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6日 星期六

馬悅然 《另一種鄉愁》2004/2015


One of the most treasured items in my personal library is a tiny volume of "little poems" entitled 憶 which 俞平伯 dedicated to his sister. The volume, the preface of which is dated in March 1922, was published in December 1925. It carries a colophone (sic) by 朱自清 and highly congenial woodcut illustrations by豐子愷.
-- A little talk on little poems (小詩小語 ) by N. G. D. Malmqvist (馬悅然), 收入"慶祝王元化教授八十歲論文集"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pp.428-29

對中文的鄉愁

馬悅然先生的中文隨筆集《另一種鄉愁》最近出了增訂版,添入了三篇新作,還附送了一冊老爺子寫着玩兒,也真玩出詩境的《俳句一百首》。馬先生在中國的知名度往往來自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終身評委,也是唯一在中國居住經年,懂中文愛中文的評委,於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然而當讀完這一卷書後,當會知道他一定不會在意這些身外事,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虛構的白日夢:他寫好名單交給仙女,邀請十一位朋友在香山碧雲寺賞月:
「我們一共十二個人(剛好坐一張桌子),除了林公與我還有莊子、白居易、蘇東坡、屠赤水、袁中郎、李卓吾、張潮、李笠翁、袁子才和金聖歎。大家高高興興地舉杯賞月的時候,金聖歎朗誦他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則》,美食家袁子才臨時作了一首七言絕句稱讚碧雲寺的羅漢齋。客人們飯後吃月餅的時候,林語堂和我把煙斗拿出來,一邊抽着,一邊默默地賞月。」年輕時候和中國古典文化的邂逅,自然薰染出馬悅然的品格性情:從林語堂《生活的藝術》開始,再在高本漢指導下直接讀的《左傳》和《莊子》。

也許是旁觀者清的緣故,不少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古典文化的書相當好看且耐讀。尤其喜歡三位北歐學人的文字,按年代來看,一是民國年間荷蘭人高羅佩,撇開他的房中術研究不說,單是他「不務正業」的《琴道》,《長臂猿考》,《大唐狄公案》都是得浸淫多少年才能遣玩出的極有意思的佳作;二是瑞典的女學者林西莉,她五十年代克服種種阻礙來中國學習,在國人日益高漲的革命激情不斷囈語之際,她卻靜靜地習古文,撫古琴,若干年後,她的《漢字王國》和《古琴》,真是美得驚人的著述,尤其這《古琴》,開頭幾章敍述來華經歷,初識古琴等際遇,既精準如攝影機一般再現彼時風氣,更以冷淡素雅之心懷寫自己的追尋。

第三便是馬悅然的這本小冊子,它不像前面幾本書都是學術著作,只是報紙上的專欄文章,篇幅不長,卻尺寸千里,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寫人記事純用白描,三言兩語即現其神韻,全然不似是運用外語寫作,尤其好玩兒的是時時加入蜀中方言,別有活潑潑地生氣與幽默感,跳宕靈動,像極了蜀山靈猴。
對一般讀者而言,全書第二部分談語言的內容可以拋開不讀,其他篇章則各見其妙了。第一輯「一九四九中國行」主要寫他奉師命入川調查方言的經歷,記載他在峨眉山腳報國寺裏的幸福生活,老和尚的世故,深刻,小和尚的天真,活潑,山居生活的寧靜,悠遠,儘管都是短篇,讀來卻有汪曾祺《受戒》裏那樣的明朗,圓滿。第三輯「美的生活,生活的美」是全書用情最深的地方,主要篇幅寫深愛的妻子寧祖,馬悅然下筆重在點染,不事彩繪,輕輕入手留出空白,反而更見情的深摯純粹。第四輯「中國人與他們的詩意」是最美好而又最令人沮喪的,美好是因為提到的詩人作家都用自己的文字營造了美輪美奐的中文殿堂,沮喪的則是這一殿堂也許越來越衰敗,花草埋幽徑,衣冠成古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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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悅然(瑞典語: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1924年6月6日-),瑞典籍漢學家。 ...《另一種鄉愁》,2002年,聯合文學,;2004年,三聯書店,此五十篇散文羅縷紀存了馬悅然與中華文化時跨半世紀、境括兩岸三地的深刻淵源。透過不朽的文字與奇思,捕捉永恆的剎那,重溯一代漢學大師的成長軌跡;循著峨嵋山的蒼鬱小徑、淹沒山坡的雲海,探訪深情鶼鰈之往日靜好歲月。身為瑞典人的馬悅然,精鍊優美地揮灑自己的第二母語──中文,情意真摯地記述自己的第二故鄉──四川,引領我們馳騁於不同的時空中,領略雋永的妙語、趣聞與哲思。
作者簡介:

馬悅然,曾隨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學習中文,並在四川從事過方言調查。曾任倫敦大學中文講師、瑞典駐北京大使館文化秘書、澳洲國立大學中文教授、瑞典首都大學中文教授。主要研究興著重於方言學,中國音韻學,古代和近代漢語語法及詩律學。共翻譯四十餘部中國古代、中古、近代和當代文學著作,包括《水滸傳》、《西遊記》等,並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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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
高行健以《靈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中一個功不可歿的人是馬悅然,他不但完成了《靈山》的翻譯工作,同時也是諾貝爾文學狀的評審委員,而且是評審中唯一精通中文旳人。
外界有一個說法:中文作家是否有機會得到諾貝爾狀,取決於能否得到馬悅然的認同。馬悅然當然不認同這個說法,不過馬悅然與中國的確有很深的淵源。
馬悅然發表過的論文不計其數,不過去年在台灣推出兩本新書就有點特別,一是文章是以中文寫作,而且一年內出了兩本。馬悅然在出席他的文集《另一種鄉愁》的記者會時指出,他不一個作家,也沒有想過要以中文寫作,能出版《徘句一百首》與《另一種鄉愁》這兩本書都是被副刊編輯迫出來的,他能以中文出書,要感謝這位編輯。
台灣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在記者會上指出,如果在海外出生的中國人被稱香蕉,應該可以用哈密瓜來形容馬悅然,因為在白人的外表下,馬悅然擁有一顆中國心。
張寶琴更形容,馬悅然翻譯過的中文書籍,比許多中國人讀過的中文書都多,雖然有點誇張,不過馬悅然翻譯過的古文經典,的確許多中國人都沒有完全讀完,其中包括《詩經》 、《楚辭》、《漢賦》、《南北朝詩》、《唐詩》、《宋詞》,還翻譯了全本《水滸傳》和《毛澤東詩詞》,更選譯了不少老舍、沈從文、顧城及高行健的作品。
台灣詩人向陽說,馬悅然的《另一種鄉愁》令他回憶起四年前一段深刻而慘痛的經驗,當時他與馬悅然在紐約的百老?大道上邊走邊談,講到的很多就是這書中的內容,不過跟健談而健行的馬悅然走了兩天,他當時的感受是雙腿受苦、心靈快樂。
向陽指出,《另一種鄉愁》寫的不單是一個熱愛並專心經營漢學的外國人對中國文化之美的真情表白,更是馬悅然中國鄉愁的總體呈現。
馬悅然在《另一種鄉愁》中寫的到底是甚麼?下一集,我們再來看看。(桑恩)

馬悅然—另一種鄉愁(二):緣訂四川



2003-03-07


《另一種鄉愁》是將馬悅然在台灣聯合報副刊的文章結集以成,五十篇文章中有一半是與漢學或中國文學有關的小品和雜文,餘下的多是他的生活回憶,這些回憶都與中國有關。
《另一種鄉愁》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一位被遺忘的詩人》,寫的是一九零四年生於四川萬縣的詩人楊吉甫。楊吉甫在一九六二年去世,因為政治等種種原因,生前沒有出過詩集,馬悅然七九年從也是四川人的岳父那裡拿到楊吉甫的詩選,不但將他譯成瑞典文及英文發表,更在作家劉再復的協助下,讓楊吉甫的《詩選》可以在家鄉四川出版。
向楊說:
他在這本書當中等於把他自己(寫出來),包括對他喜愛的詩人,譬如說四川詩人楊吉甫。我聽他講楊吉甫的時候,我才感覺到一個完全不被中國文壇或詩壇認識的詩人,竟然被我們馬公、一個瑞典的漢學家,這樣的重視、這樣的注意。後來馬公也寄給我楊吉甫先生的詩,我就發現他與台灣日本年代,在三零年代到四零年代寫詩的楊華,這個在馬公的書中也有提到,在書中第二篇就可以看到楊吉甫與楊華詩作的比較。我那個時候的感覺是,他的心是多麼的軟、非常的柔的一個漢學家。
楊吉甫二十七歲在成都加入了當時的反敵同盟,當了區書記,後來因為肺病回萬縣教書,不過其後十多年,楊吉甫都因為與共產黨有牽連,不容於當權者,多次被革職及逮捕。楊吉甫去世後他的妻子將他寫的詩結集油印,分送給親戚及友人。
馬悅然指出,楊吉甫寫的小詩與其他同時代的中國詩人不同的地方,是楊吉甫將自己生活裡所出現的現實切成很細小、很薄的片子交給讀者,呈現了真實生命之美。
而向陽所提到的台灣詩人楊華比楊吉甫晚生兩年,同樣是教書的,也同樣因為政治理念與當政者不同而入獄。
馬悅然在《另一種鄉愁》中也有一篇文章同時提到這兩位詩人。馬悅然說:要是有一個天堂的話,我深信楊吉甫和楊華坐在同一塊雲上。這塊雲應該專門讓給一直都說真話、從來不說大話、也不會說假話的詩人。
如其說中國是馬悅然的第二故鄉,或許應讓說清楚一點,就是四川是馬悅然的第二故鄉。
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在《另一種鄉愁》的記者會上就談到馬悅然為何與中國結緣。
張寶琴說:
他精采的是,他高中畢業後本來最鍾情的是希臘文與拉丁文,可是他無意中看到林語堂先生的《生活的藝術》這本書,突然之間他的興趣轉到中文、轉到禪學、轉到佛學的東西。所以在他大概二十一、二歲的時候,跟隨了非常有名的漢學家高本漢先生學習中文,而且是拿了一個石油大王的獎學金到四川去學四川方言,這也是很有精采呢!是拿了石油大王的獎學金!
他的一生太有趣了,他學中文,然後教英文;教英文的時候,他娶了他的學生陳寧祖為他一生摯愛的妻子。
他在四川學方言的時候,他到四川峨嵋山的報國寺做和尚做了九個月,九個月呢!
馬悅然與中國的緣始於林語堂,卻訂於四川。
馬悅然研究的第一種中國方言在四川,他一生摯愛的妻子也是四川人,所以四川之於馬悅然有著特殊意義,或許這也是中國那麼多未被認識的詩人,馬悅然卻會發現四川詩人楊吉甫的原因之一。
馬悅然在《另一種鄉愁》中也用了不少篇幅寫他在報國寺的生活點滴.
馬悅然在書中寫到小和尚在水田裡摸黃鱔,抓到後就給馬悅然拿到廚房叫大師傅炒好,再拿回房中一起打牙祭。
寫到小和尚們抓了一整天的螢火蟲,晚上在漆黑天井中一起放出來,馬悅然形容,這些螢火蟲"在天空中刻下數百道閃爍的金線"。
也寫到抽大菸的老和尚講究營養,每天早飯都請人為他預備一杯加了紅糖的開水。
這些雖然只是他身邊的小故事,不過由此看出住在山中的九個月,對馬悅然的一生有多麼重要。
這些回憶雖然都是瑣事,不過禪學的確影響了他的一生。
馬悅然說,在報國寺中他曾跟和尚學打坐,但從來沒有試過入定。在《永久的剎那》這篇文章中,馬悅然提到自己一生中曾有好幾次到達禪宗覺悟的境界,而他相信這就是佛家所說的與眾生成一體。
馬悅然:
你要是看進對方的眼睛,他的眼睛也是看見你,你就好像進入了那個對象,那個漂亮的女孩、老太太、小孩子、或者乞丐。你就懂得你不僅跟他在一起,你是進入了宇宙、是宇宙的一部分,跟所有、與眾生就成為一體。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發現,教你心裡很舒服。
馬悅然認為這種時間停止的感覺,是對美的震驚,也是與真理相遇。因為美的是真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身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的馬悅然在文章中說,年輕的時候做研究工作的目的是助長發跡,希望獲得別人的肯定,但年紀大了以後,研究目的就是尋找這種真理之美,滿足自己的興趣。馬悅然對文學的態度、對評審文學作品的標準,可見一斑。
中國、四川、禪學,影響馬悅然的一生,不過他的另一種鄉愁,我想還是源自他的妻子--陳寧祖。下一集,我們來看看這位漢學大師的感情世界。(桑恩)

0328 2004
諾貝爾文學獎評審馬悅然是瑞典人,他因為無意中讀到林語堂先生《生活的藝術》這本書,對中國產生了興趣,令他轉而從事漢學研究,最近更用中文寫下了《另一種鄉愁》,內容都與中國有關。
要視一個地方為故鄉,並不是單單興趣或認識就可以促成。馬悅然視中國為另一個故鄉,我認為最重要是因為他的妻子陳寧祖;對妻子的深情令馬悅然將妻子的故鄉四川看作自己的故鄉。
馬悅然一九四八年八月到四川,在報國寺當了八個月和尚之後,在成都繼續他的方言研究,他與一個英國朋友一起租住了一戶人家花園的空房子,順便教戶主的剛高中畢業的小女兒英文,這個學生就是他以後的妻子—陳寧祖。
不過馬悅然說,陳寧祖根本不想跟他這個馬洋人兒學英文,到他那裡只為了一杯可可。
你知道嗎?那時候是一九四九年,我太太是一九三一年生的,那時候十八歲,剛剛高中畢業,待在家裡。
因為我住在她們家裡,所以她媽媽覺得有外國人住在那裡就應該可以利用一下,她就要我教寧祖的英語,寧祖自己根本就不想學,但她每天來學,我請她喝可可,在一個PX Store買的可可,她就高興來,但是可可賣完了,不能買了,她就不願意來。
她不來了、逃學了,我就去追她。
這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
在馬悅然眼中,陳寧祖是一個四川美女。
馬悅然說:你看,她真的是一個四川美女、一個四川的美女。我見過幾個大陸的美女了,一個是楊絳、錢鍾書的夫人,她是個美女,一個是張兆和,沈從文的夫人,第三個就是冰心,我雖然沒有看過她年輕的時候,但是五十年代的冰心是一個美女,一個中國的美女。
馬悅然說,五十年代他在中國見過女作家冰心,雖然她當時已經不年輕,但仍是一​​個美女。他同時認為,美是真理的一部分,這份真與美,讓馬悅然與陳寧祖相守接近半個世紀,直到一九九六年陳寧祖因為乳腺癌去世。
馬悅然與陳寧祖的愛情故事值得去提起,並不是因為這是一個王子、公主的快樂故事,而是他們的愛情同時見證了中國一個大時代。
馬悅然說,五十年前無論中國或西方的道德觀念和現代都不一樣,中國人與外國人談戀愛並不被接受,所以他在成都的時候,與陳寧祖一直都沒有正式開始談戀愛。
馬悅然:四十年代的中國是另外一個世界、完全另外一個世界;四十年代的道德觀念跟現代的道德觀念完全不同。那時候一個中國姑娘根本就不能夠跟一個年輕的外國人好,根本就不可能。你可以去看電影,寧祖和我在那半年之間,我們大概看過兩、三次電影,這個是可以的了。
向陽:小手都不能摸?
當然不能摸了,這個你可能不敢相信,但就是這樣了,四十年代是另外一個世界!
除了世俗的眼光之外,馬悅然還有一個不敢愛陳寧祖的原因,就是他一九四八年離開瑞典的時候,已經與一個認識好幾年的高中同學訂了婚,這一個現實陳寧祖也知道,所以直到一九五零年他被逼離開四川,都不敢向陳寧祖表白。
馬悅然:一九五零年的……好像是七月份我就離開成都。當局告訴我,兩個星期內我非離開中國不可,那時候用兩個星期從成都到香港是非常不容易,因為交通不便。但那時候我知道我要離開中國,我就發現我愛上寧祖了,但是不能告訴她,不能告訴她我愛上她,因為我人已經訂婚了;所以我到了香港,才知道我非跟她結婚不可。
馬悅然到了香港之後就發電報給當時在美國、好久都沒有聯絡的未婚妻,結果那個女孩子告訴他已經愛上另一個人,同意與他解除婚約,直到那一刻,馬悅然才敢向陳寧祖的父親求親。
馬悅然:我就給她父親打了一個電報,問我能不能娶他的女兒,他就回答說可以。我就在香港等,那是七月份,我就在香港等到九月二十號,寧祖就出來了,我們二十四號結婚。
陳寧祖後來也與馬悅然一樣,在國外投入漢學研究及推廣,與馬悅然育有三個兒子。她在與癌細胞對抗了三十年後去世,馬悅然除了常常到她的墓地緬懷外,也會在家中做一些她生前愛做的四川小吃,例如擔擔面。
他們夫婦的友人、作家劉再复形容,馬悅然對中國文學的情意和對妻子的情意一樣,深邃和永恆。
馬悅然在《另一種鄉愁》中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馬悅然小時候聽媽媽念過一個童話組詩叫《弟弟的海行》,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個七、八歲的男孩,與馬悅然有一樣的瑞典名字,這個小男孩與玩具熊一起划船去中國,遇上非常溫柔的中國皇帝以及她唯一的女兒,漂亮可愛的公主愛上了這男孩,皇帝請男孩留在他的琉璃宮殿中,同時要把公主嫁給他。
不過小男孩想到在故鄉的媽媽可能還站在岸邊等他,孝順的他選擇了回家,而可憐的公主在岸上哭著跟他揮手告別。
馬悅然說,這個故事讓當時只有四、五歲的他第一次知道有中國這個國家。
在篇末馬悅然這樣說:我那時比弟弟還小,根本不知道後來要出海到那個遙遠的國家,發現一個中國女孩,我心中的公主。先做了她的不敢表白的情人,再做她的外國丈夫,最後終生懷念她,坐在這裡寫下這個故事,給她的同胞看。(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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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悅然:另一種鄉愁
□本報駐京記者 夏榆
2004年06月04日11:13
  馬悅然與作家李銳合影,在和中國作家、學者、記者的交流中,馬悅然都使用熟練的漢語。

  1946年,馬悅然開始跟隨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學中文。學了兩年的古文后,獲得美國“煤油大王”的獎學金來中國調查四川方言,在峨眉山古剎中精心研究成都方言的聲調在句中的變化。其時,正是中國戰亂的時候。他在1949年的日記中寫道:“11月10日,四川差不多全給包圍起來了,謠傳蔣介石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明年打起來,盡可能要保衛雲南、海南和台灣。”

  “12月13日,今天早晨激烈的槍聲把我吵醒了,穿上衣服之后,我到花園裡去聽跳彈飛來飛去。”

  “12月21日:今天跟聞宥教授學宋詞。他自己的詞填得非常好。從南方傳來炮聲。紅軍已經過了離成都隻有四十公裡遠的新津。彭德懷的軍隊也離得越來越近了。”

  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在動蕩時局中潛心學習中國方言音韻的青年學子,成為世界知名的漢學家。他把中國西漢典籍《春秋繁露》翻譯成英文。他讓同胞和他一起分享《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譯的《水滸傳》和《西游記》一版再版,到處流傳。他的翻譯和介紹讓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許多杰出的中國作家和詩人引起世界注意。

  《另一種鄉愁》是馬悅然用漢語寫成的一本隨筆集,身為瑞典人的馬悅然用自己的第二母語———漢語,帶領讀者穿越不同的時空,領略一種同樣植根於中華文化的異國游子的拳拳鄉思。

  5月10日,身在瑞典南方的馬悅然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在他的隨筆集中,記者看到抽著煙斗滿頭銀發的馬悅然悠然地斜坐在取名“石軒”的古朴的花園中,在燦爛的陽光的照耀下神情安詳、寧靜。

  記者:在《另一種鄉愁》中我看到你對中國深厚悠長的情感,我看到你早年在中國的經歷,現在你已經是白發皓首的老人了,你生活在另一個國度。我想問,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是否已經成為你又一個精神棲息之地?

  馬悅然:自從1950年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就把中國當作我的第二個祖國。還沒有去中國以前,我在瑞典跟高本漢學古代漢語和先秦文學。使我特別感動的作品是《左傳》和《庄子》。《左傳》優秀的文體和《庄子》的想象力、思想的深度和幽默感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在四川呆的那兩年,1948年到1950年,我開始對中國早期的詩歌感興趣,讀了不少漢朝、南北朝、唐、宋詩人和詞人的作品。中國偉大的詩人好像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書房裡藏的詩集特別多。雖然空間和時間的距離不允許我隨時去找他們,但我可以請他們到我家裡來:我願意跟李白擺龍門陣或者跟稼軒居士干一杯酒,我可以到書房去找他們。自己沒有的書還可以在我們“遠東圖書館”裡找到。因此,我不感覺寂寞。

  記者:看你寫中國的報國寺、峨眉山,寫川江邊的勞動號子和中國的方言,你的文字散發出一種溫暖的柔情,你對中國文化的細微體察和珍愛令人心動。你對中國文化的感情是怎麼來的?你為什麼愛中國文學呢?

  馬悅然:我為什麼愛好中國文學?這些問題不容易回答。我的同胞們八世紀穿著熊皮在樹林裡過著很野蠻的生活時,唐朝的詩人在創作絕句、律詩和古詩。從《詩經》到當代詩人的作品中國詩歌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國風》的抒情詩多麼精彩啊,楚辭的比喻和豐富的想象多麼美麗。漢朝的民歌和樂府,南北朝的山水詩,唐、宋偉大詩人的作品,元朝的散曲,都屬於世界文學,也對西方文學影響很大。誰有機會閱讀這些作品,誰都會愛上中國文學。

  通過文學,讀者會認識很多很多的非常可愛、非常值得佩服的人物。我自己愛上了《國風》中的“美妹”們和辣妹子。南北朝的《子夜歌》會引起我的情欲。我翻譯《水滸傳》的時候,恨不得上山去跟108個好漢打交道。翻譯沈從文的《邊城》時,我很想到作者的故鄉去,跟那兒的很朴素、很正直、很爽快的居民在一起過一段日子。我希望有一天能實現一個大願望:跟著我的朋友李銳到呂梁山去,跟《無風之樹》和《萬裡無雲》中的人物見面。

  記者:你在靠近接觸中國文學的時候誰給你的幫助最大?

  馬悅然:我的妻子寧祖在的時候,對我的幫助很大。她愛好中國文學,她也知道我欣賞哪一類的文學作品。她當然比我讀的快得多。她常常告訴我:這本書你非看不可,非常好!李銳的著作是她先發現的。

  記者:你使中國文學在瑞典找到了知音。你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對中國文學的熱忱使中國現代和當代優秀的作家突破了語言的限制進入世界文學的視野。沈從文是你最早譯介的現代作家,沈從文之后,你又選擇了北島、李銳作為主要譯介對象。能告訴我們你對他們關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什麼?

  馬悅然:我搞翻譯工作的特點是不大願意翻譯個別的小說或者詩集,我情願翻譯一個作家或者一個詩人的全集。北島的詩我都翻譯過,李銳的作品翻譯過百分之八十。我對他們特別感興趣的原因是他們都是開辟者,他們都開創、擴大了當代中國文學的視野。除了他們以外,大陸當然有很多優秀的作家。我在這裡願提到的是女作家殘雪。我對她的著作很感興趣。她是一個獨創的、別出心裁的作家,不顧左右走她自己的路。她對卡夫卡的研究我認為是了不起的。

  記者:你怎麼看台灣的作家?與內地的作家相比,台灣作家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中似乎更寂寞。

  馬悅然:除了詩歌以外,我對台灣的文學不太熟。我最欣賞的台灣詩人是紀弦、洛夫、?弦、商禽、周夢蝶、鄭愁予和夏宇。台灣和大陸的詩人之間最大的區別是台灣的詩人在相當的程度保留了五四運動的傳統。

  記者:語言障礙是中國文學與諾貝爾文學獎相互隔絕的原因嗎?瑞典文學院的18名院士隻有你一個人可以直接閱讀中國文學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譯,這種語言轉換和轉換中的障礙、誤差甚至變質會成為主要障礙嗎?

  馬悅然:瑞典學院一共包括18個院士。我是他們裡頭惟一會中文的院士。除了用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寫的文學作品以外,院士們需要依靠譯文。幸好,最近幾十年越來越多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成院士們所懂的外文。學院常常托有名的翻譯家翻譯個別作品,也請專家寫報告,討論某一個國家的最突出的作家。

  記者:在世界上,隨著國際間交流的緊密,無論是在文化或政治方面,諾貝爾文學獎可能對得獎人的選擇會更加困難,最困難的地方在哪兒?

  馬悅然:通過譯文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當然不理想。問題就是沒有別的方法。無論譯文多麼精彩,還是遠不如原文。一部非常好的作品,要是譯得不好的話,就很糟糕,也很對不住原文的作者。瑞典學院中沒有人懂芬蘭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波蘭文、羅馬尼亞文,更不用說阿拉伯文,波斯文、日文、朝鮮文、越南文、泰文,印度各種語言和非洲的不同的語言。中國文學並不是惟一一種需要通過譯文評價的文學。語言的障礙當然很嚴重。

  20世紀的上半期,獲獎的作家都來自歐洲各國。1960年代,獎偶然發給歐洲和美國以外的作家。我個人希望願意搞翻譯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問題是翻譯工作的報酬太低,缺乏吸引力。

  記者:作家的寫作應該獨立,包括對文學獎的態度,但諾貝爾文學獎誕生一百年來,它的深遠的影響力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種標高,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的格局的真實境況是什麼樣的?作為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的成員,你有什麼特別的經驗和中國作家分享嗎?

  馬悅然:有關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我想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現代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文類不拘)的一環,所佔比重如何?”“什麼樣的特質和要素可能促進、或阻礙世界接受現代中國文學?”或者引用一個我已回答過多次卻從未感到困惑的問題:“中國的作家要怎樣寫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此問題,我一貫的答案是:“他應該寫他想寫的題材,並且用他想要的創作方式!”

  對能夠閱讀並欣賞中國文學的人而言,魯迅、李吉力人、沈從文、李銳,和其他許多作家的作品顯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壇的。問題是,在中國之外少有讀者有能力欣賞這些作者的原作,因此得依賴翻譯。我們得面對此一事實:全世界一流的現代中國文學翻譯者並不多見。有譯本也許不錯,但它們也可能造成對原作冷血的謀殺。差勁的翻譯或許肇因於譯者功力不足,也可能源自譯者對原作刻意地扭曲(最糟糕的例子之一是老舍《駱駝祥子》的英譯本,描述主角墮落的最后一章被改寫成了好萊塢式的快樂結局)。

  要獲得國際認同的方法之一是:中國作家揚棄母語,改以外國語書寫,戴思杰用法文寫成的優秀小說《巴爾扎克與小裁縫》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然還得提到選擇以英文創作的哈金。問題是:這些作品是否算是中國小說?

  一如語言學,文學也具有若干普遍特質。語言是其一,文體的分類(如小說、短篇故事、散文、戲劇和自由詩)是其二。英文的文類定義也適用於中文著作,這是毋庸置疑的。文學的主角——無論他們是中國人或非中國人——時常表現出共通的特質,像麥可·K這樣的社會邊緣人(出自庫切《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也出現在卡夫卡、加繆、魯迅、沈從文、李銳的作品裡。文學的和意識形態的沖突——譬如批判性寫實主義的擁護者和隱喻呈現法的服膺者之間的沖突——或許也可以在任何文學中找到。

  影響,顯然在文學的世界性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這樣東西真的存在的話)。李銳如果沒有受到福克納的影響,還會用原來的方式寫《無風之樹》和《萬里無雲》嗎?閱讀李吉力人(1891-1962)的三部曲《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1936-1937),我發現他刻意使用寫實主義的手法,對女性角色回憶片斷的呈現充滿同情,這和莫泊桑的風格十分類似(李吉力人曾翻譯過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另一些法國寫實主義的小說)。但是,主題、風格、辭藻的類似不一定是因為受到影響。一如福克納、沈從文的作品說明了文學的地域性和現代性是可以結合的。然而拿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和沈從文的“湘西”相提並論是站不住腳的,誠如杰夫·金克利(Jeff  Kinkley)所指出:福克納本人是惟一對約克納帕塔法縣的風土地志有著深入了解的人,而湘西至今依然存在,即便從前住在那裡的出色人物已不復存在。

來源:南方體育(責任編輯: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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