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日本中國學家治學歷程——中國學家採訪錄

當代日本中國學家治學歷程——中國學家採訪錄（一）

本書收錄了10位日本當代最有代表性的中國學家關於治學經歷的口述資料，並在口述資料基礎上對日本中國學發展進行了探索。對當代日本著名中國學家治學經歷進行研究，探討他們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歷程，分析他們關注中國的哪些問題，受何種思潮影響，採用何種研究方法，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看法等，是國外中國學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各國學術界感興趣的問題。

作者: 何培忠、石之瑜 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當代的中國研究中，曾出現過幾個涉及知識論的爭議，雖然沒有掀起驚濤駭浪，但卻對於中國研究的意義，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挑戰。這些爭議，涉及中國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研究學界與主流社會科學的關係問題、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是否正當以及意識形態如何影響並介入學術研究等。這些發自中國研究界內部的反省，只是零零星星地出現，在過去幾十年周期往返般地若隱若現，並沒有真正對從事研究的人造成重大衝擊。

前言(1)
前言(2)
中國研究專家口述治學史的知識意義(1)
中國研究專家口述治學史的知識意義(2)
中國研究專家口述治學史的知識意義(3)
中國研究專家口述治學史的知識意義(4)
總論:日本學界的當代中國觀(1)
總論:日本學界的當代中國觀(2)
總論:日本學界的當代中國觀(3)
總論:日本學界的當代中國觀(4)
總論:日本學界的當代中國觀(5)
總論:日本學界的當代中國觀(6)
本書收錄了10位日本當代最有代表性的中國學家關於治學經歷的口述資料，並在口述資料基礎上對日本的中國學發展進行了探索。

對當代日本著名中國學家治學經歷進行研究，探討他們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歷程，分析他們關注中國的哪些問題，受何種思潮影響，採用何種研究方法，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看法等，是國外中國學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各國學術界感興趣的問題。本書含如下重要內容：

1.首次公佈當代最有代表性的日本中國學家有關自己治學經歷的口述資料

日本是世界上中國研究力量最強的國家之一。在日本，無論大學、公共研究機構還是私人研究部門，都有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研究領域廣泛，研究深入細緻，對中國學者來說，日本人的學術觀點往往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本書收錄的採訪錄有：日本中國學界研究方法論方面的標誌性人物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溝口雄三、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被公認為領軍人物的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毛里和子、創建日本第一個當代中國學部的加加美光行、開闢新中國經濟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石川滋、探究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學者小島麗逸、中國外交研究領域的權威人物岡部達味以及中國近代史專家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山田辰雄、沖繩大學名譽教授西里喜行、中國當代史專家野村浩一、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宇野重昭等。這10位學者從政治、經濟、社會、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國際關係、方法論等角度，闡述了自己治學的經歷和體會，資料極為寶貴。

2.為探討日本學界中國觀的形成及其變化提供了寶貴資料

中日兩國是有上千年交往歷史的鄰國。日本學界對中國的看法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各時期日本學界的中國觀，可以看出日本社會對中國文化、經濟等方面的需求和對中國心態的變化。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日本學界的中國觀，結合當代日本學者的口述史，對日本學界中國觀進行發掘，可以使學術界對日本學者有更深刻的了解。

3.為學界提供了日本學者不為人知的經歷和感觸

本書是首部日本中國學界重要學者有關自己治學經歷的口述資料，內容相當豐富，除學者的治學經歷外，還涉及學者經歷的社會背景、學者之間的交往、相互影響等，這將給學術界從各個層面了解日本中國學家提供寶貴的資料，為更深層、更生動地探討日本中國學的發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本書是一系列國外中國學家採訪錄的一部分，隨著各國中國學家採訪錄的公佈，學術界對國外有關中國的研究、中國學家的觀點會有深刻的了解，從而使我們了解各國的“中國觀”，這對我們了解世界和了解自己定然有所裨益。

通過直接採訪，由學者本人講述其治學經歷，將這些口述資料記錄下來，留給學術界進行學術史等方面的研究，這一計劃是1999年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制定的。 2002年，該計劃取得“蔣經國文教基金會”的支持，開始實施前期準備。 2005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協助下，開始了第一波訪談，經費主要由台北的“國家科學會”計劃項目支持。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開始為這一研究計劃提供建設性意見。 2007 2009年，該研究計劃轉由台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給予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等機構承擔訪談文本的翻譯。 2010年以後，通過小額募款，日本中國學的第二期訪談工作轉由日本東洋文庫執行。本書的發行，是以第一期的訪談內容為主，包括野村浩一、溝口雄三、宇野重昭、小島麗逸、毛里和子、岡部達味、山田辰雄、石川滋、西里喜行等。其中溝口雄三教授在完成訪談後，於2010年過世，因而本次訪談成為他的絕響。另一位參加訪談工作的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並木賴壽也因癌症復發逝世，沒能看到此書的出版。本計劃日本團隊主持人平野健一郎的口述史
，由他的研究生涯回顧演講替代，現在整理當中，未來得及列入本書出版。未列入本書出版的第一批訪談學者中，還有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小島晉治、濱下武志和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狹間直樹和斯波義信等人。濱下武志和斯波義信的訪談正在整理中，擬納入第二期訪談的出版計劃。而小島晉治和狹間直樹兩位教授的訪談則應當事人的要求，目前尚不公開。

本研究計劃在中國台灣方面由石之瑜主持，李朝津與周兆良協同主持，中國大陸方面由何培忠主持；日本方面由平野健一郎主持，村田雄二郎與土田哲夫協同主持；參與規劃與諮詢的，在中國台灣方面有張啟雄，在日本方面有毛里和子與李廷江。

本書計劃在東京、北京與台北三地以日文、中文簡體與中文繁體形式出版發行。

對中國學家進行面對面的採訪，記錄下他們的治學經歷，已成為覆蓋面相當廣的課題和在世界各地展開。現在已展開的國家有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俄羅斯、越南、捷克、澳大利亞、美國等，而在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也有類似採訪活動進行。印度中國學家的採訪錄（英文）預計在2011 2012年出版，其他採訪錄也將陸續問世。如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有關韓國中國學家的訪談錄的翻譯已告完成，不日即可出版。此研究計劃的詳細情況可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網站（http://politics.ntu.edu.tw/RAEC）上獲得；部分信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的網站（http://www.gwzgx.org.cn）上也可以獲得。
中國研究專家口述治學史的知識意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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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中國研究面臨的知識挑戰

當代的中國研究中，曾出現過幾個涉及知識論的爭議，雖然沒有掀起驚濤駭浪，但卻對於中國研究的意義，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挑戰。這些爭議，涉及中國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研究學界與主流社會科學的關係問題、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是否正當以及意識形態如何影響並介入學術研究等。這些發自中國研究界內部的反省，只是零零星星地出現，在過去幾十年周期往返般地若隱若現，並沒有真正對從事研究的人造成重大衝擊。不過，近年來由於學術環境的變遷，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本身也經歷了堪稱劇烈的變動，適逢新興的文化研究將身份研究從人文學界輸出到社會科學界，除大量具有中國身份的研究者加入學術界的對話，動搖了原本歐美學者觀察中國時為自己所預設的客觀基礎，更有四面八方關於社會科學知識論的研究正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逐漸浮現。換言之，研究對象與研究者都發生了自我認識上的困惑。原本各有其所的知識主體與知識客體之間，關係出現混淆。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研究遭到的挑戰，其巨大的潛能與嚴肅的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個挑戰，是如何面對過去已經完成的學術成果。

倘若過去的研究建立在一個今天已經受到置疑的問題意識上，或已經動搖的知識主客體關係上，是不是或該不該將這些已有的研究一筆抹消？在中國研究學界，這一類問題並不是第一次碰到。包括二戰前日本中國學界受到的質疑，也包括二戰後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引介到歐美的中國研究學界時，學術殿堂中充斥著這樣義無反顧的姿態，認為既有的人文研究，對建立跨越時空的普世理論沒有貢獻，甚至應予拋棄。社會科學家這種居高臨下的先進地位，曾經引起辯論，但其實並沒有完全排斥既有學術成果繼續受到重視與參考。不過，當前關於知識主客體關係的懷疑，卻因為針對了中國是什麼的根本問題，幾乎與過去多數不曾有過這種質疑的研究之間無法對話，不但是因為本體論的迥異而無法對話，也因為態度上的相互疑慮而無法對話。

第二個挑戰，是今後要如何設定研究課題的問題。

既然知識主體與知識客體之間存在相互影響與相互構成的關係，誰在研究誰的循環現象使問題意識與研究課題的設定都不可避免地出現武斷，這種認識，使研究工作不能在一個心安理得的基礎上進行。尤其當研究者意識到自己觀察位置的相對性之後，研究工作的意義就顯得漂浮不定。既然任何研究課題都難免對研究對象產生操弄與宰制，研究者如何自持？是不是只要有意識地承認，自己研究工作中隱含了意識形態主張、身份主張或關係主張，就可以大言不慚地繼續下去？而能永遠不懷疑自己的主張因為是來自片面的歷史經驗，不能成就知識的普遍性，因此也沒有超乎自我的知識意義？於是乎，本來中國研究是研究中國，但當前卻變成自我揭露的馬腳。旁人可以透過研究者對中國研究作品字裡行間的蛛絲馬跡，而取得對其早有立場的證據。

上述兩大挑戰共同影響中國研究的知識倫理。如何面對這些挑戰，是中國研究作為學科領域的生存關鍵，也是中國研究者與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如何或是否能繼續相互構成的關鍵。處理這個關鍵的方法，是探究不同性質的知識彼此間的關係，姑且稱之為“知識體系的倫理關係”。對此倫理關係的反省與掌握，是讓不同知識假設及其生產過程取得本體論與知識論層次上的聯繫，從而容許每一位研究者，根據這個倫理關係，界定自己的位置，也判斷旁人的位置。再根據旁人對我與對他做出的判斷，相互比較，作為決定自己下一次研究課題移動方向的參考。簡言之，知識倫理體系的勾勒，以及未來此體系的開展，與個別研究者在其中位置的界定與遷移，共同賦予研究者一種賴以自我定位的空間意識，使研究者對自己所同意或不同意的知識立場，對之掌握到某種倫理上的相對關係。這個知識倫理體系中
的位置，足使研究者產生好奇心，能依循倫理關係中的相關位置，前往自己不熟悉或所曾抗拒的知識立場，也邀請其他研究者，進入到自己的研究位置，彼此相訪，但不會彼此威脅。倫理關係隨著時代而變遷，因而不能有固定的方面，應當依照當事人的體驗來開展或關閉某些新的或舊的方面。所以，關於知識倫理系統應有的方面，在探討時只能採用歸納的方式，而不宜採用推論的方式，亦即應當根據中國研究學界已經提出的、意識到的、關心的且尚未被遺忘的那些方面，來處理不同知識論與本體論之間的關係。

根據這樣一個原則，可以討論三個方面，第一是涉及歐洲中心與中國中心兩種知識之間的關係，第二是涉及普世研究與歷史研究之間的關係，第三是涉及結構性知識與詮釋性知識之間的關係。這三個方面，各自將中國研究既有的知識分解，若不加以疏通，勢必繼續造成理論之間無法相互溝通，甚至試圖溝通時，還會引起否定自己研究課題的解構效果，畢竟不同知識立場所採取的語言與推論過程，沒有共通的本體論作為依據，一旦相互碰撞，就產生抹殺掉彼此知識本體的尷尬。

早在“文革”時期，歐美學界就曾針對中國研究中的帝國主義觀點進行批判，認為歐美的中國研究，過多地從現代化史觀出發，在現代化史觀之下，認為中國的近代化，必須依賴來自歐美的刺激，儼然帝國主義是拯救中國的良方。批判者從而期許一種中國中心的知識，鼓勵今後研究者能在中國發現歷史。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就是在中國找尋促成近代化的因素，從明清以降的歷史發展中，整理中國自身變遷的動力，以推翻中國必須依賴帝國主義的說法。這些因素包括國家汲取能力的衰退、人口的增長、公共領域的出現等，也包括對中國作為一個舊帝國，其內生的解放力量何在的探究。新近猶有更深層的反思，甚至開始質疑這些所謂的中國中心的研究，其實依舊停留在歐美中心研究課題上回答問題，因為他們想要找尋的，還是中國邁向歐美現代化模式的動力，只不過認為中國自己有其動力而已。從質疑歐美中心到主張中國中心，再到質疑中國中心，不同研究者對於自己與研究對象處於什麼關係，各有假設。不同的假設之間，似乎有一個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在妨礙他們相互閱讀各自所發表的中國研究成果。

中國研究學界另外一個自我反省的角度，在於中國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主流社會科學接納為一種科學知識。科學知識的要求，是能夠將適用於中國的行為規律的理論，與人類普遍性的行為規律理論銜接。如果一項關於中國社會現象的發現，不能對普遍性規律有所啟示，則這個發現似乎只能是一種偽知識。銜接之道，最初是將社會科學主流的理論應用到中國，將中國作為例子，之後有學者大膽主張，可以在中國的經驗中，發現新的、過去未曾發現過的普遍性行為規律。社會科學對普遍性知識的要求，以及引導研究者脫離中國的歷史環境，改用抽象概念表達的理論，並不為中國學界完全接納，反而認為從中國的歷史演變中，所汲取的特定知識，對於了解中國更有幫助。這個科學與歷史的分歧，類似國際關係學界中行為主義與英國學派的差異。在冷戰時期，因為有關中國的信息不易取得，所以靠著對中共“黨、政、軍”有親身經歷的研究員，或在香港齊聚，就近窺視，探訪難民之類的手段，據以判斷北京政策發展的所謂北京學，獨占鰲頭。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可以作為一個供比較的案例，因此科學方法成為主流，所有的事件或對像都被視為在跨時空的法則之下，受單一行為結構的製約。但，也出現了有意識地在中國的歷史脈絡中整理通則的努力，中國港台學者較早著墨於此，21世紀後對中國模式的探究更在大陸知識界蔚為潮流。但是，這個努力並不追求與普遍性理論對話，於是就使得科學知識與歷史知識之間的領域，阻撓了彼此間的閱讀與理解。

文化
研究興起之後，第三個對知識性質的分歧也隨之在中國研究學界出現，將知識視為一種身份策略的再呈現，等於根本質疑客觀知識的存在，其目的是想說明，研究對象的存在狀態會如何因應知識的內涵而不斷地調整。這個挑戰，從本體論上推翻了客觀科學規律的可能性，針對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課題上的語言與觀念，進行特定環境與歷史脈絡的再詮釋，根據歷史時期與人物環境，賦予這些概念迥然不同的含義，從而否定了所有科學命題皆應跨越時空的宣告。如此一來，研究對像如何詮釋自己的環境，才是知識的來源，研究者沒有資格站在研究對象的觀測角度，武斷地解說研究對象某項行為的原因。但是研究者要進入研究對象的環境談何容易，因此即使是詮釋性的理論，也不能避免理論基礎，故而也就不能避免武斷。在這樣的知識論之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有一種協商關係，共同參與知識生產的過程，每每他們任何一方對自我的理解發生轉變，或身份策略有所調整，則行為意義的解釋就隨之不同，如此一來，知識內涵當然就發生變化。可見，在詮釋性的知識方面，研究者本人的身份是構成知識內容的重要元素，沒有一項知識能脫離研究者的身份，所以研究者的性別、族群、階級與家庭、人格、經歷等特質，都牽涉自己觀察研究對象時的情感波動與研究態度。與科學知識相比，研究對象建立行為規律所依賴的，是能夠發現某項行為背後起制約作用的外在社會結構，這些結構具有高度的物質性，也就是不依研究者而轉移的客觀性，如此與詮釋性的知識強調知識沒有固定不變的基礎，就屬於南轅北轍的立場。

二資深學者口述史的知識意義

對中國學家知識生涯口述史的研究，旨在促進中國學研究過程中，能免於將知識生產過程客觀化，因而採取個人化的知識史再現方式，通過個人知識史的整理與比較研究，最能說明知識意義的多元性，因時空與人心而有不同。由於個人知識史涉及訪談對象與訪談者的互動，也涉及與其他訪談對象的比較，故而足以提醒研究者，此一個人知識史的再現，主要是當代意義脈絡下的再現，而不是個人知識史的所謂客觀描述。此何以文本分析所引入的詮釋研究，有助於避免以真假與否的態度，窺視或檢查口述歷史的內容，而是藉助口述歷史，反映資深研究者在銜接過去問題意識與當代問題意識時，決定採用什麼論述脈絡，從而反映出中國學的一種可能意義。口述歷史幫助研究者發掘各種意義的可能性，是凸顯研究者、研究對象與研究結果之間相互構成關係的適當途徑，而不必是訪談對象知識成長的客觀描述。

口述歷史訪談的推動，由項目主持人、合作主持人偕同國外合作之主持人共同推動。通過對資深學者的訪談，了解知識社群的文化、歷史脈絡，以及他們所處的當代環境，如何是他們所生產的知識的重要內涵，對於該知識社群認識到自己所生產的知識具有什麼意義，會有極為重大的貢獻，也同時對於其他知識社群在閱讀該知識社群的作品時，有能力將這些作品放進特定的文化歷史時空中，更關鍵的是，培養其他知識社群進行同樣反省的意願，於是協助所有的知識社群，都能彼此認識到自己的知識視角，從何而來，彼此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修正，相互誤解。基於這個原因，必須邀請所研究的對象社群，共同參與研究。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中，為了解研究對象，而對研究社群進行研究，本研究計劃為開創之舉，是中國研究主流從來沒有設進行過的，因為在既有中國研究之中，被研究的中國人，都只是對象。現在，借助研究社群共同參與檢討，讓研究者也能從這樣的方法中，體會自己的研究對象，讓對像在自己的研究課題上參與知識建構。

不必宣稱個別資深學者的學思歷程具備這樣或那樣的代表性，故選擇或不選擇他們作為口述歷史的受訪者，是基於研究團隊成員的機遇、巧合與情感，但是受訪者的學術活動無不隱然說
明了一種對中國進行想像的結構。正是這個結構的想像性（而不是代表性），使每份訪談具有獨特的意義，促使受訪者、訪者與讀者必須通過反思來進行意義上的選擇，從而有意或無意地修正爾後對這個結構的想像空間。這些受訪學者的生涯，均有部分是在某種隱而不顯的位置，那可能是多數人都或多或少所處的位置，即某個同時處在所謂中國與所謂亞洲之間以及所謂東方與所謂西方之間的位置。這個允許多方面、多出發點的中國研究過程，因而形成了邊界模糊的場域，在此之中，各種涉及中國的概念、意識或表徵，可以被研究者不斷挪用與再挪用，以至於同時又永遠保留了某種再開展的可能性，故研究者得以不斷地從群體與個人出發，在有意識或意識不足的身份抉擇中，來開展自我認識。

在地緣、語言與時間上，受訪學者所處的角度非常不同。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社群，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所在國度可能集中一地，但無不深刻涉及其他社群。中國研究不可避免地鑲嵌在受訪者內攝的文化與地理的多元性中。從這個角度來看，與中國特殊性有關的新近主張諸如“崛起”、“天下”、“中國特色”等所代表的，是某種具有本質的中國，不再是研究必然的前提。故除非認為民族國家是當代主要文明的唯一有效載具，不然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就不會可信。無論是承認還是否認中國的特殊性，都已經預設了一個關於中國的身份選擇，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用學術或政治中立的要求彼此驗證，因為中國是否具有特殊性或是否在擴張，都必然涉及中國是什麼或中國的範疇何在的認同與政治實踐。

當然，受訪者不可能完全掌握這個有時隱而不顯的立場，更可能的情況是，他們也不充分了解自己以中國為主題的學術作品與個人認同，究竟是被什麼決定的？學者們既不能控制他們已經或正在遭遇的政治社會情境，也同樣不能控制這個隱而不顯的概念場域的形成。例如，他們所操持的學術語言，對於任何一個本身就已具有另一種通用語言的學術社群而言，都有不可迴避的意義，畢竟能不能或如何分享他們的英語文本，是必須在意識上加以處理的問題，因為每一個群體都各有因應英語化的中國文本之道，並以此反映出他們既有論述結構之間的差異。然而，個人如何具體根據這種論述結構的差異來進行語言與文本的選擇或不選擇，就不再是既有論述結構可以說明的，如此，研究者與多種論述文本的遭遇以及遭遇之後的抉擇，是中國研究得以發生的兩個主要機制。

簡言之，中國研究所涉及的是關於中國的論述及其如何從既定的脈絡中形成的可能性，故而是在已有的知識中，透過研究者的選擇而開啟的另一種知識生產。對於研究者本人而言，這後一種生產過程是不全可見的，因為在研究者意識中所能掌握的，只有指向客體（即中國）的單一知識過程而已。必須透過反思受訪者的問題意識概念，才能將這個隱而不顯的過程以歸納方式整理出頭緒。受訪者所處的歷史脈絡當然無法完全說明他們的學術選擇，除了他們有意識地於知識生產時的當下做出的立即選擇之外，還有另一種更深層而可界定受訪者自己與研究客體之間關係的選擇存在。因此，這裡討論的選擇也包括一種後設的，不一定在直覺中可被研究主體第一時間所把握的選擇，可以稱之為對知識對象的本體概念選擇，是以訪談與論述分析所回溯出的一個給予研究者立場的空間，如此研究者的立場便必然屬於其自身存在方式的合理選擇，旁人無由妄加褒貶。因此，有必要區分兩個層次中國研究：第一個層次是在遭遇與選擇兩個機制中實踐的可觀察的中國研究，第二個是口述歷史訪談嘗試歸納的一種沒有辦法在論者的研究開始進行之前被決定的中國研究，也就是等待論者可意識到的研究過程展開後，才能回溯其意義的另一種知識生產過程。
明了一種對中國進行想像的結構。正是這個結構的想像性（而不是代表性），使每份訪談具有獨特的意義，促使受訪者、訪者與讀者必須通過反思來進行意義上的選擇，從而有意或無意地修正爾後對這個結構的想像空間。這些受訪學者的生涯，均有部分是在某種隱而不顯的位置，那可能是多數人都或多或少所處的位置，即某個同時處在所謂中國與所謂亞洲之間以及所謂東方與所謂西方之間的位置。這個允許多方面、多出發點的中國研究過程，因而形成了邊界模糊的場域，在此之中，各種涉及中國的概念、意識或表徵，可以被研究者不斷挪用與再挪用，以至於同時又永遠保留了某種再開展的可能性，故研究者得以不斷地從群體與個人出發，在有意識或意識不足的身份抉擇中，來開展自我認識。

在地緣、語言與時間上，受訪學者所處的角度非常不同。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社群，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所在國度可能集中一地，但無不深刻涉及其他社群。中國研究不可避免地鑲嵌在受訪者內攝的文化與地理的多元性中。從這個角度來看，與中國特殊性有關的新近主張諸如“崛起”、“天下”、“中國特色”等所代表的，是某種具有本質的中國，不再是研究必然的前提。故除非認為民族國家是當代主要文明的唯一有效載具，不然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就不會可信。無論是承認還是否認中國的特殊性，都已經預設了一個關於中國的身份選擇，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用學術或政治中立的要求彼此驗證，因為中國是否具有特殊性或是否在擴張，都必然涉及中國是什麼或中國的範疇何在的認同與政治實踐。

當然，受訪者不可能完全掌握這個有時隱而不顯的立場，更可能的情況是，他們也不充分了解自己以中國為主題的學術作品與個人認同，究竟是被什麼決定的？學者們既不能控制他們已經或正在遭遇的政治社會情境，也同樣不能控制這個隱而不顯的概念場域的形成。例如，他們所操持的學術語言，對於任何一個本身就已具有另一種通用語言的學術社群而言，都有不可迴避的意義，畢竟能不能或如何分享他們的英語文本，是必須在意識上加以處理的問題，因為每一個群體都各有因應英語化的中國文本之道，並以此反映出他們既有論述結構之間的差異。然而，個人如何具體根據這種論述結構的差異來進行語言與文本的選擇或不選擇，就不再是既有論述結構可以說明的，如此，研究者與多種論述文本的遭遇以及遭遇之後的抉擇，是中國研究得以發生的兩個主要機制。

簡言之，中國研究所涉及的是關於中國的論述及其如何從既定的脈絡中形成的可能性，故而是在已有的知識中，透過研究者的選擇而開啟的另一種知識生產。對於研究者本人而言，這後一種生產過程是不全可見的，因為在研究者意識中所能掌握的，只有指向客體（即中國）的單一知識過程而已。必須透過反思受訪者的問題意識概念，才能將這個隱而不顯的過程以歸納方式整理出頭緒。受訪者所處的歷史脈絡當然無法完全說明他們的學術選擇，除了他們有意識地於知識生產時的當下做出的立即選擇之外，還有另一種更深層而可界定受訪者自己與研究客體之間關係的選擇存在。因此，這裡討論的選擇也包括一種後設的，不一定在直覺中可被研究主體第一時間所把握的選擇，可以稱之為對知識對象的本體概念選擇，是以訪談與論述分析所回溯出的一個給予研究者立場的空間，如此研究者的立場便必然屬於其自身存在方式的合理選擇，旁人無由妄加褒貶。因此，有必要區分兩個層次中國研究：第一個層次是在遭遇與選擇兩個機制中實踐的可觀察的中國研究，第二個是口述歷史訪談嘗試歸納的一種沒有辦法在論者的研究開始進行之前被決定的中國研究，也就是等待論者可意識到的研究過程展開後，才能回溯其意義的另一種知識生產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