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編
2019/07/24 -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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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
簡體書 ，[日]伊藤虎丸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08-08-01優惠價： 83 折，164元 這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對留日時代“初期魯迅”的闡釋和對《狂人日記》的解讀，作為。“伊藤魯迅”的本體論，具有著一個出色的學術模型所具有的優點。其對“竹內魯迅”框架的繼承與突破，其把魯迅放在明治三十年.
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
簡體書 ，[日]伊藤虎丸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05-01優惠價： 83 折，84元 本叢書收集了二十世紀不同階段海內外魯迅研究的精華，全面展現一代文化思想巨人風貌，深刻揭示魯迅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其中專著四部︰錢理群《心靈的探尋》、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汪暉《反抗絕望》、伊藤虎丸《...
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
- 作者：[日]伊藤虎丸
- 譯者：孫猛 徐江 李冬木 譯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1995年
本書共收文16篇，分作四個部分，即緒論、魯迅與明治文學、創造社與大正文學、附錄。作者的現代文學研究清晰地貫穿了一種精神︰一個具有良知的日本知識分 子強烈的現實感和反省意識所構成的主體精神的自覺。在本書作者的這些論文中，可以感到的另一個突出的思想，是他對于東方民族，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兩國，在西 方文化沖擊之下應有的民族個性問題的思考。這一思考，同樣表現了他從竹內好先生那里繼承來的一種富有自己思想的東方學者所具有的研究姿態︰在東西文化交匯 的視點中觀察民族文化的重建時擁有一種強烈的主體意識。
伊藤虎丸，1927年3月30日生于日本東京澱橋。1953年就學于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同年，受洗于日本基督教團美竹教會淺野順一牧師。1959年至 1962年，完成東京大學大學研究院入文科學研究科碩士課程。1963年，同研究科博士課程退學。專攻中國文學。歷任廣島大學、和光大學、東京女子大學、 明海大學等校講師、助教授及教授，學校法人平和學院院長、理事長，東京女子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主任，明海大學名譽教授。2003年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 論文《;沉淪論》、《故事新編的哲學》、《早期魯迅對尼采的理解與明治文學》、《作為問題的創造社》、《郭沫若的歷史小 說》、《早期魯迅的宗教觀——科學和“迷信”之關系》、《在“脫亞論”與“亞洲主義”的中間——日中近代比較文化論序言》、《魯迅文學的語言》等；專著 《魯迅與終末論》、《創造社研究》、《魯迅與日本人》等；論文集《郁達夫資料》、《近代文學中的中國和日本》等。日文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委員、譯者。
思考歷史︰日本一代有良知學者的靈魂——序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
緒論
亞洲的“近代”與“現代”——關于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為了心靈深處的交流——《瀛花集》代序
致中國讀者——《魯迅與日本人》中譯本後序
魯迅與明治文學
魯迅早期的尼采觀與明治大學
魯迅和西方近代的相遇
早期魯迅的宗教觀——“迷信”與“科學”之關系
《狂人日記》——“狂人”康復的記錄
《<故事新編>之哲學》序
創造社與大正文學
創造社和日本文學
《沉淪》論——從《沉淪》和日本文學的關系看郁達夫的思想和方法
郭沫若的歷史小說
佐藤春夫與郁達夫
附錄
明治30年代文學與魯迅——以民族主義為中心
魯迅如何理解在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 內村
現在，為什麼要重寫文學史——從“近代”與“現代”文學史意識談起
傳統文化在東亞各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作用及其異同——“現代化與民族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譯校者和原載雜志一覽表
後記
伊藤虎丸著述編年目錄
緒論
亞洲的“近代”與“現代”——關于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為了心靈深處的交流——《瀛花集》代序
致中國讀者——《魯迅與日本人》中譯本後序
魯迅與明治文學
魯迅早期的尼采觀與明治大學
魯迅和西方近代的相遇
早期魯迅的宗教觀——“迷信”與“科學”之關系
《狂人日記》——“狂人”康復的記錄
《<故事新編>之哲學》序
創造社與大正文學
創造社和日本文學
《沉淪》論——從《沉淪》和日本文學的關系看郁達夫的思想和方法
郭沫若的歷史小說
佐藤春夫與郁達夫
附錄
明治30年代文學與魯迅——以民族主義為中心
魯迅如何理解在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 內村
現在，為什麼要重寫文學史——從“近代”與“現代”文學史意識談起
傳統文化在東亞各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作用及其異同——“現代化與民族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譯校者和原載雜志一覽表
後記
伊藤虎丸著述編年目錄
序
中國學界之選擇“文學史”而不是“文苑傳”或“詩文評”，作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體式，明顯得益于西學東漸大潮。從文學觀念的轉變、文類位置的偏移，到教育體 制的改革與課程設置的更新，“文學史”逐漸成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知識體系。作為一種兼及教育與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學史”在20世紀的中國，產量之高，傳 播之廣，蔚為奇觀。
從晚清學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提倡新知與整理國故終于齊頭並進，文學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發展。在此過程中，北大課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傳甲 的《中國文學史》（1904）還只是首開記錄，接踵而來者更見精彩，如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和《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黃 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吳梅的《詞余講義》（後改為《曲學通論》）、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和《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 《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游國恩的《楚辭概論》等。這些著作，思路不一，體式各異，卻共同支撐起創立期的文學史 大廈。
強調早年北大學人的貢獻，並無“惟我獨尊”的妄想，更不會將眼下這套叢書的作者局限在區區燕園；作為一種開放且持久的學術探求，本叢書希望容納國內外學者 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學者有責任繼續先賢遺志，不斷沖擊新的學術高度一樣，北大出版社也有義務在文學史研究等諸領域，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吶喊助 陣。
在很長時間里，人們習慣于將“文學史研究”理解為配合課堂講授而編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學通史”），其實，“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此乃學者揮灑學 識與才情的大好舞台，盡可不必畫地為牢。上述草創期的文學史著，雖多與課堂講授有關，也都各具面目，並無日後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個“開天闢地”的時代，固然也有其盲點與失誤，但生氣淋灕，至今令人神往。魯迅撰《（中國小說史略）序言》，劈頭就是︰“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後 世學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魯迅先生始。”當初的處女地，如今已“人滿為患”，可是否真的沒有繼續拓展的可能性?胡適撰《（國學季刊）發刊宣 言》，以歷史眼光、系統整理、比較研究作為整理國故的方法論，希望兼及材料的發現與理論的更新。今日中國學界，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適的“三原 則”，又焉知不能開闢出新天地?
當初魯迅、胡適等新文化人“整理國故”時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識到新的學術時代來臨。今日中國，能否有此跡象，不敢過于自信，但“新世紀”的誘惑依然存在。單看近年學界之熱心于總結百年學術興衰，不難明白其抱負與期待。
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推出這套叢書，與其說是為了總結過去，不如說是為了面向未來。在20世紀中國，相對于傳統文論，“文學史”曾經代表著新的學術範式。面對即將來臨的新世紀，文學史研究究竟該向何處去，如何洗心革面、奮發有為，值得認真反省。
反省之後呢?當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們期待著學界同仁的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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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清學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提倡新知與整理國故終于齊頭並進，文學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發展。在此過程中，北大課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傳甲 的《中國文學史》（1904）還只是首開記錄，接踵而來者更見精彩，如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和《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黃 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吳梅的《詞余講義》（後改為《曲學通論》）、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和《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 《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游國恩的《楚辭概論》等。這些著作，思路不一，體式各異，卻共同支撐起創立期的文學史 大廈。
強調早年北大學人的貢獻，並無“惟我獨尊”的妄想，更不會將眼下這套叢書的作者局限在區區燕園；作為一種開放且持久的學術探求，本叢書希望容納國內外學者 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學者有責任繼續先賢遺志，不斷沖擊新的學術高度一樣，北大出版社也有義務在文學史研究等諸領域，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吶喊助 陣。
在很長時間里，人們習慣于將“文學史研究”理解為配合課堂講授而編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學通史”），其實，“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此乃學者揮灑學 識與才情的大好舞台，盡可不必畫地為牢。上述草創期的文學史著，雖多與課堂講授有關，也都各具面目，並無日後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個“開天闢地”的時代，固然也有其盲點與失誤，但生氣淋灕，至今令人神往。魯迅撰《（中國小說史略）序言》，劈頭就是︰“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後 世學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魯迅先生始。”當初的處女地，如今已“人滿為患”，可是否真的沒有繼續拓展的可能性?胡適撰《（國學季刊）發刊宣 言》，以歷史眼光、系統整理、比較研究作為整理國故的方法論，希望兼及材料的發現與理論的更新。今日中國學界，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適的“三原 則”，又焉知不能開闢出新天地?
當初魯迅、胡適等新文化人“整理國故”時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識到新的學術時代來臨。今日中國，能否有此跡象，不敢過于自信，但“新世紀”的誘惑依然存在。單看近年學界之熱心于總結百年學術興衰，不難明白其抱負與期待。
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推出這套叢書，與其說是為了總結過去，不如說是為了面向未來。在20世紀中國，相對于傳統文論，“文學史”曾經代表著新的學術範式。面對即將來臨的新世紀，文學史研究究竟該向何處去，如何洗心革面、奮發有為，值得認真反省。
反省之後呢?當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們期待著學界同仁的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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