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葛兆光教授訪談錄；一些史書

新思想史研究、歷史教科書編纂及其他——葛兆光教授訪談錄
關鍵詞
新思想史研究，歷史教科書編纂
採訪時間：2004年12月01日
採訪地點：北京
採訪記錄及文字整理：張瑞龍，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本訪談錄葛兆光教授已審閱)



編者手記：
被盜版的書一般都是暢銷書。學術著作很難暢銷。尤其是思想史類的書，誰看啊?!然而，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就“榮幸地”遭遇了盜版。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和朝鮮戰爭》被盜版可以理解，因為內容距現實很近。葛氏的思想史講的是截至19世紀末以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全書三冊，共151萬字。這樣的書能擁有幾萬人的讀者群，是學術界的幸事，也不得不令人對作者刮目相看。
研究思想史的學者有兩類，一類是解說別人的思想，自己沒有思想；另一類是用自己的思想研究那些有影響的思想。葛兆光先生屬於後者。你讀他的文字、傾聽他的談話，能夠直接感受到他的思想魅力。



二、歷史教學與教科書的寫法

問：您曾經針對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寫過好幾篇文章，也出版過像《古代中國社會與文化十講》、《中國經典十種》這樣的教材和講義，現在還正在組織多卷本《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的編纂，《歷史教學》雜誌一直很關心這一方面的問題，希望您能就這個問題再談談您的看法?或者說，歷史教科書應當如何寫？
答：的確，最近我特別關注教科書的編寫。為什麼?因為教科書是使一代一代人接受和理解歷史的起點，也是一代一代學者模仿歷史寫作的最初範本，它的影響太大了。當然，歷史教學的問題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對歷史的認識，這是觀念；二是考試，這是製度；三是教材，就是教科書的問題。教科書只是三分之一。
我看到最近出版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當然比過去有很大進步，至少意識形態意味淡化了一些，刻板教條也少了一些，而且一些教科書，也懂得在正文中加上圖像，加上參考文獻，加上提示和問題，形式上變得活躍了一些。但是，是否就很好了呢?也不盡然，我常常看國外一些寫得好的教材，覺得很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舉個例子，美國學者伊佩霞的《插圖本劍橋中國史》中提到了唐代的國際交流，她不是乾巴巴地講唐代多麼開放，也沒有一一條列中外交流的類別和事件，而是用“世界中心的生活”為題，說到了長安的宏偉對各國的吸引力，說到使臣、商賈和香客從日本、高麗、吐蕃來，說到珠寶、樂器和織物對貴族的刺激，說到馬球隊、陪葬物和波斯風格的銀器，最後還說到“人們不再使用座墊，而是像外國人一樣坐在凳子和椅子上”，比起我國通行教材的一些機械羅列式的教師爺寫法，似乎更輕鬆一些。
其實這裡又要說到歷史學的想像力問題了，前些天我們在北大討論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我就說了，余先生的書講朱熹和宋孝宗、光宗、寧宗三朝的政治，表面看來是廣採歷史文獻，對歷史進行考證，其實，他是運用了很豐富的想像力的，否則他不會特意寫一節關於心理史學的文字。應當說，好的歷史學家和差的歷史學家，其中差別之一，就是有沒有想像力，大家都以為陳寅恪先生只是讀書多記憶力好，其實，更應當看到，他的想像力非常豐富，這種想像力穿透了歷史文獻的遮蔽，也補足了歷史文獻的遺失。同樣，寫歷史教科書也一樣呀，沒有歷史想像力，教科書就是一堆乾癟和枯燥的資料和數據。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承認，像歐美一些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像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大汗之國》，像魏而思的《1688》
1688: A Global History by John E. Wills Jr.
，也包括像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等等，都寫得很有故事意味，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敘事體的複興》裡面曾經抨擊西方史學界偏離了歷史學家的原始任務，他覺得，歷史學家應當是講述故事的人，這是很對的。歷史教科書的敘述也應當有故事。
可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實在是不好看。



問：為什麼現在歷史教科書不好看呢?僅僅是沒有想像力？還是寫法上有局限？
答：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歷史教科書形式比較呆板，好像是向學生填鴨式地灌輸死知識甚至死教條，這就會讓學生們失去了興趣，也無法體會中國歷史和傳統，更無法真正主動地參與文化傳統的理解和重建。
歷史教學也罷，歷史教材也罷，都要讓人願意接受，對不對？要讓人想讀還願意讀下去，在於如何把歷史放在一個好的敘述思路中，通過精心選擇的情節和文字，讓讀者理解和感受歷史，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歷史技巧，這絕不僅是“通俗”和“深奧”的寫作形式的分別。其實，像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和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的《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 —1980)，何嘗因為它寫得生動而成了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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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學術的“歷史”和沒有學術的“戲說”，是很容易分別的。所以，我主張要把教材甚至學術論著寫得好看，寫得通俗，通俗並不等於膚淺，而是要讓教材變得輕鬆起來，打破以前固有的模式，要有故事，歷史本來就有故事，可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就不講故事，總是講道理，乾巴巴的大道理，這怎麼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我總覺得，歷史教學恰當的途徑，應當是通過寫作者或講授者的“敘述”，來“激活”讀者或聽眾的記憶、體驗與經驗，調動心底的“儲備”，喚回心中的“記憶”，重新建構並認同這一歷史和傳統的過程。這是一個從純粹單向的老師的“講”，過渡到學生“聽”，並最終實現歷史記憶的複活，重構一個價值性的東西的過程。學生想听的，是與他們的生活相關、並能喚起他的歷史記憶和生活經驗的東西，而不是那些陳穀子爛芝麻、或者是機械教條的文本。

問：能不能再具體一些？
答：就以我熟悉的思想史和文化史部分來講吧。大多數的教科書，提供給中學生的，是一個從孔子、百家爭鳴、獨尊儒術、宋明理學、明清啟蒙思想等等構成的一個主線，我看了一下內容，就覺得有些遲疑，為什麼呢?因為這個脈絡不是一個歷史本身的脈絡，而是根據我們現代價值觀念重新建立的敘述脈絡，說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這有一點像選勞模，把優秀的選出來表彰，把他們當我們這個民族的正面傳統，於是覺得這樣學習歷史，我們就會見賢思齊，接受這個傳統。可這是歷史嗎?這是選出來的“傳統”，現在我們繼承五四，要建立啟蒙的合理性，所以在古代的“道統”歷史敘述之後，又要加上一個反傳統的“啟蒙”來當傳統，像我看到的有一部教材，就在有限的篇幅裡面，除了介紹百家爭鳴、儒學興起、宋明理學外，最後，就特意挑出李贄來介紹“反正統意識”，把他當作批判理學正統的代表，特意挑出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和唐甄來介紹他們的啟蒙思想。表面看，這並不錯，但是，其實這是一方面根據中國儒家正統意識，一方面根據歐洲啟蒙思潮的歷史線索，在中國發現和書寫的歷史。這個脈絡的建立，其實是建立一個儒學、理學到反理學的“傳統”，說明中國和歐洲一樣，你有一個古希臘羅馬的時代，我有百家爭鳴的時代，你有中世紀的神學時代，我有獨尊儒術的時代，你有文藝復興的啟蒙時代，我有明清啟蒙思潮呀，從現在的觀念看，這是一個新的正統歷史觀念，可是，魏晉玄學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響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時代和清帝國中的民族思想意識呢?難道真的中國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獨占的狀況，就是這樣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的線索嗎？以前胡適批評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正統”的，因為馮友蘭是把儒家當作主流，濃墨重彩地書寫的，而我們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如果這樣寫，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也還是正統的呀，為什麼要這樣安排“正統”的脈絡呢？就是要傳達一種有關歷史價值的正統觀念呀。

問：除了這種脈絡的問題之外，在概念工具的使用，歷史脈絡的敘述，我們的教科書好像也有一些問題吧?
答：是的，因為國際國內學術界的一些新想法，沒有很快進入教科書。其實國外大學、中學的教育中，是很注意吸收新成果的，可是我們呢?好像很慢。舉一些例子吧。比如有的中學歷史教材裡面，談到先秦思想，先講孔子、孟子、苟子、再講老子、莊子、再講法家，最後才說墨家，其實這和學術界的想法就不同，因為現在很多學者都意識到，順序應當是儒、墨、道，墨子很多想法，是針對儒家來的。你在教材中這樣的順序安排，理由是什麼?是按照思想史價值等級高低?還是根據後世影響大小?都不對嘛，應當按照思想史的順序呀。又比如，多數中學歷史教材裡面談宋代理學，一上手就抽像地講“理”如何如何、“氣”又是如何如何，“性”和“命”又是如何如何，現在雖然不那麼講主觀唯心啦、客觀唯心啦，但是總在辨析理先氣後，心即是理，卻很少討論所謂理學，它和宋代異族、異國的崛起，政治變革的衝突，社會生活的變遷的關係，這樣就把本來活生生的思想變成了乾巴巴的標本，很難讓學生接受嘛。


問：實際上，您已經涉及了歷史教學的目標問題。我們學歷史的人，常常很困惑的一點，就是經常會被人間：學歷史有什麼用?明確了歷史的“用處”，大概對歷史教學和歷史教科書的寫作有一定意義。


答：是的，我想應當明確歷史的意義在哪裡?作為老師，是僅僅滿足於向學生灌輸可以背誦的知識，還是為他們提供一些價值性的思想?我在那篇談歷史教科書的文章裡面說過，“歷史彷彿給人們提供著關於'故鄉'的回憶，這種回憶不一定是對於村莊位置、房舍田地、鄉親父老、水井道路的具體再現，而是一種關於故鄉的溫馨感受，使人們一想起故鄉就覺得親切，使互不相識的人一提到共同的故鄉就有'同鄉'甚至'同根'的感覺。'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即使在很遠的地方，也始終存在著眷念，這就歷史的價值。”歷史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資源，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它既有知識性又有價值意義。既然歷史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那麼，用教條式的語言來講授的歷史就不是真正的歷史了，而至多只能算是歷史事件的堆砌。順便講一個例子。1990年起，歐洲共同體各國，就嘗試在中小學發布新的歷史教材，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出發，傳播“歐洲一家”的理念，為歐盟(European Union)奠定認同基礎，這說明什麼呀?所以我覺得，首先，歷史教學最重要的意義是提供一個認同基礎，這個認同基礎就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我們有一個共享的傳統，只有明確什麼是“歷史”的意義，才能確定歷史寫作的目的，而只有確定歷史寫作的目的，才能明確歷史該如何寫作。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在他自己寫的《文明的文法》這本教科書的序言中說：“歷史學不應當熱衷於民族主義的編造(民族主義是常常應當受到譴責的)，也不應當只沉緬於人文主義(儘管人文主義是我所偏好的)，重要的問題在於，如果歷史學消失，國民意識也將因此不能存續，而如果喪失了這種國民意識，法國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獨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
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 est un livre de Fernand Braudel publié en 1987 aux éditions Arthaud et en 1993, chez Flammarion. Il reprend la partie principale, des pages 143 à 475, du manuel d'histoire Le Monde actuel,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édité en 19631.

松本雅弘訳 『文明の文法――世界史講義』
(1)1995年8月、みすず書房。ISBN 4622034948 / (2)1996年11月、みすず書房。

金塚貞文訳 『歴史入門』
(単行本)太田出版、1995年8月。ISBN 4872332237 /中央公論新社〈中公文庫〉、2009年11月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Book by Fernand Braudel

5/5 · Decitre

Fernand Braudel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histor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Annales school, he rejected a narrow focus on Western warfare, diplomacy, and power politics, and ... Google Books

Author: Fernand Braudel



Penguin Books, 1995 - History - 600 pages

Fernand Braudel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histor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Annales school, he rejected a narrow focus on Western warfare, diplomacy, and power politics, and opened up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to influences from anthropology, sociology, geography, psychology, and linguistics. In the late 1950s, when the Annales approach was widely accepted in French universities, a major reform introduced the study of "the main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s" into the final year of secondary schools. Traditionalists attacked the new stress o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eventually triumphed, but Braudel was firmly committed to such changes. This marvelous survey of world history, the last of his books to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for French "sixth-formers." Yet its real value is far more permanent. Even an "educational story, " Braudel once suggested in a lecture, can become a "tale of adventure, " provided the historian manages to "find the key to a civilization and is not afraid of simplicity - "not simplicity that distorts the truth, produces a void, and is another name for mediocrity, but simplicity that is clarity, the light of intelligence." Such a light shines throughout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After an introductory section examining the nature of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their continuities and transformations, Braudel surveys broa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almost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the Muslim world -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post-colonial revival; Black Africa - from the slave trade to the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the Far East: China, India, the maritime states and Japan; Europe -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Roman Empir to political union;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s of the New World: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nglish-speaking universe: Canada, Southern Afric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the other Europe: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CIS. For this excellent translation, Richard




我一直印像很深刻的是芭芭拉·塔克曼(BabaraW．Tuchman)的一段話：“一個民族為了覺得自己是國家，不但必須有獨立和領土，並且還要有歷史。” 其次，就是明確什麼是教科書要教的“知識”?還是用“尋找故鄉”來比喻，我總覺得，這種關於“故鄉”的知識，並不是那裡的房舍位置，也不是那裡的道路如何，更不是那裡的人口田畝。因為這樣的知識在文獻記載中都會有的，歷史不等於文獻檔案，故鄉也不等於地理上的一個空間，故鄉要比它多出一些讓人留戀回憶的東西。所以，在歷史教學和學習中，是否僅僅需要記住那些位置、數字、特徵，記住一些年代、人物、事實，可以應付考試，就可以算是了解“歷史”了呢?當然不是。然而，我們的很多教材和相應的考試也正在把“歷史知識”朝這個方向推進。但是，歷史教育的目的並不是在於把紙上的事件、人名、概念像索引一樣複製到人們的大腦中。可是在很長時間裡，我們的教科書和入門書用教條替代了歷史，書裡面所講的歷史彷彿不再是一個有人有事的時間過程，而是一個在某些懷有政治意圖的強迫性架構中被分解填充的東西，幾千年的故事被壓縮成乾巴巴的半打理論和一堆概念。其實，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當一個學生在面對這樣的教材時，他並不能夠感覺到歷史的流動，卻只能被動地捧著一大堆被“社會性質”、“生產關係” 、“經濟背景”等等分割切開出售的概念，儘管概念作為知識，比較容易背誦、複述和考試，但是真實的歷史就在僵硬的條塊中漸漸流失。


問：那麼，作為從事歷史研究的工作者，應該如何擔當其在歷史教科書方面的責任?


答：首先要改變瞧不起教科書的觀念。現在的學者，總是習慣於把高深的專門的論著作做為評定水準、評定職稱的依據，所以，通常很容易忽略教科書和入門書的編寫，可是，你不覺得嗎?讀者最多的是教科書和入門書，就好像自然科學裡面的科普讀物一樣。我們說，建構民族傳統也罷，傳達某種意識形態也罷，最有力的還是教科書。你看日本明治時期，就出來這麼多課本，什麼《國民讀本》啦、《中學東洋史》啦，這就是在建立一種現代的國民意識和歷史認同啊!可是奇怪的是，很多中國學者對這些淺顯通俗的著述，卻總是不屑一顧。我聽說，有人很輕蔑地說，二流、三流的學者才寫教科書呢。可是，就是因為你們這些一流學者不寫教科書，你才影響不到一般讀者，一般讀者就只好被二流三流人籠罩呀，你們那些自鳴得意的高頭論章，無論在銷路上還是在影響上，始終比不上這些通俗的教科書，你只好乾瞪眼，只好亂埋怨，怨天尤人。可是你怎麼不去做一點能夠影響人的事情呢?你做了，年輕學生的歷史世界才不會被這些教材所規訓和控制呀! 應當承認，我們的很多教材的編者、作者，至今沒有走出兩個誤區：一是把“通俗”、“易懂”當作可以偷工減料和降低標準，似乎拼拼抄抄就可以敷衍了事，於是教科書或入門書就成了“次一等”的寫作甚至是操作；二是把“教材”或“入門”看成是尋找最小公倍數，以為沒有尖銳的個性化的觀點就代表了一種公允的和普遍的可靠知識，就好像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似的照本宣科才可以用來表達權威的意見。我們不要以為，四平八穩磨光了棱角的就是教科書，沒有個性化眼光的歷史敘述，未必真的就包含了公正的知識!還是那句話，因為歷史“知識”並不是背誦的社會發展史教條和死記硬背的事件、年代和人名，它與必須經過反复實驗確定可以重複的自然科學知識不同! 問：談到教科書，必然會涉及通俗或普及讀物的問題。我們注意到您最近在呼籲“公眾歷史”，能簡單地談一下嗎？ 答：提倡“公眾歷史”不是使歷史庸俗化，不是要歷史去媚俗。我剛才講過，通俗不等於庸俗，淺近不等於淺薄，更不是提倡歷史學去“借古諷今”，回到那個歷史為現實服務的服務時代，那種簡單的比附不是歷史學家的事情。提倡“公眾歷史”的目的，是讓嚴肅的歷史學家警惕，如何在傳媒和市場時代，讓歷史學仍然保持它對公眾的影響力！ （本文原載於歷史教學200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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