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4日 星期四

Ingmar Bergman (1918- 2007)

 Ingmar Bergman
Director
Ernst Ingmar Bergman was a Swedish director, writer and producer who worked in film, television, and theatre. Wikipedia


陳少聰譯著,《柏格曼與第七封印》,爾雅出版社,1986

 《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台北:財團法. 人國家電影資料館,1994


【年年有今日|柏格曼98歲冥誕】
時間流逝飛快,大導演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已離世九年,但他的電影依然不朽,凝縮於時空幽微之境。重看距今50年的巨作《假面》(Persona, 1966),男孩輕輕撫觸麗芙·烏曼(Liv Ullmann)的螢幕大特寫,震撼力依舊!
「以瘋狂為主題、鬼魂為主角,刻意扭曲、歪斜、尖銳化、極端化的舞台場景,反映出精神病患所向外投射出來的夢魘世界,而這些魅影也幾乎令當時的觀眾入魔著迷不已。德國表現主義電影在視覺風格上的繼承人,主要是德國的猶太人導演佛列茲‧朗,以及他在納粹迫害之際逃至美國之後所進而影響的二次戰後『黑色電影』。至於柏格曼所受到的影響,則主要是在一些主題的層次上,比如死亡,恐懼,瘋狂,執迷,分裂的人格,幽閉的室內空間、或是自囚的人類心房,以及真實虛幻之間的模稜曖昧。
《假面》(Persona, 1966)就是在述說一名女護士與一名女心理病患(她緘默不言、拒絕說任何話語)之間的故事。」
──〈現代主義電影大師的隕落〉
▎詳全文:http://goo.gl/50xkmB
摘:

柏格曼出生於寒冷北國瑞典,而他一生也鮮少離開他自幼所成長生根的所在,因此使他對於北歐嚴寒冷峻的地景環境,有一番沁心徹骨的切身體會;他甚至不只一次納悶為何這樣求生艱困的土地,為何仍有人類居住不離?然而,即使他詛咒這片土地,但他也始終無法離開它,他的電影幾乎全部皆在瑞典取景,因此片中不時出現不毛貧瘠的土地,雲層厚重、日光不足因而一片昏暗的氤氳,人物不是畏寒地在冰雪初融的泥濘道路緩慢行走,就是瑟縮地躲在屋內取暖。鄰人與鄰人之間的關係,似乎被看不見的冰冷之牆所疏遠、隔閡;而生火屋內的家人之間,卻因為必須緊密依偎取暖,反而卻讓過度的親密距離產生了摩擦,甚至是相互的傷害。人際疏離,以及親密傷害,在柏格曼的電影中似乎是一體兩面。「室內劇」這種劇場形式,也成為柏格曼電影的主要場景,家人之間的親密同時常常質變為暴力,愛與傷害同時發生。《婚姻場景》(Scenes from a Marriage, 1973)以夫妻於臥室中不斷對話、爭執、冷嘲熱諷甚至詛咒彼此的室內劇形式,揭露婚姻制度與愛情神話的虛幻;《哭泣與耳語》(Cries and Whispers, 1972)則殘忍點破了:即使姊妹情誼如何親密,在妹妹病重臨終之際,卻因各人自私慾望而四分五裂─反而是女傭此一不屬於家人的「外人」,給予了死者最後的倚靠和安慰。 

此外,北歐作為宗教改革〈現代世界的開端事件之ㄧ〉的重要歷史場景,包括喀爾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的深厚純統,使得北歐之子柏格曼自幼就籠罩於天父的袍翼之下;這使得北歐的宗教傳統,比起嚴寒霜雪,更加深入柏格曼的骨血之中。清教徒的嚴厲教義,以及嚴酷的自我要求、省視內在,成為柏格曼一生反覆追問的宗教議題:上帝、審判、信仰、罪與罰、救贖,都是其電影中的母題。因此,室內劇的空間,彷彿也是一間狹窄的告解室,讓信徒於其中禱告、懺罪、或者於受苦之中竟然開始詰問上帝的責任與存在。地理上的嚴寒,與宗教上的冷峻,相互結合、具體化為教堂之中室內劇。《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 1960)描述一名純真少女意外慘遭姦殺,她的父親無法從上帝那裡獲得正義和慰藉,因此動用私刑,親自處死了兇手─然而他明白自己也犯下了殺人之罪,以自我懲罰來乞求神的寬恕,此時神蹟顯現:少女的屍體地下的土地冒出了一股甘泉……。不意外地,柏格曼也屢次將電影場景回溯至中古世紀,尤其是瘟疫猖獗、死神席捲歐陸的時代,上帝似乎袖手退位,而鐮刀取代了天平的審判仲裁。《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 1957)即是柏格曼以中古歐陸為時空的經典之作─死神尾隨著鼠疫而來,沒有人可以逃過祂的黑袍和鐮刀,上帝似乎消失了。幾百年來深厚的宗教信仰體系和生活方式,因為大災難而開始動搖和瓦解─而這與柏格曼所處的時代氛圍似乎遙相呼應:二十世紀初,經歷了兩次殘忍的世界大戰、文明價值瀕臨崩潰,宗教信仰受到了十九世紀達爾文主義之後的最後一擊,現代社會不斷地殺死了上帝。儘管柏格曼多次聲明他是一名「無神論者」,但是無論他如何質疑上帝,但無法否認、或者恰好弔詭地確認了:神似乎始終佔據其作品的中心,有如鬼魂一般揮之不去,使其電影瀰漫了濃厚的宗教氣息─宗教意象俯拾即是,一再出現宗教畫式的構圖(比如《哭泣與耳語》片尾,女傭抱著死去的妹妹一如聖母哀慟聖子之死),甚至不時從遠方傳來教堂的鐘聲…。 

總而言之,在現代世界形成的關鍵事件、同時也是「現代性」端倪的宗教革命與人文主義影響之下,柏格曼關注的乃為「世俗化」(宗教改革的極端化:殺死上帝)過程中宗教信仰之崩燬、神的死亡;而安東尼奧尼則是著眼於「工業化」(人文主義的質變:最後人類企圖取代神,驕矜自負地去掌控和施暴自然以及整個世界)過程中,傳統價值的流失、以及人的死亡。最終,二者其實不約而同都在為現代化社會以及現代性的後果,以電影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著哀悼儀式。 

藝術電影小史:從德國表現主義到義大利新寫實主義 

北歐和南歐的地理和歷史,似乎讓柏格曼與安東尼奧尼電影中的空間和主題,呈現一種相異成趣的對比:室內的告解室VS.室外的廢墟,以及神VS.人。然而,如果從電影史的發展來看,二者之間又隱約浮現出一條辯證地前後傳承的內在脈絡理路。 

柏格曼曾經聲明:「劇場才是我終生的妻子,而電影則是我的情婦。」如此大男人的宣稱,必須回溯到他小男孩時代的戲劇化啟蒙時刻:影響他一生藝術創作最深遠者並非電影,而是戲劇,尤其是他日後一再提及的瑞典劇作家奧古斯特‧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 

史特林堡的劇作,比如經典之作《夢幻劇》,公認乃是表現主義戲劇的先鋒,舞台上氣氛詭譎、鬼影幢幢,而他以夢境、幻覺、精靈等等元素,搬演了人類內在的幽暗世界,同時也模糊了現實與虛幻之間的界線、無限延展了令人不安的灰色地帶。而這種透過視覺影像而將人類的「內心」加以「外在化」的手法,影響了一九二0年代德國表現主義的電影語言:此時期的經典《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以瘋狂為主題、鬼魂為主角,刻意扭曲、歪斜、尖銳化、極端化的舞台場景,反映出精神病患所向外投射出來的夢魘世界,而這些魅影也幾乎令當時的觀眾入魔著迷不已。德國表現主義電影在視覺風格上的繼承人,主要是德國的猶太人導演佛列茲‧朗,以及他在納粹迫害之際逃至美國之後所進而影響的二次戰後「黑色電影」。至於柏格曼所受到的影響,則主要是在一些主題的層次上,比如死亡,恐懼,瘋狂,執迷,分裂的人格,幽閉的室內空間、或是自囚的人類心房,以及真實虛幻之間的模稜曖昧。《假面》(Persona, 1966)就是在述說一名女護士與一名女心理病患(她緘默不言、拒絕說任何話語)之間的故事。《第七封印》則是將死亡具體化為死神,讓人們必須與祂正面遭遇和對峙。除了這些一再出現的表現主義母題之外,影像風格上柏格曼則是比較傾向於寫實主義。 

如果說,二0年代德國表現主義電影預言了、折射了二次大戰中納粹的瘋狂景象,那麼,同樣經歷過法西斯主義政權所席捲的義大利,在戰後五0年代卻開展出另外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新寫實主義電影運動。 

羅塞里尼的《不設防城市》(Rome:Open City, 1945)、迪西嘉的《單車失竊記》(Bicycle Thievies,1948) 揭開了新寫實主義電影運動之序幕:室外街道上的實景拍攝、自然光、非職業演員、失業或貧困的小人物為主角、與日常生活節奏合拍的鬆散敘事結構、偶然性,等等,意圖打破先前攝影棚所製作出來矯柔造作,以一種陌生化的方式,讓觀眾重新認識真實─尤其是戰後社會凋弊、街市一片斷瓦殘垣的現實景觀。以《8又1/2》震驚國際的費里尼,也曾是義大利新寫實的學徒,但後來卻逐漸背反了「社會寫實」的正統、因而走向另外一種寫實,亦即「心理寫實」;同樣的,安東尼奧尼亦從早期紀錄片中對於外在殘酷現實的揭露,轉向了深掘現代人內在世界的心理底蘊。安東尼奧尼的第一部彩色電影《紅色沙漠》(Red Desert, 1964),可以作為此種心理寫實的代表之作:以一位心理受創、精神分裂的女子為主角,片中她徬徨遊晃、不知所終,而她週遭那些抽象而怪異的景象,可以說是她主觀世界的呈現、也就是由她眼中所見的世界:充滿了壓迫感、蕭索冷酷、抽象疏離、空洞而脆弱,似乎一觸及發、隨時就要瓦解坍塌的現代世界。至此,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已不再僅僅忠實呈現戰後社會的破敗悲慘,而是深入了資產階級或布爾喬亞內在受創、陰暗、扭曲的病態世界─這個階級也正是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化過程的主要歷史推手。 



「我夢到我站在水邊並對著海灣大喊,但溫暖的夏日微風帶走我的喊叫,它們沒有抵達它們的目的地。然而我並不為此難過;我反而感到相當輕鬆。」
---《野草莓》,柏格曼
7月14日是瑞典導演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98歲生日(1918-2007)。他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啟發了許多後輩導演,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附圖那幾部。





Our quote of the day is from Swedish director Ingmar Ber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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