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no Julius Florian Taut、1880年5月4日-1938年12月24日
都市の冠』 Die Stadtkrone. translator:杉本俊多(Sugimoto Toshimasa) Publisher:
ブルーノ・タウト著『都市の冠』に見る表現主義的都市像生成の構図と建築思想 The structural outline for generation of expressionistic city image and its architectural thought observed in the book "City crown" by Bruno Taut. 杉本 俊多 · 赤木 良子 ...
城市之冠
作 者： (德)布魯諾‧陶特
出版單位： 華中科技大學
出版日期： 2019.
大程度地還原德文原著的內容與風格，並在原著基礎上添加15000餘字、近200條注釋，補充多幅圖片，圖片資料豐富，使得中文版清晰易懂。
內容簡介：本書是德國著名建築師布魯諾·陶特的20世紀的重要作品Die Stadtkrone的第1本中譯本。講述了在第1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下，陶特開拓了使城市之冠發展成為烏托邦式的城市的概念，在那裡，人們可以環繞著一個獨立自由的水晶結構住在花園城市中，這座花園城市與政治無關，人們之間可以和平友好地合作。陶特旨在將霍華德的花園城市理念和卡米洛·西特關於城市規劃的田園美學融入自己的城市皇冠的理念中。
作者簡介：布魯諾·陶特（1880—1938年）是一位活躍于魏瑪時期的德國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作家，同時他也是先鋒派建築師團體“藝術公社”（Arbeitsrat fur Kunst）、“玻璃璉”（Gl？serne Kette）的發起者、魏森霍夫住宅展（1927年）的參與建築師之一。他為人知的建築作品是在德意志製造聯盟科隆展覽會（1914年）上的玻璃展館。在1913—1930年，他主導規劃設計了數個位於柏林的現代主義住區（現世界文化遺產）。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一系列與現代主義、表現主義相關的重要理論著作，並在1933年離開德國後輾轉日本與土耳其，對東方建築、現代建築進行了開創性的反思性研究。
圖書目錄：新的生命：建築啟示錄2
40 個實例：歷史上的城市之冠12
城市之冠49
建築50
過去的城市53
混沌55
新的城市57
無頭之軀59
高舉旗幟63
城市之冠方案69
城市之冠的經濟成本84
為城市加冠的近期嘗試88
構築108
建造藝術的重生122
死寂的宮殿：一個建築師的夢152
參考文獻155
圖片索引156
章節試讀：譯序
陶特與《城市之冠》：世界主義者的回溯性宣言
與《包豪斯宣言》（Bauhaus Manifesto）同樣出版於1919年的《城市之冠》（Die Stadtkrone）無疑是布魯諾·尤利烏斯·弗洛裡安·陶特（Bruno Julius Florian Taut，1880—1938年）被忽略的重要著作之一，其“晦澀難懂”的德語原著在2015年前從未被完整翻譯為英語。這也導致了即使一些著作中對其有所提及，大多數人也都是“只聞其名”，沒有親身的閱讀體驗。其實，這本“被忽略”的著作的成稿早于《包豪斯宣言》，並影響了與陶特同為“藝術公社”（Arbeitsrat fur Kunst）創始人的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為其起草後者提供了參考,以至於在《城市之冠》英文版前言中，譯者馬修·明德拉普（Matthew Mindrup）與烏爾麗克·阿爾滕穆勒-路易士（Ulrike Altenmuller-Lewis）曾感歎道：“令人驚訝的是，在1919年出版後，這麼一本在現代建築、城市規劃和建築教育中如此重要的著作從未被翻譯為英文。”
它的“被忽略”與作者陶特的身份有關。在主要以英語重新書寫的“主流現代建築史”中，陶特長期以來都是一位邊緣人物：與同時期離開德國隨後移民美國的格羅皮烏斯和密斯（Mies van der Rohe）相比，流亡日本並在1938年早逝于土耳其的陶特更多的是被簡單地定義為一名表現主義者（expressionist）。但是，回顧陶特相對短暫的職業生涯，其實很難用某一種“主義”來概括——不管是在早期以著名的“玻璃館”（Glashaus，1914年）為標誌的“表現主義時期”，第1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被迫專注於理論寫作的“紙上建築時期”，還是戰爭結束後在柏林主導創作一大批現代主義住區，抑或是1933年逃離德國後對“東方”建築的深入研究、對現代建築的反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者伊斯拉·阿克詹（Esra Akcan）將其總結為“走向一種世界性的建築準則”（toward a cosmopolitan ethics in architecture）]——陶特在設計、寫作中都未重複或建立一種明確的“個人風格”。
《城市之冠》一書可被看作陶特的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後，他作品中對社會及精神層面的關注開始變得與材料、美學同樣重要。其影響可從肯尼斯·弗蘭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的論述中略窺一二：“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和漢斯·廈隆（Hans Scharoun）……幾位大師的共同之處是他們似乎都不謀而合地從保爾·謝爾巴特（Paul Scheerbart）1914年的散文詩《玻璃建築》（Glasarchitektur）或者在更大程度上從布魯諾·陶特的神秘思想中獲得某種啟迪。我這裡指的是陶特在1919年發表的‘城市之冠’一文。在這篇經典文獻中，陶特指出‘城市之冠’不僅有益於健康的社會精神生活，而且對於城市生活的社會文化建設也至關重要”。而其“被忽略”的重要性正如雷納·班納姆（Reyner Banham）在《第1機械時代的理論與設計》（Theory ａｎｄ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中的評價，“在這十年間（20世紀20年代），他（陶特）創作了許多具有文獻價值的小文章，而就在這個年代之初，他便創作了就歷史角度而言他重要的著作，因為這是表現主義時期為數不多的可以與孟德爾松（Erich Mendelsohn）的演講相頡頏的重要文獻之一——《城市之冠》”。
除了陶特的原因，作為歷史文本，《城市之冠》本身的複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晦澀難懂”以致“被忽略”。這種複雜性體現在作者和內容兩個方面——相比由單一作者寫成、針對某一主題展開的一般意義上的“建築學著作”，《城市之冠》嚴格來說只能算是一本文集（anthology）——書的幾部分出自四位元作者之手，而且不同部分的主題幾乎迥異：由奇幻文學作家、畫家謝爾巴特所作的兩篇散文詩《新的生命》《死寂的宮殿》分別作為開篇和結尾，一前一後，為全書定下了一種神秘的基調；緊接著，陶特引用了40幅來自世界各地的“歷史上的城市之冠”的圖片，以此為全書的主要內容做鋪墊，也試圖從側面論證自己的城市方案的正當性；隨後的主旨文章“城市之冠”則以一種讚美過去、批判現實、憧憬未來的論調，通過文字和設計圖紙的形式論述了一個以新的城市之冠為中心的“田園城市”方案；在羅列出“城市之冠的經濟成本”之後，陶特以一篇“為城市加冠的近期嘗試”作為結語，試圖通過“當代”的相關建築實踐再次證實“城市之冠方案”的可信性，而這也是全書接近我們常規理解的“建築學論文”的一段內容；在緊接著的“構築”一章中，法學家、新聞工作者、政治人物埃裡希‧巴龍（Erich Baron）號召在戰爭（指第1次世界大戰）後，通過藝術與建築實現社會及精神層面的教化；後，在結尾的散文詩之前，建築師、建築批評家、藝術史學家阿道夫·貝恩（Adolf Behne）則貢獻了一篇充滿批判和觀點的文章，他舉例論述了自哥特時代以來藝術的“墮落”，以此來預言一種將各種藝術整合於建築之中的“建造藝術的重生”，即所謂的“整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看似主題迥異的各部分，在陶特的編排下形成了一種“中心化”的內容結構，而其中心目的則在於：借助不同背景的作者、不盡相同的出發點的論述，從多個側面支撐“城市之冠”這一懷有建築、社會、精神等多重理想的城市方案。
作者-內容的雙重複雜性使得讀者初讀《城市之冠》原著，會感到其中充斥著建築、歷史、政治、哲學、宗教、繪畫、文學、戲劇等多方面的概念、事例、典故。同時，作為出版於百年前的“歷史文本”（historical text），其在時代背景、語言習慣上已與當代社會有較大差異。這些因素無疑都為本書的閱讀、理解及翻譯工作提出了額外的挑戰——“歷史文本”本身的特性使得其翻譯需要在歷史的準確性、語言的可讀性、作者本意的傳達三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即使可以同時參考德語原著與英文譯本來幫助理解原文大意，但是，如果按照英文將“Baukunst”（建造藝術）翻譯為“建築”（architecture），將“Kunstwollen”（藝術意志）翻譯為“藝術的形成意志”（formative will of art），將“Volkshaus”（人民之家）翻譯成“社區中心”（community center），無疑都是有失嚴謹的——而類似的例子不僅限於以上三處。因此，本中文版的翻譯力求盡可能地準確還原德語原著的內容與行文風格，此外，中文版還在原著基礎上添加了15000餘字、近200條注釋，並在“建造藝術的重生”一章中額外補充了7張藝術作品的圖片——做這一切的目的都在於讓“晦澀難懂”的歷史文本變得“可讀”。
如果要厘清上文中提到的概念以及其他與《城市之冠》一書相關的歷史、理論，可能需要一篇更加嚴謹、完整且篇幅更長的學術論文。但是作為譯者，我覺得至少有四個方面的時代背景值得一提：第1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源自英國的田園城市運動（Garden City Movement）的影響，謝爾巴特的著作《玻璃建築》的影響，19世紀的哥特復興運動（Gothic Revival Movement）的影響——這些因素在書的各部分中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體現，對於讀者來說，大致瞭解這些背景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全書的具體內容。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特別值得一提的方面：《城市之冠》還清晰可見地體現了作者對東方（中國）文化的憧憬——在書中，除了歐洲與美國的例子，陶特和貝恩不止一次以圖片或文字的形式提到了來自“東方”的清真寺、寺廟、佛塔，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數個來自中國的案例，而陶特甚至將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園城市方案圖與曲阜城、曲阜孔廟的平面圖並置在一起對比；埃裡希·巴龍更是直接引用了老子《道德經》中的句子；而參考文獻的作者中也不乏著名的東方主義畫家大衛·羅伯茨（David Roberts）、研究東方建築的學者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恩斯特·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等這樣的人物。
這種對東方（中國）的憧憬並非傳統意義上獵奇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通讀全書後可以發現，《城市之冠》中蘊涵著一種“歐洲應向東方學習”的論調。即使引用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借助東方傳統，印證“城市之冠”方案的普適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將其理解為一種超越了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而在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是否可以通過中文版重新解讀這種跨文化的論述，從中得到反思，進而以一種“超我”（superego）的視角發現歷史中的當代價值，乃至對我們作為“他者”（the Other）的傳統進行價值重估（如同之後陶特“重新發現桂離宮”對日本現代建築的啟迪）——這是我的研究興趣所在，而且我認為，這也是在整整100年後重新譯讀《城市之冠》這一歷史文本的意義所在。
如果說同年出版的陶特的另一部著作《高山建築》（Alpine Architektur）是一份反戰的烏托邦建築方案，那麼我更願意將《城市之冠》形容為一部“世界主義者的回溯性宣言”（a cosmopolitans’ retrospective manifesto）——它既復古，又革新，作為一份面向未來的建築與城市宣言，其中的建築語言卻是“古典主義”的——這種“古典”並非源自古希臘或古羅馬，而是試圖從中世紀的歐洲與東方的傳統中尋求創造一種“新建築”（Neues Bauen）的靈感。如果將之與同時代的其他幾部宣言式著作進行對比：如霍華德的《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902年），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築》（Vers une architecture，1923年）、《明日之城市》（Urbanisme，1925年），還可以發現許多有趣的異同與關聯——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有待展開的話題了。
本中文譯本的完稿距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的賀晴編輯與我取得聯繫已一年半有餘，而當初翻譯此書的機緣也完全是因為出版社的信任與我個人對陶特的學術興趣。在此，我要感謝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給予了較足夠的時間，支援我完成了本書的翻譯工作，也特別感謝編輯們細緻的審閱與校對，他們在排版上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並不辭辛苦地進行了多次修改，這些努力都使得本書在結構上比原著更加符合中文讀者的閱讀習慣。其次，我還要感謝我的妻子李鑫在德文的理解、中文的遣詞造句上給予我的協助，她在德國交流學習的經歷使我能夠更好地完成翻譯工作。
此外，與本書相關的翻譯與研究工作還得到了以下科研專案的支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51708192）、湖南省科技計畫專案（2016SK2013），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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