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tle | 陳垣早年文集 1907-13 |
| Authors | 陈垣, 陳智超 |
| Publisher | 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 1992 |
| ISBN | 957671060X, 9789576710605 |
| Length | 449 pages |
| 《傳記文學》：啟功的恩師陳垣舊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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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 （ 2004-05-27 13:31:34 ） | 稿件來源： 文匯報 | |
文／周駬谷
1969年11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歲月中，啟功（後左）、劉乃和（後右）前來看望陳垣
從“四庫”到宗教史過北京師范大學東門，有一座大廈，叫勵耘學苑。“勵耘”二字取自北師大原校長陳垣先生的“勵耘書屋”。 陳垣（字援庵）是廣東新會人氏，出身藥商家庭。17歲（光緒二十三年）時，他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住在新會會館。和他同住會館的，是光緒壬辰科（光緒十八年）進士翰林伍銓萃。伍先生和他談起學問來，發現他讀書很多，對書的作者、內容、版本，都能談得頭頭是道，大為驚奇。其實陳垣十三四歲就已經把十三經讀完了，後來偶然看到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眼界更是大開，漸漸學會了按照目錄選購經史子集所需的圖書，廣泛涉獵。而這在當時是要被指為不務正業的。那年的試題是《冉求之藝，文之以禮》。陳垣放筆直書，信心十足。考完後回到會館，將所做的文章情形，原原本本地說與伍先生聽。伍先生認為他的文章雖好，但不合八股規范。九月初九日放榜，果未考中。陳垣懊惱離京，伍先生送陳垣到車站，握著他的手說：“文不就范，十科也不能考中！”這話對陳垣刺激很深。回到廣州後，陳垣便發憤要把八股文作好。他買回了十科的《直省闈墨》，一遍遍細讀，最後裝訂成四大冊，認真體味，有的好文章甚至能夠背誦。他用了兩年的時間，八股文大有長進，但是後來科舉卻取消了。晚年陳垣回憶說：“可惜白白糟蹋了兩年的時間，但也得到了一些讀書的方法。” 1913年，陳垣以革命報人的身份當選為眾議員，赴北京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從此定居北京。陳垣治學，沒有師承，全靠自學。而研讀《四庫全書》對他的一生有著極深遠的影響。他到京後，聽說原藏承德文津閣的《四庫全書》已運到北京，存放在國子監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師圖書館。對于這樣的國之重寶，陳垣心儀已久。那時他住在宣武門內象來街，在北京西南角，而方家胡同是在北京的東北角。當時溥儀還住在宮裏，紫禁城東西兩側的皇城根是宮苑禁地。所以陳垣每天讀書必須繞道走。于是他賃一輛驢車，每天天不亮就出發，到圖書館閱讀《四庫全書》，要是遇上風霜雨雪，有時來回要三四個小時。上午他總是圖書館剛開門就趕到，下午直到閉館才離開。就這樣，陳垣一讀就是十年！ 陳垣將《四庫全書》著錄的書名和作者作了索引，並將當時最流行的趙懷玉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實際存書相考核，校出有目無書、有書無目、書名不符、卷數錯誤等情況，了解了《四庫全書》收集、編纂、禁毀、抽換的變化過程，寫成了《四庫書目考異》五卷。又因纂修四庫的掌故，私家多不便記載，陳垣利用乾隆禦制詩文，寫成《編纂四庫全書始末》一卷。經過這樣反復的鑽研，他不僅對《四庫全書》的情況非常熟悉，而且對浩瀚的文史圖書也已了如指掌，日後治史，自然得心應手，左右逢源了。1920年，當時民國政府擬利用法國退還庚子賠款，影印文津本四庫。葉恭綽舉薦陳垣董其事，只是後來政府更替，事情不了了之。 陳垣早年從隨著名天主教人士英斂之、馬相伯遊，發願著述中國基督教史。1917年陳垣寫成了他的史學成名作《元也裏可溫考》。元史“也裏可溫”四字，漢意失考。陳垣將《元史》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萬字的史書通閱一遍，凡是提到“也裏可溫”的地方全部錄出，查閱了元史有關的筆記、典章、方志、碑帖。陳垣自學過蒙文，最終考訂出“也裏可溫”，就是蒙元時代對基督教會人士的統稱，並將蒙元時代中國基督教的傳播與流布，在書中作了全面的論述，了結了數百年的懸案。他精心撰述，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的則是《元西域人華化考》。這是講述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和外來僑民漢化的一部專著，材料豐贍，條理明辨，刻意在有“全盤西化”論時著成。陳寅恪在序文中評論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四十年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家L.C.Goodrich教授將其譯為英文。這也是他最滿意的一部著作。 陳垣從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二十世紀初年敦煌經卷的驚世發現。大量有關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西北史地的文獻出現，作為中國史學家，陳垣早在二三十年代不止在一種場合說過：“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東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到中國，奪回北京。”1924年夏，在北京大學國學門任導師的陳垣，與北京學界同仁發起“敦煌經籍輯存會”，並被推舉為採訪部長。後來他對京師圖書館八千余軸敦煌經卷分類考訂，編成《敦煌劫余錄》。以“劫余”二字，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敦煌遺書遺物的掠奪。 在故宮博物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將軍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政府，驅逐溥儀出宮。為應事態之變，國務院緊急成立了“清室善後委員會”，全體委員由國務院聘任，李煜瀛（字石曾）任委員長，聘請蔡元培、陳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人任委員。善委會成立後，李煜瀛出京出國事不斷，故宮方針大政，漸漸擔在陳垣身上。就是陳垣主持的清點中，故宮陸續發現了一批珍貴的典籍、孤本、底本、檔案等。如在齋宮中發現了元刻本《元典章》，有汲古閣毛晉私印，也就是四庫提要所謂的內府藏本，以及在懋勤殿發現了當年羅馬教宗就中國禮儀的通諭等珍貴檔案。最重要的發現大概要算1925年4月在藻堂發現了塵封多年的《四庫全書薈要》。 陳垣很早便知此書，但無由得見，此次意外發現，令他驚喜萬分。《四庫薈要》與《四庫全書》同時編成，編《四庫全書》時，乾隆帝已63歲，他恐怕《四庫》編成費時太久，未必得見，所以又命四庫館臣擇精華，繕寫成《四庫薈要》。《四庫全書薈要》分抄兩部，一部存圓明園味腴書屋，一部放在紫禁城藻堂內。這時圓明園一部燔焚，藻堂這一部即為世間僅存。1925年10月10日，善委會與北京各界人士在乾清門廣場召開了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大會，陳垣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故宮博物院設古物館和圖書館，古物館由易培基任館長，陳垣任圖書館館長。為紀念此事，陳垣在壽安門前手植稚檜八株。如今事過八十年，當年的稚苗已高逾宮墻。 民國年間，戰亂頻仍。1926年3月底，馮玉祥的國民軍與直奉聯軍作戰失利，即將退出北京，故宮安全受到威脅，只得決定請執政府內務部衛隊接替馮玉祥部駐防。借此次換防之機，各方勢力蠢蠢欲動，都想進駐故宮。北洋政府內務部、直魯軍閥、前清遺老也均有動作。到了七月，事態急轉直下，吳佩孚主北京事，杜錫出面組閣。在新內閣國務會議上，通過改組故宮議案，決定成立“故宮保管委員會”，以前清遺老趙爾巽、孫寶琦為正副委員長。趙孫二人與故宮博物院諸理事商洽接管事。理事會派陳垣、俞同奎等四人前往。談判開始，陳垣發言說：“如果要接管故宮，必須組織點交、接收兩個委員會辦理接交手續。須點完一處，移交一處。接收一定要做到三點，故宮所有藏物：一不能還給溥儀；二不得變賣；三不能毀滅。如果你們不同意點交，可以登報聲明說明自願負故宮的全部責任……”趙孫二人回去匯報，不想杜錫竟同意點交，也同意設移交、接收兩委員會，駁回了趙孫二人的原議。二人一怒之下雙雙辭職，但接著就發生了8月8日陳垣被捕的事。 那天清晨，陳垣被憲兵司令部抓走了。故宮理事會同仁得到消息後，忙多方營救。到了下午憲兵司令王琦同意放人，但他對趙爾巽說：“這個姓陳的太可惡，還硬不肯走，一定要追問抓他的理由。”後來陳垣雖然被釋放回家，但王琦派了兩名憲兵跟到陳宅，將陳垣軟禁在家中，一住竟是一百多天。直到北伐勝利在即，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接管了故宮，任命易培基為院長，李煜瀛、陳垣等37人為理事，故宮才安定下來。 輔仁大學的八年 八年抗戰期間，陳垣是在輔仁大學校長任上度過的。輔仁大學1933年後由美德兩國聖言會接辦，1936年後，輔仁校務長雷冕神父是德國人。後來德意日成為軸心國，輔仁大學在這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得以繼續開辦，而且爭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課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門不挂日本國旗；日文不作為必修課。這“三不”一直堅持了八年，所以輔仁大學後來成為淪陷區內國民黨政府承認的惟一一所大學。對于陳垣這樣有聲望的學者、大學校長，日偽當局是不會輕易放過的，總是企圖利用他，委以各樣文化要職，有時是直接出面，有時則是托陳垣的故舊疏通。對于這些，陳垣一概嚴辭拒絕。但無休止的騷擾威脅，使得陳垣不勝其煩，常思有個地方避一避。 有一次，他和幾位知心的師生在輔仁三樓看書畫展。偶在樓欄處往下望，只見日軍趾高氣揚走過。陳垣沉默不語，後來低吟“登臨獨恨非吾土，不為城關畫角悲”，語畢眼含淚水，師生們將他扶下樓來。其實陳垣也不是沒有考慮過離開古都，但是幾千師生的期望，使他實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學生柴德賡有扶師南行的密謀。陳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輔仁校務長雷冕神父察覺，長談數晚，曉以利害，認為陳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輔仁，有利于師生。校長一走，輔仁難以為繼，很快就會被日偽當局接收或關閉，幾千師生頓失依靠，將難以就職和求學。最後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陳垣百感交集，反復思考，終未成行。 輔仁大學似淪陷區北平的“孤島”，成為不肯就職于偽大學（日偽利用原址繼續開辦的大學，被稱偽大學，如“偽北大”）的學人的凈土，一些志士也以輔仁大學為基地，秘密從事地下工作。輔仁大學雖未停辦，但師生被日偽當局逮捕卻是常有的，如英千裏、沈兼士、胡魯士神父（荷蘭人）、范文瀾、趙光賢、李德倫、蕭乾等等。每一次陳垣都要積極營救。在那八年時間裏，陳垣還盡可能地向一些生活困難的學人約稿，藉此補貼他們的生活。八年裏，陳垣的心情是苦悶的，而這種苦悶只能在他史學著作的字裏行間得到抒發。在這時期他寫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錚僧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著作。而最能體現他深明大義、崇尚名節思想的著作，則是《通鑒胡注表微》。這是一部研究胡三省（字身之）思想的作品。胡三省是宋末人，不仕于蒙元，以作通鑒注的方式，申訴蒙元的暴政。終于在他65歲那年迎來了古都的光復。 1951年11月，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後，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毛澤東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翌年，陳垣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直至1971年6月病逝。 摘自《傳記文學》／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
倫明/陳垣/胡適
陳垣 (1880-1971)和胡適 (1891-1962)都是史家，他倆是學問上的摯友。
陳垣的《二十史朔閏表》/《廿史朔閏表》是胡適經常參考的書。
《陳垣──生平、學術、教育與交往》北京：師範大學，2010，頁24的《學譜》1940年有家書談「論文之難」，其中談到「……文成必須有不客氣的諍友指摘之。惜胡、陳、倫諸先生均離平，吾文遂無可請教之人矣。……」
我知道「胡、陳、倫諸先生」指胡適、陳寅恪，惟不知倫先生是何人？
由
三位大师间的交游
作者 方健
《陳垣全集》
知為"倫明" 再查 知
藏書大家倫明字哲如
倫明東莞人，愛穿破舊衣服到書鋪尋覓秘籍，人稱「破倫」，前清舉人，在北大、師大、燕京、輔仁都當過教授，四十年代死後藏書歸北平圖書館公藏。
尚未改正
三位大师间的交游
作者 方健 发表于2010-11-07 03:18
這部一千餘萬字、分裝二十三冊的《全集》的行世，無疑是對援老誕生一百三十週年最好的紀念，儘管有些姍姍來遲，但畢竟是學界期待已久的盛事。 《陳垣全集》 陳垣著 陳智超主編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0年5月第一版 二十三冊，1980.00元最近，援老長孫陳智超主編的《陳垣全集》已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刊行。這部一千餘萬字、分裝二十三冊的《全集》的行世，無疑是對援老誕生一百三十週年最好的紀念，儘管有些姍姍來遲，但畢竟是學界期待已久的盛事。 《全集》匯總了今能蒐集到的援老大部分論著，以篇幅論，新刊內容已超過援老生前發表過論著的總字數。尤其是書信卷，凡收書信九百六十七封，較之《陳垣往來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所收的三百七十五封，前者為後者的二點六倍。 《全集》內容豐富，體大思精，琳瑯滿目。今僅以書信為主線，考察援老與兩位史學大師的學術交往，或有一得之愚，與讀者分享。 陳寅恪“二陳”之相識並定交，約在1926年7月。是年陳寅恪先生應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於7月上旬至北平。據《吳宓日記》是年7月13日記載：吳宓約二陳在北平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見面。初識即晤約三個半小時，可見談興甚濃，相見頗歡。 1923-1927年援老發表的《元西域人華化考》，標誌著他已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學者。故王國維先生自沉於昆明湖後不久，陳寅恪先生與其學生戴家祥在清華園中散步時說：“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靜庵先生，其次是陳垣。陳垣學問踏實，德才兼優。”（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頁104引戴家祥《致蔣秉南書》）寅恪先生1935年1月6日致援老信為此說提供了旁證：“頃讀大作訖，佩服之至。 ”“今公此作，以此標題暢發其蘊，誠所謂金針度與人者……大作實一般研究學問之標準作品也。拜誦之後，心悅誠服。”今存已公開發表的“二陳”間來往書信，僅二十一通，時間跨度為1929-1940年；援老致寅恪先生的僅三通，其中二通為這次《全集》新收的。一是1929年1月30日致寅老及劉復信，主要談他清理敦煌文獻及輯撰《敦煌劫餘錄》的情形；二是收到寅恪先生寄示《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後，1940年7月31日的複信，有云：“大序頒到，同人聚觀，正如故鄉消息久斷，聞有人來，群相問訊也。”欣喜之情，躍然紙上。可以斷言，二陳間來往書信遠遠不止這二十一封。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寅恪先生四處流離，備極艱辛，後又雙目失明；在北平圍城中，援老對天各一方的友人，最關心掛念的即為寅恪先生。他在致長子陳樂素先生的一百零三通家書中，至少有三十封提到了寅恪先生，時間跨度為1938-1949年。據家書，這十二年間，二陳間的來往書信至少在二十封以上，不幸的是，今已無一倖存。情深意摯，溢於字裡行間。如1938年6月21日信稱：“今日接寅丈（五月）廿六日來信……寅丈近著一文名《唐代西域人華化》，已付印，出版尚無期雲。”今考是年4月至8月，寅恪先生在雲南蒙自，據援老家書中之意，寅丈信似發自香港，有可能請時仍居港的夫人唐篔轉寄。唯今傳各本陳寅老文集均失收此文，從題目看，似與援老名作《元西域人華化考》有異曲同工之妙，惜其文已佚而無可考。
又如1940年1月7日家書曰：“文成必須有不客氣之諍友指摘之。惜胡（適）、陳（寅恪）、倫（明）諸先生均離平，吾文遂無可請教之人矣。”援老視寅恪先生等為直諒多聞的諍友，因陳寅老學識淵博，又通曉多種語言，學術視野開闊。在是年4月至7月的援老八封家書中均談到擬請寅恪先生指教《明季滇黔佛教考》及請序等事，視之為治宗教史的畏友。如其6月27日家書中稱：“此書舍陳外，無合適作序之人也。”直到1940年7月31日家書中透露：“前日接到十七日函，並寅恪先生序。第六卷將印畢，正好趕到，喜出望外，茲有復先生一函，便寄去。”抗戰期間，郵路時通時斷，總算如願以償，真乃大喜過望。抗戰期間，時世艱險，援老對寅恪先生的起居行止、工作學術、健康狀況等十分關切。其心拳拳，其意殷殷，時見於家書中。如1940年4月6日信雲：“寅丈失眠，有赴評會否？”此指是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長蔡元培先生病逝後，中研院評議會在重慶開會，選舉新院長，陳寅恪先生自昆赴渝與會。 1941年，寅恪先生在香港大學執教，援老命樂素先生就近求教。其是年6月7日家書中云：“寅丈在近，如果人不討厭，不妨多請教。但不宜久坐，此機會不易得，幸勿交臂失之為要。”是年12月8日之後，日軍佔領香港，寅恪先生有北歸之意，甚至有返北平執教輔仁大學之計劃。援老聞訊後喜不自勝，於1942年3月31日家書中云：“寅丈願在輔仁授課，此夢想而不得者也……昨接信後，即告同人，皆大歡喜。”又曰：“如能北來，真如天之福，請一言為定。”命樂素先生就近往謁以敲定此事，求賢若渴之急迫心情，躍然紙上。當時，援老最推崇者，無疑亦寅恪先生。如他在1940年10月6日家書中稱：“寅丈寄來《秦婦吟》（原註：凡考證文先要觀其利用何種書籍）已收到。”諄諄囑咐樂素先生要認真學習陳寅老的詩文互證治學方法及得心應手利用材料的能力。新中國成立後，“二陳”分居南北，中山大學冼玉清教授維繫著二老間的聯繫。如1953年12月8日援老致冼氏信中談到汪籛南行前，曾來拜訪援老，對寅恪先生不願北上而薦以自代，深感失望。寅恪先生因畢生崇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而遠離政治，又因雙目失明而基本上不再與昔日舊友書信往來，但仍保持與吳宓、楊樹達等極少數友人的聯繫，援老也保持著與楊樹達的交誼。楊先生時居湖南，其《積微居金文說》出版後，曾分寄“二陳”。援老1952年12月2日復信云：“來示謙欲法高郵（方按：指清人王念孫、引之父子），高郵豈足為君學？況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郵何如法韶山！”寅恪先生則於1953年1月2日致楊氏書云：“大著多古文奇字……然此書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雖不讀亦可斷言也。援老所言，殆以豐沛耆老、南陽近親目公，其意甚厚。弟生於長沙通泰街周達武古宅，其地風水亦不惡，惜勵耘主人未之知耳，一笑。”（ 《積微居友朋書札》頁97）寅恪先生“風水不惡”之說，既有古典，也有今典，鮮為人知。他的出生地，為長沙通泰街周氏蛻園，實即唐劉蛻故宅。周達武，本姓朱，為明吉王朱見濬後裔；清軍入關後，改姓周。他為湘軍將領，曾任甘肅提督。其子周家純，辛亥革命後登報恢復本姓，改名朱劍凡。 1905年，朱劍凡在周家蛻園創辦了周南女校，楊昌濟（楊開慧之父）、徐特立曾執教於此。 1919年“五四”運動時，朱劍凡結識了毛澤東，周南女校成為“新民學會”經常聚會的場所，向警予、蔡暢等即畢業於此校，而朱劍凡的女兒朱仲麗後成為王稼祥之夫人。此乃虎踞龍盤、群雄聚首之地。寅恪先生“風水不惡”之說，實乃針對援老“法韶山”而言，他對援老的趨時附新頗不滿，因而藉題發揮，極為機敏、頗有分寸又不露痕跡地揶揄嘲諷了一下這位昔日老友。
胡適今已無確切材料可考援老與胡適之相識並定交於何時，但兩位大師的人生軌跡顯示，他們至遲在1922年春已相識。 1921年9月，援老創辦平民中學並任校長；1922年2月19日夜，胡適之應邀在平民中學作題為《學生與社會》之演說，援老理應作主持並陪同。兩人結成交遊，很可能是他們共同的朋友沈兼士先生的介紹。援老《全集》收入致胡適之書信二十九通，胡適之致援老信今僅存六封，合計三十五封，時間跨度為1924-1949年。實際兩人在近三十年的交遊中來往書信當遠不止此數。首先有必要介紹一通《陳垣全集》失收的援老致胡適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史席： 歲月易得，不晤已整兩年。自去年奉至由日本來書，至今久未通訊。頃晤張君煦，藉悉起居佳善，至以為慰。年來防線愈縮愈短，成績極少。去夏成足本《耶律楚材西遊錄校注》一卷後，僅成《史諱舉例》八篇。今將敘目寫呈，未識有一盼之價值否？幸不吝賜教。能代譯為外國書名，尤所感盼。 專此 並候 撰安！ 弟陳垣 謹啟日間擬往大連避暑，一月之內，如有賜示，請寄大連大黑町一五○——二。 又云 七月四日這封信見胡適1928年7月12日日記，信後附援老手錄的《史諱舉例敘》及八篇八十例目錄，這應是完成於1928年2月的初稿本。經與發表於《燕京學報》第四期的是著核對，序與目錄已有修訂、增減。如題中之“敘”已改稱“序”，《敘》中原稱“為例八十，為篇八”，“凡六萬五千言”；在正式發表的《序》中，已相應修訂為“為例八十有二，為卷八”，“凡八萬餘言”。是否因胡適之建議而作修訂，因其回信已佚而不可考。抗戰期間，援老在北平，胡適任駐美大使，兩公雖遠隔重洋，但愛國之心卻是相通的。 《胡適日記》1946年1月31日有載：“今日得援庵女兒寄來援庵二文：（1）《通鑑胡注表微小引》；（2）《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目錄後記》。他引《通鑑》卷二八五胡三省之注云：'亡國之恥，言之者傷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頤）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 '”胡適之一語中的，點明了援老《表微》的微言大義。 1947年3月25日胡致陳信中還表示將作《胡注表微》的後序。說明他對是書也極為重視。上述二公來往的三十六通書信中，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藉書贈著；二是求序請教；三是學人交往。如1933年初，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華，援老於2月13日修書邀約胡適出席14日午宴，設席於豐盛胡同粵館“譚家菜”宴請伯希和，陪客還有陳寅恪、柯鳳蓀、楊雪橋等。這次宴會留有照片，但獨缺胡適之，或未與會，或早退，已不可考。四是論學，這部分內容最多，只能舉例說明。今存二公來往書信最早者為1924年6月初，6月2日，胡在南宋黃震《黃氏日抄》卷八十六《崇壽宮記》中發現有關宋代摩尼教的材料，次日即函告援老，陳即復信：“奉書狂喜。即檢閱《黃氏日抄》全文，知當時摩尼確已混入道教。”時胡適任北大教務長，兼《國學季刊》主編。援老《摩尼教入中國考》即發表於《季刊》第二期，後來援老將胡適提供的材料增補入《摩尼考》一文，可見他們的學術友情一開始就奠定在很高的起點上。1930年11月28日，胡適定居北平，在後門內米糧庫四號租宅，恰與居一號的援老比鄰而居，開始了他們長達數年的時相過從、學術交往黃金期，留下了“聊為友誼的比賽”，而並非兩軍對壘的學術佳話。其中如1933年1月17日，援老有長信致胡，對他《蒲松齡生年考》提出的蒲松齡生卒年、享年七十六歲的新說表示讚賞，但對他斷言蒲氏“全集（即《聊齋詩集》）皆係捏造”卻不敢苟同，提出了有理有據的反駁意見。援老雖專擅史學，但因他明清史的淵博學識和深厚積澱，故對文學史上的疑案頗有發言權。他們論學的最後一封信，乃1948年12月13日夜胡复陳信，針對“楊守敬光緒廿三年（1897）還沒有《水經》注疏”的援老前信之結論，胡表示質疑，依據為《鄰蘇老人年譜》中發現的反證，但未及展開。信末云：“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14日寄出此信，15日胡適之即飛離北平。論及陳胡交遊，頗有必要討論陳致胡的“公開信”。 1949年4月29日，援老寫成“公開信”，離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到三個月。 “公開信”的內容已眾所周知，胡適最早讀到的“公開信”不是發表在5月11日《人民日報》上的中文本，而是香港出版的《遠東通訊》（1949年6月4日）英譯本。遠在美國的胡適讀後有如下評論：“此決非偽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但不到一周，長於考證的胡適卻又疑此為偽作。他在6月24日日記中寫道：“陳垣先生大概不致於'學習'的那麼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火了！”次日又推論：“廷發與我均疑陳援庵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節），另由一個黨內作者偽造其餘部分。”1950年1月9日，胡適之寫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發表在《自由中國》二卷三期上，他認為：“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公開信'開篇就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而斷定這封“公開信”是偽造的。但真實的情形卻是：北平解放後，援老真誠擁護新政權，努力學習新思想。 1954年，援老在致佚名友人信中說：“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遂有與胡適一封公開信；今後還將由謝山轉而韶山。”此表明，解放後，援老“得讀《毛澤東選集》，思想為之大變，恍然前者皆非”，皆為由衷之言。據援老的學生和助手劉乃和之弟劉乃崇（當時在北平軍管會參與戲曲改革工作）的回憶：有一次去陳老家，“我告訴陳老，我在石家莊時看見《新華日報》上刊登藍公武與胡適的一封信；他立刻說：胡適走前也給我寫過一封信，說罷就取出給了乃和姐。當時陳老就與柴（德賡）師、乃和姐和我共同研究、決定也用公開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新氣象寫出來。經過陳老反复講述自己的意思，並徵求我們的意見，由乃和姐執筆寫出，再經陳老親筆改定。由陳老與乃和姐同去範文瀾范老住處，請他修改”。陳智超現掌握著援老公開信的底稿，可補充上說。他說：第一份是一沓紙條，是劉乃和的筆跡，寫著公開信的一些片斷。這應是剛起草信件時的記錄，類似提綱和目錄，符合援老的寫作習慣。第二份是援老的學生柴德賡的一稿字跡，上有援老多處修改或添補的筆跡。第三份是信件謄清第二稿，仍是劉乃和的字跡，也有援老改補的筆跡。第四份是信件的定稿，是用鋼版刻印的，仍有個別塗改。這是後交范老並正式發表的底稿。上世紀末，劉氏姐弟還回憶稱：因范老曾在輔仁執教過，且又為援老唯一來自解放區的熟人，時任華北大學副校長，故把信交給他。范老看後說：“很好，就交給我吧。”5月11日《人民日報》刊出“公開信”，只刪除題中“先生”二字，餘無更改（參據《陳智超自選集》頁226-242）。客觀而言，公開信確為援老本人意志的表達，但因成於眾手，難免有白話文出現。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援老作為校勘學一代宗師竟然也犯下低級失誤，竟沒有發現將一稿中“去年十二月十三夜你給我一封信”，改為定稿中“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之嚴重失誤。從而讓大洋彼岸的另一位校勘大師抓住把柄而定為偽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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