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 《湯用彤全集》其實並不完全 21世紀他的兒子湯一介繼續發表"湯用彤與胡適交往"等等的文獻......
《湯用彤全集》第七卷 662頁 湯用彤年譜簡篇
「乙部」另一含義是指古代圖書分類之史書。《舊唐書·經籍志上》:「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為經……乙部為史。」 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 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
湯用彤全集(全七卷)
湯 用彤先生是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少數幾位能學貫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學術大師之一。由于他精通內外經典,又接受過嚴格的西方哲學、語言和治學方法的訓 練,而且又有嚴格求實的治學精神,對人類古代文明能持“同情”而又客觀的研究態度,他的一些學術著作如《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印 度哲學史略》等在出版幾十年後仍然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權威性著作,這使他在國內外均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全集》收入了全部我們找到的湯用彤先生的學術 論著,包括若干他的手稿和書信等等,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從未發表過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湯用彤全集》共七卷,台灣出版的為八卷,內容全同,只是編排不 同。現在我把七卷本的《湯用彤全集》每卷內容簡單介紹于下。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此次收入《湯用彤全集》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以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二次印刷版為底本,並把用彤先生在這部書上的眉 批作為注腳加在同頁書上。本書自1938年出版後受到海內外學術界廣泛的重視。該書之貢獻除考訂翔實,解決了許多學術界的疑難問題,特別是為寫中國哲學史 打通了難關,即一方面疏尋佛教思想在中國之脈絡及宗派之變遷,另一方面則留意于作為外來文化的佛教與本土文化之關系。因此,這部著作已成為研究中國佛教史 的權威性著作。
《隋唐佛教史稿》本卷除收入用彤先生之《隋唐佛教史稿》外,還收入他的有關隋唐佛教史方面的論文與提綱。《隋唐佛教史稿》一書闡述了隋唐時期佛教勢力之消 長,傳譯之情形,撰述之狀況以及本時期宗派之概略。《大林書評》對日本常盤大定等權威學者著作中之錯誤作了實事求是的批評。其中提綱部分可窺見用彤先生所 注意的問題。本卷收入用彤先生晚年作品兩篇︰《論中國佛教無“十宗”》和《中國佛教宗派補論》,其考證之精要,論述之平實,體現其為人、為學之風格。此書 所包含的內容為進一步研究隋唐佛教史提供了頗有價值的資源。
《印度佛教史略》本卷收入《印度哲學史略》和《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兩種。前者簡明地闡述了印度哲學自“吠陀”至“商羯羅之吠檀多論”的發展歷史, 該書的特點在利用了某些未被注意的漢文印度哲學資料,立論平實可靠。後者是用彤先生翻閱漢文佛藏搜集的有關研究印度哲學(除佛教外的)資料,並作了分類編 輯,為學者提供了研究印度哲學極有價值的可信的資料。
《魏晉玄學》本卷所收入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論稿》、講課和演講提綱以及听講學生的筆記。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研究的主要貢獻,是他提出了魏晉玄學是一 種不同于漢學的本體之學,至今中外學者大都以此為根據把研究推向縱深發展。其關于魏晉玄學派別之論斷、“言意之辨”、“貴無三派”、“向郭之莊周與孔 子”、“聖人學致問題”等均為發前人之未發,而啟發了後來之研究者。用彤先生本打算寫一部《魏晉玄學》,但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完成,《論稿》是他所發表的論 文的匯集。本卷中所收提綱和學生的听課筆記可作為《論稿》之補充,或可從中了解用彤先生“魏晉玄學”之全貌。
《往日雜稿‧論西方哲學》《往日雜稿》是用彤先生的有關宋明理學、佛教史、道教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些論文,這些論文大都發表在二、三十年代,我們從中可以 了解他所注意的學術文化問題以及他一貫的治學態度與方法。本卷中之《哲學概論講授大綱》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大學哲學系講授“哲學 概論”
一般情況,並可幫助我們了解用彤先生對西方哲學之了解。在本世紀前半期,中國對英國經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較少有學者研究,且至今研究者也不太多,從本卷 中之英國經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可了解用彤先生對西方哲學理解之功力和幫助學者閱讀這兩派哲學家之著作。其所譯《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據汪子嵩先生說是五 四運動後介紹亞氏哲學之最早者。
《校點高僧傳》本卷為用彤先生晚年完成的一項工作,作者盡可能地搜集有關資料對慧皎的《高僧傳》作了較為詳盡地校勘和準確的標點,並附有可檢索的索引,因 而它較之現存的各種《高僧傳》本比較可靠和便于利用。且本卷中的《高僧傳》是用彤先生《校點高僧傳》書稿之全本,較之中華書局已出版之節選本或更可了解作 者之用心和《校點高僧傳》之價值。
《雜記》本卷中的《康復札記》是用彤先生晚年所寫的七篇論文,《讀書札記》是他讀佛藏和道藏的札記,卷末附有他晚年的若干封書信。從《康復札記》中,我們 可以看出用彤先生考證之嚴謹和立論之堅實,例如《何謂“俗講”》短短千余字,卻解決了一大問題。《讀佛藏札記》是用彤先生為修訂和擴充《隋唐佛教史稿》所 作的資料準備,我們可從其中看到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各宗派建立及其思想之脈絡以及當時討論之種種問題,可對治這段佛教史之學者有所幫助。用彤先生晚年閱《道 藏》,意欲對佛道關系作進一步研究。
第一章 佛教人華諸傳說
伯益知有佛
周世佛法已來
孔子與佛
燕昭王
古阿育王寺
秦始皇與佛教
東方朔
張騫
休屠王金人
劉向敘列仙
第二章 永平求法傳說之考證
永平求法之傳說
求法傳說之考證
第三章 《四十二章經》考證
《四十二章經》譯出傳說
《四十二章經》出世甚早
《四十二章經》譯本有二
《四十二章經》之疊經改竄
《四十二章經》之性質
第四章 漢代佛法之流布
開闢西域與佛教
伊存授經
鬼神方術
楚王英為浮屠齋戒祭祀
桓帝並祭二氏
《太平經》與化胡說
安世高之譯經
支婁迦讖之譯經
笮融事佛
牟子作《理惑論》
漢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
第五章佛道
精靈起滅
省欲去奢
禪法之流行
仁慈好施
佛陀祭祀
漢世僧仂
《太平經》與佛教
漢晉講經與注經
總結
第六章 佛教玄學之濫觴(三國)
牟子《理惑論》
三國佛教史實與傳說
支謙
康僧會
養生成神
神與道合
朱士行之西行
第七章 兩晉際之名僧與名士
《般若經》之流傳
竺法護
于法蘭與于道邃
竺叔蘭與支孝龍
帛法祖
玄風之南渡
竺道潛
支遁
東晉諸帝與佛法
名士與佛學
第八章 釋道安
高僧與名僧
綜論魏晉佛法興盛之原因
竺佛圖澄
道安年歷
道安居河劍匕
道安南行分張徒眾
道安居襄陽
經典之整理
戒規之確立
彌勒淨土之信仰
道安在長安與譯經
道安在佛學上之地位
第九章 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
本時代般若學之派別
竺法雅之格義
本無宗
釋道安之性空宗義
本無異宗
支道林之即色義
于法開之識含宗
幻化宗
支愍度之心無義
緣會宗
本末真俗與有無
總結
第十章 鳩摩羅什及其門下
鳩摩羅什之學歷
羅什至涼州
羅什在長安
什公之譯經
......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伯益知有佛
周世佛法已來
孔子與佛
燕昭王
古阿育王寺
秦始皇與佛教
東方朔
張騫
休屠王金人
劉向敘列仙
第二章 永平求法傳說之考證
永平求法之傳說
求法傳說之考證
第三章 《四十二章經》考證
《四十二章經》譯出傳說
《四十二章經》出世甚早
《四十二章經》譯本有二
《四十二章經》之疊經改竄
《四十二章經》之性質
第四章 漢代佛法之流布
開闢西域與佛教
伊存授經
鬼神方術
楚王英為浮屠齋戒祭祀
桓帝並祭二氏
《太平經》與化胡說
安世高之譯經
支婁迦讖之譯經
笮融事佛
牟子作《理惑論》
漢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
第五章佛道
精靈起滅
省欲去奢
禪法之流行
仁慈好施
佛陀祭祀
漢世僧仂
《太平經》與佛教
漢晉講經與注經
總結
第六章 佛教玄學之濫觴(三國)
牟子《理惑論》
三國佛教史實與傳說
支謙
康僧會
養生成神
神與道合
朱士行之西行
第七章 兩晉際之名僧與名士
《般若經》之流傳
竺法護
于法蘭與于道邃
竺叔蘭與支孝龍
帛法祖
玄風之南渡
竺道潛
支遁
東晉諸帝與佛法
名士與佛學
第八章 釋道安
高僧與名僧
綜論魏晉佛法興盛之原因
竺佛圖澄
道安年歷
道安居河劍匕
道安南行分張徒眾
道安居襄陽
經典之整理
戒規之確立
彌勒淨土之信仰
道安在長安與譯經
道安在佛學上之地位
第九章 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
本時代般若學之派別
竺法雅之格義
本無宗
釋道安之性空宗義
本無異宗
支道林之即色義
于法開之識含宗
幻化宗
支愍度之心無義
緣會宗
本末真俗與有無
總結
第十章 鳩摩羅什及其門下
鳩摩羅什之學歷
羅什至涼州
羅什在長安
什公之譯經
......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欣值《湯用彤全集》出版之際,特向讀者推薦這部書。
這部《全集》包括作者早年到老年的論著,寫作時限跨度較大。湯先生幾乎講授過舊大學哲學系的大多數課程。1934年,我考上北大,湯先生為一年級講授《哲 學概論》,這門課講得生動深入。如果能把這類听課筆記整理出來,很有出版價值。據我所知,湯先生教學的講義,學生听課的筆記,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來, 數量相當可觀。
湯先生不大寫信,但遇到學生請教有關學術問題,他也回信。我曾保存湯先生寫的關于宋明理學的信。1939年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讀書時,湯先生看過我的日 記,並在日記上寫了多處批語,長短不一,長的一百多字,短的一兩句話。這些手跡可惜毀于\〃文化大革命\〃。如果這類文字資料搜集全,這部《全集》的字數 會不止這些。
《全集》中的《隋唐佛教史稿》是湯先生在北大的講義。新中國建國後,中華書局曾請求將此講義出版,以應社會急需。湯先生不允,說還要補充、修改。可惜先生逝世,此稿無從修訂,只能照原稿出版。前輩學者對待學術著作標準很高,要求很嚴。這種學風,今已罕見。
湯先生生活的時代,正當新學、舊學並存的時代。他們這一輩學者,自幼受過嚴格的舊學訓練。上一輩的文化人,如王國維、陳寅恪、範文瀾、郭沫若等差不多都接 受過嚴格的中國傳統教育,文、史、哲三個領域沒有過早的分科。古文,作為一種工具,運用得比較純熟,對經、史、子、集有廣泛的接觸,又有古漢語的堅實基 礎。同時,他們又是現代人,廣泛接觸到近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對世界歷史文化知識有廣泛的了解,專業領域外的知識和工具也運用自如,這些條件是清代乾嘉諸 儒所欠缺的。湯先生自幼學習英語,後來又學習梵文、巴利文,還通曉法文、日文。他也是我國第一代經過近代科學方法訓練的專業學者,對古代聖賢經傳不那麼迷 信,敢于懷疑,善于推敲,他治學的條件比前代有優勢。這新舊文化的結合點,在湯先生的學術著作中有很好的體現。這是他們這一輩學人特具的優勢,因而他們治 文史之學可左右逢源。
湯先生治學,落腳點在中國佛教史,對佛教史投入了大量精力。他並不局限于佛教史,他也精研魏晉玄學、印度哲學、道教思想。他對道教的關心不下于佛教,只是 沒有寫成著作,他的功力鮮為人知。他寫的《讀太平經書所見》已透露了堅實的功力。抗戰期間,他指導研究生王明,論文題目為《太平經合校》。《太平經》這部 道教最古老的經典,經過整理,現已成為國際國內公認的定本。我當時看到這部《合校》是湯先生手把手帶著王明作出的,如果說它是師生合著也不為過。
湯先生的治學,既廣博又精專,細心的讀者從中可以得到文章以外的收獲。湯先生的學術著作,受到同行的尊重,有人驚嘆其淵博,有人心折其謹嚴,有人欣賞其考 訂精審,不論從哪一方面接觸湯先生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認為他的著作使人信得過,好像和一個純樸忠厚的長者交朋友,使人對他信賴,听他的話不會使人 上當。我接觸過不過中外中國佛教史的學者,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世界觀,竟不約而同地對湯先生的著作有類似的感受和評價,這不能認為 是偶然的巧合。原因是湯先生的著作貫串著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20世紀對中華民族來說是個多災多難的時代,全國人民受盡外來侵略勢力的凌辱、壓迫,大多數人民群眾掙扎在死亡線上。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中國的首都北京,中華民族帶著恥辱跨進20世紀。
\〃多難興邦\〃這句古訓,在中國得到完全的應驗。多災多難的中國人從中受到刺激,從各個方面使中華兒女奮發圖強,立志作一個無愧于時代的中國人。與20 世紀先後同齡的有志人士,從各自的角度,迸發出激越的呼喊,煥發出智慧的光芒。這是個多災多難的時代,又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他們的成就,從不同的領域 表現出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顯示了中華民族躋身于世界民族大國之林的氣慨。適應時代的要求,中國出現了軍事家,與外來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斗爭,最終把外來 侵略者趕走;中國出現了卓越的政治家,把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改變成豐衣足食的新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即使在歷史上最繁榮、最富強的漢唐盛世, 還有死于饑寒的百姓。新中國成立後,到了世紀之末,中國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正向更高的生活水平邁進。
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還在于它既有優良的文史傳統,又有深厚的人文科學的積累。正是依靠這些文化遺產,給人們提供了精神動力、精神食糧。我們的文學家、史 學家、哲學家善于究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使中華民族無愧于世界上任何優秀民族。他們建樹的文化事業,流傳于子孫後代。他們提供的精神食糧,不 但有利于中華民族自身,也充實了世界精神文明的寶庫。
辦一所大學要有眾多大師來支撐,一個偉大民族的振興也離不開文化大師們的支撐。湯用彤先生就是我國學術界眾多支撐文化大夏的梁柱之一。
《湯用彤全集》的出版,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樁盛事,也為世界文化寶庫添加了新庫藏。事實上,在幾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他的有些著作已成為該專業的必讀的重要著作,經歷了半個世紀,歷久不衰。
湯先生治史,重視史料的甄別,又不限于繁瑣考訂,而是站在應有的高度來縱覽所考訂的對象。30年代他指導的研究生王維誠完成了《老子化胡考》,取材詳備, 論據周密,曾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他的考訂方法不只是考訂了《老子化胡經》為偽書,這是一般考據家應當做到的,而且進一步指出此偽經出現的社會原因,並從中 清理出佛、道兩教斗爭的背景。如佛教史學者爭論的《牟子理惑論》,湯先生順利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據,證明此書不偽,這個結論把多年來聚訟紛紜的問題劃上 了句號。
湯先生治學,總是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由于他視野開闊,才不會局限于具體問題不能自拔,他所作出的結論,基本上經得起時間考驗。注意從歷史的前因後果, 從發展的觀點考察歷史事件,同時又注意結合地理、社會環境來考察歷史現象。這是史學研究者的基本要求,這也是湯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種方法。讀者可以從中 得到文字以外的收獲。
湯先生著作中還可以看到大家名家治學的風格。學術界從事歷史學、考據學的學者往往以佔有別人未見過的資料自炫,沾沾自喜。湯先生和一些有成就的治史學者, 卻不是這樣。他們主要依據的是《五經》、《二十四史》、《高僧傳》、《資治通鑒》、《大藏經》等擺在大路邊上人人能得到的資料,而立論平實、樸素,不自詡 有什麼驚世駭俗的發現,卻在平實樸素中見功力,經得起歷史考驗。以湯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為例,雖已逾半個世紀,仍然被海內外學術界所重視。後 來出版的有關這一方面的著述,有不少優秀作品,多半是在湯著原來的框架上有所增益,沒有重大的突破。原因在于其考訂謹嚴,資料扎實,為後來人提供了繼續前 進的基礎。
湯先生自幼患高血壓,寫字手顫,寫文章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樣,下筆萬言,一揮而就,而是反復斟酌,日積月累,逐漸完成的。內行人都佩服他的文章古樸、厚重、寓高華于簡古,深具魏晉風骨。
湯先生治學從早年到晚年,一貫細致嚴謹。他治學一字一句也不輕易放過。早年寫的《大林書評》收到《往日雜稿》中,對日本某些著名學者的著作提出批評,平心 靜氣地說道理,並嚴肅指出他們對古代漢籍斷句標點的錯誤。湯先生老年在札記中指出中國佛教無十宗,否定了多年來中國學人照搬日本佛教宗派劃分方法的謬誤。 湯先生作為一個功底深厚的中國學者,最有發言權,並善于利用我們的發言權,為國爭光。反觀我們學術界有些學人,生就一副奴顏媚骨,在洋人面前不敢爭是非, 這種惡劣影響今天還有待于肅清。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20世紀,人們對人生、對社會的認識,並沒有從根本上有所提高。人們看到並感到現代科技的巨大作用,但人們卻沒有看到,由于人文科學的相對滯後,給人類社會帶來了不幸,甚至災難。
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都要根據新形勢重新審視面對的社會和人生。這一任務只有依靠人文科學來承擔。作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又有豐富的人文科學文化遺產。
指示人類前進的方向,構劃未來生活的藍圖的重任,只有靠人文科學擔當。只有人文科學有資格根據人類社會過去、現在的經驗,對未來社會提供參考性的設計。缺了人文科學,人類的知識是殘缺不全的,必將陷于歷史的\〃近視\〃,將患\〃社會夜盲癥\〃。
《湯用彤全集》反映了一代學人從一個專業學術領域總結歷史經驗的成果,鑒于前人興衰發展的道路,為今後作參考。比如,從佛教史中中印文化交流的過程,預測 今後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景和措施;可以從歷代廢佛政令的失敗,進一步認識宗教的社會性,並悟出行政命令並不能取消宗教信仰;從隋唐佛教文化的發展過程,瞻望 未來新文化的創造特色,等等。
謹以殷切的希望、欣慰的心情看到《全集》的問世,看到了老一輩專家學者愛祖國、愛文化的成果將在構建新中國文化大夏中起到它應起的作用。
《汤用彤全集》
总 目 第一卷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二卷 隋唐佛教史稿 有关论文及提纲
第三卷 印度哲学史略 印度哲学讲义 有关论文与提纲 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
第四卷 魏晋玄学论稿 魏晋玄学讲课提纲 魏晋玄学讲演提纲 魏晋玄学听课笔记
第五卷 往日杂稿 西方哲学
第六卷 校点高僧传
第七卷 餖飣札记
目 录
第一分 汉代之佛教
第一章 佛教入华诸传说
伯益知有佛
周世佛法已来
孔子与佛
燕昭王
古阿育王寺
秦始皇与佛教
东方朔
张骞
休屠王金人
刘向叙列仙
第二章 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
永平求法之传说
永法传说之考证
第三章 《四十二章经》考证
《四十二章经》译出传说
《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早
《四十二章经》译本有二
《四十二章经》之叠经改窜
《四十二章经》之性质
第四章 汉代佛法之流布
开辟西域与佛教
伊存授经
鬼神方术
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
桓帝并祭二氏
《太平经》与化胡说
安世高之译经
支娄迦谶之译经
笮融事佛
牟子作《理惑论》
汉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
第五章 佛道
精灵起灭
省欲去奢
禅法之流行
仁慈好施
佛陀祭祀
汉世僧伽
《太平经》与佛教
汉晋讲经与注经
总结
第二分 魏晋南北朝佛教
第六章 佛教玄学之滥觞(三国)
牟子《理惑论》
三国佛教史实与传说
支谦
康僧会
养生成神
神与道合
朱士行之西行
第七章 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
《般若经》之流传
竺法护
于法兰与于道邃
竺叔兰与支孝龙
帛法祖
玄风之南渡
竺道潜
支遁
东晋诸帝与佛法
名士与佛学
第八章 释道安
高僧与名僧
综论魏晋佛法兴盛之原因
竺佛图澄
道安年历
道安居河北
道安南行分张徒众
道安居襄阳
经典之整理
戒规之确立
弥勒净土之信仰
道安在长安与译经
道安在佛学上之地位
第九章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
本时代般若学之派别
竺法雅之格义
本无宗
释道安之性空宗义
本无异宗
支道林之即色义
于法开之识含宗
幻化宗
支愍度之心无义
缘会宗
本末真俗与有无
总结
第十章 鸠摩罗什及其门下
鸠摩罗什之学历
罗什至凉州
罗什在长安
什公之译经
佛陀跋多罗与罗什
什公之著作
罗什之学
鸠摩罗什之弟子
僧肇传略
僧肇之学
义学之南趋
第十一章 释慧远
释慧远之地位
慧远年历
慧远早年
慧远东止庐山
晋末朝廷之佛教
《毗昙》学传布之开始
慧远与罗什
江东禅法之流行
慧远之学
慧远与弥陀净土
慧远之念佛
余论
第十二章 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
传来之道路
西行求法之运动
法显之行程
智严、宝云、法领、智猛、法勇
南北朝之西行者
河西之传译
北凉昙无谶
南朝之译经
北朝之译经
经典与翻译
第十三章 佛教之南统
宋初诸帝与佛法
白黑论之争
形神因果之辩论
世族与佛教
谢灵运
朝廷与佛教
诸王与佛教
齐竟陵王
夷夏之争
本末之争
范缜《神灭论》
梁武帝
郭祖深与荀济之反佛
陈代佛教
第十四章 佛教之北统
凉州与黄龙
释玄高
太武帝毁法
昙曜复兴佛法
北魏诸帝与佛法
北朝造像
北魏寺僧数目
北朝对于僧伽之限制
东方佛法与经学
关西佛法
北朝之排佛者
北朝佛道之争
周武帝世之法难
第十五章 南北朝释教撰述
注疏
论著
译著撰集
史地编著
目录
伪书
第十六章 竺道生
涅槃部经之翻译
涅槃大本之修改
竺道生事迹
竺道生之著作
顿悟渐悟之争
竺道生在佛学上之地位
慧远、罗什与佛性义
竺道生佛性义
法身无色佛无净土善不受报义
一阐提有性与应有缘义
顿渐分别之由来
竺道生之顿悟义
谢灵运述道生顿悟义
慧观渐悟义
竺道生之门下
刘虬与法京禅师
第十七章 南方涅槃佛性诸说
南方涅槃佛性诸家
释法瑶
释宝亮
梁武帝
庄严开善
本有始有
第十八章 南朝《成实论》之流行与般若三论之复兴
《成实论》之传译
《成实论》师
《成实论》之注疏
般若三论之渐兴
般若三论与玄风
周颙梁武与摄山僧
《三宗论》
三论之盛及与成实之争
兴皇法朗及其门下
第十九章 北方之禅法净土与戒律
晋末宋初禅法之兴盛
宋初南方之禅法
凉州禅法及玄高
禅窟与山居
佛陀禅师
略论北方禅法
菩提达磨
魏末至隋初北方禅之流行
梁陈南方之禅法
摄山与天台
北方禅法之影响
净土经典之传译
昙鸾与阿弥陀净土
延寿益算之信仰
五戒十善人天教门
三阶教之发生
誌公与傅大士
南方之《十诵律》
菩萨戒之流行
北方《四分律》之兴
第二十章 北朝之佛学
彭城之佛学
北方涅槃之学
北方四宗
《毗昙》之翻译
《毗昙》之研究
北方之成实师
《十地经论》之传译
相州北派学之传布
相州南派学之传布
真谛之年历
真谛弟子及《摄论》之北传
《华严》之流行
跋
编者后记
汤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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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人物概述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9年5月至1951年9月,曾任北大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 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 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已出版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包括《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印度哲学史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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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生平介绍
汤用彤,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历月21日)(阴历)生于甘肃通渭。
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一位道德学问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汤用彤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雨三公非常惊异。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1912年考人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治徽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1919年人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梅光迪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任教授。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于是,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亲自担任。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这些课程不单纯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他自己许多研究心得。他回国后,有关印度哲学方面曾发表《印度哲学之起源》,有关佛教方面曾发表《释迹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有关西方哲学方面曾发表译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论文《叔本华之天才主义》等,多见于《学衡》杂志。对于现代哲学,他最关注实用主义,但和胡适等人的态度不同。课程纲要关于“实用主义”的介绍说:“本学程初陈反理智主义,以测(察)源流;中言詹姆斯等心理伦理学,以探其基本;后析实用主义各派之学说,并推求其宣张中国之利害”。此前,杜威曾在各地讲学,并应邀来南开大学讲演《讲授科学的方法》,一时名声很大。汤用彤对实用主义则一直采取分析的态度。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敝、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 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南联大精英荟萃,人材济济,但教授们却人不敷出,生活非常艰苦。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头发却已近全白。在贫困中含辛茹苦的他, 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创伤,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为使命,教学、著述从未间断。他对同学教诲不倦,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 贵,既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关心国事,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在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他为人诚恳和蔼,“蔼然仁者,即之也温”。
汤用彤既有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做过深入的探讨,其教学和研究均能“熔铸古今,会通中西”。1922年他曾在《学衡》杂志著文《评近人文化之研究》,有针对地批评了当时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诽薄国学者”,第二种是“输人欧化者”,第三种是“主张保守旧文化者”。他积极参与《学衡》杂志及其思潮,并与柳治微、王国维、梅光迪等组成《学衡》的固定学人作者,把《学衡》的座右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贯穿于毕生的学术探索和实践。他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以及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等,足见他会通中、西、印的特点。
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总理的气度与学识让他深感敬佩。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汤用彤自1954年患脑溢血, 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其间,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 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宗”和 某种教派之称为“宗”混同为一。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1993年8月,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并筹资设立汤用彤学术基金,奖励研究佛教、魏晋玄学和汤用彤学术思想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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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学术成就
正如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所说,哲学的意义在于“不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原”,汤用彤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孜孜以求。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中国佛教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 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 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1955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上下册。此外,还有遗著《隋唐佛教史稿》讲义、《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稿本和《校点高僧传》稿本,生前未曾刊印。1981年其子一介将前两部整理,在《中国哲学》第四辑和第五辑发表。
印度哲学
汤 用彤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 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1960年、1988年两次再版)。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 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此外还有遗稿两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我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魏晋玄学
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 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当时 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些论文后来汇成《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行,1962年中华书局再版。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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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人物评价
我 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 狭隘而不够用了。因为先生是我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 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于三者的相互关系。他广搜精考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辉、吸引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真知灼见。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建树和观点,构成了我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汤用彤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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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治学态度
汤用彤先生用极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
首先,先生对他所讲述的理性派与经验派诸家的哲学思想都要求有事实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哲学家们的原著。
—般说来,先生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哪怕是西方的著名专家的著作来安排教学内容,而是严格地按照所讲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一种或两种,视具体情况而定),以致先生的讲课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看作是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同时,在讲到哲学家某个观点或问题时,先生都要指明见其某本著作的某章某节或某命题(如对斯宾诺莎)。先生的讲授显示了其讲课有根有据、客观真实、可靠可信的鲜明风格,同时先生也仿佛是在要求听众亲自去看看原著,并这样地亲自检验一下、判定一下他所讲的是否正确,是否真实可信。
其次,先生的讲授虽然是严格按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
他在通盘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关时代思潮、科学发展、同时的和先后的哲学家的思想等等)的关系的基础上,以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通过分析和推论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换言之,先生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的本质的、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在先生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也不从事分析,与此相反,重分析、重逻辑、重方法则是西方哲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 所以先生对哲学家关于方法的观点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别重视”;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开章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方法”。先 生本人非常重视分析,也长于分析,在这一点上可谓得了西方哲学的真髓,正是这种“分析的头脑”,使他区别于和优越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如先生在进入笛卡尔哲 学之前,就以题名为“心理学的分析”的一章,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以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的意 义,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其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而在讲了笛卡尔关于心灵和物质的观点之后,在进入其心物关系学说之前,先生来了一个总结,指出笛卡尔哲 学整个为二元论所笼罩,并从其心物二元的总根子里分析出了心物关系上的六种二元对立。
再次,先生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其形式或者是摆出哲学史上对其提出的批评或反对意见,或是通过先生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论上的困难。
一般说来,他只是客观地陈述其疑点或问题,而不对其是非作主观的判决。先生的这种态度也许是来自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没有一种哲学的原则或根本观点能免于批评和反对,但同时这种规律性本身,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又是驳不倒的、永恒的,并活生生地保持在现代的哲学里。同时,先生的这种态度也给学生留下了发展理论思维兴趣的空间。在《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中,先生的这种客观质疑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频繁。如“真误”这一章列举出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四种学说——相对说(即符合说)、自明说、实用说和贯通说。他对每一种学说都 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但是,这绝不是说先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 释”时,先生针对康蒲•斯密(KempSm“h)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赞同kemp对信仰的重视,但不同意他关于休谟把哲学放在新的情感的基础上的观点。”
最后,先生讲授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
其故安在?当时是不明白的。现在学习了先生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从先生对“中国轻视应用,故无科学”的观点的驳斥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总起来说,先生之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是由于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因而 就更应采取虚心的客观态度,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在当时“西化”成为时髦、“中国文化本位”呼声四起的情况下,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态度真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这样一句掷地有声、颠扑不破、气势磅礴、意蕴精深的至理名言。
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说汤用彤:“锡予(汤用彤)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胡适还在日记中记汤用彤自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他在北平曾与汤用彤有过交往,并多次清谈。但每当友辈间发生学术上的争论,汤用彤总是在一边沉默不语,并不参与。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多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名儒硕学,或迫于时势,或主动趋奉,或诚心改造,乃纷纷删削旧作,改易观点,填充新词。而汤用彤则只是旧著重印,不曾妄加修订。现在看来,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仍是该领域难以超越的高峰。而那些曲学阿世、随人俯仰之作,则已经为时间所淘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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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在南开的日子
1926 年至1927年间,汤用彤曾在南开大学执教。先生到南开时,年方33岁,正是意气风 发、风华正茂之时。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正在海内外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所成的归国新秀。归国不久且小有成就的哈佛大学高 材生汤用彤先生亦在收揽之列。1926年,汤先生正式接受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朝气蓬勃的青年遇上蒸蒸日上的学府,无疑是一个相得益彰的组合,未来的大师在南开成长,南开也因大师而生辉。
汤先生来南开是被寄予厚望的,一来便被委以重任。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亲自讲授。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
与此同时,汤用彤先生与日俱增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也为其赢得了南开师生的推崇与尊重、
1927年5月,汤用彤先生离开南开大学,赴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职。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充满惜别之情。然而,汤用彤先生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而终结,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汤先生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季羡林先生曾说,现代中国的几位国学大师,凡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西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烙、陈垣、胡适等,“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人之私言”。南开出此大师实在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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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作品一览
(一)专著1、《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1988年;台北弥勤出版社,1982年。
2、《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3年;台北育民出版社,1980年,收入《玄学·文化·佛教》。
3、《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中华书局,1960年,1988年。
4、《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二)文集
1、《往日杂稿》,中华书局,1962年。
2、《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3、《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三)纂著
1、《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2、《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年。
(四)论文(本栏按年代罗列)
1914年
《理学谵言》,《清华周刊》第13—29期。
《孤嫠泣》,《清华周刊》第13、15、16期。
《理论之功用》,《清华周刊》第15期。
《新不朽论》,《清华周刊》第20期。
《植物之心理》,《清华周刊》第27—29期。
1915年
《快乐与痛苦》,《清华周刊》第30、31期。
1916年
《谈助》,《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
《说衣食》有四篇短评,《清华周刊》第75期。
1922年
《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学衡》第12期。
1923年
《叔本华之天才主义》,《文哲学报》第3期。
《释迦进代之外道》,《内学》(支那内学院年刊)第1辑。
1924年
《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学衡》第26期。
《印度哲学之起源》,《学衡》第30期。
1925年
《释迦时代之外道》,《学衡》第39期。
1928年
《南传念安般经译解》,《内学》第4辑。
《与胡适论禅宗史书》,《胡适文存》第3集。
1930年
《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
1931年
《唐贤首国师墨宝跋》,《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
《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史学杂志》第2卷第6期。
《唐太宗与佛教》,《学衡》第75期。
1932年
《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3卷1号。
1933年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哲学论丛》。
1934年
《评<唐中期净土教>》,《大公报》3月17日。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国学季刊》4卷2号。
1935年
《读<太平经>书所见,《国学季刊》5卷1号。
《释法瑶》,《国学季刊》5卷4号。
1936年
《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g》(Transla-tion by J. R. Wa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I number I
《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
《关于<肇论>》(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
1937年
《中国佛教史零篇》,《燕京学报》第22期。
《大林书评》:《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微妙声》第3期。
《大林书评》:《评日译<梁高僧传>》,《评<小乘佛教概述>》,《微妙声》第8期。
1939年
《读<人物志>》,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期至121期。
1940年
《读刘劭〈人物志〉》,《图书季刊》第2卷1期。
《魏晋玄学研究两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1942年
《王弼大衍义略释》,《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
1943年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
《王弼圣人有情义》,《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图书季刊》新4卷1、2合刊。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
1944年
《隋唐佛教之特点》,《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
1946年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天津《大公报》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
1947年
《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Yü》(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s》voiwme 10 number 2.
1961年
《康复札记四则·“妖贼”李弘·云中音诵新科之诚·何谓“俗讲”》、《佛与菩萨》,《新建设》6月号。
《针灸·印度古医书》,《新建设》7月号。
《谈一点佛书的‘音义’,《光明日报》10月19日。
1962年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哲学研究》第3期。
《关于慧深》,《文汇报》10月14日。
《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1月21日。
1963年
《给巨赞的信(关于东汉佛教的几个问题的讨论)》,《现代佛学》第2期。
《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5期。
1964年
《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第3期。
1980年
《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
《贵无之学(下)——道安与张湛》,《哲学研究》第7期。
《〈高僧传初集〉按语选录》,《文献》第1辑。
《隋唐佛教史稿》(一),《中国哲学》第3辑。
《隋唐佛教史稿》(续一),《中国哲学》第4辑。
1981年
《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国哲学》第5辑。
《隋唐佛教史稿》(三),《中国哲学》第6辑。
1982年
《隋唐佛教史稿》(四),《中国哲学》第7辑。
(五)译作
1、《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译Edwin Waddace:Outlies of philo-sophy of Aristotle),《学衡》第17、19期,1923年。
2、《希腊之宗教》(译W. R. Inge: The Legacy of Greece (1)Reli-gion ),《学衡》第24期,1923年。
《印度佛教漢文資料選編》( 湯用彤)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筆記
《印度佛教漢文資料選編》是湯用彤先生的遺稿。湯先生于1954年前後以卡片記錄和抄寫的材料彙集編選了《印度佛教漢文資料選編》的內容,今由中國社會科 學院的李建欣副研究員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強昱教授校點整理。漢文佛經中保存了很多印度佛教的原典,而這些原典的梵文本早已失傳,因此具有特殊的史料價值。誠 如湯先生所言:“在大藏經中廣泛抄集,無論經論或章疏中的有關資料長篇或零片均行編入。目的爲今後研究印度哲學者之用,不作任何加工,只于資料注明出處或 譯者人名年代等。”
目錄
本書目錄作者簡介
本書目錄一、原始佛教
1.《沙門果經》
2.《梵動經》
3.《箭喻經》
4.《五陰譬喻經》
5.《度經》
6.《法句經》第三十七
7.《大緣方便經》
8.《四姓經》
二、分部及一切有部
分部及一切有部之一
1.《(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中)
2.《(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下)
分部及一切有部之二
1.《入阿毗達磨論》(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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