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詩選》
安徽穎上人常任俠(1904~1996) ,是現代著名的藝術史家、學者。他年輕時熱愛新詩,一九二二年在南京美術專科學校就讀時已開始寫詩,一九三○年代中與汪銘竹、程千帆等人在重慶組織「土星筆會」,並出版《詩帆》月刊;著有詩集《毋忘草》(南京土星筆會,1935) 、《收穫期》(重慶獨立出版社,1939)和《蒙古調》(昆明百合出版社,1944) 。
抗戰期間,常任俠還和孫望合編了《現代中國詩選》(重慶南方印書館,1943) ,是抗戰開展後第一本詩選,此書為三十二開本,三○一頁的土紙本,不易保存,極罕見。全書收三十六位詩人的創作共五十一首。
這裡我選了三十六個人的詩,有如三十六枝芬芳的花朵,雖然各有各的顏色,各有各的姿態,但都是美好的,可愛的。因為用着爭取自由平等而流的血,去澆灌培養的產品,所以顯得那麼燦爛,那麼壯健鮮明。
難得的是:常任俠除了注意名家艾青、徐遲、李廣田等人外,他還選了厂民、令狐令得、覃子豪、賈芝、杜谷、陳邇冬、李滿紅、白堤……。書後附錄了常任俠過萬字的〈抗戰四年來的詩創作〉,直到如今還是一份很值得重視的史料。
――2009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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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讀2006年的一則常任俠先生的日記之介紹 特別轉貼 以誌"吾過"
常任俠是我國著名詩人、東方藝術 史與藝術考古學家。本書截選了他 1949-1952年間的日記,記錄了他在這段時間內的生活、交遊、治學等。從一個民主人士的角度反映了當時的國家建設和政治活動,諸如土地改革、抗美援 朝、三反五反等,有助於我們了解建國初期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群體的思想改造所採取的措施,以及被改造者的思想變 換、生存狀態,提供了有案可查、有文可徵的重要資料。此外,為研究者了解常任俠這一時期的思想變化、學術研究以及多方面認知和多層次研究他的一生,提供了 重要的文獻依據。
本書截選了常任俠1949-1952年間的日記,記錄了他在這段時間內的生活、交遊、治學等。從一個民主人士的角度反映了當時的國家建設和政治活動,諸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
常任俠(1904——1996),原名家選,字季青,安徽省潁上縣人。著名詩人、東方藝術史和藝術考古學家。著作有《民俗藝術考古論集》《中國古典藝術》《東方藝術叢談》《絲綢之路與西域文化藝術》《常任俠藝術考古論文選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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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紀事》校訂後記——沈寧
記得1995年間,我曾與常任俠先生對能否整理出版他的日記問題有過一次交談,當時主要是考慮到爭取將它整理納入編輯中的文集 裏。常先生聽了我的話後,感到很有興趣,他告訴我:" 早在三十年代,我的日記就與學生們相互傳閱,毫無隱瞞之處。' 文革'中,日記被抄,成了斷章取義,構置罪名的依據, 待退回來後,雖有損失,但大體保存,不無可資參考之處。 如果要出版,稍加整理即可。"他的胸襟坦蕩,率真性情給我留下永 難忘卻的印記。1996年10月25日,先生病逝。不久,我陸續 從常夫人那裏得見常先生記載了六十餘年的日記,推算了一下字數, 當有近三百萬言。限於時力,很難在短期內完成整理出版工作,但我 們還是抱著完成常先生遺願的想法,擇要陸續整理出版。1998年 ,記錄抗戰時期生活的日記選《戰雲紀事》,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2002年,六卷本《常任俠文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僅收錄了他的學術性著述及詩歌創作,日記、書信、散文、 戲曲等內容未能輯入。在常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際, 記錄他建國初期生活經歷、學術研究的日記選, 有幸被李輝先生收入由他主編的《大象人物日記叢書》中, 為世人貢獻出一份難得的歷史文獻,實在是件值得慶倖的事情。
日記是極為私人化的載體,除去專門用於發表之外的日記體創作外,一般而言是用來記述每日生 活、交遊、治學等用來自律備檢的。日記的內容因人而異, 因時代不同,或約或繁,但總能留下作者的生活蹤跡和時代的縮影, 因而為研究者所注重,從中探詢作者的思想、生活、治學脈絡, 考察與之相關的人事關係,把握時代變化的進程, 進而為專題研究尋找到新的切入點。常先生的這部日記選便具備這樣 的功能。從大的史實來講,有關民主人士回歸祖國參加建設,中共中 央統戰部組織新民主東北參觀團的行程,中國民主同盟重大活動,華 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舉辦的政審學習班,乃至土地改革,抗美 援朝、三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中文化界的動態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 映;對人物個案研究來講,首先對作者本人這一時期的思想變化、學 術研究、生活經歷有了較為明確的交代,對多方面認知和多層次深入 研究他的一生,提供了重要文獻依據。其次如郭沫若從事歷史研究及 對國畫創作的關注,徐悲鴻收藏書畫的經歷,鄭振鐸、張懷、 傅惜華、周作人諸位轉讓圖書的內幕,黃文弼、陸懋德等定期來今雨 軒茶會的線索,"二流堂"成員盛家倫等著名文化人士的生活現狀均 有涉及和記載,為研究這一時期的人物事件提供了更為貼近史實的一 手材料。如果參照這一時期相關人物如鄭振鐸、阿英、葉聖陶、 田漢、胡風、宋雲彬、金毓黻等人的日記對照來讀, 則有相互補充之效,為我們客觀瞭解建國初期一系列政治、經濟、 文化等政策的實施,特別是對於知識份子這一特殊群體的思想改造所 採取的措施,及被改造者的思想變換、生存狀態,提供了有案可查, 有文可征的參考文獻,在解讀歷史、認識現實方面,有著不可低估的 意義。此即出版這部日記的價值所在。
新中國即將成立前夕,常先生從海外反動敵特勢力的圍攻之下,歷盡周折返回祖國,對新政權給予了極大的熱情。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 變革時期,隨著時局的變化,政治的需要,黨政機構的人選大都已為 解放區和國統區兩大勢力政要和知名人士所佔據。 昔日稱兄道弟的友人,由於位置的升降形成了的上下級關係,逐漸拉 開了感情的距離;往時不同陣營的鬥爭物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府 部門的重要崗位,這對於自詡為多年來追隨進步光明,如今反覺受到 冷落的常先生來說,不啻心靈上的一種折磨。他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 結業總結中曾寫到:"我從印度初回國的時候, 自以為作過民主活動,受過迫害,寫過許多親蘇反美的論文, 因此背上一個進步的包袱,看見過去許多年同工作的人, 都擔負了重要的任務,因此自己還有些鬧情緒。" 這應當是可以理解的。抱著為國家建設貢獻力量的信念, 為著昔日的情誼,當然也是為了生計,他重操執教生涯, 其中的酸楚之情,在1949年6月9日"赴藝專, 始知已聘定余為專任教授,貧農又變為雇農矣。"一語中有所體現, 看來這本不是他所希冀的職業選擇。雖然聘為一級教授,但與他所教 授的政治、國文、日語等課程看,顯然與他所看重的中國古典文學和 藝術考古學術研究,有著不小的差距。試想在一所強調專業知識的高 等藝術院校裏講授不為人看重的公共課程, 特別是在新的意識形態領域,擯棄舊文化、倡導新思想的時期,又能 得到多少學子的青睞呢?至於為職工講授社會發展史甚或中共黨史, 對於一個尚未從思想上真正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歷史唯物主 義,從組織上並未接納為同志的學者來說,該是一件勉為其難、 頗感滑稽的事情。在當時的教育人事制度下,沒有自由選擇職業的餘 地,也就註定了原本從事的藝術史專業研究工作將受到嚴重的影響。 在考察他的這一時期乃至一生的治學及學術成果時,對這種至關重要 也是倍顯無奈的選擇,將是不可回避的。這確是學術的悲哀, 其中有作者的主觀因素,但更多的還是當時的時代背景使然。
作為詩人,他一生中保留下來的新舊體詩作在兩千首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這一時期的創作非常少。習慣運用詩歌形式來抒發情 感的人,個人的真情實感受到政治上的壓抑而不能放任流露;詩人的 個性與才情與時代的發展形成錯位,生活在不能給自己勾畫詩意的空 間環境中,處在即使是"悲憤出詩人" 也缺乏語境的時代下苟且生存,其內心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 舊的創作形式被否認,新的創作形式又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 這令詩人無所適從,詩興大減。難怪當好友艾青催促他多作詩時,使 其不免陷入進退兩難之地了。
作為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人,他的體內中流淌著地母的血液,一生的親情難能割捨。他的著述中,有相當的文字是以飽滿的熱情記錄著 遠離故土多年的遊子對故土的思念,對慈母親友的牽掛。 當得知家鄉土改運動背離國家政策時,他焦慮萬端,執筆陳言, 但成效甚微。這些信件和記錄,在以後的政治運動中, 都被當作了反黨罪證材料,嚴加審查,作者本人也在被迫不斷地自我 剖析檢討後,方逃一劫。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對現行政策的疑惑, 使他感到彷徨、不解。
購置圖書文玩,是常先生一生中的最愛。舉凡教薪所入與發刊稿酬,除家庭開支及子女教育外, 大部分用於買書購物之中。在輾轉遷移的動盪歲月裏, 在跌宕起伏的政治運動中,在捉襟見肘的經濟困頓時, 他也過著幾乎無日不購書的生活。這種中國文人特有的品質, 難以割捨的愛恨交加的情感寄託,成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從大量選購圖書文玩的記載中,可以把握作者的生活興趣、 審美觀點和治學方向的脈絡,同時也記錄了圖書、 古玩業的興衰變更,文博好友間的切磋共賞,以及鉤稽出薛慎微、 方雨樓一些已為時人忘記的人物。這種特殊的愛好,也成就了作者日 後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主任一職時,利用自己的學識和社會交遊 能力,把握時機,從張懷、鄭振鐸、傅惜華、 周作人等一批著名學者和藏書家的捐獻、轉讓和代購中,搜購了大量 的珍貴藝術圖書和作品實物,使得中國最高的美術學府藏書質量和數 量雄居國內藝術院校之首。從這一點上來看, 徐悲鴻先生擇才任用是頗有眼力的,而作者本人是盡責盡職, 頗有所建樹的。這使我聯想到了從作家被迫改行為文物考古研究者, 進而在另一學科領域取得豐碩成果的沈從文先生的經歷,他們本是朋 友,也可稱得上是難兄難弟。是時代造就了他們苦難,還是他們的學 養成就了本該不屬於他們的成就?這是值得深思的。從1951年底 至1987年秋,常先生在這個僅僅相當於科級(後變更為處級) 的崗位上默默奉獻了36年,誠如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感言: 貢獻了自己最美好的年華。對於從事文博圖書事業的人們, 我們不應當給予崇高的敬意嗎?
在經歷了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運動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使這一代知識份子真正感到了重新作人的意義,學會了只有通過自我否 定、相互批判來換取精神與人身自由的資格。當初以積極從事民主運 動,推翻舊政權,對新政權充滿希望的知識份子, 如今與昔日的敵對者共處一室,相互揭發,清理思想, 這種對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傷害,遠非當事人所預料。 而當通過對意識形態領域的規範,對自由思想的禁錮, 徹底壓制了知識份子的精神與物質的自尊,反叛的思想可以用限制生 命來解決,生存的道路只有順從一途。這就是為何我們在從事對歷史 人物研究時,必須要考慮到當事人所處的時代背景來加以評判的原因 ,也是為何我們要抱有寬容之心來看待這一代充滿了悲劇色彩的知識 份子的原因。
有了上述的背景,再來閱讀常先生這一時期的日記,或許可以透過那些簡約而不盡規範的文字記載,獲取更多的有關20世紀中國政治 、經濟、文化、教育變遷的資料,使我們認真地品味歷史的細節, 同時感受到作者愛恨分明,疾惡如仇,待人以誠, 嚴於律己的大家風範。他的憫天憂民,針砭時弊,廉潔自傲, 嗜書如癡,嚮往愛情等等,無不顯示著他的率真性情和詩人氣質,行 為舉止間流露著中國文人特有的自由瀟灑,但推開這扇看去悠閒灑脫 的生活之門,隱寓著的卻是充滿激情之內心世界與如火如荼之現實生 活劇烈撞擊後所帶來的矛盾心態的真實紀錄。
常先生作有《春城》一絕,詩曰:"春城寒盡小梅開,斜日東風細雨來。西苑垂柳絲萬縷,和煙和霧隱樓臺。"我曾有幸得到先生賜贈 的墨寶,每於斗室壁端,瞻仰手澤,吟詠詩句, 輒引發出無盡思念之情。其書法渾厚工穩,骨氣奇高;其辭句灑脫清 幽,意境深遠,書意詩情似與本冊內容相貼切,乃取《春城紀事》 為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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