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讀過梁實秋的《談聞一多》,薄薄一本。
幾年前寫的
在20世紀前葉,中國詩人兼學者聞一多先生 (1899 - 1946) 的作品中多以鼓為主調,譬如說詩「漁陽曲」、「三盤曲序」「 太鼓師」……。我們再看1943年的 「……我一看,想,這是詩嗎?再看,咦,這不是鼓的聲音嗎?」 如此贊譽「田間」為擂鼓的詩人。「讀田間的詩:時代的鼓手」 的相關部分如下:
「鼓-這種韻律的樂品,是一切樂器的祖宗,也是一切樂器中之王。 音樂不能離韻律而存在,它便也不能離鼓的作用而存在。 鼓象徵了音樂的生命。
提起鼓,我們便想到了一串形容詞:整肅,莊嚴,雄壯, 剛毅和粗暴,急躁,陰鬱,深沉……鼓是男性的,原始男性的, 它蘊藏著整個原始男性的神秘。它是最原始的樂器, 也是最原始的生命情調的喘息。
聞一多的鼓都是中國傳統的鼓,至於西方音樂中的鼓,可分為定音鼓 (kettledrum;意大利文:timpano;德文:Pa uke (n) - 海頓的 Paukenmesse = 鼓音彌撒曲∕Paukenwirbel Symphonic = 鼓音交響曲);小鼓 (side-drum或snare-drum);中 (音 鼓 (tenor drum);大鼓 (bass drum);架子鼓 (trap drum)。
「鼓舞」是很有意思的辭語。「我們從一家「[3] 《聞一多全集》,開明書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參考資料。
遊子的心是風霜剝蝕的殘碑,
碑上已經漶漫了家鄉的字跡,
哦,我要回家去,我要趕緊回家去,
我要聽門外的水車終日作鼉鳴,
再將家鄉的音樂收入心房裡。 聞一多故鄉
聞一多年譜長編
編者:聞黎明、侯菊坤
知人論世:看《聞一多年譜長編》
聞黎明
2010年01月18日15:26 來源:《北京日報》
人物傳記,是中國 歷史記敘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我本人的人物研究,是從編寫人物年譜開始的。魯迅在《且介亭雜文》的序言中曾說:“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 編年的文集不可的。”這話對我也頗有啟發。於是,我決定用年譜的體裁,把有關聞一多的資料匯集起來,這就是1994年出版的《聞一多年譜長編》。
我做《聞一多年譜長編》的本意,原是希望通過相對徹底地收集與公布當時所能得的與聞一多有關的原始材料,讓有興趣從事聞一多研究的學者,能夠節省尋找資 料的時間。但是,讓我沒有料到的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哲學系邀請校內外40余位專家學者評選向研究生推薦的閱讀書目時,《聞一多年譜長編》經過無記名 投票,忝列選讀書目之一(此次共評選出古今中外必讀和選讀書目各30種)。2004年,何柄棣先生在其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書中說:“目前這部 1100頁、85萬字的《聞一多年譜長編》,規模之大,內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譜專類以來所未有”。這些評價和榮譽,對我個人來說自然值得寬慰。但我心裡很 清楚,《聞一多年譜長編》能夠受到歡迎,主要在於它重現了相當數量的珍貴史料。
文本資料的重要性是人所皆知的,不過,文本記錄畢竟寫的都是比較重要的事情,至於人物活動的一些細節,則需要通過人物採訪,才能使之個性化、具體化。
我在人物採訪中,也走過一些彎路。開始,我採訪一些知情者時,提出的問題都比較宏觀,結果他們回答的也較籠統,效果並不理想。后來,我試著提出一些具體 問題,這就很容易引起他們的回憶,而且回憶這些事時,還往往聯想到一些提問外的往事。比如,我第一次採訪冰心時,她講的事其實在她的回憶文章中已經寫到 了。第二次,我提出一件具體小事,一下子就把她的記憶打開了。這件事是因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提到的一件事。1924年底,聞一多與一些留學生在紐約演 出了英文中國古裝劇《楊貴妃》,引起轟動。在哈佛大學的梁實秋、顧毓琇等,受到啟發,於1925年在波士頓也演出了英文中國古裝劇《琵琶記》。那次演出, 他們曾寫信給聞一多,請他前往幫助繪制布景和演員化妝,聞一多回信說他有事去不了。這封信是寫給梁實秋的,因此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根據這封信說聞一 多當時沒有到波士頓。但是,冰心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說聞一多去波士頓了,我便問聞一多到底去沒去。冰心說,怎麼沒去呢,我臉上的色彩就是他給我涂的。冰心的 回憶,糾正了梁實秋書中的記錄,還原了這段小事的原貌。
還有一件事,也說明隻能由提出了一個小問題,才能得到滿意的結果。聞一多在清華學校讀書 時,國際基督教青年會曾在清華園召開過一次國際大會,聞一多給代表們當翻譯,從而受到基督教影響,不久便做了洗禮。這件事源於他的同班同學吳澤霖的回憶。 由於我所掌握的聞一多資料中,從來沒有這件事,而且其他人的回憶,也絲毫沒有提到此事。孤証是很難作為信史的,於是我不僅寫信給吳先生,還利用開會機會, 到武漢中南民族大學訪問了吳先生。訪問中,吳先生說,他們對基督教義並不感興趣,但對基督教徒們的社會救濟行為深為感動。於是,國際基督教青年大會后,他 們去清華學校附近的海澱鎮教堂做了洗禮。不過,由於他們對外國牧師反感,特別要求中國牧師給他們做洗禮。
類似上面的情況還有一些,這 裡不多說了。我的採訪,分為走訪和信訪兩種方法。也就是說,凡是能夠採訪的人,盡量走訪。難以走訪的人,就採取信訪。我走訪和信訪的人,大概有近百位。其 中在北京的謝冰心、陳岱孫、沈從文、張光年、賀麟、馮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俠、臧克家、王瑤、吳祖緗、季鎮淮、范寧等,我都不止走訪過一次。有一年, 顧毓琇先生從美國回國,我知道信息后,便通過中央統戰部打聽到他住在北京飯店,便前去訪問。顧先生回國后,我又給他寫過幾封信,他也很快給我回答了提出的問題。
坦誠地說,我從事聞一多研究,確有感情方面的因素,但一旦做起來,我就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史學工作者,應當超脫感情,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因為,客觀是事實,不管你願不願意承認,即使你不承認,多年后還是會恢復真實面貌的。
比如,聞一多的鬥士精神已經蓋棺論定,人們都知道他是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犧牲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但是,他早期曾是一個國家主義者,曾與國民黨左派和 共產黨發生過武斗。這件事在青年黨領袖李璜的回憶中有記載,但很多人不相信,說它是對聞一多的污蔑。而我查閱報紙時,看到了當時的消息報道,內容和李璜回 憶是一致的。我本著史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客觀態度,把這個歷史事件原原本本寫入《聞一多傳》。類似的一些事,我都堅持服從客觀記載,真實反映歷史,不為前 人避諱。如,聞一多在青島大學擔任文學院長期間,與學生發生的嚴重沖突,最后學生自治會發表《驅聞宣言》等等,我也是如實記錄,盡力客觀對待。我之所以這 樣做,既是為了真實記載聞一多的前期歷史,同時也認為他前期歷史的真實反映,有利於與他后期的轉變進行對比,從中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物怎樣隨著歷史潮流不斷 前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正是由於我把握了這一點,才使《聞一多年譜長編》、《聞一多傳》達到既充實已知的聞一多生平,又填補了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歷史空 白。(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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