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展現了藝術修養以及對史料的嫻熟，剪裁出一幅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迷人圖像；在《通敵》中，則是處理卜正民另一個專精領域──二十世紀日本侵華史。
兩岸政權為了「抗戰是誰打的」，爭奪話語權、詮釋權不休；政治立場不同者，動輒饗以「民族大義」、「漢奸」的大帽子，把道德／政治標準驟然拉到無可轉圜的高度，無視於抗日的神話，有許多是事後製造出來的，也不顧錯貼亂貼的漢奸的標籤不在少數。
卜正民的《通敵》並非為某些特定的「漢奸」平反，而是集中在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這五個地方的史料與數據，試圖從人性與生活的層面、實際發生的事情，讓讀者了解，「通敵合作」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模稜、廣泛而普遍。
當外敵入侵，烽煙四起，戰火燎原。無辜生靈，危在旦夕，無一能倖免於暴力威脅。你若是地方上的頭臉人物，或是有志做出一番事業，或有心服務鄉里，值此危難，選擇挑起領導的責任。武裝抵抗，只聞其聲，游擊隊伏於鄉間，且與盜匪強梁無異。日寇的文職人員出現在你家門前，請你提供合作。那麼，你會怎麼辦？
兩岸政權為了「抗戰是誰打的」，爭奪話語權、詮釋權不休；政治立場不同者，動輒饗以「民族大義」、「漢奸」的大帽子，把道德／政治標準驟然拉到無可轉圜的高度，無視於抗日的神話，有許多是事後製造出來的，也不顧錯貼亂貼的漢奸的標籤不在少數。
卜正民的《通敵》並非為某些特定的「漢奸」平反，而是集中在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這五個地方的史料與數據，試圖從人性與生活的層面、實際發生的事情，讓讀者了解，「通敵合作」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模稜、廣泛而普遍。
當外敵入侵，烽煙四起，戰火燎原。無辜生靈，危在旦夕，無一能倖免於暴力威脅。你若是地方上的頭臉人物，或是有志做出一番事業，或有心服務鄉里，值此危難，選擇挑起領導的責任。武裝抵抗，只聞其聲，游擊隊伏於鄉間，且與盜匪強梁無異。日寇的文職人員出現在你家門前，請你提供合作。那麼，你會怎麼辦？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中國史教授，曾擔任史丹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氏研究視野廣闊，成果出眾，主張從全球比較的角度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國歷史，研究重點主要是中國歷史明史、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大日本帝國侵華戰爭史、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日本帝國亞洲侵略史。著有《維梅爾的帽子》。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近百本，包括《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等。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中國史教授，曾擔任史丹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氏研究視野廣闊，成果出眾，主張從全球比較的角度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國歷史，研究重點主要是中國歷史明史、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大日本帝國侵華戰爭史、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日本帝國亞洲侵略史。著有《維梅爾的帽子》。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近百本，包括《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等。
序
主編的話
前一陣，網路上流傳中國大陸拍抗戰戲，拍到走火入魔，渾然全無歷史常識，以致出現「抗戰已經7年了，還有一年同志們加油啊！」這種台詞。
我們在嘲笑之餘，有時不小心，也很容易犯同樣的毛病，成了沒比鱉高明多少的龜。如果說以「後見之明」知道抗戰還有一年就打完是錯誤的，那麼以為蘆溝橋的那聲槍響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打仗又不是賽跑。賽跑大家都聽槍響動作，拿槍的裁判也知道自己扣扳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打仗並不是如此，在蘆溝橋開槍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將會引發一場大戰，正如在塞拉耶佛刺殺奧匈帝國王儲的人，不知道此舉將引發歐洲的全面戰爭。
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也會看到理解抗戰一條不太一樣的圖像。我們或許不大習慣，也不大喜歡，但是，我們如果要真的從戰爭的歷史中得到一些領悟，而不是持續澆灌仇恨，就必須要做這樣的嘗試，嘗試用不一樣的角度與方式，來挑戰自己的認知。
卜正民在《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與地方菁英》很清楚地理出日本在二戰前的對外擴張脈絡：日本在1895年透過國際承認的條約，取得對台灣的統治。1910年，日本不顧各國反對，逕自對朝鮮出兵。接下來，當然是繼續朝亞洲大陸推進。一戰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深入人心，日本不好再拿對朝鮮的那一套，直接侵略東北，所以順勢弄一個「滿洲國」，有民族自決之名，但行控制之實。
日本控制東北之後，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基本上在做的事情是擴大勢力範圍、加深對中國的控制幅度。日本一方面漸次從朝鮮半島、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染指東北、華北；另一方面，透過與台灣、中國沿海之間的貿易，從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包括天津、上海、福州等港市，建立牢固的經濟影響力。也就是說，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的時候，日本由北而南、由東而西，已經逐漸在中國的東半部建立勢力。對日本來說，最有利的不是全面佔領，而是建立實質影響力。
日本在蘆溝橋製造事端，目的並不在佔領華北。卜睿哲在《一山二虎》中也觀察，「大量證據顯示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並無意在中國發動重大軍事擴張，」但是「蘆溝橋小型事故導致雙方不肯示弱。領導人因為掌握的情資不完整，做出誤判，使得戰爭加快爆發、而非推遲。」
火上加油的是，蔣介石眼見無法在華北取得優勢，決定在1937年8月開闢上海的第二戰場。蔣介石的盤算是「圍魏救趙」，分散日本的兵力，而且，上海有租界，在此開打，可以把各國列強拉進來，國軍的人數又遠超過日本在此的陸戰隊。結果，蔣介石此計完全失靈，國軍無法跟日軍抗衡。而蔣介石把華北的局部戰爭擴大為全面抗戰，等於是為日本國內主戰派壯聲勢。
日本陸戰隊起先被國軍壓制，但受到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日艦砲火掩護，接下來，日本援軍趕到，國軍的陸軍與空軍全都不堪一擊。11月，日軍在杭州登陸，從側翼攻打上海的國軍，於是蔣的部隊往西撤。日本在捷報頻傳的情形下，卜正民指出，「使得共識從有限作戰轉向全面戰爭。東京大本營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下達重大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華北方面軍在北平成立政權；第二道命令要求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占領南京。兩道命令一出，衝突從意欲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略示薄懲入侵，轉變為推翻國民政府、另立接受日本指導的新政府之占領行動。至少有位派在上海特務部的軍官認為攻打南京的命令是對截至當時的軍事政策全面轉向，使得軍中溫和派再也沒有立場建議節制或主張和平解決衝突。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再也不能回頭。」
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的力道非常之強大，採取的方式也極為野蠻，餘波到今天仍然蕩漾。東京下令佔領南京，不到十天，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這件事的嚴重性在於，在近代文明國家的戰爭中，像這樣攻打一國之首都（當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又以如此殘忍的方式，不分軍民，進行屠戮、強暴，其間所涉及的暴力與侮辱，注定留下難以撫平的傷口。而當時的南京，人民在日軍攻打上海時，許多人家已經聞風逃跑；國軍選擇撤退，並沒有在南京與日軍發生激戰，所以日軍到南京之後的作為，面對僅餘四分之一的非武裝人口，完全沒有必要殘殺至此。
日本雖然戰敗了，如今七十年過去，但是似乎並沒有學會做個戰敗者。但是反觀中國，雖然慘勝，似乎也沒有學會做一個勝利者，即使崛起了，仍時時強調受害者的形象。而台灣夾在中間，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戰敗者，還是勝利者。卜正民的《通敵》，在不同的華人社會、不同的華人族群，也將會引起不同的反應、甚至爭議。
這一點，就等《通敵》出版再見分曉了。
前一陣，網路上流傳中國大陸拍抗戰戲，拍到走火入魔，渾然全無歷史常識，以致出現「抗戰已經7年了，還有一年同志們加油啊！」這種台詞。
我們在嘲笑之餘，有時不小心，也很容易犯同樣的毛病，成了沒比鱉高明多少的龜。如果說以「後見之明」知道抗戰還有一年就打完是錯誤的，那麼以為蘆溝橋的那聲槍響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打仗又不是賽跑。賽跑大家都聽槍響動作，拿槍的裁判也知道自己扣扳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打仗並不是如此，在蘆溝橋開槍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將會引發一場大戰，正如在塞拉耶佛刺殺奧匈帝國王儲的人，不知道此舉將引發歐洲的全面戰爭。
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也會看到理解抗戰一條不太一樣的圖像。我們或許不大習慣，也不大喜歡，但是，我們如果要真的從戰爭的歷史中得到一些領悟，而不是持續澆灌仇恨，就必須要做這樣的嘗試，嘗試用不一樣的角度與方式，來挑戰自己的認知。
卜正民在《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與地方菁英》很清楚地理出日本在二戰前的對外擴張脈絡：日本在1895年透過國際承認的條約，取得對台灣的統治。1910年，日本不顧各國反對，逕自對朝鮮出兵。接下來，當然是繼續朝亞洲大陸推進。一戰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深入人心，日本不好再拿對朝鮮的那一套，直接侵略東北，所以順勢弄一個「滿洲國」，有民族自決之名，但行控制之實。
日本控制東北之後，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基本上在做的事情是擴大勢力範圍、加深對中國的控制幅度。日本一方面漸次從朝鮮半島、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染指東北、華北；另一方面，透過與台灣、中國沿海之間的貿易，從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包括天津、上海、福州等港市，建立牢固的經濟影響力。也就是說，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的時候，日本由北而南、由東而西，已經逐漸在中國的東半部建立勢力。對日本來說，最有利的不是全面佔領，而是建立實質影響力。
日本在蘆溝橋製造事端，目的並不在佔領華北。卜睿哲在《一山二虎》中也觀察，「大量證據顯示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並無意在中國發動重大軍事擴張，」但是「蘆溝橋小型事故導致雙方不肯示弱。領導人因為掌握的情資不完整，做出誤判，使得戰爭加快爆發、而非推遲。」
火上加油的是，蔣介石眼見無法在華北取得優勢，決定在1937年8月開闢上海的第二戰場。蔣介石的盤算是「圍魏救趙」，分散日本的兵力，而且，上海有租界，在此開打，可以把各國列強拉進來，國軍的人數又遠超過日本在此的陸戰隊。結果，蔣介石此計完全失靈，國軍無法跟日軍抗衡。而蔣介石把華北的局部戰爭擴大為全面抗戰，等於是為日本國內主戰派壯聲勢。
日本陸戰隊起先被國軍壓制，但受到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日艦砲火掩護，接下來，日本援軍趕到，國軍的陸軍與空軍全都不堪一擊。11月，日軍在杭州登陸，從側翼攻打上海的國軍，於是蔣的部隊往西撤。日本在捷報頻傳的情形下，卜正民指出，「使得共識從有限作戰轉向全面戰爭。東京大本營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下達重大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華北方面軍在北平成立政權；第二道命令要求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占領南京。兩道命令一出，衝突從意欲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略示薄懲入侵，轉變為推翻國民政府、另立接受日本指導的新政府之占領行動。至少有位派在上海特務部的軍官認為攻打南京的命令是對截至當時的軍事政策全面轉向，使得軍中溫和派再也沒有立場建議節制或主張和平解決衝突。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再也不能回頭。」
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的力道非常之強大，採取的方式也極為野蠻，餘波到今天仍然蕩漾。東京下令佔領南京，不到十天，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這件事的嚴重性在於，在近代文明國家的戰爭中，像這樣攻打一國之首都（當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又以如此殘忍的方式，不分軍民，進行屠戮、強暴，其間所涉及的暴力與侮辱，注定留下難以撫平的傷口。而當時的南京，人民在日軍攻打上海時，許多人家已經聞風逃跑；國軍選擇撤退，並沒有在南京與日軍發生激戰，所以日軍到南京之後的作為，面對僅餘四分之一的非武裝人口，完全沒有必要殘殺至此。
日本雖然戰敗了，如今七十年過去，但是似乎並沒有學會做個戰敗者。但是反觀中國，雖然慘勝，似乎也沒有學會做一個勝利者，即使崛起了，仍時時強調受害者的形象。而台灣夾在中間，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戰敗者，還是勝利者。卜正民的《通敵》，在不同的華人社會、不同的華人族群，也將會引起不同的反應、甚至爭議。
這一點，就等《通敵》出版再見分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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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淪陷》中文書名亂取，因為此書談的是：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與敵人日本佔領政府當局妥協，為其服務的地方頭面人物，原書名直譯為《合作：中國戰時的日本代理人和地方頭面人物》。國共多以"漢奸"、"通敵者"，甚至於叛國者目之，國共等都竭力避免觸及、不談本書的主題，即，究竟淪陷區與敵人日本佔領政府當局妥協，為其服務的地方頭面人物的動機、其作為的道德、利益、人道等考量如何，後果如何.......。
英文作者給我們許多不同的視野和思考問題，尤其是結論。譬如說，南京的"漢奸們"盡力避免日方濫殺無辜，讓守軍從群眾暴露、為日本人找女人......；崇明島游擊隊炸一輛火車向日軍示威，卻殃及周圍10村莊為日軍血洗......
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Book by Timothy Brook
4.4/5·Goodreads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is a history book which investigates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elites and Japanese, following the attack on the Chinese city of ... Wikipedia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5
Genre: History
作者： （加）卜正民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5/
內容簡介
Studies of collaboration have changed how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is written, but for China and Japan this aspect of wartime conduct has remained largely unacknowledged. In a bold new work, Timothy Brook breaks the silence surrounding the sensitive topic of wartim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ir Japanese occupiers.
Japan’s attack on Shanghai in August 1937 led to the occupat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In spite of the legendary violence of the assault, Chinese elites throughout the delta came forward to work with the conquerors. Using archives on both sides of the conflict, Brook reconstructs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on from Shanghai to Nanking. Collaboration proved to be politically unstable and morally awkward for both sides, provoking tensions that undercut the authority of the occupation state and undermined Japan’s long-term prospects for occupying China.
This groundbreaking study mirrors the more familiar stories of Europea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zis, showing how the Chinese were deeply troubled by their unavoidable cooperation with the occupiers. The comparison provides a point of entry into the difficult but necessary discussion about this long-ignored aspect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秩序的淪陷》為著名漢學家卜正民教授近著，關注的是抗戰初期的社會與人。
作者選取江南五城（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為例，描述了日軍殘暴占領城市、試圖重建基層機構的過程，並分析了地方頭面人物與日偽政府的關系交織。「這里有通敵，有抵抗，但兩者之外的其他行為要多得多。」借助對這種模糊行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戰爭時期城市秩序的維持，以及生活其間的個人的心態、處境與選擇，以求揭示一個復雜的戰時社會。
卜正民，著名漢學家，歷任多倫多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校教授，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教授，現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聖約翰學院歷史系教授。卜正民學術視野廣闊，主要從事亞洲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明代社會和文化史、「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的占領等。代表著作有：《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明代的國家與社會》、《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全球化貿易的興起》、《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等。
目錄
致謝
略語表
第一章 關於「合作」
第二章 計划
第三章 外觀：嘉定
第四章 成本：鎮江
第五章 共謀：南京
第六章 競爭：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組建占領政權
結論：消失的四類歷史真相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略語表
第一章 關於「合作」
第二章 計划
第三章 外觀：嘉定
第四章 成本：鎮江
第五章 共謀：南京
第六章 競爭：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組建占領政權
結論：消失的四類歷史真相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 Acknowledgments
- Abbreviations Used in the Text
- 1. Considering Collaboration
- 2. The Plan
- 3. Appearances / Jiading
- 4. Costs / Zhenjiang
- 5. Complicities / Nanjing
- 6. Rivalries / Shanghai
- 7. Resistance / Chongming
- 8. Assembling the Occupation State
- Conclusion: Four Ways Truth Disappears with History
- Notes
- Sources
- Index
“Brook has with great care taken up the sensitive topic of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conqueror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a subject that the Chinese are still hesitant to address. His study concentrates on local collaboration in the Yangtze delta region in Shanghai’s hinterland, avoiding the more shocking cases of puppet regimes in north and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Nanjing. China, unlike France after World War II, had no chance to work out the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issues related to collaboration, and even today outrage at Japanese atrocities obscures questions of Chinese collaboration. Brook builds his thoughtful analysis on Japanese archival documents, Chinese memoirs, and interviews. By concentrating on the local level, he makes vivid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dministrators as they dealt with day-to-day problems. He concludes that 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Chinese elites ready to work for the Japanese, but that the relationship remained complicated and tense.”—Lucian Pye, Foreign Affairs
“Timothy Brook has produced a superb book about the vexed problem of collaboration… Of all the studies of collaboration—or those that touch on it—in East Asian studies, Brook’s provides us with the most interesting perspective. One of the book’s great strengths is the clear and methodical way in which it proceeds through its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Brook hews closely to his principal sources and texts, which he both utilizes and interrogates. He cross-examines Chinese and Japanese, collaborative and denunciatory, occupier and resistor texts, often with regard to the same phenomenon, if not the same event or person. Yet Brook is sufficiently a stylist that this procedure rarely lapses into a dry, judicial mode of inquir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lusions he draws feel remarkably faithful to his methodology.”—Prasenjit Duara, The China Journal
“[A] finely researched and subtly nuanced study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during the initial year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45… What is remarkable is that Professor Brook has uncovered from both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sides archival and memoir literature of a quality that allows him to present case studies that illuminate the ambiguities and complexities of collaboration, not to mention the essential mechanics of how it was sought and arranged… This work is not only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at of modern China; it also makes an invaluable addition to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wartime collaboration through recount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survival under the occupation state.”—David P. Barrett,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Timothy Brook’s study of wartim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Japanese army agents is a welcome and necessary part of the new historical thinking about wartime China… Brook’s book is a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subtly argued, and courageous study of a still delicate topic. It will be of value to all readers who wish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the 1937–45 Sino–Japanese War in more detail, and adds depth and maturity to a field that has sometimes seemed the prisoner of the type of nationalist paradigms that Brook seeks to undermine.”—Rana Mitte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Timothy Brook’s superb book is an example of the do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 at its best… In addition to painting a compelling picture of the multileveled and multidirectional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the occupation, Brook’s work is studded with notable insights… Brook’s writing style is at the same time urbane and engaging. In sum, this is an excellent study and a great read as well.”—R. Keith Schopp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Brook has written a very rich study, drawing on exceptional primary sources, that brings forward new facts and deals with burning issues.”—Marie-Claire Bergère, author of Sun Yat-sen
“A fascinating book that offers a wealth of material on issues and events that are not well known. The prose is informal and engaging, bringing the reader into the problems Brook faced in researching such a sensitive topic. The stories he explores are part both of a distinctive Chinese history and a common (and difficult) history of conquest and ru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 Bin Wong, Director, UCLA Asia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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