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De Kleine Johannes" ("Little Johannes")《小約翰》Frederik Willem van Eeden


 《小約翰》 荷蘭作家望·藹覃的長篇童話,象征寫實的童話詩。原作發表于一八八七年,魯迅于一九二六年七月開始与齊宗頤(壽山)合譯,至八月中譯畢。一九二八年一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為《未名叢刊》之一。本書正文及其它各篇,除《引言》外,均未在報刊發表過。
  望·藹覃(F.W.Van Eeden,1860—1932)是醫師,又是作家。他是《新前導》雜志的主持人之一,《小約翰》最初即在這刊物上發表。主要作品有長詩《愛倫》、詩劇《弟兄們》、長篇小說《死之深淵》等。
Frederik Willem van Eeden (3 April 1860, Haarlem – 16 June 1932, Bussum) was a late 19th-century and early 20th-century Dutch writer and psychiatrist. He w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Tachtigers, and had top billing among the editors of De Nieuwe Gids (The New Guide) during its celebrated first few years of publication, starting in 1885.
His best known written work, "De Kleine Johannes" ("Little Johannes"),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the premiere issue of De Nieuwe Gids, was a fantastical adventure of an everyman who grows up to face the harsh realities of the world around him and the emptiness of hopes for a better afterlife, but ultimately finding meaning in serving the good of those around him. This ethic is memorialized in the line "Waar de mensheid is, en haar weedom, daar is mijn weg." ("Where mankind is, and her woe, there is my path.")
英譯本
http://www.gutenberg.org/cache/epub/40656/pg40656.txt





《小約翰》

這是魯迅上個世紀翻譯過的經典童話。作者凡·伊登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荷蘭最受讀者喜愛、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本職是一名醫生、精神分析學家,後期逐漸放棄了文學寫作,將個人興趣完全轉移到對夢境的醫學分析和研究上。《小約翰》完成於1887年,這本書以隱喻象徵的筆法,揭示關乎人生理想、意義、價值與責任的沉重主題;主人公小約翰苦苦尋求那本“解讀人生所有疑問的大書”的經歷,某種程度上正是人類心志成長歷程的縮影。小說看似寫孩子的,但即便是在大人的世界裡,那些追問和思考,仍可謂是深刻的哲學;有時候,這種追問甚至是非常黑暗和絕望的。《小約翰》中的對白寫得十分精彩,是歐洲文人才有的思辨天賦。動物、植物、精靈、人世,這個混沌的世間充滿了荒誕和奇異。魯迅孤拗蹇澀的譯文很難適應今日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這本新譯本文筆清新曉暢,一氣呵成,語言相當漂亮。




被魯迅先生稱為“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 ”的《小約翰》完成於1887年,是凡·伊登文學創作生涯的代表作品。這本小書以“近於兒童的簡單語言”,隱寓象徵的筆法,揭示的卻是關乎人生理想、意義、價值與責任的沉重主題,主人公小約翰苦苦尋求那本“解讀人生所有疑問的大書'的經歷,某種程度上正是人類心志成長歷程的縮影,直到今天,仍不失為一部發人深省、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魯迅先生在為《小約翰》中文版所寫的“引言”中,對此有深刻、精彩的 ​​論述,原文收錄在本書附錄中,可以參看。
《小約翰》〔1〕



引言〔2〕


  在我那《馬上支日記》〔3〕里,有這樣的一段:——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罷,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几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志,內中有著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托丸善書店〔4〕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后來也常常想到,但是總被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才決計在暑假中將它譯好,并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5〕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于是就開手,并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么,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六年。所謂文學雜志,紹介著《小約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學的反響》(Das litter^arische Echo)〔6〕,現在是大概早成了舊派文學的机關了,但那一本卻還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發表在一八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歲;后十三年,德文譯本才印出,譯成還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發表的四十整年之后,他已經六十八歲了。
  日記上的話寫得很簡單,但包含的瑣事卻多。留學時候,除了听講教科書,及抄寫和教科書同种的講義之外,也自有些樂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區〔7〕一帶的舊書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兩樣了罷,那時是這一帶書店頗不少,每當夏晚,常常蝟集著一群破衣舊帽的學生。店的左右兩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書,里面深處大抵跪坐著一個精明的掌柜,雙目炯炯,從我看去很像一個靜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羅网者的有限的學費。但我總不免也如別人一樣,不覺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買几本,弄得很覺得怀里有些空虛。
  但那破舊的半月刊《文學的反響》,卻也從這樣的處所得到的。
  我還記得那時買它的目標是很可笑的,不過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國文壇的消息,總算過屠門而大嚼〔8〕,比不過屠門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進而購讀群書的野心,卻連夢中也未嘗有。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標本,即本書的第五章,卻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9〕去買,沒有這書,又跑到丸善書店,也沒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國去定購。大約三個月之后,這書居然在我手里了,是茀壘斯(Anna Fles)女士的譯筆,卷頭有賚赫博士(Dr.Paul Rache)的序文,《內外國文學叢書》(Biblio^thek die Ge-samt-Litteratur des In-und-Auslan^des,verlag von Otto Hendel,Halle a.d.S.)〔10〕之一,价只七十五芬涅〔11〕,即我們的四角,而且還是布面的!
  這誠如序文所說,是一篇“象征寫實底童話詩”。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因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類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螞蟻的平和論,都是實際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現象的,會因此減少若干興趣。但我預覺也有人愛,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么地方有著“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們。
  這也誠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禍福糾纏的悲歡。人在稚齒,追隨“旋儿”,与造化為友。福乎禍乎,稍長而竟求知:怎么樣,是什么,為什么?于是招來了智識欲之具象化:小鬼頭“將知”;逐漸還遇到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穿鑿”。童年的夢幻撕成粉碎了;科學的研究呢,“所學的一切的開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涼,越黯淡。”——惟有“號碼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結果,在紙張上變成數目字,他便滿足,算是見了光明了。誰想更進,便得苦痛。為什么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卻未曾知道一切,遂終于是“人類”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為心。約翰正是尋求著這樣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書,然而因此反得“將知”,反遇“穿鑿”,終不過以“號碼博士”為師,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見神,將徑向“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時,才明白這書不在人間,惟從兩處可以覓得:一是“旋儿”,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終”——死,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見,他們倆本是同舟……。
  假如我們在异鄉講演,因為言語不同,有人口譯,那是沒有法子的,至多,不過怕他遺漏,錯誤,失了精神。但若譯者另外加些解釋,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闡發,我想,大概是講者和听者都要討厭的罷。因此,我也不想再說關于內容的話。
  我也不愿意別人勸我去吃他所愛吃的東西,然而我所愛吃的,卻往往不自覺地勸人吃。看的東西也一樣,《小約翰》即是其一,是自己愛看,又愿意別人也看的書,于是不知不覺,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這意思的發生,大約是很早的,因為我久已覺得仿佛對于作者和讀者,負著一宗很大的債了。
  然而為什么早不開手的呢?“忙”者,飾辭;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處所。看去似乎已經懂,一到拔出筆來要譯的時候,卻又疑惑起來了,總而言之,就是外國語的實力不充足。
  前年我确曾決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陰,仗著一本辭典來走通這條路,而不料并無光陰,我的至少兩三個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學者”們的圍攻里了〔12〕。到去年夏,將离北京,先又記得了這書,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略夫》的齊宗頤君,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牆的小屋里,先譯成一部草稿。
  我們的翻譯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邊一壺好茶葉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時進行得很快,有時爭執得很凶,有時商量,有時誰也想不出适當的譯法。譯得頭昏眼花時,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綠蔭,心緒漸靜,慢慢地听到高樹上的蟬鳴,這樣地約有一個月。不久我便帶著草稿到廈門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沒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學者”。于是又帶到廣州的中山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來了“學者”。結果是帶著逃進自己的寓所——剛剛租定不到一月的;
  很闊,然而很熱的房子——白云樓。
  荷蘭海邊的沙岡風景,單就本書所描寫,已足令人神往了。我這樓外卻不同: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戶〔13〕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仿佛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14〕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卻漸漸知道這雖然沈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只是不見“火云”〔15〕,時窘陰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這譯稿的時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開手,稍加修正,并且謄清,月底才完,費時又一個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齊君現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別以來,迄今未通消息,雖有疑難,也無從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加以雖然沈默的都市,而時有偵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16〕,來扰耳目,因此執筆又時時流于草率。務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澀;歐文清晰,我的力量實不足以達之。《小約翰》雖如波勒兌蒙德〔17〕說,所用的是“近于儿童的簡單的語言”,但翻譯起來,卻已夠感困難,而仍得不如意的結果。例如末尾的緊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finstern Stadt,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eh.”那下半,被我譯成這樣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艱難的路”了,冗長而且費解,但我別無更好的譯法,因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譯是极清楚的:上了艱難的路,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這都市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
  動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難。我的身邊只有一本《新獨和辭書》〔18〕,從中查出日本名,再從一本《辭林》〔19〕里去查中國字。然而查不出的還有二十餘,這些的譯成,我要感謝周建人〔20〕君在上海給我查考較詳的辭典。但是,我們和自然一向太疏遠了,即使查出了見于書上的名,也不知道實物是怎樣。菊呀松呀,我們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胡,蓮馨花(primel)則連譯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形色,雖然已經依著字典寫下來。有許多是生息在荷蘭沙地上的東西,難怪我們不熟悉,但是,例如虫類中的鼠婦(Kellerassel)和馬陸(Lauferkalfer),我記得在我的故鄉是只要翻開一塊濕地上的斷磚或碎石來就會遇見的。我們稱后一种為“臭婆娘”,因為它渾身發著惡臭;前一种我未曾听到有人叫過它,似乎在我鄉的民間還沒有給它定出名字;廣州卻有:“地豬”。
  和文字的務欲近于直譯相反,人物名卻意譯,因為它是象征。小鬼頭Wistik去年商定的是“蓋然”,現因“蓋”者疑詞,稍有不妥,索性擅改作“將知”了。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Pleuzer即德譯的Klauber,本來最好是譯作“挑剔者”,挑謂挑選,剔謂吹求。但自從陳源〔21〕教授造出“挑剔風潮”這一句妙語以來,我即敬避不用,因為恐怕《閒話》的教導力十分偉大,這譯名也將驀地被解為“挑撥”。以此為學者的別名,則行同刀筆〔22〕,于是又有重罪了,不如簡直譯作“穿鑿”。況且中國之所謂“日鑿一竅而‘混沌’死”〔23〕,也很像他的將約翰從自然中拉開。小姑娘Robinetta我久久不解其義,想譯音;本月中旬托江紹原〔24〕先生設法作最末的查考,几天后就有回信:——
  ROBINETTA一名,韋氏大字典人名錄〔25〕未收入。我因為疑心她与ROBIN是一陰一陽,所以又查ROBIN,看見下面的解釋:——
  ROBIN:是ROBERT的親熱的稱呼,而ROBERT的本訓是“令名赫赫”(!)那么,好了,就譯作“榮儿”。
  英國的民間傳說里,有叫作Robin good fellow〔26〕的,是一种喜歡惡作劇的妖怪。如果荷蘭也有此說,則小姑娘之所以稱為Robinetta者,大概就和這相關。因為她實在和小約翰開了一個可怕的大玩笑。
  《約翰跋妥爾》一名《愛之書》,是《小約翰》的續編,也是結束。我不知道別國可有譯本;但据他同國的波勒兌蒙德說,則“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詩,其中并非敘述或描寫,而是號哭和歡呼”;而且便是他,也“不大懂得”。
  原譯本上賚赫博士的序文,雖然所說的關于本書并不多,但可以略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荷蘭文學的大概,所以就譯出了。此外我還將兩篇文字作為附錄。一即本書作者拂來特力克望藹覃的評傳,載在《文學的反響》一卷二十一期上的。
  評傳的作者波勒兌蒙德,是那時荷蘭著名的詩人,賚赫的序文上就說及他,但于他的詩頗致不滿。他的文字也奇特,使我譯得很有些害怕,想中止了,但因為究竟可以知道一點望藹覃的那時為止的經歷和作品,便索性將它譯完,算是一种徒勞的工作。末一篇是我的關于翻譯動植物名的小記,沒有多大關系的。
  評傳所講以外及以后的作者的事情,我一點不知道。僅隱約還記得歐洲大戰的時候,精神底勞動者們有一篇反對戰爭的宣言〔27〕,中國也曾譯載在《新青年》上,其中确有一個他的署名。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魯迅于廣州東堤寓樓之西窗下記。

         ※        ※         ※

  〔1〕 《小約翰》 荷蘭作家望·藹覃的長篇童話,象征寫實的童話詩。原作發表于一八八七年,魯迅于一九二六年七月開始与齊宗頤(壽山)合譯,至八月中譯畢。一九二八年一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為《未名叢刊》之一。本書正文及其它各篇,除《引言》外,均未在報刊發表過。
  望·藹覃(F.W.Van Eeden,1860—1932)是醫師,又是作家。他是《新前導》雜志的主持人之一,《小約翰》最初即在這刊物上發表。主要作品有長詩《愛倫》、詩劇《弟兄們》、長篇小說《死之深淵》等。
Frederik Willem van Eeden (3 April 1860, Haarlem – 16 June 1932, Bussum) was a late 19th-century and early 20th-century Dutch writer and psychiatrist. He w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Tachtigers, and had top billing among the editors of De Nieuwe Gids (The New Guide) during its celebrated first few years of publication, starting in 1885.
His best known written work, "De Kleine Johannes" ("Little Johannes"),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the premiere issue of De Nieuwe Gids, was a fantastical adventure of an everyman who grows up to face the harsh realities of the world around him and the emptiness of hopes for a better afterlife, but ultimately finding meaning in serving the good of those around him. This ethic is memorialized in the line "Waar de mensheid is, en haar weedom, daar is mijn weg." ("Where mankind is, and her woe, there is my path.")
英譯本
http://www.gutenberg.org/cache/epub/40656/pg40656.txt


  〔2〕 本篇曾以《〈小約翰〉序》為題,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語絲》周刊第一三七期,后印入《小約翰》單行本。
  〔3〕 《馬上支日記》 收入《華蓋集續編》。
  〔4〕 丸善書店 日本東京神田區的一家外文書店。
  〔5〕 那一暑假 指一九二五年暑假。當時段祺瑞、章士釗正加緊鎮壓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運動,并迫害魯迅,幫閒文人現代評論派也參加了對魯迅的圍攻。所以這里說“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
  〔6〕 《文學的反響》 關于文藝評論的德語雜志,在本世紀三十年代仍繼續出版。
  〔7〕 神田區 日本東京的中心區,書店的集中地。
  〔8〕 過屠門而大嚼 語見《文選》曹植的《与吳季重書》:“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
  〔9〕 南江堂 當時日本東京的一家書店。
  〔10〕 德語:《內外國文學叢書》,奧托·亨德爾出版社,在扎勒河邊之哈勒。
  〔11〕 芬涅 Pfennig的音譯,又譯芬尼,德國貨幣名,一百芬尼合一馬克。
  〔12〕 魯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間离京去廈門大學任教。這里的“正人君子”、“學者”,指陳源(西瀅)、顧頡剛等人。魯迅因對廈大不滿辭職,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去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不久顧頡剛也從廈大到了中山大學。
  〔13〕 蜑戶 即蛋戶,又作蛋民。舊時用來稱在廣東、福建、廣西沿海港灣和內河從事漁業和水上運輸業的水上居民,多以船為家。
  〔14〕 “經營腐爛事業” 原語見《小約翰》譯本“附錄”兌·蒙德所作的作者評傳《拂來特力克·望·藹覃》:“將可怜的幼小的約翰,領到墳墓之間,死尸之間,蛆虫之間,那在經營腐爛事業的……”
  〔15〕 “火云” 在《小約翰》全書將結束時,約翰望見了“火云”:“他一瞥道路的遠的那一端。在大火云所圍繞的明亮的空間之中,也看見一個小小的黑色的形相。”
  〔16〕 偵察的眼光 一九二七年魯迅在中山大學任職期間,正值國民党反動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后,政治環境复雜。這年九月三日魯迅致李小峰的信中曾說起他到廣州后的情形:“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見《而已集·通信》)扮演的函件,指中山大學校方發出的對魯迅辭職的所謂慰留信。京式的流言,指類似魯迅在北京時段祺瑞反動政府的幫閒文人現代評論派對魯迅的造謠、誣蔑。
  〔17〕 波勒兌蒙德(P.de Mont,1857—1931) 通譯波爾·德·蒙特,比利時詩人、評論家。著有《洛勒萊》、《飛蝶》、《夏天的火焰》等詩集。他曾在《拂來特力克·望·藹覃》一文中說:《小約翰》“全体的表現”“近乎儿童的簡單的語言”。
  〔18〕 《新獨和辭書》 即《新德日辭書》。日文稱德語為獨語;
  和,日本之异稱。
  〔19〕 《辭林》 日語辭典,金澤庄三郎編,一九二七年日本東京三省堂書店發行。
  〔20〕 周建人 字喬峰,魯迅的三弟,生物學家。當時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
  〔21〕 陳源(1896—1970) 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的主要成員。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挑剔風潮”是陳源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閒話》中攻擊支持女師大學生運動的魯迅等人的話。魯迅在《華蓋集·我的“籍”和“系”》中指出陳源誤用“挑剔”一詞:“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風潮’這一种連字面都不通的陰謀,我至今還不知道是怎樣的做法。”
  〔22〕 刀筆 這里意指“刀筆吏”。古代稱辦理文書的官吏為刀筆吏,后也用以稱一般舞文弄墨的訟師。陳源在《致志摩》的公開信(載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中罵魯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師爺”和“刀筆吏”。
  〔23〕 “日鑿一竅而混沌死” 語出《庄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与忽時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听、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24〕 江紹原 安徽旌德人,曾任北京大學講師,一九二七年与魯迅同在中山大學任教,著有《發須爪》等書。
  〔25〕 韋氏大字典人名錄 美國詞書編纂家韋白斯特(N.Web-ster,1758—1843)所編《英語大字典》卷末附錄的人名詞典。《韋氏大字典》最初于一八二八年完成,后來迭有增編。
  〔26〕 Robin good fellow 英語:好家伙羅賓。相傳是專愛与人搗蛋的小妖。
  〔27〕 反對戰爭的宣言 指法國作家羅曼·羅蘭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草的《精神獨立宣言》,在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巴黎的《人道報》上發表,各國作家參加簽名者甚多。這宣言曾由張崧年譯出,發表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一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動植物譯名小記〔1〕


  關于動植物的譯名,我已經隨文解釋過几個了,意有未盡,再寫一點。
  我現在頗記得我那剩在北京的几本陳舊的關于動植物的書籍。當此“討赤”〔2〕之秋,不知道它們無恙否?該還不至于犯禁罷?然而雖在“革命策源地”〔3〕的廣州,我也還不敢妄想從容;為從速完結一件心愿起見,就取些巧,寫信去問在上海的周建人君去。我們的函件往返是七回,還好,信封上背著各种什么什么檢查訖的印記,平安地遞到了,不過慢一點。
  但這函商的結果也并不好。因為他可查的德文書也只有Her^twig〔4〕的動物學和Strassburger〔5〕的植物學,自此查得學名,然后再查中國名。他又引用了几回中國唯一的《植物學大辭典》〔6〕。
  但那大辭典上的名目,雖然都是中國字,有許多其實乃是日本名。日本的書上确也常用中國的舊名,而大多數還是他們的話,無非寫成了漢字。倘若照樣搬來,結果即等于沒有。我以為是不大妥當的。
  只是中國的舊名也太難。有許多字我就不認識,連字音也讀不清;要知道它的形狀,去查書,又往往不得要領。經學家對于《毛詩》〔7〕上的鳥獸草木虫魚,小學家對于《爾雅》〔8〕上的釋草釋木之類,醫學家對于《本草》〔9〕上的許多動植,一向就終于注釋不明白,雖然大家也七手八腳寫下了許多書。我想,將來如果有專心的生物學家,單是對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舊名之外,還須博訪各處的俗名,擇其較通行而合用者,定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則別的且不說,單是譯書就便當得遠了。
  以下,我將要說的照著本書的章次,來零碎說几樣。
  第一章開頭不久的一种植物Kerbel就無法可想。這是屬于傘形科的,學名Anthriscus。但查不出中國的譯名,我又不解其義,只好譯音:凱白勒〔10〕。幸而它只出來了一回,就不見了。日本叫做□□□。
  第二章也有几种:——
  Buche是歐洲极普通的樹木,葉卵圓形而薄,下面有毛,樹皮褐色,木材可作种种之用,果實可食。日本叫作模(Buna),他們又考定中國稱為山毛櫸。《本草別錄》〔11〕云:“櫸樹,山中處處有之,皮似檀槐,葉如櫟槲。”很近似。而《植物學大辭典》又稱。鞍者,柏也,今不据用。
  約翰看見一個藍色的水蜻蜓(Libelle)時,想道:“這是一個蛾儿罷。”蛾儿原文是Feuerschmetterling,意云火胡蝶。
  中國名無可查考,但恐非胡蝶;我初疑是紅蜻蜓,而上文明明云藍色,則又不然。現在姑且譯作蛾儿,以待識者指教。
  旋花(Winde)一名鼓子花,中國也到處都有的。自生原野上,葉作戟形或箭鏃形,花如牽牛花,色淡紅或白,午前開,午后萎,所以日本謂之晝顏。
  旋儿手里總愛拿一朵花。他先前拿過燕子花(Iris);在第三章上,卻換了Maiglolckchen(五月鐘儿)了,也就是Maiblume(五月花)。中國近來有兩個譯名:君影草,鈴蘭。
  都是日本名。現用后一名,因為比較地可解。
  第四章里有三种禽鳥,都是屬于燕雀類的:——
  一,pirol。日本人說中國叫“剖葦”,他們叫“葦切”。形似鶯,腹白,尾長,夏天居葦叢中,善鳴噪。我現在譯作鷦鷯,不知對否。
  二,Meise。身子很小,嘴小而尖,善鳴。頭和翅子是黑的,兩頰卻白,所以中國稱為白頰鳥。我幼小居故鄉時,听得農人叫它“張飛鳥”。
  三,Amsel。背蒼灰色,胸腹灰青,有黑斑;性机敏,善于飛翔。日本的《辭林》以為即中國的白頭鳥。
  第五章上還有兩個燕雀類的鳥名:Rohrdrossel und Drossel。無從考查,只得姑且直譯為葦雀和嗌雀。但小說用字,沒有科學上那么縝密,也許兩者還是同一的東西。
  熱心于交談的兩种毒菌,黑而胖的鬼菌(Teufelsschwa-mm)和細長而紅,且有斑點的捕蠅菌(Fliegenschwamm),都是直譯,只是“捕”字是添上去的。捕蠅菌引以自比的鳥莓(Vogelbeere),也是直譯,但我們因為莓字,還可以推見這果實是紅質白點,好像桑葚一般的東西。《植物學大辭典》稱為七度灶,是日本名Nanakamado的直譯,而添了一個“度”字。
  將种子從孔中噴出,自以為大幸福的小菌,我記得中國叫作酸漿菌,因為它的形狀,頗像酸漿草的果實。但忘了來源,不敢用了;索性直譯德語的Erdstern,謂之地星。《植物學大辭典》稱為土星菌,我想,大約是譯英語的Earthstar的,但這Earth我以為也不如譯作“地”,免得和天空中的土星相混。
  第六章的霍布草(Hopfen)是譯音的,根据了《化學衛生論》〔12〕。
  紅膆鳥(Rotkehlchen)是譯意的。這鳥也屬于燕雀類,嘴闊而尖,腹白,頭和背赤褐色,鳴聲可愛。中國叫作知更雀。
  第七章的翠菊是Aster;莘尼亞是Zinnia的音譯,日本稱為百日草。
  第八章開首的春天的先驅是松雪草(Schneeglolckchen),德國叫它雪鐘儿。接著開花的是紫花地丁(Veilchen),其實并不一定是紫色的,也有人譯作堇草。最后才開蓮馨花(Pri-mel od.Schlusselblume),日本叫櫻草,《辭林》云:“屬櫻草科,自生山野間。葉作卵狀心形。花莖長,頂生傘狀的花序。花紅紫色,或白色;狀似櫻花,故有此名。”
  這回在窗外常春藤上吵鬧的白頭翁鳥,是Star的翻譯,不是第四章所說的白頭鳥了。但也屬于燕雀類,形似鳩而小,全体灰黑色,頂白;栖息野外,造巢樹上,成群飛鳴,一名白頭發。
  約翰講的池中的動物,也是我們所要詳細知道的。但水甲虫是Wasserkalfer的直譯,不知其詳。水蜘蛛(Wasserlalufer)其實也并非蜘蛛,不過形狀相像,長只五六分,全身淡黑色而有光澤,往往群集水面。《辭林》云:中國名水黽〔13〕。因為過于古雅,所以不用。鯢魚(Salamander)是兩栖類的動物,狀似蜥蜴,灰黑色,居池水或溪水中,中國有些地方簡直以供食用。刺魚原譯作Stichling,我想這是不對的,因為它是生在深海的底里的魚。Stachelfisch才是淡水中的小魚,背部及腹部有硬刺,長約一尺,在水底的水草的莖葉或須根間作窠,產卵于內。日本稱前一种為硬鰭魚,俗名絲魚;后一种為棘鰭魚。
  Massliebchen〔14〕不知中國何名,姑且用日本名,曰雛菊。
  小約翰自從失掉了旋儿,其次榮儿之后,和花卉虫鳥們也疏遠了。但在第九章上還記著他遇見兩种高傲的黃色的夏花:Nachtkerze und Kolnigskerze,直譯起來,是夜燭和王燭,學名Oenother biennis et Verbascum thapsus.兩种都是歐洲的植物,中國沒有名目的。前一种近來輸入得頗多;許多譯籍上都沿用日本名:月見草,月見者,玩月也,因為它是傍晚開的。但北京的花儿匠卻曾另立了一個名字,就是月下香;我曾經采用在《桃色的云》里,現在還仍舊。后一种不知道底細,只得直譯德國名。
  第十一章是凄慘的游覽墳墓的場面,當然不會再看見有趣的生物了。穿鑿念動黑暗的咒文,招來的虫們,約翰所認識的有五种。蚯蚓和蜈蚣,我想,我們也誰都認識它,和約翰有同等程度的。鼠婦和馬陸較為生疏,但我已在引言里說過了。獨有給他們打燈籠的Ohrwurm,我的《新獨和辭書》上注道:蠼□。雖然明明譯成了方塊字,而且确是中國名,其實還是和Ohrwurm一樣地不能懂,因為我終于不知道這究竟是怎樣的東西。放出“學者”的本領來查古書,有的,《玉篇》〔15〕云:“蛷□,虫名;亦名蠼□。”還有《博雅》〔16〕云:“蛷□,蟹蛷也。”也不得要領。我也只好私淑號碼博士,看見中國式的號碼便算滿足了。還有一個最末的手段,是譯一段日本的《辭林》來說明它的形狀:“屬于直翅類中蠼□科的昆虫。
  体長一寸許;全身黑褐色而有黃色的腳。無翅;有触角二十節。尾端有歧,以挾小虫之類。”
  第十四章以Sandaluglein為沙眸子,是直譯的,本文就說明著是一种小蝴蝶。
  還有一個munze,我的《新獨和辭書》上除了貨幣之外,沒有別的解釋。喬峰來信云:“查德文分類學上均無此名。后在一种德文字典上查得munze可作minze解一語,而minze則薄荷也。我想,大概不錯的。”這樣,就譯為薄荷。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寫訖。魯迅。

         ※        ※         ※

  〔1〕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八年一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小約翰》。
  〔2〕 “討赤” 原是北洋軍閥常用的一個政治口號,他們往往把一切共產主義的、革命的、稍帶進步色彩的、以至為他們所敵視的各种事物統稱之為“赤化”,而把他們對此采取的戰爭行動和鎮壓措施稱為“討赤”。魯迅作本篇時正是奉系軍閥盤踞北京,以“討赤”為名大搞白色恐怖的時候。
  〔3〕 “革命策源地” 廣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所以當時曾被稱為“革命的策源地”。魯迅作本篇已在一九一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所以說“不敢妄想從容”。
  〔4〕 Hertwig 赫爾特維希(R.von Hertwig,1850—1937),德國動物學家。
  〔5〕 Strassburger 施特拉斯布格(E.Strassburger,1844—1912),德國植物學家。
  〔6〕 《植物學大辭典》 杜亞泉等編輯,一九一八年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7〕 經學家 研究儒家經籍的學者。《毛詩》,即《詩經》。《詩經》的古文學派,相傳為西漢初年毛亨、毛萇所傳,故稱《毛詩》。三國吳陸璣著有《毛詩草木鳥獸虫魚疏》,是一部注解《毛詩》中的動植物的專書。
  〔8〕 小學家 研究語言文字的學者;漢代稱文字學為小學。《爾雅》,中國最早解釋詞義的專書,作者不詳,全書共十九篇,前三篇為一般詞語,其下各篇則為各种名物的解釋。
  〔9〕 《本草》 記載中醫藥物的專書,統稱《本草》,如《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藥物包括金石及動植物等。
  〔10〕 凱白勒 荷蘭語作Nachtegalskruid,意云“夜鶯草”。An^thriscus,峨參屬。
  〔11〕 《本草別錄》 又名《名醫別錄》,南朝梁陶弘景著,原書已佚,其內容曾錄入《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簡稱《證類本草》)一書。魯迅的引文見該書卷十四。
  〔12〕 《化學衛生論》 一部關于營養學的書,英國真司騰著,羅以斯增訂,傅蘭雅譯,計四卷三十三章,一八七九年上海廣學會出版。霍布,通譯忽布,見該書第十六章《論忽布花等醉性之質》。
  〔13〕 水黽 亦名水馬,栖息于池沼的小虫。
  〔14〕 Massliebchen 學名Bellis perennis,《植物學大辭典》的譯名是延命菊,《英拉漢植物名稱》則譯為雛菊。
  〔15〕 《玉篇》 南朝梁顧野王編撰,唐孫強增加,宋陳彭年等重修,体例仿《說文解字》的古代字書之一,計三十卷。
  〔16〕 《博雅》 三國魏張揖編撰,研究古代詞匯和注釋的詞書,篇目次序据《爾雅》,共十卷,原題《廣雅》,因避隋煬帝諱改名《博雅》。



*****


曾為《小約翰》設計書封魯迅的合作作品(圖)

2009年10月09日11:04    來源:中華讀書報   


魯迅與柔石銅像


魯迅設計的《小約翰》書封

    “合作作品”是個籠統說法,嚴格講應分為兩類:一是兩位或兩位以上作者共同完成作品,其成果以及相應的權利不可分割;一是兩位或兩位以上作者各自完成作品的一部分,或將各自完成的作品匯集成書,其成果以及相應的權利可以分割。     
前一類,如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合作蒐集整理《兒童與家庭童話集》、《德國傳說》;埃德蒙德龔古爾和茹爾德龔古爾合作創作《夏爾德馬依》、《修女菲洛梅娜》、《熱曼妮·拉塞特》、《勒內·普莫蘭》、《瑪耐特薩洛蒙》等;博爾赫斯與比奧伊·卡薩雷斯用本名和幾種筆名合作創作《堂伊西德羅·帕羅迪的六個問題》、《兩個值得記憶的幻想》、《一種死亡模式》、《天使與地獄》、 《布斯托斯·多梅克的記事》、《布斯托斯·多梅克的新記事》等,博爾赫斯與比奧伊·卡薩雷斯、西爾維娜·奧坎波合作編輯《幻想作品選》和《阿根廷詩選》;曼弗雷德·班寧頓·李和弗里德里克·丹奈以“埃勒里·奎因”的筆名合作創作大量偵探小說,— —據說,在大部分情況下,丹奈先擬定提綱,再由李完成作品。在中國,則有師陀、朱梵(柯靈)合作改編高爾基的《夜店》,——師陀在《〈夜店〉贅言》中介紹:“我們經過幾次討論,便開始動手,柯靈改前兩幕,我改後兩幕。”又有孔厥、袁靜合著《新兒女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1949年10月由海燕書店出版,1956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出,“出版說明”有云:“小說的作者之一——孔厥,後來由於道德墮落,為人民唾棄;但這並不影響這本書存在的價值。孔厥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實際參加過一定的勞動,因此仍然保存了原來的署名。”正可說明此種合作作品不可分割的性質。     

後一類,如1879年法國六位標榜自然主義的文人在左拉的梅塘別墅聚會,商定各寫一篇以普法戰爭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左拉作《磨坊之役》,莫泊桑作《羊脂球》,於斯曼作《背包在肩》,塞亞爾作《國破人亡》,埃尼克作《大七事件》,亞歷克西作《戰鬥之後》,匯集成《梅塘之夜》一書於次年出版。又如1909年俄國出版《路標》文集,收錄了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司徒盧威、伊茲戈耶夫、基斯嘉科夫斯基、弗蘭克和格爾申宗等七位文化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作品。在中國則有《人權論集》,包括胡適的序言和六篇文章,羅隆基的三篇文章和梁實秋的一篇文章,1930年1月由新月出版社出版。     

魯迅也有一些合作作品。屬於第一類的,有1906年5月上海普及書局出版的《中國礦產志》,署“江寧顧瑯會稽周樹人合纂”,馬良所作序云:“顧週兩君學礦多年,頗有心得,慨祖國地大物博之無稽,爰著《中國礦產志》一冊,……”後由唐弢編入《魯迅全集補遺續編》。     

還有1928年1月未名社出版的《小約翰》,魯迅在《馬上支日記》中提到係與齊壽山“同譯”,而在《〈小約翰〉引言》中則說,“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略夫》的齊宗頤君,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牆的小屋裡,先譯成一部草稿”;後自行整理譯稿,“稍加修正,並且謄清”。“可惜我的老同事齊君現不知漫遊何方,自去年分別以來,迄今未通消息,雖有疑難,也無從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出版時署“魯迅譯”。該書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和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     

1929年11月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的海爾密尼亞·至爾·妙倫著《小彼得》,魯迅在《〈小彼得〉譯本序》中說:“這連貫的童話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譯本(1927年東京曉星閣出版),我選給譯者,作為學習日文之用的。逐次學過,就順手譯出,結果是成了這一部中文的書。但是,凡學習外國文字的,開手不久便選讀童話,我以為不能算不對,然而開手就翻譯童話,卻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譯,令讀者看得費力。這譯本原先就很有這弊病,所以我當校改之際,就大加改譯了一通,比較地近於流暢了。——這也就是說,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處來,也已經是校改者的責任。”似乎性質與《小約翰》相近。然此書譯者署名“許霞”,這是許廣平的原名;魯迅自己嘗用筆名“許遐”,卻未用過“許霞”。在魯迅自訂《魯迅譯著書目》中,《小彼得》未與《小約翰》等並列,而屬於“譯著之外,又有”之“所校訂者”,註明“許霞譯” ,與柔石作《二月》、葉永蓁作《小小十年》、韋叢蕪譯《窮人》、李霽野譯《黑假面人》、梅川譯《紅笑》、周建人譯《進化與退化》、柔石譯《浮士德與城》、賀非譯《靜靜的頓河》和侍桁譯《鐵甲列車第一四-六九》同歸一類。      1933年12月榮寶齋影印的《北平箋譜》,署“魯迅西諦編”,據書末所附鄭振鐸《訪箋雜記》,係由鄭氏“搜訪箋樣”,而魯迅“負最後選擇的責任”,兩位編者的成果與權利亦無法分割。     

屬於第二類的,有1909年2月和6月在東京出版的“會稽周氏兄弟纂譯”《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之《謾》和《默》,第二冊之《四日》署“樹人譯”,餘均署“作人譯”。1921年上海群益書社出版《域外小說集》增訂本,署“周作人譯”,序中仍聲明:“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譯的。”類似情況有1922年5月和1923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和《現代日本小說集》,前者署“周作人譯”,後者署“周作人編譯”,但二書序言分別說明:“其中三篇(《微笑》、《白母親》與《猶太人》)是我的兄弟建人譯的,而安特來夫,契裡珂夫,阿爾志跋綏夫各二篇,跋佐夫,亢德與亞勒吉阿各一篇,卻是魯迅君的翻譯,現在得了他的讚同,也收在這集子裡了。”“這裡邊夏目,森,有島,江口,菊池,芥川等六人的作品,是魯迅君翻譯,其餘是我所譯的。”魯迅所譯以後均分割出,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和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    

 魯迅1930年所譯刈米達夫著《藥用植物》,收入1936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藥用植物及其他》一書,署“樂文等譯著”。《藥用植物》列為上編,下編《其他藥用植物》包括許炳熙、陳陽均等所作五篇論文。《藥用植物》以後被分割出,作為附編收 ​​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     

1929年4月和9月朝花社出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1):奇劍及其他》和《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2):在沙漠上及其他》,卷首均有魯迅以“朝花社同人”名義所撰《小引》,前一種收短篇小說十三篇,其中迦爾洵作《一篇很短的傳奇》,淑雪兼珂作《貴家婦女》、《波蘭姑娘》,腓立普作《食人人種的話》、《捕獅》系魯迅所譯,另有柔石譯一篇,真吾譯五篇,梅川譯兩篇;後二種收短篇小說十二篇,其中巴羅哈作《放浪者伊利沙闢台》、《跋司珂族的人們》,倫支作《在沙漠上》,雅各武萊夫作《農夫》系魯迅所譯,另有真吾、柔石各譯四篇。魯迅譯作後被分割出,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和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但卻沒有保留《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這名目。     

1922年7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愛羅先珂童話集》署“魯迅譯”,1933年1月和3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豎琴》和《一天的工作》署“魯迅編譯” ,其實也是合作作品。魯迅在《〈愛羅先珂童話集〉序》中說:“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敘傳》和《為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先生譯的,《虹之國》是馥泉先生譯的,其餘是我譯的。”《豎琴》所收十篇,魯迅譯七篇,柔石譯兩篇,靖華譯一篇;《一天的工作》所收十篇,魯迅譯八篇,文尹譯包括用作書名的《一天的工作》在內的兩篇。二書本系魯迅擬編《新俄小說家二十人集》之上下冊;後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建議將兩冊合編為《蘇聯作家二十人集》,魯迅表示:“《豎琴》和《一天的工作》可以如來信所示,合為一本。新的書名很好。序文也可以合為一篇。”(1936年7月7日致趙家璧)該合集於1936年7月出版。1938年版《魯迅全集》已將《愛羅先珂童話集》裡非魯迅所譯者分割出,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中,《豎琴》和《一天的工作》裡非魯迅所譯者也被分割出去。    

 1933年4月上海青光書局出版的“魯迅與景宋的通信”《兩地書》,也應歸在這一類裡。魯迅1932年8月17日致許壽裳:“上海近已稍涼,但弟仍一無所作,為啖飯計,擬整理弟與景宋通信,付書坊出版以圖版稅,昨今一看,雖不肉麻,而亦無大意義,故是否編定,亦未決也。”1932年10月20日致李小峰:“通信正在鈔錄,尚不到三分之一,全部約當有十四五萬字,則抄成恐當在年底。成後我當看一遍並作序,也略需時,總之今年恐不能付印了。”1932年10月31日日記:“夜排比《兩地書》迄,凡分三集。”1933年1月13日日記:“复閱《兩地書》迄。”《兩地書》收錄的是魯迅與許廣平1925年3至7月,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和1929年5至6月的通信。這是一部“往來書信集”。類似編法,國內此前有1920年5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田漢、宗白華、郭沫若著《三葉集》,——田漢稱之為“中國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後來又有《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張元濟蔡元培來往書信集》、《陳垣往來書信集》、《胡適來往書信選》、《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信集》、 《胡適王重民先生往來書信集》、《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李劼人晚年書信集》、《暮年上娛:葉聖陶俞平伯書信集》、《涸轍舊簡:葉聖陶賈祖璋京閩通信集》等。國外則有《列·尼·托爾斯泰與俄國作家通信集》、《E。B。懷特書信選集》、《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來書簡集》等。這其中有些為他人編輯,或與《兩地書》性質稍有差異;然《E。B。懷特書信選集》編者是E。B。懷特一位老友之女多蘿西·洛布拉諾·戈思,得到了作者的認可;《三葉集》則由田漢、宗白華、郭沫若自己編就。    

 “往來書信集”的好處,誠如《列·尼·托爾斯泰與俄國作家通信集》編者蘇·阿·羅扎諾娃所說:“你來我往的通信可以使人聽到對話雙方的聲音,信中包含的內容揭示著他們的相互關係和對周圍世界態度的性質,以及雙方個性本身各自具有的特點。”但是書信還有另外一種編選方式,即只收一方所作。這樣的書信集或包括書信的全集,如《田漢全集》、《宗白華全集》和《郭沫若全集》等,相當常見。況且,存留世間的書信很多已是“有來無往”。就連《兩地書》也不完整,如“第一集北京”中,許廣平1925年5月9日信前,“其間缺魯迅5月8日信一封”;魯迅同年5月30日信前,“其間缺廣平留字一紙”;魯迅6月28日信“前缺”,此前“其間當有缺失,約二三封”;魯迅6月29日信前,“此間缺廣平28日信一封”;魯迅7月9日信前,“其間當缺往來信札數封,不知確數”,——即如魯迅所說:“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早經遺失,並不是由於什麼官災兵燹的。”由此可知一方信件作為作品的獨立性,未必非得依賴另一方信件的存在、依賴與另一方信件的對應關係得以成立。即使是“情書”,如卡夫卡的《致菲莉斯》、《緻密倫娜》也只是一方之作。1946年10月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許廣平編《魯迅書簡》,以及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均只收錄魯迅的信件。2005年版《魯迅全集》收錄了《兩地書》中魯迅的原信,而未收錄許廣平的原信,實際上已經對這批往來書信作了分割。如果以書名《兩地書》為由認為其中內容不可分割,那麼前述《一天的工作》、《蘇聯作家二十人集》的書名和《域外小說集》“會稽周氏兄弟纂譯”的署名也應視為同樣的限定。附帶說一句,對比原信,魯迅編輯出版《兩地書》時多有改動,大概已不宜當做他與許廣平的私人通信看了。(止庵)

沒有留言:

網誌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