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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6年4月9日
地點：台中文學館（台中市西區樂群街48號）
地點：台中文學館（台中市西區樂群街48號）
大綱：
1. 廣義上1949年後非國民黨籍都可以通稱黨外，狹義的黨外指1975年由黃信介、康寧祥創辦"台灣政論"雜誌，開始串聯黨外勢力。
2. 從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開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等，都可以歸類為黨外雜誌。
3. 張炎憲教授在"美麗島事件與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折"這篇論文中，把當時黨外雜誌歸納有六個面向：第一、開始關心台灣未來前途。第二、開始批判大中國意識。第三、批判一黨獨大，主張政黨政治。第四、開始主張新聞自由，以至後來的開放報禁。第五、選舉言論可以批判國策。第六、主張解除戒嚴。
4. 以前台中市公園路附近一些舊書攤，販賣黨外雜誌。例如民進黨第一屆台中市黨部主委陳博文，當時在公園路開設統一檢驗院，他辦的黨外雜誌”潮流"，也能取得閱讀。
5. 會蒐集黨外雜誌的初心是眼看當時警總查抄如此嚴酷，又任職台中書報社，算是位於台中市愛國街警總中警部的常客，第一次被警總叫去"詢問"，雖然有心理準備，但也會害怕，在訊問室待整整一個小時，無人聞問，這是警總製造恐怖氣氛的第一步驟。這樣的方式讓人開始亂猜亂想，猜想不知道等等是否會被打，打完直接送綠島。
6. 當時的警總每沒收一本黨外雜誌，獎金五元，發行經理一個月才一萬六千元月薪，如果被警總查抄五千本，特務就有兩萬五千元獎金，比一個月薪水還多。所以後來每批雜誌都會準備50本讓警總查抄。
7. "台灣政論"之後是"八十年代"雜誌，比"美麗島"雜誌更早創辦，查禁的理由都很簡單。例如"選舉萬歲"雜誌，印一萬本，還沒流通就被查禁，只從警總那邊搶救一兩百本，所以一本當初賣一千元，林正杰選台北市議員時，以一本一萬元義賣。
8. 柯P是一個完全沒有歷史感的人，所以才會講出"尊敬蔣經國"這樣的話，二二八騎腳踏車挑戰雙塔這樣的荒謬。
9. 永遠不要期待統治者"手勢抬高"，只有監督制衡，政治才會清明，民進黨也需要被監督。
10. 黨外雜誌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這些黨外雜誌需要被好好保存，是台灣歷史中珍貴的一部分。
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
出版社：允晨文化，2015
售價 : $ 350
【關於本書】
黑夜。搜查。禁印。焚焰。
塵埋的記憶，激揚的秘辛，
屬於台灣的，
最絢麗的青春物語
作家林世煜 邱振瑞 感動推薦
三十幾年前，國民黨對內控制，還當盛時。我們辦黨外雜誌，好像在佔領區打游擊，一站一站快跑前進。採訪、拍照、寫作、編輯、打字、完稿，到了天將光，火速送廠，製版、校訂、調色，上機，印刷、摺紙，裝釘。流水工序一廠傳過一廠，像游擊隊一村行過一村。第二天深夜，打包完成，趁著夜黑風高，堆疊裝車，銜枚疾走，穿街走巷轉上高速公路。漆黑的車廂裡亮著兩只火紅的菸頭，兩個單兵互相掩護，展開縱貫線聯勤大作戰……。為民兄做為一名民間學者型的藏書家，有他身為書商的豐富資源，更在於他有心有情有意，在國民黨的爪牙和網羅當中，搶救福爾摩莎抵抗史料的堅持。——林世煜
作者是資深的書籍流通和出版業者，平時既廣泛地閱讀，有關遭查禁的各類政論雜誌，全被他蒐羅和保存下來，期號刊別齊全幾無缺漏，在這方面，可說遠遠勝過國家級的史料收藏。最重要的是，他是「在場」的觀察者。他親歷過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蔭谷。有了這兩種奇妙的經驗基礎，其展示的歷史圖景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儘管台灣已經進入二次的政黨輪替，民主的風潮方興未艾，轉型正義做得並不徹底，許多歷史罪惡沒有受到深切批判和清算，便走向看似幸福和平的民主社會，這終究沒能達至歷史創傷的超越與克服，頂多只是內傷外癒罷了。若果如此，它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可視為是投向未竟的轉型正義的一束亮光。——邱振瑞
呈獻在各位讀友面前的是，從一九七五年八月《台灣政論》創刊號起，經《夏朝》、《這一代》、《富堡之聲》、《長橋》、《八十年代》、《美麗島》，「美麗島事件」後由《進步》、《深耕》系列、《關懷》、《政治家》系列、《千秋評論》、《前進》、《自由時代》系列、《新潮流》等，再受到「民主進步黨」成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後，資訊自由傳遞的禁忌消失後，才日漸沒落，最後只能「休刊」的過程。歷代黨外前輩們努力爭取自由、追求民主的艱辛過程，也已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更期待有心人士能再進一步涉入這塊尚待開拓的領域，一棒接一棒為台灣民主及自由奠下更深遠的根基，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是我們的共同願望。——廖為民
【關於作者】
廖為民，台灣雲林縣人，現居新北市三峽。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畢業。曾任書報社發行經理，出版社行銷企劃，雜誌社發行副理，書報公司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出版社社長，從事文化工作逾三十年。現在擔任「座家」。喜好讀書，逛書店，聊天，小酌，沉思。目前仍就相關「黨外」查扣與查禁書籍撰述中。
為新書《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書寫的自序
小時候，因為父母在雲林鄉下小鎮開了家書店，看見警察三不五時都會來查扣禁書；稍長之後，眼見黨外雜誌與書籍，遭到警備總部蠻橫無理的查禁與查扣，甚至連圖書館等都要報繳，因而衍生出一個很單純的想法：「警備總部如此『抄家滅族』式的嚴禁，那我個人就為台灣社會大眾盡一己之力保存一本，給以後的歷史留下一些證據。」
就是這樣的想法——讓以後的人得以知道黨外人士在1970—1980年代極力爭取民主與自由時，他們在精神與物質上為我們承受了多少污蔑與壓力，只是為了傳承民主與自由的香火。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為了蒐集的方便與優惠的折扣（批發價），一腳踏入書報社行業，成為銷售人員，有更多的時間必須面對警總文化檢核小組人員猙獰的面孔及傲慢的態度，令我更看不慣這些人的囂張行為，被迫更同情黨外。
1980—1984年舉家北遷之前，我已蒐集了大量的黨外雜誌與查禁的書籍。在台北，仍然在出版社擔任行銷業務，更能齊全的購買、閱讀及保存。就這樣雜誌與書由台中北上，待過板橋區、內湖區、中正區、文山區、新店區、三峽區，像家人一樣陪我過了三十多年。
現在呈獻在各位讀友面前的是，從1975年8月《台灣政論》創刊號起，經《夏潮》、《這一代》、《富堡之聲》、《長橋》、《八十年代》、《美麗島》，「美麗島事件」後有《進步》、《深耕》系列、《關懷》、《政治家》系列、《千秋評論》、《前進》、《自由時代》系列、《新潮流》等，再受到「民主進步黨」成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後，資訊自由傳遞與禁忌消後，才日漸沒落，最後只能「休刊」的過程。
歷代黨外前輩們努力爭取自由、追求民主的艱辛過程，也已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更期待有心人士能再進一步涉入這塊尚待開拓的領域，使黨外前輩們的奮鬥讓更多新生代們有機會了解與體會，一棒接一棒為台灣民及自奠下更深遠的根基，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是我們的共同願望。
回憶從加入書報行銷工作行列開始，我蒙受太多友人的力助，讓我有機會一點一滴成長 如：引我入行的台中書報社翁天培社長；教我「先做朋友，再做生意」的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發行人；讓我更懂得悲天憫人、疼愛地球的《人間》雜誌創辦人陳映真；賜我機會去實踐理念的流通書報行銷公司陳克寧董事長；三十多年來陪我一路走過坎坷與逆境而不斷鼓勵我的信義書局林家成夫婦、翻譯名家林憲正、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創會理事長張維邦教授夫婦、洪鐮德教授夫婦、黃進騰夫婦、陳文賢教授夫婦，旅日作家黃文雄及作家楊碧川先生，及很多默默助我和家人成長的朋友，你們的愛心，我銘感五內。
本書的出生，要謝謝邱振瑞的提議與應援，百忙之中又蒙賜序，感激不盡。林世煜和胡慧玲夫婦是我敬重的兄嫂，對我助益甚多，而身為《自由時代》週刊第一和第二位發行人的「提頭來見」的勇氣，在1980年肅殺氣氛中，更為令人敬佩！更謝謝你們的賜序。志峰兄和允晨同仁的幫忙，使得本書順利出版，感謝你們的辛勞。
最後謝謝父母養育之恩及耿直、良善的教育，教導我正直、講理、擇善固執的個性，雖無「大發」，但也平安過日，盡本份做台灣國民。更謝謝我家的太座寶玉及一對可愛的子女，他們是我勇往直前的動力。另外我的兩位妹妹及妹婿，他們在照顧父母上分勞解憂的用心，是我萬分感激的。
謝謝你的耐心閱讀完它。
2015年8月26日父後八週年於三峽
序為民兄大作《我的黨外青春》
--藏書於民--
三十幾年前，國民黨對內控制，還當盛時。我們辦黨外雜誌，好像在佔領區打游擊，一站一站快跑前進。採訪、拍照、寫作、編輯、打字、完稿，到了天將光，火速送廠，製版、校訂、調色，上機，印刷、摺紙，裝釘。流水工序一廠傳過一廠，像游擊隊一村行過一村。第二天深夜，打包完成，趁著夜黑風高，堆疊裝車，銜枚疾走，穿街走巷轉上高速公路。漆黑的車廂裡亮著兩只火紅的菸頭，兩個單兵互相掩護，展開縱貫線聯勤大作戰。
三十幾年前，國民黨對內控制，還當盛時。我們辦黨外雜誌，好像在佔領區打游擊，一站一站快跑前進。採訪、拍照、寫作、編輯、打字、完稿，到了天將光，火速送廠，製版、校訂、調色，上機，印刷、摺紙，裝釘。流水工序一廠傳過一廠，像游擊隊一村行過一村。第二天深夜，打包完成，趁著夜黑風高，堆疊裝車，銜枚疾走，穿街走巷轉上高速公路。漆黑的車廂裡亮著兩只火紅的菸頭，兩個單兵互相掩護，展開縱貫線聯勤大作戰。
不能開快車，若被攔下來，就前功盡棄。我們由北而南，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一站一站丟包。子夜前抵達的北部縣份，有些書店尚未打烊，老闆睡眼惺忪相迎，交談甚歡。夜漸深，路漸南，所到之處，大多鐵門深鎖。我們靜靜地泊車，把幾疊雜誌堆在事先交代的某處，好整以暇地，抽支菸再走。如此這般，一路到南台灣的屏東，從子夜到清晨，天都亮了。
三十多年過去，我還記得幾處抵抗軍的游擊基地。像豐原的三民書局，台中書報社，嘉義紅豆書局…
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台中書報社。印象中是幾名熱情的青年經營的。他們批發黨外雜誌，不像做買賣，比較像搞運動。大家互相看一眼，就覺得對味。其中廖兄為民，是最典型的熱血份子。他不但賣書賣雜誌，進而藏書藏雜誌，甚至自己開了出版社。
所以，得知為民兄寫了這本書時，我一點都不訝異。也該他把自己的藏卷清點一下公諸同好的時候了。為民兄做為一名民間學者型的藏書家，有他身為書商的豐富資源，更在於他有心有情有義，在國民黨的爪牙和網羅當中，搶救福爾摩莎抵抗史料的堅持。
為民兄也是昔日彼時代的人物典型，無時無刻目光赤赤在吸收空氣中任何反抗威權的訊息。儘可能地，他每一本雜誌都讀，每一場演講都聽，每一件公案都頭頭是道。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後，他還可以幫政論雜誌校對老照片裡出現的人名。每個人他都記得。
他也記得我寫過什麼東西幹過什麼事，而且還留著紙本，真正鐵証如山。如今重讀，恍如隔世。在國民黨即將覆亡的前夕，翻閱三十多年來我們的世代親身經歷的血汗抗爭，和為民兄等，在人生的薄暮中，更盡一杯，笑看台灣人洗盡百年羞辱，真是不亦快哉。
黨外的青春時代 ◎邱振瑞
時代的變遷總是毫不留情就把受眾推向遺忘的深淵，許多黑暗恐怖的歷史甚至就此深埋在時間的土層裡，很少獲得關注和挖掘，更遑論熱烈的共鳴了。當話語者面對沒有共同的歷史經驗的世代，他的所有言述都可能被視為草塘裡的漣漪。但讀者不禁納悶，現實既是如此，尤其在大眾消費當道的時代裡，追求美食享樂和日常生活中，出版和撰寫被禁書刊的命運又能有什麼影響？又有什麼價值意義呢？從工具理性來看，在這個時刻印行和寫作這樣的書籍，必然吃力不討好，絕對不合成本概念，沒有邊際效應可言，但從價值理想出發，情況則截然相反。它自然要失去實際的利益，很難博得掌聲，但它同時在展現作者不妥協的硬骨，不容青史化成灰的歷史學家般的精神。以此角度閱讀這本書，或許你將有豁然開闊的發現。
自從文字和印刷技術的誕生，幾乎世界上所有的獨裁政權都仇視這些創造性的發明，害怕這些力量的批判與反制，他們若不能把它收編和敉平，就要展開逮捕行動和查禁銷毀的雷厲手段。毋庸置疑，台灣知識出版界同樣經歷過國民黨統治的戒嚴時期，長期以來沒有言論自由，出版品受到新聞局嚴格的審查箝制，批評或諷刺政府當局的言論，統統被消弭或被迫打成地下刊物。換句話說，國民黨政權不斷地濫用國家機器圍砌成這堵看不見的高牆，把知識人困在其專制下讀書，想獲取政府動態的民眾，只能冒險當秘密的讀者。在這樣的境況中，其實台灣人民與生活在史達林政權下的蘇聯人民毫無差異，不許放言高談，不許百家爭鳴，即連家庭成員間的情感交流，只能悄聲或竊竊私語。
以歷史際遇和條件而言，本書的作者自是最符合寫作此書的理想人選了。
作者是資深的書籍流通和出版業者，平時既廣泛地閱讀，有關遭查禁的各類政論雜誌，全被他蒐羅和保存下來，期號刊別齊全幾無缺漏，在這方面，遠遠勝過國家級的史料收藏。最重要的是，他是「在場」的觀察者。他親歷過這段黑暗驚心的歷史蔭谷。有這兩種奇妙的經驗基礎，其展示的歷史圖景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在我看來，本書的出版有多重的意義。儘管台灣已經進入二次的政黨輪替，民主的風潮方興未艾，可轉型正義做得並不徹底。沒有深切的批判和歷史反省，即走向看似幸福和平的民主社會，終究沒能達至歷史的超越與克服，頂多只是內傷外癒罷了。而它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可視為未竟的轉型正義投向的一束亮光。此外，透過他按編年史的史料鋪排和解析，為我們鉤沉出當時的政治風雲，還原出當年許多為言論自由奮戰的鬥士們。這些在我們考察現代台灣政治史的同時，都能為我們提供有用的線索。對於當年被查禁的書刊神奇地變成暢銷書熱潮的現象感興趣的讀者，同樣能得到某些感觸和啟發。
如今，這種歷史體驗已經很難領會，但願以後不再重現。因此，就這個意義上，這本書的刊行如同考古學者般的史蹟發掘，再次引領我們的目光，再次提醒我們在以滑玩手機為尚的現代，不要忘記我們在作為秘密讀者的年代裡，曾經有過為言論自由的微光拚搏而坐牢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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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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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政論》
《臺灣政論》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遷台後，第一本由台灣本土精英創辦與主導的政論性雜誌，更是以後一系列黨外政論的先鋒。由於《臺灣政論》結合戰後新一代精英從事反對運動，所以被視為黨外運動的起點。
《臺灣政論》由康寧祥立委（一九六九年當選台北市議員，一九七二年當選增額立委）於一九七五年請黃信介立委（一九六九年增補選之終身職立委）擔任發行人，他自任社長，由前《大學》雜誌主持編務的張俊宏任總編輯，姚嘉文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在當年五月向台北市政府新聞處提出登記申請，七月申請通過，八月《臺灣政論》正式創刊。後來又加入前礁溪鄉長張金策、政治犯黃華任副總編輯。
康寧祥在《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一書中談到：
《臺灣政論》的名稱起先不是這樣，我向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第一次申請的名稱是「台灣公論」，希望它將來成為台灣的公共論壇，主管官員聯想力很豐富，說「公論」的東洋味太重了，希望我換一個，我換成「台灣正論」，公正的正，還是不被接受，直到改成《台灣政論》才獲許可。
康寧祥在回憶錄中亦提到當時隱身幕後的作者群：
林鐘雄（台大經濟系教授）、蔡政文（台大政治系教授）、蘇慶黎（夏潮雜誌總編輯）、陳鼓應（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拓（作家）、黃順興（立委）、郭雨新（省議員）、葉榮鐘（林獻堂秘書）、王詩琅（台灣史前輩）、李慶榮（政治犯）、張化民（政治犯）及年輕一輩的作者。
《臺灣政論》創刊號出版不到三天，印刷兩版全部賣光光，加印至第五版一共五萬本。筆者手中保留的是第三版（即中南部到第三版才發行下來）。
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國之國際地位，是依賴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才得以應付中共的壓力。但是到一九七○年代，尼克森政府上台後，宣佈將與中共改善外交關係，國府失去美國的保護傘，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阿爾巴尼亞排我案，結果是：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而獲得通過。中共正式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隨後更失去聯合國各附屬機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席位。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並和周恩來總理共同簽署〈上海公報〉，支持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此舉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了「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正當性。同時在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的外交原則下，只要友邦國與中共建交者，立即與其斷交，蔣政權在一九七一—七五年斷交四十二國，而只建交東加一國。
黃信介在創刊詞〈我們想做的〉談到：
石油危機給與島內經濟沉重的打擊，至今尚無復甦的跡象。蔣公過世，中南半島潰敗，菲律賓、泰國與中共建交，一連串的事件，迫使我們面臨一個新的艱難的局面。在這一個新的艱難的階段裡，我們只看到執政方面的想法與要走的方向，而民間方面始終沒有一個園地來反應他們的要求和希望，若能匯聚廣大民眾的意見使官方與民間的反應得以交流配合，這對維持社會的生存發展必定會有好處的。現在該是搭起民間輿論發言台最適切的時候了。
《臺灣政論》是一份立場超然的民間刊物，它雖無任何黨派色彩，但卻可以包容各種黨派的意見，只要有益於國計民生，只要能促進大眾的安和樂利，不同的意見都可以在這裡充分的提出來討論，我們誠心地闢出這一塊園地，希望我們這種開朗的胸襟能博得朝野各階層人士熱誠的參與和支持，共同為我們的處境，為我們的將來，用我們的心血來灌溉它。
《臺灣政論》更宣稱要繼承《自由中國》、《時與潮》、《文星》及《大學》等雜誌批評當道、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傳統，「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的諸種不合理的事項」，發揮「掃除髒亂」的功能。
《臺灣政論》每期封面都有一把象徵自由的火炬和一支代表廣播的麥克風，即是表示搭起「民間輿論發言台」，對外傳播「爭取自由與民主」的言論。第二至第四期封底印上「台灣—你愛我愛大家都愛政論—你論我論大家都論」標語；第五期封底則印上「民主‧自由‧人權永遠放出光芒！」充分展示出「民主」、「自由」與「台灣問題」是《臺灣政論》言論的重心和主要方向。
它的每期文章大致分文「專論」、「放眼看世界」、「政情評述」、「大眾心聲」、「人物介紹」、「草野閒話」、「讀者論壇」等欄目，關心的層面很廣泛。已故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在〈美麗島事件與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折〉一文中指出了《臺灣政論》的言論大致有六個面向：一、開始思索台灣未來；二、批判大中國意識；三、批判一黨獨大，主張政黨政治；四、主張新聞自由；五、選舉言論可以批判國策；六、主張解除戒嚴。
台大政治系呂亞力教授在〈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一文中，對《臺灣政論》有過如下的評論：
《臺灣政論》文章的品質一般都相當高，故該刊的發行不僅給予反對黨影響新興中產階級有效的工具，而且使社會大眾相信其為一個值得信任的負責團體。此外，該刊把政治體系與政策作深刻的檢視，並按民主價值作批評，此使得執政當局承受相當的壓力。
國民黨深知媒體的力量，因而積極管制，將報紙數量控制在三十一家自己人手中，並且透過黨政力量的運作，以正式(法令)或非正式(勸說)的各種手段，來操控各種媒體，壟斷傳播資源。對於黨外雜誌，常透過要求登記、審查、扣押、沒收、勒令停刊、盯住印刷廠、巡查書報攤銷售據點等手段，設法掌控發行量，令其只能有限度的流通在反對人士與少數讀者之間，而使得異議刊物不致因發行量增加、讀者增多，擴張刊物的影響力，更可因此造成黨外人士在財務上的損失。
《臺灣政論》風起雲湧的影響力，加上結合本土人士集體參與政治的力量及舉動，瀕臨蔣經國所能容忍的極限，更是考驗國民黨的耐心。在十二月發行的「選舉特大號」，同時刊登姚嘉文〈憲法與國策不可以批評嗎〉、陳鼓應〈早日解除戒嚴〉、郭雨新〈被遺忘的社會—人道主義所不能容忍的軍眷問題〉及邱垂亮〈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等極具挑戰性的文章。
一九七五年增額立委選戰結果時，當時以「黨外」名義參與而當選的有康寧祥（台北市）、黃順興（彰化縣）、許世賢（嘉義縣）等，黨外前輩郭雨新則由於國民黨縱容提名之候選人大肆買票，加上製造郭雨新大量廢票而落選。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則以發表在《台灣政論》的〈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一文：內容宣傳台灣人要想當家做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在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是台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等言論，涉嫌觸犯內亂罪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依據「出版法」予以《臺灣政論》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國民黨社會工作委員會、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法務部調查局等七個單位，成立專案小組處理「台灣政論事件」，最後決定辦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臺灣政論》駐北美地區總代表賴義雄等十五人發起簽名運動，要求台灣當局保障言論自由。留美學生同時在美國5個城市發動示威遊行，包圍駐美大使館及領事館，呼籲國民黨政府以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處理此事，更寫信給蔣經國，希望撤銷停刊處分，尊重《臺灣政論》成員和作者的人權，不可藉故迫害或拘捕。
這項舉動令蔣經國為首的國府當局有所顧慮，因而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姚嘉文四人遂無事。1976年7月，國府以「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為由逮捕黃華，軍事法庭處以有期徒刑十年。張金策的舊官司又被重新提出，張遂於1977年5月在國內外友人協助之下偷渡出境，流亡海外。
蘇慶黎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一書中，受訪指出：
《臺灣政論》雖然只有幾期，但對台灣歷史來講是一個滿大的分水嶺。雷震被逮捕後，台灣只能夠透過每隔幾年舉行一次的選舉，表達一點反對的氣息。到了《臺灣政論》，台灣的民主政治開始進入比較有計畫、有步驟、有策略而且比較有理論系統的反對運動；這種反對運動不只是一個純粹選舉的運動。台灣戰後成長的一代也開始正式介入；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已經跟郭雨新那一代很不一樣，雖然我們的結合點也是對抗國民黨的絕對統治。從《臺灣政論》之後，不管有沒有選舉，這個反對運動都可以透過辦雜誌來持續。
許瑞浩在〈《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其貢獻：
一、《臺灣政論》起於一九七○年代中期，對促進「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發展產生作用。
二、《臺灣政論》成為黨外雜誌的典範，為以後的政治反對運動定下基調。
三、在《臺灣政論》實際參與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對往後政治反對運動所採取的幾種主要運動方式，如參與選舉、議會問政、發行雜誌、群眾運動及街頭抗爭等，都已充分運用，或預示其運作可能性。也在某些方面顯示了反對運動與國民黨政府互動關係的原型。
四、對於政治反對勢力與反對運動而言，《臺灣政論》證明黨外雜誌除了宣傳、啟蒙的作用外，還兼具招募人才、訓練成員、籌措財源、組織動員等功能，並提供一個可資團結凝聚的組織核心，使反對運動能夠發揮集體的力量。
《臺灣政論》就像一把鎖匙，雖然小，卻可開啟一扇重要的門，通往充滿各種可能的廣大領域，而這個領域不只是政治的，更是知識的。艱困的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已呈「大江東去，流擋不住」的趨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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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因兩位朋友的新書而有聚會。參加在信義書局舉辦的，廖為民先生的《我的黨外青春》(允晨)會，讓我有機會走過復興南路和台大校園兩次，過程可看的世相和風景不少。http://hcbooks.blogspot.tw/2015/11/blog-post_14.html
認識廖先生十幾年了，第一次看他穿這麼漂亮，講這樣多的與中部警總幹部的鬥法的故事，說這樣多次的感謝太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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