,” before offering a description that Sperber, to his credit, concedes “is a stereotypical denunciation of an uncultured and greedy Jew.”
Not that this relatively soft treatment of Marx’s anti-Semitism detracts from the overall achievement of the book. Sperber forces us to look anew at a man whose influence lives on. And he also offers a useful template for how we might approach other great figures, especially the great thinkers, of history — demystifying the words and deeds of those who too often are lazily deemed sacred. For all the books that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 for example, we still await the historian who will do for them what Jonathan Sperber has done for Karl Marx.
马克思诗集
作者: (德)马克思
译者: 陈玢，陈玉刚
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2-1-1
页数: 346页
《马克思诗集》，本书收诗歌110余首，几乎是马克思全部的诗歌创作，较全面地反映了革命导师青年时代对生活、爱情、社会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
馬克思的自白目錄
2011版圖書
1997版圖書
馬克思的自白
[2011年版馬克思的自白]書名:馬克思的自白 ISBN:9787511708915 作者:瓦·奇金 定價:￥39.00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內容簡介《馬克思的自白》原名《自白》，是蘇聯瓦·奇金的著作。作者以馬克思的女兒勞拉的手稿刊印的“自白”文本為依據，參閱了馬克思的許多著作，並參考了大量有關文獻才寫成《馬克思的自白》，從某些側面再現了馬克思那平凡而又極為高尚的品格。圖書目錄 作者前言您認為一般人最寶貴的品德——純樸 您認為男人的最好品德——剛強您認為女人最值得珍重的品德——柔弱 您的特點——目標始終如一 您對幸福的理解——鬥爭 您對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能原諒的缺點——輕信 您最厭惡的缺點——逢迎 您討厭的人——馬丁·塔珀 您喜歡做的事——啃書本您喜愛的詩人——莎士比亞、埃斯庫羅斯、歌德 您喜愛的散文家——狄德羅您喜愛的英雄——斯巴達克、刻卜勒 您喜愛的女英雄——甘淚卿 您喜愛的花——月桂 您喜愛的顏色——紅色 您喜愛的名字——勞拉、燕妮 您喜愛的菜——魚您喜愛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您喜愛的座右銘——懷疑一切附錄一：卡爾·馬克思的《自白》 附錄二：馬克思愛書篇 (一)馬克思如何利用圖書館 (二)馬克思與藏書 (三)馬克思逛書店 譯後記再版《馬克思的自白》譯後一席話部分書摘在“國際”形成的關鍵時刻，應該設法使“國際”保持穩定；在中央委員會議上“展開了爭論……一直爭論到半夜十二點鐘”；應該幫助德國的工人農民弄清德國工人運動——使他們免受拉薩爾主義這種“卑鄙的實用政策”的影響；應該再次逃出債務的深淵——幾個月來那種難以忍受的“完全靠典當”的生活；最後，起碼應該恢復健康——全家人在這個酷熱的倫敦之夏都相繼病倒了，彷彿在向“大自然”償還最後一筆債務……這年春天，馬克思擠出一點時間，乘車到扎耳特博默耳他居住在荷蘭的姨父——商人萊昂·菲力浦家裡度假，安逸地度過了兩三個星期時間：和姨父就“世界的命運”和“人類的前途”等問題展開_r爭論；和“好萊塢的女祕書”——表妹南尼達進行了幾次友好的談話。南尼達像馬克思的女兒一樣，讓馬克思利用休息時間也填寫一份“自白”。這另一種文本，後來稱為扎耳特博默耳的自白，同勞拉記錄的自白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當然不該苛求擺脫r各種事物的《資本論》的作者在每個細節——每一次微笑上都一模一樣。他這次在回答“您愛好什麼？”問題時，沒說“啃書本”，而是說“看小尼達”②。在回答大女兒燕妮的問題時，我們發現馬克思提到他所喜愛的詩人和散文作家的名字要更多一些……人們將“調查表”稱之為自白。這自白的框框，對一個革命家和思想家來說不是過分狹窄了嗎？當然是如此！但是，除掉1865年填寫的這個自白以外，卡爾·馬克思在世界和人類面前幾乎自白了將近半個世紀。所謂自白——就是自我解剖和自我表露、確定自己的觀點和原則。 ……編輯本段1997版圖書馬克思的自白(卡爾·馬克思對女兒20個問題的回答)作者： （前蘇聯）奇金等著//彭卓吾譯
出 版 社：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 1997年03月 版 次： 1印刷時間： 1997年03月 開 本： 2I S B N ： 7503308265 包 裝： 1分 類：
內容簡介本書通過馬克思對其女兒20個問題的回答，使讀者從中了解卡爾?馬克思的思想感情等諸方面。本書對於廣大讀者理解馬克思主義，認識馬克思的高尚品德，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指導自己如何處世做人、立身行事來說，無凝是大有幫助的。 本書目錄譯者的話（初版） 譯者的話（重版） 馬克思的自白 作者前言 1.您最珍愛的一般人的品德??純樸 2.您最珍愛的男人的品德??剛強 3.您最珍愛的女人的品德??柔弱 4.您的特點??目標始終如一 5.您對幸福的理解??鬥爭 6.您對不幸的理解??屈服 7.您最能原諒的缺點??輕信 8.您最厭惡的缺點??逢迎 9.您討厭的人??馬丁·塔波爾 10.您喜歡做的事??啃書本 …… 卡爾·馬克思的自白精彩書摘在馬克思周圍的人中，海涅聽到了這樣的話：“您還是放下那無休無止的愛情的哀怨吧！給那些抒情詩人們表演表演：怎樣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也就是怎樣才能使用鞭子！”編輯本段馬克思的自白 您喜愛的優點： 一般人……………………淳樸。 男人………………………剛強。 女人………………………柔弱。您的特點………………………目標始終如一。您對幸福的理解………………鬥爭。您對不幸的理解………………屈服。您能原諒的缺點………………輕信。您厭惡的缺點…………………奉迎。您厭惡的人……………………馬丁·塔波爾。您喜歡做的事…………………啃書本。您喜愛的詩人…………………莎士比亞、埃斯庫羅斯、歌德。您喜愛的散文家…………………狄德羅。您喜愛的英雄……………………斯巴達、開普勒。您喜愛的女英雄…………………甘淚卿。您喜愛的花………………………瑞香。您喜愛的顏色……………………紅色。您喜愛的名字……………………勞拉、燕妮。您喜愛的菜………………………魚。您喜愛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您喜愛的箴言……………………懷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
Marx, Karl.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簡介
(1851 年 12 月－ 1852 年 3 月），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
歷史背景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於 1851 年 12 月一 1852 年 3 月之間寫成，是總結法國 1848 － 1849 年大革命經驗和分析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變事件的著作。 1852 年刊於魏德邁的《革命》月刊第一期。
資產階級革命後共和八年霧月十八日，即 1799 年 1 1 月 9 日，是拿破崙第一發動政變，改行帝制，實行軍事獨裁的日子。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舉行政變建立軍事獨裁． 1852 年 12 月 2 日，進而廢除共和，改行帝制，號稱拿破崙第三。 馬克思這篇著作借霧月 18 日這個日子，作為書名，諷刺和揭露路易·波拿巴，?
法國 1845 年 2 月革命之前的七月王朝，是金融貴族集團和與他們有密切聯繫的大土地所有者當政，在七月王朝十八年統治期間，執行對金融貴族集團有利的國內外政策，引起了法國工人、農民、小資產者和工業資本家的極端不滿， 1845 年－ 1846 年法國馬鈴薯病害和農業歉收，為已尖銳的社會矛盾冰上加霜， 1847 年從英國開始的經濟危機波及法國，使法國革命形勢一觸即發。
1848 年 2 月，法國巴黎人民武裝起義，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統治，挫敗了資產階級企圖保留君主制的陰謀，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資產階級竊奪了革命果實。 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採取了一些進步措施，但是暗中調集反動力量，實施敵視無產階級的政策，迫使巴黎無產階級發動了六月起義，由於敵人力量過於強大，起義被鎮壓下去。 資產階級共和派打擊無產階級的同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在 1848 年 12 月選舉中敗北，路易·波拿巴當選為總統，他聯合大資產階級的“秩序黨”打擊資產階級共和派，成立“秩序黨”內閣。 “秩序黨”控制的“立法會議”代替了共和派的製憲會議。 “秩序黨”執政以後，內部各派爭權奪利，自身力量遭到削弱，波拿巴依靠自己的“十二月十日會”，用各種手段同“秩序黨”鬥爭，最後把權利都集中到自己手裡，於 1851 年 12 月發動政變，成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 這次政變震動了整個歐洲，
馬克思一直注重對法國歷史進行研究，一直關注法國 1848 年大革命發展趨勢，對波拿巴執政後的時局進行分析，依據對事變的直接觀感材料寫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這是用唯物史觀分析歷史事變的光輝典範。
中心思想
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變前後法蘭西社會和階級鬥爭狀況，透徹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變的原因、過程和結局，指明了這次政變的反動性． 同時闡明了階級的代表人物與階級的關係，歷史人物的個人作用與社會物質條件和歷史條件的關係。 發展了無產階級的國家學說，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科學論斷，闡明無產階級建立工農聯盟的基本思想。 這部著作全面發展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基本內容
全書由兩個序言和七個部分構成。 第二版序言是 1869 年 7 月由馬克思寫成，第三版序言於 1855 年由恩格斯寫成，這兩個序言是該書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一）馬克思寫的第二版序言
馬克思重申，唯物史觀是指導寫作該書的根本宗旨。 路易·波拿巴政變，在歐洲引起極大的展動． 各種社會人物紛紛評論這次政變。 維克多。 雨果寫出《小拿破崙》一書，在這部著作中，雨果對路易·波拿巴個人進行了一些尖刻和俏皮的攻擊。 但是他把事變描繪為偶然的晴天肺屏，是一種個人的暴力行為，無意中突出了路易·波拿巴的個人作用，反倒把這個小人物描繪成偉人了． 蒲魯東寫出《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一書． 在這部作品中，他從純歷史必然性看待政變，忘記了路易·波拿巴的個人品質和階級屬性，這樣蒲魯東就犯了另外一種錯誤，就是把歷史事變看成純客觀過程． 這種觀點為政變主人公作了歷史辮護。 馬克思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歷史唯心主義的。
馬克思申明，自己寫這部著作的宗旨是，分析法國階級鬥爭的總的形勢如何使路易·波拿巴這樣一個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英雄角色。 這就是說，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把歷史客規過程和個別人物的上觀因素結合起來，正確分析歷史事變。
馬克思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夠掃除德國流行的歷史淺見。 德國歷史學界，不懂階級鬥爭學說，把古代奴隸制社會的社會矛盾和鬥爭與當今的社會矛盾和鬥爭混為談，隨意把當代人的獨裁統治冠之以凱撒主義。 這種浮淺的理論充斥了史學界中。 馬克思認為． 奴隸制社會的奴隸和奴隸主之間鬥爭有自己特點，奴隸不是新生產方式的代表，階級鬥爭只在少數自由富人與自由窮人之間進行。 而在當代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物質經濟條件與古代的截然不同，各階級的代表人物之間的鬥爭，體現著階級鬥爭木身。 馬克思欣慰地宣稱自己這部著作的結束語：“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第 703 頁）這個預言已經實現了。
（二）恩格斯寫的第三版序言
恩格斯認為，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當時，波拿巴政變象晴天霹靂一樣震驚了整個政治界，但是沒人能夠正確理解它。 緊接著這次事變之後馬克思發表了《霧月十八日》一書，精妙地描繪了這幅圖畫，科學地分析了政變的性質和過程，表現出馬克思卓越地洞察法國事變的能力。 使這部著作時隔多年還絲毫沒失去自已的價值。
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塵要是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馬克思深知法國歷史。 和歐洲各國相比，法國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每一次都能達到更徹底的結局；階級鬥爭藉以表現和進行的政治形式最為鮮明。 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是典型的等級君主制國家．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徹底的，建立了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法國無產階級在每次革命中都站到革命的前列，它對資產階級堅決鬥爭為其他國家無產階級樹立了榜樣。 所以，馬克思特別偏好地研究了法國過去的歷史和當前歷史的一切細節。 因此，事變發生以後，馬克思得心應用已往的研究成果，洞察當前事變。
二
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他理解法蘭西曆史事變的鑰匙，恩格斯指出，馬克思最先發現了偉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
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各社會階級的鬥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衝突，
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製約， ” （第 602 頁）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成功地檢驗了這個規律，逐散了人們對“政變”認識的迷霧。 為我們留下一部不朽的著作。
（三）文章的第一部分：
(l ）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與以往社會條件的關係，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白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井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第 603 頁）馬克思的這段話，精闢地闡明了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人們創造了自己的歷史，同時也就創造了人們自己活動的歷史條件，反過來人們自己創造出來的社會歷史條件，又制約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
第一，已有的歷史條件對人們創造歷史活動的製約性表現於，人們在解決當代歷史任務時，不得不召喚亡靈給予幫助。
當人們好像只是忙於創造自己和周圍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人們總是請出亡靈。 借它們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語言、演出世界歷史進程的新場面。 法國 1848 年革命就模仿 1789 年、又模仿 1793 － 1795 年的革命傳統。 但是因為歷史條件不同，各種模仿行動都有顯著差別。 在法國，為了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剷除封建桎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穿著羅馬的盛裝，在法國本土和歐洲大陸、創造了新的社會形態，造成了破除封建專制的社會環境。 這個環境一旦形成，法國資產階級一旦取得統治地位就把守衛過它們搖籃的羅馬亡靈扔到九霄雲外了． 在英國，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曾藉助於舊約拿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但是當它達到資產階級革命隻的以後，就亮出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旗幟。
由此，馬克思得出結論說：“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勉強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迴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遊蕩起來。” （第 605 頁）革命者召喚亡靈是積極的創造歷史的活動。
第二，由於受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使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常常出現革命動機和革命結果之間的矛盾 。
在 1848 年至 18 51 年間，從二月革命中的共和派到打著拿破崙的旗號的路易·波拿巴止． 整個法蘭西民族以為藉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但是整個民族突然發現自己被拖回一個舊的時代，因為他們不能擺脫對拿破崙的追念，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變，法國恢復了帝制． 使各個革命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和派都遭到了無悄打擊。 在革命中，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之前，是不能完成自身任務的，而革命中需要回憶過去的歷史事件，完全是為著隱瞞自己的內容． 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法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對拿破崙的迷信，而竊取了法國 1848 年革命的勝利果實，恢復帝制、使法蘭西民族得到一個與自己動機完全相反的結果． 路易，波拿巴政變，是當時法國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而路易·波拿巴本人恰好又不失時機地利用了法國社會歷史條件。
法國二月革命對於舊社會是一個突然襲擊，是一個意外事件，而法國人民則認為它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壯舉，這次革命於 12 月 2 日被狡猾的騙子所葬送，結果君主制並沒消滅，只是從君主制下奪取了一些自由主義的讓步。 這種狀況，“看起來彷彿社會現在忽然落到它的出發點後面去了，實際上社會還只是在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為保證現代革命能具有嚴重性質所絕對必需的形勢、關係和條件。” （第 606 頁）二月革命的曲折發展，是由 19 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狀況和社會狀況決定的，儘管有這樣的曲折，但它為新的革命進步準備了歷史條件。
(2 ）從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變的歷史階段的劃分．
為了具體研究三千六百萬人的法國民族如何毫無抵抗地作了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的俘虜，馬克思分析了從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變一段歷史。 第一個時期，從 1848 年 2 月 24 日到 5 月 4 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到製憲議會開幕時止。 這也是被稱之為的二月革命時期。 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臨時”性。
第二個時期，從 1848 年 5 月 4 日到 1849 年 5 月 28 日，這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創立、莫定時期或製憲國民議會時期。
這一時期國民議會殘酷鎮壓了巴黎工人六月起義． 無產階級六月起義失敗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
方面資產階級形成了反對無產階級的反革命大聯合，而無產階級方面卻只有自己，敵我力量懸殊，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醉心於空想社
會主義方案的各種試驗，“即放棄利用舊世界本身內的一切強大手段來變革舊世界的思想，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局限的生存條件的範圍內實
現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第 611 頁）
馬克思高度評價六月起義的偉大意義。 第一，這次起義對無產階級說來，它至少是帶著不愧進行過世界歷史性的偉大斗爭的光榮而失敗的。 不僅法國，而且整個歐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驚動． 第二，法國工人六月起義的失敗，揭示出資產階級共和國同樣是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的無限制的專制統治。
第三個時期從 1549 年 5 月 25 日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這是憲制共和國時期或立法國民議會時期。 路易，波拿巴政變成功，推翻秩序黨的統治，不久恢復帝制。
（四）正文的第二、三、四、五、六部分
這五部分闡明了從 1848 年工人六月起義失敗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變整個時期法國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狀況。 法國階級鬥爭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平庸可笑的小人波拿巴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 l ）從六月工人起義失敗到路易·波拿巴政變各黨派之間的鬥爭與政權的更替，
法國 184 啟年工人六月起義被鎮壓以後，資產階級共和派掌握法國儀會、行政和軍隊一切權利． 這個集團實行敵視無產階級、打擊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孤立了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製憲議會的最大成就就是翩定出了一部資產階級憲法。 這個憲法承認普選權，而普選權所給予政治權力的那些階級，正是資產階級共和派敵視和打擊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這樣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選舉中． 農民在其他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幫助下，選舉路易·波拿巴為法蘭西總統，使共和派的總統候選人卡芬雅克一敗徐地。 波拿巴登上總統寶座的主要原因，一是得益於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反人民性，二是得益於眾多的落後農民的拿破崙觀念．
制憲議會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避難所，制憲議會在波拿巴總統和大資產階級的巴羅內閣的打擊下結束了最後殘生。
1849 年 3 月開始了立法議會的選舉，結果秩序黨取得了議會的大多數席位。 秩序黨一部分是奧爾良派，代表七月王朝的大金融貴族和大工業家． 另一部分是複闢時期的正統派，即波旁派，這兩派都是名副其實的保皇黨。 立法議會選舉中，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山岳黨人也取得了很大成績，是一支抗衡秩序黨的力量。 開始秩序黨掌握了立法議會、內閣和軍隊等全部國家權力． 它運用自己的權力鎮壓山岳黨人和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成為 1849 年 6 月 13 日事件的勝利者，這樣它就衝到了與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其他中等階級相敵對的前沿陣地，使自己在人民中空前孤立． 至使議會內秩序黨與波拿巴的鬥爭節節失敗。 秩序黨的種種政策和措施使它脫離了自己的議會外的資產階級群眾。 秩序黨不同利益集團間的分裂使它失去了議會內的多數。 在與波拿巴的鬥爭中逐漸失去優勢地位，逐漸被波拿巴奪去了行政和軍隊的權力目當秩序黨準備依靠憲法和議會重新奪回自己權力時，波拿巴則用行政權和軍隊於 12 月 2 日發動政變，逮捕秩序黨和其他黨派的領袖和國會議員． 鎮壓它們的反抗，以後宣布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立，波拿巴當了皇帝。
波拿巴政變成功，也有它主觀因素。 他出身流 氓無產者，和用他的秘密流氓組織“十二月十日會”用下流的手段進行鬥爭，雖然他再暴露政變意圖，但階級鬥爭的客觀形勢促使他政變獲得成功。
(2 ）法國 1848 年革命特點和物質生活條件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
馬克思認為，法國 1848 年革命和 1879 年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相比，有著不同的特點。 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 “這些黨派中的每一個黨派，都是以更先進的黨派為依靠。每當某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就要被站在它後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並且送上斷頭台。革命就這樣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第 6 25 頁）而 1848 年的革命則與此相反，“每個黨派都向後踢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而向前伏在擠著它後退的黨派身上。無怪乎它們在這種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並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兒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第 625 頁）革命開倒車的最後結果，為波拿巴恢復帝製造成了客觀形勢。
馬克思認為，階級和階級鬥爭狀況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階級鬥爭是在物質利益的對立基礎上進行的。 馬
克思運用這個觀點，分析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況和階級利益，說明無產階級是徹底革命的階級；分析了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經濟狀況和階級利益，說明它們革命的軟
弱性和動搖性最終造成失敗的結局；同時也分析了資產階級共和派，它代表中小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它的失敗固然出於其反勞動人民的本性，另外和法國工業發展
不充分有直接關係。 在分析秩序黨時，馬克思首先分析這個黨所代表階級的經濟關係，又分析了秩序黨內奧爾良和止統派利益的對立。 馬克思說。 “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於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生存的物質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所有製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間的競爭。” （第 629 頁）
當然兩個王朝間的信條和個人恩怨、偏見、憂慮、幻想、感情和原則都是使兩者分離的力量、但是，這些情感、幻想、思維方式和世界觀又是被當事人的物質生活條
件決定的：這樣，馬克思得出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結論：“在不同的所有製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
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
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 （同上）
馬克思認為，堅持階級分析原則，還應該注意“在歷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 （第 629 頁）
（五）文章的第七部分
分析法國階級狀況，闡述工農聯盟的思想和無產階級的國家觀。
（ l ）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招致自身的失敗，使無產階級對議會共和國的傾覆持消極態度。
第一，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招致自身的失敗。 1848 年 2 月革命，出現了“社會共和國”，工人六月起義以後，在資產階級的屠刀下，社會共和國埋葬在無產階級的血泊之中；接著所謂民主共和國登上了舞台，它在 1849 年 6 月 13 日和四散奔逃的小資產者一同消失了。 這樣出現議會制共和國，資產階級獨占統治的時期開始了，它佔據了社會的全部舞台，它盡量擴展自己的勢力和權力，但是它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波拿巴政變中倒台了。 轟轟烈烈的法國 1848 年 2 月革命的成果就這樣被資產階級葬送了。 資產階級反對勞動無產階級的統治，結果把政權送給了“十二月十日會”的流氓無產者的頭目波拿巴。 資產階級所奉行的一切反動政策，最後都對准他們自身了． 正是實施這些反動政策才招致其自身的徹底失敗。
第二，無產階級對待資產階級議會共和國傾覆的消極態度，完全可以在資產階級議會共和國對待無產階級的態度中得到說明，無產階級對 18 魂 8 年 6 月事變， 1849 年 6 月事變和 185 。 年 5 月事變的記憶猶新，他們絲毫不願在資產階級山岳黨的旗幟下作戰。 而如果在波拿巴傾覆資產階級政權的法令生效之前，無產階級便行動起來，這個資產階級議會便會協同軍隊鎮壓無產階級、造成第二個六月的失敗。 出於對資產階級反動本性的認識，出於自己領袖被捕的無首狀況，無產階級群眾沒有行動起來反對 12 月 2 日波拿巴政變。
( 2) ，對資產階級國家本質的科學分析；闡明不斷革命思想和無產階級的國家學說。
對於法國 1851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政變，有各種各樣的評論。 基佐說，這是社會主義的完全而徹底的勝利。 從表面看來，政變似乎是逃脫了階級的專制，好像只是服從個人專制。 馬克思認為，革命蘊藏在歷史的進程中， 1851 年 12 月 2 日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一半的準備工作，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善，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達到這一步時，它起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它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為與自己對立的唯一對象，然後便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權力． 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一半準備工作的時候，整個歐洲都會起來歡呼這次無產階級的革命。
馬克思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法國革命所面對的是這樣一個龐大國家機構，有復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人的官吏隊伍和五十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的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機體，是在君主專制時代產生，同時它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憤。 在以後的歷屆政府的更替發展中使國家權力更加集中，使它的職能更加多樣和復雜． 馬克思說：“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毀壞．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奪得視為自己勝利的主要戰利品。”（第 692 頁）
在法國君主專制以來，國家的官僚雖然力求達到個人專制，“但它終究是統治階級的工具。 ”（同上）
(3 ）對法國農民的階級的和歷史的分析，闡述無產階級革命的工農聯盟思想 。
馬克思認為，波拿巴王朝是農民的王朝。 為了說明農民對波拿巴王朝的意義，馬克思對農民的歷史狀況和現實狀況進行了階級分析。
法國農民人數眾多，他們生活條件相同，彼此間沒有多種多樣的聯繫，生產規模狹小，自給自足。 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 它們之所以形成一個階級，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 它們又沒有形成一個階級，由於他們之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沒使他們彼此形成任何共同關係，沒形成任何全國聯繫，沒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 因此，他們不以自己的名義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一定要別人來代表和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 小農的政治影響是使行政權力支配社會。
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崙的人將會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還給他們。 這樣波拿巴就在農民的支持下成了法國皇帝。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 他們力求保待以往的生活條件，拘守舊的製度和期待帝國幽靈來拯救自己． 1848 年 2 月革命以後，議會制共和國的嚴酷統治，使一部分法國農民有了革命要求，而每當他們的革命熱情被發動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就把他們用暴力鎮壓下去。 他們以暴力加強了農民對波拿巴帝國的信賴。 資產階級對待農民革命運動的態度是：“當群眾墨守成規的時候，資產階級害怕群眾的愚昧，而在群眾剛有點革命性的時候，它又害怕起群眾的覺悟了。” （第 695 頁）
從拿破崙以來，法國發生很大變化，農業日益惡化，農民負債日益增加，拿破崙給他們造成的小塊土地所有製，起初是他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現在變成受奴役和貧窮化的法律條文了。 小塊土地所製經濟發展根本改變了農民對社會其他階級的關係。 在拿破崙統治時期，農民的小塊上地經營製補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競爭和大工業，那時農民對封建制度和貴族統治普遍反對，是資產階級對抗封建統治的自然堡壘。 到了 19 世紀和 3 0 年代，資產階級站穩了腳跟，農民已成為資產階級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的對象，在資本的摧殘下，農民破產貧困，他們的利益和資產階級有不可調和的對立。 因此，馬克思提出建立工農聯盟的思想，他說． “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第 6 9 7 頁）
(4 ）陳舊的拿破崙觀念和波拿巴王朝的命運。
波拿巴繼承的拿破崙觀念，使波拿巴走上與農民利益相對抗的歧途。 波
拿巴必須維護的“拿破崙觀念”中的第一觀念就是用法律固定農村居民小塊土地所有製，而到現在小塊土地所有製已是農民破產和貧困的根鐐；波拿巴繼承和維護的
第二個“拿破崙觀念”是用賦稅刺激農民發展副業的手段，而現在賦稅成了這些副業失去最後資源，失去抵禦貧困化的可能性；另一個“拿破崙觀念”是作為政府工
具的教士統治。 農民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是相信宗教的，但是在他們生活日下，社會動蕩的情況下，他們就會起來反對宗教． 最後一個登峰造極的“拿破崙觀念”是軍隊壓倒一切，軍隊曾經是農民的光榮，但是當軍隊本身變成流氓無產者敗類而充當圈捕農民的英雄時，農民就把它當成強盜而痛打它了。 馬克思指出：“一切'拿破崙觀念'都是不發達的、青春年少的小塊土地所抱的觀念”。 （第 6 99 頁）。 “拿破崙觀念”作為一種精神現像是一定社會存在的產物，在產生出來以後，就像幽靈的魂魄對以後發生影響。 農民不會水遠受“拿破崙觀念”的迷惑，在現實教育中也會躍出“拿破崙觀念。 ”
波拿巴想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式的恩人，可是各階級的對立和矛盾，使他自己處於與一切階級對立和衝突之中。 馬克思預言：“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第 703 頁）這個預言最後實現了。
意義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 18 日》是馬克思總結歐洲 1848 年革命的重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驗證了唯物主義歷史觀，提供了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分析歷史事件的典範。
這部著作豐富了唯物王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用生動歷史事實證明，社會的經濟關係決定社會的政治關係和階級結構；階級鬥爭是基於物質利益進行的；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等。 闡明了群眾、階級和政黨之間的關係，豐富了無產階級的國家學說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原理。 這部著作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論述了革命的物質經濟根源，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不斷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的革命同盟和工農聯盟問題。
這部著作也是科學的史學著作，它用翔實的材料，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變成功的客觀因素和個人作用，把歷史過程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有機結合起來。
總之，這部著作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它不僅有巨大的理論意義，也有巨大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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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rman philosopher and founder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Karl Marx (1818–83), wrote on many occasions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 which he considered the first stage in an eventual
worldwid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this relatively early work from
1852, Marx compar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 with that of 1848.
Marx consider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lassic example of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which capitalism overthrew feudalism,
creating the leg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apitalism could flourish.
Hegel remarks somewhere that all facts and personage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world history occur, as it were, twice. He forgot to add: the first time as tragedy, the second as farce. Caussidiere for Danton, Louis Blanc for Robespierre, the Montagne of 1848 to 1851 for the Montagne of 1793 to 1795, the Nephew for the Uncle. And the same caricature occurs in the circumstances attending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jus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circumstances chosen by themselv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directly encountered,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 The tradition of all the dead generations weighs like a nightmare on the brain of the living. And just when they seem engaged in revolutionizing themselves and things, in creating something that has never yet existed, precisely in such periods of revolutionary crisis they anxiously conjure up the spirits of the past to their service and borrow from them names, battle cries and costumes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new scene of world history in this time-honored disguise and this borrowed language. Thus Luther donned the mask of the Apostle Paul, the Revolution of 1789 to 1814 draped itself alternately as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Revolution of 1848 knew nothing better to do than to parody, now 1789, now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of 1793 to 1795. In like manner a beginner who has learnt a new language always translates it back into his mother tongue, but he has assimilated the spirit of the new language and can freely express himself in it only when he finds his way in it without recalling the old and forgets his native tongue in the use of the new.
Consideration of this conjuring up of the dead of world history reveals at once a salient difference. Camille Desmoulins, Danton, Robespierre, Saint-Just, Napoleon, the heroes as well as the parties and the masses of the old French Revolution, performed the task of their time in Roman costume and with Roman phrases the task of unchaining and setting up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The first ones knocked the feudal basis to pieces and mowed off the feudal heads which had grown on it. The other created inside Franc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one free competition could be developed, parceled landed property exploited and the unchained industrial productive power of the nation employed; and beyond the French borders he everywhere swept the feudal institutions away, so far as was necessary to furnish bourgeois society in France with a suitable up-to-date environment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The new social formation once established, the antediluvian Colossi disappeared and with them resurrected Romanity—the Brutuses, Gracchi, Publicolas, the tribunes, the senators, and Caesar himself. Bourgeois society in its sober reality had begotten its true interpreters and mouthpieces in the Says, Cousins, Royer-Collards, Benjamin Constants and Guizots; its real military leaders sat behind the office desks, and the hog-headed Louis XVIII was its political chief. Wholly absorbed i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and in peaceful competitive struggle, it no longer comprehended that ghosts from the days of Rome had watched over its cradle. But unheroic as bourgeois society is, it nevertheless took heroism, sacrifice, terror, civil war and battles of peoples to bring it into being. And in the classically austere traditions of the Roman republic its gladiators found the ideals and the art forms, the self-deceptions that they needed in order to conceal from themselves the bourgeois limitations of the content of their struggles and to keep their enthusiasm on the high plane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tragedy. Similarly, at another stage of development, a century earlier,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people had borrowed speech, passions and illusion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for their bourgeois revolution. When the real aim had been achieved, when the bourgeois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had been accomplished, Locke supplanted Habakkuk.
Thus the awakening of the dead in those revolutions served the purpose of glorifying the new struggles, not of parodying the old, of magnifying the given task in imagination, not of fleeing from its solution in reality; of finding once more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not of making its ghost walk about again.
From 1848 to 1851 only the ghost of the old revolution walked about, from Marrast, the republicain en gants jaunes [republican in yellow gloves] who disguised himself as the old Bailly, down to the adventurer, who hides his commonplace repulsive features under the iron death mask of Napoleon. An entire people, which had imagined that by means of a revolution it had imparted to itself an accelerated power of motion, suddenly finds itself set back into a defunct epoch and, in order that no doubt as to the relapse may be possible, the old dates arise again, the old chronology, the old nannies, the old edicts, which had long become a subject of antiquarian erudition, and the old minions of the law, who had seemed long decayed. The nation feels like that mad Englishman in Bedlam who fancies that he lives in the times of the ancient Pharaohs and daily bemoans the hard labor that he must perform in the Ethiopian mines as a gold digger, immured in this subterranean prison, a dimly burning lamp fastened to his head, the overseer of the slaves behind him with a long whip, and at the exits a confused welter of barbarian mercenaries, who understand neither the forced laborers in the mines nor one another, since they speak no common language. "And all this is expected of me," sighs the mad Englishman, "of me, a freeborn Briton, in order to make gold for the old Pharaohs." "In order to pay the debts of the Bonaparte family," sighs the French nation. The Englishman, so long as he was in his right mind, could not get rid of the fixed idea of making gold. The French, so long as they were engaged in revolution, could not get rid of the memory of Napoleon, as the election of 10 December proved. They hankered to return from the perils of revolution to the flesh-pots of Egypt, and 2 December 1851, was the answer. They have not only a caricature of the old Napoleon, they have the old Napoleon himself, caricatured as he must appea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ocial rev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nnot draw its poetry from the past, but only from the future. It cannot begin with itself before it has stripped off all superstition in regard to the past. Earlier revolutions required recollections of past world history in order to drug themselves concerning their own content. In order to arrive at its own content, the rev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ust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 There the phrase went beyond the content; here the content goes beyond the phrase.
Bourgeois revolutions, like thos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orm swiftly from success to success; their dramatic effects outdo each other; men and things seem set in sparkling brilliants; ecstasy is the everyday spirit; but they are short-lived; soon they have attained their zenith, and a long crapulent depression lays hold of society before it learns soberly to assimilate the results of its storm-and-stress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s, like th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riticize themselves constantly, interrupt themselves continually in their own course, come back to the apparently accomplished in order to begin it afresh, deride with unmerciful thoroughness the inadequacies, weaknesses and paltrinesses of their first attempts, seem to throw down their adversary only in order that he may draw new strength from the earth and rise again, more gigantic, before them, recoil ever and anon from the indefinite prodigiousness of their own aims, until a situation has been created which makes all turning back impossible, and the conditions themselves cry out:
Hic Rhodus, his salta! (Here is Rhodes, leap here!)
Source: Karl Marx, The Karl Marx Library, vol. 1, ed. Saul K. Padover (McGraw Hill: New York, 1972), 2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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