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牛津大學出版社印刷版2019 手稿本 2020

讀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的北大人，想應該看看書前部分。

時光真無情，即使許多知名革命人士的故事，後人幾乎都忘了，如著名的成功刺客被剖心餵人......

他們兄弟的"情"，魯迅後來的文章中的"指事"，都只是"詩"化 (如老弟挨揍)，"真實"的故事是...... (他們當然都知道歌德的回想錄《詩與真》。

知堂外語比老哥魯迅好，所以翻譯賺錢，常是老弟口述，老哥筆錄.......

周作人在日本6年 (最妙的是，公費留學名義是學建築，似乎沒上過相關學校/課) 。期間學過俄文、梵文、古希臘文 (他20年後翻譯，50~60年代更專心翻譯古希臘古典)。作人想續留日本學法文，魯迅(痛心)要他回國做事補貼家用。

記他們在日本上章太炎的《說文》(約1908)，章講到"尼"字"從後近之"，有聲有色，包括"仲尼"......

領頭字
尼


解形
《說文》：“尼，從後近之。从尸，匕聲。

近來時有研究周作人的文章刊出，範圍多以一九四五年周氏入獄為下限，其實此後周氏還有一個晚期，時間在一九四九——一九六七年。這段時間不短，著作也不少。生前出版者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和《魯迅的青年時代》，身後則有《知堂回想錄》、《周曹通信集》和《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問世。近來岳麓書社印行陳子善編《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二冊，收周氏此期零散文章近千篇，約百萬字。周氏這一時期著作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很少受時世影響，還是地道的“周作人特色”，所以不應為文學史家和文學評論家所忽視。在思想上與此前一脈相承，仍以“常識”為其核心，多道及他人所不道者；在藝術上則更進一步，可謂臻於極境了。可惜向來選本從不收入一二。陳君編這兩本書，也許竟可為研究周氏乃至現當代文學開一新領域。或者說這些文字因為種種原因，於周氏生前無甚社會影響，誠然，但不得因此便忽略了它。說到陳君編的兩本書，亦不無缺憾：第一，周氏本來編有一本“木片集”，是這一時期所作散文的自選集，雖未出版，究竟編得了，如今拆碎而統稱為“集外文”，於著者未免欠尊重；第二，《<亦報>隨筆》與“四九年以後”的區分沒有多少道理可講；第三，兩書之外，還有遺漏，如周氏為所譯《枕草子》寫的《關於清少納言》一文(載外國文學出版社《日本古代隨筆選》中)，又，張菊香編《周作人年譜》所收之周氏所作遺囑，這裡也不見收入。

補白




止庵

知堂回想錄--《周作人文選 I/II》收入： 三味書屋、我的筆名、最初的印象、紹興縣館(一)、(二)；道路的記憶館(一)、(二)；先母事略 等篇。

知堂回想錄

內容簡介

作者 周作人 ISBN 9780190988661 定價 HKD168  目錄 新書試讀

《知堂回想錄》是一本傷逝之作，一九六二年書寫到第四卷「北大感舊錄」，知堂老人說，「今天聽說胡適之於二月二十四日在臺灣去世了，這樣便成為我的感舊錄裏的材料，因為這感舊錄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回想錄》七○年五月香港三育初版，至今已歷半個世紀，箇中出版的艱辛曲折，請參見本書附錄曹景行文。近十幾年來，曾有多家出版社相繼重印《回想錄》，然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一直未能達到知堂後人所說的「接近著者的本意」。

牛津版以著者手稿為藍本，綜合校勘各個版本，訂正了自半個世紀前出版以來因襲的上千餘處排校錯誤。我們希望這個版本足以告慰逝去的著者和他的友人──曹聚仁、羅孚等先生。

周作人是現代中國散文大家，胡適晚年一再說：「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

本書收有重要知堂老人相片、手札、墨蹟。

編者簡介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翻譯家，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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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知堂回想錄》手稿本：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一個甲子的出版故事

202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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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知堂老人——周作人（一八八五至一九六七）在晚年時，應身處香港的曹聚仁之邀，寫成三十八萬字的回憶錄——《知堂回想錄》。貴為散文大家，周作人的回憶錄應為文壇瑰寶，但卻礙於周作人的歷史問題，導致《回想錄》的出版、刊載，一波幾折。即使等到周作人逝世之後、一九七○年在香港首次出版，同樣惹來不少問題，是否貼近周作人當初動筆之本意也成疑問。

二○一九年，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回想錄》的排印版本，根據周作人三十八萬字的手稿重新修訂，屬周作人研究以至是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進程。今年牛津再隆重出版《知堂回想錄》的手稿本，完整刊印全書手稿。周作人在戰後因「漢奸」罪名入獄，但自出獄後都留在北京，雖然如此，《知堂回想錄》從當初的約稿、後來的出版，到現在牛津版的排印本和手稿本，這書都跟香港密不可分。本版有幸邀得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及普及出版部總編輯林道群先生，詳談《知堂回想錄》的出版故事。

林：林道群 然：亞然

然：一般讀者對於周作人這個名字，知道的可能只有幾件事。第一個認識，大概知道周作人就是魯迅周樹人的弟弟，而周作人和魯迅的關係後來破裂了；第二個認識是周作人「漢奸」的罪名，因為周作人曾經在抗戰期間參加華北偽政府，抗戰結束後給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名拘捕判刑；第三個認識，周作人是現代散文大家，像胡適就說過「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又或是讀董橋的文章，董生也常常提到周作人，對周作人的文章推崇備至。這幾件事，對周作人的生命和寫作，帶來什麼影響、什麼限制？

林：時至今日，一般讀者還愛讀周作人散文，可見他的確非同一般。他散文寫得好，早見於一九二幾年的《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散文集，畢竟周氏兄弟成名於一百年前了，新文學時期魯迅周作人一出手已是數一數二的人物，當年郁達夫就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魯迅周作人最豐富最偉大。

到了一九四九年後，人在美國的胡適還一再跟陳之藩說，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了。你說的沒錯，一九二三年兩兄弟失和、抗日時期一九三九年周作人加入汪政權成為落水文人，的確至今仍然未有公論。比其兄長，知堂老人長壽得多，壽則多辱，一九六七年終究沒能熬過「文革」。而今作者過身逾五十年，著作版權開放，這幾年他的書有各種各樣的版本，說周作人是現代散文大家，一點都不為過，他近三十本散文集至今讀來仍津津有味。差不多十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過《周作人譯文全集》十一卷，洋洋大觀，他翻譯希臘日本文學，成就非凡，不遜色於他的創作。牛津前年先整理出版《知堂回想錄》排校本，現在又印行手稿本，卻是因為特別的因緣。

連載出版一波三折

然：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二○一九年出版了七百多頁的排印本，到最近再出版了完整的手稿本。實際上，《知堂回想錄》在一九六二年寫完，而周作人亦在一九六七年文革的時候逝世。在周作人去世之後，《回想錄》要等到一九七○年的時候，才在香港由三育圖書公司出版。周作人寫回憶錄，最初是由香港的曹聚仁約稿所促成，亦曾經希望在羅孚所編、香港的《新晚報》上連載，以為周作人提供稿費。但無論是《回想錄》的連載、出版等，都好像一波三折，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林：《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最後也可以說最重要的一部書，成書和出版的確是一個傳奇，尤其這是一個前前後後都發生在香港的故事，甚至時至今天，在我們今次的訪談中，依然有重要的新材料可以一說。

出版《回想錄》手稿本肯定有助周作人研究。事實上，書剛剛印好，我已接到研究周氏兄弟幾十年的中大榮休教授陳勝長老師短訊說，「藥堂談往」手稿的出版解決了困擾他多年的問題。手稿原題「藥堂談往」，全稿用毛筆一直寫到最後第五六三頁，仍然叫「藥堂談往」，署名「豈明」，分四卷二百零七篇。牛津這次封面上特別保留了「藥堂談往」這個原題。

說起來《回想錄》的傳奇故事，最早披露出來應該是一九八七年香港出版的朱魯大《近代名人逸聞》一書，有關《回想錄》在《新晚報》連載一個月被腰斬、《南洋商報》連載十個月、《海光文藝》連載未成、《朝日新聞》日譯出版未果、三育初版一面世隨即全面回收、聽濤初版、三育再版等等，多年來經各方面的補充和發酵，最翔實的，可參見牛津版所附曹景行根據父輩曹聚仁留存材料整理的文章，這次手稿本所附周作人長孫周吉宜提供的材料也同樣彌足珍貴。

「藥堂談往」到「知堂回想錄」

然：從手稿本裏看到，周作人的書名是「藥堂談往」，為何最後卻不以此作書名？

林：書名「知堂回想錄」而不用「藥堂談往」，的確需要說明一下，牛津手稿本所附周吉宜文章，作了很詳細的解說。知堂老人在「藥堂談往」這個書名下寫了兩年，每寫幾頁，便給香港寄去。與至今未公開的周作人日記對照可知，著者在手稿右上角寫有書名「藥堂談往」的，便是每次郵寄稿件去香港時的首頁。

其間曹聚仁一再建議改書名為「回憶錄」，直到就要完成全稿時，老人才說：「此稿擬或易名『知堂回想錄』，抑或仍舊，請代一酌定之。」意思是說未來書名可以改為「知堂回想錄」，但保持原名「藥堂談往」仍是自己的意願，現存資料中未見曹聚仁關於書名的直接答覆，但此後雙方信件中，知堂老人的確不再用「藥堂談往」而改稱「回想錄」，而曹先生仍一直稱以「回憶錄」——周吉宜認為僅剩的這一字之差，對雙方似乎仍然很重要。牛津手稿版可以做的是，把「藥堂談往」作為小題，用作者同意的「知堂回想錄」作為正式書名。

然：當時無論是報紙上連載的計劃，抑或是在三育出版社出版，稿件的目的地都是香港。這些手稿，當年從北京是如何寄到香港？

林：這個問題有點意思。如前所說，知堂老人寫作時以為香港報紙急於連載，隨寫隨寄便於報社發稿，這樣也可及時得到稿費。每寄新稿都會在新稿右上角題寫一次「藥堂談往」，改用新稿紙（全書用了五種不同的稿紙），每頁字數有變也會簡單說明。我數了，總共寄了八十八次稿。我說的香港因緣見效，這些送稿都藉當年《大公報》駐北京的辦事處轉送，否則怕沒那麼幸運稿件能全部順利寄到香港。

周作人無緣見證付梓

然：周作人從完稿到逝世的一刻，文章是否都未曾以任何形式出版過？

林：人在香港的曹聚仁跟知堂老人約寫回憶錄，寫了很多信，一九六○年老人終於同意動筆，你看到這部毛筆手稿不能不驚訝，三十八萬字的蠅頭小楷啊，寫足兩年到一九六二年底，的確仍然一字也發表不出來。一九六四年《新晚報》終於開始連載，也只維持一個月即被腰斬中止，羅孚寫過一篇〈回想《知堂回想錄》〉記述與此相關的事。那時文革已愈來愈近，老人應該無緣見過鉛字印刷版報紙。到了一九七○年《回想錄》終於在香港出版，是時知堂老人已辭世三年，意料不及的是書一面世，又受到北京的壓力。

《知堂回想錄》上下兩冊一九七○年五月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初版，因為書前「原件複製」了一封四頁紙的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札，觸犯了政治禁忌，書一面世被迫全面回收，撕下該信後重新裝訂，後來分別有三育單卷本、聽濤出版社兩卷本流傳於世。後來《周曹通信集》重新編入被撕毁的信，前年牛津排校本也據此重新刊出該信。

今天我受周吉宜所託在此要糾正說明的是：曹聚仁當年的「原件複製」信札並非原件複製。事關早年的影相製版技術有限，其中第三頁第一行還不幸的被製版手民把「也想不出有這樣的人。」裁成「也想不出有這樣的，」，因為標點符號留着，只裁去逗號前面的一個字，研究者一直都未注意到。

手稿三遇貴人保管六十年

然：二○一九年出版的牛津排印本，和早期三育版有什麼分別？重要性在哪裏？

林：牛津版《回想錄》和三育版的區別，可參見書中附錄曹景行、周吉宜、校勘者五度諸位幾篇說明文章。長話短說，曹聚仁當年收到《回想錄》手稿後，從一開始就想保留手稿的完整乾淨，每一頁都花錢找人抄寫才送去排版。雖然曹先生親自承擔校對，但因年事已大，「年老衰殘，精神不濟，伏案校對，腹痛如割」。也就是說，主要是校勘者校訂了不少排校的錯別字。當然畢竟過了幾十年，周作人研究在這些年的確有不少新的發現，牛津版書前附錄的幾十張圖片、書末附錄周作人寫於一九四九年的一封長信、許寶騤的題詞等等，這些都是當年三育版不可能有的重要文獻資料。

然：《回想錄》由寫成到現在二○二一年，手稿本才能出版。整部書三十幾萬字，這麼大部頭能夠有完整的手稿，是否很罕見？當初能夠保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即然保留了，為何中間又要隔這麼長的時間才能面世？

林：《知堂回想錄》不止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獻。六十年來，三遇貴人的悉心呵護，無驚無險。相比於《回想錄》於一九七○年五月由香港三育圖書公司初版的艱辛曲折，而今得以回到香港得以原貌面世，算是功德圓滿。

當年《回想錄》既已面世，曹聚仁得以放下十年牽掛後，把手稿交託給《新晚報》老總羅孚保存，其後羅孚被羈留北京十年，劫後餘生，回到香港，保存手稿二十五年後，一九九三年決定把手稿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時光荏苒，而今又過了三十個寒暑，在周吉宜和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協助下，《回想錄》全部手稿，現在都回到香港，完整無缺的原色刊印出來了。

曹、羅兩位老先生，悉心保存手稿，可以看作是老一輩人的互相信任和愛護，相信直至到羅先生捐出手稿，他們都沒有想過手稿有公開出版的今日。九十年代後，既然手稿已歸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周作人研究始終因為「落水」這個歷史問題，跟魯迅研究的待遇差天共地，若不是周作人後人的努力，以及香港這一塊特別行政區，也許還要再等更長的時間。

然：最後，想問一下牛津版的手稿本和排印本，兩本書的封面，都有一幅小畫，你為什麼偏愛這幅小畫？

林：這好像是一個小秘密，或者說是隱藏的一個語碼。這幅小畫三育版已經印在封面上，我一直覺得好奇，有回讀《周曹通信集》，忘了是一集還是二集，發現這畫原來是知堂老人自己畫在信箋上的，如獲至寶，遂沿用印在牛津排校版和手稿本封面上。周吉宜說牛津的版本最貼近著者的本意，除了正體字豎排，盡量保存了曹聚仁羅孚等先生的努力，也許也包括了這些微小的執著。

整理•亞然

圖•牛津大學出版社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電郵•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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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Shan Tsai

── 。

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提到周作人在香港賣文的故事，說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他聽聞某晚報副刊方先生說，他們要連載周作人的隨筆，高伯雨心想在北京的知堂老人怎會「賣文」賣到一家毫不相識且被認為反動的報紙呢？於是他向方君說：「請老兄看我薄面，給我兩星期時間，待我寫信問問他。在此期間內，千萬不可刊登，以免引起誤會，使老人惹來麻煩。」方先生很夠交情，答應了。

周作人的回信來了，這麼寫著——

伯雨先生：

得廿六日手書，敬悉一一。辱承關注，甚為感謝，鄙人一向不曾為港報寫文章，亦無學生代理，只有聽曹聚仁君勸說，寫《藥堂談往》，已有廿萬字，尚未完了。據說擬登《大公報》系統之《新晚報》，詳情須問曹君方知。此外別無投稿。至於學生代給稿件，別無其事。關於此事擬託曹君設法代為處理，蓋弟之文章現只有他一處代為經理也。港地事甚複雜，弟因不甚明瞭，決無亂投稿件之理，舊日學生甚多，近來亦久無往來，故所云云，其真實性殊亦難知也。專此致謝，即請近安。

周作人 十一月二日

收信後，高伯雨打電話問方君，他說為了不要使老人難過，現在決定放棄原定計畫，不登載了。至於哪些文章，高伯雨也沒有提到。而《藥堂談往》當時還沒寫完，後來到了一九七○年五月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初版，改名為《知堂回想錄》，這時老人逝世已三年餘了。2019年11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以知堂老人原稿校勘後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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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堂回想錄》的故事 - 許禮平





《知堂回想錄》手稿（作者提供圖片）




羅孚說過，「《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後的一部著作」。但書由完稿到連載再到出版，中間頗多波折，後來終得在港出版，其間羅孚及曹聚仁都居功至偉。但羅孚卻謙讓以為功屬曹氏，說：「周作人晚年的一些著譯能在香港發表、出書，都是曹聚仁之功。」

羅孚還指出：《知堂回想錄》是曹聚仁建議的。是「有一次曹聚仁談起他這個想法」，羅孚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報》的副刊上連載。」於是曹聚仁寫信給周作人。羅更說：「在周作人看來，這是《新晚報》向他拉稿，儘管也可以這樣說，但說得準確些，拉稿的其實是曹聚仁，因為立意和寫信的都是他。」（見羅孚《回想〈知堂回想錄〉》）

《知堂回想錄》是由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開筆，直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脫稿，再到《新晚報》刊登時，已是一九六四年的八月了。羅孚後來說：「是我還有顧慮，怕他這些儘管是回憶錄的文章依然屬於陽春雪，不為晚報的一般讀者所接受；另一個原因是要看看他對敵偽時期的一段歷史是如何交代的。後來見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這才放了心。」

即使是如此惴惴然的小心謹慎，但《回想錄》在連載個多月之後，仍給腰斬了。羅孚的交代只是：「我是奉命行事」。

內情局外人難盡悉，只知曹聚仁曾去信安慰周作人：「聚仁因為和京中最高層有往來，還可以做得主，所以要把這件事弄完成來。……可奈這兩年身體太差了，不能回京看看，也不能出遠門。有些話，等我當面說給您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

其實，曹聚仁是以虛言誑老者，此時的曹氏已是「不能回京」了。事緣曹氏所編的《現代中國劇曲影藝集成》，因不肯銷毀書中二三十年代藍蘋在滬、寧影劇界活動資料，因而犯諱。周恩來要保護曹，乃警誡他非得北京許可，不要回國。（見曹藝《現代東方一但丁──陪伴先兄南行記事》）。

形勢令知堂老人無奈，曹聚仁也為羅孚解釋「腰斬」之事，說：「對羅兄不要錯怪，因為他也只能執行京中的政策，不能自己作主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其實，《知堂回想錄》被腰斬之後，羅孚仍未放棄，初擬轉在《海光文藝》上擇要刊載。但文革風暴波及香港，《海光文藝》也夭折了。未幾，更遺憾的是知堂老人也在折磨中死去。後來，是曹聚仁說項得在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商餘》上連載，那已是知堂老人逝去的第二個年頭了。

曹氏又安排《南洋商報》將稿酬直接匯至三育圖書文具公司，用以解決回想錄的排版及印刷費用，乃令該書能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出版。曹氏在回想錄的「校讀小記」坦言：「這部《知堂回想錄》，先後碰到了種種挫折，終於和世人相見了。此稿付印時，知堂老人尚在人世，而今老人逝世已三年餘，能夠印行問世，我也可慰故人於地下了。」

其實此時的曹聚仁正處於貧病交迫的淒涼晚境，曹氏以病弱之軀，親負校對之責，「伏案校對，腹痛如割」。書出版後兩年，曹氏也在澳門病逝了。

再說此書出版後，也有些波折。因書前編置有周作人的幾封信，其中一封犯了當時的忌諱。羅氏勸曹氏刪去，免招麻煩。所以書雖出版了，卻莫名其妙的要「收回」，要撕毀犯忌的信頁，重裝封面，出版社也換成曹氏「聽濤出版社」的名義。

曹氏在校讀小記說：「此刻看了全書，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承認這麽好的回憶錄，如若埋沒了不與世人相見，我怎麽對得住千百年後的社會文化界？可惜，那位對老人作主觀批評的人，已不及見這本書了。我呢，只求心之所安，替老人出了版，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

曹氏雖非中共黨員，但自承是同路人。曹氏仍為此書的出版，向費彝民、羅孚報備。「彝民、承勳二兄：關於《知堂回想錄》的刊行，我個人負完全責任，如有錯誤，我個人願受任何處分，決無怨言。」「我並不居功，也不辭責。我先後校了三回，內容絕無反動之點，而且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保留下來。」字裏行間，隱約顯示出曹氏是在為羅孚開脫。

三育版《回想錄》雖得曹氏三校，但老眼昏花，仍訛錯諸多。說到訛錯，還有以下一個重要因素。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報紙多用活版印刷，排字工人執字排版，都是五指黑墨，故有「黑手黨」之稱。當稿件發到字房，為求速度，往往一紙剪成幾條，由各工人分紙執字，那供執字的原稿，在校對之後，即使不「五馬分屍」，也已模糊難看了。

由於羅孚愛惜知堂手澤，於是不惜工本，請人錄副，使能用抄本發排。此事曹聚仁在致周作人信中也有透露：「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羅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筆錢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因此之故，知堂手稿便能保存下來。

但稿件抄錄也同時會增加訛錯（這是三育版錯字多的一個原因）。在回想錄初版之後，曹聚仁便將整套原稿轉交羅孚保存，說：「兄可留作紀念，三五十年後，也許將是一份有價值的文物呢。」

羅孚費心費力保存的這部《知堂回想錄》手稿，在北京軟禁十年之後，回港即檢出，托人帶到北京，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在《知堂回想錄》成書半個世紀之後，牛津大學出版社又為該書出版，那是以知堂老人原稿重新排校，並附錄一些過去不常見的文獻資料，對研究知堂老人生平謗譽事功，至關重要。


許禮平

[1]北京十年[M]. 中央编译出版社 , 罗孚, 2011

[2]文苑缤纷[M]. 中央编译出版社 , 罗孚, 2010

[3]知堂回想录[M].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周作人著, 2002

[4]周作人年谱[M].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