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緗：敬悼佩弦先生

'吳組湘，原名吳組襄，筆名寄谷、野松等，安徽涇縣人。

十八歲前往蕪湖求學，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1935年後任馮玉祥的國文教師和秘書，抗日戰爭期間中央大學國文系任教。國共內戰後，在北京大學任教職。學生期間即開始小說創作，有長篇小說《山洪》（後改名為《鴨嘴嘮》）；中短篇小說《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樊家鋪》，《某日》等；短篇小說集《西柳集》，《飯餘集》



朱自清
吳組緗：敬悼佩弦先生

近年來心情常在焦躁沉鬱之中，做人也不知不覺得格外簡淡起來。因為無善可陳，話也不知道從哪裡說起，許多的師和友，久已音書斷絕。雖然心裡總是懷念著他們。

還是抗戰勝利的那年夏天，和朱先生在成都匆匆見了一面，這以後信也沒寫過一封。恐怕我現在在哪裡他都未必知道。八月十二日報載朱先生胃病又發，正在醫院裡行手術。我就覺得不很好。因為我知道他“拖”著十二指腸潰瘍的病在身已經多年了，若不是到了嚴重地步，是不會進醫院去開刀的。果然，第二天報上就傳來他的死訊了，說行過手術之後轉成腎臟炎，因為體力太弱，終於不救。

朱先生的死，細想起來真是所謂“勢所必至”：以他那樣認真不苟的人，處在這樣的時世和境況，拖上了這樣的病，不能休息，不能醫治，只是聽天由命地拖著，那結果早就可以預料的。看到報上所傳的噩耗，當時只悲慨地說：“唉，他才只五十一歲啊！”但心裡實在沒有感到多大的震驚。

叫我大大震驚了的，倒是在成都的那次會面。那時朱太太帶著小孩住在成都，朱先生趁著暑假從昆明回來。我路過成都，從葉聖陶先生那裡打聽到他們的住處，特意去看他們。那地方可不容易找，是在望江樓附近名叫報恩寺的一座小尼庵的院落裡。他們住著幾間沒有地板的小瓦屋，簡陋，但很整潔。我先看見一位小弟弟，緊湊的個兒，清秀的蘋果臉，穿著黑洋布褂褲，在小巷寮簷下陰處一張小竹凳上坐著，聚精會神地看書。看這小弟弟的形貌神態，簡直是個具體而微的當年的朱先生。我走了許多冤枉路，找得滿身汗，這一下知道找對了。但等到朱先生從屋裡走了出來，霎時間我可愣住了。他忽然變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膚蒼白鬆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著白色的西褲和襯衫，格外顯出了瘦削勞倦之態。十一年沒見面；又逢著這艱苦的抗戰時期，變，是誰也要變的，但朱先生怎樣變成這樣了啊！我沒有料到；驟然吃了一驚，心下不禁重甸甸的。

朱先生一手拿著書，一手握著筆，穿得衣履整飭，想必正在房裡用功；看見我，很高興，慌亂的拖著椅子，讓我到房裡坐。一會兒工夫，又來了六七位男男女女的客人，他們都喊他“朱大哥”，坐滿了屋子，大聲地說笑著。朱先生各方面應酬著，作古正經，一點不肯懈怠。我在那些客人前面，是個生人，於是他還不時“張羅”我參加談話，像他做文章​​，不肯疏忽了一筆。但我看到他多麼疲乏，他的眼睛可憐地眨動著，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黃黝黝的，眼角的紅肉球球凸露了出來；他在凳上正襟危坐著，一言一動都使人覺得他很吃力。客人散了之後，朱先生和朱太太留我吃午飯。朱先生吃得很少，說吃多了就發胃病；而且只能吃麵食。

我知道他患了胃病，是余冠英兄的信上告訴的。我也患過嚴重的胃痙攣病，屬於神經性的，痛起來面無人色，話也說不出，滿床亂滾。但一不痛，就食慾亢進；吃了東西，又是痛。後來承陽翰笙先生介紹，服了一瓶鹿茸精，掉了兩顆大牙，病卻從此沒發了。當時我曾主觀地設想朱先生的胃病和我的相同，把病狀和治法寫信告訴了他。他回信說：“我也要試試看。”又一次的信說：“我的胃病時好時壞，難在有恆的小心。但以後得努力，不然日子久了，拖壞了身體，到了不大能工作的地步，那就糟了。”但以後的信上就沒再提過胃病。我還當他慢慢好了。這次見面，才知道他患的是十二指腸潰瘍，不但沒有好；而且已經把人拖成了這樣。

吃過飯，他廢了午睡，同我談到兩三點鐘，叫我多多“囤積”生活經驗，將來寫些出來；又談他自己研究和寫作的計劃。而後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幾個人，參加幾處聚會。吃完晚飯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遠的趕回家一定淋得渾身透濕。

“這個病，目前我沒辦法，只好不要去管它。”這是當時他輕描淡寫地說的一句話，到現在還清清楚楚留在我耳裡。他好像對他的病滿不在乎。但顯然的，他原先信上說的“有恆的小心”和“以後得努力”的話，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拋開不顧了。我明白他那句輕鬆的話裡的沉重意味，當時什麼話也沒說。

還在小學時，我就在新雜誌上讀過朱先生的詩文。俞平伯、朱自清，那是當時齊名的兩位新詩人。民國十八年我進清華，知道朱先生任此間中國文學系主任。當時我們青年學生持一種奇怪的信條，以為求學當拿一科作為太太，另外一科作為愛人。我是把文學當作愛人的，因為我從小喜歡它；進的卻是經濟系。入校後最初半年，雖同在一個園子裡，我沒有和朱先生識過面，也沒有想到去拜訪他。這年冬季，一天剛忙完大考，和同學到大禮堂門前曬太陽，

慢慢的台階上一層層擠了近百的人。有些喜歡胡鬧的，每見面前路上有人走來，大家就齊生對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時那人的腳步即無法抵禦，不自禁合上節拍，走成練兵操的步伐，對著這人多勢眾，惟有窘得狼狽而逃。正在這樣笑鬧著，大路上來了一位矮矮的個兒，臉色豐腴紅潤，挾了大疊書在手，踅著短而快的步子，頭也不抬的匆匆走了近來。同學們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最初他還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經的走著。但隨即他就理會到了，一時急得不知所措，慌張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階上連連點著頭，滿面通紅的逃開了。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們大不了多少。我還當他是高班的同學。但是他走過之後，有些同學聳聳肩頭，頑皮的伸舌頭了。其中一位告訴我，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余冠英同學的慫恿，決定和“愛人”結婚，正式轉入中國文學系。我到圖書館下面系辦公室去找朱先生辦手續。他仔仔細細看我的成績單，看了很久，說：“可以，我准許你。”於是拿起鋼筆簽了字。他座位的前後左右書架上都是一疊疊橫擺著的書，多半是新書，很少線裝的。他的案頭也攤著好幾本。面前有篇正寫著的稿子，娟秀的小字，塗改得亂七八糟。他的矮小的個兒埋在座位裡，精神很飽滿，態度極莊嚴，但面孔發紅，透著點忙亂神氣，一點不老成。我想，大約這就是他的​​友人們所說的“永遠的旅人的顏色”罷。

直到我離開學校，我記得一共選了朱先生三門課。一門是“詩選”，用《古詩源》作教本：實在沒​​有什麼可講解的，但很花我們時間。我們得一首首背誦，上了班不時要默寫。此外還得擬作，“擬曹子建名都篇”，“擬西洲曲”，還和同班合作“擬柏梁體”。朱先生改得可仔細，一字未愜，他也不肯放過。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雙圈。常常使我們拿到本子，覺得對他不起，因為我們老是不免有點鬼混。另外兩門，一是“歌謠”，一是“新文學研究”。給我印象較深的是“新文學研究”。發的講義有大綱，有參考書目，厚厚的一大疊。我們每星期得交一次讀書報告。這種報告上若有什麼可取的意見，發還的時候，他就告訴你說：“你這段話，我摘抄了下來，請你允許我。”他講課也真賣勁。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著講稿，一手拿著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著紅。他講的大多援引別人的意見，或是詳細的敘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囁囁嚅嚅的，顯得要再三斟酌詞句，惟恐說溜了一個字。但說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已經越出了範圍，極不妥當，趕快打住。於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學發現他的講演裡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質問。他就面紅耳赤，非常慌張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鎮靜了自己，說：“這恐怕很不重要，我們沒有時間來講到，而且也很難講。”有些同學不肯罷休，堅要他講一講。他看讓不掉，就想了想，端莊嚴肅地說：“寫的都是些個人的情緒，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無愁之愁；沒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該。就讓他自個兒愁去罷。”就是這幾句，我所錄的大致沒錯。

他所講的，若發現有錯誤，下次上班必嚴重的提出更正，說：“對不起，請原諒我。…請你們翻出筆記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們並未記下來。因為在我們看來，那實在不關重要；舉個例說罷，他所講的作家，照例要介紹幾句籍貫和生平。一回，講到剛出的小說作家張天翼，他介紹說：“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聽說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請原諒我，我上次說張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錯了。有人說他是江蘇人。還弄不清楚，你們暫時空著罷。”後來我到了南京，恰好認識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蘇，他自己兩省都長住過，還能說一口地道的湘鄉話。我趕快寫信告訴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謝謝我。

在校數年，我很少單獨去訪朱先生。他總是那麼莊敬不苟，又愛臉紅，對我們學生也過於客氣。比如說，他稱呼我，總是“吳先生”，總是“您”，聽著實在有點使人發窘和不安。 （直到成都那次會畫，他才叫我“組緗”）是後來余冠英兄接了家眷來，住在北院朱先生寓處隔壁的房子裡，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談天打橋牌，有時頂頭碰著朱先生；我到他房裡坐過幾次。那時朱先生新結婚。朱先生對太太說話，也是非常客氣，滿口“請您”“請您”的，真所謂“相敬如賓”。那所房子我們取名“四個齋”，因為朱太太名竹隱，餘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個“個”字，而朱餘兩夫婦又是四個人，他們合住著那所房子。在這“四個齋”里和朱先生的談話，我現在記得幾則。

一次是談茅盾先生的《子夜》。那時《子夜》剛出版，朱先生推崇備至，說取材，思想，和氣魄，都是中國新文學劃時代的巨制。這才是站在時代最尖端的作品，沒有辦法，我們只有跟它走。 “寫小說，真不容易。我一輩子都寫不成小說，不知道從那裡下筆。也鋪展不開，也組織不起來。不隻長篇，連短篇也是。”這樣的話，我不止聽他說過一次。有人提到他的《笑的歷史》和《別》。他似乎很生氣地說：“那是什麼！”隨即就臉紅起來。另一次談及剛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創造十年》；朱先生笑著說：“他說我這裡有塊疤。”用手摸摸他右鬢上面那塊沒長頭髮的大疤。但覺得這說得不好，於是臉又紅了。還有一次是魯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進城去請他到清華來講演。他拿著清華中國文學會的請函去的，但結果碰了釘子回來。朱先生滿頭汗，不住用手帕抹著，說：“他不肯來。大約他對清華印像不好，也許是抽不出時間。他在城裡有好幾處講演，北大和師大。 ”停停又說：“只好這樣罷，你們進城去聽他講罷。反正一樣的。”

朱先生工作的地處就是系辦公室。除了吃飯、上課和休息，他總在那圍著滿架圖書的座位裡“埋”著。我到這裡找他，多是為選課的事；他勸我多選外文系的課；勸我讀第二年英文；我讀了兩年法文也是他鼓勵的。但對別的同學，我知道他並不向此方面指引。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決不牽著同學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氣。是有一位同學打電話到他家裡，說有幾本要看的書找不著，叫他立刻到圖書館書庫幫他找一找。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說的話更不客氣。 “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厭惡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後來為編年刊，向他索稿。到約定的時間去取，他還沒有寫完。於是叫我坐下等一等。我看見他埋頭寫著，很是著急；稿紙上塗了許多黑團團。終於脫稿了；把稿子交給我，指著說：“你看看這幾句。”我記得那幾句大意是：“諸位若因畢了業，就自以為了不得，那可不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