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何明修等等)

學潮再起與世代正義
文‧圖／何明修

圖１：近年因都更案引發大學生關心居住正義議題， 圖為學生聲援文林苑王家（提供／物理系許哲韡）。

今 年3月27日晚上，被劃入樂陽建設文林苑都市更新案的士林王家，面臨市政府強制拆遷的威脅，在臺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透過網路號召，300多位大學生、教 師與社運人士，來到現場聲援王家，一同守護家園。翌日上午，在大規模警力的強制介入下，聲援者被架離現場，怪手迅速地摧毀了王家祖厝。忿忿不平的學生很快 再度集結，前往市政府、市長官邸抗議，並在文林苑長期埋鍋造飯，阻止建商動工。

文 林苑爭議所激發的青年參與，是晚近以來學生運動風潮的縮影之一，類似的案子包括樂生院保存運動、苗栗大埔農地破壞事件、反國光石化運動、反中科四期運動、 紹興南街社區保存運動等。在這些案件中，我們看到大學生積極的投入，高舉正義的旗幟，與弱勢群體站在一起，共同對抗公部門所推動的發展計畫。由於學生們充 滿理想主義的熱情投入，讓這些爭議衍生出意想不到的發展，原本先被主流媒體所忽視的受害者受到外界的關注。在文林苑案中，信誓旦旦「依法拆除」的市政府成 為眾矢之的，後來更宣稱「願意檢討相關法律」，並且凍結了所有臺北市的都更案。

校 園內也可以看到學潮的復甦。最近，臺大學生會舉辦了關於美國肉牛的座談會；有學生自發舉行五○年代學生地下黨運動的展覽；有些社團以讀書會方式，專門討論 東部開發爭議與原住民議題。研究生抗議他們的獎助學金縮水，更積極籌組產業工會。在近幾年的五一勞工遊行、反核遊行、同志遊行，我們也常可以看到學生的隊 伍。我的一個導生為了圖博人權議題，在暑假時前往印度的達蘭薩拉。這學期，我開授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結果有130位同學來選修，儘管這並不是通 識課程。在社會系所規劃的公共社會學暑假實習課程中，也有52位同學報名參與，他們想要參與關於卡債族、公共托育、環境友善農業等相關議題的實踐活動。這 些現象都指出，學生的公共參與熱情開始浮現。儘管他們仍只是校園中的少數，但是這一群有意識的先鋒份子卻有無形的感染力，所帶來的影響正在持續發酵之中。

新學潮與舊學潮

圖２：紹興南街社區保存運動 （翻攝自文宣單張）。

社 會運動研究的共同發現是，運動風潮具有週期性的特徵；在密集而激情的公共議題投入之後，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政治冷漠、犬儒主義與消極無為。對個人心理而言， 運動參與具有吸引力，係因當下的集體行動即是體現自己所信服的價值與理念；但就長期而言，運動會帶來種種挫敗、被「掏空」的負面感受，驅使個人離開運動的 隊伍，將關注移轉到私人領域。早先，解嚴以降的學生運動最受矚目，1990年3月的野百合運動是最高潮。不過到九○年代中期之後，各大學的改革性社團日益 萎縮，即使學生抗議事件仍零星可見，但已不再關注政治性議題；相對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日常生活議題的抗議，例如機車停放、校園交通、宿舍規定、網際網 路使用等。這彷彿顯示，學生不再具有救國濟世的理想主義，這一點也似乎很符合一般大眾對於「草莓族世代」的刻板印象。

近 一波的學潮又出現了轉變，學生們的關注焦點由日常生活議題移轉到公共議題，從校園內到校園外。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是2008年11月，抗議陳雲林來訪時警 方過度執法的學生運動。這一群學生集體決定將這次運動稱為「野草莓」，無論這個名號是對於先前「野百合」的致敬亦或是嘲諷，他們所扮演依舊是「社會良心」 的角色，試圖超越紛擾的政黨對立。也因此，長期占領中正紀念堂前廣場（目前的正式名稱是自由廣場)，成為兩個學潮世代的共同行動劇碼。

從 整體校園內外的大環境轉變來看，無論是關注政治人權亦或是社會正義，新學潮的浮現是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在1990年，大學學士班還不到24萬人；到了 2010年，已經增加到102萬人。聯考窄門的開放固然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弱勢家庭子女獲得教育機會，但隨之高漲的學雜費卻讓他們唸起大學來備覺艱辛。在 20年前，多數大學生不需擔憂未來的出路問題，當今的大學生卻面臨畢業後只有22K的夢魘。一般而言，經濟的富裕與對於前景的樂觀評估，容易促成學生運 動。歐美六○年代的學生運動歷史顯示，高成長的資本主義帶來積極進取的世界觀，戰後嬰兒潮世代大規模投入反戰、民權等新左派運動。因此，野百合世代的學運 是可以被預期的，不只是因為解嚴所帶來的政治機會開啟，更重要的是，那時臺灣仍是處於「愛拼才會贏」的年代，預期的物質生活提升支撐了理想主義的運動參 與。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要如何解釋晚近的學潮呢？

世代正義的呼聲

我 個人認為，晚近的學潮其實反映了一場正在上演中的臺灣社會價值觀革命。在以往，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一種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相信經濟發展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的先決條件。但在晚近以來，發展主義越來越被看破手腳了，它所應許的各種美好承諾都成了芭樂票。試想「高科技業」在近年來的公眾形象轉變：10年前，各地 方政府爭相搶著要科學園區，它總是與「環保」、「乾淨」、「高配股」等好處聯想在一起。現在以來，各地方發聲反對徵收農地開闢科學園區的抗爭(后里、二林 相思寮、竹東二重埔、後龍灣寶、竹南大埔)。「科技新貴」工程師「過勞死」的負面新聞不斷，電子業從「高科技冷血青年」變成「血汗工廠」。科技業即使沒有 傳統產業的煙囪，但是它所排放的有毒廢水成為地方抗爭的焦點(彰化芳苑、新竹新埔)。甚至，連電子業大廠在校園進行徵才時，也會被「反中科熱血青年」嗆 聲。

大 學生仍處於人生探索的階段，所以他們有能力拒絕年長世代視理所當然的信念，也能夠看穿發展主義的虛假。目前大學生有一種強烈的被欺騙與背叛的感覺。幾十年 前，認真唸書，就會有好的出路。現在，大學文憑貶值了，能找到的機會只有那些賣肝的血汗工作。校園的師長不但不幫他們設想，還會火上加油，質疑他們沒有中 國學生努力，要求他們在職場上要認命，配合各種業界不合理的要求。

年青人感受到強烈的世代之間的不正義，這也呈現在學生運動者如何看待各種社會爭議。20年前的反核運動中，所強調的口號是「我們不能禍遺子孫」；但是近兩 年來的反核青年卻是高舉「世代正義」的訴求，強調「在位者不能為我們年輕世代做決定」。也因此，他們對於「土地正義」、「居住正義」的運動感到強烈共鳴， 也願意挺身支持各種圈地、都更、開發計畫下的受害者。

延伸閱讀
[1]何明修、林秀幸(編)，2011，《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臺灣行動主義》。臺台北：群學出版社。
[2]何榮幸，2001，《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臺北：時報出版社。
[3]吳介民等(編)，2010，《秩序繽紛的年代》。臺北：左岸出版社。
[4]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臺灣勞工陣線。
[5]謝志誠、何明修，2011，《八輕遊臺灣：國光石化的故事》。臺北：左岸出版社。

何明修小檔案

1973 年出生於臺北市，臺大外文系學士(1995)，社會系博士(2000)。曾任教於南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現為臺大社會系教授。研究專長為社會運動、勞動 社會學、環境社會學，專書著作包括《社會運動概論》(2005)、《綠色民主：臺灣環境運動的研究》(2006)，《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 (2008)，目前正在撰寫臺灣戰後工人階級形成的專書。可以透過電子郵件(mingshoho@gmail.com)與他聯絡。

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

• 作者：王金壽、江以文、杜文苓...等/著；何明修、林秀幸/主編
• 出版社：群學
• 出版日期：2011年

內容簡介

台灣社會自解嚴後，民主化的腳步加速社會運動的普及，在主流媒體看不到的地方，社會運動的力量已無聲無息浮現在各個角落，越來越多的群體採用 這種語言，這種深植於人心中，相當多元化的意見表達方式，一旦在社會運動的年代忽略了這股集體力量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就無法清楚理解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 　 　《社會運動的年代》是一本傳承學界二十年來研究成果，並開展新局的重要著作。本書邀集十三位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法律學者，就四大社會運動研究議 題：組織與策略、法律與人權、日常生活，以及學界研究成果，就其關注的領域分工寫作，共同探索台灣晚近二十年來的社會運動歷程，引領讀者更全面性地理解台 灣的運動社會。 作者簡介 （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王金壽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為司法政治和政治社會學。 江以文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女窩」的美麗與哀愁：一個部落原住民婦女組織之民族誌研究〉。 杜文苓 　 　美國柏克萊大學環境規劃博士。研究關注科技風險與環境正義課題、審議民主、環境運動，及環境政策制度變遷。現為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台灣環境行 動網常務理事、台灣STS學會理事。多篇中英文著作發表在專業期刊與學術專書中，包括《公共行政學報》、《台灣民主季刊》、Development and Chan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及專書Challenging the Chip: Labo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Industry（2006）等，同時也是專書Challenging the Chip: Labo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Industry的共同編輯之一。 邱花妹 　　英國艾賽克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關注資本主 義全球化下的環境與社會正義問題；國家、資本、社會與科技在環境爭議中的角色與轉變；生態民主、生態社會主義及紅綠政治（Red Green Synthesis）、永續農業與另類全球化的可能性。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台灣環境行動網理事長、地球公民協會理事（兩協會將於 2011年合併為地球公民基金會）。 何明修∕主編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社會運動、勞動社會學、環境社會學，著有《社會運動概論》（2005）、《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2006）、《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2008）。 邱毓斌 　　英國艾賽克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現為高雄市NGO工作者工會研究員。曾任中華電信工會組訓組長、全國產總籌備會秘書處召集人、全國產總秘書長、英國勞工新聞網站LabourStart通訊員（網址：www.labourstart.org/）。關注領域為工會發展策略、勞動與就業、社會運動、全球化與社會不平等。 林秀幸∕主編 　　以新港鄉的地方社區運動作為博士論文研究，畢業於法國第五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後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轉換跑道進入人類學領域，從事漢人的宗教體系和地方社群關係的研究。曾輾轉任教不少公私立大學，最後落腳在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林津如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專長為性別研究、家庭研究、新移民女性研究、少數族裔婦女研究、交織政治等。曾發表文章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Sexualities等期刊。2009年後投入那瑪夏鄉的災後重建工作。 柯朝欽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也是「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2008、2009、2010）。研究領域與興趣為社會學理論、政治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政治哲學。現致力於戰後台灣政治暴力的研究。 官曉薇 　　美國賓州大學法學博士。研究興趣為社會運動與法律、法律社會學、婦女運動、性別與法律、隱私權等。現為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婦女新知董事。學術著作發表於《中研院法學期刊》、《思與言》等。 莊雅仲 　 　任教於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美國杜克大學人類學博士。著作散見中英文期刊，包括Democracy in Action: The Making of Social Movement Webs in Taiwan、〈巡守社區：權力、衝突與都市地方政治〉與〈有「夢」最美: 族群認同與承認政治〉等，目前專注於專書Democracy on Trial: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的寫作。 許維德 　 　美國雪城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現任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認同研究、社會運動、族群關係、國族主義，及台灣獨立運 動。曾發表論文於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Maxwell Review、Etudes Chinoises、《思與言》、《台灣史料研究》以及《人類與文化》等刊物。 張恆豪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專長為社會運動、障礙研究、健康與疾病社會學。曾發表文章於Asian Journal of Women’ s Studies、《台灣社會學刊》、《教育與社會研究》、Review of Disabilit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等期刊。

詳細資料

• 叢書系列：SOC 社會學系列
• 規格：平裝 / 528頁 / 15*21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目錄

序：社會運動和社會運動研究的辯證/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第一章
導論：探索台灣的運動社會/何明修
第一篇　組織與策略第二章
反高科技污染運動的發展與策略變遷/杜文苓、邱花妹
第三章
自主工運組織策略的歷史局限/邱毓斌
第四章
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策略與組織變遷/張恆豪
第五章
教育改革運動的政策回應/何明修
第二篇　法律與人權第六章
反墮胎運動與人工流產法論述/官曉薇
第七章
司法獨立改革的運動策略/王金壽
第八章
戒嚴時期政治犯平反運動的持續與公共化/柯朝欽
第三篇　日常生活第九章
永康街社區運動/莊雅仲
第十章
新港社區運動/林秀幸
第十一章
原住民婦女組織的培力經驗與運動意涵/江以文、林津如
第四篇　學界研究成果第十二章
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歷史考察/許維德

序

推薦序
社會運動和社會運動研究的辯證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
　 　回顧起來，台灣的第一波社會運動是從1980年開始， 消基會的成立（1980年11月1日）宣布了組織化社運的正式起步。解嚴前的1980到1986年， 陸續目睹了開啟民間社會力先河的消費者、反公害自力救濟、生態保育、婦女權益、原住民族人權、學生自治和新約教會宗教自由等7種社運的鳴槍；解嚴當年 （1987年），更出現了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勞工、農民、老兵權益、政治受刑人人權、外省人返鄉、教師人權和福利弱勢團體抗爭等另外7種特定受害人權運動。 1988至1990年，又再現另外6種組織多樣、訴求多元的社運，如台灣人返鄉、反核、客家母語、教育改革、無住屋者團結和司法改革等。
　 　我細數以上在八○年代10年間勃興的20種「第一代社運」（或被稱傳統社運），是在強調以下幾點歷史的觀察：第一、八○ 年代是30年來台灣社運史前所未有的發端期，更是最艱難的集結期，能一舉冒出20種社運的火花，堪稱台灣社運的「黃金十年」； 第二、那10年的社運，不只紮根民間社會求自主反宰制的不變性格，也催生了台灣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契機；第三、那10年孕育和建立了台灣社運組織和人力 規模，從此社運組織變成台灣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或第三部門）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可稱為「倡議」（advocacy）型的第三部門，與「服務」 （service）型第三部門，形成有價值的對照； 第四、社會運動的「事實」，始終在社會運動「研究」之前發生，台灣在八○年代初就有社運現實，但到八○年代末才出現相關研究和成績。
　　在 這樣的歷史脈絡下，看這本《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新書的出版， 就會格外有意義。在導論裡，編者之一的何明修開宗明義地指出： 「本書最主要的用意，是為了銜接在1989年（10月）出版的《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在前後這兩本書之間，相隔超過20年。在這20年裡， 社會運動的「現實」和社會運動研究的「成績」，其實分別都有相當的變化，而各自的生成演變， 正巧可展現這兩者間的「辯證」關係。20年來有關台灣社會運動的編著專書其實不多，一共5本，第一本是上述的《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徐正光、宋文里合 編，1989）， 第二本是10年後的《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 蕭新煌、林國明主編，2000），第三本是《台灣全志‧社會志社會運動篇》（何明修、蕭新煌著，2006），第四本則是《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蕭新煌 、顧忠華主編，2010），最新的一本就是本書了。如果說本書的出版「是奠基在先前學者的成果之上」，那麼就要做到接續、甚至突破前述4本專書的內容和特 色。
　　這本書確實達成所宣稱的用意和企圖，成為20年來前四本書後，另一重要社運研究的著作；有傳承，也有開創。傳承的是不改社運研究對 社運現實的忠實記錄、客觀剖析和主觀關懷的特有學術傳統。開創的是擴大對此一可研究領域的視野， 不僅持續對「第一代社運」的追蹤和深化研究（如反高科技污染、自主工運、障礙者福利權利、教育改革、婦女生育自主權、司法獨立、政治犯平反等），更進入 「第二代社運」（即日常生活中的社運和行動主義，如中產階級主婦社區參與運動、鄉村社區運動、原住民婦女自我培力運動等）的領域。此外，本書還自我期許， 在守住「組織—策略」的主導研究取向之餘， 朝著「文化—意義」的詮釋研究取向跨越。
　　另一點有趣的現象是，前四本書的大量作者群中， 當年不少是「既學術，也實踐」的類型，而這本書的作者群卻感受到「想介入，卻力不從心」的困境，這涉及時下學術界的績效審查制度對正在向上爬升的中、新生 代學者的壓力和限制， 以致他們只能「純研究， 淺參與」，這種「腦在心不在」的研究性向跟當年用研究去投入的風格，恐怕有很大不同。這對社運的發展和社運研究的提升， 到底孰優孰劣，恐也是另一個值得思索的課題。
　　一如前述，社會運動研究總是跟在社會運動現實之後，因此，親自參與觀察， 貼近現場和主事人物的對話是必須的功夫，這本身耗時耗力， 若要再完成理論的詮釋， 更是要時間去再三琢磨才能竟其功，因此想要有效觀察又有好理論建構，確實是一個不容易，但又不能不去面對和克服的新挑戰。早期的社會運動研究著作確實重在 做「有效觀察」， 但近10年來則講究要有「理論解釋」； 前者難免會有大而化之、見林不見樹，或是現象豐富、理論不足， 導致解釋不夠；但後者恐又難免小題大作、見樹不見林，或是理論太多、現象太少，以致過度解釋。如何適當結合觀察（濃描述）和理論解讀（深論述）， 以展現在對社運的個案分析或整理探究，就是另一個大哉問。讀者從本書的幾章內容，當可以感覺到作者們是在朝這種方向去嘗試。
　　從這本書各 章對所探討個別社運的歷史描述，和第十二章針對20年來社運研究的歷史考察， 讀者也很可能會被30年來台灣社運發展史的分期或階段，產生進一步好奇。不管對各分期的命名有所不同，但不難從本書和前面幾本相關著作對此的論述， 得到台灣社運生命史不同階段的特色：
　　第一階段（1980—1986年）：社運的潛伏、萌芽和集結期。
　　第二階段（1987—1989年）：社運的勃興期。在這兩階段， 社運對台灣新民主的催生有明顯貢獻。
　　第三階段（1990—2000年）：社運的大抗爭、防堵威權主義反撲和制度化期。在這階段，社運投入台灣新民主的打造。
　　第四階段（2000—2008年）： 社運與原盟友民進黨政府轉向曖昧，被吸納， 抗爭力轉弱， 但多元化、生活化趨強。在這一階段，社運似乎未能有力地鞏固台灣新民主體質；
　　第五階段（2009—迄今）：「第一代社運」再起、再出發， 對抗舊威權政體復辟， 「第二代社運」持續多樣發展； 期待共同維護和深化台灣新民主。
　 　本書出版的時機， 正值台灣社運發展到第五階段的關鍵時刻，我期待本書的中、新生代作者群， 也能掌握社會運動研究和社會運動發展的共生激盪關係，讓學術研究有助於社會實踐能量的擴散，讓兩代的社會運動都能受到社會科學界更有心的關注和更嚴肅的論 述， 進而讓各種社運所追求的不同新價值能注入台灣社會文化主流。以上是我的讀後感，也是我的期待。以此，我誠摯地推薦本書給所有關切台灣新民主的生機和前途的 讀者。

內容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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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1

第一章 導論：探索台灣的運動社會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社會運動作為一種行動主義

近年來，大規模街頭抗爭已成司空見慣的現象。從2 0 0 4年以來，該年泛藍陣營抗議總統選舉結果、2 0 0 5年抗議中國反分裂法遊行、2 0 0 6年紅衫軍反扁，到2 0 0 8、2 0 0 9年抗議陳雲林來訪，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抗議，都是社會公眾所關注的焦點。在台北街頭， 動輒1 0萬人以上的集結，已成為群眾動員的起跳價， 現場直播的警民對峙與衝突，也是必備的場景。有些人擔心激情的抗爭將會瓦解政治共識，侵蝕民主的基礎；也有些人樂觀看待， 認為這些政治運動是活躍民主體制的必然產物。無論是贊成或反對， 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儼然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最典型代表，彷彿社會運動一定要涉及藍綠，關乎國家認同，不是支持政府，就是反對政府。1

從最廣泛的定義來看，社會運動是：一、以有組織的方式來要求某一種社會變遷，二、採取常態體制以外的行動（Marx and McAdam 1 9 9 4 : 7 3 ）， 那麼上述形形色色的政治抗爭的確可以視為「社會運動」，不少社會公眾也是如此看待。許多學術研究提出的概念， 如機會評估、群眾動員、組織領導、框架設定、劇碼表演、情緒激發等，也可以用於解釋其起源與所產生的後果。然而， 更仔細來看，這些群眾動員不外乎是政治衝突的延伸， 往往是政治人物發起，將政黨間的爭議從國會移轉到街頭。在這些群眾抗爭過後， 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黨或許會產生聲勢消長的後果，政治權力也會有所移轉，但無論如何，根本的社會體制不會因此發生變動。為了更清楚標誌出社會運動現象的特 徵，需採取更嚴格的標準。如果只有一與二的規定， 那麼社會運動與一般社會衝突就容易混為一談。事實上， 社會運動之所以引人注意，正由於它是：三、帶有特定的文化導向（cultural orientation），試圖改變既有社會的運作方式（ To uraine 19 85: 78），或者說，要求打破社會體系的限制（Mel ucci 19 96: 24）。

因此，社會運動是一種特殊的集體行動，它： 一、涉及到群體的共同參與，二、採取體制外的策略，三、以某一種價值作為引導。從這個定義來看， 社會運動不一定發生在凱達格蘭大道上，也不必然涉及大規模的群眾參與，更不需呈現在電視螢幕之前。

在更多主流媒體看不到的角落， 社會運動的力量已無聲無息地在台灣各個角落浮現。在桃園八德，聯福成衣廠的失業女工佔領廠房長達1 2年之久，從1 9 9 6至2 0 0 8年間，她們長期「埋鍋造飯」，沒有被太多人關切，除非她們以戲劇化的方式阻擋火車，或攔截高速公路。同樣地，2 0 0 4年起，一群大學生與樂生院病友守護被捷運工程威脅的家園，儘管怪手剷平了樂生院，他們的活動仍沒有中斷過。事實上，在這個資訊革命的時代中，社會運動的 參與者也可不出門，透過電子郵件、b l o g、推特、臉書等管道，一樣能達到訊息傳遞、資源匯集的作用。

民主化帶來了社會運動普及化， 越來越多的社會群體開始採用這種政治語言。晚近幾年來， 我們看到同志、反同志人士、宅男、職棒球迷、災民、外籍移工、司法受害者， 紛紛加入社會運動的隊伍，無論他們所追求的集體目標是什麼。不管努力是否成功，社會運動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更普遍化的社會運動， 意味著日常生活每一面向都受到有意識的審視，成為許多力量共同競逐的標的物。在這個社會運動的年代，一旦我們忽略這股集體力量所帶來的種種挑戰， 社會變遷的過程就無法被清楚理解。

美國新左派學運領袖， 後來也成為重要社會學研究者的To d d G i t l i n曾指出，美國現在通用的「行動主義者」（a c t i v i s t s）一詞是七○年代的產物；在六○年代， 他們自認是所謂的「組織者」（ o r g a n i z-e r s）， 共同投身於一個通稱為「運動」的洪流。即便如此，G i t l i n 強調，「行動主義者」仍具有特殊的意涵，因為它意味著一種拒絕將現存世界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行動主義者並「不滿足於哀嘆、憤怒或悔恨， 也不只是盲信、冀求或高聲宣示。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世界的局外人， 儘管這個世界存在各式各樣的迫害、危險與神奇， 也不是與我無關。歷史不是（ 或說不只是） 其他人所做的事。我的行動與你的行動才是真的關鍵」（G i t l i n 20 03 : 4）。在台灣，推動各種社會運動的力量，也是這樣拼鬥不服輸的信念，在此，我們借用這個辭彙，將社會運動的參與稱為「行動主義」（ a c t i v i s m）。本書即是探討各式各樣的行動主義在晚近2 0年來的驚奇冒險，無論成功或是失敗，過去他們曾走過的軌跡，已成為我們所處的現實；在接下來的2 0年，行動主義也將進一步形塑台灣社會的輪廓。

 二、運動社會的浮現：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

我們試圖釐清當前台灣社會運動的種種風貌， 本書的十一篇文章， 分別針對不同的社運議題，進行剖析， 重點放在近2 0 年來的演進。觀察期如此設定，最主要用意是為了銜接1 9 9 0年出版的《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這本由徐正光、宋文里主編的合集，匯集當時台灣中生代的社會科學家， 共同診斷八○ 年代開始浮現的各種社會抗爭風潮。由於這本合集的出版，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事物可以被公開討論了，社會運動首度進入本土社會科學的研究議程。儘管在當時， 有些研究者仍處於摸索的階段，有些作品讀起來不外乎只是深度新聞報導， 但事後來看，《台灣新興社會運動》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一旦社會運動被確立為正當的研究議題，才會有更多的新生代投入。《台灣社會福利運動》（ 蕭新煌、林國明2 0 0 0）、《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張茂桂、鄭永年2 0 0 3）、《運動為社會自我教習》（丘延亮2 0 0 8） 等合集在台灣學界的出現，都是明顯的例子。同樣地，《社會運動的年代》的出版，也是奠基在先前學者的成果之上。

如果說《台灣新興社會運動》所呈現出來的圖像，是剛掙脫威權主義的台灣公民社會，許多積蓄已久的社會不滿開始找到公開的宣洩管道。當時， 保守的媒體輿論紛紛以「脫序行為」、「公權力危機」、「自力救濟」來稱呼新浮現的社會運動，種種的社會運動是與「大家樂」、「青少年飆車」等社會問題聯想 在一起。社會運動帶來了不確定性，每一場群眾的集結與動員都有可能導致流血衝突，在許許多多的抗爭現場，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群拿著政黨旗幟的「衝組」。那 麼，2 0年後的《社會運動的年代》，又透露了何種意象？

用A l b e r o n i的話來說，八○年代的社會運動是處於具創造性的起初狀態（n ascent st at e），亦即「在既定社會體系的類型下，探索可能性的界限， 以極大化自己或他人可以實現的經驗與團結之成分」（A l b e r o n i 198 4: 20 -21）。剛浮現的社會運動帶有無法被馴服的不可預測性， 沒有一位觀察者可以拍胸脯保證，這股新生的力量將會把台灣帶往何處。也因此， 那時的社會運動引燃了某些人熱切的希望， 也導致另一群人由衷的恐懼。然而，2 0年後的今日，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進入了固定的日常—制度狀態（ev ery day-ins tit utio nal s tate）。社會運動變成了更和平、更常態化的現象，其擾亂性格（ d i s r u p t i v e n e s s）已大幅度降低。隨著它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越來越多的公眾已經可以容忍抗議活動所帶來的種種不便，甚至連媒體都喪失了報導的興趣。

西方先進國家的六○ 年代， 種種新左派勢力激烈衝擊著既有的體制，但在激進主義退潮後， 也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制度性遺產。西方的民主已將社會運動整合進入常態的政治參與， 抗議本身成為越來越可以接受的表達方式， 承載各式各樣的訴求。Charles Ti l l y曾指出，到了2 0世紀晚期：

社會運動已經被各種政治主張所採行，這會使許多1 9世紀社會運動的先驅感到驚恐。他們已經採用了許多1 9世紀社會運動者無法想像的文化形式與技術工具。至少在西方民主，社會運動組織、政府當局與警方已經協調出例行處理方式，因而大幅度降低社會運動提出訴求 所帶來的暴力。（Tilly 2004: 94）

Ta r r o w、M e y e r和Ta r r o w將這種現象稱為「運動社會」（m o v e m e n t s o c i e t y），亦即是說，一個隨時隨地都有群體在進行抗議動員的社會形態已經浮現， 而且這種現象也不再是稍縱即逝的過渡期症狀（ Ta r r o w 1994 : 193-19 8；Mey er and Ta r r o w 1 9 9 8）。在西方民主中，社會運動已經制度化與例行化，成為我們所熟習的常態政治之必要環節。更新的研究也指出， 在其他後進民主化國家， 這種運動社會的形態也逐漸獲得確立（Gol dstone 200 3: 3）。追根究柢而言，台灣在這2 0年邁向運動社會的推力， 來自於政治體制的開放， 從黨國威權主義走向多黨競爭的民主，甚至經歷前所未有的兩次和平政權轉移（Ho 2 01 0）。如果台灣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接受政黨輪替， 那麼理所當然，對社會運動的接納程度也就隨之提高。台灣的民主化不只是既有的政治控制瓦解，容許更多元的集會與結社的空間，而是重新配置國家與社會的關 係。在此， 我們借用「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進一步分析晚近20年外在環境的演進。簡單地說， 政治機會結構是一組以國家體制為中心的變項組合， 對社會運動產生限制或協助的作用（McAdam 1996 ; Tarrow 1996）。政治機會結構可以視為某種風向球，反應當時的政治局勢發展。在更開放的情境下，集體行動的成本降低了，也比較容易實現目標，因此，有可能鼓勵 更多的社會運動產生； 相反地，日益封閉的政治機會結構， 則產生了阻礙的效果。「政治機會」往往構成某種「結構」，這是因為在短期內， 國家體制的性質不太容易產生巨大的變動，且構成政治機會結構的不同元素， 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如動輒動用軍警鎮壓集會遊行的政權，不太可能容許公民團體的政策參與）（何明修2006: 118）。

儘管有些學者認為有必要臚列出政治機會結構的元素清單（如政治管道的存在、菁英體制的穩定性、政治聯盟者的存在、鎮壓能力與傾向等等），避免無謂 的誤用與濫用。但在實際的經驗研究中， 這種作法可行性不高，參考價值也不大（何明修20 05 : 13 9-1 40）。比較妥善的方式是從具體的研究對象著手，再來歸納是哪些政治機會結構的元素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從本書各篇文章中， 可以觀察到下列政治機會結構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