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台北:聯經 1998
論學談詩二十年
作者: 胡適紀念館編
出版社: 聯經
出版年: 1998.03.01
1940年代，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在哈佛結識了一批後輩學友，包括周一良、楊聯陞等人，極受胡適器重，準備延攬他們回北大任教。其中楊聯陞更是相知與日彌深而且終身不渝的一位。
1949年胡適重返美國時，楊聯陞在西方漢學界已如旭日初升。胡適對他治學的精博，極為推重，故每有述作必與往復討論，這一點在他們的通信中表現得很清楚。胡適在「遺囑」中指定楊聯陞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可見他對楊聯陞的信任。
本書收錄胡楊往來書札205通，時間從1943年起，止於1962年2月胡適逝世前夕。論學談詩二十年，寓雋永於平淡之中，印證兩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已經達到了相悅以解、莫逆於心的至高境界。這些書信，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新資料。
書名：論學談詩二十年
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1976 年初我還在哈佛大學和楊蓮生師共同講授中國史。在我生日那一天，蓮生師忽然笑吟吟地持一包東西相贈，說是特別為我準備的生日禮。從禮包的外形 看，我猜想是一本書，打開一看，原來是胡適之先生給蓮生師五十多封信的複印本，共173頁。我當時不僅驚喜出於意外，而且十分感動。因為我知道這都是他在 哈佛燕京社的複印機上一頁一頁地親手印製的。蓮生師並且告訴我：他一共複印了兩份，一份贈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一份贈我。我生平所收到的生日禮，以這一 件最為別致，也最不能忘懷。
在他親手裝訂好的信冊扉頁上，蓮生師還有下面的題辭：
何必家園柳
灼然獅子兒
英時賢弟存念
聯陞持贈
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一日
即丙辰元月廿二日時
英時不惑已六年矣
他在另一頁的上端又題曰：「胡適之給楊聯陞的信，一九四三至一九五八」。這就是說，冊中包括了這十六年中胡先生給他的信。這當然不是全豹，但大致可以說：這些信最能表示胡、楊兩公之間的私人交誼，因此許多專門論學的長信都沒有收入此冊。
這些信都是適之先生在旅美時期寫的，1943和1944兩年屬於前期，即在他卸任駐美大使，移居紐約的時期；1949至1958屬於後期，即他在大陸政局遽變後流寓紐約的十年。1958年他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便沒有太多的空閒和蓮生師通信了。
由 於蓮生師這一番贈信的因緣，今天我特別高興能看到《胡適與楊聯陞往來書札》的問世。本書所收雙方往來書札已十分完備，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了極為珍貴 的新資料。陶英惠先生收集之功和劉國瑞先生的大力支持，是我們必須深深感謝的。陶、劉兩先生囑我為此書寫一篇序，我自然義不容辭。
在 這篇序文中，我想敘述一下胡、楊(以下皆省去敬稱)交遊的經過，以為讀者提供一點背景的知識。他們相見始於何時今已不可考，但彼此熟識起來，奠定了終 身的師友情誼大概是在1943年。這一年二月，胡適到哈佛大學參加遠東文明學系的「訪問委員會」(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先後住了五天，2月14日的晚上曾在趙元任家中和一些中國學生長談(見《胡適的日記》，台北，遠流影印手稿本，第15 冊，1943年2月11日至15日)。楊聯陞是趙元任最欣賞的一個學生，想必是其中之一。所以本年十月初胡適再到哈佛為美國陸軍訓練班(當時的正式名稱是 “The School of Overseas Administration”)作六次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講演時， 他似乎已和楊很熟了。《日記》本年10月10日條寫道：
與張其昀(曉峰)、金岳霖、楊聯陞同吃午飯， 飯後同到Dunster House(曉峰寓)大談。
10月14日的《日記》又記：
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飯。同坐的楊聯陞、吳保安、任華，都是此間最深於中國文字歷史的人。周夫人也是有學問的。……在紐約作考證文字，無人可與討論，故我每寫一文，就寄與王重民兄，請他先看。此間人頗多，少年人之中頗多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
這裡已可看出胡對於周、楊諸人的賞識，但語氣中也露出剛剛發現一批文史界後起之秀的喜悅。
但是胡和這批青年學人的交情發展得很快，到了第二年(1944)，胡已打定主意要延攬周一良和楊聯陞到北京大學去任教了。1944年6月29日胡在日記中寫道：
喜見新黃到嫩絲，
懸知濃綠傍堤垂。
雖然不是家園柳，
一樣風流繫我思。
戲改楊聯陞的「柳」詩，卻寄楊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約楊、周兩君去北大教書，他們都有宿約，不能即來。)(見《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頁598。詩中「傍」字誤印為「旁」，已據胡同日給楊的原信改正。)
6月21日胡致楊信之末說：
北京大學萬一能復興，我很盼望一良與兄都肯考慮到我們這個「貧而樂」的大學去教書。
這 就是《日記》中所說的「上周去信」。此時抗戰尚未結束，胡也還不是北大校長，但他已開始為北大的復興設想了。如果不是他對於楊、周兩位的學問已有十分 深切的認識，胡是絕不會預作如此鄭重的表示的。但周是燕京大學保送到哈佛的，必須先回燕京服務，楊則已應張其昀之約，去浙江大學任教，所以都「不能即 來」。
楊和胡的交情則更比其 他青年學人為深厚。這不僅因為兩人性格都溫厚 開朗，特別投緣，而且知識上的興味也最為接近。他們都喜歡歷史考據，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語法，尤其是都愛寫詩。這些共同興趣很早便使他們兩人的交情進入 了不拘形跡的境地。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胡適正式接受哈佛遠東系的邀請，教八個月的中國思想史，長期住在康橋，他和楊的關係便益發親密了。 據我所見到的一部分楊的未刊日記，楊不但旁聽胡的思想史課程，而且等於作了胡的助教，代為選英文教材，並在胡外出開會時代他監考。(可參看胡頌平《胡適之 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5冊，頁1854-5，1865。這些資料都是楊提供的。)
詩的唱和似乎是拉近兩人之間的距離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1944年12月21日楊陪胡下鄉買一批老傳教士留下的中國舊書，胡在日記中寫道：
楊君在火車作小詩：
才開壽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廬。
積習先生除未盡，殷勤異域訪遺書。
(見《胡適的日記》，中華本，頁608。)
胡 的生日是12月17日，這一年有不少朋友從各地來為他祝壽，先後有兩次大宴會，因此才有首句的「才開壽宴迎佳客」。但楊先生後來告訴我，此句的「佳 客」原作「嬌客」，戲指胡的美國女看護。胡笑了一笑，把「嬌」字改作「佳」字。這便是我所說的，他們的交情已不拘形跡了。後來為了買書的事，兩人之間還續 有唱和，這裡不必詳述了。楊在1945年1月29日記中有一條簡短的記載，說：
上胡課(按：指思想史)。呈閱四年來所作詩，請勿廣布。
1949年4月胡適流寓美國，最初一年之內，心情十分黯淡，幾乎從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變成了一個悲觀主義者了。這一年五月以後的日記最能看出他全無興致的低潮心情。七月間楊寫信給他便想用詩來解開他的心結。胡在7月27日的回信中說：
謝謝你七月二十一日的信。
你勸我「多作幾首詩」，這個意思頗新鮮，我一定記在心裡。可惜的是
待等秋風落葉，
那時許你荒寒？
詩是你的，？是我借加的。
這種細緻體貼的詩的感情，今天讀來還能使人低迴不已。
這種感情是相互的。胡對楊的關懷和愛護，也同樣地無微不至。1958年3月4日胡給楊的信說：
收 到你三月二日的信，知道你有血壓過高的現象，我很掛念，很盼望你多多休息，多多聽醫生的話。……你實在太辛苦，得此警報是有益的。……那晚你來我家， 我沒聽見你說起身體近狀，只在你走後我頗責怪我自己「幹麼不讓聯陞多談談他自己的工作，幹麼只管我自己的 talk shop！」現在我明白了，那晚上我說話固然太多，其實時間也太晚，你也太累了，已不是向來的你了，所以你說話特別少。
其實這已是楊在這年年底開始大病的朕兆，第二年他便入院長期治療了。1959年4月27日胡在台北覆楊報告病癒的信說：
今天在台大醫院裏收到你四月十八日的信，我看了信封上你的字跡，高興得直跳起來！拆開看了你說的「昨日(四月十七日)出院回家，這半年不用教書，還可以接著 take it easy。下月起想寫些短篇文字，但當愛惜精力，決不過勞」，我特別高興！ 我一定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給我們的許多好朋友。他們都很掛念。
從胡的這兩封信──一寫在楊的大病之前，一寫於初癒之後──我們不難看到，胡對楊的健康流露出一種發自內心的關懷。
胡、 楊之間的關係當然不止於詩的唱和或私交方面，更重要的是二十年間幾乎沒有間斷的論學往復。這裏讓我先說幾句關於胡適作為一個學人的風格。胡適一生的 活動面極為廣闊，他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尤其受到世人的注意，但從本質上看，他始終不失為一個學人。他一生最愛好的還是中國文學、史學、哲學各方面的研 究。他不但自己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學術興味，而且終身以推動「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最大的樂趣。因此他隨時隨地留心人才，發現了人才之後則不斷加以鼓勵，並 不辭「到處逢人說項斯」。同時他又深受現代價值的影響，完全接受了在知識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因此他對於後輩學人確能站在對等的地位上討論問題，從不露出 居高臨下的姿態。1943年與楊聯陞、周一良等人訂交以後，他們之間的論學，無論是口舌的或文字的，都體現了一種蘇格拉底對話式的精神，而與中國的語錄傳 統不同。胡適研究《水經注》一案始於1943年11月。在以後兩三年的通信中，他曾為了其中梵文問題一再徵詢周一良的意見，也曾為校勘和考據的問題要楊聯 陞替他嚴格地審查證據。1946年回到北平以後，他在百忙中仍然保持與周一良討論學術，儘管後者在政治上已逐漸左傾。1948年秋天，他還寫了一封長信與 周商榷牟子《理惑論》的年代問題。這封信後來附在周的論文之後，刊於1950年出版的《燕京學報》上。胡適生前在中國大陸上正式發表的文字，這大概算是 「絕筆」了。
四十年代胡適在哈佛結 識的後輩學友之中，楊聯陞是相知與日彌 深而且終身不渝的一位。1949年胡重返美國時，楊在西方漢學界已如旭日初升。胡對他治學的精博，極為推重，故每有所述作必與楊往復討論。這一點在他們的 通信中表現得很清楚；如果我們說，楊是胡晚年在學術上最信任的人，那是一點也不誇張的。胡在「遺囑」中指定楊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決不是偶然的。
另 一方面，楊對胡則終身以師禮尊之，所以他給胡寫信總是自署「學生」。楊是清華畢業生，但曾在北大「偷聽」課。我猜想他一定也旁聽過胡在三十年代所開的 關於中國文學史的課程。(可惜我當年忘記問問楊先生。)無論如何，楊在哈佛曾聽過胡一學年的「中國思想史」，這是已證明的事實。他事胡如師，是順理成章 的。胡心中也未嘗不視楊為他的學生，不過，在文字上未嘗作此表示而已。「雖然不是家園柳，一樣風流繫我思。」這兩句詩便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描寫得恰到好處。
現 代的師生關係是戴震所謂古代的師與友之間，作學生的已不能如莊子所謂「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更不容易作到恪守師說不變的地步。楊在治學方法上受胡 的影響很深，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並不以胡所標榜的「科學方法」為治學的無上戒令。早年在清華時期，他已從陳寅恪治隋唐經濟史，畢業論文(關於中唐的稅 制)便是在陳的指導下完成的。他的專業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聖以社會科學治史的主張。後來陶為他的《漢學評論集》(英文文集)作序，說他是 「轉益多師而自成大師」，確不失為知言。故楊從胡遊真能作到擇善而從，而不致把胡的限制變作自己的限制。對於胡立說過當的地方，他往往獻疑質難，不稍假 借。例如有關全祖望七校《水經注》的問題、《壇經》之「壇」是否「檀施」之「檀」的問題，楊都不同意胡的「大膽假設」。
但 是楊在自己研究的範圍之內向胡求教則往往得到「小扣大鳴」的效果。從1949年到1958年，楊的不少重要論著都曾獲得胡的攻錯之益，其中有關於考證 材料的，也有涉及基本論點的。舉其著者，英文論文中如南宋會子的考證、王莽新朝之「新」的涵義及中國社會思想史上「報」的觀念，中文論文中如《老君音誦誡 經》考釋及自搏與自撲考等，都在撰述過程中容納了胡的許多批評和建議。他們之間反覆討論所發揮的積極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上述幾篇論文之所以嚴密周洽正得力 於胡一方面攻瑕抵隙，另一方面又傾其所知以相助。朱熹詩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於此見之。他們論學二十年，達到了相悅以解、莫逆於心的至高境界。這一知性 的樂趣，寓雋永於平淡之中，自始至終維繫著兩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後世讀他們的書信集的人是不能不為之神往的。
最 後，我還要指出胡楊交遊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色，即他們之間從來不以政治為談論的題目。這並不表示他們在政治上有什麼基本的分歧，而是因為楊是一位純 粹學院式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不但沒有興趣，而且視為畏途。他告訴過我，在三十年代中期，他曾當選為北平大學生聯合會的主席，那正是學生運動左右分化最為 尖銳的時代。他這個主席一直處於左右兩派學生的夾攻之中，喫盡了苦頭。從此以後他便遠離一切政治活動了。胡很瞭解他的性格和想法，所以祇和他談學問，絕不 涉及政治。作為一個學人，胡的自由主義的重心也偏向學術和思想，與實際政治終不免有一間之隔。儘管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局勢逼使他不能不在政治上作出明朗的 抉擇，但他的自由主義從未轉化為政治行動。由於他是一個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他完全可以作到讓政治的歸於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使這兩個領域不相混 淆。
1945年12月17日是胡適五十四歲的生日，楊聯陞寫了一副對仗工整但又很富於幽默感的壽聯為他祝壽。聯曰：
及門何止三千，更教碧眼兒來，紅毛女悅；
慶壽欣逢五四，況值黃龍酒熟，黑水妖平。
據 他說，此聯在紐約的中文報紙上刊出後，他頗受到左派人士的譏刺。因為「黑水妖平」指共軍在東北被國軍擊敗的近事而言。以「黑水妖平」對「紅毛女悅」自 屬妙手拈來，涉筆成趣。詩人遇到這種天造地設的對仗是不肯隨便放過的。但這個「妖」字卻也使他的政治同情偏向胡的一邊了。據楊在12月9日的記事冊上的紀 錄，初稿文字與定稿頗有不同，最後四個字原作「白日旗飄」，以文字而論，自遠不及改稿為工穩。但楊的日記又說：「十日與丁梧梓商改。」丁梧梓即丁聲樹，原 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其時正在哈佛訪問。所以我們已不能斷定「黑水妖平」四字是作者自己的改筆，還是出於丁聲樹的建議。總之，楊雖然一生 遠離實際政治，卻不是沒有政治意識和政治判斷的人，1945年4月3日他曾特別注意海耶克那部轟動一時的《到奴役之路》；4月12日晚他又去聽哈佛經濟系 和社會系的幾位名教授討論海氏的書。這一天適值羅斯福總統逝世，他在日記中寫了一首悼詩，起句云：「章憲煌煌告五洲，大西洋月印如鉤」，正是頌讚羅氏的 「大西洋憲章」。他的政治傾向還是很清楚的。這兩天的記事為他的壽聯提供了一種思想的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和胡一樣，也是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正是 由於愛好羅斯福所揭示的「四大自由」，他萬般無奈地作出了定居美國的抉擇。然而也幸虧如此，他才躲開了政治的紛擾，在哈佛燕京漢和圖書館裡，窮年累月地博 覽群書，終於為西方漢學界放一異彩。
1949 年胡適重返紐約時，當年哈佛 校園中「可與大談中國文史之學」的群英只剩下楊聯陞一人了。其餘幾位，借用胡的一句名言，不但都已失去了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我們今天 能讀到這一冊胡、楊書信集，真有說不出的意外喜悅。但從產生它的歷史背景看，這一冊書也未嘗不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劫後餘燼。這一堆劫後殘灰， 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後世讀者憑弔二十世紀中國所經歷的滄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將會激發來者的弘願，踏在前人所遺留的業績上，重振「中國文史之學」！
在結束這篇序文之前，讓我再回到個人的立場上說幾句話。蓮生師從遊於適之先生之門是他生平最為珍惜的一段經歷。1976年他贈我「何必家園柳」一句題詞便顯然借用了適之先生「雖然不是家園柳」那首贈詩。1965年夏天他和我一詩云：
古月寒梅繫夢思，誰期海外發新枝。
隨緣且上須彌座，轉憶當年聽法時。
「古 月」指適之先生，「寒梅」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他飲水思源，最念念不忘的還是適之先生當年「說法」的一番錘煉。1977年我離開哈佛之前，他 又對我說起他先後二十年和適之先生文字往復，受益無窮，樂趣也無窮。因此他希望我去後依然能繼續我們之間長期論學的習慣。不用說，這也正是我所期望於他 的。1985年我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除函札往返外，在電話上更和他長談過無數次。最後他為該書寫〈原商賈〉的長序則是他晚年最用氣力的論 學之作。他和適之先生互相攻錯在他學術生命中所發生的創造性的作用，於此可見。他不惜以晚年衰病之身從多方面啟發我，主要也是因為他要把他和適之先生的論 學傳統延長下去。
我從來沒有見過適 之先生，但是我在學術專業上受惠於蓮生 師的則遠比他得之於適之先生的既深且多。這已不是尋常感謝的套語所能表達於萬一的。1966年我回到哈佛任教，這個新添的職位是他全力爭取得來的。我終於 沒有能等到他退休便決定離開了哈佛，從私人情感上說，我對他的歉意是永久的。但是和適之先生一樣，他具有異乎尋常的寬容精神。他不但沒有半點介意的表示， 而且尊重我的決定，鼓勵我在學術上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從學術之為公器的一方面看，他肯定了我的決定的正面意義。這也是「何必家園柳」的更深一層的涵義。 但是他早在1976年元月為我生日題詞時，大概沒有料到這五個字竟成為「一語成讖」的預言吧！
我寫這篇序文時，蓮生師逝世已滿七週年了。他生前最重視中國文化中「報」的價值。但「報」字之義也有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可以用種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讓我謹將此序獻給他在天之靈，算是我對他一種最誠摯的回報。
1998年元月2日余英時敬序於
美國珂泉(Colorado Springs)旅次
***
胡適之先生交遊甚廣，除與朋友們經常有書信往來外，許多慕名者，以其平易近人，也會寫信向他請教問題。由於他有信必復，所以累積的函札數量，頗為可觀。
1966 年8月，台北文星書店編印的《胡適選集》中《書信》一冊，係輯錄各書報雜誌中所發表的胡先生給別人的信，只有73封。因為他歷年所保存和他人來 往的信件，於1948年12月15日倉促飛離北平時，全都遺留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住宅裡。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設在胡宅，將其全部文件妥 為保管，倖免於散失及毀棄之厄。1979-80年，該所排印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下三冊，作為「內部發行」資料，禁止攜帶出境。可是不久就流出了大 陸。1982年10月，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率先參考該書並配合多年來搜集到的胡先生函札，開始發表並作註釋，以〈從遺落在大陸暨晚年書信看胡適先生的為 人與治學〉為題，連載達兩年之久。遠景出版事業公司也在同年12月趕印梁錫華博士選註的《胡適秘藏書信選》正篇及續篇。可見海峽兩岸對胡先生函札重視之一 斑。
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耿雲志教授主持下，將所藏胡先生的文稿及書信等，編印了42大本《胡適遺稿及秘藏 書 信》，均照原稿影印，由黃山書社出版。其中第18至42冊，全係書信。在這25本中，共收錄胡先生致他人的信近六百通，他人致胡先生的信五千四百餘通。 1996年，耿雲志又與歐陽哲生教授合編《胡適書信集》上中下三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排印出版，只收錄胡先生寫給別人的信(英文信除外)，計1,644 通。
胡先生的函札，雖然經過上述多次輯印，仍不免有所遺漏，如與胡先生通信較多的楊聯陞(蓮生)院士所藏胡先生的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遠在1975年12月1日，楊先生致函中央研究院錢院長思亮先生云：
晚 學於週前檢出胡適之先生在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以後十餘年間寄晚學之信數十封，共一百六、七十頁，正請哈燕社漢和圖書館代製 Xerox 副本，希望數日內可以作好，擬請〔余〕英時兄帶上一份，請院長帶回南港，轉贈紀念館收存。此等函件，多數討論文史，原可公開，但亦涉及當時縮照影印我國善 本書之計劃(進行不甚順利)，又提及國內學者有需要「美援」情形，在今日發表，似不相宜，敬請轉告紀念館不必影印流佈。此外，應尚有十數封(其關於自搏自 撲之信，已在晚學補論中印布)〔按：即1962年9月3日所撰〈道教之自搏與佛教之自撲補論〉一文，請見本書附錄。〕一時不易搜齊(因與其他師友函件混在 一處)，將來再複製補寄(信中處處可見胡先生獎掖後進之深情，故原信仍擬由晚學保存，以為個人紀念)。
錢院長於1976年3月8日函復楊先生後，即將複製本一份連同附冊交本館庋藏。
十年後，1986年10月20日，楊先生為整理胡先生手稿事答復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函中有云：
函札之應否發表，依情依理，似應由收藏者決定，晚無出售駿馬骨之想，亦曾將胡先生手書一七六頁(一九四三─一九五八) Xerox 一份，請錢思亮院長帶回贈紀念館收藏，一份贈余英時教授，自存原件。
從 這兩封信中，楊先生無意藏私、視為獨得之秘的磊落胸懷，躍然紙上，令人敬佩！ 這批珍貴的函札，一直由本館妥為庋藏。近二十年來，本館對於刊布胡先生手稿之工作，不免有些停頓。本館前主任王志維先生以健康關係數度請辭，於1993 年7月底獲准。我奉吳大猷院長之命自8月起兼理館務，由於平素對於胡先生之著述涉獵不多，故對館中典藏情形，一時未能進入情況。
1995 年11月30日，館中同仁趙潤海先生找出楊先生所贈送的信件影本一帙，來商可否刊布？經再三衡酌，認為這是一批有系統而較完整的史料，一代學人如 此珍貴之墨寶及論學之重要文獻，不宜再任其長期封存下去；本館雖職司典藏，而史料流布更為重要。乃決定予以出版，廣為流傳，以供學界參考。至於楊先生致錢 院長函中所述之顧慮，由於時日已久，似已不復存在。於是即請趙先生著手整理。
楊先生處尚有十數封胡先生 的信，未能同時檢出，曾答應錢院長「將來再複製補寄」，惟迄未寄來。1990年11月16日，楊先生在美國遽歸道山；而我與楊夫人繆珍女士向未謀面，自不 便冒昧函擾，乃於1995年12月29日函請余英時院士代向楊夫人探詢此十數封書札之下落，盼能檢出惠贈一份，藉成全璧。同時也說明擬影印出版的構想，藉 代徵求其同意。
1996年7月4日，余院士自美返台出席院士會議，親自帶來楊夫人找到的十數封信，當面交給我，謂此信太珍貴，不便 郵寄，若有洪喬之誤，將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其維護史料安全之盛情，令人感佩！而楊夫人無條件的將原件贈送本館，尤為銘感。 聯合報張作錦社長自余院士處獲知此項消息後，對於兩位先賢之手札至為重視，立即表示願由該報斥資承印。本館經費拮据，張社長之盛意，將可解除印刷費方面 的困難；在報請本館管理委員會呂主任委員實強教授同意後，遂積極展開工作。張社長委請資深記者王震邦先生協助安排編印事宜。王先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深所 感謝！
胡先生遺留在北平寓所之函件中，有楊先生的29封，已收在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8冊中，由於影印效果不佳，特商請耿教授就原件拍攝照片寄下，特此申謝。
楊 先生於1975年所贈胡先生函件，均係影本，有些墨跡太淡，不夠清晰，特再懇請楊夫人、余英時院士、及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博士代為追尋原函下落，惟均未 能覓得。謹對三位敬致深深的感謝。 在編輯過程中，本館同仁除趙潤海先生外，又請萬麗鵑、柯月足、徐靜華三位小姐共同加入編輯工作；除逐一清查本館現存檔案外，對於任何可能藏有或發表兩人 來往書信之報刊雜誌，分頭去『動手動腳找東西』；並一遍一遍的校對釋文，於必要處酌加註解。整理名人函札，不能不慎重將事，往往為了一個人名、書名、或篇 名，不知道跑了多少次圖書館，而擅長利用電腦的柯小姐，更不時上網查尋。經過他們幾位的通力合作，雖然仍有些無法覓得，可是已較楊先生當初贈送本館時，在 數量方面增加了二、三倍，確屬難能可貴。在即將付梓之際，特別對他們一年多來的辛勞，表示衷心感謝之枕！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陶英惠謹識
199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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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按: 這第一篇可能嚇走許多人
胡適在1943/6/23 寫一篇 曹魏外官的"任子"制 (外官送兒子去作押品之制) 參見年譜長編 頁1807-08第一篇
1. 楊聯陞致胡適(1943年10月26日)
胡先生：
上禮拜給您寫了信以後就忙考德文。現在一個學期完了，休息幾天，所以又把筆提起來。
《食貨》半月刊一卷八期(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何茲全跟楊中一的〈質任解〉，何君的文章說：《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咸寧三年「罷」及「降除」質 任。梁任公《中國文化史講義》說「質任蓋如後世投靠賣身之甘結」，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讀書雜誌論戰》第四輯)說是部曲對領主的服役與盡忠的誓 約。北大《史學周刊》第六期，楊中一發表〈質任之一解〉誤謂「質任蓋為部曲對於領主服納的租役」，何君在這裡改正他，引《吳志》〈陳泰傳〉「聚羌胡質任等 寇偪諸郡」，〈孫權傳〉「並徵任子」(《魏志》〈王觀傳〉也有)，「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為任子」，〈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責權質任子」，《晉書》 〈李流載記〉「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慕容暐載記〉「上黨質子五百餘家」，〈劉聰載記〉「皆送質任」，又「運疋任子於陰密」，證明質任是人不是 物。楊君也寫一短篇，承認何君的說法，又舉《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蜀志》〈霍峻傳〉注引《襄陽記》都有「任子」，《魏志》〈武帝紀〉、《吳 志》〈孫亮傳〉，《蜀志》〈先主傳〉單用「質」字，《吳志》〈諸葛瑾傳〉注引《江表傳》，〈霍峻傳〉引《漢晉春秋》都說「委質」，《魏志》〈明帝紀〉注引 《魏略》文帝與孟達書「今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開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質任。卿來相受，當明孤意，慎勿 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說明「示恩」是罷除質任之一因。這些材料恐怕一大半您都引過了。
這個禮拜 Wittfogel妇在這兒講幾點鐘，我還沒去聽，昨天下午碰見他，一塊儿在校園裡繞了兩個灣[彎]兒，他說講中國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國維、郭沫若专的文 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類不可不知。我說這些知識，對於中人以上的史學系大學生，不過是家常便飯，無甚希罕。他似乎覺得奇怪。我想這 我沒有「吹牛」。我又告訴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過妄用是很危險的。他講的東西，大概也是概論性質，明天也許去聽一聽。
有時候想起自己的論文，系裡的規定是以翻譯為主。可是很難找適當的材料。想譯《宋史》〈食貨志〉的一部分，全譯太長又似乎沒有意思。您想自漢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麼相當重要而不甚難譯又不甚長的東西嗎？(比方〈徽宗紀〉，要譯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頭緒太紛繁了)
敬請
道安
學生 楊聯陞[1943年]十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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