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The Plague taught me about writers
引文未完請參考
https://bookjacketletters.wordpress.com/2013/10/19/what-reading-the-plague-taught-me-about-writing/
October 14-18, 2013
The Plague is not a happy read, but it’s a worthwhile read. It’s political, it’s philosophical – it’s a meditation on humanity. But for me, 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 is Albert Camus’ statement on ‘the writer’. He shows that every writer struggles with the ‘perfect’ phrase, the ‘perfect’ word. In The Plague, Camus captures this endless hardship through the character of Grand.
Grand, a writer, struggles with this sentence:
“One fine morning in the month of May an elegant young horsewoman might have been seen riding a handsome sorrel mare along the flowery avenues of the Bois de Boulogne.”
As the first sentence of his ‘writing project’, Grand desires perfection; he wants the Publishers to literally stand up and applaud after hearing it. But he admits it lacks something. And initially he devotes his time during the plague to work on the offending sentence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struggles with mortality.
When later asked how his work is going, his new sentence reads as:
“One fine morning in May a slim young horsewoman might have been seen riding a handsome sorrel mare along the flower avenues of the Bois de Boulogne.”
Grand then extracts feedback from his friends. As all writers know, getting feedback is a dangerous endeavor – every word under scrutiny is subjective. Handsome goes under the microscope, then sorrel. No wonder Grand is so exhausted by page 137.
When we meet Grand again and the topic of his work comes up, Grand (in what appears to be his final death throes) asks the Dr. to read his revised sentence (or ‘famous phrase’ as the book puts it):
“One fine morning in May, a slim young horsewoman might have been seen riding a glossy sorrel mare along the avenues of the Bois, among the flowers…”
++++++
La Peste (The Plague, 1946)
昔日1971 在東海讀 Camus 之 The Plague
印象中最深的是書中有一人 發誓寫書
不過 似乎老是在"第一段"的文字障中迷路
也許28年之後 讀其英文本 卻讀到該城的鴿聲/影.......
你還記得SARS(非典) 臨城的那段時間.....
卡繆的小說名著《瘟疫》:以阿爾及利亞為背景，但《瘟疫》的背景是城市。任何城市無論大小、無論在什麼國家，基本上都差不太多。"
***
2020.01.27 台北市
武漢因肺炎傳染病封城，讓人想起法國作家卡繆1947年的力作"鼠疫"。講的也是因傳染病而封城的故事。
謹分享2012年的一篇導讀。
卡繆的倫理觀：求善與驅惡
吳錫德 導讀
「鼠疫」號稱人類有史以來最危險的傳染病，習稱「黑死病」，因患者末期會皮下出血，全身發黑而死去。約莫在1340年代發生在亞洲西南，之後傳遍整個歐洲，造成7 500萬人死亡，使中世紀的歐洲人口折損了三成。其致命的病毒到18世紀才逐漸失去威力。
鼠疫改變了歐洲的歷史、生活乃至生存，進而影響了全世界。因為這個病毒是全人類的公敵，有關它的主題便散見在歷代的文學作品裡，其中尤以義大利人文作家薄伽丘（G. Boccaccio, 1313-1375）的《十日談》最為著名。寫的正是1348年發生在義大利的大瘟疫。這本名著也標示人們追求「活在當下」新的生活態度。卡繆的這本《鼠疫》（La Peste，另譯為《瘟疫》及《黑死病》）也強調個人的生存與抉擇，但與之截然不同的是，前者選擇逃避，10個人（3男7女）逃離災區，極盡可能的尋歡作樂；後者發揮博愛，投入救災，甚至捨身取義。當中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抨擊傳統的價值觀，尤其針對基督教會。卡繆不僅挖苦基督教士，否認來世，更以辯證法來捍衛個人追求幸福的正當性。
鼠疫改變了歐洲的歷史、生活乃至生存，進而影響了全世界。因為這個病毒是全人類的公敵，有關它的主題便散見在歷代的文學作品裡，其中尤以義大利人文作家薄伽丘（G. Boccaccio, 1313-1375）的《十日談》最為著名。寫的正是1348年發生在義大利的大瘟疫。這本名著也標示人們追求「活在當下」新的生活態度。卡繆的這本《鼠疫》（La Peste，另譯為《瘟疫》及《黑死病》）也強調個人的生存與抉擇，但與之截然不同的是，前者選擇逃避，10個人（3男7女）逃離災區，極盡可能的尋歡作樂；後者發揮博愛，投入救災，甚至捨身取義。當中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抨擊傳統的價值觀，尤其針對基督教會。卡繆不僅挖苦基督教士，否認來世，更以辯證法來捍衛個人追求幸福的正當性。
「鼠疫」的寓意
這本被法國學術界稱譽為二戰結束後最好的一部小說〔卡繆之前的處女作《異鄉人》也在1943年被沙特譽為二戰期間法國最好的一部小說〕，1947年一出刊即洛陽紙貴，在短短3個月內就售出96 000本。截至目前為止它的發行量已超過六百萬冊。第一個中文譯本是1969年由周行之譯自英文的版本。這部作品受到如此歡迎除了新穎高超的文字技巧及敘述手法外，最關鍵的還是書中所洋溢的人道主義關懷，以及對情節背景「似曾相似」的高度認同。
《鼠疫》基本上是一部寓言小說，雖然故事的時空背景確實可徵：1940年代、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奧蘭省的省會奧蘭市〔Oran， 阿拉伯文為Wahrān，「雙獅」之意，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曾到此城落腳，它亦是卡繆妻子的娘家〕。1941-42年間此地曾爆發斑疹傷寒，染病人數多達20餘萬人，當局曾進行大規模的隔離。但這些只是提供卡繆書寫的素材。事實上，早在1938年（卡繆時年25歲），在他的文學筆記《札記》裡已出現不少日後寫進《鼠疫》的記述。1941年3月，他在《札記》中寫道：「關於奧蘭，寫一部無關緊要且荒謬的傳記。」同年4月，他首次提到「一部關於鼠疫及冒險的小說」，並羅列了小說的角色及大綱。在這期間，他大量閱讀關於鼠疫的醫學報告、發展史及相關小說、記敘，甚至還包括一位名叫安德里安‧普魯斯特（Adrien Proust）所寫的《歐洲防疫和1897年威尼斯大會》的專論。此書作者正是鼎鼎大名的文豪普魯斯特的父親。
1942-1943年間他利用避居及養病之餘寫成了初稿。1943年曾發表一篇〈鼠疫的流亡者〉，其中部分內容出現在《鼠疫》的第二部裡。之後又陸續做了修訂及增補，尤其把納粹占領法國期間的許多事件一併寫進書裡，以及光復後諸多真人真事嵌進文本，於1947年竟書出版。小說出乎意料外的成功及轟動，也隨即獲頒「評論家文學獎」（Prix des Critiques）。旅美途中的沙特也放棄原先預定的講題，即興又熱情洋溢的談起這本新問世的小說。
有關鼠疫的寓意有著多層涵義，1942年卡繆在《札記》裡寫道：「我想通過鼠疫來表達我們曾經遭受的壓迫，和我們生活在其中的威脅及流亡的氣氛。同時，我想使這層涵義擴展到一般意義上講的生存概念。」書出不久，也有來自左翼知識界對他的批判（尤其是羅蘭•巴特的指責），指出他的作品過於道德傾向、缺乏互助的道德、過於置身度外等等。他回駁說：「我希望人們在幾個意義上閱讀《鼠疫》，但是，它最明顯的意義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證據就是，雖未指明，但是在歐洲的每個人都認出了它。」
很明顯地，「鼠疫」就是造成人類痛楚的一切「惡」。舉凡暴力、戰爭、納粹、極權、人生的苦難（仳離、孤寂、疾病、流亡、死別等等）。它同時也包含某些政治及社會批判：基督教會的顢頇及偽善、戰後法國社會的停滯及僵化，以及違反人性的死刑處決。卡繆更直接點出奧蘭居民的墨守成規及麻木不仁等等。
這本被法國學術界稱譽為二戰結束後最好的一部小說〔卡繆之前的處女作《異鄉人》也在1943年被沙特譽為二戰期間法國最好的一部小說〕，1947年一出刊即洛陽紙貴，在短短3個月內就售出96 000本。截至目前為止它的發行量已超過六百萬冊。第一個中文譯本是1969年由周行之譯自英文的版本。這部作品受到如此歡迎除了新穎高超的文字技巧及敘述手法外，最關鍵的還是書中所洋溢的人道主義關懷，以及對情節背景「似曾相似」的高度認同。
《鼠疫》基本上是一部寓言小說，雖然故事的時空背景確實可徵：1940年代、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奧蘭省的省會奧蘭市〔Oran， 阿拉伯文為Wahrān，「雙獅」之意，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曾到此城落腳，它亦是卡繆妻子的娘家〕。1941-42年間此地曾爆發斑疹傷寒，染病人數多達20餘萬人，當局曾進行大規模的隔離。但這些只是提供卡繆書寫的素材。事實上，早在1938年（卡繆時年25歲），在他的文學筆記《札記》裡已出現不少日後寫進《鼠疫》的記述。1941年3月，他在《札記》中寫道：「關於奧蘭，寫一部無關緊要且荒謬的傳記。」同年4月，他首次提到「一部關於鼠疫及冒險的小說」，並羅列了小說的角色及大綱。在這期間，他大量閱讀關於鼠疫的醫學報告、發展史及相關小說、記敘，甚至還包括一位名叫安德里安‧普魯斯特（Adrien Proust）所寫的《歐洲防疫和1897年威尼斯大會》的專論。此書作者正是鼎鼎大名的文豪普魯斯特的父親。
1942-1943年間他利用避居及養病之餘寫成了初稿。1943年曾發表一篇〈鼠疫的流亡者〉，其中部分內容出現在《鼠疫》的第二部裡。之後又陸續做了修訂及增補，尤其把納粹占領法國期間的許多事件一併寫進書裡，以及光復後諸多真人真事嵌進文本，於1947年竟書出版。小說出乎意料外的成功及轟動，也隨即獲頒「評論家文學獎」（Prix des Critiques）。旅美途中的沙特也放棄原先預定的講題，即興又熱情洋溢的談起這本新問世的小說。
有關鼠疫的寓意有著多層涵義，1942年卡繆在《札記》裡寫道：「我想通過鼠疫來表達我們曾經遭受的壓迫，和我們生活在其中的威脅及流亡的氣氛。同時，我想使這層涵義擴展到一般意義上講的生存概念。」書出不久，也有來自左翼知識界對他的批判（尤其是羅蘭•巴特的指責），指出他的作品過於道德傾向、缺乏互助的道德、過於置身度外等等。他回駁說：「我希望人們在幾個意義上閱讀《鼠疫》，但是，它最明顯的意義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證據就是，雖未指明，但是在歐洲的每個人都認出了它。」
很明顯地，「鼠疫」就是造成人類痛楚的一切「惡」。舉凡暴力、戰爭、納粹、極權、人生的苦難（仳離、孤寂、疾病、流亡、死別等等）。它同時也包含某些政治及社會批判：基督教會的顢頇及偽善、戰後法國社會的停滯及僵化，以及違反人性的死刑處決。卡繆更直接點出奧蘭居民的墨守成規及麻木不仁等等。
從荒謬到反抗
1947年6月，卡繆在他的《札記》將其作品及未來的文學創作構思分成三個階段；「荒謬」系列：《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卡利古拉》、《誤會》；
「反抗」系列：《鼠疫》、《反抗者》（1951）；第三系列則以「愛」（Amour）為主題。這個「愛」可以是親情、愛情、友情、博愛，甚至希望、認同等。其後完成的作品以其傳記《第一人》（1994）為代表。
早期人們輕率地將卡繆歸類為「荒謬作家」，如同彼時流行的「荒謬劇」的劇作家那般，或者是個人主義傾向的「存在主義作家」。沙特很早就看出端倪，他說過卡繆是「點出荒謬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我們生存的世界本身就充滿著荒謬，人有生老病死、富貴貧賤。卡繆提醒我們荒謬的存在；荒謬的不是世界，也不是人，而是存在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唯有透過「反抗」，才能取得平衡，也才能開創。《鼠疫》揭示了人類與荒謬的關係，以及人類面對荒謬所應採取的態度。其最終意旨在於，人類要走出荒謬的狀態。
卡繆在書中指引了方向，那就是人類有權追求「幸福」，而唯有透過「反抗」才能獲致這個「幸福」。換言之，人類的社會本就是以荒謬的形式存在，它令人心灰意冷，也教人卻步不前。唯有「反抗」，才能開創。同時也應積極介入到社會，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幸福的人，進而邁向一個理想的王國。但卡繆強調的毋寧是一種普世的、天職式的「介入」，而非像沙特所主張的意識形態的「訴求」。畢竟，人是被「投入」到世界、被「捲入」到時局裡。重要的是要清醒的覺察到自身的環境，去發覺荒謬的存在。這應就是卡繆存在主義哲學的起點：「覺醒」（或者「頓悟」）。反之，麻木不仁才是最可怕的。卡繆說過：「世界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
1957年10月，瑞典諾貝爾基金會以「其重要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今人類的自覺問題。〔…〕以完全純藝術風格的高度濃縮，把人類心靈中的種種問題，不加注釋地透過角色與情節，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授予他年度的文學獎得主。時過近半世紀，如今讀來，可說相當適切地點出卡繆思想的核心所在。
1947年6月，卡繆在他的《札記》將其作品及未來的文學創作構思分成三個階段；「荒謬」系列：《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卡利古拉》、《誤會》；
「反抗」系列：《鼠疫》、《反抗者》（1951）；第三系列則以「愛」（Amour）為主題。這個「愛」可以是親情、愛情、友情、博愛，甚至希望、認同等。其後完成的作品以其傳記《第一人》（1994）為代表。
早期人們輕率地將卡繆歸類為「荒謬作家」，如同彼時流行的「荒謬劇」的劇作家那般，或者是個人主義傾向的「存在主義作家」。沙特很早就看出端倪，他說過卡繆是「點出荒謬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我們生存的世界本身就充滿著荒謬，人有生老病死、富貴貧賤。卡繆提醒我們荒謬的存在；荒謬的不是世界，也不是人，而是存在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唯有透過「反抗」，才能取得平衡，也才能開創。《鼠疫》揭示了人類與荒謬的關係，以及人類面對荒謬所應採取的態度。其最終意旨在於，人類要走出荒謬的狀態。
卡繆在書中指引了方向，那就是人類有權追求「幸福」，而唯有透過「反抗」才能獲致這個「幸福」。換言之，人類的社會本就是以荒謬的形式存在，它令人心灰意冷，也教人卻步不前。唯有「反抗」，才能開創。同時也應積極介入到社會，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幸福的人，進而邁向一個理想的王國。但卡繆強調的毋寧是一種普世的、天職式的「介入」，而非像沙特所主張的意識形態的「訴求」。畢竟，人是被「投入」到世界、被「捲入」到時局裡。重要的是要清醒的覺察到自身的環境，去發覺荒謬的存在。這應就是卡繆存在主義哲學的起點：「覺醒」（或者「頓悟」）。反之，麻木不仁才是最可怕的。卡繆說過：「世界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
1957年10月，瑞典諾貝爾基金會以「其重要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今人類的自覺問題。〔…〕以完全純藝術風格的高度濃縮，把人類心靈中的種種問題，不加注釋地透過角色與情節，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授予他年度的文學獎得主。時過近半世紀，如今讀來，可說相當適切地點出卡繆思想的核心所在。
從現實到神話
《鼠疫》一書係以「紀事」（chronique）方式呈現，即以時間的順序記載事件的發展。從1940年代的某個4月16日爆發疫情說起，歷10個月解除隔離為止。以具體的時空描述一場想像中的大災禍。鼠疫遂成了一個殘酷的實驗室，檢驗著每一個人：醫生里厄、憤怒知青塔魯、神父帕納盧、公務員葛朗、新聞記者朗貝爾、走私商人柯塔，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對待鼠疫的態度。最後，除柯塔外，所有的人都一起組成了防疫義工隊。
小說以冷靜、平淡、紆徐不迫的口吻敘述了一場攸關生死、驚心動魄的大災禍。情節發展中穿插許多人生哲理的辯證與對話。敘述的手法尤見新猷，事件的敘述者幾乎隱姓埋名，讀者是到了第三部才赫然發現，原來作者就是第一男主角里厄醫生（本書沒有女性角色）。但細心的讀者也能發現那位憤怒的知青塔魯又何嘗不是卡繆本人！他極端又沉痛地提出他的時代訴求。
一改《異鄉人》中的冷漠、平和及事不關己，《鼠疫》的文字有血有肉，論證犀利、譏諷挖苦、又鋪陳許多真實事件及黑色幽默。卡繆十分欽佩美國作家梅爾維爾創作《白鯨記》的敘述手法。他說：「（《白鯨記》是）人們所能想像出來的關於人對邪惡開戰的最感動人的神話之一。」又說：「像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梅爾維爾是根據具體事物創造象徵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創造的。神話的創造者只有以現實的厚度為依據來寫神話，而不是在想像的瞬間進行創造才算得上是天才。」
談到他所追求的藝術風格，卡繆在《反抗者》一書中論述道：「藝術家透過語言，或者從現實中汲取的元素重新予以配置，所進行的匡正便稱之為風格；它賦予重新創造出來的世界以統一和限度。」卡繆可說充分掌握現實與神話的力量，並給予藝術化處理，使這部小說提升為一部既具象徵意涵，又貼合現實的作品。卡繆成功地讓一樁普通事件提升為一件普世認同的藝術作品。讓人類的痛楚、流亡、仳離等情緒得以昇華到具有某種象徵的「神話」。
總之，透過這部小說，卡繆清楚地傳達一個訊息，那就是「人之可讚之點，多於其可鄙之處。」1946年12月，他以公認不信教者的身分與天主教多明我教會會員座談，公開說道：「我對人類的命運是悲觀的，對人的命運卻是樂觀的。」
是的，卡繆正是以超越宗教信仰，既樂觀又入世的態度，來撰述這部小說，它（他）引領我們更清楚地看待世界、看重生命。
《鼠疫》一書係以「紀事」（chronique）方式呈現，即以時間的順序記載事件的發展。從1940年代的某個4月16日爆發疫情說起，歷10個月解除隔離為止。以具體的時空描述一場想像中的大災禍。鼠疫遂成了一個殘酷的實驗室，檢驗著每一個人：醫生里厄、憤怒知青塔魯、神父帕納盧、公務員葛朗、新聞記者朗貝爾、走私商人柯塔，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對待鼠疫的態度。最後，除柯塔外，所有的人都一起組成了防疫義工隊。
小說以冷靜、平淡、紆徐不迫的口吻敘述了一場攸關生死、驚心動魄的大災禍。情節發展中穿插許多人生哲理的辯證與對話。敘述的手法尤見新猷，事件的敘述者幾乎隱姓埋名，讀者是到了第三部才赫然發現，原來作者就是第一男主角里厄醫生（本書沒有女性角色）。但細心的讀者也能發現那位憤怒的知青塔魯又何嘗不是卡繆本人！他極端又沉痛地提出他的時代訴求。
一改《異鄉人》中的冷漠、平和及事不關己，《鼠疫》的文字有血有肉，論證犀利、譏諷挖苦、又鋪陳許多真實事件及黑色幽默。卡繆十分欽佩美國作家梅爾維爾創作《白鯨記》的敘述手法。他說：「（《白鯨記》是）人們所能想像出來的關於人對邪惡開戰的最感動人的神話之一。」又說：「像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梅爾維爾是根據具體事物創造象徵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創造的。神話的創造者只有以現實的厚度為依據來寫神話，而不是在想像的瞬間進行創造才算得上是天才。」
談到他所追求的藝術風格，卡繆在《反抗者》一書中論述道：「藝術家透過語言，或者從現實中汲取的元素重新予以配置，所進行的匡正便稱之為風格；它賦予重新創造出來的世界以統一和限度。」卡繆可說充分掌握現實與神話的力量，並給予藝術化處理，使這部小說提升為一部既具象徵意涵，又貼合現實的作品。卡繆成功地讓一樁普通事件提升為一件普世認同的藝術作品。讓人類的痛楚、流亡、仳離等情緒得以昇華到具有某種象徵的「神話」。
總之，透過這部小說，卡繆清楚地傳達一個訊息，那就是「人之可讚之點，多於其可鄙之處。」1946年12月，他以公認不信教者的身分與天主教多明我教會會員座談，公開說道：「我對人類的命運是悲觀的，對人的命運卻是樂觀的。」
是的，卡繆正是以超越宗教信仰，既樂觀又入世的態度，來撰述這部小說，它（他）引領我們更清楚地看待世界、看重生命。
(刊於《鼠疫》中譯本，顏湘如譯，〈導讀〉，麥田出版，2012，頁7-12。)
主要參考書目：
Camus, Albert, Oeuvres completes I, II(全集I，II), Tome I, 1931-1944 ; Tome II, 1944-1948,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2007.
--- , Oeuvres completes III, IV(全集III，IV), Tome III, 1949-1956 ; Tome IV, 1957-1959,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2008.
郭宏安，《從蒙田到加繆》，北京：三聯，2007。
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小說卷》，石家莊：河北教育。
Camus, Albert, Oeuvres completes I, II(全集I，II), Tome I, 1931-1944 ; Tome II, 1944-1948,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2007.
--- , Oeuvres completes III, IV(全集III，IV), Tome III, 1949-1956 ; Tome IV, 1957-1959,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2008.
郭宏安，《從蒙田到加繆》，北京：三聯，2007。
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小說卷》，石家莊：河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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