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9 台北 明目書社
《門外》第五期出刊，懷念賴顯邦先生專刊。
〈卡繆為何反對死刑？〉/ 吳錫德
（文長慎入）
卡繆為何反對死刑 ?
吳錫德
卡繆是廿世紀法國文學家當中少有自認，也被認定，是一位道德作家。他本人也「接受」這樣的說法，至少沒有公開反對。反之，當人們將他列為「介入作家」(écrivain engagé) 時，他可就斷然拒斥。1946年，他在其《札記》上寫下：「我寧可是個介入的人，而不是寫介入文學的人。在生命中有勇氣，在作品中有才華，這已經是相當不錯的事了。作家只有當他想要介入時才會介入。 」
在二戰前後，所謂的「意識形態的時代」，藝術家是很難跳脫不做表態的要求。但卡繆還是不主張在藝術創作上做出表態，認為應該要與時局保持一定的距離，讓藝術呈現它應有的美學。但他又提醒自己作為藝術家的天職，就是要站在人類的高度上表態。1953年，他接受採訪說出：「作為一介藝術家，我們或許不必介入時代事物，但作為人，則須要。 」準此，介入便成了「人的職責」所在，這也就是一種道德。
他之所以極力反對死刑，一部份來自他自身刻骨銘心的體驗，一部份來自他實事求是的探索，另一部份就是來自他的反抗，他的介入，也就是他的人道關懷。他才聲嘶力竭地喊出：「死刑是現實問題，不是學術問題！死刑是一種合法式的謀殺！死刑是政府的一種暴力！ 每個罪犯身上均有一份無辜。社會沒有權利做出『最後的審判』！」他當然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政府及社會不能怠忽職守，僅以簡單的判死來解決暴力的孳生。
下文引自本人所著《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論卡繆作品中的現代性》（台灣商務，2018.12）：
一、介入書寫
打從人類出現書寫這個活動，對每一個世代的作家而言，投身參與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知識活動，或者宗教活動的意願，永遠都是個取之不竭的資源。這種隸屬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十分敏銳，尤其在法國。「我們都很清楚知道沙特的那句口令：『為自己的時代而寫！』這句話在法國剛光復之際是「介入作家」和《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旗下的作家相互聚集的象徵。就廣義而言，此意味著介入出自一種自覺，而作家則源自於他的史實性。作家們都很清楚，他是在某個明確的時刻決定了他，也決定了他對事物的認知。為此，打從此刻起，寫作就仿如一項改變世界的計畫。而文學便是能夠改變事實的真實活動，作家就得為現實而寫，並且不得錯失他所屬的時代。 」(B. Denis)
沙特在其著名的論著《什麼是文學》(1948)裡明確指出：「文學將你投入戰役，寫作就是一種追求解放的形式；一旦你決心寫作，不論是被迫還是出於自願，你便已經被迫介入了。 」為此，沙特提倡一種「介入作家」或「介入文學」的概念。在文藝創作中，這種立場的選定是相當合乎邏輯，也屬常見，甚至是無法避免之事。因為創作，就是有話要說。然而，在一個敵對的時代(尤其指法西斯主義對抗共產主義)，或者意識形態的時代，或者冷戰時期，這樣的標籤就會被直截了當地要求及認可。甚至，連彼時的大部份作家和知識份子也都予以認同。但隨著社會逐漸邁向民主及開放，這種賦予理念以特權的意願就引來不同的意見，及遭到質疑，甚至批判。譬如，在《寫作的零度》裡，羅蘭‧巴特(R. Barthes)便提出另一個立場，就是將這個特權給予語言，而非理念。 此外，在《什麼是文學》裡，沙特也舉卡繆為例說道：「卡繆、馬爾侯(A. Malraux)、克司特勒(A. Koestler)、魯塞(D. Rousset)等人，他們寫了些什麼呢？不就是一種極端情境下的文學！他們的創作處在權力的巔峰，或者說處在動亂之中，在瀕臨死亡，或遭受酷刑，或者殺害之際。還有戰爭、政變、革命、轟炸、屠殺，這些幾乎每天都發生。他們寫下的每一頁、每一行永遠都將全體人類牽連在內。 」
相形之下，卡繆的立場就顯得有些保留。他一生活躍又積極參與時事，他的作品，無論小說、論述、或論著，幾乎毫無例外的反映了他的世界觀，以及對抗彼時世界的不公及荒謬的關注(或者反抗)。他絕對可意稱之為「介入作家」。他的恩師讓‧格勒尼耶（Jean Grenier）在卡繆死後出版的文集的序言提到：「他成千上萬頁的作品成了一整個世代的見證，也讓後繼的世代認同。作品的重要性並非靠作者的才智(卡繆的才智可是既出眾又淵博的)，而是他性格的力道，以及能夠說出同意，或反對某事的能力。 」「見證」「同意或不同意某事」已經清楚道出卡繆面對他所處的社會及時代的問題的立場。(頁89-91)
二、斷頭台的縈念
《異鄉人》書中主人翁莫索提到他的母親曾告訴他，他的父親為了目睹一名兇手被正法，看完回到家便嘔吐不止。這件事情是確有其事的：
這時，我想起媽媽講的關於我父親的一段往事。我從未認得過我的父親。關於這個人，我所知道的全部確切的事，可能就是媽媽告訴我的這件事：他想去看處決一名殺人兇手的場面。想到要去看別人被殺他就感到難過。但他還是去了。回到家時便嘔吐了一個早上。聽了之後，覺得我這個父親有點令人厭惡。現在我明白了，那是很自然的事。當時我居然沒看出執行死刑是多麼重大的事情。總之，它是真正使一個男人感到興趣的唯一事情。
這個記憶經常縈纏著卡繆，因為他在〈關於斷頭台的思考〉(1957)一文中，一開頭他又講述這個由家人告訴他的故事：他的父親曾專程跑去現場觀看行刑，看完回到家便嘔吐不止。卡繆針對此事做了結論指出：「他(父親)剛剛才親眼目睹了那個現實的場面，而這種場面一向都被掩飾在一些冠冕堂皇的用語之下。在看了之後，他沒有去想想那些被斬首死去的孩子，卻怎麼也控制不住總是想著，那個剛剛被切斷脖頸，被丟棄在行刑台的板上，渾身抽動顫慄的驅體。「…」當被視為保護人民的至高司法，其功效只是讓老實人嘔吐。那麼就很難去接受它會負起其應盡的責任，給當地的人民帶來安寧和秩序。相反的，它令人嫌惡的程度不會亞於犯罪本身。這種新形式的殺害反倒會在前一種形式的殺害之上添加新的恥辱。
總之，卡繆質疑司法體係，主張廢除死刑。他在其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人》裡再次詳述這段插敘，同時譴責不該採用死刑：「在他童年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事，這件事一直跟著他一輩子，甚至走進他的夢裡；便是他的父親大清早三點鐘便起床，跑去觀看一個惡名昭彰的兇手被行刑的情形 — 這件事情他卻是從他外祖母那兒知道的！那個叫畢黑特(Pirette)的兇手是阿爾及爾市附近的薩黑勒農場的工人。他用鐵鎚擊斃了男女主人和三個小孩。「…」大夥兒便開始搜捕兇手，結果在郊野找到了他，形容呆滯傻愣愣的。當時整個輿論震驚不已，一致要求將他處以極刑，結果也就這樣判定了。行刑的地點就在阿爾及爾市巴柏魯斯監獄前頭，還吸引不少民眾趕來圍觀。據外祖母的說法，傑克的父親對於這種罪行非常憤慨，三更半夜便起身，親自跑去觀看這場殺雞儆猴示範的行刑。不過，沒有人知道當場的情況，表面上看來，行刑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事件。但傑克的父親回到家滿臉慘白，直接倒下就睡，之後又起身吐了好幾回，又再回去躺下。他從此絕口不提當時他所看到的情形。」
這回，卡繆承認他永久保留著執行死刑這個形象。「就這樣，在他這一生當中，這些形象一直在夜裡跟隨著他，雖然中間曾有所相隔，卻十分規律地成了他最常夢見的可怕幻象；形態雖有別，但主題卻是單一不變的，就是有人前來逮捕他，並將他送去行刑。 」雖然，他將這段自傳式的敘述安插在書中「尋找失父」這一章裡，但這卻是他記起父親的唯一線索：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法國北部戰死，當時卡繆只不過二歲。同樣的，在《鼠疫》一書裡，那位知識青年塔魯，因不滿父親的作為而離家出走。擔任助理檢察官一職的父親在一個起訴案中主張判處兇嫌死刑，結果被法院裁定了。塔魯旁聽了這場訴訟，自覺有罪，替父親感到羞恥，並表示「在任何罪犯身上總有一部份是無辜的！」為此，他便決心投入救拯他人的行列。
這也就何以打從他的第一部小說《異鄉人》，到最後的遺作《第一人》，卡繆總是會在書中談論死亡，像是他對死亡這個主題有著特殊的偏好，或者對斷頭台有著揮之不去的縈念。「死亡(或者它的呈現)的意識一直都出現在卡繆的作品裡，從《反與正》到《第一人》，這種呈現有著多重面貌；從〈嘲弄〉一文平淡無奇的結論：『人皆有一死，各有其死法』，到傑克‧柯爾梅里(Jacques Cormery〔即卡繆本人〕的那趟瞻仰之旅，前往聖布里厄(Saint-Brieuc)父親墳前憑弔；當中還包括作品的標題：《幸福的死亡》，《婚禮集》裡對意識清醒的死亡的冥想，《薛西弗斯的神話》裡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沉思，莫索因喪母在法院裡的對質，瘋狂殺人魔卡里古拉的任意判死人及罪己的行徑，瑪爾塔的弒兄行為，以及瘟疫導致奧蘭市屍體遍野，《戒嚴》裡擬人化的死亡等等，像對生命激情的熱愛那般，死亡的主題及其戲劇張力皆取之不盡，且滋養著卡繆的反思。」 列維-瓦蘭希(J. Lévi-Valensi)的這段評論極具深意及啟發。人只有一次面對死亡，尤其在現代世界裡，人們已不在相信靈魂不朽，死刑這樣的懲罰便是終極的，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提出申訴，況且這個地方也不可能存在。
同樣，終其一身被痊癒率不高的結核病所苦，且數度與死神擦身而過，卡繆的作品打從青年時期起便不停歇地體驗著死亡，而他也透過書寫予以表達。譬如，他年輕的一首小詩：「地中海，噢，浩瀚的地中海，您的子民，獨自，裸裎，清清白白地，等待著死亡！ 」
1936年初，他就擬訂了《幸福的死亡》的寫作計畫，安排書中主人翁帕特里斯(Patrice)講述自身作為死囚的故事：「我看到了這個男人，他就是我自己。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勒緊我的心頭。 」1937年12月，卡繆在其《札記》裡寫道：「這傢伙什麼都承諾人家。現在他在一家公司工作，除了下班回家，他沒做別的。回到家，先躺一會，邊抽煙邊等著晚餐時刻到來，再回去躺著，並睡到第二天。禮拜天，他很晚起床，待在窗邊，看著雨或陽光、行人、或者靜默不語。就這樣行禮如儀了一整年。他等待著，等待著死亡。管它什麼承諾來的。因為，好歹…。 」此外，有關斷頭台的隱喻也多次出現在他的《札記》裡。1938年12月，一則以「論荒謬？」為開頭的的記述，它扼要分析了一名死囚在即將被正法的前夕的心境。「此刻荒謬至為明晰，它不同於非理性，眼前都是事實確鑿的徵象。「…」事實確鑿的是，人家即將砍下他的頭；就在他意識清醒的狀態下 — 甚至就在他的意識清醒全集中到一個事實，就是人家即將砍下他的頭。 」
1942年5月，他發表了他的扛鼎之作《異鄉人》。事實上，他這部小說的後半部幾乎也都在討論死刑。從一名受審的殺人犯的視角，思索人性，批判司法，探索人的存在及其荒謬性，還有死刑的意義。書末，主人翁莫所坦然接受死亡，作為他最終極的反抗。他說道：
面對著充滿星光和默示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既溫馨又冷漠的世界敞開心房。我感受到這個世界是如此地像我，如此友愛。覺得自己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依然是幸福的。為了讓這事有個圓滿，為了讓自己也感到不那麼孤獨，我還是希望處決我的那天，會有很多人前來看熱鬧，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
我們可以這麼認定，「正是無可避免的死亡的這種經驗，緊密地連結到活著的喜悅，才是『荒謬』的源頭。 」簡言之，打從孩提時期起便縈繞著父親永存的死亡這個事實，以及一生中隨時會發病奪去其性命的死亡，還有在戰爭時期及法國光復後其他人的死亡等，都激發了卡繆在構思創作時的許多思考，同時也可理解到他對人類命運的關注之情。很不幸地，這當中也包括了他個人在1960年1月4日因車禍導致的意外死亡，享年46歲。(頁19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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