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
夏先生

7,369

夏志清寫的羅素與艾略特刊登不久他來信說：「此文重讀我也喜歡，總之文章寫得這樣長而讀來氣勢甚盛，應該算是不容易的。文中有時採用『中國人的看法』，其實此人非我，可說是我戴的面具也。Russell精力如此充沛，當然值得envy。Eliot一生不樂，二次婚後，人變得happy些，但也變得庸俗。」夏先生永遠是夏先生，這樣自負這樣率直這樣淵博這樣通透。他說他寫英文謹慎，英文真好。那是真的：英文練得到像他那樣明凈不妨自滿。他說他寫中文格外用心，總想着寫得乾淨清新，寫完重讀還是覺得好。那也是真的，他的中文文章跟他寫的信一樣好看，山高水長。夏先生好像從來不在意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他的淵博是他的洞明，他的世故是他的練達。婚姻愉快了人會變得庸俗，那是深入的觀察細膩的考量，沒有充沛的人生經驗沒有這樣的體會。艾略特一九一五年娶了薇薇安，一邊在銀行工作一邊寫詩寫文章編雜誌，著名的《荒原》是那段時期寫的。離開銀行轉去掌管出版社Faber and Faber，艾略特詩作連連，著述不斷，步步奠定文學地位。夏先生說他一生不快樂是說妻子薇薇安身心衰弱，多愁多病，艾略特疲於應付，壓力很大。一九三二年艾略特四十四歲和薇薇安離婚，一九四七年薇薇安逝世，翌年艾略特拿諾貝爾文學獎，拿功績勛章。夏先生說的二次結婚是一九五七年艾略特迎娶薇萊麗，那年艾略特六十九歲，八年後一九六五年他七十七歲辭世。夏先生厚道，信裏補了一筆說如果沒有薇薇安，也就沒有艾略特那種特殊的成就了。那封信夏先生不寫年份只寫十一月四日，推算是一九八四年。下一封信裏他說他去了幾個地方開會，順便到新奧爾良住了一晚，說新奧爾良另有風味，菜餚極佳，一般人天天吃米飯，吃魚，吃蝦，吃螃蟹，跟江南相仿。他說佳餚可喜，只是年事漸大，健康大不如前，不敢饞嘴。翌年三月，夏先生信上說血壓高了，影響mood，看醫生量血壓，上壓一五 ○，下壓九十二。他說他「忽發奇想」，戒煙，不吃藥，做少汗運動，求血壓自動調整為正常，上星期量血壓，不吃藥的緣故，上壓一七○，下壓一百，「把我大嚇一跳」，只好服藥休息，也去了一趟匹茨堡，再量，上壓一四二，下壓八十八，「堪稱正常矣」。我主編《明月》頭兩年夏先生應我邀約寫了幾篇文章，我們還沒有見過面，見面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中旬了。他來信起初稱我「董橋吾兄」，慢慢改為「董橋吾弟」、「小董吾弟」。夏先生跟吳魯芹先生一樣，說寫信稱呼光兩個字、三個字不順當，要四個字讀起來才順口，吳先生叫我「小董」不加「吾弟」加「如晤」，夏先生倒愛寫「吾弟」了。吳先生還說六個字也好聽，比如「適之先生道席」。想想也對，雙數比單數穩健。兩位前輩都是文章大家，下筆都躊躇，都考究。我寫信給他們談了正事常常故意品評文章，說古道今，博取他們回信隨便回應兩句讓我長長見識。這樣拋磚果然引得了不少美玉。有一回，我給夏先生寫信說寫文章講靈氣講學問之外還要有一點邪氣。夏先生回信說：「此說以前從未聽過，想想很有道理」。他說大概「邪氣」即是艾略特所謂的wit，加上中國魏晉文人那種不與世俗苟同的風格。他說多恩John Donne是最具邪氣的詩人，讀來味道不同，蒲柏Alexander Pope刁鑽尖刻，面貌一本正經，骨子裏也邪氣：「我寫文章很candid，不說假話，可能腦子較人靈活些，看起來也帶點『邪』。」夏先生順水推舟，說有些人只懂西文，中國文化毫無所知，文章寫不好；有些人國學根底深厚，西洋學問白紙一張，寫的文章也難令人心服。多恩確是玄學怪才，落筆大膽，愛憎分明，情詩寫得最好，辯才也高。蒲柏體弱背駝，才華蓋世，待人刻薄，翻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出大名，一生名句多得不得了。一九八四那年我組稿出奧威爾名著《一九八四》專輯，請夏先生和幾位名家各寫紀念文章。夏先生寫了，許多人讀了讚賞，他很高興，來信說文章是我逼出來的，是他第一次討論西洋小說，一寫寫了這樣長，「應向你致謝」：「高克毅來函，謂此文比George Steiner那篇好，聽了很高興。年初台港此類文字很多，大概要算我這一篇名列冠軍。」夏先生有一封信說他喜歡人家稱讚，說"we all live on praise"，真好玩！他信上說的Steiner是喬治．斯坦納，當代鴻儒，著名教授文評家，七十年代英國讀書界熱門人物，我追讀他的著述追了好多年：「同吾弟一樣，我對猶太intellectuals頗感興趣，哥大各院師生一半都是猶太裔。」夏先生說斯坦納博學善文，近年對猶太問題太感興趣，立論不免偏激：「他的第一本書Tolstoy or Dostoevsky我真喜歡，後來的文集可能都比不上它。」記得我讀斯坦納也先讀《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國學院裏一位學長說學術著述寫到這個份上真是頂級：「一入晚年，斯坦納有權放任自己寫些性情之作，不再計較理論之周全學術之規矩了，」他說。我跟夏先生交往那幾年夏先生也入了晚年，寫文章也進入了流水行雲的境界。夏先生一生喜愛電影，早年看得多，西方電影尤其熟悉，我勸他有空寫點影評，他心動，好幾次說真的想寫，俗務纏身，無暇執筆：
The Killing Fields我尚未看，也是原則上不想看同越南戰爭有關的電影（雖然此片觀點我可以完全接受）。A Passage to India拍得很好，片尾稍差，這是原著如此，不能怪David Lean。Amadeus我認為是劣片，反而Oscars拿得最多，潮流如此，奈何。吾弟要我寫觀影雜記，今年systematically看了些 Hitchcock的電影，一九三三年後的電影可能只有三四部未看了。如寫文章，當可使文學界同行吃驚。Lubitsch我至少可寫三篇長文。

夏先生說的是德國電影導演劉別謙Ernst Lubitsch，拍社會風俗喜劇片聞名，一九一九年拍《木偶新娘》和《牡蠣公主》奠定導演聲譽，移居美國，在好萊塢拍豪華古裝版《羅西泰》，拍有聲片《璇宮艷史》，拍攝不再同時錄音而改為配音，攝影機從此擺脫隔音箱。一九三四年拍《風流寡婦》轟動一時。一九四七年逝世。夏先生那封信上說，他答應宋淇先生跟高克毅合編《元曲選譯》，還掉這筆文債才動筆寫電影，可惜一拖多年，終於沒寫。其實我最企盼讀他寫的希區柯克，他信上也多次提到希區柯克的經典作品，熟極了。夏先生說希區柯克執導手法乾淨，害他寫英文寫中文也追求行文和思路都乾淨。我說他的中文文章syntax是中文的，思想是西方的，夏先生高興得要命。他說「中國文學讀得愈多，對中國傳統也愈討厭，但二十年來多讀中國文學，自己寫起文章來，的確不寫讀來不順的句子。」美國住久了，夏先生難免洋化：「早年在中國的時候，總覺得做人很吃力，到美國後，才覺得同人來往也很有趣，自己的幽默感也開始blossom。」難怪一些泥古的老一輩人一提夏志清眉頭不禁稍稍皺了一皺。其實夏先生仍然甩不掉舊派中國人愛管閒事的脾性，好幾次熱心推薦我發表他的朋友的文章和繪畫。我登於梨華的作品他讀了也亢奮，馬上寫信給於梨華讚揚一番。明史專家黃仁宇是夏先生的知交，有一回黃先生寫了一篇明史文章大陸刊物發表了夏先生還希望我轉載，說文章solid，有新見解：「黃兄口吃，命也不好，現已失業，但他是明代經濟史權威，前三四年曾出《一五八七》一書，大為轟動，堪稱為近二十年最penetrating的一本中國歷史研究，而且是narrative history，讀來趣味盎然。Updike曾在New Yorker上為之作評，堪稱殊榮也。」黃仁宇的大作儘管不便轉載，黃先生那部《萬曆十五年》我細心拜讀，實在太好！離開《明月》我和夏先生通信漸疏，台灣香港報刊上好像也很少看到他的新作，畢竟我和我這一代的主編都老了，編者不邀，能者不寫，文林蕭條。夏先生高齡謝世我沒有寫悼文，春節假期翻讀他一叠舊信不無人琴之感，這樣自負這樣率直這樣淵博這樣通透的前輩不多了。有一封長箋夏先生說我給他的信上提到文筆的「汁」與「水」的問題，他說他昨夜讀 Joseph Epstein一篇〈Writing Essays〉，愛潑斯坦說美國有愛默森和懷特兩位散文大家，他跟懷特倒開了這樣一次玩笑：

E. B. White writes a pellucid prose, but his subjects have never engaged me. Gertrude Stein once said about Glenway Westcott that his writing has a certain syrup but it does not pour; so, for me, do the fluent essays of E. B. White pour and pour but no syrup comes out.

愛默森是十九世紀美國思想家，散文家，提倡個人自由和社會改革，夏先生的哥哥夏濟安翻譯過他的〈論美〉。懷特是美國當代著名作家，文章好看，《紐約客》特約編輯，一九八五年八十六歲逝世。夏先生這封信是八四年六月寫的，打字機打出引文，他告訴我說愛潑斯坦文章登在六月號《新批評》月刊，囑我趕快找來一讀。夏先生一生用功，也逼後輩用功，是朋友，是老師。

對話王德威：夏志清讓西方認識中國文學

訪談狄雨霏2014年01月07日

夏志清（左）和中國作家錢鍾書在一起。

Courtesy of Della Hsia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Chinese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愛德華·C·亨德森(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王德威在一次採訪中表示，於去年12月29日去世、享年92歲的中國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具備真正的國際視野，敏銳、審慎而高明」，其「學術生涯堪稱傳奇」。王德威通過這次訪談探討了自己的這位導師和朋友的卓越人生和事業。

夏志清於1921年出生於上海，1947年移民美國，後成為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王德威說，他對西方文學醉心不已，然而他最知名的成就是在冷戰期間特有的中國信息真空期內，把中國文學作品推介給了西方，並建立了一個沿用至今的文學正典體系。

重要的是，在當時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夏志清把西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幾名被忽視的中國作家身上，比如錢鍾書、沈從文和張愛玲，後者的作品包括（被導演李安拍成了電影的）《色·戒》以及《傾城之戀》。

夏志清和張愛玲有書信往來，在《紐約時報》1995年刊登的張愛玲訃文上，他稱張愛玲為「40年代湧現的最有才華的中國作家」。他讚許地將張愛玲和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及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等作家相提並論。夏志清的重要著作有三本，分別是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8年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和2004年出版的《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今春，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將出版他最後的一本著作——一部元代戲曲輯選。

在一篇訃文中，王德威探討了夏志清的核心理念，即中國作家感時憂國的意識。他在採訪中闡述了這一點。以下為編輯後的採訪節選：

問：

夏志清對中國文學的重要性體現在哪裡？

答：

他在中國歷史上極為動蕩的時期前往美國。當時是1947年（距離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尚有兩年）。他想攻讀英語文學學位，卻被上世紀50年代所謂的冷戰文化政治所困。這是一名志向遠大的年輕人。他熱愛英語文學和歐洲文化。他在大都會上海長大，然後中國發生了內戰，他滯留美國，無法回國。在美國大學裡，他也找不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問：

他是怎麼做的？

答：

1951年，（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饒大衛(David Rowe)聘他編寫一本用於朝鮮戰爭的手冊《中國：地區導覽》(China: An Area Manual)。他感到乏味，就離開了，不過在那個過程中，他對中國文學有了真正的了解，之前他並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最終他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在50年代還沒有被稱作中國現代文學的領域，因此，他的著作《中國現代文學史》在1961年的問世就成了一件大事。那是一本讓他在西方揚名的著作。一個學科也因此建立起來了。

2013年，夏志清（右）和妻子王洞及王德威在一家餐館的合影。

Courtesy of Della Hsia

問：

在訃文里你寫道：「任何人要想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新的研究，都要先先查閱、質疑或者至少是反思夏志清的觀點」，你還寫道「多年以來，夏志清一直因為奉行歐洲中心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立場、以及新批評派(New Critical)的標準而受到指責」。是不是可以說，他獲得的爭議和尊重不相上下？

答：

今天，我們可以回過頭去，嘲笑他的錯誤，或者他的偏見，或是別的什麼。然而，他是建立範式的人物。這就是他引發爭議和辯論的由來。在中國（那裡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能買到他的書），許多人喜愛他，是因為他們認為，他是民主和審美觀自由的代言人。不過，我們的左派和新左派朋友稱他是右派分子。夏志清真的相當享受這種對峙。他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在這個領域，我從未見過他這樣的人。從不犬儒。但是固執己見。

問：

他的個人生活和身份認知是怎樣的？

答：

夏志清的故事其實就是背井離鄉的故事，一個知識分子從東方來到西方。他的逝世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逝去。他是在一戰與二戰之間的那段時間憑藉獎學金前往美國的，他們這代知識分子其實是滯留在了美國，除非他們真的很愛中國，希望回去。但他的最愛是英語與歐洲文學。這就是爭議所在，因為年輕一代的中國學者從中國來到美國時（在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後），形勢變得越來越緊張。一些中國人覺得，他怎麼沒什麼民族主義者的樣子？他是真的融入到紐約文化、美國文化中去的。他是一個愛開玩笑的人，非常有趣。

問：

在訃文中，您還寫道，「在夏志清所有的評論中，他的『感時憂國』說的影響最大。就像他指出的那樣，『現代中國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爾斯泰和（托馬斯·）曼那樣，熱切地去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但他們非常感懷中國的問題，無情地去刻畫國內的黑暗和腐敗。』」這種自我困擾的說法有什麼重要意義呢？

答：

夏志清在1971年第二版《中國現代小說史》附錄的一篇題為《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的文章中提出了這個表述。在這篇文章當中，夏志清回顧了截至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小說的發展史，以及人們如何被自己國家的不安情緒所困擾。他們沒有精力，也不願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以外的任何地方。他們將中國視作不安與不公的中心。他覺得這種自我挫敗的態度有利也有弊。從某種意義上，這可能會在一個古老帝國、古老文明中創造一種真正的緊迫感。但他認為這是一種施虐文化，他利用這個術語來評論中國的現代性。

他辯稱，我們需要看到中國之外的地方，與世界、西方文明真正接軌，即便它們也存在弊病。卡夫卡、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絕不會孤立地看待他們的文明存在的問題。他表示，如果中國的作家能夠敞開胸懷，注意到中國文化之外的世界該多好。狹隘主義是他經常使用的詞語。他覺得中國作家有一種病態地偏執。他不喜歡魯迅，你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中國人稱他是中國的良心。但他把魯迅貶為一個心胸狹隘、有才能卻沒有將才能妥善利用的人。他覺得，如果說中國存在一個問題，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勢必要放在人性以及人性墮落的普遍語境內。

問：

中國文化如何與這個普遍視角相適應呢？喬伊斯、卡夫卡和普魯斯特不是也會寫自己的文化嗎？

答：

有人說夏志清的主張是以犧牲中國文化特殊性為代價的。對他來說，任何事情都是普遍的。我想說的是，他或許也存在「感時憂國」的問題。當他抨擊中國現代文學存在「感時憂國」的困擾時，他發現問題本身是否說明了他也存在同樣困擾呢？

他會說，「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需要開放的態度。」中國仍然需要向世界、向人類敞開大門。世界主義是他的論點的關鍵所在。無論好壞。不要說「中國是最差的」，或「中國是最棒的」。

問：

如今中國變化巨大，財富及影響力不斷增加，這個看法仍然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嗎？

答：

有相當多的中國人都說「中國正在崛起」。這與夏志清在1971年提出的自我困擾的觀點有一定的關聯。當時是自我挫敗，現在是自我誇大。我是一個比較小心的人。我覺得，對於其他人的感時憂國問題，我沒有十足的把握。但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這個理論對我們思考中國的歷史與未來是一個十分關鍵的接合點。你可以不同意夏志清的主張，但不能忽略他多年前提出的觀點。

翻譯：張薇、許欣

Q. & A.: David Der-wei Wang on C.T. Hsia, Chinese Literary Critic

By DIDI KIRSTEN TATLOWJanuary 07, 2014

C.T. Hsia, left, with the Chinese writer Qian Zhongshu.

Courtesy of Della Hsia

C.T. Hsia, th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 who died in New York on Dec. 29, aged 92, had a “legendary career” as “a true cosmopolitan, shrewd, critical and brilliant,” says David Der-wei Wang, the Edward C. Henderso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an interview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his mentor and friend.

Born in Shanghai in 1921, C.T. Hsia, also known as Hsia Chih-tsing,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7, later becoming a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ough he adored Western literature, he is best known for introduc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 amid the information vacuum about China that characterized the Cold War, and establishing a literary canon that lasts to this day, Mr. Wang said.

Importantly, Mr. Hsia drew attention to several Chinese writers neglected amid the ideological battles of the day, such as Qian Zhongshu, Shen Congwen and Eileen Chang, whose works included “Lust, Caution” (made into a film by the director Ang Lee) and “Love in a Fallen City.”

Mr. Hsia corresponded with Ms. Chang and, in her obituary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 1995, called her “the most gifted Chinese writer to emerge in the ’40s.” He compared her favorably to writers such as Katherine Mansfield, Flannery O’Connor and Franz Kafka.Mr. Hsia wrote three major work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61),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 and “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2004). His final book, an edited anthology of Yuan dynasty drama, will be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is spring.

In an obituary Mr. Wang wrote, he examines a central idea of Mr. Hsia’s — that Chinese writers have suffered from a kind of “obsession with China.” He elaborates on this in the interview. Edited excerpts follow:

What was C.T. Hsia’s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literature?

He went to the U.S. at a very tumultuous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He went in 1947 [two years before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 the civil war]. He wanted to pursue a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as caught in the so-called Cold War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1950s. This was a young man with great expectations. He loved English literature and European culture. He grew up in cosmopolitan Shanghai, then the civil war happened in China and he got stranded and couldn’t go back. And couldn’t find a good position in the U.S. at a college.

What did he do?

In 1951, David Rowe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Yale University] hired him to compile a manual for the Korean War: “China: An Area Manual.” He got bored and left, but along the way he gathered a real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mething he didn’t have before that. Eventually he became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1950s, there was no field call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 the publication of his book in 1961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hat was a big thing. That was a book that made him famous in the West. As a result, a discipline was established.

C.T. Hsia, right, with his wife, Della Hsia, and David Der-wei Wang at a restaurant in 2013.

Courtesy of Della Hsia

In your obituary you write: “One cannot start any new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without first consulting, challenging, or at least reflecting his opinions” and, “For years Hsia has been faulted for his Euro-centric, anticommunist stance as well as his New Critical criteria.” He was controversial as well as respected, wasn’t he?

Today we can look back and laugh at his mistakes, or his prejudices or whatever. But he was someone who set up the paradigm. That’s where the controversy and debate comes from. In China [where his books became available in the 1990s] lots of people love him, because they think he’s a spokesman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aesthetic values. But our leftist, our neo-leftist friends, they call him a rightist. And C.T. Hsia really enjoyed that kind of tension. He was quite a character. I’ve never seen anyone like him in the field. Never a cynic. But opinionated.

What of his personal life, his identity?

C. T. Hsia’s story is really the story of the diaspora, of the intellectual who traveled from East to West. His passing represents a whole generation. He went to the U.S. on a grant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he was of a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who were literally stranded in the U.S. unless they really loved China and wanted to go back. But his first love was English and European literature. That’s why there is controversy, because things got more and more tense whe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went to the U.S. from China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Some Chinese felt, how could he be so non-nationalist? He truly embraced New York culture, U.S. culture. And he was a jester. He was funny.

In the obituary you also write, “Of all his critical undertakings, Hsia’s comment on the ‘obsession with China’ has exerted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As he notes, ‘There has been no modern Chinese writer consumed with the passion of Dostoevsky or Tolstoy, of Conrad or Mann, to probe the illnes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every important Chinese writer is obsessed with China and spares no pains to depict its squalor and corruption.’ ” What w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of self-obsession?

The phrase was coined by Hsia in an article called “Obsession With China,” in an appendix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1971. In that article h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ction to the end of the 1960s and how people were obsessed with the malaise in their own nation. They didn’t have the energy or the mind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anywhere outside China. And they saw China as a center of malaise and injustice. He felt it was a self-defeating attitude that cut two ways. In one way it could produce a true sense of urgency in an old empire, an old civilization. But he found all that an almost sadistic culture, and he used the term to critique Chinese modernity.

He argued, we need to look beyond China to really engage with the world,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even if was sick too. Kafka, Joyce and Proust would never have ghettoized the problems of their own civilization. He argued, if only Chinese writers could have the magnanimity to look beyond their own culture. Parochialism is the word he liked to use. He felt that Chinese writers were morbidly obsessive. He didn’t like Lu Xun and you can see why. And Chinese people argue he is the conscience of China. But he denigrated Lu Xun as narrow-minded, as a talent who abused his own talent. If China had a problem, that problem had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universal context of humanity, of the degeneration of humanity, he felt.

How does Chinese culture fit into this universal perspective? Didn’t Joyce, Kafka and Proust also write about their own cultures?

Some people say Hsia argued this at the cost of the specific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everything was universal to him. I would argue that he may be suffering from an “obsession with China” too. When he attack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suffering from an obsession with China, was he too suffering from one even by seeing this?

He would say, “Be that as it may, we still need to open up.” China still needs to open up to the world, to humanity. Cosmopolitanism was the bottom line of his argument. For good and for ill. Never say, “China is the worst” or “China is the best.”

Does this theory still apply to China today, with so much changing and the country growing in wealth and influence?

Quite a few Chinese say “China is rising.” And Hsia’s point about self-obsession, made in 1971, has some relevancy today. Then it was self-defeating, but today it’s self-aggrandizing. I am a more cautious person. I don’t think I have the magisterial confidence about others’ obsession with China. But I feel this theory is a really critical interface for us to engage with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One may disagree with Hsia, but one cannot overlook the arguments he made all those years ago.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 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作者／作者群

譯者／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編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10/13

商品語言／中文/繁體

裝訂／平裝

本書目錄

序／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王德威
第一輯
李歐梵　光明與黑暗的閘門－－我對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
莊信正　追憶夏濟安先生
梅家玲　夏濟安與《文學雜誌》
陳國球　「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文學史」辯論
陳平原　中國學家的小說史研究－－以中國人的接受為中心
王德威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意義
第二輯
Michael Gibbs Hill（韓嵩文）撰　祝芸譯　萍雲的狩獵旅行－－早期周作人及其性別化的「感時憂國精神」
徐鋼　情的現代傳承－－讀夏志清的〈徐枕亞的《玉梨魂》〉
Carlos Rojas（羅鵬）　魯迅－－一個精神上的醫生
陳思和　從魯迅到巴金：新文學傳統在先鋒與大眾之間－－試論巴金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Amy D. Dooling（杜愛梅）撰　張靜譯　凌叔華
劉劍梅　白薇－－歇斯底里的女性寫作
John B. Weinstein（吳文思）　　中國現代喜劇的「感時憂國」
Charles A. Laughlin（羅福林）　蔣光慈和茅盾小說中的革命與欲望
舒允中　「兩個口號」論爭的意義及其影響
張恩華　尋找家國之路－－蕭紅
孔海立　夏志清和端木蕻良研究
宋偉杰　小說／羅曼史，中國心靈，與鬼屋啼笑
馬兵　想像的本邦－－新文學史上的四部奇遇小說
Edward M. Gunn（耿德華）撰　張泉譯　師陀－－不受歡迎的繆斯
Christopher G. Rea（雷勤風）　錢鍾書的早期創作
王曉玨　文學、文物、與博物館－－論沈從文一九四九年的轉折
宋明煒　浮世悲歡，此中有人－－重讀張愛玲
劉紹銘　張愛玲的中英互譯－－附／輪迴轉生：試論作者自譯之得失
Michael Berry（白睿文）撰　楊倩譯　移民、愛國、自殺－－白先勇和白景瑞作品中的感時憂國與美國夢想
陳綾琪　世紀末的荒人美學－－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與《荒人手記》
附錄一／季進　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夏志清訪談錄
附錄二／夏志清先生著作目錄（宋明煒整理）
各篇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重讀〈金鎖記〉、《秧歌》和《赤地之戀》
新讀《小團圓》、《易經》和《雷鋒塔》
我們看見中國文學評論巨擘夏志清的慧眼
如果沒有他的評介，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能少了沈從文、姜貴、張天翼、張愛玲、錢鍾書的名字。
由於他的極力推崇，這些重要作家從此登上世界文學舞台。
今天重讀中國現代小說，不能忘記夏志清先生！
向中國文學評論巨擘夏志清先生致敬！
他是中國文學研究界最重量級的學者之一。
歐美漢學界裡，以涉獵之廣博，影響之深遠，而又在批評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謂是第一人。
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上最大的意義是
開創了西方學院內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基礎
他的思想學說、研究方法、問題討論
影響了東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方法！
任何有志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研究的學者及學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
夏志清先生以85歲高齡當選2006年7月第26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所有院士皆認為：夏志清先生榮耀遲到三十年。這份榮譽是實至名歸的，是早該給夏志清先生的肯定。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學的認識，都來自夏志清先生的著作。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由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先生主編，召集及彙整了目前在美國、加拿大、台灣、香港、中國的漢學界卓然有成的26位學者專家們，以各自的專業領域呈現出夏志清先生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變與不變，延伸與延異（演繹），播散與推陳出新，開創了「後夏志清時代」的文學典範。他們的參照、辯難、反思，在在凸顯了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上的開創之功。本書在夏志清先生專著的基礎下，呈現新世紀裡現代中國小說研究的動向。全書撰寫者有夏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夏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傑出學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先生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志清先生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各篇專文的作者也許未必完全遵照夏先生的路數，但他們所念玆在玆的是文學的「史」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學所承載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的脈絡。
關於夏志清
夏志清（C. T. Hsia, 1921－）
一位在砧板上寫作，被譽為中國文評第一人的重要文學評論家，中國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曾任教於北京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學府。1991年退休前，曾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文學29年。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他學貫中西，中英文著作皆極具份量，且影響深遠。中文著作有、《愛情．社會．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雞窗集》、《夏志清文學評論集》、《歲除的哀傷》、《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英文著作有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夏志清直言無忌文壇永遠的老頑童

2014/01/01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夏志清總也不老。」香港學者劉紹銘借用白先勇「台北人」中的名句形容夏志清；和夏老相交十五年的中研院院士王德威則形容他是「文壇永遠的老頑童」，因他樂觀、幽默、真性情，對人對文都「不假辭色」，才能為中國現代文學打開全新窗口。
王德威形容夏志清「好諧謔、好朋友、好美食、好老電影，處處與人為善，常懷赤子之心，提攜後輩尤其不遺餘力。」王德威便是經夏志清引薦，進入哥倫比亞大學。
夏志清的頑童性格，劉紹銘曾經在文章中形容，夏說話急如連珠炮、因為節拍一慢，「就趕不上自己快如電光火石的思路。」
已逝史學家唐德剛曾記下夏志清的「快人快語」。夏志清與妻子王洞在紐約的豪華旅館Plaza Hotel舉行婚禮；婚宴中夏興奮之餘，轉頭就對唐德剛說，「下次結婚再到這裡。」
夏志清當選中研院院士時已八十五歲，成為史上當選時年紀最年長的院士；大家為他不平，他卻相當得意，一接到記者電話便說：「聽說我的得票率是史上最高。」還說當選的感覺像「娶新娘」。
「他的生活其實有太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波折，但他對生命的熱切信念未嘗稍息。」王德威說，夏志清不受政治、潮流與時勢影響，堅信文學的價值在於「人」，用全新的觀點看待中國現代文學。
夏志清直言無忌，但待人寬厚。他出版了與張愛玲的通信，卻保留了與國學大師錢鍾書的往返信件；因為他認為，錢信中評論的人事太多，凡是不喜歡的他都嘲笑，「這怎麼能發表呢？」
王德威十月才在美國為夏志清舉辦了一場「中國文學評論大師夏志清研討會」。夏志清看淡生死，曾對王德威說，「辦研討會就趕在我還活著的時候。」據說夏老的死訊原本打算過完新年後才發布，因為他希望給讀者一個快樂的新年。

【2014/01/01 聯合報】@ http://udn.com/

全文網址: 夏志清直言無忌文壇永遠的老頑童 | 書市話題 | 漫遊書海 | udn閱讀藝文

夏志清：90歲的頑童

2013年12月31日14:30

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在現代文學史研究中，他最早發現了張愛玲的價值，他貶低老舍《四世同堂》，他認為魯迅被拔高，錢鍾書的《圍城》無出其右。有“快人”之稱的夏志清在學術上也愛恨分明，但無人否認他《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厚重價值。

　　本刊記者衛毅發自紐約

　　去年冬日的一個上午，火車行駛在紐黑文通往紐約的鐵道上，窗外掠過樹林、雪地、房屋和停靠在港灣裏的船隻。

　　紐黑文—紐約，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大約60年前，1950年代初，三十出頭的夏志清在這條路線上往返奔波。那時他正在撰寫《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日後讓他聲譽鵲起的學術著作，苦於耶魯大學中文書籍匱乏，於是他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中日文系(現在的東亞語文系)圖書館的常客。他通常是上午從耶魯出發，下午在哥大飽覽群書，然後再借上一箱子資料，返回紐黑文。

　　離耶魯並不遙遠的哈佛大學當年的中文藏書雖然並不豐富，但也有一些哥大所沒有的書籍。夏志清沒去哈佛借過書，除了生性不愛動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缺錢。他曾為此而遺憾，作為文學史的研究者，佔有的資料再多都不為過。

　　“朝鮮戰爭開始，我就得省下錢來寄給上海家裏。從1951年7月開始，月寄100美金，一年1200元。所以那3年，每年自用2800美元，夠維持生活，談不上有什麼研究經費。”當時已經從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畢業的夏志清仍然住學生宿舍，吃食堂。

　　夏志清如今住在紐約113街的一幢公寓，緊鄰晨邊高地上的哥倫比亞大學，通往他家樓層的電梯有著木質外殼，樓齡超過百年。

　　在夏志清家裏，有牆壁處皆是書。他自己的著作都集中在一個書架上。我從大陸帶來的幾本署名“夏志清”的簡體字書，卻不在此列。

　　“大陸出版他的書，幾乎從來不給稿費，很多時候連書都不寄過來，真是很過分。”夏志清的太太王洞女士翻著我帶來的書說道。

　　夏志清則拿著我帶去的“桂系軍閥”做封面的《南方人物週刊》說：“這是白崇禧年輕的時候，我跟他兒子白先勇很熟。”白先勇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濟安在臺灣大學外文系教過的學生。白先勇認為夏濟安對那一屆台大外文系學生有過非常好的指導。那批學生中，日後成名的除了白先勇，還有李歐梵、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等人。對於夏濟安和夏志清，劉再複的評價是：中國文學研究界的兄弟雙子星座。

　　上海來的年輕人

　　夏志清在2011年陰曆正月十一度過了自己90歲生日，為了避開美國東北部多雪的冬天，生日的聚會提前到2010年秋天。1921年，夏志清出生在上海浦東。浦東當時只是落後的郊區，黃浦江對岸才是繁華的十裏洋場。夏志清的家境並不好。“年輕時的夏志清多少有一些自卑感，這對他之後的人生會有影響。”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說。

　　客廳裏掛著馬英九送來的一幅生日賀匾：績學雅範。“這個出典我不曉得。”夏志清指著這幅字說，“這些字都有出典的，他們不敢亂寫，中國人膽子小，你自己發明一個什麼‘偉大的……’，大家會笑的，所以中國人總是要用古人的話。”

　　這幅字上還寫著：“志清院士九秩嵩慶”。夏志清在2006年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為當選院士中最年長者。

　　胡適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可能沒料到，自己不太器重的夏志清幾十年後會當選院士。1946年，從滬江大學畢業的夏志清到北大外文系做助教時，時任北大校長胡適“聽說我是滬江大學畢業生，臉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我那時還不知道胡校長偏見如此之深，好像全國最優秀的學生，都該進北大、清華、南開才是正路。”

　　1947年，紐約華僑富商李國欽決定給北大的年輕教員3個留美獎學金的名額，文、法、理各一名。剛到北大工作不到一年的夏志清過關斬將，得到文科惟一的名額。放榜後，十幾位教員一起到校長胡適那裏表示抗議：夏志清是什麼人啊，怎麼能讓他把這個名額占去。胡適雖然不喜歡夏志清，但非常尊重評選委員會的決定，夏志清獲得了赴美留學的機會。

　　1947年對夏志清來說，是特別的一年。這一年，他最喜歡的德裔美國電影導演劉別謙(ErnstLubitsch)在洛杉磯突發心臟病去世。“我對劉別謙的導演手法特別佩服，他的好多電影我都看過3遍。”他認為作為電影導演的劉別謙相當於詩人中的蒲伯、劇作家中的莫里哀。

　　夏志清是個超級影迷，他在上海的時候，曾經在《新聞報》上發表《好萊塢大導演陣容》。“那個時候，我對電影的研究比文學更好。我大學還沒畢業，電影全都懂了”，“劉別謙的電影好得一塌糊塗”，“現在的電影是退步得一塌糊塗”。他所喜歡的大抵是1960年代以前的電影，書房裏，掛著伊莉莎白·泰勒和瑪麗蓮·夢露的照片。

　　1947年，還發生了一件影響夏志清學術生涯的事，那就是，錢鍾書在這一年出版了小說《圍城》。多年以後，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裏寫道：“《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

　　夏志清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說話，正如他的朋友所言，他的語速飛快且毫無束縛，對情緒的表達總是淋漓盡致。“XX X是好人。”“XXX是壞人。”這些極端的話語還帶著濃重的上海口音。

　　夏志清喜歡說別人笨，說自己聰明，如果別人這樣說，容易讓人產生反感，但在他的語境裏，倒顯出幾分可愛來。“到我這裏時，在耶魯拿到英文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只有3個。”夏志清說。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國要求最嚴的英文博士學位。博士生要想拿到學位，至少需要通過法、德、拉丁3門語言的考試。夏志清之前，華人當中只有柳無忌、陳嘉兩位拿到過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那已經是1930年代的事情了。

　　1951年，作為耶魯大學英文系優等生的夏志清，進入博士生研讀的最後一年，開始為自己的前途發起愁來。他希望在美國謀得一份工作。這在當時對一位東方人來說，並非易事。

　　此時，同住一幢宿舍樓的政治系同學告訴他，耶魯大學政治系的饒大衛(David N.Rowe)教授從政府那裏獲得了一筆研究基金，正在找人幫他做事。當時正值朝鮮戰爭，美國需要瞭解中國。饒大衛主持的工作是編寫一部《中國：地區導覽》(China:An Arca Manual)，供美國軍官做參考之用。

　　夏志清既瞭解中國又精通英文，他找到饒大衛，順利加入了這個編寫團隊，年薪是4000美元。夏志清是這個團隊的主力，他一個人就撰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還有《禮節》、《幽默》兩小章，《家喻戶曉的人物小傳》一章，也參與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的編寫。

　　《中國：地區導覽》試印本編寫出來後，先由美國軍政官員審閱。這本冊子最終未被正式採用，只印了350冊。

　　在紐約的這個早上，夏志清扒開一疊疊資料，從家中靠近窗戶的書架上找出一冊《中國：地區導覽》。王洞女士為夏志清能找出這本冊子而大為驚訝。“你是第一個看這本冊子的記者，我都沒看過。”王洞女士說。

　　1950年代，《時代》週刊做過一期以毛澤東為封面人物的中國報導。夏志清在看這期《時代》週刊時，發現裏面的許多內容都是根據他在《中國：地區導覽》裏的文字來寫，有的地方甚至一個字都沒改。“生平看《時代》週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

　　在編寫這套書的過程中，原本一心研讀英美文學的夏志清對自己的祖國有了更多的瞭解。特別是在編寫《文學》這一章的時候，夏志清翻看了大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突然發現“中國現代文學史竟沒有一部像樣的書”，“我當時覺得非常詫異。”

　　1952年春，雖然饒大衛將夏志清的年薪加至4800，但他已對繼續編寫冊子失去了興趣。夏志清有了新的計畫：撰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他將計畫書寄給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後獲得兩年的研究補助金，每年4000美元。

　　此後，夏志清輾轉美國各地授課為生，工作十分繁忙，《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撰寫也是斷斷續續。直到1961年3月，《中國現代小說史》才得以出版。

　　1961年4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刊登了芝加哥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大衛·洛埃(David Roy)寫的長篇評論。他認為《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它不僅是專論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本嚴肅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是，現有各國文字書寫的此類研究中，也推此書為最佳”。

　　1961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王際真正在耶魯大學短期授課，他已經臨近退休，想尋找合適的人選接替他的位置。在饒大衛的推薦下，王際真看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激賞不已。他寫信給這個年輕的後輩，表達了自己對這本書的喜愛，在信中讚揚40歲的夏志清的英文造詣高過了所有留美的華籍教授，“簡直可同羅素、狄金森兩位大師媲美”。

　　王際真的賞識讓夏志清在1962年獲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副教授。1968年，他出版了《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再次引起學界震動，這兩本書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殿堂級的地位。

　　談到《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夏志清說：“我的看法沒有改變。”他一再指出，他並不是以左或右來挑選作家進入他的小說史。“我不是恨左派，東西的好壞也不是用左派或右派來判斷，你是個高級的人我就佩服嘛。中國的作家中好的我就喜歡，我推崇張天翼，他就是左派嘛。”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裏，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張天翼被前所未有地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特別是張愛玲，夏志清對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最早做出了高度評價，“《金鎖記》長達50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這樣的話從來沒人說過，這在當時需要銳利的眼光。“我一看她(張愛玲)的東西就覺得她厲害，我是自己看她的書看出來的，我沒有什麼老師指導的。我把很多大作家打了下來，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大家捧得一塌糊塗，我在書裏講他不行。”

　　這些文字對於抱持左翼文學史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是巨大的刺激，引起的爭論可想而知。最有名的是夏志清和捷克左翼漢學家普實克在1962年的爭論。直到今天，《中國現代小說史》仍然是左翼批評者攻擊的重要靶子。

　　“如果從人文主義的關懷出發，裏面有很多東西，無論你持什麼樣的政治立場，都會同意。說夏志清是右派沒有問題，但是大家要知道，右派有很多種啊，有可愛的右派，有不可愛的右派，有瘋狂的右派，有不瘋狂的右派。夏先生可以說是超左的右派，他是右派裏的左派，右派看了他也不痛快的。”這是王德威教授的說法。

　　“國民黨也不喜歡他。臺灣有很多獎，他一個獎也沒有拿到，他在那邊沒有朋友嘛，他也不說國民黨愛聽的話。”王洞女士說。

　　左派對於夏志清的批評，更為極端的說法是：夏志清是美國政府請來的“打手”。

　　“夏志清寫的東西是有意識形態在裏面，但沒有人逼著他這麼講，他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批評者。左派的批評者高估了夏志清和美國政府的關係，你能相信美國政府會用夏志清這樣個性的人來做‘打手’嗎？太不能相信了，他講話講三句之後就不靠譜了，完全是一個瘋狂的老頑童嘛。”王德威笑著說。

　　關於學術上的爭論，有時也發生在夏志清和他要好的朋友身上。在張愛玲和魯迅誰更偉大這個問題上，夏志清和劉再複持有不同的意見。夏志清也曾在會場上為此而生氣，不過，就如同他老頑童的性格，他用開玩笑的方式與劉再複言好。

　　直到今天，夏志清還是不喜歡魯迅。“魯迅學問不靈，不如他弟弟，周作人比他好多了。魯迅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被人家捧得太高。魯迅有一點最不好，他不喜歡自己的原配，但又不讓她離開，又不跟她生孩子，這對女性很殘忍啊，這是什麼意思！”夏志清說到這的時候，嗓門很大，就好像剛從報紙上看到這麼一則新聞時的反應。“對魯迅，你要講一講這件事情，你就說是我講的。”說完，他又用英文加了一句：It's very cruel。

　　他還是喜歡張愛玲。對1960年代之後的電影已經沒有太多興趣的夏志清，2007年又去看了一場電影——根據張愛玲同名小說改編的《色·戒》。《色·戒》上映之前，李安的團隊想聽聽文學專家的意見，找到王德威。王德威說，我給你們推薦一位張愛玲專家。他推薦的是夏志清。

　　“李安當時感到不安的地方是，電影裏的上海有沒有拍得很像？對於張愛玲小說裏性和暴力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特別約了夏先生去看。他覺得很好啊，右派通常是保守派，但是他完全可以接受。在看電影的時候，在不可怕的地方，他‘哎呀’一聲，把我們全場的氣氛都打壞了。在最露骨的性描寫部分，他突然跑去跟夏師母說，這個好像是真的。他太好玩了。”

　　說到政治，夏志清不喜歡毛澤東，但他承認毛澤東打仗很厲害。“老毛很厲害，我是不厲害，我連太太都打不過。”

　　說到宗教信仰，他甚至調侃起教皇。 “教皇懂這麼多種語言，他學問比我好，但他信不信上帝，我就不曉得了，他這麼聰明的人，會信上帝嗎？”

　　“您怎麼看生死的問題？”

　　“沒法子看。靠著我的書，我還可以多活幾年。人是沒有夢的，死掉了就死掉了。我哥哥死了多少年了，他從來沒有給過我一個夢。我從來沒有夢到過我哥哥，沒有夢到過我爸爸媽媽。我沒有什麼宗教信仰，什麼都不信最好，沒有寄託。”

　　90歲的夏志清來美國已經六十多年了，在紐約住了50年。他喜歡紐約生活的快捷方便，比如公共交通。所以，夏志清至今還未學會開車，連腳踏車都不會。到這個時候，一直說自己聰明的夏志清才會說一句“我很笨”。他會感歎現在沒有多少年輕人願意沉下心來多研究幾國文學。“現在的人都去弄computer(電腦)去了。”

　　當全世界都在談論電影《社交網路》時，當年輕人都在羡慕紮克伯格時，夏志清仍在為不能重看劉別謙的電影《駙馬豔史》而感到遺憾。

　　“節奏太快了，我們這些老派人士已經跟不上了。”

人和書 ( Men and Books)

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