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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八旗文化宗编辑富察20日惊传在中国与外界失联已逾一个月。 |
何清漣專欄：豈有文章傾社稷 聞出版人富察中國被捕有感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賀）清明回大陸為其亡父掃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灣家中。未來是否會被正式逮捕，誰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願，朋友間雖然廣為流傳這條令人鬱悶焦急的消息，但誰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體登了這條消息，尤其是李戡（台灣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談了與我有涉的「事實」，我決定寫篇文章，以正視聽。
「小八旗」出了位大視野的掌舵者
這些天我反覆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與出版我那本《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有關？因為距離出版之時已有四年，期間富察亦回過大陸，希望不是完全因為我那本書。但從八旗出版的所有書來看，惹禍之由少不了這本書。所有媒體消息都談及：富察在台創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紅色滲透》、《重返天安門》、《被隱藏的中國》、《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人民解放軍的真相》等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發表日本學者新著《新疆》。
看了這個書單，會以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導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國現狀的政治，但其實這只是規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視野的部分成績。這家出版社出過的好書不計其數，比如談美國社會衰變的《西方的自殺》、《國父的真相》，前蘇聯崩潰前後的《列寧的墳場》、中國歷史的《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尤其是多達21卷的《興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規模之小，甘冒市場風險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獨具慧眼，基本不會考慮。我曾在臉書上寫過，在中國，最好的出版社曾經是三聯書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時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書數量上也無法與八旗相比。
在言論自由的國度裡，或者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那些嚮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這些書標識的是出版者的眼界與專業精神。我由衷地認為，富察是個非常優秀的出版專家。如今專家可以自封的年代，「專家」的份量已經變得輕飄飄的。但我很少這樣評價過他人，在我眼中，出版專家與合格的媒體專家應該具備兩大基本素質：
一、眼界與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太難。如今的媒體，遑論中國這個「言論自由」的修羅場，即使在美國這個言論自由的國度也不能包容異見，只要不合主流媒體政治正確的標準觀點，絕無發表可能。但作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別的包容性，與他觀點接近的書，他出版；與他觀點相左的書，只要有價值，他也願意出版。有些書的觀點比較另類，但他認為是種探索，哪怕無利可圖他也願意出版。現在的出版者與媒體不少已經忘記一條： 出版業與媒體類似，都是社會公器，如果只接受觀點趣味相同者，最後只能辦成同人平台或者成為某黨派宣傳機器。
二、市場定位要準確，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優秀者才能勝出。如今互聯網時代，偏好紙本閱讀者越來越少。美國的企鵝與藍登書屋曾是美國出版業的兩大翹楚，都因面臨壓力經營日艱，於2013年合併，2020年中國大陸共有1573家書店關門。但富察卻在台灣為八旗文化出版撐出了一片只屬於他的藍天。在各種介紹富察與八旗的文字中，我認為他自己寫的《兩岸出版比較的尺度陷阱》寫得最好，裡面他談了自己走過的路、曾經的思考，最後告訴讀者：「我們要做的，就只是要堅信自己的2300萬讀者，並不輸給北京和上海的2300萬。我們要放棄圖書業的代工思維，考慮打造自己的牌子。我們不必陷在無謂的『對等』思維（政治場域裡，這套思維更可怕），而應強調合理的平衡。我們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節點」；「如果我們希望台灣出版可以對中國有影響力的話，除了對出版自由的堅守和捍衛，也要做出小型市場的示範，凸顯在大一統的市場之外，還有各種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體華文出版市場是件大衣，台灣應是關鍵的鈕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為導向，傳播知識與思想是其志業，這樣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紀以前，雖是少數，但不算稀缺；如今這年代，是稀缺之寶。任何社會都應該珍惜。出版《紅色滲透》這本書，就我而言，是將被擱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報告增補修訂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幾乎沒考慮政治方面影響，只是覺得這本書為他開啟了一扇知識之門，在此之前，他並不瞭解有關中國大外宣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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